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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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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1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80(2000)11-0011-04
  自20世紀晚期隨著冷戰告終,“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成為當今最時髦議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全球化是件好事,我們可更加富有,可以過上更美好的日子,可以周游世界享受生活。但另外許多經濟學家則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如果全球化真的那么好,那國際經濟為什么如此混亂?”(注:見〔英國〕《焦點》月刊,2000年8月號文章,譯文載《參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版。)據此,參與國內外理論界和輿論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議,本文就經濟全球化的利弊簡要地予以評價,并探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應采取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正面和負面雙重影響
  經濟全球化內在地具有正面和負面雙重影響,這是客觀事實的存在,無須置疑的。
  就經濟全球化的正面影響而論,最重要的可概括為:(注:參見: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19頁,第207-208頁。)
  (1)經濟全球化由于信息技術使空間距離極大的縮短,幾乎在產地之間“天然的”競爭界限的地理距離已失去了意義,于是世界各地彼此都是潛在的競爭者,相互爭奪正在變得短缺的資本投資和相應的勞動崗位,后兩者通過納稅使民族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得以實現。即是,經濟全球化使一些國家變得更具有競爭力、更強生產力,更具有創造力和創新精神,從而促成國家能富裕起來。
  (2)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復雜的計算機程序,大有助于人們消除了不同資本市場的時間差。在跨國的生產網絡方面,時間的全球化正在形成。“時間競爭”對能否在全球化的市場上取得成就起著關鍵作用。正是通過衛星通訊可以即時了解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件,從因特網上可以獲取大量信息和寶貴的知識,因此,商品、服務、資金、思想和信息的流通將比過去更加自由,這就給各國人民帶來很大益處。
  (3)全球化意味著新的經濟增長,雖然在這期間存在著增長的風險,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也同樣越來越富裕,至少國民財富在日益增長。這就表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4)全球化為千百萬人開辟了出乎意料的生活機遇,包括從前的所謂發展中國家在內。世界各國以前從來沒有這么多人擁有像今天這么多的選擇機會。由于世界范圍的國際分工,這就使每個民族和民族國家都在經濟和技術的進步中得到自己應得的一份機會。正如馬來西亞副總理阿卜杜拉·艾哈邁德·馬達維所說的,“從80年代中期開始,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使我們的出口得以增長,結果是東亞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前所未有的。”(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然而,盡管全球化意味著競爭兩個字寫得很大,競爭音調唱得最高,似乎競爭就是一切,競爭是能夠造福于世界共同體所有國家的惟一價值,但事實勝于雄辯,過度競爭卻無法對于以下最重要問題作出回答(這些問題如未解決,那就是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注:參見里斯本小組著:《競爭的極限—經濟全球化與人類未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9頁。)
  (1)在民族國家內部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社會一經濟不平衡,以及世界廣大地區的兩極分化。大量資料已揭示:在過去十年中,世界最貧窮的五個國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從2.3%降至1.4%。世界最富有的3個家族的財富總和比最不發達國家6億人口的年收入還要多。在美國,10%的最富有者與最貧窮者之間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的。特別是90年代中期,美國的貧富差距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大的。美國26.1%的財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貧窮者只占有1.7%的財富。(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版;8月31日,第3版。)
  (2)對于全球生態系統的過度開發與破壞,例如,日益蔓延的荒漠化、對土地的侵蝕、動植物物種的滅絕、海洋與河流的污染等。其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把污染產業生產活動和污染技術利用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便壓低工資并迫使勞動者在惡劣條件下工作,這些正是明擺著的事實。
  (3)權力集中在幾乎不受任何監督控制的少數幾個經濟單位的手里,如跨國以及跨地區的公司企業、全球信息通訊網絡等。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瑪麗·魯濱遜說,現今,500家公司操縱著全球三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四分之三的全球貿易,12家公司不久將控制全球食品工業。因此,她担心,權力正從政治家手中轉向董事會會議室。而且,國家權力受到全球和地區機構及其規則的限制。跨國經濟網絡突破了國界,強大的跨國公司以及代表各種信仰和利益的國際和地區非政府組織都在入侵本來應屬一個國家的領地。國家權力的被迫縮小,這對于發展中世界的弱小國家尤其如此。(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4)工會權利將受到全球化的損害。今年5月,國際勞工組織負責人胡安·索馬維亞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全球化的‘在激烈競爭的世界市場的生存原則’將對工會和結社自由以及集體談判的權利產生消極影響。”全球化正在造成緊張局勢和減少勞工的某些權利。由于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本流動的高度可能性和生產的國際化,這就大大減少了集體談判的內容和影響,以吸引投資。在今年2月舉行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非政府組織聯合提交的一份報告說:“公司全球化導致勞動力朝不保夕,非正式行業中體弱多病的勞動者受到排斥,這種趨勢正迅速蔓延”。(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5月28日,第3版;8月23日,第16版。)
  由是可見,不是任何價值都是從競爭市場上得到的;傳統的經濟邏輯對于人與生態的若干方面是置之不理的;所謂的經濟理性并不能指揮個人與集體生活的所有領域。要知道,自由市場的存在是使投資者賺錢并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國家需要或社會福利需要。根據系統論,一般認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所以,用加總辦法從個體尋找總體的本質,往往會造成誤導,這意指微觀變量之和并不等于宏觀總量。例如,每個人都追求最快行車速度,總的結果就必然形成混亂滿路道和車禍更橫飛,因此實際上欲速則不達。又如不顧環境污染,企業只追求最大利潤的實現,結果社會受害,經濟難持續增長,失業增加,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無法改善。
  我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得好,“商人并不是被人們選出來搞社會福利的。如果真的是被選出來也是被希望獲得回報和資本收益的股東選出來的。因此,認為自由市場制度會使政府受到規范,使該制度為國家利益或社會利益服務的想法是荒謬的。”(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7月3日,第3版。)更何況當今“全球機構被富裕和有權有勢的人所控制,他們根據其既得利益來調整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確定全球化的日程。面對所有這些情形,除了極少數勇往直前者,弱者變得更弱,窮人變得更窮”。(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3版。) 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
  今年4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一年一度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會議上說道:“在全球化和新技術正給一部分人帶來迄今為止無法想象的利益的同時,另一部分——據估計人數更多——卻仍然享受不到這些利益”,過著極度貧窮、往往營養不良和疾病纏身的生活。(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4月20日。)。實際情況確是,世界上20%最富有的國家消費著86%的產品,而剩下的80%的人口卻只消費14%。據聯合國調查,有13億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人每天只有不到1個美元,8000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8.4億人營養不良。超過2.6億的人不能上學。第三世界國家2.5萬億美元的外債是一個令人窒息的負担,消耗著25%的出口收入。另據拉美經委會統計,拉美有5億人口。其中2.24億為貧窮人口。在每10個工作崗位中,有7個是不穩定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的財富超過48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之和。可見,全球化富國受益,而南北方卻日益懸殊。”(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4月14日,第2版。)
  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它給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貿易以及知識和技術準入等方面帶來了負面影響,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而且,存在的國際經濟規則大部分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制定的。雖然考慮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如世界貿易組織的某些規則),但比例很小,有些規則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缺席的情況下制定的。某種產業發展規則(如信息技術產品協議和勞工標準等)甚至在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候就被制定出來了,雖然,這是不公平的。此外,發達國家現正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技術和污染產業,這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惡化。所以,要根本解決“全球化是誰的全球化”,那就必須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注:參見:《人民日報》,2000年4月14日,第7版;亓成章等:《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的樂園還是陷阱?》,《理論前沿》,2000年第1期。)
  1999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起草的長達260頁的《人文發展報告》中就認為有必要改寫全球化的規則,使它們為人而不是為利潤服務。報告說,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使窮人更窮,富人更富;“市場競爭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證,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證;”結果是那些從這個體系中得到好處的與那些“只是被動接受它的影響”的人之間“怪異而危險地兩極分化。”報告還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這類重要的組織被大的富國所控制。而且,該報告估計,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一年的總收入約有1.6萬億美元,而英國的年經濟產值只有1.28萬億美元。世界犯罪集團的經濟實力可與跨國公司相匹敵。如今,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是毒品領域,其規模比汽車制造業還要大。這已暗示,犯罪集團成了電信業進步和邊境開放的特別受益者。面臨這些情況,聯合國《人文發展報告》不得不呼吁,全球化規則亟待改變!(注:見《參考消息》,1999年7月15日,第6版。)2000年9月6日—8日將舉行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其規模空前,有關全球化的問題將成為這次會議的最主要議題。對于這個議題,究竟真能解決什么?我們只好拭目以待!
  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流動的短期銀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證券已超過7.2萬億至10萬億美元,每天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國際游資多達1萬億美元。而且金融炒家們還可以通過突然巨額貸款和其他投機手段,將投機資本放大5-10倍。在全球外匯市場上,每天有1萬億美元以上交易額,但其中只有15%代表著實際的資本流通和商品貿易,其余85%都用于短期套利。因此,我們需要為全球金融體系建立一種類似于布雷頓森林協議那樣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圍內以極快速度進行的投機。
  根據199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舉行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的決定,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盡管對于幫助那些收支差額存在問題的國家,從而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起過一定作用,可是自1973年以來,這個基金組織就沒有什么實在的用處了。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受到七個方面的批評:(1)該組織僅僅是負責管理市場的自由運行,而在它考慮發展問題時,它發揮的是與世界銀行同樣的作用,因此,它應該與世界銀行合并。(2)該組織就像國際投資者一樣,可能會鼓動有些國家采取一些冒險的舉動。(3)當一些國家遇到難題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的時候,該組織總是不加區別地在世界各地把同樣的一些解決辦法強加于人,而且它提供的幫助始終是有“附加條件”的。(4)在金融危機爆發情況下,最先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采取的緊縮療法之害的最貧因的那些國家和那部分居民,因為對賬目的整頓往往意味著將不再對生活必需品給予補貼,而且幾乎總會(在最初一段時間內)導致物價大幅度上漲。(5)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干預的條件是強加于人的,而不是與受干預國協商來進行的。(6)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誰出了錢,誰就有權決定游戲的規則”。例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所提供的資金占18%,因此,它就擁有約五分之一的否決權,而在該組織采取每一個重要措施時,美國還擁有幾乎完全的否決權。(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在危機爆發后才進行干預的,因而為時過晚,其時采取的任何療法都會給這些國家帶來痛苦。(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5月24日,第4版。),可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已是勢在必行了。
  今年5月剛上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勒也承認:“雖然沒有必要徹底改造這個組織,但是想維持其影響力,改革是必要的”。他表示,他愿意考慮對資本的流入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因為這種流動可能會起破壞作用。他說:“在對短期資本流入實行管制,以使之符合一國對資本的吸收潛力問題上,我會當機立斷的”。他提出,另外一項重要改革將是在基金組織的管理方面給予亞洲更大的發言權。(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4月1日,第4版。)
  早在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便建議實行所謂“托賓稅”,即對全球外匯市場上所有匯兌交易中強制征收至少0.5%的匯率稅。這樣的稅收對長期投資不會造成損失,產生對效益的影響,而對極短期的純粹以投機為目的的行為則有強大的威懾作用。而且由于有了這種相當大的稅收收入,這就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担,維護某些籌資項目,如醫療保健、公民勞動、養老保險等。
  另外,由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懷普洛西(Charls Wyplosz)提出這樣解決方案,即強制要求銀行在以本國貨幣向非常住人口提供貨款時,按一定比例建立無收益的必需準備金。典型的投機行為(借入受沖擊的貨幣并在貨幣貶值前將其賣掉,再以貶值后的貨幣來償還)因此顯然花費更大,因而風險更大。這樣,受保護的貨幣就能夠避免對所有常住居民不加區別都造成影響的利率上漲。
  以上兩個措施,其想法都是在國際金融業的運行中設置一些障礙,目的在于恢復經濟政策的運行空間。這類措施的功效都取決于其實施的普遍性。這就重新提出了加強國際合作手段的問題,或更進一步邁向全球經濟超國家調節的問題。(注:雅克·阿達著:《經濟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62頁;烏·貝克、哈貝馬斯等著:《全球化與政治》,第20頁。)
  我們應采取的對策
  1998年3月,江澤民同志已指出:“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回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問題的關鍵是要辯證地看待這種‘全球化’趨勢,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這對于我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注:《人民日報》,1998年3月10日。)
  我們如何遵照江澤民同志的指示,必需參與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去?
  首先,我們需要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聯系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謹記鄧小平同志的教導:“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頁。)所以,全球化對我國經濟更快地發展將帶來機遇。我們既要引進來,也要走出去;我們要積極增強國際競爭能力,還要努力謀求國際經濟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長遠發展,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開拓國際市場。
  其次,就具體問題而論,我們參與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目前需要采取的對策主要是:
  (1)我們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是標志我國開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由于我國外貿出口結構仍以初級產品和一般性制成品為主,高附加值產品比重低,所以需要積極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貫徹“以質取勝”和“科技興貿”戰略,進一步擴大機電產品出口,加快紡織、服裝、輕工等傳統出口商品的升級換代,增加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比重;努力調整種植業、畜牧業品種和品質結構,積極擴大農產品出口。同時,更加快外貿主體多元化進程,逐步放寬、取消外貿經營權的限制,讓更多的企業參與擴大出口。還應鼓勵國內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到國外境外投資辦廠,承包工程項目,開展加工貿易,或者合作開發資源。我們必須優化進口商品結構,增加國內急需的關鍵設備、技術和重要原材料的進口。并要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認真學習,切實消化,努力創新技術。我們也還應處理好開放與保護之間的關系。對于具有潛在優勢和長期可望提高效率的產業,我們仍需加以適當保護,引導和扶持其盡快成長起來,參與國際競爭。
  (2)至1999年底,我國共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41812個,全國實際引資額已達3078.51億美元,合同外資金額6137.62億美元。(注《人民日報》,2000年2月2日。)1993年起,我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第一引資大國,1995年起,一直是全球第二引資大國,僅次于美國引用外資數額。因此,我們要抓住機遇,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鼓勵外商投資農業、基礎設施、環保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分階段開放外國電信部門,既開放其服務范圍,又開放對電信企業的外國直接投資。積極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鼓勵他們投資研究、開發和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特別是為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引進外資應多向該地區傾斜,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創建更寬松的投資環境。
  (3)至1998年底,在華外資銀行代表處達173家,其資產已達到342億美元,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透露,今后將取消外資銀行設立的地域限制,把外資銀行設立業務經營機制的地域,從現在的23個城市和海南省擴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并繼續完善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有關規定。
  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的關于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中,在銀行業開放方面(保險業開放方面從略),中國已承諾在五年內使美國銀行獲得充分的市場準入。在準入后兩年,外國銀行將可以與中國企業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在準入后五年,外國銀行將可以與中國居民進行人民幣業務往來。”在五年內,地理限制和顧客限制都將撤銷。在準入后,非金融業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車融資。中國將允許少數的外國人擁有的合資公司以中國公司的同樣條件從事基金管理。隨著中國公司的業務規模擴充,外國合資債券公司也將可享受同等的業務擴充。少數的合資公司將被允許承購國內證券發行,承購并交易以外幣命名的證券(債券和普通股)。(注:參見馬jùn@①《中國的金融開放與國家利益》,《經濟活頁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5期,第16-18頁。)
  由上可見,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正在有序地邁步前進。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尚不完善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不夠健全,目前我們只能實行經常項目完全開放,而資本項目不完全開放,或長期資本開放,短期資本不開放。這是我們謹慎從事金融開放,提高警惕性,防范金融風險所必需的對策措施。
  斯蒂格利茨正確指出:“全球化具有大量的好處,但是,證據或者理論所表明‘非理性繁榮’可能導致出現沒有正當理由的政策立場,(諸如)在各國做好準備之前,全部放寬資產賬戶的限制”。(注:見《參考消息》,1999年6月6日。)所以,我們必須繼續推進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現代金融制度、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增強抗風險能力,審時度勢,把握好金融開放的力度,完善好金融監管的法規,有計劃、有步驟地最終實現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
  當然,我們急需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改革進程,建立適應國際競爭需要的經營管理體制,特別是要直接采用最先進的金融技術和業務管理經驗,加快我國銀行業電子化建設進程。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金融體系的效率,吸引更多的全球資本并更有效地配置這些資本。
  (4)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因此,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支持并穩定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隊伍和各類學科領頭人,實為當務之急。可是近些年來,一些名牌大學畢業的研究生按其學習成績等級排列,卻出現一流畢業生出國,二流畢業生到外資企業,三流畢業生留在大陸搞社會主義的現象。而且青年學子、教師或研究人員出國留學、進修者最后返回國內的比重卻占低水平。據統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共達40多萬,學成歸國者僅約33%。(注:見《參考消息》,2000年8月29日,第七版。)
  另據統計,我國的勞動隊伍有12%是文盲,35%僅受過小學教育,只有3.5%受過大專教育。在每年入學的同批學生中,只有6%最終升入大專學府。(注:《中國統計年鑒:1998年》,第171頁。)據粗略估計,我國從事研究和開發的科學家只有50萬名,而美國和日本則分別有100萬和80萬名。(注:見《人民日報》,2000年6月22日,第七版。)有關專家預測,實現今后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西部大開發,高級人才缺口將超過兩千萬。(注:見《人民日報》,2000年4月14日,第4版。)
  以上引述的這些現象確應注意和反思。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我們一定要認認真真地、切切實實地貫徹落實。我們既要努力提高國民素質,又須積極培養出大批各類人才,這是保證科教興國戰略順利實施的基礎和關鍵。我們必須切實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疏通人才流動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費現象。對優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需進行大力改革和完善,要采取特殊措施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還要實行有效的政策,鼓勵和吸引出國留學人員以及在國外的優秀人才回國工作。與此同時,也應克服“土博士不如洋博士”的片面觀點,并糾正人才選用上的性別歧視。特別是需要去掉現今社會上流行的“年過四十萬事休,五十黃土埋半截,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等陳舊過時的觀念,而應重新審視老齡人才的價值,充分利用老齡人才資源,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余熱。(注:參看《重新審視老齡人才的價值》一文,載《人民日報》,2000年4月14日,第4版。)
  最后,我引用如下一段重要言論作為本文的結束語。“美國和西方其它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它們控制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和國際‘游戲規則’推行以新自由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為旗號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極力鞏固和擴大它們在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領域中的優勢地位。它們還采用各種形式和手段,通過召開研討會、設立基金會、開展合作研究、進行培訓等途徑,對我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宣揚西方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和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妄圖在潛移默化中搞亂我國干部、群眾的思想。所有這些,都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構成了嚴峻挑戰,對我們在全黨、全國人民中保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堅定信念提出了嚴峻挑戰”。(注:轉引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4期,第2頁。)誠哉斯言,愿多深思,醒悟頭腦!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君
《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福州11~14F8世界經濟學胡代光20012001本文認為經濟全球化內在地具有正面和負面雙重影響,在現行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經濟、貿易以及知識和技術準入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參與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我們應采取相應對策。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秩序/WTO/科教興國胡代光(1999-),男,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詳見本刊2000年第1期“名家論壇”。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 作者:《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福州11~14F8世界經濟學胡代光20012001本文認為經濟全球化內在地具有正面和負面雙重影響,在現行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經濟、貿易以及知識和技術準入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參與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我們應采取相應對策。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秩序/WTO/科教興國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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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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