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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幾個辯證關系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幾個辯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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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屆人大四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制定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方針,是今后經濟建設的長期戰略任務,并要求力爭在九五期間取得明顯成效。要把這一指導方針和戰略任務落到實處,在實踐中應特別注意以下幾個關系。
  可能與現實。可能是指對事物發展趨勢的預示,現實則是已經實現的可能。因此,二者是相互區別的。然而,可能與現實又是相互聯系的。事物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地由可能向現實轉化,再由現實產生新的可能進而向新的現實轉化的過程。所謂正確地提出任務,就是說它是這樣一種可能,即它具備著向現實轉化的各種主客觀條件。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指導方針和戰略任務,就是上述這種具有現實性的可能。其主要根據是:我們國家目前不僅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從以農養工或以農補工發展到工農自養和工農互補的標準化工業發展階段;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國家不僅明確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基本框架,而且在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全黨和全國人民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上形成共識,并確立其為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的指導方針和戰略任務;國際上和平與發展的主導趨勢,為我國繼續加強對外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吸收世界各國先進文明成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但是,即使是具有現實性的可能,也不等于是現實,要使其成為現實,還必須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長期實踐和艱苦奮斗。在我們黨和國家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確定為指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和戰略任務之后,其落實的關鍵就在于使其變成全國各級黨和政府、事業、企業、鄉村領導干部以及人民群眾的實踐理性,進而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經濟效益這一基本思路充分體現在各級黨和政府、事業、企業、鄉村所做的各種決策、政策和計劃之中,并在實踐中積極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如果人們只是在口頭上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在實踐中又不去認真加以貫徹,那么它就不會由可能變成現實。
  速度與效益。速度與效益也是經濟增長中的一對矛盾統一體。速度描述的是經濟增長中的量的方面,效益反映的是經濟增長中的質的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因此,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特別強調,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走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首先,效益離不開速度。所謂效益,一般地說指的是提高投入產出比和資源利用率,在宏觀上則表現為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并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效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需要速度來支撐。這里所說的速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實在內容的,實質上它是一定時期的效益在量上的擴張。而這種效益在量上的積累,又為效益的進一步提高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速度也就沒有效益。從歷史上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總是伴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迅速提高。換言之,這種經濟發展速度本身就反映了一定時期物質財富增長的絕對量及發展程度,因而其中就包含著效益。從比較上看,如果我國不盡快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周邊國家和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難以體現,人民生活水平就難以得到較快提高。其宏觀上的效益也就成了問題。其次,速度又必須建立在效益基礎上。換言之,提高效益是加快速度的前提條件和基本原則。沒有效益的速度是沒有意義的速度,這種速度對經濟發展既無任何好處,也不可能持久。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當時各種歷史條件的限制,總體上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發展道路。其間雖然國民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但是比較經濟效益較低。其主要表現是經濟運行總體素質不高,產品質量差,技術進步慢,結構不合理,投入產出率低,通貨膨脹率高,農業發展遲滯,國有企業困難重重等。為了解決以往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給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效益低下問題,就必須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為主道路上轉變,進而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整個經濟工作的中心。這就是說,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必須堅持效益第一的原則,在注重和提高效益的前提下,當然是速度越快越好;否則,就應降低發展速度以確保效益。只有這樣,我國才能解決其所面臨的今后發展目標與資源相對匱乏的矛盾,改變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實現速度與效益的統一。
  微觀與宏觀。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僅對微觀經濟主體如企業有著具體的含義和要求,而且對宏觀經濟主體即國家政府也有具體的含義和要求。對企業來說,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意味著通過企業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優化產品結構,降低物質消耗,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減少環境污染等。對國家政府來說,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則意味著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及其貢獻率,通貨膨脹率相對于經濟增長率要低,不出現大幅度的經濟波動等。以上說明,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微觀經濟主體與宏觀經濟主體有著各自的任務,需要各自努力去完成。與此同時,微觀經濟主體和宏觀經濟主體及其行為又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按照系統論的觀點,這種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正是要素與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一方面,要素即微觀經濟主體是系統即宏觀經濟主體構成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宏觀經濟主體又為微觀經濟主體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和外部環境。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說有賴于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此企業應建立有利于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等,堅持實行“三改一加強”,以便向結構優化、規模經濟、科技進步和科學管理要效益。只有企業實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普遍提高了經濟效益,才能使國家整體上完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戰略任務。然而,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除了要靠企業自身的努力外,還依賴于制約企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環境的改善。比如說,它不僅依賴于有利于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而且依賴于作為宏觀經濟主體即國家政府的職能轉變,及其宏觀調控效益的提高。如果不能真正實行政企分開,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仍然用行政辦法直接管理企業,不讓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法人;政府不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的同時,用加強宏觀調控的手段諸如財政、貨幣、產業、分配政策等,促進企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那么企業是不可能真正完成這一轉變的。
  共性與個性。經濟增長方式受制于生產技術、勞動力素質和經濟體制等。一個國家的生產技術和勞動力素質低,其經濟增長方式必然是粗放型的。而其隨著不斷的技術創新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及市場競爭的加劇,則又必然要使其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的。這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上,經濟增長方式上的轉變是具有共性的。我們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戰略任務的提出,就反映了這一共性的客觀存在。同時,也正因為經濟增長方式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是具有共性的,所以我們應當積極借鑒其它發達國家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先進經驗。但是,對其它國家的經驗,決不能機械地照抄照搬。這是因為,我們國家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其最主要的就是人口多、底子薄,我們不僅相對人均資源匱乏,而且更缺少資金和人才等。所以,我國實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不能也不應當一味追求高技術化。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高技術產業或對企業進行高技術改造,沒有條件的、特別是一些勞動力過剩問題較為突出的地方,則應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避免其引發新的失業,從而使就業問題愈加嚴重。另外,我國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雖然就國家來說要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但在中西部某些落后地區,資源閑置等待開發,就不能完全排斥用粗放型增長方式來發展其經濟。當然在我國仍存在著粗放型增長方式的地區和企業,也應把提高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其可采取充分利用現有設備、使其高效運轉,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提高產品質量及其市場占有率等辦法。總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益的具體做法不能搞一刀切,應當結合不同地方的具體情況去加以貫徹。*
  
  
  
光明日報京⑻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姚黎君/胡延風19961996 作者:光明日報京⑻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姚黎君/胡延風19961996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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