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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三大理論思潮
論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三大理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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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論的科學哲學,是指含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這三個分支在內的廣義的科學哲學。這種廣義的科學哲學在中國現代的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辯證法主導性思潮、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吸納性思潮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復興性思潮的發展。
  廣義的科學哲學在中國現代的興起和發展,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哲學的一大學術景觀,也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大哲學縮影。在世紀之交,回顧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對于總結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對于前瞻中國科學哲學發展的未來趨向,具有承前啟后和繼往開來的意義。
      一、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性思潮
  20世紀中國科學哲學最突出的學術景觀之一,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分支的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辯證法以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為主要基礎。《自然辯證法》雖然是恩格斯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其論述所及,已經涵蓋和涉及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各個方面。當然,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占有主導地位。因此可以說,恩格斯這一著作中的自然辯證法實際上也就是唯物辯證法的自然哲學為主體的馬克思主義的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盡管它在很多方面確實還只具有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
  1932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翻譯的《自然辯證法》的第一本中譯本。此后直至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這期間的上海實際上已成為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傳播和研究的策源地。在僅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即已初步形成以陳曉時、艾思奇、高士其等人為代表的理論隊伍,出版了一批宣傳自然辯證法的書刊,展開了同反對自然辯證法的陳范予等人的最初的論戰。上海五年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是中國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興起和發展的源頭活水。
  延安是繼上海之后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大本營。1938年,由董純才、高士其、陳康白等人發起,成立了延安第一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延安自然辯證法座談會”。1939年由于光遠等人發起,成立了有徐特立、艾思奇、陳元暉等人參加的“自然辯證法討論會”。1940年,由毛澤東批示,由武衡、于光遠等人籌建“自然科學研究會”。此后,還有由成仿吾、沙可夫等人組建的“邊區自然科學協會”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942年的延安,還曾舉行過紀念牛頓誕生300周年大會。在彼時彼地能舉行這樣的大會,充分反映了自然辯證法所揭示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想對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
  重慶是當時黨在國統區傳播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的橋頭堡。1939年,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之下,由潘菽、梁希等人負責組建“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為配合自然辯證法的宣傳,1941年,《新華日報》還曾報導過英國生物化學家霍爾丹呼吁科學家研究自然辯證法的消息。為了與延安相呼應,座談會在1942年也曾隆重舉行紀念伽利略逝世和牛頓誕生300周年大會。
  正是以上海為策源地,以延安為大本營,以重慶為橋頭堡,自然辯證法在中國才逐漸成為科學哲學的主導性思潮。
  新中國誕生的近50年內,經過建國初期、文革時期和開放時期這三個歷史階段,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進一步傳播和發展。
  建國初期系指1949年至1966年期間。在此期間,雖有逐漸抬頭的左的路線的干撓,但從總體上看,自然辯證法的傳播、研究和運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以下重大進展,堪以彪炳于中國現代科學哲學史冊。其一,自然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得到了空前廣泛的傳播。以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曹葆華、于光遠、謝予譯本的出版發行為例,僅1955年至1963年的發行量即高達33萬余冊。其二,自然辯證法已由傳播和宣傳階段進入研究和發展階段。1956年,在周總理的主持之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了《自然辯證法12年研究規劃草案》,從而使自然辯證法被確認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學科。同年,中國科學院還建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并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家科學哲學方面的學術刊物——《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此后,各省市以及不少大學也相繼成立研究與教學機構,自然辯證法自此進入大學講壇。其三,自然科學界的專家學者開展了廣泛的自然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裴文中等便是這一時期科學家學習、研究和運用自然辯證法的佼佼者。而自然辯證法也自此成為中國科技精英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認識工具。其四,在自然辯證法的引導之下,中國理論物理學家還取得了諸如層子模型這樣一些直接的科研成果。其五,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辯證法使得中國從此有了一套正確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指導思想。
  文革10年是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在中國遭受挫折和厄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四人幫”所鼓吹的包括自然辯證法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萬能論”和“代替論”,除了給國家帶來災難之后,就是給歷史留下笑柄。“四人幫”垮臺之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7年底,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于光遠、周培源、李昌、錢三強等人發起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此后,與自然辯證法相關的研究機構廣泛建立,理論宣傳日趨普及,科學研究更加深入,學術書刊不斷問世,學科教育不斷完善。中國自然辯證法這一主導性思潮的發展確實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自然辯證法在這一時期取得諸多重大進展,但其中尤為具有歷史意義的進展,其一是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其二是以自然辯證法為主導的中國現代科學哲學體系正在形成。
  中國曾經是一個長期以儒學為主導思想的國家。由于科學技術在這一主導思想中沒有相應的地位,因此科學技術在中國一直得不到應有重視,并由此使中國國力日趨衰弱。由于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自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后,其間雖然有毛澤東本人早年所受儒學影響的影響以及“四人幫”的干撓,但從總體上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并最終成為影響中國哲學、科技、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的主導性思潮,確實是中國數千年的哲學史、科技史、文化史乃至整個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場大革命。不論當前有些人文學者怎樣竭力主張“哲學就是人學”,怎樣以人文主義貶抑乃至拒斥包括自然辯證法在內的科學哲學,對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并最終成為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主導性思潮所具有的開天辟地的歷史意義,無論作怎樣高的評價,都不會是過高的。
      二、西方現代科學哲學的吸納性思潮
  20世紀中國科學哲學的另一重大學術景觀,是西方現代科學哲學的吸納性思潮的興起和發展。所謂西方現代科學哲學,泛指以孔德和馬赫等人的實證主義哲學為來源、以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為起點的科學哲學,特別是從波普的邏輯主義到庫恩的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可以說是西方繼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在現代科學革命與現代哲學發展的雙重影響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科學哲學。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然辯證法是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的一種哲學反思的話,那么西方現代科學哲學則是在“拒絕形而上學”和“摒棄本體論”的口號之下以科學技術為主要對象的一種哲學反思。
  綜觀西方現代科學哲學百余年來的發展,特別是從邏輯主義到歷史主義的發展,它在科學歷史觀、科學發展觀、科學認識論、科學方法論和科學價值論等方面,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例如,其中以科學歷史觀和科學發展觀而言,波普的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革命論、拉卡托斯的研究綱領論及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等所提出的有關科學發展模式的理論,即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科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
  西方現代科學哲學吸納性思潮的興起,雖然在解放前和解放初已有學者對維也納學派的科學哲學思想作過一些介紹,但其影響甚微。因此,作為一種思潮,它的興起是始自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究其原因,一是西方現代科學哲學主要是在戰后才進一步形成學術氣候和學術影響。二是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沒有引進和吸納西方現代科學哲學的文化環境。
  近二十余年來,中國在引進和吸納西方現代科學哲學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譯進了大批科學哲學原著。波普、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學哲學著作,大都是在這一時期譯進的。其二,出版了不少以西方科學哲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著。如江天驥在1984年出版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舒煒光、邱仁宗在1987年出版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述評》,都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論著。其三,以自然辯證法為專業的學者在其論著和教學中開始積極吸納西方現代科學哲學的積極成果。
  西方現代科學哲學雖然不少重要局限,但作為一種主要以科學為對象的哲學反思,它同樣已涌動為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一股吸納性思潮,并將是中國現代科學哲學走向新世紀的一個重要源頭和重要的生長點。
      三、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
  20世紀中國科學哲學的第三大突出的學術景觀,是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復興性思潮的興起。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復興思潮的興起,其元勛當首推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從30年代后期開始,在積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中,李約瑟對以中國自然哲學史為主體的中國科學思想史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于1980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雖然也含有一些中國先哲對于科學和技術所作的哲學反思的內容,但應當說主要是一部中國自然哲學史。
  對于中國傳統自然哲學,中國人由于自身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等諸多原因的影響,一直未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問世。而李約瑟出于他的西方學者眼光和現代科學視界這兩大學術優勢,以中西科學文化和古今科學思想的比較研究為基礎,發現和開掘出中國傳統哲學和科學中獨具特色的自然哲學。
  李約瑟對于中國傳統自然哲學資源的開掘,其重大貢獻可以說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把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基本屬性科學地界定為有機論的自然哲學(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其二,論證中國的這種有機論自然哲學的基本哲學范式是一種“通體相關思維”的哲學范式(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頁。)。其三,界定了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對于自然科學的兩重歷史地位:一方面,中國的有機論自然哲學“這支箭”“從未達到過牛頓的位置”,因此它不利于以機械論自然哲學為基礎的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這支箭”卻從牛頓頭上飛過而“落在后來玻爾和盧瑟福的立足點附近”(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頁。)。正因為落在了他們兩人的立足點附近,所以中國的有機論自然哲學可能正是“現代科學正在不得不納入其本身結構的那樣一種世界觀。(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頁。)其四,客觀地揭示了中國有機論自然哲學對西方以萊布尼茲為起點、以懷特海為代表的近現代有機哲學的影響(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頁。)。
  以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思想史》出版的80年代初為起點,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在國內外均出現復興之勢。
  在國內,以自然辯證法、中國哲學史和中國科技史等學科的部分學者為依托,相繼舉辦了不少有利于中國傳統自然哲學復興的學術活動。如北京地區部分學者舉行的“天、地、生、人系列學術座談會”即是一例。與此同時,學術界亦相繼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學術論著。如吳國盛主編的《自然哲學》論文集即是這類自然哲學論著的代表。
  在國外,由于中國有機論自然哲學與現代系統論自然哲學有內在的一致性,使得中國傳統自然哲學也開始受到科學和哲學兩方面的重視。普里高津就是具有這一學術傾向的代表人物。普里高津曾經說:“中國文化已成為歐洲科學靈感的源泉”,并認為“現在是我們把傳統的歐洲思想和古典的中國思想進一步結合起來的時候了”(注:普里高津:《變革的時代 變革中的科學》,載《新華文摘》1987年第5期,第194頁。)。
  當然,從整體上看,由于中國傳統哲學以社會政治和道德倫理為主軸的學術范式的制約,同時也由于當前科研和出版等因素的影響,同自然辯證法和西方現代科學這兩大思潮相比,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確實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但是,由于中國有機論自然哲學所具有的獨特的自然哲學資源,特別是它能為現代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提供一種世界圖景、人文精神和思維框架,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必將在21世紀有進一步的發展。
  就中國哲學而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為背景,以自然辯證法、西方現代科學哲學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為基點,以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為分支的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興起和發展,確實堪稱中國現代哲學領域的一場大革命。回溯20世紀前的中國哲學史,何曾有過足以與人文哲學并駕齊驅的科學哲學?因此,從縱貫古今的歷史長河看來,以三大思潮為基點的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興起和發展,可以說正是中國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所留下的哲學軌跡。
  21世紀即將到來,展望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未來發展前景,有以下幾個大的發展趨向已初見端倪:其一,以自然辯證法為主體、以西方科學哲學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為兩翼的哲學范式將在相互激蕩、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中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其二,以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為基本分支的學科體系也將在互動和融合中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其三,盡管有強大的中國傳統人文哲學和時髦的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的貶抑和拒斥,新世紀的中國科學哲學必將成為中國哲學中與人文哲學比翼齊飛的一翼。中國科學哲學雖然沒有燦爛的過去,但一定會有輝煌的未來。
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5~18B2科學技術哲學童鷹19981998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性思潮、西方現代科學的吸納性思潮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這三大思潮的興起和發展。這三大思潮相互激蕩、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將在新世紀的中國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以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為基本分支的科學技術哲學體系。中國/科學哲學/理論思潮童鷹,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武漢,430072。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15~18B2科學技術哲學童鷹19981998中國現代科學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主要表現為自然辯證法的主導性思潮、西方現代科學的吸納性思潮和中國傳統自然哲學的復興性思潮這三大思潮的興起和發展。這三大思潮相互激蕩、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將在新世紀的中國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以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為基本分支的科學技術哲學體系。中國/科學哲學/理論思潮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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