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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中國文化的群體差異及其變遷
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中國文化的群體差異及其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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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丙中 1978年至1993年先后在湖北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師范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在北京大學做博士后研究。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1996年獲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從1990年開始在湖北、遼寧、青海、廣東、海南、內蒙古、黑龍江、西藏等省區做有關城鄉關系、民族關系、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變遷的調查。已出版的著作和譯著有《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反文化》等5本以及學術論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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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文化內部的急速分化已經造成文化領域阡陌縱橫的局面,其內部差異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認知。我們可以根據淵源差異劃分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據時代性質劃分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根據價值體系和社會勢力的差異則可以區分為主文化、亞文化和反文化,此外,按照群體差異劃分為精英文化、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
  以社會群體為依據劃分中國文化的內部差異的三分法是進入九十年代后才流行起來的分析范式。這種三分法最初是在民間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有學者概括說,傳統社會的中國文化有三個干流:它們是統治階級的上層文化、市民的中層文化、底層的民間文化即廣大農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1〕長期以來,一般人文學科的學者習慣談“文化”, 對文化背后的群體差異忽略不計,知識分子理所當然是文化的運作者,其他群體的文化顯得無足輕重。九十年代的文化事實(民間文化的復興、大眾文化的崛起)使上述三分法成為普遍的范式,只是相應的概念調整為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民間文化。
  中國文化的群體差異在現當代史上經過了大起大落的三次變化,并呈現為四個階段。其一,盡管中國文化的群體差異是長期存在的,然而士大夫文化在公共領域占據著絕對優勢。在傳統社會,雖有民間文化一直在百姓中代代沿襲,形成于唐宋的市民文化在明清也頗為興盛。但是,文化領域始終是士大夫的一統江山。雖然文化已經三分,可是,在文化權力上并非三足鼎立。其二,在近現代史上,精英文化的變化最為劇烈,其間完成了從士大夫文化向現代知識分子文化的轉換,五四運動就是這一轉換的社會儀式;市民文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民間文化一如既往地在桑間濮上和禾場祠堂流傳。精英文化勉力維持著從士大夫手上繼承下來的文化霸權。其三,在當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整合運動根本改變了文化三分的局面。三分的群體文化被改造為一體的全民文化。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削弱群體之間的差異,建立普遍的“同志”關系;另一方面肅清思想文化上的異己(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毒素),通過接二連三的運動、無休無止的會議,加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占領舞臺,使全體人民在所有公共場所擁有共同的文化。文化的群體差異只停留在靈魂深處。事實上,“靈魂深處鬧革命”并不成功,推進文化一體化的文化大革命一經否定,舊有的格局又逐漸恢復起來了。于是,中國文化的群體差異進入了我們目前面對的第四個階段。
  一體的全民文化是以全民相當程度的同質性為前提的,又是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近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和社會分化自然使中國文化又回到了三分的格局。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發展資源主要是社會主義革命前的文化遺產,其生長機制側重于恢復;大眾文化也借重早先的市民文化,但是,它的勃勃生機在于與國外文化和先進科技的接軌,其生長機制側重于移植。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三分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先是精英文化的主導地位被動搖,大眾文化與之分庭抗禮,并旋即躍居優勢地位。這種變化的意義是極其深遠的。文化領域出現了多個主導力量,不同的文化群體擁有不同的價值尺度和追求目標,它們通過互動(爭奪國民)在公共領域重新分配話語權力從而在社會生活中重新確定各自的位置的過程愈加復雜。文化領域也因此變得愈加熱鬧。
  精英文化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人文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會為其設置專門職業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識分子,這里的文化也就限于他們的職業活動及其成果。文化有三大部分,即作為社會群體的世界觀、信仰、倫理道德、審美意識、歷史記憶等構成的人文生態,作為人際溝通和群體認同的象征符號系統以及在特定時期形成的社會心態和氛圍,作為信息和知識等構成的科學技術。精英文化屬于第一部分而直接牽涉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相對分開。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
  精英文化在精神上與傳統的士大夫文化一脈相承,承担著社會教化使命,發揮著價值范導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會確立一種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義盡在其中。傳統社會的士人居“四民之首”,是經典和正統的解釋者和傳播者,從担當塾師到侍讀侍講,為百姓師,為帝王師;不僅用“道統”控馭“政統”,而且直接參與政權,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胸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所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仕途上追求出將入相。十九世紀末,士大夫文化的社會權威趨于全面崩潰,現代知識分子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階層,致力于傳播、創造新文化,五四運動成為這一新文化的誕生儀式。中國社會的主導文化至此從士大夫文化轉為知識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謂的精英文化。知識分子全面繼承了士大夫的社會角色和身份,負責向全社會提供精神文化產品,享有解釋歷史、評議現實的職業特權,參與對于意識形態的注解和宣傳,向民眾灌輸社會理想。國家、政黨或抽象而言的社會通過他們壟斷傳播媒介,確立價值尺度和審美趣味的標準。總之,他們處于文化舞臺的中心。
  近些年的社會變化對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以精英文化為民族文化代表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警告:我們離“文化沙漠”已為期不遠!在商品大潮的沖擊之下,八十年代以來精英文化的繁榮景象正在一天天衰褪消失。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像魔法一樣使得幾十年形成的支撐精英文化的體制處于土崩瓦解狀態:嚴肅的交響樂被輕音樂和搖滾樂所替代;國家一流的芭蕾舞劇院和歌劇院虧損嚴重甚至連生存都難以為繼;藝術故事片的拷貝發行不出去,已經創下零拷貝的記錄,電影廠不得不入時隨俗趕時髦;學術著作和純文學作品的征訂數字使此類書籍難以出版,“出版難”已是知識分子公認的事實。文化熱點已全面轉移:打開電視,收視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輕喜劇和娛樂片;大街小巷充斥著燈紅酒綠的歌廳舞廳;舉國上下都在玩唱“卡拉OK”。可以說,精英文化陷入了根本危機。
  八十年代末期以來,精英文化自身的品質和社會聲望可謂一落千丈。有學者指出,精英文化大部分已滑向商品化、平面化和無主體化,由此已造成精英文化的思想貧血和精神萎縮,以及整體素質和水平的大幅度下降。〔2〕我們很難說,這就是低谷。精英文化急劇“沉淪”、 蛻變的種種表現大致可以概括為下述五個方面。
  其一,在學術文化方面,一方面是學術著作難以出版,另一方面是粗制濫造的東西充斥書店和書攤,其結果是學術文化質量的大幅度跌落。有人甚至認為人文學術內在的生命力已經枯竭。其鐵證是長期以來人文學術界一直提不出真正的問題。學術界經常出現這樣的尷尬局面:問題在大陸,提問在海外;現象在大陸,解釋在海外。其實,海外傳來的問題也好,解釋也好,總的來說與中國的現實還是很隔膜。這些年知識界爆炒過多少“主義”和“‘后’主義”,像玩走馬燈似的。它們大多是紙上談兵,隔靴搔癢,自然也就成了過眼云煙。一些實際上膚淺平庸甚至明顯不通的東西,只要是“舶來品”,就會有人捧場,根本顯不出中國學者的獨立精神。我們連問題都需要從外面輸入,可見我們的思想是何等的貧乏,我們的研究是何等的不著邊際!學術研究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不可能獲得期盼的社會地位。
  其二,在政治文化方面,知識分子未能就建設公民文化做持久的努力,政治態度忽冷忽熱,搖擺不定,一直沒有新的建樹。在八十年代,知識分子從強調精英意識開始覺悟到自己的獨立性,高張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民主與科學,積極從事文化啟蒙,不遺余力地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有力地鞏固了追求現代化的思想路線。精英文化以切實的社會功能使自己居于社會的中心位置,牽動著民眾的情緒,在思想上發揮著帶頭作用。那種舉國一心奔“四化”的大好形勢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建設是分不開的。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對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離,對現實中的重大問題,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觀,缺乏應有的關懷。這不是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應有的政治情懷。這顯然有損于國家現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凝聚力。知識分子遠離政治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意味著自動放棄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
  第三,在哲理文化方面,功利化和實用性要求淡化了哲學應有的形而上品格。有學者指出,由于人文精神意識的逐漸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與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內在的支撐和動力,使得終極關懷遠不如現金關懷那么激動人心。社會上流行的是“性而上”和“星而上”。哲學的形而上品格主要體現在對人的命運、人的存在方式的終極關懷與思考。在社會和文化的急速變動中,原有的社會關系被打亂,在生活與存在中原先較為確定的位置動搖、變遷,隨之出現的恐懼感、壓抑感、危機感、失落感、空虛感,當代哲理文化理應以此作為課題,卻因為實用化傾向,明顯糾纏于實際生活領域的應用,而忽視了對人的終極性關懷。精神貧乏和思想混亂已成為一種時代病在全社會蔓延。五花八門的宗教和民間信仰趁虛而入,大有回歸明清之勢,真使人有“今夕何夕”之嘆。
  其四,在倫理文化方面,原先規范人們行為的道德體系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被連根動搖,新的有效的道德價值觀念與體系尚未形成,知識分子除了感嘆世風日下之外無所作為。即使是在這樣一種倫理觀念混亂,道德失范的狀況下,竭力推進倫理文化建設的也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更何況響應者寥寥,終究難成氣候。如今知識分子的言論已經喪失八十年代的那種號召力和感染力,靠他們重建中國倫理文化大概是下個世紀的事了。有些重大問題也不是倫理本身能解決的,例如無孔不入的腐敗現象,根子還在制度。
  其五,在審美文化方面,精英文化對永恒持久的審美卓越性的追求一再受挫,在文藝界是庸俗作風和消費意識甚囂塵上。美學理論的日益泛化、實用化、生活化已經淹沒了精英文化固有的藝術精神和審美趣味。藝術文化的一部分由通俗化轉為媚俗化或庸俗化,藝術欣賞轉向純粹的娛樂與消遣,等而下之的則追求感官的刺激與滿足。不是審美,而是審美以外的商業價值成為藝術的最高標準;不是精英內部,而是市場或大眾成為藝術的評判人。高雅的文學藝術由自律轉為他律,它們保持自身特性(純潔性)的自由度就非常狹小了。
  導致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近幾年變得不可一世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又被稱為通俗文化、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還被一些人貶稱為平庸文化、快餐文化。杭之界定說,大眾文化指“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透過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等大眾傳播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的特征是它主要是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因而它有著標準化和擬個性化的特色”。〔3 〕大眾文化的社會憑借是商業霸權的建立和以都市為中心的消費社會的出現、大眾傳媒(如電影、電視、電臺、報紙、雜志等)的發達。大眾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為:通俗的(為廣大群眾設計的)、短暫的(短時間解答的)、可消費的(容易忘記的)、年輕的(面向青年的)、機智詼諧的、詭秘狡詐的、性感的、有刺激性和冒險性的。這些特性與其社會憑借相結合,大眾文化對消費者來說是便宜的、便捷的即少花錢不費神的文化享受,對制作者來說是大批生產的大生意。因此,大眾文化能夠吸引大量的投資和大量的顧客,成為一種潛力無限、前途無量的產業。民眾和金錢,現代社會最強大的兩種力量,在此喜結良緣。其中無疑包含著“試看天下誰能敵”的潛臺詞。大眾文化就這樣借助商業霸權和社會多數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權。
  大眾文化在本世紀的發展經歷了從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過程。在前半個世紀,大眾文化的形成主要靠沿襲市民文學、發揮民間文化、移入外來通俗文藝和娛樂形式,吸收了許多知識分子,并在一些時期得到了精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新文化運動對平民文學的肯定,四十年代全國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化的討論、解放區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形成的路線都促使精英人物懷著高尚的目標幫助發展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精英文化樂于接納、善意扶植的支流。在后半個世紀的前半段時期,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設定的渠道內合流了。文化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是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分歧當然就不存在了。這段時期結束后的開放政策使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又分道揚鑣,此時國內外的社會條件都對大眾文化的發展更有利。境外大眾文化(港臺、美國、日本)的實力已經相當雄厚,它們隨著國內傳播媒介的快速普及像洪水一樣洶涌而來。國內熱衷于仿制的人趨之若鶩,很快就學會制造流行和時髦了。在這一期間,大眾文化的引進和發展一直受到精英文化品頭論足式的批判,大眾文化的制作人對精英人物的意見多有顧忌。等到進入九十年代,恰逢精英文化一蹶不振,大眾文化趁虛而入,順利地占據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現在,大眾文化開始堂而皇之地確立社會聲望了。我們看到的表現之一是個中人自信他們的作為是順應時代的事業。《廢都》的作者賈平凹毅然從精英文化的隊伍里反叛出去,頗能說明大眾文化在其心中的地位。《中國工商時報》(1994年8月27 日)采訪據說已發行近百萬冊的長篇小說《騷土》和《畸人》的作者老村,他說,暢銷書是作家與商品生產的一個最有效的融通,因此暢銷書可簡單概括為制作之書。中國大陸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文化上的制作時代也已跟著來臨。工業社會需要消閑與娛樂。當作家再也不是社會某種集團力量的代言人時,就變成社會的故事講述人。影視界已成功地走在前面,文學界理當后起直追。表現之二是大眾文化已經深入人心。“卡拉OK”空前普及,“JJ”之類的迪士科舞廳十分興隆,玩得練達、地道的人無計其數。1995年馳名世界流行樂壇的老牌勁旅瑞典人—洛克塞特演唱組在首都體育館演出,近三分之一的人大聲跟唱,情景壯觀。他們在歐美也不會有更好的知音。表現之三是從事大眾文化的“大腕”、明星、名家獲得很高的榮譽。對各種“星”的仰慕或愛戀已成世風,自不待言。近來精英文化的首席代表王蒙也開始肯定穩坐大眾文化第一交椅的王朔(見《東方》1995.3“話說王蒙”),這是否標志著精英文化界嘗試與大眾文化界分享社會榮譽了?王朔對此大概只是一笑,但是,它卻是大眾文化近些年的輝煌實績的一個標志。現在可以說,誰能制造流行,誰就能收獲金錢和榮譽。
  民間文化是一定群體內自發流傳并習以為常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精神文化產品,它有下述屬性:不記名,非職業的,也就沒有誰能從中博取金錢和名譽;與特定情境相聯系,不包含情境外的功能,就是為情境中的人及其活動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尤其是風俗習慣、象征符號,是悠久的傳統。民間文化又被稱為民俗文化(都是指folk culture)、鄉土文化(在中國,它是在鄉土社會定型的)、口承文化(因為它主要是通過口頭語言和人際交往傳播的)。民間文化雖然也有新內容不斷產生,但是,它在總體上是歷史的產物,所以它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始終是被改造的對象。
  民間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受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左右的。它們對民間文化的態度是雙重的,一面是吸收民間文化以豐富自己,一面是批評、沖擊乃至消滅民間文化以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五四新文化運動肯定活生生的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間文化以反對“僵死的貴族文學”、“到民間去”成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口號。精英文化在這場運動中成為主導文化之后,越來越多地批判民間文化中迷信、丑陋的東西。三十年代全國流行的“民眾教育運動”體現了知識分子改造民間文化的時代使命。四十年代的解放區文藝和五十年代的紅旗歌謠是吸收、利用民間文化的,但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從六十年代開始又轉而全面取締民間文化。民間文化從七十年末意識形態松梆后開始潛滋暗長,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體后進入全面恢復時期。外界又待之以雙重的態度:不斷有嚴肅藝術家在民俗中挖掘民族深層的東西,音樂人也利用民間音樂制造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流行音樂,紅火過的“西北風”、《纖夫的愛》都是類似的例子;外界同時又用“迷信”、“落后”、“愚昧”、“封建思想”等極端鄙視的字眼攻擊民間文化。民間文化本是農民恢復起來自己享用的,現在學術界亟待弄清楚的是農民自己如何評價它們。
  民間文化的恢復由于不可能通過現代傳媒進行廣泛的交流,其內容和程度因人因地而異,可謂五花八門。實際上,民間文化是活的文化,經過較長時期的銷聲匿跡之后,農民不可能沿用舊方式系統地恢復起來。廣大農村主要依靠自發的努力恢復舊時代的文化來填補文化空白,這是民族莫大的悲哀!農民本來就難以適應時代的變化,現在卻被迫在精神文化上回歸過去,由此造成的文化矛盾將長期制約農村地區的現代化。農村文化的危機無疑是最為深重的。改造民間文化以建設新型的農村文化,應成為我們民族的文化戰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三大群體文化在本世紀都經歷了錯綜復雜的關系和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還處于位置大調整的震動之中。這種震蕩主要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位移。由于思想觀念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制作和傳播過程的商業化和市場化,占據公共領域中心的文化不再是精英們教化大眾或自我表現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眾消遣娛樂的精神商品。民間文化則一如既往地處于社會的邊緣和時代前沿的反面。民間文化的問題是最嚴重的,其主體所遭受的文化沖擊也是最劇烈的。可是,他們先天的不足使問題無法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點(像邏輯上所應該的那樣)。精英文化的位移畢竟直接影響的是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他們不斷討論的熱點。
  當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精英群體相當激動,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對流行文化大加撻伐。可是,當中心地位無可挽回地失去的時候,精英群體反而冷靜下來了。近年來,許多學者著文肯定變化的歷史合理性。有人說,今日知識分子之邊緣化,是幸事而非災難。這個勝利的條件是:“主流社會已進入技術官僚體制,因此知識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擁有傳統社會的士大夫政治權力;主流社會已進入社會意識形態淡化時期,知識分子不必也不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會精神領袖;主流社會已進入經濟自動運轉的體制,因此不需要知識分子來做齒輪或螺絲釘,或歌頌物質生產。知識分子個人的雄心,應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在同行圈中比能力爭短長”。〔4〕有人說, 過去人文知識及人文知識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御用化為代價而取得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出路是走向獨立,而不是重返中心。〔5〕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識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識精英依靠政權用意識形態主導社會的時代結束了,但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并沒有動搖。科學技術專家仍是受尊敬的權威,社會科學家也在逐漸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對社會和經濟的實際運行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總的來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沖突已經變得沒有那么尖銳了。兩者其實都是出自知識分子的文化,只不過前者是自律的(依據知識分子圈內的審美標準評判),注重經典意識導引下的獨創性和首創性;后者是他律的(依據普通人的接受性來評判,因為作品本來就是為知識分子圈外的社會多數制作的),注重商業價值的實現。如前所述,這種變化是商業社會的必然結果,同時,與作為社會分層的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分化也是一致的。社會多元化自然造成文化多元化。群體文化分化的癥結或痼疾并不在此,而在于農村民間文化的出路,在于農村、農民、農業的現代化的文化依托。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問題極為嚴重,反而沒有受到媒介的重視。這種學術上的不公正亟待我們努力彌補。
  注釋:
  〔1〕 鐘敬文:《話說民間文化》,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 第3頁。
  〔2〕 朱立元:《精英文化的困頓》,載《上海文化》1994 年第三期。
  〔3〕 杭之:《一葦集》,三聯書店(北京)1991年,第141頁。
  〔4〕 趙毅衡:《走向邊緣》,載《讀書》1994年第一期。
  〔5〕 陶東風:《中心與邊緣的位移》,載《東方》1994 年第四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林之滿*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8-113C4社會學高丙中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8-113C4社會學高丙中19961996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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