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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作用
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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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1;B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301(2002)03-0001-08
  從19世紀末開始,西方的進化論、社會政治思想、意志主義就傳播到中國,此后,各種西方哲學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紛紛登陸中國,正是在西方哲學思想的啟迪下,中國哲學才走上了現代化發展的道路。20世紀初以來,對西方哲學的傳播與研究不斷深入,中國傳統哲學也在西方哲學的框架下被重新整理、發掘和改造,從而使20世紀中國的哲學園地呈觀出繁榮的局面,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左傾”思潮泛濫,西方哲學一度被簡單否定并被拒之門外,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被教條化、簡單化、絕對化,哲學園地一度出現蕭條、荒蕪的景象。改革開放以來,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方針的指導下,哲學領域重新活躍起來,西方哲學的傳播與研究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為21世紀中國哲學的創新和原創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西方哲學在仔國的傳播。著名學者郭湛波在概括20世紀前50年中國思想發展時,就客觀地介紹了西方思想的傳播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他說:“中國近五十年來思想在中國思想史的貢獻,一是對于數千年舊思想之破壞;一是新思想之樹立,而新思想之樹立,都由西洋思想之介紹,可說中國近代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受外來思想之影響。”[1](P347)同樣,在20世紀后50年,中國人綜合古今中西,實現新的超越,發展自己的哲學的時候,也沒有離開西方哲學思想的啟示。
  經過20世紀百年的學習和訓練,中國哲學在西方哲學的催化下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并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精神的制高點,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回顧20世紀西方哲學在中國社會和哲學變革中的作用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從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中華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國家瀕臨滅亡邊緣,到2000年中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進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榮富強,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這三次巨變,都與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密切相關。西方哲學來到中國,真正發生重大作用的是三種哲學: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進化論,它與當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相聯系;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與科學社會主義文化相聯系;改革開放階段的人本主義,它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相聯系。達爾文進化論的輸入標志著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開始。從戊戌變法時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革命者,都信奉進化論。五四以后,中國的先進人物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和進行革命救亡的工具。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中國的哲學革命和社會革命都取得了積極成果,形成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立后,我國與西方世界處于尖銳的政治對立之中,西方哲學繼續輸入中國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在外國哲學研究領域,被視為美國官方哲學的實用主義受到了嚴厲批判,除了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來源的德國古典哲學之外,其它西方哲學著作很少再被譯成中文出版。“左”傾思潮興起之后則把所有的西方思想一概拒之門外,結果使中國在發展速度上又一次落后于西方國家,乃至落后于東亞的一些小國。以實踐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契機,開始了改革開放新時期,西方哲學又一次涌入中國,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相交匯,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也推動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變革和發展,為中國在新世紀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參與競爭并對世界文明做出貢獻作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鋪墊。在西方哲學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當屬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處于主流地位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原本也是西方哲學,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形態,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現代轉型的基本形態,本身已屬于中國哲學,所以本文不再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作用。
    一、西方哲學對中國傳統哲學現代轉型的催化作用
  對于西方哲學的引進、傳播與研究,沒有人能夠忽視其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那么,從總體上看,西方哲學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這也是對西方哲學的一個歷史定位的問題。
  從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史看,有人把西方哲學的作用看的非常重要,有人則持保守主義的立場,排斥西方哲學;有人從文化調和的立場出發,主張在傳統哲學的基礎上接受和改造西方哲學,有人則主張以西方哲學為基礎來吸收和改造中國傳統哲學。正是由于對待西方哲學態度的區別,展開了中西文化的論爭,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的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主義中國本位文化派。
  20世紀中國哲學是指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產生、流行、轉型和發展。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既不是自由主義西化派,也不是保守主義中國本位文化派,而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對待西方哲學的態度并不能給予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以正確的定位。如果要給西方哲學一個恰當的定位,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超越20世紀中國哲學中任何一個派別的立場,走出20世紀特定的狹隘的歷史境域。張岱年先生針對中西文化論爭曾這樣總結,中國哲學的未來是走綜合創新之路,而不應局限于單純的“向西走”和“向東走”。這是一種未來主義的態度。對于西方哲學的定位,恰恰應當站在這樣一個面向未來的立場上。也就是說,在21世紀中國人如果創造了新的哲學,那么20世紀就是一個創造新哲學的準備期,準備期的任何一個派別都不足以代表新哲學,來自異域的西方哲學就更不足以代表新哲學了。從這樣一個視角來看,應該怎樣定位準備期來自西方的哲學呢?它是中國哲學由傳統到現代再到未來這一嬗變過程的催化劑。
  首先,新哲學是對中國傳統哲學超越式的發展,西方哲學不過是一種重要的外因。如果說21世紀的新哲學是對20世紀哲學超越式的發展,那么,20世紀的中國哲學也是對中國傳統哲學超越式的發展。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是一個整體系統發展過程,對于一個系統來說,它的存在與發展離不開系統的內因,而且,最為根本的也是內因。20世紀哲學的變革在于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儒家這一主流思想本身出現了問題,作為意識形態它已不適應社會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從明末到清末,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一直就沒有停止過,這是中國哲學發展的精神文化內因。即使沒有西方哲學的傳入,中國傳統哲學自身的變革也是在所難免的,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再者,中國的現代化雖然是外迫后發型的,但是傳統社會本身提出的社會問題20世紀的哲學必須給予回答,這是中國哲學發展的社會內因。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促使其變革的內在因素,對于中國傳統社會而言,即使西方國家不發動侵華戰爭,西方哲學不大規模地東漸,中國社會內部遲早也會釀成一場哲學乃至社會的變革或革命。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設,事實上中國像其他東方國家一樣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即使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對于中國哲學的發展而言,仍然主要取決于中華民族的內部原因。
  其次,就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條件來講,新哲學創生的確離不開西方哲學。西方哲學以及西方社會對中國傳統社會帶來的挑戰是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外因,亦即民族之外的原因。西方列強入侵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文明,堅船利炮和民主政治引導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哲學文化。從哲學本身來講,西方哲學對中國傳統哲學本身的發展既帶來了嚴峻挑戰,又激發了傳統哲學的內在活力,“五四”運動從形式上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從內容上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躍遷,這一點也是不爭的事實。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挑戰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如佛學對傳統儒學的挑戰與改造就說明了這一點。同樣,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挑戰本身就是中國哲學發展的組成部分。19世紀末期以來,西方哲學開始傳入中國,既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挑戰,又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激活。進化論、唯物史觀提供了社會革命與思想革新的理論依據;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給予我們崇尚科學、倡揚理性的現代精神;意志主義、生命哲學提供了對生命與自由的新理解。總之,西方哲學提供了對中國傳統哲學全方位的挑戰和對其合理內容的激活,并給中國哲學注入了許多新內容。
  然而,我們卻不能說西方哲學替代了中國傳統哲學。美籍華人學者張灝指出,西方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就是“西方的沖擊”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是一定要謹慎地使用這一概念,如果濫用“‘西方的沖擊’的概念可能會導致對傳統文化的復雜性和發展動力估計不足。”[2](P1)就20世紀的各家各派而言,他們實質上也并非單純的站在極端的立場上。從表面的話語分析,似乎自由主義西化派就是主張用西方哲學替代傳統哲學的,而保守主義本位文化派就是主張一概拒斥西方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則是一種能夠獨立發展的哲學。從深層實質來看,事實并非如此。拿自由主義來說,重視西方哲學自不必說,胡適在1929年發表的《中國今日的沖突》一文中還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主張用西方哲學來替代傳統哲學。1935年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中就針對自己的批評闡明過自己的立場,從而說明全盤西化的口號存在語病,為了表達本意,全盤西化應當用充分世界化來代替,以此表明并非全盤反傳統文化。事實上,胡適始終著力于挖掘傳統文化中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胡適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還有策略層面的考慮,他認為,在傳統積淀深厚的中國,不極端的主張西化,不足以促進中國的世界化。這樣,“全盤西化”就僅僅成了一種手段,正如魯迅所說,如果你想要開個窗子,那么你得大呼拆房子;如果不這樣,你只能拆掉一塊磚。胡適提出全盤西化,只是一種戰術的需要,并非主張用西方哲學來替代傳統哲學。保守主義也并不是全盤否定西方哲學。梁漱溟作為現代第一位新儒家,他要維護傳統,但是他并沒有回避西方哲學的挑戰,而是從他提出的文化三路向的文化觀出發,主張對于西方文化要全盤承受,就是對其人生態度要改一改。從而表明,對于科學與民主是要全盤接受的,只是要加上儒家的人生態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強調吸納西方哲學和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和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強調哲學理論的與時俱進。可見,構成20世紀中國哲學組成部分的各個派別都潛在的有一種哲學世界化和現代化的傾向。
  就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來說,西方哲學不能代替中國哲學本身。西方哲學的作用始終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可以說,西方哲學是實施于中國哲學從傳統到現代再到未來這一歷史嬗變過程的催化劑。西方哲學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國哲學,就象西方人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國人一樣。但是,如果沒有西方哲學的幫助、催化,中國哲學單靠自身的嬗變不可能在一個世紀內完成現代轉型,并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就像沒有西方科學的東漸,中國的科學不會這樣快的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一樣,如果沒有西方哲學的催化,中國哲學也許還在傳統的所謂“經、史、子、集”和“漢、宋之爭”的學術體例與架構的圈子里徜徉。
    二、西方哲學對中國人現代化的啟蒙作用
  西方哲學傳播的直接目的是實現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實質上,哲學的現代化就是通過批判舍棄舊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建立新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來改變人的思想觀念,也就是實現人的現代化。可以說,人的現代化是社會整體現代化的核心,它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又是社會現代化的最終目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輸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為主題的思想文化,目的就是為了改造國民性,培養新的國民,以近代西方“科學”的思想培養具有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的新國民,清除國民原有的愚昧、迷信的傳統觀念;以近代西方“民主”的思想培養具有人文主義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新國民,清除國民原有的封建等級觀念與“奴性”或人身依附性及思想依賴性。可以說,西方哲學傳播在人的現代化層面上首先表現為思想的啟蒙,以西方的先進思想來滌蕩中國人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識,重新塑造中國人的現代人格。
  從思想啟蒙來說,西方哲學思想傳播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從嚴復、章太炎、梁啟超,到陳獨秀、胡適一直到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思想家們都對思想啟蒙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在劇烈的現實斗爭面前,他們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他們認識到,僅僅靠社會政治斗爭不足以實現國家、社會的整體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關鍵,沒有人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國家、社會的現代化,因此,他們對人的現代化給予了非常的關注。實際上,正是西方哲學思想的巨大啟蒙效應才使得中國的現實斗爭此起彼伏,才使思想家和革命者在革命斗爭暫時失敗后,依然為既定的目標而繼續奮斗,并最終實現社會制度的革命變革。譬如,西方“民主”與“共和”思想引導人們進行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敗后,革命者仍然為實現“民主”、“共和”的目標而奮斗。同時,他們也意識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對西方先進思想宣傳不夠,是因為對中國人的思想啟蒙不夠廣泛、不夠徹底。所以,他們又以更大的熱情與斗志投入到更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工作中去。正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才得以廣泛傳播,正是一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通過自身的馬克思主義化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以及相應的社會實踐而最終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同樣,西方哲學的傳播與人的現代化也體現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需要科學與民主精神武裝的人,需要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的人,需要面向世界、具有博大胸懷的一代新人。只有這些能夠接受并且真正理解西方先進文明的人才能夠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夠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而真正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艱巨任務。
  “文化大革命”一個嚴重的負面效應就是壓抑了人們的思想,此外,還造成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國民經濟陷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很多人的思想也處于極度的苦悶與彷徨之中。粉碎“四人幫”之后,特別是隨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西方思潮開始大量涌進中國,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人們強烈呼喚主體意識的覺醒,與此相應,在哲學界、文學藝術界和社會上特別是青年知識群體中連續出現了較為持久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熱——“薩特熱”、“尼采熱”與“弗洛伊德熱”。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當時特別迎合了人們自我解放思想的需要,因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比如,在薩特思想中,對超乎個人之上的偶像以及既定價值的否定,就迎合了信仰崩潰、偶象坍塌以及理想幻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心理需要;薩特對人的存在的描述,即每一個人都是偶然被拋入這個世界,在世界中人是孤立無援的,人生充滿了對生命的憂慮和煩惱的思想,這仿佛就是經歷了十年動亂后的中國人的心理寫照,因而迎合了當時許多中國青年對人生的思考,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薩特存在主義思想的流行“是現代中國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關注和反思人生價值問題的又一次重大反響。”[3](P14)同時,薩特絕對個人主義的自由觀也滿足了一部分青年要求重新尋找自我、實現自我的精神渴望。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既然過去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崇高的信念已經被林彪、“四人幫”所愚弄,那么,回歸自我也就成了惟一現實的人生選擇,這樣,他們把目光投向了薩特的“自我設計”和“自由選擇”的思想學說。還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把林彪、“四人幫”曲解的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信仰出現危機的情況下,他們就選擇了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李澤厚曾就“薩特熱”發表過見解,他說:“薩特熱所表現的不是說對薩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薩特傳來的那點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幫’倒臺以后,一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時一樣,薩特強調的一些問題,大家發生興趣。很清楚,特別是經過十年苦難,人們要強調自己選擇,強調我自己決定。”[4](P67-68)可見,“薩特熱”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同樣有著深刻和現實的社會歷史背景。“薩特熱”帶來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促使人們從“文化大革命”和傳統的價值觀念中盡快的走出來,獲得思想上的解放。
  “尼采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薩特熱”的延伸,它的出現是在更高層次上反映了現代中國青年的文化心態。有學者這樣寫道,“如果說,薩特存在主義對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更多地限于表層情緒而不具備持久性的話,那么,尼采思想的影響則在于它直接地觸動了當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內心底層的隱痛和危機感,因而具有更深刻的歷史意味。”[3](P21)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進入了一個新舊社會體制的大變動時期。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舊的傳統的價值觀念需要打破,而新的價值觀念尚在生成中。青年知識分子們,一方面為改革開放以來新價值觀念的形成而鼓舞,另一方面,他們也對舊價值觀念對社會發展的阻礙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在這樣一個新舊價值觀念的交替時期,尼采的思想就特別迎合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需要。周國平說過,“尼采熱”是“一些在人生意義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學者和青年藝術家在某種‘精神危機’的覺悟及由此引起的焦慮中產生的共鳴”。尼采對西方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批判和權力意志體現出的主體意識和創新精神,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批判與革新價值觀念具有特殊的強化作用。在新舊價值觀念之間,“他們力圖超越的矛盾,這一矛盾所鑄造的精神心理在尼采思想的危機感與超越感中找到了某種平衡和依托。”[5]可見,“尼采熱”的出現有著更高的社會歷史與思想文化要求。
  毫無疑問,“尼采熱”的出現迎合了社會現實的需要,對青年知識分子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可以說,接受尼采思想影響的一些青年是懷疑的一代、覺醒的一代,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面對人性、理想所遭受的嚴重摧殘,他們開始用懷疑的目光審視周圍的一切,開始獨立地思考社會以及人生問題。因此,尼采哲學對人的個性、自我的強調,在我國青年價值觀的形成中起了很大作用,給他們帶來了思想和生活的活力。在1993年第4期的《青年研究》上,一篇文章指出:“尼采主張強力人生、‘酒神精神’、‘超人’理想,使大學生從認知自我轉向實現自我,從對內反思轉向批判社會。大學生中涌動著‘文化熱’、‘從政熱’的風潮。至此,尼采熱達到全盛期。一些大學生說:‘薩特使人苦悶,而又無可奈何;弗洛伊德使人騷動,讓人更抑郁空虛;只有尼采給人力量,讓人痛快淋漓。’”[6]可見,從積極的方面看,尼采哲學所倡導的創造價值與自我超越,對于青年人積極向上、不斷進取是有積極作用的。尼采哲學給青年人的人生意志增加了韌性和沖力。
  如果說,“薩特熱”以及“尼采熱”是青年人關注和反思人生價值問題的思潮,那么,“弗洛伊德熱”則是年輕人企圖了解人性、人的本質,并且從中尋求人生動力和目的的思潮。經過“十年動亂”,有些人對舊的人生目的與動力發生了懷疑;他們轉而從弗洛伊德本能的理論中,去尋求對這些人生問題的解答。此外,弗洛伊德的學說涉及性心理以及在此基礎上對夢、宗教、道德和文學藝術起源的解釋,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青年普遍缺乏性知識的科學教育,因此,當傳來弗洛伊德的學說時,就引起了他們濃厚的興趣。基于這些原因,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國內就形成了一股廣泛的“弗洛伊德熱”。
  在人們的行為方式方面,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巨大變革。在性觀念方面,中國人的傳統而保守的性觀念,在西方開放的性觀念、性行為方式,特別是弗洛伊德性本能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變化。80年代中期前后,中國文學界形成了性愛文學的大潮,在文學藝術的各種形式如小說、電影、電視、繪畫、攝影中都有對性愛的充分描寫或展露。在小說中,這種表現尤為突出。例如,發表于《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的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就充分展現了人們性觀念的野性,后來被張藝謀拍成電影,影響很大;還有發表于《收獲》1985年第6期的張賢亮的中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對性愛也作了充分的描寫,同時也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極“左”的社會條件下對人們合理性愛的摧殘。在弗洛伊德主義與國內性愛文學的影響下,80年代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開始從傳統的封閉走向開放、從愚昧走向科學。
  實事求是地說,西方人本主義哲學熱是伴隨著改革開放而形成的,它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必然,對人們思想觀念的解放、新價值觀念的確立以及整體素質的提高亦即人的現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同對傳統哲學的現代轉型相比,思想啟蒙與人的現代化的任務更為艱巨,道路也更為曲折,意義也更為重大。“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西方哲學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雖然廣為傳播,但是,真正接受并相信科學與民主思想的人卻不多,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也很不徹底。建國后,思想啟蒙和人的現代化的工作長期被淹沒在政治斗爭、階級斗爭的浪潮中。到了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人們才又重新進行“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啟蒙工作。經過西方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大思潮的沖擊,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國人向現代化的目標前進了許多,但是,與西方人相比,特別是與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相比,人的現代化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西方哲學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引導作用
  西方哲學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引導與推動作用,間接的表現是它通過推動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人的現代化來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直接的表現是它為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現代化提供選擇的方案或藍本。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上半葉面臨著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下半葉面臨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任務,西方哲學的譯介與研討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都離不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引進與研究西方哲學是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是滌蕩中國人封建靈魂和不斷解放思想的重要手段,是中國實現獨立自主、繁榮富強和現代化的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在馮友蘭先生看來,西化派和傳統派都是以所特有的殊相來解決中國的文化問題,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問題里面有一個共相問題,也就是現代化。馮友蘭先生說,一般的西化派說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也就是他們所理解的西化。然而,準確的講,“應該說是現代化”。而中國自身的現代化正是落后的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的根本目的。[7](P134)可以說,馮友蘭先生在現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傳播與研究西方哲學的根本目的。現代化作為一場全球性的社會變革,東西方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現代化作為一個持續的歷史過程,東西方都要經歷這個歷史過程。不同的是,西方國家走在了前頭,所以中國必須學習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就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工業化而言,西方國家比中國領先兩個多世紀。在18世紀后半葉的時候,英國就已經初步的實現了工業化,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西歐的法國、德國以及北美的美國先后實現了工業化。從19世紀中葉開始,英、法、德就通過經濟、政治、軍事等手段向歐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擴散他們的文明。不僅物質文明,而且包括制度、文化、宗教、藝術一起以標準的形式擴散開去。19世紀中葉,中國就是在工業化的全球化擴散中被卷進去的。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依靠中國固有的傳統來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顯然是不夠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引進西方文明就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選擇。
  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現代化是一個“共相”,它不僅是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社會發展目標,而且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社會發展目標。但是,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西方國家也是在重重國內或國際矛盾中走向現代化道路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更為曲折,一方面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矛盾激化,先進的知識分子要求社會變革,而大多數知識分子卻固守傳統,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堅決反對社會變革;另一方面,在西方強大的軍事、政治以及經濟壓力下,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勢力又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礙,西方列強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中國富強,也就是說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正是在這種內外雙重矛盾和雙重壓力下,中國被動而又緩慢、曲折地走上了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開始了從軍事、經濟到社會政治制度,再到文化、哲學以及人的素質的各個層面的變革。中國社會的變革,也就是社會的現代化最先是在物質層面進行的,首先是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然后是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最后是學習西方的哲學文化。然而,最終成功的過程卻是倒過來的,只有哲學文化發生了變革,才能變革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了先進的社會制度,才能創造高度的物質文明。20世紀的中國一直處在劇烈的變革之中。在上半葉,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最后的結果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下半葉,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社會發展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狀況。社會主義建設在建國后近三十年即到了70年代末,才真正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否極泰來,多難興邦”的過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獨立自主、民主富強并向現代化強國邁進的東方大國,其間,西方哲學的啟迪、引導作用功不可沒。
  中國近代制度革新的內容是仿效西方,建立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思想的選擇上,為了適應變革的需要,英國的政治民主與自由思想以及法國激進的社會政治思想都被引入中國。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西方哲學的傳播緊緊地服務于中國的社會政治變革。就傳播主體來看,宣傳西方哲學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主觀上,傳播西方哲學就是為他們的社會變革活動提供新鮮有力的理論基礎;客觀上,他們宣傳西方哲學確實促進了社會的變革。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不僅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活動的主角,而且是西方哲學的熱情傳播者,他們都把傳播西方哲學看作他們政治活動的組成部分和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就傳播的內容來看,進化論與社會政治思想就是變革社會的理論依據。這說明,西方哲學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實用目的是非常明確的。
  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都是以西方哲學為理論依據的。一些最先接受西方先進科學與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了這一時期的社會變革與革命運動。他們力圖用西方的哲學、社會政治科學,特別是進化論、民主、共和、平等、革命以及天賦人權等思想來改造中國社會。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大都接受了進化論思想。嚴復從事的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他對《天演論》的翻譯是赫胥黎原著的一種再創作。在國家與民族面臨的嚴重危機面前,一方面:嚴復肯定人類社會也象自然界一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目的是以此向國人發出警告,中國必須趕快自強,否則,就要被自然所淘汰,就會變成列強的奴隸。所以,中國應當順應“天演”的自然進化規律來進行維新變法;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能“群”,并且社會是通過“群”來進化的,所以,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人應當團結起來,進行變法革新,從而走向富強、民主的國家之路。康有為在嚴復翻譯《天演論》之前就已經接觸到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他認為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都遵循著進化的規則,并且,他還運用《周易》中的辨證發展的思想去佐證進化思想。他為了適應變法維新的社會需要,把進化論思想與傳統的循環進化的思想結合起來,托古改制,建立了他的大同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多數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接受了進化論思想。不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人士信仰進化論,而且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也接受了進化論思想。孫中山提出了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人獸同爭的太古洪荒時代,再到神權時代、君權時代以及民權時代的社會進化的歷史進程的思想。章太炎也提出了頗有特點的善、惡俱分進化論的思想。
  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對中國的社會政治變革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許多資產階級的革命派人士大多從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想中找到自己一生的奮斗目標。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就一度受西方激進的政治思想影響而接近革命派。黃興于1899年在日本讀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后就萌發了革命的思想。1902年,鄒容在日本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寫下了被譽為中國第一個“人權宣言”的《革命軍》一書,書中講到,要“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8](P32)正是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下,許多中國人義無返顧地投身于社會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中去。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凱、張勛之流還大張旗鼓的借助傳統儒教文化為復辟封建帝制服務,而康有為、陳煥章等維新派也主張尊孔讀經,以此來迎合袁、張的倒行逆施。革命派在這種情況下憤怒、斗爭,孫中山發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結果卻以失敗告終。一些激進而又清醒的知識分子深切地感到,要想根絕政治上的封建專制,首先必須清除作為其根本的傳統意識;要想建立起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必須要全面地輸入作為民主共和政體根基的西方文化學理。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后成了被通緝的要犯。但是,他反思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力圖說明為什么一次次的革命會歸于失敗,為什么中國的富強之路走的如此艱難。1914年6月10日,他在《甲寅》雜志上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對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開始失去了信心,開始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文明的身上,他斷言,“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所以,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必然要導致以批判傳統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生。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西方哲學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在批判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價值觀念,傳播“民主”和“科學”等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同時,先進知識分子引進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美國的實用主義、英國的邏輯實證論、尼采的意志論、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康德哲學等西方哲學思想,從而給中國人在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方向方面提供了多種選擇內容。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場西方哲學涌入的大潮中也實現了本土化、民族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中西古今文化的批判總結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最終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社會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近三十年的時間,由于政治上“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左”傾錯誤的支配,西方哲學成為批判的對象或階級斗爭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西方哲學的引進與研究幾乎中止。因此,西方哲學沒有體現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在改革開放時期,西方哲學的傳播與研究出現了新的繁榮景象,從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80年代,是反思“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年代。人們為了把“四人幫”顛倒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再顛倒過來,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真實面目,向經典作家的原有思想求教,向現實的社會實踐求教,同時也向國外的各種新思潮求教。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讓人們大開眼界。盧卡奇的主客體辯證法、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薩特的人學辯證法、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讓人們目不暇接。這些思想啟示人們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在國內理論界展開了關于主客體問題、辯證法問題、歷史規律問題、自由觀問題、價值觀問題、人學問題以及實踐唯物主義的論爭。從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
  90年代,國內學術界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跟蹤研究。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課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是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研究。市場社會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個新分支。當今,市場社會主義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為一種獨立的經濟流派而倍受重視,并且在理論層面上已經形成了比較有系統的理論。如費布羅代爾提出的物質文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三層次分立模式;扎伊德爾等人提出的“中型機制論”、“聯姻論”和“新社會主義模式”等理論。[9]雖然,我國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不盡相同,但是,從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內涵來看,二者也有某些相通之處。因此,學術界展開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的研究,從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重要的理論參考。其次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生態危機理論的研究。70年代,馬爾庫塞、施密特和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作了批判性分析。70年代之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生態危機理論。比如,出現了以本·阿格為代表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流派,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高茲也提出了“政治生態學”理論。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借口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否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在當今的適用性,但是,生態危機理論對于關注和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愈加明顯的生態危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中國社會健康發展提供了思想理論方面的借鑒。[10]
  20世紀的歷史證明,西方哲學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革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在中國逐步強大起來并理直氣壯地走向世界的今天,引進與研究西方哲學仍然是我們的正確抉擇。
  [收稿日期]2002-03-25
聊城大學學報:哲社版1~8B5中國哲學郭慶堂/孟偉20032003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使中國從物質到精神、從經濟到政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哲學從傳統的經、史、子學發展成為足以與西方哲學對話的現代學科;中國人從在封建專制社會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東亞病夫”轉變成為自主自立并與西方人平起平坐的東方巨人;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且瀕臨滅亡的農業國發展成為進入小康水平并向現代化邁進的東方大國。這一切變化除了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學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啟蒙和引導作用。西方哲學/現代轉型/催化/啟蒙/引導郭慶堂(1953-),男,山東聊城人,聊城大學經法學院教授。聊城大學經法學院,山東聊城 252059  孟偉 聊城大學經法學院,山東聊城 252059 作者:聊城大學學報:哲社版1~8B5中國哲學郭慶堂/孟偉20032003西方哲學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使中國從物質到精神、從經濟到政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哲學從傳統的經、史、子學發展成為足以與西方哲學對話的現代學科;中國人從在封建專制社會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東亞病夫”轉變成為自主自立并與西方人平起平坐的東方巨人;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且瀕臨滅亡的農業國發展成為進入小康水平并向現代化邁進的東方大國。這一切變化除了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學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啟蒙和引導作用。西方哲學/現代轉型/催化/啟蒙/引導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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