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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西移
論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重點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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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在空間上的分配和布局是資源配置的主要內容之一。建國50年來,我國進行過兩次大的宏觀區域戰略重點的轉移和調整,對全國經濟布局總體框架的塑造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由于區域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世紀之交的中國又一次面臨重點轉移的抉擇,引起從中央到地方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由于經濟體制的變化,這次重點轉移與前兩次不同,將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前兩次區域戰略重點轉移的簡略回顧
  解放前的舊中國,不僅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經濟基礎非常薄弱,而且經濟空間分布極端不平衡、不合理。194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7%以上集中在占全國國土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狹長地帶,而遼闊的內地,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區,除少數采礦業外,幾乎沒有什么近代工業,長期處于與工業脫離的落后狀態。為改變這種工業分布偏集東部沿海一隅,區域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不合理狀況,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即將生產建設的重心放在內地,加大和加快了內地開發和發展的力度和步伐。“一五”計劃期間,在前蘇聯的援助下我國進行了以“156 ”項工程為中心的工業基本建設,以及國內自行設計建設的投資限額在1000萬元以上的694項重點工程,以當時沿海與內地的劃分, 內地分別占了其中的80%和68%。在“三五”和“四五”計劃的前半期,經濟建設的重點更是放在了深處內陸的西部地區,進行了“大小三線”建設。這期間,全國基本建設投資內地分別占66.8%和53.5%,其中三線地區分別占了52.7%和41.1%。
  這是我國區域戰略重點的第一次轉移,從1949—1978年時間長達約30年。其主要成果是大大改變了我國解放前生產力畸形集中于沿海少數幾個大中城市的不合理格局,內地經濟實力大為增強,經濟布局在很大程度上趨向于均衡,使我國宏觀經濟空間格局由原來沿海與內地的地域經濟關系變為70年代末的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的關系;其主要問題是經濟效益差、經濟發展速度緩慢,延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進程,沒有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拉大。
  1978年后,我國發展戰略發生了深刻變化,確定將經濟建設作為全國一切工作的中心,進行改革開放的試驗和探索,選擇東部沿海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窗口和前沿陣地,設立各種經濟性特區。首先是5 個經濟特區,然后是14個沿海開放城市, 大片的沿海經濟開放區(包括304個縣市,2億多人口,國土面積44.39萬平方公里)和35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國共40個)以及上海浦東新區,賦予它們若干程度不同的優惠政策,例如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運作機制,較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對外商投資的優惠條款等。同時國家在投資上對東部地區也給予大力支持。
  這是我國區域經濟戰略重點第二次轉移,迄今已持續了20年。這次重點轉移的最大收獲是贏得了全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高效率,發展速度快,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有所縮小。 20 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624億元人民幣猛增到795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9.8%,居世界首位,比世界平均速度高出6.5個百分點。到1997年,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七位。此外,這20年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引進和借鑒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等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績。這次重點東返的負面效應,主要是區域之間特別是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顯著擴大。從1978年到1996年東部GDP 占全國比重由52.63%上升到57.92%,上升了5.29%個百分點,中西部同期同一指標分別由31.02%和16.34%下降到27.98%和14.10 %, 分別下降了3.04個百分點和2.24個百分點。此外,它也帶來了區域摩擦和矛盾加大,產業結構趨同,環境生態惡化等問題。
      二、世紀之交區域戰略重點西移的因素分析
  改革開放確實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首先富裕和發展了起來,但這只是手段,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全國各地區和全體人民的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因此,在適當的時候要進行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調整,以求得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鄧小平同志生前曾講過: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大規模地重點開發和發展內地,要研究。江澤民主席今年到西部地區一些省區作了考察,并提出要加快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問題。
  那么,世紀之交的今天,中國進行區域戰略重點再一次西移的時機和條件是否已經成熟?要回答這個問題,需對如下幾個因素作具體分析。
    1.全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程度
  一般地,如果一個國家的地區經濟差距過大,有礙于區域協調發展,進而影響到全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或者引起落后地區人民強烈不滿情緒,甚至有觸發社會政治不穩定,則應在其發展戰略中把區域均衡和社會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快落后地區發展。反之,若區域經濟差距較小,則可抓住機遇,充分發揮優勢地區的良好條件,更大程度上追求經濟發展的高效率。
  199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分布是58%、 28%、14%,東部地區分別是中西地區的2.07倍和4.11倍,而東、中、西部國土面積的比例是:11.1%、29.5%、59.4%。就是說,我國經濟高度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經濟稀疏,尤其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最低。從人均經濟產出看,1996年東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是中西部的1.8倍和2.3倍。從各省、市、區居民家庭人均的收入看,1995年上海市是甘肅省的4.75倍。如果說上海市是城市型區域,與甘肅省不可比,那么同期同一指標廣東省也是甘肅省的2.69倍。另外根據有關資料計算,全國的基尼系數是0.445, 這個數字是世界基尼系數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表明我國人均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因此,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程度已相當嚴重,區域經濟戰略重點應西移,盡快加大中西部發展的速度。
    2.全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
  處于經濟發展中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般經濟不發達,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國土開發只局限在為數不多的點和軸線上,落后范圍廣大,資源開發程度低,潛力大,資金積累少,人民生活質量不高,其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盡快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狀況。處于經濟發展高級階段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生產力水平較高,經濟基礎雄厚,資金充裕,國土開發已在較大范圍展開,且程度較高,人民生活質量較高,其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消除區域經濟差距和人民貧富差別,提供同等的就業機會和無差異的高質量的服務。因此,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應優先發展優勢地區,充分利用其各種優勢條件,促進國民經濟更快增長;而發達國家則應用較大的力量開發落后地區,實現區域經濟均衡。
  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曾講到,中國是一個經濟小國。經過50年特別是最近20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在世界上有較大影響的經濟大國,多種經濟總量指標名列世界前列。但是我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整體上仍然較為落后,離發達的經濟強國的目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1997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僅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十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若考慮到巨大的人口因素,則我國經濟顯得更為落后。1997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6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81位, 處于中下位置,不但與發達國家相差極大,而且落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之后。在工業發育程度上,我國跨過了工業化的初級階段,處于工業化的起飛時期,需要一段時間的經濟快速增長,以盡快完成工業化。因此,就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而言,我國仍應繼續將經濟發展和快速增長放在首位,區域均衡只能放在從屬位置上。
    3.計劃期經濟發展趨勢預測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干擾,總是處于經濟周期循環之中,一個時期發展順利,一個時期發展艱難。如果估計在計劃期間經濟將處于繁榮階段,發展順利且效率高,則要利用這個大好時期,優先追求經濟效率,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反之,若根據預測,計劃期間經濟將處于下滑、蕭條甚至危機階段,則應以區域均衡和社會公平為主要目標,因為這個時期追求經濟效率的一切措施都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有時反而會激發社會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直到90年代中期,我國一直被經濟過熱現象所困擾。但是,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外經濟環境突變,外貿出口和外資引進減少,國內需求由過去的旺盛轉為不足,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回落,連續三年在增長趨勢線下運行。1998 年曾將增長目標定為8%,經過各種經濟擴張政策刺激,實際達到7.8%,1999 年仍保持低調,預測為7%。但從今年第3季度經濟運行狀況來看,形勢開始出現好轉,比如消費物價指數和零售物價指數跌幅有所縮小,同時外貿出口有所上升,9月出口增長20%,導致1至9月出口有了2.1%的增長。據估計,今年我國經濟增長將大于7%的預測值,但不會超過去年7.8%的增幅。從總的方面來看,今后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外形勢將逐漸趨好,但不會在短期內出現顯著變化。據此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我國近年內經濟增長不再出現大的下降,但也不會出現大的回升勢頭,將以8 %左右的增幅,相對平穩地發展!與過去難以抑制的超過10%增幅的高速度相比,8%是一個相對較低的增長速度。在相對低位、 相對平穩的經濟增長環境下,我國今后一個時期可以將區域均衡放在相對重要的位置上,著手加速中西部地區的發展。
    4.社會政治環境
  一般來講,如果國家面臨戰爭威脅,民族矛盾突出,政局不穩,社會動蕩不安等,則要較多地注重區域均衡和社會公平;反之,若國家社會政治環境較好,則可以效率優先,重點發展條件較好的優勢地區。激發民族矛盾和沖突的因素很多,區域經濟差距過大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實際上,世界上一些國家內部的民族矛盾和區域之間的沖突多半是由經濟問題引起的。
  目前,我國社會政治環境基本良好,主要是社會和政局穩定,56個民族相安無事,和睦相處,中近期內不會受到大規模戰爭的威脅,與周邊國家的絕大多數關系良好,并積極開展邊境經貿活動,尋求共同發展。然而,我國也存在不安定的社會政治因素,例如與某些鄰國有鄰土爭端,社會非法組織的不良活動,國際上一些同盟國的條約對我國防安全形成的威脅,由區域發展不公平競爭環境而引起中西部一部分人的不滿情緒等。這些因素時隱時現,時而表現突出,時而表現平淡,但始終存在著。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目前對我國還未造成直接的損害,但我國要高度重視,以防患于未然。因此,我國應重視落后地區的發展,以增強全國各區域和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睦,減少不安定因素的負面影響。
    5.中西部地區本身的開發條件和環境
  落后地區的重點開發和發展,一方面是為了區域均衡,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也講求經濟效率。若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太差,強行重點開發,則會造成較大的效率損失,因此,開發條件過差的落后地區應首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基礎產業,例如交通通訊、教育、農業等,積極創造條件,為其重點開發作準備。若落后地區經濟發展已有了一定基礎,各方面條件已得到改善,則可以對其重點開發,這既可使區域經濟發展得到均衡,又不會有太大的效率損失。
  建國初,內地經濟極端落后,資源開發的環境條件很差。經過建國50年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狀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各方面條件也有了明顯改觀。改革開放前30年,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進行的內地重點建設,雖然使全國經濟效率損失不小,但經濟布局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不僅在中部,而且在遙遠的西部也有了一定的基礎設施和經濟能力積累。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雖然戰略重點東移,但并未放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其中尤其重視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積極為將來重點發展作準備。建國后我國在內地建設了許多大型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通訊和水利工程,例如“蘭西線”光纜工程、北京經甘肅新疆與中亞、歐洲聯系的光纜工程、“亞歐第二大陸橋”、寶成—成昆—南昆鐵路線、“大京九”、晉陜蒙煤庫外運通道、葛州壩水利樞紐、小浪底水利樞紐、以及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峽水利樞紐(將在下世紀初完成),等等。隨著50年的開發和建設,中西部地區已形成了一批礦產采掘及其不同加工程度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形成一大批經濟中心城市,各省區首府所在地大部分成為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與周圍其它城市由交通線相連結,形成了經濟密集區,例如關中地區、成渝地區、湖北武黃地區等。總之, 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雖然仍然不及東部, 但與50年前相比大大改善了,可以承受大規模重點發展了。
  從上述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三、四、五個因素支持區域經濟戰略點西移,只有第二個因素認為我國經濟不發達,應繼續追求經濟效率最大化,戰略重點仍應留在東部地區。關于后者,我們應這樣來認識這個問題:第一,我國經濟處于相對落后狀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變。再過50年我國仍只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或許要經過100年才能成為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因此, 追求經濟效率,促進全國經濟快速增長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因為追求效率而一直將戰略重點放在東部地區,任由區域經濟差距擴大下去。戰略重點西移只是個什么時候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西方學者威廉有個著名的倒“U”字型規律的理論, 認為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在向發達狀態發展的過程中,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隨著經濟發展,人均收入和區域差異將越來越大,直至達到最大值;然后進入后一階段,區域經濟差異越來越小,直至到達相對均衡的狀態,即區域差異在發展過程中將經歷一個先擴大,再縮小的過程。由此,我們不難得出如下推論:越是國土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的大國,區域差異擴大持續的時間越長,區域經濟不平衡程度越大。我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等待區域經濟差異自發地縮小,而是在區域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要主動調節、照顧到落后地區的發展,使區域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內。第二,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大發展的條件已經具備,其重點開發不會造成太大的效率損失,還有可能因為區域協調發展得以實現,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率。
  綜上所述,世紀之交我國區域經濟戰略重點西移的時機和條件已基本成熟。今年國務院關于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的優惠政策已經出臺,這些政策將吸引更多的外國資金和先進技術轉向中西部地區,相信其經濟發展將會逐漸加快。
      三、戰略重點西移的特點及需關注的幾個問題
  由于全國經濟發展條件和環境的重大變化,這次區域戰略重點西移與前兩次不同,具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當然這也應當是其具體操作過程中需要注意的重點。
    1.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率
  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戰略重點西移,使內地得到大規模的開發和建設,但經濟效率低下。這次重點西移,不會重演過去的歷史,將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率。這是因為:首先,我國已由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盡管目前仍不夠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是以追求經濟效益和效率為中心的經濟制度。配置在中西部地區的各類企業,無論是私營、個體企業,還是外資、合資企業,或者國有、集體企業都會以經濟效益和效率最大化作為各自的目標,靈活機動地從事各種經營活動。其次,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基本良好,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充足的能源原材料供應,經濟中心城市較好的經濟基礎、配套能力和勞動力素質,以及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等,都會大幅度降低企業成本,提高效益,加快發展速度。因此,此次戰略重點西移將保證中西部地區取得較高的經濟效率,不會拖全國經濟發展的后腿。
    2.中心城市優先得到較快發展
  新中國第一次區域經濟戰略重點西移,生產單位選址不當,微觀布局出現偏差,是經濟效益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次戰略重點西移不會重犯過去的錯誤,企業為獲取較大利潤,將會謹慎選擇地址安家落戶。從各方面情況來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中心城市如各省區首府所在地將成為外商企業的首選地,優先得到較快發展。因為中西部各省區首府所在城市一般都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經濟規模大,基礎好,技術和工藝水平相對較高,產業結構呈多樣化,生產配套能力強,交通通訊和能源水源供應等基礎設施完善,文化、教育發育程度高,勞動力素質高,金融、信息和科技事業發達,而且生活條件優越等,屬于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優區位,對企業發展十分有利,必然吸引較多外資進入。此外,其它城市綜合條件雖然不及省區省府城市,但如果其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條件優勢度非常突出,例如毗鄰大型嵩集礦山,或者客貨運輸十分便利,或者有十分充足的原材料供給,或者勞動力相對更為低廉,等等,對外商也有較強的吸引力,可以優先得到發展。
    3.經濟資源轉移力度不會很大
  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財力絕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國家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80%以上,而且那個時期外資引進很少。因此,我國第一次戰略重點西移,經濟資源在國家的集中控制下轉移力度很大,內地投資所占比例很高,改革開放后20年的戰略重點東移,國家、地方、個人、外商同時大量投資于東部地區,經濟資源在國家優惠政策的導向下轉移力度也很大,并形成較大的轟動效應。但是,本次戰略重點西移,情況與前兩次不同,經濟資源轉移力度不會很大,而且轉移的速度不會很快,須有一個過程。這是因為:首先,現在我國經濟建設中投資來源已呈多元化,國家的、外商的、地方政府的、個人的、金融機構的資金等都有,其中國家投資僅占很小比例,目前僅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多一點。因此, 即使國家將其掌握的全部資金都投入中西部地區,也對總投資影響不大,不足以很快扭轉局勢。其次,外商不會很快大量地投資于中西部地區,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各種條件確實好于中西部地區,而且國家給予沿海經濟性特區的優惠政策基本上還在,并沒有取消,對外商仍有吸引力。國家雖然也給中西部地區一些政策傾斜,但沒有形成顯著的優惠政策“高地”,對外商吸引力不很突出。再次,中西部地區政府和個人所掌握和擁有的資金額遠不及東部,對其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有限。
上海經濟研究24~28,37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靖學青20002000靖學青,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作者:上海經濟研究24~28,37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靖學青20002000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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