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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化選擇論
編輯文化選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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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1)05-0121-06
  人類是宇宙進化中最燦爛的一個花朵。人類社會的進化與生物進化具有很大的區別,其根本區別就在于生物進化是純粹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人類進化則既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又是文化選擇的結果,而且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人是文化選擇的結果。這是因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P18)動物界通過自身結構的變化來直接適應外界環境,以求得生存和發展。而人類則以文化為中介,通過文化的變革和發展,來改變自身,適應自然。一定的“文化模式一方面約束了人的行為,另一方面又是人們行為的指南,它在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之間達成一種必要的張力,形成一座互相暢通的橋梁。沒有文化模式的引導,人類的社會生活就會陷入迷津。人之所以成為人,就是因為他有文化。人既是文化教育的選擇物,又是文化的選擇者。因此,是文化選擇把人類從動物世界中分離出來,也只有人才有使用和發展文化選擇的能力。人類既是生物有機體,又是文化的產物。”[2](P368)文化的選擇對人類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在人類文化的選擇過程中,編輯角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編輯角色代表社會所進行的選擇,極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和一定的社會文化氛圍,成為人們探索和前進的坐標和框架。另一方面,編輯的選擇又必然依據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內較為自覺地理智地進行積極的探索和選擇,從而為人類和人類社會文化的健康發展創造有利的基礎和條件。
  一、文化框架中的選擇與選擇中的文化框架
  人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文化又是人選擇的結果。人類的一切活動包括選擇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離開了一定的文化環境人類自身都將不復存在,何談選擇活動。因此,人的選擇是在一定文化框架中的選擇,而文化框架則是在人類選擇中不斷發展變化著的文化框架。
  1.文化框架中的選擇
  人是文化教育的產物,人的活動離不開一定的文化環境。人們所做出的一切選擇都是在原已存在的一定文化框架內做出的。當然,“毫無疑問,文化教育是人選擇的產物,沒有選擇,就不會有文化。然而文化一經產生,就會形成某種行為規范和習慣,成為人類進一步進行文化選擇的框架。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的主要行為規范和特征,是人類群體所共有并能及時傳播的行為、思維、感情和交往的選擇性形式。因此,文化既是人們選擇的產物和結果,又是人們選擇的框架和尺度”。[2](P369)作為人們選擇的產物,社會文化是人們在社會生活活動中多種多樣規律性、因果聯系和行為方式在廣泛的社會心理中的固化和定型化。正如列寧所講:“人的實踐經過千百萬次的重復,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萬次的重復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性性質。”[3](P233)列寧肯定了這種邏輯格式的文化框架的形成方式,即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在形形色色的選擇活動中,人們千百萬次地接觸到了“方式不同但又很典型的活動方式,這些活動方式會在人們千百萬次的重復選擇中以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在社會心理中固定下來,內化為社會文化結構”。[2](P369)同時,列寧還指出了這種鞏固下來的邏輯格式的文化框架對人們進一步選擇和發展的作用和意義。這種文化結構一經形成,就具有一種相對的穩定性和獨立性,成為人們進一步選擇的框架和參照。
  相對于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來說,一定的文化框架是先在地存在的,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正如人們只能在先前遺留下來的固有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狀況下進行生產和生活一樣,人們也只能在已有的前人選擇、締構的文化框架內進行自己的選擇,并且已有的文化框架給人們的選擇活動以多方面的規范和引導。具體來講,已存在的文化框架對人們的選擇和社會的發展有如下意義和作用。
  第一,遺傳經驗,促進發展。一定形態的文化作為人類行為選擇的框架和參照,包含著以往人們所創造的一切經驗和知識。這些經驗和知識一方面在發生學意義上內化為人們的主體性結構,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又在現象學上以信息的形式凝固并保存下來。人類社會優于動物界的根本之處,就在于以社會文化為中介,實現了由動物界單純的生物遺傳機制向社會遺傳機制的轉變和飛躍。這是因為,文化作為人類所特有的創造物,基本身具有一套獨特的語言符號系統。這種獨特的語言符號系統,可以起到固化、保存、加工智化信息的作用,并且可以使經過加工整理的信息擴散、流傳下去,從個體到人類,從局域到廣域,從先人到后人,從而實現類的、全域性的、時代相繼的經驗和知識的積累,把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直接的和間接的,現實的和可能的,統統結合在一起,從而使人類的經驗知識得到存續和放大,極大地加快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第二,教化、規范,整合社會。一定的文化模式,一方面是前人經驗知識的積累,對后人有積極的指導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從另一個視角看,文化模式又是人類普遍心理和行為習慣的固化,具有教化、規范今人行為,整合社會關系的功能和作用。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文化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通過固化的、典型的風俗習慣、知識體系、行為方式等范式,來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使由錯綜復雜、各種各樣利害關系所支配的人際交往大體符合社會公認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和其他一些途徑,使不同利益趨動的行為大體趨于一致,使人與人之間保持一定的協和一致,從而起到整合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
  第三,預測社會發展,指導人類實踐。社會的發展有自己內在的固有順序和規律。文化屬于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文化結構是人們對自己所走過的歷史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拉茲洛說:“歷史過程選擇文化信息庫和生物進化過程選擇遺傳信息庫是非常相像的。”[2](P371)“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全部模式的密碼本。”[2](P371)再者,按照生物全息率和全息生物學的理論,部分中包含有整體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自然,我們通過對文化這一社會發展全部密碼本的準確駕御和理性分析完全可以預測社會發展的未來,指導人們今后的實踐活動,從而使人類改造自然與社會的偉大實踐活動愈益減少盲目的成分,而帶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使人類的活動獲得更大的成就和自由。
  2.選擇中的文化框架
  人們總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內進行活動和選擇的,從而要接受特定文化的約束和指導,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文化對人的選擇,體現了人類活動的被動性的一面。但是,特定的文化框架總是前時代人們選擇的結果,它能夠滿足當代人的某些需要,但又不能完全滿足當代人們的各種文化需求。因此,人們在接受已有文化框架,汲取傳統文化優勢的同時,還總是在(而且必須在)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時代環境,和不斷發展的新的經濟、技術、政治、思想等狀況,選擇和締構新的社會文化,以便更好地適應變化了的時代和改變了的環境。這是人對文化的選擇,體現了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
  人對文化的選擇,按照其選擇的向度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過去文化的選擇:升華。以往的文化是現實人類存在的根據和基礎,是現實人的思維結構、本質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根據。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必然引起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一系列新的矛盾運動和變化,從而這樣或那樣地引起文化自身內的矛盾和沖突,即過去的舊的文化結構、范式,與新的文化現象、文化質素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舊有的文化結構、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釋,甚至完全不能解釋一些新的文化現象,使現實人們的一些精神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當然,此時人們也決不會輕易地拋棄原有文化模式,而是對原有的舊的文化模式做出適當的調整與順應,以增大其自身的解釋能力。但是,社會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人們的新的精神需求是不斷提高的,當原有文化模式的調整與順應反復進行,以致達到極限仍然不能圓滿解釋新的文化現象,以滿足人們新的精神需求時,人們就會對原有文化模式做出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結構調整,以包容和解釋新的文化現象,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反復的融通與整合,以消除舊有文化模式與現實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使原有文化模式得到新的提高與升華。這是人們對過去以往文化的選擇,體現了人的主體能動作用和人類主體不斷的更高的精神追求。
  第二,對域外文化的選擇:完善。文化是人們對自己走過的歷史發展道路的理性概括,因此,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會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模式。人類社會、人類實踐發展的無限性,不僅要求人類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于自然界,與自然界進行永無止息的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使人們改造自然的實踐不斷深化,同時,人類社會、人類實踐發展的無限性,也要求人們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向社會開放,向人類自身內部各群體開放,在社會內部、人類各群體之間進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與變換,從而不斷完善和提高自身,增大自身認識和實踐的潛能。這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心靈的溝通和理解,多民族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就成為人類探索、發展中的一種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向。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1](P254-255)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種必然趨向。如中國歷史上的幾次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西方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巨大影響和近幾年西方所興起的中國文化熱等等,都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由局部向全局,由民族性向世界性轉化的例證。
  第三,對未來文化的選擇:超越。人類自身既是前人文化選擇的結果,又是自我選擇的產物。前人文化選擇的結果,表明了文化對人的選擇和人對文化的適應;自我選擇的產物,則說明了人對文化的選擇,和文化發展的超越。并且,人對文化的選擇其實也是對理想文化模式的選擇和一種對未來文化的選擇。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人類對自身的完善的追求也是永無止境的。現實中的矛盾現象,文化環境的破缺與不足以及對理想文化環境的渴望與期盼,使人們不斷超越前人所創造的文化環境,勾勒和描繪出理想完美的目標文化模式。理想的目標文化模式,是人們在對現實文化及其規律性的駕御與把握基礎之上的創造過程,是人的主體性的體現。它既是對前人所創文化環境的超越,又是對人類自身的超越。因為人們在實現這一超越的同時不僅改變了自己的文化環境,形成了新的文化選擇框架,同時也改造了自身的主體結構,使自身具有了更大的適應性和發展的潛能。
  原有文化框架中的選擇表明了人類文化的延續性、繼承性,編輯的選擇不能離開一定的文化框架。選擇中的框架,說明了人類選擇的變異性和創造性。在這種創造性的人類文化選擇活動中使文化框架不斷更迭、提升,從而極大地改變了人的主體結構,增大了人們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性,和社會實踐活動的能動性、自主性。因此,編輯主體又必須注重自身選擇的創新性,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創造更加寬松適宜的環境和氛圍。
  二、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選擇框架
  東西方之間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形式,決定了東西方之間所形成的不同的社會心理特點和文化傳統。二者的差異是明顯的。
  1.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物質生產方式形成了中國典型的倫理型社會文化:注重“義”和“德”,輕“利”和“力”,“科學道德化,哲學政治化,審美藝術情感化,政權、君權、神權一體”化。[4](P6)從地理環境來看,中國處在一個封閉的溫帶大陸大河型地理環境之中,在這里適宜的是一種既不同于游牧經濟又不同于工商業經濟(海洋國家、民族之間享有海運之便,形成工商業經濟)的農業自然經濟。“千百年中,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種夏管,秋收冬藏,一年一度,周而復始,只有季節的變換,沒有時代的變更。這種簡單的再生產不斷延續下定型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習慣于樂天知命,安分守己”,喜穩重遷,少有流動。[5](P249)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典型的農業社會文化。這種生存方式和農業型社會文化,不僅決定了中國人民求真、務實、樸實、自然的民族性格,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社會家國一體,尊天敬祖的宗法式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倫理文化、國民主體意識和社會上層建筑。在這種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中,生產技術的傳承與發展,對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的認識與利用,主要是靠長輩人的言傳身教,和自己在生活實踐中的摸索,因此,年老便是真理,家長便成了一家之權威。并且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國家,形成系統,組成國家。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放大。在家講“孝”、講“順”,在國講“忠”、講“義”,家國同構,教化一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由此形成了中國典型的倫理型社會文化。這種倫理型社會文化及其政治統治,既有專橫獨斷的一面,又有溫情脈脈的一面。盡管千百年來,它絲毫也沒有減輕千百萬勞動人民遭受的艱辛與苦難,但它卻積淀了人們注重人倫、情意的普遍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式,人世間的真情,成為人們永恒的期盼和不息的追求。
  而西方文化則有所不同。在歐洲的中世紀盡管其自然經濟也曾經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在那里自然經濟主要是以農奴制的封建莊園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在莊園內部不同的農奴之間有著較為明確的分工,且農業勞動與手工業勞動常常由不同的農奴承担。這種內在的二元結構,不僅增加了相互之間的商品交換,同時也使其自然經濟結構很不堅固,使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容易從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中國傳統倫理型社會文化的具有濃重商業氣息的社會文化,并進而形成了有異于東方的西方人格特征。中國人重情感、講義氣,道德倫理意識比較濃重;西方人,講自由、重權利,平等意識比較濃重。兩種不同的人格特征,形成了具有較大區別的文化需求。
  2.中西兩種不同的對自身的體認方式
  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將自身融入群體之中,在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之中體認自身,形成了比較濃厚的群體意識。西方人群體意識淡漠,具有較強的個體獨立意識。
  文化既是人類選擇的產物,又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因此,文化又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對人的設計,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設計。中國傳統的倫理型社會文化,將人倫關系秩序化,在家講父父、子子,在國講君君、臣臣,“從而以情感交流的人際關系為基點,賦予它們各自的尊卑名分的意義。一方面將倫理權力化,另一方面是將權力倫理化。這樣,人倫就不是純粹感情的人倫,而是尊卑名分的人倫。通過人際關系的尊卑名分的規定,達成禮治的秩序。這樣,傳統文化中的倫禮“不是用來培養人際親情,而是確定每一個人所處的地位,給每一個來到這個社會中的人編派角色”。[6](P304)這樣,就使人們一生下來就處于一種特定的關系之中,從而習慣于在某種特定的關系之中,在群體之中來體認自己,體認一切。這樣,人們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把人看成群體的一分子。人在傳統的中國人的眼里,就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7](P51)這種傳統文化對人的規定,一方面限制、壓抑了人的獨立自主性,否定了個人應有的權利和獨立的利益,削弱了人的獨立的創造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犧牲、貢獻之類的責任和義務納入這種認識之中,認為每個人都是他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從而增強了人的關系意識和群體意識,使民族群體之間具有了一種極強的民族、群體的認同意識。中國共產黨人將這種民族、群體的認同意識加以改造,去掉其自私、壓抑人性的不平等的等級層次的一面,注入了平等互助等共產主義理想和忘我精神,使其升華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一舉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中國。
  西方文化則有所不同,西方人從崇拜上帝到改造社會,從清教倫理到資本主義精神,以個人動力橫絕天下,造成了一種個人主義占優勢的文化模式。加爾文新教認為:“每一個人的‘信仰得救’均是個人的事情,你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證明。你得救,別人幫不了忙,不得救,別人也不能拯救你。生命在你手上。”[6](P307)并把自由、平等、權利、尊嚴、愛情、友誼等等納入認識之中,認為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和自己幸福生活的創造者,他必須對他自己的命運負責,與中國倫理關系網中的個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3.中西之間整體思辨、實用理性,與純粹理性、愛走極端的巨大差異
  中國大陸型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倫理型社會文化,使中華民族在對事物的把握上注重整體思維,精于思辨、疏于實證,精于直觀、疏于分析;在生活作風上求真、務實,勤樸、忠厚,喜穩怕亂,愛取中間;在社會理論的建構上,強調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科學道德化、哲學政治化、審美藝術情感化,總之,是一個以倫理意識為中心的、中庸求和的實用理性理論體系。這一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海納百川、包容萬端的整體趨向和優勢;另一方面,它不便于對認識對象加以分門別類并按照不同層次進行精確的分解,經過嚴格的推理達到對事物的準確認識,更無法用邏輯語言這種形式將思維過程明晰地表達出來,只有依靠經驗和知識的積累,借助于模糊的未經邏輯證明的直覺和體悟,才能直接地、躍遷性地實現意境的展現與升華。這就造成了對具體事物精密分析和嚴密推理的疏漏,從而導致傳統文化中嚴密科學理論體系的欠缺和近代自然科學的落伍。“哲學在西方的意思是愛智;而在中國,哲學則是明智之學。愛智追求理性的享受,明智則致意于做人。中西哲學旨趣的這種不同,凝聚了兩種文化的不同精神。”[7](P54)西方文化在理性思維上表現出排斥性的二分法的特點,即理性與感性、科學與宗教、創造者與創造物、靈魂與肉體、心與物、精神與物質,等等。因此,他們在信仰上保留了上帝與宗教,而在理性思維的領域里則堅持了實體的確定性。在研究方法上精于分析,注重邏輯范疇的推演,因而精于嚴密體系的建立和科學的發現。但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辨性和整體性,因而愛走極端,汲取一點,不及其余,形成體系。在西方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理論體系:就它所依據的、論證的這一個方面來看,論證是充分的,體系是嚴密的,無懈可擊,但若從整體上,從人類文化發展的大的框架中去考察則可能是異常片面的,很難站得住腳的。然而,它們將理論的每一個方面都推向極端,使其以最快的速度達到這種理論發展的極致,然后發現其不足,以這種方式推動理論的發展。這在以持中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是絕對行不通的,因而是不多見的。
  中西之間不同的文化框架,導致了不同的文化類型、體認方式和致思取向,從而也潛在地制約著各自不同的編輯選擇活動。
  三、編輯選擇過程中的文化制約
  編輯在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社會文化建構的“把關人”和“守門員”,但是,編輯的選擇擺脫不了特定文化環境的制約。
  第一,文化是編輯選擇的產物,同時又是編輯選擇的基礎,編輯的選擇依賴于特定的文化框架,并受其制約。首先,編輯主體的思想意識、價值傾向、知識結構是在特定文化環境中形成的,顯然不能不深受這種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某一民族,在其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頻繁地接觸到各種大體趨于一致的典型的活動方式,這些活動方式會在人們千萬次的重復選擇中,以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在廣泛的社會心理中固定下來,形成特定的價值趨向和行為方式,構成特定的文化結構。一般來講,特定文化形態就是某些典型的活動方式在特定民族群體中經過篩選而形成的普遍的社會心理。這種普遍的心理和社會文化一經形成,不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還會對生活于其中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形影不離的潛在影響和制約,成為人們一切社會活動的選擇性尺度和框架。編輯是社會一分子,在社會文化的選擇和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顯然也必然深受其生存于其間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其選擇活動也必然深深地依賴于特定的文化選擇框架。其次,編輯選擇對象——文化價值客體,是人們典型社會實踐活動的反映,是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的產物,因此,也必然深受特定文化環境的制約和影響,從而潛在地限定了編輯主體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空間,使編輯主體在文化發展內在規律所確定的整體趨向上做出自己的選擇。再次,編輯選擇的標準是客觀的,是由長期實踐所積淀的普遍的社會心理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的建構是由編輯主體進行把關選擇的,其中編輯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編輯是代表社會進行選擇的,編輯選擇的標準是客觀的,是在人們千萬次的反復實踐活動中凝結、沉淀和形成的,它在整體性上必然反映社會文化發展的基本要求和整體趨向。因此,編輯的選擇必然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環境,從而深受特定文化框架的制約。
  第二,中國社會的文化選擇,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這一實際,從而必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選擇框架的制約。首先,社會群體意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現代編輯的文化選擇不能不深受這一文化特質的制約。中國傳統文化重群體,喜歡在群體的相互關系中體認個體、體認一切。盡管這一文化特質包含有某些否定個人權益,否定個體的自由和主體性的缺陷與不足,但它卻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情感意識之中,長期得到普遍社會心理的認同。并且,隨著新中國社會政治改革運動和文化改革運動的深入進行,已給這種古老的文化傳統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民主科學的意識,使其上升為一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因此,在現實的文化選擇過程中,編輯主體必須十分重視這種民族的群體意識,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比如,在現實的企業改革中,要進一步弘揚工人群眾的主人翁精神,培養廣大工人群眾的共同的價值意識,增強企業的凝聚力。要克服當前過分強調廠長、經理個人權力和利益的弊端,緩和干群關系。我們知道,過分強調廠長、經理個人的權益,是過分看重西方企業文化的一種表現。在西方文化中過分強調個體的作用,在思想道德領域則以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為中心,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意志和價值觀念,并在社會各個領域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雖然中國傳統文化過分強調整體、群體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人的個體性和自主精神,但是,它卻凝聚了一種民族的普遍心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新中國的文化變革,給這種傳統的群體意識賦予了一種嶄新的理性精神,形成了新時代的群眾路線和集體主義精神,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在新的文化建構過程中,我們應當正確處理群體與個體的辯證關系,弘揚新時代的科學健康的群體意識和民族認同意識,促進中華民族的振興與騰飛。其次,要弘揚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注重個人道德修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趨向,也是對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主導方面。在傳統的文化教育中,主張個人“修德”、“養性”,“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中國則倡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和助人為樂的雷鋒精神,要求人們爭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盡管時代不同,所倡導的道德倫理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但重視道德修養,強化道德意識,把道德作為一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卻是中華民族持久的認同,和民族文化源源不斷之長流,也是現時代文化建構過程中每個編輯主體應有的自覺意識。
  然而,在現實之中,由于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價值法則的泛化,金錢向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導致社會信仰危機、道德滑坡,也嚴重地干擾了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一些編輯放棄自己的責任,甚至與那些腐朽的東西為伍,更加助長了那些違背社會主義道德的腐朽勢力的氣焰,給健康向上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建立增添了不小的困難與阻力,也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帶來諸多不利的因素。由此可知,現實文化的選擇,不能脫離開已有的文化選擇框架,不能背離民族文化的最鮮明的特點和整體趨向,否則,必然造成諸多混亂和不利。
  第三,對異域文化的借鑒和選擇,不能脫離民族文化傳統這一根基。中華民族是一個謙虛謹慎、虛懷若谷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民族、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和運動。因此,我們從不反對向其他民族學習,向他們學習政治,學習經濟,學習文化。但是,這種學習應該是建立在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的,經過民族文化的反思與整合將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因素和品質吸收過來,以發展自身。否則,拋棄民族文化傳統,全盤西化,既不能抗拒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也不能真正汲取西方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這是因為,任何民族文化的建立和發揮作用,都有一個民族心理和價值趨向問題,域外的文化如果不能轉化為本民族普遍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趨向所認同的東西,那它就只能永遠被排斥于該民族的文化之外,成為一種外在的毫無實際意義的東西。在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幾次沖擊中,每次都能聽到“全盤西化”的呼聲,但是,又有哪一次能夠真正“西化”得了呢?!西方文化的中國化,要得到中華民族的普遍心理認同,而這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又是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作基礎的,如何能“全盤西化得了!”再如美國人對日本人管理方式的學習:“美國人一般突出地以個人為中心,講就的是個人榮譽,個人的成就等等;日本人的群體觀念就比較強烈,常常把民族自豪感,以至本單位的榮譽感放在相當突出的地位,個人在觀念上常常覺得須受群體的一定約束。這種觀念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曾被一些西方國家看作只是封建主義在日本的殘余,只是消極落后的東西。然而,事實卻證明,日本人把群體觀念同發揮個人積極性結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在經營管理上采取的那一套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人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由于民族心理素質的不同,歐美許多國家想學也難以學成。”[8](P198)由此不難看出,學習和借鑒外國的東西、外國的文化,必須堅實地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基礎,并經過一系列吸收、消化和整合的中間環節。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普遍民族心理的認同,從而獲得成功,否則,將一事無成。這是編輯這一社會角色也必須謹慎遵守的一條原則。
  收稿日期:2000-12-01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21~126Z1出版工作王華生20022002人類既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又是文化選擇的結果,而且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人是文化選擇的結果。文化的選擇對人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人類文化的選擇過程中,編輯角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編輯角色代表社會所進行的選擇,極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和一定的社會文化氛圍,成為人們探索和前進的坐標和框架。另一方面,編輯的選擇又必然依據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中較為自覺地理智地進行積極的探索和選擇。編輯/文化選擇/文化框架王華生(1957- ),男,山東茌平人,河南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 河南大學 學報編輯部,河南 開封 475001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21~126Z1出版工作王華生20022002人類既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又是文化選擇的結果,而且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人是文化選擇的結果。文化的選擇對人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人類文化的選擇過程中,編輯角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編輯角色代表社會所進行的選擇,極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和一定的社會文化氛圍,成為人們探索和前進的坐標和框架。另一方面,編輯的選擇又必然依據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在已有文化框架中較為自覺地理智地進行積極的探索和選擇。編輯/文化選擇/文化框架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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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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