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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陷阱
論“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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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浪漫正在席卷世界。如何正確理解全球化的真實意義,成為擺在民族國家面前的難題。為此,許多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全球化,但是真正指出全球化本質的鳳毛麟角。實踐證明,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研究全球化,才能揭示全球化的全部秘密并給民族國家的發展指引正確的發展方向。
   一、“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實質
  在當今世界,隨著通訊技術和交通運輸等高科技的發展,資本可以更自由地在全球流動,整個地球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地球村”。同時,全球問題不斷出現,如全球環境污染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全球人口增長與素質問題以及經濟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問題等,都極需用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來解決全人類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羅馬俱樂部的奧·佩奇提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要靠地球上的一切民族、國家的公民共同參與,而且“人類意識應該領先于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注:奧·佩奇:《世界的未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第91、124頁。)。在這種情況下, 西方發達國家極力宣揚“全球化”意識形態,預言“民族國家時代已經過去”。事實并非如此。環境、資源、人口等問題之所以成為全球性問題,是因為它與各國的安全、發展和各人普遍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決不是說已經出現了離開具體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抽象的“人類利益”。所以,民族國家主權和利益不能放棄,要認清“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本質,確立科學的意識形態。
  西方發達國家鼓吹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即“全球思維”,表面上主張全球“共同繁榮”,“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實質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是西方發達國家借以掩蓋其侵略擴張政策的面紗,其目的是為了弱化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從而使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并實現自己獨霸全球的目的。西方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認知圖式”,它主張民族國家應從抽象的全人類共同利益出發,來解決發展、環境等全球問題,其真實目的是要發展中國家放棄主權,成為西方的殖民地,它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陷阱。如果發展中國家根據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全球化“認知圖式”來處理問題,往往就會落入“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圈套——以為只要聽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指標,就會得到它們的無償援助,從而更快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所以,“全球化”意識形態,實質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觀念體現,是一種虛假的觀念體系,正如列寧指出:“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注:《列寧選集》第1卷,第326— 327頁。)。
  “全球化”意識形態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觀念體現,是一種虛假的觀念體系。全球化“像它的一個對應概念‘自由貿易’一樣,全球化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的作用是通過它那種看上去非常有益的和不可阻擋的優勢來減少這個過程的阻力”(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第56 頁。)。所以,發展中國家往往容易被“全球化”意識形態冠冕堂皇的話語所迷惑,信以為真,認為只要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要求去做,就會實現發展目標,而事實并非如此,“全球化”意識形態事實上是發展中國家的“陷阱”。方法論意義上的“全球化”,指主體面對全球化不可逆的總體性現實,要將自身溶于全球之中;從全人類利益的角度來考察全球問題,這是一種全新的廣闊視野。但事實上“全球化”意識形態并不是這樣,它實際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資產階級侵略擴張的遮羞布,它僅僅從西方發達國家利益出發,來處理全球問題,喪失了平等和公正等國際公約規定的基本原則。正如鄧小平在談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化”意識形態時所指出的:“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5頁。)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全球化”意識形態,表現為干涉南聯盟、制裁伊拉克,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等,其實質是“霸權主義”,為西方國家充當“國際憲兵”提供“理論依據”。
  “全球化”意識形態實質上與法西斯主義有相同之處,都主張侵略擴張,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前者以“全球環境、民主與人權”為借口,所以更加隱蔽,更具欺騙性。“全球思維”使人們想起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在二戰時期推行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政策,進行殖民侵略。同樣,“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后殖民時代向發展中國家灌輸的一種生活和價值觀念。也就是發展中國家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便發達國家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就將西方文化與商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又將大量財富運回本國。這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灌輸“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目的,即進行“和平”的侵略擴張,剝削發展中國家。美國總統克林頓講得很清楚:“某些人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國際互相依賴視為對我們國家和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但事實幾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響不斷加強的正是美國的價值觀——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從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正是美國公司。當世界其他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國工人制造的美國產品。”(注:比爾·克林頓:《希望與歷史之間:迎接21世紀對美國的挑戰》(1996),中文本海南出版社第117頁。)從克林頓的話語中,可以發現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初始目的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而不是為實現全人類的利益。可見,“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欺騙性。總之,“全球化”意識形態一方面是為了侵蝕和瓦解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舊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強化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
   二、“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危害
  “全球化”意識形態雖然在一些全球問題上如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全球經濟發展等問題上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取得巨大的成就。這是謬論”(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 第57頁。)。全球化事實上只是給富國和富人帶來了利益,而對窮國和窮人來說則是一場災難。正如美國學者愛德華·S ·赫爾曼所說:“因為全球化有助于工資,尤其是純利潤率增長時,社會上層5 %的家庭能從降低生產率和利潤中獲取大量的好處,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場的股值快速增長。對全球的大多數人來說,情況卻并非如此。收入的差距在一個國家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在明顯地拉大。”“世界上20%最富裕國家與最貧困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經從1960年的30 ∶1增長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許多方面變得更糟。 ”(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1999年第5期,第57頁。)在漢斯——德·馬丁與哈拉爾特·舒曼合著的《全球化陷阱——對民主與福利的進攻》一書中也寫到:358 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于總計25億人,即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可見,“全球化”意識形態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以及絕大多數居民人口的貧困化。“全球化”意識形態主要是從發達國家整體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出發的,實際上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帶來了很大的危害。
  一方面,“全球化”意識形態給發展中國家各方面帶來了“災難”,使其永遠只能處于“邊緣”化的境遇之中,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球化”意識形態使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上失去了正確的方向。許多國家在“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指引下,實行完全“西化”,取締了原有的符合本國國情的意識形態。原因在于“新全球經濟的倡導者吹噓資本有處治‘有病的’政策的能力,夸耀貨幣資本支配一切的事實。商界的這些努力,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媒體支持的幫助和確認,通常造成社會民主主義者退回到統治者可以接受的政策上”(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第58頁。)。因此, “全球化”意識形態導致了社會動蕩,經濟蕭條,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在“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進攻下,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放棄原有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步入“全球化”陷阱,前蘇聯就是明證。
  其次,“全球化”意識形態使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屈從、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干涉其內政外交,以達到控制的目的。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交往時,往往附帶許多政治條件如對于所謂“人權”、“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資本優勢達到奴役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目的。
  第三,“全球化”意識形態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于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感到手足無措,無計可施,在“全球化”意識形態驅使下,只有盲目地開放國門,沒有做好足夠的防范措施,導致財富外流、失業率增高、經濟危機加劇。《全球化陷阱》一書寫到:“生產和資本越是可以無限制地自由支配,那些巨人般的組織就越是強大和不可戰勝,這些組織使各國政府和選民都感到心驚肉跳和被奪去權利。這種組織就是跨國公司。”(注:漢斯—彼德,馬丁與哈拉爾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與福利的進攻》,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這些年來, 從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到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工具如銀行、保險公司、投資信托基金公司等跨國公司全球網絡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的表現。
  第四,“全球化”意識形態使發展中國家在文化上喪失了個性。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寶貴的文化,但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化”意識形態進攻下,有被拋棄的危險。正如阿帕杜萊所述,“今天,全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之間的緊張關系”(注: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527頁。)。面對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強大的文化同化力量, 如何保持個性,避免被文化霸權吞噬,已經是一個關系到民族國家生存的重大問題。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文化滲透,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脅。“全球化”意識形態實質上是在著意推行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在全球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制造對西方文化的迷戀、敬仰、崇拜和徹頭徹尾的奴性。
  另一方面,“全球化”意識形態欺騙了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人民群眾,使其狀況在不斷地相對惡化。發達國家內部的工人階級容易被“全球化”意識形態所迷惑,以為自身經濟、政治地位較以往有所改善——與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相比——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相對貧困狀況。事實上,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受到“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嚴重沖擊,因為資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動,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尋求最廉價的勞動力,從而實現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導致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失業率逐步升高,處境不斷惡化,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幾乎每個國家、工人的稅收負担都在增加,同時資本的稅收負担則在銳減。美國這個“世界上生產率最高和最富有國家變成了世界經濟中最大的低工資國家”,“半數以上的居民在強制的競爭中陷入了一場新的美國式的噩夢:處境不斷下降,望不到盡頭”(注:漢斯—彼德,馬丁與哈拉爾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與福利的進攻》,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根據世界銀行1998年度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材料,處在收入“金字塔尖”的全球化的推進和倡導者美國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財產凈值510億美元,相當于烏克蘭1997年5000萬人口的國民生產總值(524億美元),而蓋茨等美國四大富翁的財產凈值1530億美元,相當于巴基斯坦和菲律賓兩國1997年2.1億人口的國民生產總值(1565億美元)。 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和財富的增長只是使貧富分化更大,工人階級處境雖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實際上陷入了相對貧困的境地。在政治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同樣處于惡劣狀況之中。政治實際上成為有錢人的游戲,工人階級實際上永遠也沒有選舉權。正如愛德華·S ·赫爾曼所言,“商界還發動強大的攻勢通過奪取或限制政府為普通公民服務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黨在選舉中起決定性影響的是商界的金錢。在美國,克林頓先生尋求和接受商界的巨額資金,并且幾乎是專為他們的利益服務,而代表民主黨的多數非商業選民只能做些象征性的努力,這令克林頓聲名狼籍。”(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第58頁。)所以, 政治也完全被資產階級所控制。
  總之,“全球化”意識形態一方面具有同一性,在消解發展中國家的趨勢;另一方面又具有欺騙性,使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喪失了革命斗志。歸根結底,“全球化”意識形態實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它必然要為資產階級服務。
   三、治理“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策略
  由于全球資本主義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所以作為其維護者的“全球化”意識形態注定是要破滅的,取而代之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意識形態。因此,全世界各民族國家的人民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戳穿“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和階級性,積極倡導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應警惕“全球化”意識形態,不要為資產階級的陰謀所欺騙,要敢于為爭取先進階級利益而斗爭,也要遏止資產階級全球擴張。因為“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更科學的意識形態所代替。正如美國學者萊斯特·瑟羅指出: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三大支柱——美國、日本、西歐,現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與經濟穩定的結構性弱點。盡管資本主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術,但由于只有貪得無厭而無其他指導思想,這些優勢可能會成為這種制度的毀滅的根源。它在經濟失衡日益嚴重的環境下運轉著,而且往往也是日益嚴重的經濟失衡的誘因。這種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夠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共同目標和價值觀,結果是:我們慢慢地陷入一個新的黑暗時代(注: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紐約1996年版,第310—327頁;轉引自《當代思潮》1999年,第2期第60頁。)。由于“全球化”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內在存在著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是要滅亡的。恰如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所言:“世界正處在一次嚴重的金融和政治危機的控制之下。如果聽任這次危機不受抑制,它將導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瓦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自身是這次危機的主要原因。更確切地說,這次危機的起源能在確定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的機制中找到:自由、競爭的資本市場使私人資本不斷流向全球各地,以便尋求最大利潤,尋求所推測的世界的投資和儲蓄的最有效分配。”(注:索羅斯:《資本主義的最后機會?》,《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9年,第7期第7頁。)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意識形態,向代表落后生產力的、腐朽的和虛假的觀念體系——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意識形態進行深刻的批判。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全球化”的現實,但是絕不能被“全球化”意識形態所控制。現時代馬克思主義仍具有生命力,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分析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義,連資產階級的學者R.L.海爾布隆納都說:馬克思“這個從簡單商品開始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我認為是我們所見過的最值得注意和最發人深思的敏銳思維之一”。“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著,我就不相信我們能在任何時候宣布他關于資本主義內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錯誤”(注: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和反對》,第62頁。)。因此,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我們仍需堅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治理“全球化”意識形態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具體化和實踐化。發展中國家的應對策略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與本民族國家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創造出符合本民族發展特色的指導思想,給全體人民以共同的和堅定的信念,以此擊破西方發達國家資產階級企圖統治全球進行剝削的陰謀,實現政治獨立、經濟繁榮、文化豐富、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的目標。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科學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革命的、實踐的意識形成,是有其科學性的:它是歷史規律的總結,是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意義在于它與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更具有針對性,有利于指導具體的革命實踐活動。實踐證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全球化的巨大壓力下指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它“可能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種經驗”(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5頁。)。不僅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 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
  其次,在政治上,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特別要強調獨立自主原則。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發展中國家的唯一選擇。許多發展中國家是二戰后才獨立的,底子薄、比較落后是其特點,所以往往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左右,在國際舞臺上沒有地位,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屈從于西方發達國家。鄧小平指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8頁。)發展中國家的出路在于獨立自主,不要畏懼西方發達國家,要敢于和善于維護國家主權,堅持國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國格。
  第三,在經濟上,既要勇于參與經濟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民族經濟的繁榮,而不是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原材料的產地和商品的傾銷地,要尋求民族經濟振興的捷徑。正如江澤民總書記1998年8月28 日在我國外交部第9次使節會議上所指出的,當前,“在國際經濟領域中, 一個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國家也回避不了”。所以,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是必然的,因為經濟實力是最根本的基礎。但是,同時也要保持民族國家經濟主權的獨立自主,這樣才能有利于民族經濟的發展。恰如愛德華·S ·赫爾曼所說:“沒有一個國家,過去或現在,在沒有政府對弱小工業的大規模的保護和津貼以及采取避免外部強大力量支配的方法的情況下,能實現經濟持續騰飛和從經濟落后向現代化的轉變。”(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第59頁。)
  第四,在文化上,要使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辯證統一起來。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例如競爭觀念、公平思想與效率意識,也要堅決拒絕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義、商品拜物教以及極端個人主義思潮等。對于西方文化價值觀念,應堅持魯迅先生提出的“拿來主義”即吸取精華,剔除糟粕。要謹防“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觀念。要堅持發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和光榮傳統,如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
  總之,發展中國家要從根本上抵制“全球化”意識形態,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說要使馬克思主義與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樣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充滿生命力——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指導思想。中國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典范,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當代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有效地指導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使社會主義中國在風云變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東方,它能夠使社會主義的中國抵制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化”意識形態。我們講抵制“全球化”意識形態,并不是不要參與全球化,而是要正確面對全球化,要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不要墮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陷阱。正如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說過:“只要世界在政治上還是由國家構成的,那么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最后的語言就是國家利益。”(注:摩根索:《政治學的困境》,第68頁。)所以,發展中國家決不要被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意識形態美其名曰“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謊言所欺騙,西方發達國家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只有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才能給全人類指引正確的方向,決不能墮入“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陷阱。
  
  
  
社會科學滬41~45,50F8世界經濟學陳安國20012001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作者:社會科學滬41~45,50F8世界經濟學陳安國20012001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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