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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新發展觀要有新思路
落實新發展觀要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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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發展觀是發展指導思想的重大創新
    改革開放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各項事業取得明顯進步,“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部署的前兩步已經順利實現。這些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順利實施第三步現代化戰略部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日漸突出出來,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矛盾主要是:
    一、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城市以及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差距在經歷短期下降之后又呈擴大趨勢。1984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是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1.71倍,到2002年就增加到4倍。如果計入各種福利性補貼,則城市居民實際收入是農村居民實際收入的5~6倍。地區差距在八十年代相對穩定之后也有所擴大。自1990年到2002年,東部地區GDP在全國所占的比重由51.5%上升到57.86%,共上升6.36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地區卻分別下降了3.14和3.22個百分點。2002年,東部地區人均GDP已達到中、西部地區的2.0倍和2.6倍。伴隨著收入差距拉大的是財富占有的不平衡。2002年,城鎮居民共擁有全國儲蓄總額的82.3%,城鎮居民戶均擁有儲蓄額是農村居民的10倍以上。目前,收入和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已開始對下一代的教育、擇業乃至創業活動產生重要影響。財富分配不平等開始成為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二、資源和環境壓力不斷加大。我國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按照目前的探明儲量,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可以滿足2010年國內需要的只有21種,可以滿足2020年國內需要的僅有6種。2003年,我國共進口原油9100多萬噸,預計2020年將增加到2.5~3億噸,那時國內石油消費的約60%將依賴進口。目前,我國是世界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世界第三大木材進口國,國內銅消費量的40%需要進口。對大自然超強度索取和開發,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如工業“三廢”排放、地表水嚴重污染、地下水急劇沉降、水土嚴重流失、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等。近十年來,自然災害給我國帶來的經濟損失每年都超過1.000億元,2003年更是高達1.886億元。相關研究表明,在2030年之前,我國環境惡化的總體格局難以發生根本扭轉。在傳統污染沒有得到根本治理之前,汽車尾氣、電子垃圾、外來生物入侵等又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挑戰。在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失衡。突出表現就是政府公共服務不均等,困難群體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從基礎教育角度看,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長期由縣、鄉政府和農民交費承担,受經濟發展不平衡制約,農村地區教育投入大大低于城市水平,農村人口受教育年限明顯低于城市人口。許多地方甚至一度出現大面積拖欠教師工資、借款搞校園建設的現象。從公共衛生角度看,有限的衛生經費主要投向了城市,城市地區每千人所擁有的醫療機構、醫護人員乃至床位數都遠遠高于農村地區。2000年,城市居民醫療費用的60%是由個人承担的,但農村地區這一比例卻高達90%。由于投入嚴重不足,農村合作醫療甚至出現了倒退,其覆蓋面由改革開放前的85%下降到了目前的10%左右。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也不平衡。在城鎮地區,新型醫療、養老保險、失業和貧困救濟制度已經初步建立起來。而在廣大農村地區,領取養老金的老人只有108萬人,3/4的貧困戶沒有納入最低生活保障。
    從歷史角度看,人們對發展的認識處在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之中。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不斷,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工業化道路具有極大的局限性,綜合考慮環境和發展問題,將有助于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改進對生態系統的保護和管理,有助于創造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未來。1992年,聯合國里約熱內盧地球會議通過了《21世紀議程》,該行動計劃就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向各國提出了2500多條建議,其范圍涵蓋減少浪費性消費、消除貧窮、保護大氣層、海洋和生物多樣性、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等領域。中國政府也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做出了大量的不懈努力。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還簽署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充分調動個人、企業、地方的發展積極性,我國實行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政策,強調的是要打破分配上的“大鍋飯”,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收入差距的逐漸拉大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黨和政府日益重視平衡發展問題,曾先后推出了“西部大開發”、“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農村稅費改革”、“振興東北工業基地”等重大戰略舉措。黨的十六大又明確提出了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正是在深刻總結了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它反映了我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升華,標志著黨和政府發展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
      新發展觀的核心是五個統籌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證。這五個統籌不僅是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今后一段時期內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
    五個統籌不僅明確了我國當前改革和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而且明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基本指導思想,即要正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系,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和制度創新。
    一、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是將富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現代經濟體系當中,并用現代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來改造傳統農業。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和農村地區,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主要原因。“三農”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推進城鎮化,要靠非農產業的發展。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取決于城鎮中就業機會的增加,取決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更取決于農村勞動力發掘城鎮地區潛在就業機會的能力。應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狀態,鼓勵勞動力自由流動,鼓勵發展能夠大量吸納勞動力的第三產業,提高農村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的勞動技能,降低創業門檻,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城鎮化水平低于工業化水平。目前全國約有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這就決定了城鎮化和消除城鄉差距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促進農民收入穩定增長,防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直接關系到國內市場的開拓,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長治久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財力的逐步增強,政府應當逐步加大對農業和農村地區的支持力度,通過改善農村生產基礎條件、增加農業科技投入、完善農村科技推廣體系、加強農民技術培訓、減免涉農稅費等,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在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提高農業生產附加值方面,還有許多文章可做。
    二、縮小地區差距要靠中央和上級政府的支持,更要靠落后地區自身的努力。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生產投入不僅包括原材料和機器,還包括具備相應技能的勞動力;產品成本不僅包括直接的生產、營銷成本,還包括遵守社會規章、維護自身權益的社會成本;產品競爭不僅要比產品價格,還要比質量、款式和售后服務。增加對落后地區道路、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運輸、通信等成本,而很難提高當地高級專業人才的可獲得性,很難降低當地企業生產經營的社會成本。所以,縮小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不能簡單地把希望寄托在上級政府的財力支持上,而應當把上級政府的支持同落后地區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市場環境、增強地區發展后勁結合起來。特別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政府干預更要著眼于彌補市場失靈,增進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而不是代替市場去篩選當地的主導產業和決定當地的發展道路。
    東部沿海地區具有良好的區位,吸納了較多海外投資,擁有更為濃厚的市場經濟意識,再加上其市場容量較大,人力素質較高,已經形成了相對于中、西部地區的競爭優勢,其資源配置效率要較中、西部地區更高一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著眼于改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環境,而是一味地通過行政手段把經濟資源從東部地區抽調到中、西部地區,很可能會事倍功半,降低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延緩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因此,著眼于充分調動各地區的積極性,充分發揮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發展潛力,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就是使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我國正處在工業化進程的中期,勞動力供給也處在快速增長階段,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失業現象不可避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是政府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要通過打破形形色色的壟斷,加速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流動;降低創業門檻,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加強教育和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把更多的勞動力吸納到經濟活動之中,使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憑借其收入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同時,要加快建立、完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城鎮地區,當前要著眼于完善新型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制度和社會救濟制度;在農村地區,要著眼于恢復和完善合作醫療體系、社會救濟制度,適時推進養老保險。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在這些領域全面引入市場原則,搞“產業化”經營,雖然一時減輕了財政負担,卻有悖于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根本宗旨。
    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政府的積極參與。要在政府財力不斷增加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權利和責任,加大中央政府對落后地方政府、上級政府對落后地區的下級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逐步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還要進一步推進公共財政改革,建立涵蓋預算編制、預算執行到事后評估全過程的監督控制體系,切實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保證財政資金投放方向正確、使用高效。
    四、轉變生產生活方式,積極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順應發展循環經濟的世界歷史潮流,積極推進我國傳統的“資源——產品——廢物排放”的單向型生產方式向新興的“資源——產品——再生性資源”的循環型生產方式轉變,引導居民樹立科學、健康、節約的消費理念。GDP指標通過加總單個經濟主體經營成果(增加值)的方式計量經濟活動的總量,不能把各經濟主體活動的外部影響包括在內,難以真實反映居民的生活質量。應探討用人文發展指數、環境指數、居民生活質量等指標補充GDP指標,或探討用綠色GDP概念取代GDP,以更好地反映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成果。
    工業“三廢”和溫室氣體的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源利用率低、能源利用結構不合理的結果。環境污染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抵消了經濟增長的收益。污染企業向貧困地區轉移更進一步惡化了當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增加了反貧困的難度。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特許經營等多種方式,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環保項目。通過開征排污稅(費),制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行動計劃,推廣排污權交易,推廣強制性技術標準,逐步減少工業廢棄物排放量。我國人均資源貧乏,應當鼓勵進口更多的優質能源和原材料,以更好地滿足國內生產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能源、原材料和礦產品的重要進口國。雖然近期內國際市場上能源、原材料供應充分,價格較低,尚不至于制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未雨綢繆,積極籌劃建立穩固的海外供應基地,有助于保障我國經濟體系的安全。應把握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大好時機,加快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步伐,大力恢復生態植被,引導發展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保障我國食品安全。
    五、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但隨著國際市場占有率的不斷提高,“中國制造”產品與其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由于經濟全球化導致國際貿易流向發生改變,雖然我國的貿易盈余與對外貿易總額相比并不多,但我國對美國、歐盟存在大量順差,對日本、東盟存在大量逆差,這就為歐美等國轉嫁國內矛盾提供了口實。近年來,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急劇增加,從而警示我們:必須把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結合起來,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是新時期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必然要求。中國企業積極開展對外投資,有利于利用發達國家在管理、研發、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優勢;有利于發掘發展中國家市場,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有利于打破各種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更有利于建立穩定可靠的能源、原材料海外供應基地,保障中國經濟的安全。
      貫徹新發展觀要有新思路
    五個統籌反映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正確處理這五對矛盾,不僅不會損害經濟增長,而且有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加快推進城鎮化,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有助于擴大內需,為經濟增長開拓新空間;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自動逆向調節總需求變化,發揮“內在穩定器”的作用;統籌考慮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可以進一步擴大參與國際分工的收益,并為民族資本開拓新的投資領域;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有助于打破發達國家的環保壁壘,增強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保障困難群體能夠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那種認為協調發展必然會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觀點,其錯誤在于把政府和市場簡單地對立起來,認為政府干預必然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市場機制也是有缺陷的,用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恰恰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內在要求。我們只有深化改革,盡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為這些矛盾的解決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不斷探索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切入點、具體方式和政策手段,將“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有效配置資源的優點,又要有效限制、彌補市場失靈現象。
    五對矛盾都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矛盾的解決,需要多部門甚至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以環境保護為例,環境污染屬于典型的市場失靈領域。從國際經驗看,治理環境污染,需要有把外部效應內部化的法律、法規,需要有淘汰落后設備和工藝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需要有實施國家法律法規的組織體系,更需要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只有集思廣益,制定出統一的戰略和行動方案,并以此來協調社會各部門、各方面統一行動,才能使這些問題得到較快解決。
    五個統籌所解決的,是貫穿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過程的長期矛盾。根本解決這些矛盾,最終要靠推進工業化,要靠科技進步和體制創新。因此,我們既要有銳意進取的精神,又要有腳踏實地的態度。《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就體現了從機制、體制入手,循序漸進,逐步解決這五紅旗文稿京2~5D2中國共產黨張俊偉20042004黨中央之所以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三個代表”的根本問題,是因為它體現了黨的根本宗旨,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根本經驗,揭示了原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教訓,提醒我黨要高度重視解決能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全面理解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精神,要全面正確理解“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科學含義。學習貫徹“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抓住執政為民這個本質。貫徹落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關鍵是要從思想、政治、組織、作風以及法規和制度上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本文是吳官正同志2004年5月2日至6日在貴州省考察時的講話要點。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Hua Zhengxue
  Zhejia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Zhejiang,Hangzhou,310012張俊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作者:紅旗文稿京2~5D2中國共產黨張俊偉20042004黨中央之所以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三個代表”的根本問題,是因為它體現了黨的根本宗旨,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根本經驗,揭示了原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教訓,提醒我黨要高度重視解決能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全面理解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精神,要全面正確理解“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科學含義。學習貫徹“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抓住執政為民這個本質。貫徹落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關鍵是要從思想、政治、組織、作風以及法規和制度上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本文是吳官正同志2004年5月2日至6日在貴州省考察時的講話要點。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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