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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景與挑戰
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景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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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時代背景
  1.世界經濟發展區域化趨勢與東亞地區合作滯后的反差
  區域經濟和貿易集團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通過建立各種優惠的經貿安排,尋求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已經成為多數國家重要的政策選擇。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最主要形式,近年來自由貿易區在全世界得到了迅猛發展。
  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東亞地區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方面明顯滯后,這里真正稱得上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實際上只有東南亞國家聯盟即東盟。盡管東盟建立35年來其業績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但東盟國家日益感到必須進一步擴大東盟的范圍及合作領域,才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居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為此,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倡議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其成員包括東盟和中、日、韓3國。1994年東盟首腦會議又提出了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亞各國領導人加快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中國、日本和韓國3個經濟大國均已在建立地區貨幣互換機制的問題上與東盟達成共識。東盟國家已認識到,作為次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只能依托東亞這個大的經濟圈,才能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但是,從目前情況看,涵蓋全區域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實際上還只是一個構想。(注:陸建人:《“東亞自由貿易區”離我們有多遠》,見http://www.cass.net.cn.)究其癥結,一是東盟不切實際的立場,二是日本、韓國互相猜疑。
  雖然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一直是東盟國家的理想,但是,東盟一直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試圖繼續發揮核心作用,保持主導地位。盡管東盟過去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安全領域合作中尤其在“東盟地區論壇”(ARF)中發揮過一定的核心作用。但是,相對于“東亞自由貿易區”13國20余億人口來說,東盟在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領域無疑均不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由其來承担領導者作用。1999年11月,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出席馬尼拉舉行的"10+3"會議期間,向朱róng@①基總理和小淵惠三首相提出了建立“東北亞經濟合作體”的設想。在2001年的"10+3"會議上,金大中又主張將"10+3"機制改為“東亞峰會”,并提出東亞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包括政治、經濟、安全多個領域的“東亞共同體”,然而,東盟對上述提議十分謹慎,它們担心“東亞峰會”取代"10+3"機制后,東盟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就會喪失,因為“東亞峰會”將不再固定由東盟國家任主席和東道國了。
  “東亞自由貿易區”難產的第二個原因是日本、韓國的互相猜疑。作為世界第2大和第13大經濟強國,日本與韓國在鋼鐵、汽車、造船等傳統產業領域均擁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在微電子、光纖通訊、納米技術等新興產業和高技術材料領域也都具有相當的優勢。因此,有日本、韓國參加的“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潛力是極其巨大的。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它們又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在2001年"10+3"會議上,日本對韓國“東亞峰會”的提議不做表態,只強調"10+3"機制要繼續保持開放性。其主要顧慮是不愿與韓國等靠得太近,把"10+3"機制變成排斥美國的陣營,從而影響自己“脫亞入歐”的形象,甚至喪失多年來從美國倡導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此外,日本的另一個顧慮是它不愿對同樣是以種植水稻為主的樂亞國家開放農業和農產品市場。目前,日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之所以時時出現“卡殼”,也多是由農產品問題引起的。
  在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迅猛發展和“東亞自由貿易區”因困難重重而難于付諸實踐的情況下,范圍更小、同時更具有現實操作性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的提出也就勢所必然了。
  2.中國與東盟政治經濟關系的日益加深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源遠流長。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由于冷戰的原因,中國與東盟一直處于敵對狀態,直到1991年,中國才與所有東盟成員國建交或恢復了外交關系。1996年,中國開始成為東盟全面對話伙伴國。1997年,江澤民主席與東盟領導人共同確立了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同時,這種政治關系的良好勢頭又為雙方發展更深層次的經濟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2000年底,在朱róng@①基總理提議下,雙方進一步探討了如何加強經濟聯系、提供貿易投資便利。2001年11月初,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舉行的第五屆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10+3"以及中國與東盟領導人"10+1"會議期間,朱róng@①基總理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是確定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重要合作領域;二是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三是加強政治互信與支持。消息傳出,舉世震驚。這是雙方領導人高瞻遠矚做出的重大決策,也是中國第一次承諾與他國達成自由貿易安排,堪稱中國與東盟關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可以說,進入新的世紀,中國與東盟關系已形成政治互信與經濟融合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
  從表面上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構想到達成協議,只有一年時間。事實上,早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朱róng@①基總理就曾指示外經貿部組織專家開展關于相關的利弊評估和分析。在2000年11月于新加坡舉行的第4屆東盟加中國會議之后,雙方決定成立經濟合作專家組,在這一專家組內,各自又成立了聯合研究小組。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研究小組形成了一份雙方均能接受的共同報告,并向雙方各自的領導人提交了此份研究報告。2001年6月,在博鰲舉行的中國—東盟高官會議上,東盟秘書長塞夫里諾指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必須保留東盟的核心地位,充分考慮東盟的利益,照顧到它們的要求。對此,中國同意該貿易區可以東盟現有自由貿易區為基礎,不必另起爐灶。同意對東盟中不發達成員(老撾、柬埔寨和緬甸3國)實行特別優惠關稅待遇,照顧這些國家的要求。在2001年9月召開的東盟—中國經濟部長會議上,專家小組的報告順利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倡議被提交領導人會議。2001年11月6日,在文萊召開的第五次"10+1"領導人會議上,雙方領導人根據專家組的建議,迅速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開展更密切的合作。在這次會議上,東盟的態度十分積極和一致。東盟認識到,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促進共同繁榮和發展,是一項及時的戰略性選擇。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收益分析
  第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助于鞏固和加強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進一步擴大雙方貿易規模,提高本地區的整體競爭能力。
  我國與東盟國家地理位置鄰近,開展貿易往來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近幾年來,我國和東盟國家的貿易關系發展十分迅速,雙方在資源構成、產業結構和工農業產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補性很強,擴大雙方貿易規模的潛力巨大。同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將會進一步發展中國同東盟的貿易關系,實現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拓寬出口渠道,擴大經濟發展的空間,繼續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從雙邊貿易發展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年均增長約20%。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雙方貿易在逆境中仍以年均約15%的速度增長。2001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及“9·11”事件的影響,我國與東盟貿易仍保持增長勢頭,全年進出口貿易額達416.1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其中,我國出口183.85億美元,進口232.29億美元,比上年分別增長6%和4.7%。目前,東盟占中國對外商品貿易總額的8.3%,中國占東盟外貿總額的3.9%,東盟現已成為我國的第5大貿易伙伴,我國已成為東盟的第6大貿易伙伴。(注:龍永圖:China,ASEAN Officials Discuss Free Trade Area,見http://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但雙方貿易額在各自外貿總額中的比重都還不到10%。“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為中國和東盟帶來互利雙贏的局面。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的研究分析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將增加106億美元,增幅為55.1%,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2億美元,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130億美元,增幅為48%。這一數字還只是通過靜態模型得出的初步結果,如果考慮到其他動態因素,雙方的益處將會不止這個數字。
  第二,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進一步促進雙邊經濟合作,為亞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從雙邊的經濟合作來看,截止到2001年底,東盟國家共來華投資17972項,協議外資金額534.68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總額的7.2%;實際投入261.75億美元,占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6%;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投資共740項,總投資10.91億美元,其中中方投資6.55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東盟國家簽訂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總金額195.81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24.43億美元。
  此外,為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雙方已經在落實一些具體的合作項目,其中主要包括:(1)中國、老撾、緬甸和泰國4國專家已完成了上湄公河通航的環境評估工作,中方將出資500萬美元資助這一工程的開展;(2)中方將以援助的方式,承建昆明——曼谷公路老撾境內1/3路段;(3)只要東盟確定好泛亞鐵路的選線方案,中方將盡快啟動境內相關線路的修建或改造;(4)今后幾年,中方將加大對東盟人員的信息技術培訓力度,并積極參加東盟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支持“電子東盟”的建設;(5)開拓艾滋病的防治等醫療衛生方面的合作領域。
  在未來10年內,我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前景將更加廣闊。根據專家組建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應包含以下具體內容:(1)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2)對東盟成員尤其是未來的新成員提供及時援助,以提高其與中國貿易的能力;(3)在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基礎上,給予東盟非世貿組織成員特別考慮;(4)將雙方的經濟貿易合作擴大到金融、旅游、農業、人力資源開發、中小企業、產業合作、知識產權、環境保護、能源及石油、林業及其產品等領域;(5)建立相應的雙邊合作組織機制,以便具體執行合作框架。(注:高成興:《走向經濟合作新階段》,載《經濟日報》,2002年4月12日。)
  第三,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有助于為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樹立典范,也有利于應對美、歐區域一體化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國與東盟在"10+1"框架下率先啟動自由貿易區進程,既是雙方經濟發展和經貿合作的必然趨勢,又是雙方長期以來形成的睦鄰友好的政治關系的一種必然選擇。(注:《中國副外長王毅談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載《人民日報》,2002年4月26日。)同時,中國與東盟做出的這一選擇既適應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必將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融合產生深遠影響,并推動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各種力量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又應對了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從而有利于應對美、歐區域一體化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來說,一方面,可以抗拒外來競爭,抵制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抵御其他區域一體化組織發展帶來的經濟貿易集團化對中國出口市場的沖擊;另一方面,在東亞地區可以構建新的有利于我國的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并加強中國與東亞地區經濟的互動增長關系,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開放和發展。
  第四,有助于提高雙方的開放程度和國際政治地位,給我國在世界經貿、政治和安全事務中帶來更大的發言權,并為東亞的經濟穩定提供另一重要的機制性支持。
  一方面,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僅將在這個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形成一個擁有最多人口和最大潛力的統一市場,進而推動WTO新一輪貿易自由化談判的進程,而且我國和東盟在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必須在遵守WTO的一般原則和規則的前提下,相互給予對方更加優惠的待遇,從而為雙方擴大雙邊貿易和相互投資,挖掘發展潛力,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和更廣闊的空間。與WTO多邊貿易體制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推進世界貿易自由化與便利化的良性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正在把一個更加成熟、廣闊的市場展現在世人面前;東盟則在加速一體化進程,力求以經濟融合迎接各種挑戰。中國與東盟正在相互重新認識,彼此在對方經濟戰略中的地位都顯著上升。
  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貿易區還將有利于加強我國與東盟國家的政治、外交和經貿關系。與APEC組織不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不僅包括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還把政治目標作為自由貿易區的重要內容。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利于雙方在國際事務中贏得更多的支持,使區域安全更有保障,改善雙方的地緣政治環境,促進南海主權紛爭的解決,打擊跨國犯罪活動,促進環境污染治理,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國際毒品走私活動等等方面的非經濟合作,進而加速推動日本、韓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及中日韓東北亞經濟合作機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盟國家是我國西南省區的主要出口市場,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大大促進這些省區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是我國在努力加強與周邊鄰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一項重要戰略舉措。
  第五,有助于克服東盟自身的脆弱性,增強東亞區域“內循環能力”,加速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步伐。
  今后的國際競爭已不僅是單個國家經濟總量的競爭,而是更加著重于整個地區的經濟質量、科技水平、人力資本、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程度及影響的全面較量。作為亞洲地區惟一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主要的成就是在外交與安全方面,經濟表現一般。亞洲金融危機不僅使20世紀90年代成為日本“失去的10年”,也使東盟面臨經濟增長缺乏支撐點和“主導國”的困境,而且還充分暴露了東盟的脆弱,使其在經濟發展中本來就存在出口市場過分集中于美日、不良債權難以消除、技術創新不足等“結構病”日趨強化。隨著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和公司財務造假的誠信危機打擊,原本復蘇無力的東盟經濟又備受打擊,區域內經濟合作也陷于停頓。這些經歷使東盟國家認識到要想再創經濟“奇跡”,必須加速自身的經濟調整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增強區域“內循環能力”,進一步加強東亞參與國際分工、合作與競爭的能力。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東盟國家找到了一個替代日本的“主導國”來克服其自身的脆弱性,帶動經濟增長。作為東盟的第6大貿易伙伴,中國每年為它提供了近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個貢獻大于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目前中國的經濟和貿易總量已躍居為世界第6位,并初步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開放經濟,對東盟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形成了日趨強大的吸引力和推動力。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雖然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可能性,但也存在相當多的困難與挑戰。
  1.自由貿易區的運行機制問題
  是建立一個開放型的自由貿易區,還是組建一個封閉型的自由貿易區,這是中國與東盟目前最為急迫的難題。作為一直倡導“開放式地區主義”原則的亞太經合組織下的次區域經濟集團,“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只能是開放型的貿易一體化組織。但當前“開放式地區主義”的原則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巨大挑戰。(注:趙春明主編:《非關稅壁壘的應對及運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頁。)APEC通行的單邊主義和松散的非制度性狀態常常導致各成員方單邊計劃始終無法有效保證集體行動計劃目標的如期實現,結果使各成員國所獲得的實惠要比緊密型的自由貿易區少得多。從今后的發展趨勢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可能會向緊密化方向發展。因此,在開放型和機制性之間,“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必將面臨艱難抉擇,(注:佟福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與難題》,載《國際貿易》,2002年第2期。)并需處理好如下兩個關系:第一是如何解決“開放式地區主義”與封閉型的組織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二是如何處理好不同制度和不同發展水平成員之間利益的分配問題。
  2.領導權問題
  在商談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時,盡管中國同意保留東盟的核心地位,并對東盟中不發達成員實行特別優惠關稅待遇。但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啟動的過程中,領導權問題始終將是大家必須面對的一個最主要難題。因為在東盟各國中,任何一國經濟實力都遠比不上中國,而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其實力雖與中國非常接近,但隨著雙方實力的進一步消長變化,領導權問題仍將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對于“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東盟國家作為既得利益者,大多希望保持"10+3"現有的模式,它們企圖以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投資區(ATA)計劃為基礎吸收中、日、韓3國參加,最后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避免東盟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旁落。而韓國則更加關注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作用,希望以經濟上具有互補關系、文化上具有同質性的中、日、韓3國為主軸,最先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進而吸收東盟參加,最后建成經濟共同體,并借助中國,擺脫自己在日韓締結自由貿易區談判中的不利地位,提高自己的談判地位和影響力,取得一箭雙雕之效。由于近年來,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已日漸式微,除對華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比重有所上升外,對韓國和東盟的貿易比重均有不小幅度的下降。因此,日本的思路與韓國基本一致,也是傾向于先在日、中、韓3個經濟大國間率先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再推及東盟,最后形成“東北亞經濟合作組織”。
  3.在貿易投資自由化與經濟技術合作兩者關系處理上尚有困難
  在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專家組提交的建議中,內容多屬經貿合作與經濟援助問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內容相當有限。目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員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大不相同,對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的目標和承受能力也不盡一致。同時,中國和東盟一些國家的關稅仍然偏高,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自由貿易區,雙方之間的貿易增長很有可能來自于區域外部國家的貿易轉移;由于雙方產業結構趨同可能會使競爭加劇,而加劇的競爭也可能會導致一些企業被迫做出調整。另外,從規模經濟角度來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規模略顯單薄,因而貿易自由化取得的效果將比較有限。在此情況下,偏重經濟技術合作問題雖無可厚非,但APEC的實踐證明,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這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兩者關系處理得好壞,涉及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因此在今后的最終時間安排表中應兩者并重,避免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方向發生逆轉。
  4.南海主權糾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國際恐怖主義等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
  在南沙群島歸屬問題上,盡管從歷史考證看,它無可爭議地屬于中國,但近來在該海域勘探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和其他資源,因而引起菲律賓、印尼和越南對這個海域相關島嶼的覬覦。在即將建立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理應在這個問題上有所作為,促進南海主權紛爭的解決,尋求一個彼此均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但由于主權爭議問題十分棘手,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在所難免。此外,由于歷史及地域特點的原因,東南亞國家毒品走私、劫持人質等跨國犯罪活動異常猖獗,環境污染嚴重,因而在中國與東盟之間開展遏制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國際恐怖主義等方面的合作以及促進環境污染治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及政策建議
  自2001年1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正式提出以來,目前進展較為順利,中國和東盟雙方都已授權經濟部長和高官加緊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的籌備工作。為盡快啟動談判,我國外經貿部派團走訪了部分東盟成員和東盟秘書處,就自由貿易區談判問題與東盟方面交換了意見。2002年2月初,東盟方面也召開了兩次經濟高官會,就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并決定由泰國牽頭,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方進行談判。雙方有關官員還利用2002年2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的APEC高官會等場合,對談判的有關安排問題進行了商討。2002年4月1日,有關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第一次會議已在昆明召開。5月14~16日,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級磋商正式啟動。會議就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原則、模式、內容、時間框架和工作計劃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并為2002年9月舉行的中國—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和11月舉行的領導人會議,在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問題上取得實質性成果做了較充分的準備。
  從發展前景來看,如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能夠順利開展,將會形成一個擁有18億消費者、1408萬平方公里土地、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3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其中在人口方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超過歐盟和美洲自由貿易區,擁有全球近30%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在面積方面,將超過歐盟,覆蓋全球近10%的領土,僅次于美洲自由貿易區;在主要經濟指標方面,將擁有世界上大約40%的外匯儲備,其國內生產總值和對外商品貿易額分別占世界總額的10%左右,成為僅次于美、歐、日的全球第4大經濟支柱,同時也將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注:IBRD: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02,見http://www.worldbank.org.)據東盟的測算,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貿易總額將接近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水平,各成員的區內貿易比重將從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區內外資比重也將有顯著提高,并將為東盟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分別貢獻1和0.3個百分點。
  從動態發展來看,在未來10年中,韓國、日本相繼加入這一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很大,“日本—韓國自由貿易區”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并起來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屆時“東亞自由貿易區”將成為與其他兩個世界性的貿易集團并駕齊驅的世界3大經濟集團之一。這不僅使中國和東盟在亞洲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進而改變整個亞洲的經濟格局,而且也將對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進程,我們提出如下幾點政策建議:
  1.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為維護我國正常的貿易秩序,擴大出口創匯,我們應充分利用合理的規則,積極創造條件,發展相對優勢產業和企業,重點扶持一些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獲取利潤能力強,市場壟斷程度高的企業多出口。同時要合理利用外資,積極營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和主導產業,并充分利用好東盟的普惠制及原產地規則一般要求,實現出口產品的原料和零部件的國產化,提高附加值,推動一批企業集團積極進行跨國生產經營。
  2.我們要借鑒東盟自由貿易區業已成型的架構,加快自由貿易區技術設施、標準化和政策等方面的便利化建設步伐,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程序,加快貨物、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速度。近年來,中國與東盟間的經濟交往越來越多,但受制于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需求能力,現階段很難實現大幅度擴大貿易和投資。如果近期內能著眼于開展便利化建設,將能夠很好地擴大貿易和投資規模。
  3.以組建自由貿易區為契機,加快祖國大陸與港、澳、臺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11月末,在香港特區召開的“第10屆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上,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透露,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建立“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自由貿易區”。表明中國政府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還將走得更遠。
  從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在構建“東亞自由貿易區”問題上東盟和日韓爭論不休時,我們還應從我國幅員遼闊、地理位置優越的特點入手,雙管齊下,齊頭并進地推動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合作。在東北亞,我們應充分利用中、朝、俄、韓、蒙5國在1995年12月簽署的開發圖們江地區的三項國際協定,把"10+3"體制擴展為"10+6"體制,真正建立起與歐盟、美洲自由貿易區鼎足而立的三極格局。在東南亞,我們要大力發揮海外華人在東南亞貿易和投資中的主導作用及中華傳統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巨大滲透力,借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體制,大力發展對東盟的貿易和投資,抵消日本“雁行模式”文化的影響,并進而為我國南部地區構建一個穩定可靠的屏障,打破美國多年來營建的從阿留申群島至馬六甲海峽的排華性鏈式封鎖圈,保證我國的經濟和政治安全。
  為此,當前我們應以組建自由貿易區為契機,加快祖國大陸與港、澳、臺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大力發展經貿往來,早日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兩岸如能早日實現“三通”,組建起“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臺灣自由貿易區”,進而構建關稅同盟和統一大市場。一方面,可以憑借兩岸雄厚的外匯儲備和經貿實力,在實現和平統一和經濟整合的基礎上,通過發行統一的“中華元”,我們就可以避免遭受類似亞洲金融危機式的貨幣沖擊,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攜手共進,南北出擊,將“東北亞經濟合作組織”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合并為統一的“東亞聯盟”,將其真正變成由亞洲人主導的地區性合作組織。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容
世界經濟與政治京32~37D6中國外交趙春明/劉振林20032003區域經濟和貿易集團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的重要發展趨勢之一。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鑒于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政治經貿往來日益加深,2001年11月6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róng@①基正式提出了組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并提出了三點建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的提出及其實踐,將對雙方的經濟與政治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本文對自由貿易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收益與前景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區域經濟和貿易集團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前景與挑戰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十五”規劃青年項目“國內市場扭曲與我國對外開放”階段性成果之一。趙春明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振林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講師 郵編 100875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京32~37D6中國外交趙春明/劉振林20032003區域經濟和貿易集團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的重要發展趨勢之一。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鑒于中國與東盟國家間的政治經貿往來日益加深,2001年11月6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róng@①基正式提出了組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并提出了三點建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的提出及其實踐,將對雙方的經濟與政治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本文對自由貿易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收益與前景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區域經濟和貿易集團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前景與挑戰本文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十五”規劃青年項目“國內市場扭曲與我國對外開放”階段性成果之一。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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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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