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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間隧道的光芒——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
穿越時間隧道的光芒——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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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魯迅無疑做出了最為偉大的貢獻,這是因為他所闡述的許多見解,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了整個中華民族對于人類先進文化的努力追求,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先進文化,必須深刻地認識和掌握整個世界向前演變發展的規律,進而去思考和謀求廣大民眾如何能夠獲得完全與徹底的解放,過上一種合理、健康和幸福的生活。魯迅最為杰出的表現,正是在于他整個的思想軌跡,始終保持在極端深刻的高度;與此同時魯迅還畢生都燃燒著對于廣大民眾強烈的同情和深沉的摯愛,在觀察任何問題的時候,總是從保障他們根本利益的視角出發,具體地提出促使廣大民眾真正獲得解放的正確途徑。
  魯迅極端深刻地致力于對中國的歷史與未來進行整體性的思索
  大凡真正稱得上是深刻的思想家,總會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淵博知識,全面系統地思考許多關于社會人世的帶有根本性質的重大問題,啟發人們高屋建瓴地去觀察和解決所面臨的矛盾,而決不會玩弄與炫耀一些知識的碎片,或者是沉溺在細枝末節和境界低下的爭論中間,非常熱衷地以此來誤導大家的興趣,使之沉溺于平庸、瑣屑和無聊透頂的氛圍里面。魯迅畢生都反對這種茍且偷安的“‘尋開心’,說的時候本來不當真,說過也就忘記了”(《“尋開心”》),而總是嚴肅認真地啟示整個民族,在面臨此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時,必須尋覓和找出具有關鍵意義的“本柢”與“真諦”來,正因為“有源者日長,逐末者仍立撥耳”,所以他堅持“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科學史教篇》),只有不怕艱難地抓住了這種“本原深而難見”的“根本之圖”(《文化偏至論》),才有可能真正地去解決所有存在的問題。像魯迅所堅持的這種思索的線索與渠道,及其所提供的若干有利于認識整個世界的方法論的啟迪,必定會影響著大家也去做出種種獨創與深刻的探討。
  魯迅畢生都思索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與未來前途,焦灼而又無畏地呼吁著要改變長期以來專制王朝殘暴的統治方式,闡述和控訴著此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等級特權為基石的社會體制,只能造成整個生活的停滯和民族精神的衰退。他引證《左傳》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生動描繪,指出整部中國歷史就是這樣“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燈下漫筆》)。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重要的特征確實在于長期都維護與鞏固自己從中誕生的等級特權體制的社會結構,以及矗立于其頂部的皇權主義的統治方式,因此就必然會散布出麻醉與虐殺廣大民眾思想與精神的作用。正如魯迅所說的,“這文明”“早使中國一切人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將來”(《燈下漫筆》)。此種以嚴格的等級特權為基礎的專制皇權的統治方式,在歷代統治者和御用文人們的庇護與強化底下,獲得了鞏固的確立與滲透,牢牢地支配著我們民族的精神世界,使得大家既處于被奴役的地位,卻又有奴役別人的機會,因此就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從而都其樂融融地沉溺和陶醉在這種等級森嚴的氛圍中間,加劇了民族精神長期都無法改變的墮性。
  正是在此種傳統的思想文化氛圍中間,“圣人和圣人之徒”規定了整個社會生活的秩序,“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廣大的民眾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卻受盡奴役和蹂躪,“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燈下漫筆》)。正是在此種殘酷得趨于十分畸形的社會結構中間,“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病后雜談》)。魯迅在對于中國古代歷史不斷的深刻的觀察與剖析中間,愈益發現了處于最底層的廣大民眾,其命運是最為悲慘的。
  此種對于中國歷史的整體性的思索,實際上正是他致力于考察與分析全部客觀事物根本動因的收獲,這也正像馬克思所說的,“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魯迅從青年時代就開始關注著這些有關的根本和重大的問題,明確地指出人類任何一種活動的關鍵,是在于“尋其根柢”,“蓋末雖亦能燦爛于一時而所宅不堅,頃刻可以憔悴”(《科學史教篇》)。而在人類的全部歷史進程中間,最為重要的“本根”,正是在于他一再闡述過的“立人”的課題。人是推動歷史與文明向前發展的最終的動力,因此“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舉”(《文化偏至論》)。如果人們沒有在思想文化素質方面的大幅度的提高,確實就很難完全地去改變那種殘酷的歷史,實現經濟、政治與文化體制的徹底變革和重大發展。魯迅這種深刻的觀察與分析能力,以及像這樣發表出來的思想見解,震撼著多少代人們的心靈,真是太值得我們體察和借鑒了,如果人們都能夠達到這樣深刻的思想水準,純熟地把握住歷史的往昔與未來,那么我們整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就一定會獲得極大的升華,這樣的話又能夠群策群力地做出多少輝煌燦爛的事業來啊!
  魯迅在20世紀初期以“五四”為標志的那場啟蒙運動中間,提出過不少振聾發聵的思想主張,不僅于同時代的先驅者里面顯得分外的巍峨挺拔,甚至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也完全可以說是異常卓越和輝煌的。他的這些見解對于本世紀中國思想的歷程,已經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卻還遠遠地沒有發揮完畢。這是因為相當多的人們,對他那些思考民族命運和提高大眾精神素質之關鍵所在的見解,還顯得十分的陌生,并未獲得廣泛的知悉與理解。而如果能夠將魯迅這些杰出的思想見解,有效地傳播和擴展到廣大的人群中間去,讓更多人的精神境界也逐漸提高到這樣的程度,那么我們整個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質,不也就可以遠遠地超越那種滯后的狀態了嗎?這確乎是有待于在21世紀中獲得更好地完成的。
  魯迅對于廣大民眾的強烈同情和深沉摯愛
  魯迅對于廣大的民眾確實洋溢著一種強烈的同情和深沉的摯愛,正因為關心自己民族千百年來受盡壓榨、奴役、蹂躪、禁錮和麻醉的命運,才會如此執著地致力于對中國歷史進行整體性的思索,找出問題的關鍵是長期以來專制王朝的統治所造成的愚昧與奴性習氣的蔓延,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迅速前進,而最為有效和徹底地改變此種情況的途徑,是必須沿著人性解放的道路,讓人們獲得平等、自由與獨創個性的發揚。魯迅這些杰出的思想見解,由于在20世紀之內還沒有能夠很好地獲得廣泛的認同,所以應該在21世紀繼續發揮出重大的作用。
  魯迅在觀察與分析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時候,總是將廣大民眾生存的狀態、命運與前途,作為自己進行闡述的出發點,從中得出引人深思的結論。譬如在1924年11月初發生的前清遜帝溥儀,被馮玉祥所指揮的國民軍驅逐出宮的事件,無疑是一樁應該加以稱頌的正義的行動,但當時卻還有多少愚民愚婦們關心著已被廢黜的皇室的安危。魯迅針對此事發出了深深的感嘆,“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華蓋集·通訊》)。這個王朝榨取了多少的民脂民膏,被推翻的龍子龍孫們還依舊過著奢華淫逸的日子,這是多數的民眾在夢中都無法想象的。他們絲毫都沒有關心過平民百姓的命運,為什么還有蕓蕓眾生要如此虔誠地惦念著他們?魯迅痛心疾首地感嘆著他們的麻木與愚昧,真所謂是“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期盼著他們能夠不斷提高自己應有的覺悟,擺脫此種奴性主義的狀態,掀翻困厄與痛苦的生活,為此他終生不懈地發出了呼號。
  像魯迅這樣的思想家才真正值得引起整個民族的尊敬和驕傲,而那些諂媚帝王權貴和藐視底層廣大民眾的作家,在他們洋洋灑灑和鋪錦列繡的篇章中間,總是透露出絲絲縷縷的宣揚奴性崇拜的氣味,這其實是一種十分可卑的行徑。令人担憂與憤懣的是像這樣含著毒素的罌粟花,卻往往能夠迷惑和戕害不少天真幼稚的讀者與觀眾,讓他們永遠沉溺于麻醉和昏迷的精神狀態中間。而廣大的民眾如果永遠像這樣渾渾沌沌和無所作為,不能發揮出自覺的公民意識來,那么想要在21世紀中消除壓迫、欺詐、搶掠和西方霸權主義屠戮的行徑,讓人類生存的環境變得更為自由和平等、更有道德以及更為和諧與美好的目標,就難于得到普遍的實現。
  怎樣才能夠敏銳和準確地鑒別什么是有益或有害的作品呢?最為關鍵的一點是要深切地感受與把握它們對于廣大的民眾究竟抱著何等樣的態度?魯迅正好是在這方面給予了我們最為強烈的啟迪。在一部漫長和悠久的中國文明史上,曾經出現過多少關懷民眾,以及為了整個民族的福祉而獻身奮斗的偉大人物。魯迅繼承和發揚著他們這種美好的情致與理想,還盡力向著一種高曠與深邃的精神境界升騰。像他在《長城》里所吟詠的“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就可以說是遠遠超越了當今許多人們對此的認識。我們在許久以來總是將長城這巍峨雄壯的建筑,當成自己民族的象征,從而引為一種極大的自豪,像這樣的想法無疑是完全準確的。然而魯迅在70多年前所發表的見解,比起我們的看法來明顯是深入了一大步。他也由衷地稱贊著長城不言而喻的“偉大”,卻又對此發出了深沉的“詛咒”,這又是什么緣故呢?原來它“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帝王和大臣們發下筑城的號令后就一身輕松了,守城的將官們將可以從中獲利和升遷,最為可憐的是處于底層的勞苦大眾,日夜都在沉重的折磨與兇狠的皮鞭底下,打發悲慘的生活與迎接死亡的來臨,然而由他們所筑起的長城,卻從來也阻擋不住異族軍隊的入侵,真是斫喪了萬千人的性命卻依舊徒勞無益。深諳歷史和悲天憫人的大思想家魯迅,在觀察和分析一切問題的時候,總是在衡量著類似這樣的舉措,究竟是否符合抑或損害最底層和最廣大民眾的利益。
  魯迅還曾感嘆于自己“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燈下漫筆》),感嘆于“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然而“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面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有舐”(《馬上支日記》),其間的懸殊實在太巨大了,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都是炎黃子孫,都是父母所生,何況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家都已被號稱為平等的公民,竟還保存著如此天壤之別的生存狀況,確乎是太不合理了。魯迅異常堅定地站在廣大民眾的立場,充滿了歷史的正義感和責任感,面對廣大民眾的苦難生活而大聲疾呼,還從強烈的對比中譴責那些盤剝民眾的家伙所過的奢侈淫逸的日子。魯迅這種同情與熱愛廣大民眾的博大胸懷,跟他自己憎惡和唾棄專制王朝統治的精神,是相輔相成地融合在一起的。魯迅從物質與精神這兩個層面,深刻地揭示出專制王朝的統治者對于廣大民眾所施行的剝削、蹂躪、禁錮與荼毒,鑄成了廣大民眾肉體的痛苦與心靈的創傷。盡管如此,他還又滿懷信心地闡述著中國的“國民性”,“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
  正是出于支撐自己民族進行著艱苦搏斗的強烈的責任感,促使魯迅為此而堅持不懈地貢獻出自己珍貴的一生,誠如他十分謙遜地表白的那樣,“自問數十年來,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時時想到中國,想到將來,愿為大家出一點微力”(1934年5月22日致楊霽云信);“凡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總希望(并非為了個人)能夠略有幫助”(1936年8月2日致曹白信)。這種對于中國廣大民眾全身心的關切與摯愛,就必然會形成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讓“中國大眾的靈魂,反映在我雜文里”(《準風月談·后記》)。正因為他既深刻地理解了歷史的本質,又全身心地為著廣大民眾而獻身,像這樣自覺地處于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境界上面,自然就會心心相印地跟謀求推翻腐敗與暴虐的國民黨政權、爭取實現民族解放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刻的聯系和動人的友誼。如果我們今天都能夠更好地領略與貫徹魯迅如此熱愛自己民族的精神,為謀求廣大民眾的幸福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那么我們國家的前景肯定會變得更為輝煌燦爛。
  魯迅關于人性解放的主張
  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專制王朝統治下那種殘酷而畸形的歷史面貌,魯迅認為最為有效的辦法應該是將廣大的民眾從被他們所扭曲和凝聚而成的奴性主義狀態中間解放出來,“合理的做人”,“成一個獨立的人”和“覺醒的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整個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步伐,正是通過人性解放的艱苦努力之后所得出的結果。
  魯迅從青年時代就開始致力于思考廣大的民眾如何才能夠確立自覺的意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從而將自己的國家推向輝煌燦爛的前程。針對著晚清時期“興業振兵”和“立憲國會”這樣的一些主張,他堅持地斥之為“抱枝拾葉”,甚或是為了“遂其私欲”,而認為根本的問題是“首在立人”。他在當時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了,“歐美之強”的“根柢在人”,因此強調“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文化偏至論》)。如果在一個國家之內并未做到充分地“立人”,并未發揮出人們處于平等氛圍中間的自由與獨創的精神,“興業振兵”與“立憲國會”這樣的措施,肯定也是無法獲得完滿的實現的。而只有在經歷了充分與完整地“立人”之后,人們的素質都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能夠自由與獨創地發揮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得以站立在整個世界的前列,去積極地“角逐列國是務”,這樣才有可能翱翔于整個世界的頂空。
  魯迅還進一步闡述了“立人”的關鍵,是必須“尊個性而張精神”。從真正能夠稱為萬物之靈的“人”而言,就應該都能夠在一種合理、健康和有序的體制中間,充分地發揮出高度的聰明才智與獨創個性來,而絕對不能夠只由某個獨裁的帝王來發號施令,億萬的人們卻只能匍匐在地,點頭稱是,歌功頌德,高唱入云。像這種生存狀態底下的“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虛假與空洞的符號而已。魯迅正是根據自己“立人”的想法,又合乎邏輯地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破惡聲論》)。如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個性,都獲得了健康與美好的發揚,都充分地實現了個性的解放,獨立的人格和價值就必須受到應有的尊重,獲得積極向上的表現,那么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提高和升華整個社會群體的思想與精神,既具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又掌握完整的法律意識,自然就成為一樁水到渠成般的事情了。而如果是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人們都深受壓榨與蹂躪,滯留于精神狀態的麻木與愚昧之中,當然就無法出現“群之大覺”的局面。
  魯迅概括出來的這個深刻的命題,無疑是包容了西歐文藝復興以及啟蒙運動以來最具有根本意義的內涵,也十分契合于馬克思、恩格斯所總結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如果沒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不能實現“人各有己”,大家只像應聲蟲似的生長與蠕動著,不加思索地服從來自上峰的命令,像這樣糾合而成的集體,就絕對說不上會有什么真正的集體主義。真正的集體主義必須充分和有序地發揮出每個公民的思想與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冒充的”和“虛幻的集體”所作出的嚴肅批判,在這方面是極有啟發意義的。大聲呼喊著“集體主義”的口號,卻阻止人們獲得自由的發展,不讓大家去做到“人各有己”,那就必須是延續著專制王朝統治的一種法術。遠在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黃宗羲,早已揭露了專制王朝統治的暴政,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訪錄·原君》)。假借“大公”的美名是很容易做到的,連德國納粹黨的頭目殺人魔王希特勒都是這樣標榜自己的,卻無法改變專制帝王自私與殘忍地統治人民的本質。廣大民眾的根本出路是必須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做到“人各有己”,在人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基礎之上,再形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的社會群體的“大覺”,這樣才有可能促使整個國家獲得真正的前進和發展。
  魯迅在青年時期所提出的這個杰出的命題,確實是抓住了整個中國奔向現代化的根本關鍵,他畢生都為此而進行奮斗。譬如于“五四”啟蒙運動中所提出的“成一個完全的人”(《隨感錄·二十五》),“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四十》),認為“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堅壁清野主義》)等等,都是此種主張的進一步的發揮。他所主張的“改革國民性”(《兩地書·八》),也正是為此而從事的具體措施。而在他后期的思想生涯中,由于熟悉、服膺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就又提出“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關于婦女解放》)的主張,這與“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此種清醒與通暢的思想邏輯,相輔相成而又十分完滿地結合在一起,就達到了一種嶄新的辯證的境界。人性的解放必然會促使社會的解放,而社會的解放又必然會進一步促進人性的解放,這樣才得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集體主義。當我們的整個民族正為著創造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美好的精神品質,為了追求和實現人類最先進的文化而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時,人性的進一步解放和獲得升華,必將成為21世紀歷史進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在中華民族進入21世紀的宏偉征途上,魯迅許多深刻的思想主張,確實都是異常寶貴的精神遺產,值得我們嚴肅認真地去進行分析、研究與借鑒,而決不應該很輕薄、浮躁和棄如敝履似的對其任意貶抑,否則不真就像屈原在《卜居》時所說的那樣,成為“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般驚心動魄的墮落行徑了嗎?這是應該引起我們充分地加以注意和改善的。
《中國文化報》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非20012001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 林非 作者:《中國文化報》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非20012001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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