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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印關系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
論中印關系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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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是我國最重要的周邊國家之一,其原因不僅在于印度本身是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發展潛力巨大的國家,而且在于印度在南亞所處的獨大地位;而南亞地區近年來充滿動蕩不定的變數,已成為我國最不穩定的周邊地區。爭取周邊穩定是我國最重要的國際戰略目標之一,其中爭取南亞地區穩定的關鍵是印度。因此中印關系的重要性是與我國對外戰略的整體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換而言之,如果我們必須有一項中長期的對外戰略,那么,如何處理中印關系必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極而言之,即使我們并無這樣一項戰略,如何看待印度的政策和行為、如何處理與印度有關的危機仍將成為我對外政策不斷面臨的挑戰。某些挑戰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構成我國家安全的一個隱患乃至威脅。
  “9·11”以后,南亞局勢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對中印關系也提出了新的課題。雙方針對新的形勢,為改善和發展雙邊關系做出了諸多努力,包括朱róng@①基總理今年1月對新德里的成功訪問,以及瓦杰帕伊總理今秋將對北京的訪問。然而,由于南亞局勢的變化非常迅速,克什米爾問題導致的緊張狀態未得到根本緩解,一再發生波折;美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上升,從全球戰略的高度來處理其對印度的關系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勿庸諱言,中印雙方在考慮雙邊關系時恐怕更多是策略性的,而要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似乎應超越這層策略性的考慮,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考察雙方的利益。這里,首先要提出問題:印度已經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了?
    一、印度在崛起嗎?
  “印度的崛起”是近年來使用最為頻繁的話語之一,它是美國著名南亞問題學者斯蒂芬·科恩最近一本新著的書名,也是我國學者十分關注的課題。(注:科恩的新著《崛起的印度》出版于“9·11”之前,在該書中,作者已經預見到美國在南亞必須要打交道的對象終究是印度,并建議美國政府與民主政體的印度發展戰略合作關系,疏遠巴基斯坦軍人政府。我國學者如馬加力先生2002年5月出版的新著書名亦為《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人民出版社)。)當然,從學術的角度講,“崛起”乃是一個模糊詞,沒有任何國際機構或統計準則曾經給“崛起”下過一個準確的定義,什么樣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力量的發展水平可以算是“崛起”或者“尚未崛起”更或者“有待崛起”等等,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崛起”這個詞好象是大國用得更多一些,更精確地說,是專用于那些具有大國潛力但尚未成為貨真價實的大國的,如印度、中國等等。譬如泰國或馬來西亞或某個南美國家,盡管他們的人均GDP、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等等早已超過印度或中國,甚至已有相當大的優勢,但在國際政治學界,似乎沒有什么人會說它們“崛起”了。這是個頗令人困擾的問題:“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以印度的人均GDP不足490美元,(注:印度2001年GDP總值為4845億美元,人口10億,總量頗可觀,人均則仍可列入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見the EIU Country Report,June 2002 by the Economist。)在全球排行榜上恐怕連三等國家都算不上,可見“崛起”與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并無很大關系,它首先指的似乎是對地區和全球事務和影響力和支配力,其基礎則是發展迅速處于穩定上升中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所體現的總量,英語中所謂"risingpower",這個國家首先必須是power(大國),然后又必須是在發展上升的,如此則是在“崛起”了。以此來衡量,印度的情況如何呢?
  現代印度的奠基人尼赫魯早在獨立之初就對印度的未來有過豪邁的宣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銷聲匿跡”。(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第57頁。)所謂“有聲有色”,按尼赫魯的想法,是要使印度成為印度洋地區以及從東南亞到中東的經濟和政治活動中心,從而成為“亞洲的軸心”。以印度當時的落后貧窮,尼赫魯的這種政治決心乃是飽受欺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結的典型反映。經過50多年的努力,印度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90年代以來,印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上以前已取得巨大成就的“綠色革命”、“白色革命”、“藍色革命”等農林牧漁領域的發展,給尼赫魯的“有聲有色”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經濟層面上,印度自90年代以來推行的經濟改革以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為導向,基本上拋棄了長期奉行的以前蘇聯發展模式為藍本的“混合經濟”模式。這與全球經濟發展潮流是相符的,印度經濟也因此而取得很大成就,擺脫了效率相對低下、運行僵硬的體制,走上較良好的經濟發展道路。1992至1997年的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8%。亞洲金融危機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1998至2000年實際GDP平均增長率仍有6.1%。(注:有關的數據均來自亞洲發展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統計。)這個發展速度與東亞諸國相比雖不好說是高速增長,但與印度改革前的緩慢增長比較,卻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2001年,印度的GDP實際增長率回落至5.0%,總值仍達4845億美元,在經濟總量上居全球第12位。(注:關于印度的GDP實際總值和在世界上的排名,另還有“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其計算的標準不一致,在官方的統計中一般不采用,本文中采用的數字是根據印度當年的GDP實際價值和盧比與美元當年的匯率計算的,見英國的《經濟學家》發布的“國家報告”2002年6月。)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度經濟發展潛力大,政府近年來推行的經濟發展綱領已經在發揮著良性的作用,因此經濟學家比較看好印度經濟的發展前景,特別是在印度的比較利益較具優勢的領域,如信息產業、空間技術、生物技術、原子能、農產品和海洋經濟等領域,印度有望大力推進,在全球范圍內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取得某些領先地位。例如,久負盛名的印度軟件業開發,在政府政策的鼓勵引導下,近年來發展迅速,現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印度政府已決心以信息產業為重點,加快發展速度,在今后5-10年內使軟件成為印度最重要的出口產品,這不但將極大提升印度的產業結構,而且也將使印度成為全球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
  在政治上,印度的情況可從兩方面來看。其一,獨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印度國內政治紛繁復雜,黨派、宗派、教派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矛盾沖突從未中斷。最觸目驚心的當然是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暗殺。盡管這樣,印度應當說仍然成功維護了一個政教分離的議會民主政體,它的政治制度的動作是成熟的:它的文化多元性決定了很難形成統一的價值,但在今天的印度已不可能有任何政黨或領袖可以繞過民主的程序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瓦杰帕伊政府及其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雖是20多個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在政治上極其脆弱,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的成熟。這在人均GDP如此低、幅員如此之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沒有先例的,是印度引以自豪的政治成就。
  其二、在國際政治中,印度的問題似乎比成就更多更大。首先,印度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周邊,其主要者自然是與巴基斯坦延續半個多世紀圍繞克什米爾問題的沖突。盡管印度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做出巨大的努力,但這個問題離和平解決的前景好象不是越來越近,反而是越來越渺茫了,并迫使印度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對付其宿敵,兩國間的爭端已一再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此外,印度和其它鄰國也或多或少有些問題,主要是在邊界劃分,與中國的邊界爭端自然是延續已久的懸案,印度的某些強硬派并因此而視中國為今后的主要威脅,這點將在下文展開。據印度學者的分析,印度與其6個鄰國,除了不丹外,都有邊界問題。(注:見Subramanian 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s》,Konark Publishers,New Delhi 2001.需要說明的是,印度學者顯然早已不把錫金算為其鄰國了,國際社會似乎對印度吞并這個喜馬拉雅小國也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印度在處理地區問題上恐怕不好說是成功的,影響力也有限。其次,印度的大國外交近年來有一定起色,其突出者是印美關系的改善,以及印俄關系的恢復,令印度獲得左右逢源的獨特地位。但與大國發展改善關系并不一定表示這個國家也是大國或“崛起”的大國了,也不表示這個國家已具有全球影響力了。從美俄對印度的政策來看,它們發展與印度的關系并非基于印度已具全球影響力。美國甚至迄今仍未承認印度為“核俱樂部”成員,盡管美國意識到美國如制定任何有一定穩定性的南亞戰略,核問題“必將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注: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報告,“新的平衡:“9·11”之后美國對巴基斯坦、印度的政策”,2002年5月。)美俄等大國關注印度主要是從南亞地區著眼的,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也主要是印度在南亞地區奉行的政策和立場,至于在其它全球性問題上,除了防止核與導彈技術擴散以及全面禁止核試驗外,印度的立場和行為通常不是主要因素,而印度本身在全球事務的參與程度也相當有限。再者,印度做“有聲有色大國”的決心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長期以來印度努力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就印度目前對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及影響力而言,要實現此點,恐怕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僅僅邁過大國外交的門檻甚至取得一定成就也還是不夠的。
  軍事上,印度近年來的可圈可點之處頗多。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資料,印度軍隊已超過120萬,居世界第四位,國防開支高達136億美元,是其宿敵巴基斯坦的5-6倍。占其GDP的3.32%。印度的目標是要建立強大的海軍,現已擁有航母,并還計劃購買,以建成航母戰斗群,走出印度洋,維護“從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國海(印度的)利益范圍。(注:2002年印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訪問日本時發表的言論。)在戰略力量上,1998年5月印度成功進行了核試驗,自此,印度在運載工具上投入巨大,據西方的軍事專家估計,印度已擁有基本完備的核武器系統,包括中遠程彈道導彈,現正致力于陸海空三維立體發射系統的開發。強大的海軍和核威懾戰略力量正是當今大國在軍事上的標志,印度在這方面的目標是明確的,并正在一步步實現。然而,盡管印度在“要大炮還是黃油”的選擇上傾斜是明顯的,但其武裝力量上的弱點在1999年與巴基斯坦爆發的格爾吉爾沖突上還是暴露無遺,包括后勤供應和指揮系統的巨大缺陷。分析家認為,印度雖然在軍事上對巴擁有優勢,但這種優勢不是絕對的,甚至都不能保證在與巴基斯坦的常規沖突中印度能夠輕易取得完全勝利。考慮到巴基斯坦與印度相比,連一個中等強國都算不上,印度作為一個地區軍事大國,要取得地區支配地位恐怕還需更大的努力,更不要說是世界軍事強國了。
  根據上述簡略分析,定義印度是否在“崛起”,似乎可從以下幾點來看。首先,從政治、經濟、社會、國防等各個方面全面來看,印度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但這種進步是發展中國家在擺脫歷史傳統的重負,選擇正確的政策從而走上良性發展道路時所共有的,而印度的進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并無特別出眾之處,甚至應當說還是比較差的。因此有論者稱之為“蘇醒的印度”,(注:朱聽昌,李鵬飛:“21世紀前期中印綜合國力之比較”,《亞洲論壇》,2002年第一期,云南大學國際關系中心出版。)是有深意的,在筆者看來,也是恰當的。
  其次,印度防務力量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是非常突出的,在印度政治家看來,也是實現“有聲有色大國”目標的必要保證。這里的要點有二:其一,印度的防務力量以及發展的前景是否以保衛本國國土為目標。印度開發核威懾力量、發展遠洋海軍和軍事投送能力、以及計劃向俄羅斯購買最先進的戰斗機等等,都表明印度的戰略家可能有更深遠的考慮。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印度所面臨的安全環境是相當惡劣的,與巴基斯坦的爭端遠未看到隧道的盡頭,沖突升級的危險可以說是始終存在的,這也是印度保持和發展軍事力量的客觀壓力。其二、印度的軍事能力是否使印度具有對地區和全球事務的相應影響力,從目前情況來看,印度的影響力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的,遠遠談不上“有聲有色”。因此,從軍事的角度看,印度的力量在上升,但是否已經“崛起”為軍事大國,目前還不能遽下結論。
  再次,印度的“崛起”是否系一種歷史的歸宿,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注:朱聽昌,李鵬飛:“21世紀前期中印綜合國力之比較”,《亞洲論壇》,2002年第一期,云南大學國際關系中心出版。)印度作為一個占世界總人口1/6的人口大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國防諸方面全面發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強國,自然是印度人民的愿望,尼赫魯的說法正是這種愿望的反映。但要將良好的愿望轉化為現實卻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些因素甚至也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至于印度國內的種種矛盾沖突,既有歷史、民族、文化、傳統的消極因素在起作用,勿庸諱言,也有的是印度歷屆政府的政策失當所導致。印度的崛起確實是沒有人可以阻擋的,除非是印度自身的原因。而這恰恰是關鍵。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甚至在90年代,印度發展的相對滯后,應當說主要是其內部原因。而進入21世紀似乎也并沒有向印度的發展提供特別優越的條件,機遇對任何國家都是平等的,但并不見得所有國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所以將印度崛起為強國視為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恐怕是過于樂觀了。
  最后,印度究竟是否已崛起為一個大國強國,用以衡量的標準各異,不可能有統一的尺度,學術界的看法當然也是見仁見智。筆者之所以認為印度尚未真正崛起為一個大國強國,主要是和下一個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即如何評估中印關系的重要性。
    二、中印關系的戰略意義
  雖然印度尚未成為真正的大國強國,但如何處理與印度的關系卻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首先,印度是與我國尚未解決邊界劃分的重要國家,爭執所涉及的領土面積也極大。(注:關于中印邊界爭端以及所謂“麥克馬洪線”,有大量歷史文獻可供參考,主要爭執的領土大致為三段,即東段沿著喜馬拉雅山的南麓(涉及9萬平方公里),中段沿喜馬拉雅山脈(涉及約2000平方公里),以及西段沿著喀拉昆侖山脈(涉及3.3萬平方公里)。1914年3月24日,英國代表享利·麥克馬洪同西藏地方的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定下了“麥克馬洪線”,將東段的系爭9萬平方公里領土劃入英屬印度。中國的中央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英國非法劃定后又由印度政府繼承的這條線,兩國因此而發生的沖突當然是眾所周知的。見張樹軍主編:《中南海三代領導與共和國外交實錄》,上卷,229-240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3月。)1962年的那場邊界戰爭在中印關系史上是一片濃重的陰影,也是妥善處理面向未來的中印關系必須面對的挑戰,即雙方都必須做出巨大的努力,走出歷史的陰影,以現實主義的精神冷靜處理領土爭端,否則雙方的防范心理必定上升。綜觀印度近年來的對華政策,從1998年印度核試驗時某些重要印度政治家的言論到印度試驗彈道導彈時將中國的重要目標是否在其射程范圍作為最重要的參考等等,都表明印度對我的防范措施在加強。客觀地看,印度近年來大力發展防務力量,有相當大部分是出于針對中國的戰略考慮,而不僅僅是威懾巴基斯坦的。(注:印度2002年軍事采購額高達46億美元,比去年增長1/3,其采購單包括俄羅斯的基輔級“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航母,租借俄的核潛艇和“逆火”式轟炸機,美國的反潛飛機和“魚叉”艦載導彈,以及以色列的“費爾康”預警飛機,美國已表示不會反對印以間的這筆交易。值得注意的是,這正是以色列在美國的反對下被迫取消的本應向中國出售的飛機。美國有論者因而認為,印度在集中發展海上力量,戰略計劃范圍已經擴大,目標遠遠不止是針對巴基斯坦,而是中國,見美國《世界網每日新聞》2002年2月6日文章“印度擴展核武能力—對中國的威脅將超過對巴基斯坦的威脅”。)而影響印度對中國看法的最根本問題恐怕是邊界問題。瓦杰帕伊總理認為中印之間“仍存在不信任氣氛,主要是因為邊界問題懸而未決”,(注:轉引自孫晉忠:“透視中印關系糾葛”,《南亞研究季刊》,四川大學,2002年第1期。)反映了印度對這個問題的担憂。印度之所以担憂,在筆者看來,其邏輯是一旦中國“崛起”為真正的大國強國,就有可能迫使印度接受中國的條件解決邊界問題。然而,根據中國已與大部分鄰國妥善解決邊界劃分問題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一貫主張以和平談判互諒互讓的精神來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包括十分敏感的領土爭端。中國與鄰國解決這類問題的實踐表明中國是從維護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的,并充分考慮到對方的利益。(注:這方面的例子有許多,如中國與緬甸達成的邊界協定,與越南在困難的情況下經過多次談判最終達成的陸地邊界協定等等,中國都充分發揚了互讓互諒的精神。限于篇幅,不擬在此一一展開。)中國領導人自80年代初,就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印間沒有不可調和的根本沖突,應該可以和平友好相處,向印度傳遞了強有力的信號。1988年,拉吉夫·甘地總理對中國進行了里程碑式的成功訪問。自此,雙方已就邊界問題達成了一些協定文件。(注:這些文件主要有:1993年拉奧總理訪華時簽署的《關于維持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兩側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的協議》;1996年江澤民主席訪印時簽定的《關于在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等等。)說明雙方都認識到該問題的重要性,并愿意做出相應的努力。盡管完全解決恐怕還需假以時日,但相信這個問題不會再進入高風險階段,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會逐步得到合理的解決。這對中國的周邊環境和爭取實現和平與發展的對外戰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印度雖稱不上強國,但在南亞地區的獨大地位是沒有疑問的,并且隨著印度政治經濟軍事的不斷發展,這種地區主宰地位還將繼續上升。這對中國如何看待印度的地位和作用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站在我全球戰略的高度來看,南亞地區顯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這個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的話。但現實是該地區沒有和平穩定可言,而這種局面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印度。有論者認為印度一直“有野心”支配南亞局勢,但以印度的國力而論,其在南亞地區的支配地位乃是力量對比的自然結果,哪個國家處于印度的地位恐怕也都會有此“野心”的,問題的關鍵是印度處在這樣的支配地位是否會成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印度如何看待其它相對較弱小的鄰國、如何處理與它們的關系。在這方面,印度的政策一直有較大的問題,而且部分是由于印度的地區政策,使得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近年來沒有得到緩解。因此,中國面臨的是這樣一個局面:一方面,印度作為南亞最重要的大國,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理應成為中國在該地區的最重要伙伴;另一方面,印度在本地區既沒有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也沒有為穩定地區局勢而采取忍讓和解的政策,反而在軍備競賽方面加大投入,隨時準備與其宿敵打一場程度和規模恐怕都非其所能控制的戰爭。而南亞地區發生核沖突的潛在可能性事實上已極大提升了該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毫無疑問,南亞地區的任何沖突是與中國的穩定周邊戰略相悖的。因此,發展和穩定與印度的關系是我爭取在南亞地區發揮影響維護和平的前提,是必須創造的條件。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如何看待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很明顯,兩個極端,即將印度或視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或視為一種現實的威脅,都可能導致不正確的政策導向。
  第三、在全球范圍里,印度是否可能將中國視為威脅,甚至是頭號威脅?如前所述,中印之間的一些重大問題尚未得到妥善的解決,其最重要者自然是邊界劃分。隨著中國在最近20多年來的迅速發展,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政治影響,都已遠遠超過印度。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雖然仍有限,但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俱樂部”成員,是世界公認的大國,印度目前恐怕難以望中國之項背。此外,中國在加速融入世界體系的進程中,更關注的是西方的強國,對印度的興趣相對很小,包括中國的媒體和公眾普遍都是這樣。(注:例如,中印貿易額2001年竟然只有36.8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1%都不到。中印之間長期以來無直通航線,直到2002年,才由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開辟了北京—上海—新德里航線。中國的媒體對印度的報道少得可憐,除非印巴間有重大的危機,否則,一般讀者似乎對那個地區興趣很小。種種情況與這兩個互為鄰居、總人口超過世界總量1/3的大國是不相稱的。)這種情況可能使印度的戰略家寢食不安,也將使中國的戰略家越來越不安。中國的快速發展與中印兩國間缺乏足夠的交流和了解,將會導致什么情況呢?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在印度核試驗期間發表的針對中國的某些言論,以及瓦杰帕伊總理在致克林頓的信中暗示由于中國的威脅而開發核武器,雖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印度領導人為應付世界輿論的權宜策略,但又何嘗不是兩國關系處于非常不肯定狀態的一個反映。
  近年來,印度的大國外交把美國視為重點。2000年3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實現了對印度的歷史性訪問,奠定了兩國關系的發展基礎和戰略目標。“9·11”以后,美國出于反恐的需要,完全解除了因印度核試驗而施行的制裁,從而解決了兩國關系的最后一個重要障礙,受到印度領導人的歡迎。自此,兩國關系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建立防務對話機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等。雖然印度領導人和學者均強調印度發展對美關系決不是針對任何第三方的,特別不是針對中國的,但美國通過與印度建立“特殊的伙伴關系”加強其在南亞的存在,以及印度通過與美國的戰略關系提升其全球戰略地位,這都導致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非常復雜的反應。有印度學者認為,由于印度成功建立了與美國的戰略關系,使得印中美之間在本地區形成了一種“軟均勢”,(注:韋努·拉賈莫尼:“印中美三角關系:一種軟均勢體系在形成中”,見華盛頓“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SIS)網站,2002年3月15日。)即尚未定型的互相制約的關系,這種制約關系演變的關鍵在于中印關系的發展。作者的言下之意是,美國本來就是要制約中國的,如果中國將印度視為威脅,進而企圖制約印度的話,印度必將與美國合作共同制約中國。反之,如果中印間建立起穩定和合作伙伴關系,美國就可能無意或不能利用印度來遏制中國,從而在本地區發揮較積極的作用,并有助于形成相對穩定的均勢。這種將美中印三邊關系的關鍵置于中印關系上的看法雖不無夸大印度作用之嫌,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學者對中國在本地區將發揮的作用和地位感到担憂。
  對中國而言,如果印度確實是將中國視為可能的威脅,并在調動其資源,通過改善發展與其他大國的關系,特別是美國和俄羅斯,從而增強其戰略地位,那么,中國的選擇是什么,筆者的意見是,盡管印度有人將中國視為威脅,但中國目前并沒有將印度視為現實威脅的想法,因此這種判斷敵我的狀態,至多也只是單向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改善和穩定兩國關系的基礎。印度為改善其國際環境而采取的外交努力應被視為合理的政策選擇,中國致力于發展中印關系也應基于此點展開。這并不是說中國應對印度的反華言論甚至措施、策略都聽之任之。由于印度的對華戰略目標顯然不可能是要將中國樹為敵人,因此它的某些出于防范心理的策略措施并不見得是定型的政策。如果中國的南亞政策也并非是要將印度樹為敵人的話,那么,雙方的政策互動應該是有很大余地的。中國的戰略目標之一是努力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把中印關系放到這個高度來考量,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理由努力化解印度可能有的敵意,爭取建立一種穩定正常的睦鄰關系。
  第四,如何認識印度在我對外戰略的地位與我應以什么樣的資源投入密切相關。由于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打交道的對象主要是西方,那里既有中國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又提供了中國產品的市場,而且在政治上對中國構成最大制約因素的也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因此,不可避免的,西方也是中國的資金投向的目標。相比之下,印度的地位和作用自然非常有限。如前所述,如果南亞是和平穩定的地區,情況就更將是如此。然而,由于該地區處于極端不穩定狀態,甚至被描述為當今世界上“最危險的火藥桶”;(注:例如,美國卡內基金會2002年5月的這份關于美國對南亞政策報告認為,“核戰爭爆發的危險與日俱增,未來克什米爾沖突將可能升級為有限常規戰爭,再發展成為核沖突(如果不是全面戰爭的話)……核武器的使用就算不會造成巴基斯坦的全面毀滅,也將造成兩國人員的大規模傷亡,還將打破50年來的核禁忌,導致今后的核擴散并帶來無法預見得后果”。這里雖然有美國人的危言聳聽的成分,但世界輿論之所以如此關注南亞地區的危機,其主要因素恐怕也是因為當事國的行為太不可預見。)印度的國力則呈穩步上升態勢,在地區戰略上取咄咄逼人的攻勢;美國在調整其南亞政策,加大干預和存在的力度,發展與印度的戰略關系,并已將中國作為一個因素納入其戰略考量中;在此情況下,印度雖尚未真正的“有聲有色”,但忽略其正在發揮的作用和地位,將是戰略上的失誤;相應的,關注印度也就是關注對我西南邊疆產生重大影響的南亞地區,穩定與印度的關系則將在爭取南亞的和平與穩定中起積極的作用。因此,適當加大這方面的資源投入,更關注和努力爭取中印關系的良性發展,將不會是一種得不到回報的政治投資。
  第五,中印關系的戰略意義和中國是否應在南亞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密切相關。就南亞地區而言,中國是其最重要的鄰國。中國對南亞的政策應該是南亞局勢發展的關鍵外部因素。但現實是中國并沒有發揮這樣的作用。這里有很復雜的因素,其中有兩條恐怕是主要的:其一,中國尚無充足的政治意志要更深地涉入南亞事務;其二,中印關系的不穩定使得中國即使有意愿也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如前文所述,南亞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首先體現在該地區的極端不穩定,歷史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等等各種沖突因素大都具有爆炸性質,“9·11”后更增添了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因素,南亞地區已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之一。朱róng@①基總理2002年1月訪問新德里時重申了中國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無論它在何時何地針對何人以何種理由,這正說明中國是從戰略的高度來看這個問題的。中國與南亞地區的關系決定了中國無須支持某國反對另一國,中國因而所持的平衡立場可以使中國根據和平與穩定的目標發揮較大的作用,而這對中國西南邊疆的穩定,以及促進中國與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交流,將有著良好的影響。而中國要在南亞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印關系是關鍵,因為,很明顯,南亞地區的所有重要爭端幾乎都與印度有關,中國的任何南亞政策,如果要真正發揮影響和作用,就應該首先爭取印度的理解,而印度的理解必定須以中印關系的良性發展和印度對中國的正確看法為基礎。因此,重視中印關系,特別是防止中印關系中消極因素的擴大和發展,將有助于中國在南亞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為達到我穩定周邊的戰略目標做出貢獻。
  最后,穩定、改善與發展中印關系是我與美國的對華政策周旋的一環。近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消極因素呈上升的趨勢,加上反恐的需要,美國在中亞和南亞的政治和軍事存在越來越大。作為中國的重要周邊地區,中亞和南亞都與中國本來就不很穩定的邊疆地區在陸地上接壤。美國在那里的存在究竟是否含有遏制中國的意思,這仍然有很大的爭議,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對此感到担憂卻是不爭的事實。針對美國的政策和行為,中國仍然可以選擇,或者努力發展對美關系,爭取減少和消除美國對中國的錯誤看法,與美國合作共同承担起維護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責任;或者大力改善和深化與我周邊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從而抵消美國在我周邊地區施加的壓力。前者是中國努力在做的,但收效甚微,因為我們既不能改變美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繼續保持其全球霸權的事實,也很難影響到美國戰略家對中國的根深蒂固的看法。后者是中國的一貫政策方針,但做得還不夠,而中印關系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無論美國的南亞戰略是否有遏制中國的意思,如果中印關系穩定了,也就是說雙方都將對方的利益作為各自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從而使中印關系在互相尊重、互理互利和維護地區和平的基礎上健康發展,爭取在21世紀形成真正的戰略伙伴關系,那將極大地抵消美國的南亞戰略中不利于中國的因素,減輕我西南邊疆承受的壓力。
    三、結論
  印度既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又是我重要的鄰邦。中國的幾代領導人都強調過中印應成為朋友和好鄰居,但中印關系在過去的數十年里經歷過很多曲折波瀾,經常受到挫折,究其原因,雙方都可列出很多;而雙方也都清楚,光有改善和發展雙方關系之心,同時又一味指責對方或防范對方,是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結果的。兩國關系要健康發展,就必須以戰略眼光來處理雙邊關系,不拘泥于局部的個別的利益。中印關系的性質決不是如西方媒體宣稱的那樣,是一種所謂民主制度與共產主義制度之間的競爭。中國的發展戰略從來也不是以超過壓倒印度率先成為強國為目標的,因此把中國和印度作形形色色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中印兩國的落后都是現代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產物,而中印兩國的進步和發展也都是對人類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貢獻。在這一點上,誠如鄧小平所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和亞洲世紀,是要等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1頁。)
  然而,中印兩國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并不等于兩國沒有其他局部的個別的沖突。歷史的經驗表明,如果局部的個別利益沖突處理不當,就可能演變成根本的利害沖突,因為局部的個別的沖突常常導致觀念看法上的深刻變化,成為一種所謂歷史情結,視對方為死敵宿仇的情結。而歷史情結一旦形成,要解開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政治領導人的很大勇氣,媒體輿論的正確導向,以及民眾的普遍認識和諒解。這在中印關系史上如此,在國際政治中也是屢見不鮮的。
  在中國的對外戰略中,印度的因素應當不會有突出的地位,這是由印度的地區和全球影響力所決定的,但印度的因素在可預見的將來可能會上升,這也是由印度的發展趨勢和它推行的外交謀略所決定的。需要強調的是,印度一向堅持其“做有聲有色大國”的國家目標,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有一席發言之地。要達到這個目標,按現行的國際政治的游戲規則,也就是西方制定的強權政治的游戲規則,印度必須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發展等領域迎頭趕上。在這個過程中,它將會遇到各種制約因素。這和中國的情況沒什么兩樣。正是由于這點,中印兩國都贊成世界政治中的多極化趨勢。而印度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如果也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極,無疑是南北關系的一大幸事,將對世界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這一點看,在中國的對外戰略中,印度將越來越成為被關注的重要國家,并在推行我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1)努力使印度的成長壯大不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2)促使印度為締造南亞地區和平作出貢獻;3)力爭與印度在全球事務中形成合作的伙伴。此三點或可視為中印關系的三個戰略目標。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容
亞洲論壇昆明60~67D6中國外交趙干城20032003趙干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南亞室主任、研究員 作者:亞洲論壇昆明60~67D6中國外交趙干城20032003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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