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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
論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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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在理論上,孫中山以實現民族獨立、解放與平等為現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實現以自由、平等、民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現代化作為現代化方案的核心;建立現代化的國民經濟為現代化方案的基礎。而在實施和推行方面,則致力于將理論化為實踐,直接促發國民革命,并以三民主義理論作為推進實施的權威武器。孫中山倡導的現代化,具有全方位對外開放、與時俱進、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點。
  * * *
  我們把一部中國現代史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來認識。回顧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不難看到,孫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論和始終不渝的政治實踐影響了時代和以后的歷史,他的日臻完備的三民主義構成近代以來至他為止的最為完善的中國現代化方案,化為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民為之奮斗的宏偉目標與社會實踐。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今天,研究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影響與貢獻,總結歷史上先進中國人搞現代化的經驗,無疑是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的。
   一
  現代化一般指的是工業革命后興起的以工業文明為核心內容的世界大潮,它以生產力跳躍式的迅猛發展而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一場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諸方面的更新與重構革命。然在被迫開放的中國卻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先行國的殖民掠奪和現代文明的示范效應,于是,在雙重刺激下,中國內部產生了現代化動力。
  近代以降,建設一個現代強國以與西方列強比肩是數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全社會為之奮斗的目標。必須指出的是,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是少數“先知先覺”——有特殊經歷、懷強國之夢的志士仁人與“睜眼看世界”、“卓然識大勢”的少數官僚們首先認識并發起的。早期的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已對舊制發生懷疑,辦洋務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則在器物層面上予以初步的嘗試實踐。從王韜、鄭觀應到康有為、梁啟超雖提出了全面變法改良的主張,卻拘泥舊制而難以超越。然人們尋覓現代強國之路的內在沖動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表現得愈益強烈。其中能貢獻一個局部甚至比較全面的方案者并不少見,然比之孫中山卻相形見絀。
  孫中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三民主義及其《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等,構建了一個可稱之為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體系,雖不乏粗糙,卻基本上具備了現代國家的要素。民族、民權、民生大致分別相對于中國的獨立、民主與工業化三大當務課題,形成了一個當時中國最為完整系統、兼具中外精華、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可資操作的現代化方案,他也為此目標的實現而付出了畢生精力。
  第一,實現民族獨立、解放與平等是孫中山現代化方案的基本前提。開埠后西方列強以其堅船利炮與工業文明而展示其優越性的同時,更以戰爭、賠款、割地而根本上阻斷了中國成為現代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滿清集團暴政壓迫、喪權辱國疊加其上,使近代中國交織著復雜的民族矛盾。誠如馬克思在論述愛爾蘭民族斗爭時指出的:“民族解放……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①a]。故民族主義列為三民主義之首決非偶然,辛亥前“反滿”成為其中心內容更與此有關,“振興中華”,首當“驅除韃虜”,孫中山一再強調:“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那么實現任何改進就完全不可能”[②a]。鑒于清廷已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主要障礙,故“反滿”口號及其內涵本身即具有掃清道路的直接現實性與極大的社會動員意義。
  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反帝。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將“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并列,并一再指出:“本會之民族主義,為對于外人維持國民之獨立”[③a],而必須通過“反滿”方可實現反帝“瓜分”之目的。他后來又說:“辛亥之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強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瓜分政策”[④a]。這與其視為時代之局限,不如視為時代之要務。
  現代國家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享現代化成果。早期孫中山已力辟“今之革命,復仇其首”的狹隘民族主義,提出以博大的胸懷去爭取各族人民參加斗爭,即使“滿人”亦“許為同等之國民”,甚至“許可入黨”[⑤a],以建立一個廣大的統一戰線。策略的背后體現出現代政治原則。正是循此理路,辛亥后提出“合漢、滿、蒙、回、藏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以實現“五族共和”[⑥a]。然此說也因只重五族而忽視其他51個民族而遭他人詬病。但以五族代表中華民族比之于滿清獨尊、民族歧視是一大進步,也是辛亥時期的一種共識。武昌首義后各省代表會議上否決孫中山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議決代表五族共和之“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即為一證[⑦a]。到了20年代孫中山自己也否定“五族說”,“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⑧a]各族人民“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⑨a]。不過,他的“民族同化論”又引起非議,“必要時滿、蒙、回、藏都同化于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⑩a]。對此不可簡單地看,細細分析,此論另有深意:一是由人數眾多相對發達的漢族去扶助相對不發達的少數民族共同發展;二是欲由此造就美國、瑞士那樣的將國內各族“合一爐而治之”的新民族,使中國“造成世界上獨立自由的地位”[①①a],“這樣的民族主義,才是積極的民族主義”[①②a]。作為移民國家,美國形成統一民族的磨合過程長達百多年[①③a],而在各民族大致定位、十分成熟的中國則不具可能性。然此論對于今天如何在市場經濟發展與一體化的趨勢中,各民族共同繁榮實現現代化則有現實意義。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在晚年臻于頂峰,反對民族壓迫,“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民族自決”取代了以前的口號,表明了思想認識的升華。
  第二,實現以自由、平等、民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現代化是孫中山現代化方案的核心。反對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構成了近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題,也是實現民族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根本目標,其合法性依據是主權在民,最高形式是民主共和。這與源于“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主權在君”的君主專制判然兩別。
  近代以來許多人不同程度提出了政治變革的方案,龔自珍倡“更法”[①b],魏源主張“一變古今官家之局”[②b]。王韜則認為“變法自強”首應改革政治,“泰西”三種政體中君主專制與民主共和均“不無流弊”,惟“上下相通”的君主立憲制最合于中國[③b]。鄭觀應、陳熾、陳虬、何啟、胡禮垣均有此共識[④b],至康有為、梁啟超時提出了君主立憲的全面方案。他們也都對共和制表示過興趣,如王韜盛贊其“善”[⑤b]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列為未來目標,梁啟超極頌盧梭《民約論》,譚嗣同更欲“沖決君主之網羅”[⑥b],卻都不主張立即實行。
  孫中山主張直接建民主共和制,針對中國人“缺乏共和知識程度”論,又說:“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要使之入塾讀書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于讀書也。……故今日中國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⑦b]。現代政治并非上天先賦的,而要靠全體國民共同創造,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學習,使用與共享目的。難道“此時不取法于他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他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他明確指出:“君主立憲制不合用于中國”[⑧b]。從興中會“創立合眾政府”到同盟會《宣言》,孫中山將今后的現代政治勾勒出一個完整的輪廓:“今日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重申“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⑨b]
  張磊認為孫中山民權主義發展以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為“轉捩點”,而國民黨一大《宣言》“標志著這一躍進的完成”[⑩b]。這一劃分是恰當的。這以后孫中山民權主義確有一個大飛躍。首先,批判軍閥暴政。“八年來之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步,實因單破壞地面,沒有掘地底陳土的緣故”[①①b]。地底“陳土”是什么?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須先搬去這三種陳土”,方能使“國基鞏固”[①②b]。其次,西方政制并不完善,“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①③b]。這種認識決定了他兩個重要態度:一是學習蘇俄,“近來蘇俄新發明了一種政體,……是‘人民獨裁’政體,……當然比較代議制政體改良得多”[①④b]。日后的“以俄為師”政策于此已露端倪。其次是獨創一種新型政體。“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唯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①⑤b]。目標指向的是防止“少數人所得而私”,使人民真正掌握政權。故“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人民“不但有選舉權,且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并從中國古代制度中發掘資源彌補“三權分立”之不足,創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的原則。這一“民權運用”之方式:即實行普選制、倡導政黨政治、權能區分,力主“地方自治”以“移官治為民治”等等[①⑥b],都是針對中國國情而對政體所作的最具創造性的改革。再次,平等與自由。他認為“四萬萬人一切平等,國民之權利義務,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①c]故“平等是第一要義。”國民又應是自由的,一大《宣言》“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②c]這種自由只有在民主制下才能真正獲取,“如果沒有民權,什么平等自由都保不住。”[③c]
  第三,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民經濟是孫中山現代化方案的基礎,也是三民主義的歸宿。“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④c]其核心內容按孫中山的說法是:“不外土地與資本問題。”
  孫中山花了極大的精力來研究土地問題。這是中國社會歷來關注的大問題,歷代社會動亂、農民起義均直接間接地與之有關。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耕者有其田”是古來國人向往的理想化境,是治國安邦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孫中山經多年醞釀而提出了“核定地價、照價納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的步驟與方法,通過“土地國有”方式達到“平均地權”的目標,既防止土地過分兼并于少數人之手與預防資本主義之“禍患”,又徹底“解決農民自身問題”以為資本主義發展積累資本,進而為建設強大的國家與促進社會進步創造強大的社會動力。他在后期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⑤c],“才算是徹底的革命”[⑥c]。其具體方法則是由國家按地價收購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給農民,但主張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進行,“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就仿效俄國的激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農民便不能抵抗。”[⑦c]無疑,這是一種與“沒收地主土地”不同的土地改革路徑,從中折射出為實現現代化而求得社會穩定、防止失序的良苦用心。
  節制資本包括“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兩大內容,其中心點則是發展資本主義。他看到了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的弊端,試圖在新生的共和國中既享受資本主義生產力帶來的福祉,又力避其缺陷危害,從而創造一種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孫中山的上述思想在《實業計劃》中得到了充分表述與顯現。包括鐵路、交通、港口、冶金、礦山、工業及國家與私人資本發展的方法等六個宏大精詳的計劃,《實業計劃》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空想”,今天重讀此書,常為其構想之壯偉而振奮,為其預見之準確而震驚,可稱之為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第一個完整系統的戰略藍圖。過去人們過多地把目光集注在“平均地權”上而忽視了“振興實業”思想。其實,這方面,孫中山的認識更全面,方案也更系統、更具體。工業化是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與物質動力,它帶動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孫中山對此極為重視,一個國家“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⑧c]為此提出了一系列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觀點;利用外資、對外開放,以交通帶動工業全面發展。其實,他的“節制資本”嚴格的表述是節制私人壟斷資本而非節制一切資本。如他提出的建立強大的國有經濟,即由政府壟斷興辦煤鐵、水力、路礦、土地開發等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業,以此為主導適當擴展私有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的功用,以及優先發展與平衡發展的原則等等,都卓有預見性,即使在今天也極富參考價值。現代社會的高福利原則指向的是成果為全社會共享的現代原則,孫中山已對此作了安排,“實業由國家經營,所得利益由大家共享”,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安樂,都不致受財產不均的痛苦。”[⑨c]這在市場經濟發展注重個人利益的今天亦有借鑒意義。
   二
  僅僅是理論方案的全面完整,至多不過是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教材上比別人多占幾頁。評價一個思想家,關鍵在于其對社會歷史的影響力度與實現程度,以此維度衡之,他人望塵莫及。龔自珍、林則徐、魏源首開風氣,康有為、梁啟超則影響了一代人,然其理論在其所處的時代乃至日后均未得到實踐。而孫中山不僅提出了中國現代化方案,更重要的是在日后相當程度得到了實施與推行。
  首先,孫中山親手將理論化為實踐。他首任大總統后即著手實現自己的理想。頒布了改元建歷、剪辮易服、移風易俗、保障人權、解放賤民及保護私有財產、發展資本主義和文教新聞改革等37項法令。有人認為這些法令措施因為政時短而未得到充分實施,其實不然,影響實際已及整個民國時期。其一,《臨時約法》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民主共和政體與國體,這個被毛澤東稱為“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①d]構筑了一道無形的障礙,袁世凱稱帝及張勛復辟的旋起速敗,與《約法》精神深入人心不無關系。其二,這些措施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黃炎培回憶道:“辛亥以后,(1)很少見口頭上、書面上被稱或稱人‘大老爺’、‘老爺’、‘少爺’;(2)‘磕頭’、‘三跪九叩’、‘打請安’都沒有了;(3)男子一律剪辮子,女子裹腳從此解放了,……民國紀元以后生下的女兒,一概不裹腳;(4)鴉片沒有一時消滅,但較辛亥以前漸減,……(5)滿族倡始而漸及漢族的男妓,辛亥后逐步地消滅。”[②d]其三,即使是北洋政府也不得不仍在相當程度上沿襲南京臨時政府之舊制。袁世凱1912年8月所頒民國禮制2章7條,規定男子禮為脫帽鞠躬,女子禮為鞠躬[③d]。究其實脫胎于孫中山所頒之法令[④d]。北洋制度法令也頻多沿襲孫中山當政之舊制,甚至由此深化之。據北洋農商部所編之《農商法規》統計,僅1912—1916年間公布的有關獎勵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即達86項之多,內容涉及礦政、農林、工商、漁業等各方面,促進了工商業發展[⑤d]。如1903—1908年注冊公司為265家[⑥d],而《公司條例》與獎勵投資條例頒布后,1912—1921年已達794家,年均為80家,比辛亥前增一倍以上[⑦d]。革命的掘墓人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人,固為時代使然民心所向,但這種時代與民心的造就卻與孫中山多年的革命主張與現代化理論的宣傳分不開的。
  其次,直接促發了國民革命。20年代初,孫中山適時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與共產黨的幫助下,共同發動旨在“掃除”建立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障礙”的國民革命,明確提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為謀目的之到達,不得不從事于障礙之掃除。”[⑧d]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空前社會運動,自太平天國后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大動員。周恩來曾感慨地說:“當時是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抗戰期間也沒有過。”[⑨d]繼工運后1926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在全國開展,新三民主義以其宏偉目標和“耕者有其田”的具體誘人內容而為廣大農夫所接受。毛澤東在寫于次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發動起來的農民干了14件大事,集中在打擊紳權與樹立新意識形態兩方面。“如今是委員的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員”,“城里、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①e]孫中山三民主義已深入農民心中,成為一種“最時髦”、運用“最廣泛”的學說,自由、平等、民權出自農民口中,甚至路上碰見不肯讓路的地主,農民都會憤然喝道:“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么?”[②e]正是在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廣泛認同基礎上,“黨軍”才能順利北伐。無庸諱言,新三民主義的普及促發了大革命,在幾千年封閉落后的中國農村中普及與宣傳了現代化理想與具體目標,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全面展開在相當程度上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三,國民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政黨,是以承認、信奉三民主義為理論前提與終極思想的。1927年取得政權成為執政黨后,更將三民主義作為凌駕法律、憲法之上的絕對真理與整個社會的統治思想,與古代獨尊儒術一樣,成為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依據,任何異端均被排拒在外。進而將這種認同要求強加于全體國民,《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規定:“中國人民須服從并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這就意味著凡不服從擁護國民黨、不認同三民主義者,即無國民之權利甚至資格!1928年9月公布的《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宣稱:“本黨始終以政權之保姆自任”,毫不隱諱對政治權力的全面壟斷,從而使三民主義通過以黨統軍、以黨控政、以黨治國。以黨的意識形態號令天下,達到全面控制、徹底整合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領域之目的。
  今天看來,南京國民黨政府在將三民主義改造變形后使之在中國全面推行長達22年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是三民主義從一種現代化理論方案經國民黨閹割后在相當程度上加以實踐。無論是政制黨制如五院制度、“以黨治國”、地方自治等和軍政、訓政、憲政以及所謂的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利權的外交政策,抑或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建立現代國家的經濟基礎與回歸傳統文化等等,理論上均出自孫中山的初衷——盡管在實際操作中很大程度上已發生畸變與異化,其政治操作規范、政策實施步驟也無不由此而來。而北伐的完成與1942年廢除不平等條約簽訂新約又成為其標榜孫中山理論實踐者與遺囑執行人的重要資本。二是“清黨”后國民黨壟斷了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剔除了其中的革命要素,三民主義的基本結構由此發生了質變,民權主義變為一黨專政獨裁,民族主義則以儒家文化為符號,民生主義演為官僚經濟,從而使之喪失了新文化運動后最具社會動員力的核心內容,社會離心力隨之產生。國民黨從現實功利出發將三民主義改造成為可以給其各項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據的意識形態,然重構后的三民主義卻因其缺乏理論內涵的完整性與對現實的可釋性,使之最終難以發揮整合社會、指導與推進現代化的作用。正是出于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不同,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軍事廝殺究其原因無不與此有關。鄧演達反對“曲解”三民主義而另組第三黨;汪精衛指責三民主義復古化而揭橥“十三年改組精神”,另建改組派;胡漢民則稱把三民主義馬克思化、釋迦化、術士化、流氓化流通是不可寬恕的錯誤。地方實力派也以“為主義正名”而與中央爭斗不絕、內戰綿綿。可以說,國民黨既因三民主義而攬政立國,又因違背其本義而喪失民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劇。
  第四,三民主義已成為新民主革命時期基本一致認同的中國現代化綱領,孫中山及其理論已成為民國時期的絕對思想權威。從國民黨內部看,盡管派系林立、紛爭不已,卻驚人地劃一高唱“信奉孫主義”,自稱為其忠實的信徒,從未有過跳出這一圈子而另立精神權威之舉。從中國社會來看,五四后各黨各派各界有識之士都在描繪不同的中國現代化藍圖,由于孫中山的崇高威望更由于其方案的全面系統與基本符合中國國情,故得到了全社會的認同而成為民國時期人們的共識。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與新三民主義及其他黨派人士的主張大致吻合,表明了目標的基本一致,這才有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整個社會攜手共同廓清現代化障礙、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國民革命這一現代史上最為輝煌的歷史時刻。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在為公布第二次國共合作《宣言》中明確指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斗。”[①f]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在現在抗戰的階段和戰后徹底實行民主共和國的階段,都是三民主義的階段”[②f],翌年在對抗大學員演講時又強調:兩個“半”的社會性質引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而“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結合的地方就在這里,大家要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所以說今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三民主義者。”[③f]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與1945年中共“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了新舊三民主義區別,真釋與偽釋、真做與假做之分,以及對比了三民主義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之異同,認為“兩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然在現階段,中共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仍然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的[④f]。
   三
  對歷史人物的全面認識與正確評價無疑是需要時間的,在孫中山誕辰130年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運動持續深入開展的今天,再來看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所的貢獻,不難發現具有對外開放、與時俱進、可操作性與前瞻性四大特點。
  特點之一,全方位對外開放。后發外生型國家搞現代化的首要條件與必要條件是對外開放。孫中山總結了閉關鎖國與被迫開放的歷史教訓,提出在保持國家獨立與主權完整條件下,主動實行開放的政策。我國“以前事事不能進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⑤f]“凡我們中國應興的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利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⑥f]不僅要“取法乎人”,更要“取法乎上”,引進最先進的東西,機器要最新式的,人才要最好的,政治制度要最民主的,“要從最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后禍。”[⑦f]引進后須根據國情加以改造豐富,五權理論、三民主義無不如此。而其開放引進內蘊的深意即由此獲獨立平等之國際地位,“仆之意最好行開放主義,將條約修正,將治外法權收回。”“中國有主權,則無論如何之債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資亦所不禁。”[⑧f]孫中山知識結構是中外并重,20年代尤注意吸收西方現代各領域新思想新知識,據姜義華研究,僅從其上海故居中發現的實業方面的藏書目錄中可見,無論是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工業革命、經濟史等宏觀歷史與理論,還是具體的交通、港口、鐵路、城市規劃與管理、銀行、信貸、貨幣等各類西方著作達數百本之多。[⑨f]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其成果為廣大人類共享的過程,尤其對現代化后發型國家來說勢所必然。孫中山正是在這一點上,契合了時代潮流。
  特點之二,與時俱進。現代化需要持久的變革與不斷的進步。轉型時期中一些當年的先鋒人物轉瞬成為落伍者與絆腳石,而孫中山則緊隨時代步伐,不斷實行自我揚棄與自我革新,這在近現代史上確是罕見的。他說:“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怎么樣都阻止不住的。”[①g]因此,必須“按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②g]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他一生不斷進步。早期上書李鴻章未果,使之從改良轉向革命,“不得不稍易于強迫。”[③g]辛亥革命后為捍衛共和制度與袁世凱之流作不懈的斗爭,二次革命、護法運動長達10年。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爆發后,孫中山表示歡迎,接受了中共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綱領,重釋三民主義,使國民黨重獲生命力,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妨說,孫中山的一生,確是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進取的一生。
  特點之三,可操作性。任何一種現代化方案必須具有可操作性方有實際意義。以往學術界多循定論而否定這點。其實孫中山方案可貴之處不僅在于指出方向,宏觀思考大處著眼,更在于適合中國國情而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如在撰寫《實業計劃》構想東方大港選址時,曾特囑邵元沖“調查乍浦、澉浦一帶之海塘,為石塘,抑系土塘,謂如無書可查,宜親詢該處土人,以期確實。嗣余查得浙江水陸道路記等書,圖說頗詳,乃舉以相告,總理遂據以為規劃東方大港之資,此一端,足證總理計劃之切實,不憑臆想也。”[④g]
  特點之四,前瞻性。確實,孫中山的現代化方案中許多內容在當時難以實現,人們也因此譏之為“理想化”、“空想”。古往今來的哲人思想家之偉大恰恰在于其為時人乃至后人指明了奮斗目標。孫中山從如何實現超越——使中國在短時期內迅速趕上西方列強、“并駕齊驅”出發,不僅對當時也對未來作了規劃,他在1912年民國肇建時即高瞻遠矚地指出:“中國還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要能預見將來,我們必須是有遠見的人。”[⑤g]今天看來,孫中山的中國現代化方案中既有對現實的思考,更有對長遠的洞見。他的現代化戰略構想中的一些基本觀點極富創意,如以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互補關系,發展經濟以交通為先導,保持主權獨立對外開放等,都是我們經幾十年摸索后才悟到的。其民主與法制、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說仍有現實意義。而其開發長江流域以中下游上海為龍頭、建設全國鐵路系統、辟建東方大港、北方大港、開發浦東等一系列具體計劃與設想,許多都與今人不謀而合或現在正在實施進行的,其科學的洞見性與卓越的前瞻性令人拍案叫絕!
  今天的歷史是過去歷史的超越,也是過去歷史的發展。毛澤東曾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⑥g]在現代化運動深入發展的今天,總結前人搞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借鑒孫中山現代化方案及其實踐的得失,從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勢與現代化視角去重新審視孫中山對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發展的貢獻,可以少走彎路,使中國現代化建設發展得更快些。
   (作者:忻平,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博士;責任編輯:謝寶耿)
  ①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6—657頁。
  ②a《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第605—606頁。
  ③a《總理全集》,第2卷,第159頁。
  ④a《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25頁。
  ⑤a⑥a《孫中山選集》下卷,第81、467頁。
  ⑦a雖經孫中山力爭,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僅被定為海軍旗,直至北伐勝利,張學良“東北易幟”,方取代“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⑧a⑩a①②a《總理遺教》“演講”,第38、42頁。
  ⑨a《總理全集》第2集,第82頁。
  ①①a《孫中山集外集》,第533頁。
  ①③a對美國民族與文化的認識至今有“熔爐說”與“拼盤說”兩種,參見余志森等:《淺論美國多元文化主義》,《華東師大學報》1995年第6期。
  ①b《龔自珍全集》上卷,《乙丙之際著議七》。
  ②b魏源:《海國圖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序》。
  ③b王韜:《tāo@①園文錄外編》卷1《重民(下)》。
  ④b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陳熾:《庸書·議院》;陳虬:《治平通議·開議院》;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新政論議》等。
  ⑤b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卷16。
  ⑥b《譚嗣同全集》,第40頁。
  ⑦b①①b①②b《孫中山選集》下卷,第155—156、423、157頁。
  ⑧b《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282頁。
  ⑨b《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32頁。
  ⑩b張磊:《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①③b①④b①⑤b《孫中山選集》下卷,第707、722、764頁。
  ①⑥b《總理全集》第1卷,第924頁。
  ①c《總理全集》第1卷,第319頁。
  ②c③c④c《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294、377頁。
  ⑤c《總理全集》第1卷,第319頁。
  ⑥c⑦c《總理全集》第2卷,第498、498—499頁。
  ⑧c《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34頁。
  ⑨c《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45頁。
  ①d《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7頁。
  ②d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卷,第68頁。
  ③d《東方雜志》第9卷,第8號(1912年9月)。
  ④d《丁祭除去拜跪》,《申報》1912年3月5日。
  ⑤d張騫:《張季子九錄·政聞錄》,第3—7頁。
  ⑥d《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第73頁。
  ⑦d《五四運動檔案資料》,第6頁。
  ⑧d《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4—295頁。
  ⑨d周恩來:《關于黨的“六大”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9頁。
  ①e②e《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71—172頁。
  ①f②f《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1),第628、603頁。
  ③f《黨史研究資料》,第10—11期。
  ④f《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075頁。
  ⑤f⑥f《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490頁。
  ⑦f《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頁。
  ⑧f《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40、52頁。
  ⑨f姜義華:《孫中山〈實業計劃〉戰略構想詳析》,載《近代中國》第1輯,第248頁。
  ①g②g《孫中山選集》下卷,第764、706頁。
  ③g《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40、52頁。
  ④g邵元沖:《總理學記》,《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5頁。
  ⑤g《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503頁。
  ⑥g《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22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弓加屮下加又
  
  
  
學術月刊滬77-84K3中國近代史忻平19971997 作者:學術月刊滬77-84K3中國近代史忻平19971997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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