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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與演進
論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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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者是魯迅。魯迅是一位偉大的啟蒙主義者,他要求用小說(文學)改造國民精神、改良社會:“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1 〕但魯迅要比他的近代前輩們更諳熟文學(小說)的同部規律,這不僅由于他青少年時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學中積極成分的藝術啟迪,也來自他對于世界文學史的淵博知識(《摩羅詩力說》的撰寫充分顯示出這一點),更得益于他對大量外國文學作品的精讀與翻譯。這樣,一旦魯迅決心開始以創作小說來完成自己改良中國人生的偉大抱負時,久已積淀于心的藝術素養(尤其是外國的)便發揮了巨大作用。
  通常認為魯迅1918年5 月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其實,魯迅早在1911年冬寫的文言小說《懷舊》業已顯現出與中國古典小說迥然不同的特色:個人回憶形式的采取,生活橫斷面的截取,情節的高度淡化,內蘊著與契訶夫等人的精神聯系。所以,著名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稱《懷舊》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2〕。 這篇小說,雖然用的是文言形式,但它體現了現代小說的觀念與現代小說技巧,盡管在當時由于種種原因它未產生較大的影響。
  而《狂人日記》卻因其“‘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3 〕所謂“表現的深切”是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緊密粘著于中國民族的歷史,明確地提出了人的命運、人的解放、人如何從異化狀態復歸于人的最具現代性的主題;而“格式的特別”則是指小說的現代性技巧、現代藝術品味,后來魯迅的小說創作一發而不可收,始終圍繞著中國人如何才能爭到“人的價格”、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人的解放”這一總的主題,從中國傳統文化層面進行深刻解剖,對于這種文化給予徹底否定,并上升為對整個人類命運的哲理性思考;同時,他的小說更具備了現代品格: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融,象征主義的出色運用,世界性的典型的塑造,尼采等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文化哲學和佛洛伊德等西方現代心理學說的浸進,內心獨白、內部分析、感覺印象等諸種意識流手法的交相并用,故事情節的淡化與人物形象的凸圓化,小說的“復調”品性,以及既不離開現實主義的塑造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的原則,而又能夠縮小光圈,延長景深,對準人們的靈魂底蘊攝像的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一致的“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4〕……如此等等,使得魯迅的小說創作開始了中國小說的新紀元, 在當時,無人能與之匹敵;至今日,也未能有人從整體上將其超越。魯迅并不是以他的小說理論倡導、而是以他的小說創作實績,標示出他作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殷國明在《小說藝術的現在與未來》一書中寫道:“只要把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十九世紀小說大師的作品和二十世紀新起的小說家,諸如普魯斯特、福克納、魯迅等人的作品進行一番比較,就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將魯迅與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同列,而與現實主義大師比照、對峙,這確實很在見地。魯迅的現代主義主要地并不是接受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師的影響,而更多地是接受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宗師的作家群(例如安特萊夫、阿爾志跋綏夫、迦爾洵等)的影響。魯迅與其他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大師乃是平行相似關系。
  由于魯迅的現代小說一經出現就非常老到成熟,無異于給其他小說作者樹立了足資效法的樣板;而五四文學革命其他倡導者如陳獨秀、周作人乃至沈雁冰、鄭振鐸等積極倡導現代小說意識,又使得小說作者們獲得了理論的勇氣與支撐。于是五四時期現代小說創作空前繁榮,并出現了諸多類型與流派。而這些類型與流派又無不受到當時文藝思潮的影響乃至統轄。這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五四時期,大力倡導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具體到文藝思潮上是提倡“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在這一思潮影響下,出現了“問題小說”、“人生小說”、“鄉土小說”、“浪漫小說”等類型與派別。“問題小說”或許尚未構成成型的文學流派,但它卻是五四時期第一個重要的小說類型。這一類型小說的作者們深受魯迅“文學為人生”觀點的影響,而當時傳入的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也使他們深受啟迪,于是他們以小說形式反映各自所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表現出他們自己對民間疾苦、社會腐敗、青年婚戀、人生意義等問題的獨有思索。他們或偏重客觀寫實(如葉圣陶),或側重主觀寫意(如王統照),或注重哲理(如冰心),但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人的命運的問題,這就使得這些創作不僅同魯迅的創作在精神上相通,也與世界先進文學(不僅是易卜生的,還有諸多俄羅斯作家的)相關聯。這種揭露問題、關注人生的“問題小說”后來被趙樹理乃至80年代的某些小說作者所繼承,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問題小說”可看成“人生小說”的一個組成部分,許多作品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作出了解決這類問題的答案:那就是“愛”與“美”。這就使得這類作品雖在關注的焦點上與魯迅相通,但在對生活本質的認識的深刻性上又與魯迅相離。“人生小說”真正的核心作家應說是葉紹鈞。在他那里,“人生小說”才終于發展到了對“人生”更為深刻的解剖,不再試圖通過“愛”與“美”解決人生的具體問題(他早期亦有這種傾向),像魯迅一樣開始對下層不幸的人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試圖通過對他們靈魂的鞭撻、促其猛醒,進而解決人生與社會問題。他的小說在情節結構、人物塑造、題材選取上更與契訶夫等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相通。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以葉紹鈞等人為代表的人生派小說都較充分地具備了現代小說品格。還有鄉土派小說,則是以魯迅為宗師的小說流派。
  至于浪漫小說,其情狀與上述有所不同。浪漫派小說作者們關注人的命運,但他們首先關注的是自己的“這個人”的命運;他們也至力于人的解放,但更著意的是自己“這個人”的解放。他們自己的“個性”能否得到解放,才是他們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五四時期的民主主義思潮、人的文學思潮在他們那里均落腳于此。因此,他們的小說創作多表現自我的狂放或哀傷,常渲泄自我的苦悶和壓抑,在作品中公開地、赤裸裸地向傳統文化和傳統倫理宣戰,使得這些作品與中國幾千年來的載道文學大相徑庭。同時在創作中又廣泛吸納西方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佛洛伊德學說,從而使得作品在藝術上亦具有現代特點。盡管創造社元戎郭沫若的小說未粗糙,但郁達夫的多數制作確為精品,甚至可以說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
  要之,五四時期由于社會思潮的主潮進步與多元并存,造成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先進性與多元取向。
  從1925年“五卅”運動至1930年左聯成立,隨著反帝斗爭的高漲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五四時期開始從事文學事業的知識分子們,受到了巨大的靈魂震撼,他們開始重新思索文學在社會革命中的使命,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并開始倡導無產階級文學。其中最力者是創造社、太陽社諸君,并出現了以蔣光慈為代表的“革命小說”。這些小說的作者們在創作中要完成幾個轉變:由關注自我到關心大眾,由執著于自我的個性解放到實際促進大眾的解放。理論的先行與實際生活積累和創作準備的不足,使星他們的作品大多稚嫩和精糙。但他們也進行了某些新的實驗與探索,如串聯式的結構方式,“報告小說”文體的采用,復雜心理、變態心理的描寫,注意藝術群像的塑造,等等。無疑,這使得“革命小說”與“傳統小說”的距離更加拉大,我們也可寬容地將其視為現代小說的另一種創型形式(有些是從蘇俄照搬來的)。但這些“創新”有的不僅當時就不十分成功,而且給以后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帶來了某些消極影響,如由于注意群像而導致放松對典型人物的塑造;由于思想大于形象,而使某些作品有淪為“宣傳品”的傾向。
  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以此為契機,一方面,黨員作家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作家更加自覺地以自己的創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治需要服務,另一方面,隨著他們在政治思想和藝術造詣上的日趨成熟,這就使得他們的小說具有了前一階段“革命小說”的賡續與背叛的雙重品格;出現了以茅盾、沙汀、吳組湘等作家的小說創作為代表的“社會剖析派”小說。他們同“革命小說”作家一樣關切著當時的中國政治,以自己的創作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參與當時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茅盾的《子夜》就是最為典型的作品。而這些作家在藝術上又者比“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作家們成熟,基本上克服了以蔣光慈為代表的“革命小說”的粗糙幼稚,許多作品取得了相當出色的藝術成就。尤其是吳組緗,在藝術上精雕細刻。茅盾的《子夜》更是具有一種宏大而復雜的現代結構。他們往往采取橫斷面的描寫,摒棄了“革命小說”中那種將人物簡單化、類型化的藝術觀照方式,而是致力于塑造復雜化的、具有多元價值取向的人物性格,一般不以大團圓方式作為作品的結局,而是真實地展示與剖析當時中國社會的悲劇本質。這更是對中國傳統小說的背叛。魯迅所創型的中國現代小說在社會剖析派那里等到了賡續與繁榮。但社會剖析派更多地是接受了歐洲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影響或者也有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在藝術上他們與魯迅不同的是:疏離現代主義。而在他們(主要是茅盾)手中運用得還算好的“主題先行”,對于以后五、六十年代文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負面作用。
  較好地繼承了歐洲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并且在激烈的社會階級斗爭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保持著自己對當時社會狀貌及本質獨特認知的是以巴金、老舍為代表的“中間作家群”,他們“維護了文學的獨立品格,強化了文學的自覺意識,積累了正確處理文學與時代、藝術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理性與情感諸種關系的藝術經驗,為創造現代型的‘人的文學’做出了獨特貢獻。”〔5〕
  還有一些作家,他們在政治傾向上同左翼作家明顯相對,甚至發生過論戰,但在藝術上卻有相當特異的獨立探索。新感覺派就是如此。其代表作家列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人,受啟于日本新感覺派,并且直接接受了現代派文學尤其是意識流文學的影響,創作了一批表現都市生活快速節奏,刻意追蹤與摹寫人的主觀感覺印象,以佛洛伊德等現代心理學家為宗師,在人的潛意識和隱意識領域縱橫馳騁的所謂中國新感覺小說。在中國新文學史的小說領域,中國新感覺派可以說是第一個公開標榜現代主義文學并力求使自己的創作與之接軌的小說流派。盡管它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失,但其為中國現代小說創型所建立的功績,他們(尤其是施蟄存)對于意識流派文學東方化所作的探索,功不可沒。由于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他們曲高和寡,布不成陣勢;也由于大眾審美情趣尚未提高到與此類作品相適應的程度,中國新感覺派的創作為時不久之后,便中輟了。只是到了路翎那里,特別是到了歷史新時期,我們才發現了它的余緒或者說類似再現。
  新感覺派活動的中心在上海;似乎與之相對峙,在北京形成了“京派”小說,同新感覺派相似的是,他們也標榜自己遠離政治,但并未同左翼文學發生激烈的對抗。他們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刻意表現人性之美。沈從文即為最典型者。誠然,這同左翼作家強調的文學的階級性事實上是處于對立地位,盡管沈從文本人并未就此問題同左翼文學展開激烈的論戰,并且這種文學主張與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發展態勢也有不合拍之處(雖然他的許多作品具有較高的藝術品位),但若是將其置于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中而言,這種張揚人性的文學觀和文學創作仍是同傳統的文學觀念相對立的,在返樸歸真的藝術氛圍中,顯示出對傳統載道文學的反撥。因此,我們仍然認為京派小說也屬于中國小說的現代創型,并且它對于新感覺派小說的過于“洋化”,也是一種反撥。而“京派”小說的另一重鎮蕭乾則對世界現代派作家卡夫卡、伍爾芙、喬伊斯等都有所汲取。這更保證了“京派”小說的現代型品格。
  總之,無論是社會剖析小說的緊跟政治(革命的、進步的政治),或新感覺派小說和京派小說的疏離政治,都是當時政治思潮、文藝思潮影響的產物。“緊跟政治”自不必待言,“疏離政治”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它沒有緊跟國民黨的政治,這難道不是一種政治?三類小說政治價值取向的多元,并未防礙它們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與繁榮作出自己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政治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反倒保證了它們在中國現代小說創型的偉大工程中的個性魅力,保證了中國現代小說形態的豐富性,至少是這種保證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爭取民族解放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這一政治形勢要求作家更加自覺地以文學作武器為抗戰鼓與呼。產生了數量繁多熱情有余、沉實不足的宣傳鼓動作品。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了胡風的強調作家主觀戰斗意志和人格力量對現實“突入”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這種理論既與當時的時代精神合拍,又避免了昂揚的時代精神中有時又難以避免的空泛與浮躁。正是在這種理論的直接指導下,出現了“七月派”小說。七月派作家“創作小說所要的乃至是滲透著情感體驗和主觀戰斗精神的現實主義,有人稱它為主觀現實主義或心理現實主義。”〔6〕所謂主觀現實主義或心理現實主義, 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正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強調主觀性,前蘇聯有些學者甚至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劃到浪漫主義藝術范疇)。雖然我們尚未發現胡風的這種現實主義理論同陀思妥耶失斯基文藝思想的“事實性”聯系,但七月小說最重要的作家路翎的創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確實有著影響關系。路翎的心理現實主義藝術是在胡風文藝理論、魯迅心理現實主義藝術、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現實主義藝術等多重影響下形成的;而其史詩般的結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展示,獨特的語式語風,使他又與托爾斯泰、羅曼·羅蘭、莫里亞克等世界文學大師發生著影響性聯系或平行性聯系。在魯迅之后,在中國現代小說創作中,路翎是最具現代性的,也是最兼具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兩種藝術特值的。
  同在前一個歷史階段有新感覺派、京派同社會剖析派相對峙、相比照一樣,在民族斗爭激化的年代里,也產生了新浪漫派和社會言清派小說同七月派小說相比襯。這兩個流派的小說遠離時代主潮(這兩派的作家有的曾生活于孤島上海,有的曾生活于淪陷區。遠離時代主潮雖然消極,但也不無消極抵制侵略者的意義)。作品的思想蘊含一般來說遠不如七月派來得豐厚、深刻,但在藝術上也各有著自己的探索。新浪漫派徐訐等人的作品更多地融進了現代主義因素,以致有人稱他們為“后現代派”;社會言情派表面上看來似乎更多傳統的、民族的質素,但實際上有許多作品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并且這種交融不獨是思想認知層面的,更是藝術技巧層面的。這在其代表作家張愛玲身上最為顯著:《金鎖記》在古色古香的故事敘述中闡釋了一個現代文化命題—金錢使人異化;其語風、筆調是《紅樓夢》式的,但又不露痕跡地融進了象征主義和意識流。張愛玲是繼魯迅之后將西方現代主義東方化的最為成功者,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與繁榮作出了卓異的貢獻。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于1942年。當時的形勢一方面是抗日戰爭處于最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嚴重的民族危機要求著進步的作家們必須更加自覺地為抗戰服務。另一方面,在解放區,中國共產黨要求作家必須為黨的政治乃至政策服務,為全民抗戰的主體—工農兵服務。雖然在《講話》發表之前,來自民間的趙樹理就已經創作了《小二黑結婚》這樣的為廣大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但工農兵文學(含工農兵小說)卻確實是在《講話》之后才開始形成氣候,并且日益繁榮,直至隨著全國的解放而成為整個中國文壇上居于統治地位的文學形態乃至唯一的文學形態(盡管亦曾出現《青春之歌》等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作品,但那里的知識分子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其文學形態與工農兵文學并無本質差異)。當然,其中也可分為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和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等等,它們確有不同的風格,但從作家創作主旨、作品接受對象、作品與生活的關系、作品與政治(含黨的具體政策)的關系等方面來考察,它們同屬一個大的文學流派—工農兵文學。它們的共性尤表現在對外國現代文化的汲取上,或者不予注重(如趙樹理),或者極為單一(如周立波只重視從蘇聯現實主義文學那里汲取營養)。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五、六十年代。這時倘若說中國現代小說的創型與繁榮,就只能說是局囿在工農兵小說一種形態(或一種流派)之內;就中國現代小說整體而言,則是非常單一的。
  到了“文革”前夜,特別是“文革”中,由于受到極左政治思潮影響,連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乃至高爾基的一些作品都被進行了批判,中國現代小說已處于與世界隔絕狀態—而與世界隔絕的小說形態,也就難以有什么“現代性”可言。不僅沒有“現代性”,連藝術性也幾近于無了。那時期產生的“名著”《金光大道》恐怕只能說是以“長篇小說形式”編撰的不忍卒讀的宣傳品。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小說,已瀕于消亡狀態。雖說民間有《第二次握手》等反映知識分子生活、歌頌人性之美的帶有某種現代性的小說在流傳,但畢竟是鳳毛麟爪,寥若晨星,不成陣勢。
  中國現代小說的又一次創型與繁榮,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歷史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化,隔絕了數十年的世界各種類型的文化思潮、文學流派也紛至沓來。重新獲得了解放的作家和剛剛踏上文壇的新生力量,如饑似渴地吮吸外來文化乳汁,西方各種現代文學流派都有人試圖移來華土進行實驗,其熱鬧局面不亞于五四時期和二十年代。其中最有成就者當是以王蒙為代表和首倡者的意識流小說的創作。并且這些作品的作家們還將意識流小說東方化,企圖通過中西文化的交匯,使之獲得在中國長存的生命力。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達到了。雖然有人認為中國意識流熱已經消沉,其實它已浸入到多種風格的小說作品中,以較為平和的形式擴大著自己的領地。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就風格來講,可能更接近黑色幽默,然而那里也有意識流技法的運用。
  總之,在歷史新時期中國現代小說又經歷了一次新的創型與繁榮,盡管有時還表現得不夠成熟,但它卻確實使得中國現代小說更具現代性,從而展示了中國現代小說走進世界文學之林的光輝前景。
                  (責任編輯:李希華)
  注釋:
  〔1〕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2〕《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 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
  〔3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4〕陀思妥耶夫斯基:《我》, 《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馮增義等譯)等390頁,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5〕〔6〕朱德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第65 頁、 第112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遼寧教育學院學報沈陽75-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臧恩鈺/李春林19961996 作者:遼寧教育學院學報沈陽75-7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臧恩鈺/李春林19961996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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