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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融合
論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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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西方大量理論話語的涌入造成當代中國批評的“失語”,這與忽視對古代文論的繼承,不對其實行創造性轉化有關,出路在于立足本民族的立場,加強古今對話,從“失語”走向得語。
  * * *
  討論中國古代文論遺產如何“古為今用”實際上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開始,當時,周揚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文化繼承與發展的一貫思想,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建議,其中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如何批判繼承中國古典文藝理論遺產的問題。當時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增刊》以及一些文藝刊物都開辟欄目討論古代文論,圍繞著“風骨”、“文氣”等古代文論中的某些重要命題與概念還展開過爭鳴與商討。十年“文革”,在全盤否定中外文化遺產的極左思潮干擾下,“古為今用”被歪曲,古文論研究與其他正常學術活動一樣被迫中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思想解放的到來,古代文論研究掀起熱潮,經過近十五年來的建設,古文論研究在廣度與深度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但是,回過頭來巡視古文論研究所走過的歷程,我們覺得在如何做到“古為今用”且與當代文論有機融合上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原因何在?我以為關鍵還在于沒有真正做到“今用”。
  從古代文論研究者來說,這些年來雖然做了大量的概念、術語、范疇的釋義以及命題理論意義的闡發工作,但由于較少了解當代文學創作實際,不敢輕易涉足當代文學批評,于是很難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與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實踐結合起來。固然,術業有專攻,要求古代文論研究者都能參與到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建設中去是不現實的,但要求他們更多地關注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并能從當代文學理論的建設與發展的角度去從事古代文論的研究并不算苛求。因為做到這一點,古代文論研究才更具現實意義,更具建設價值。
  就從事當代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工作者而言,他們在批評實踐與理論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方法、術語。四十至六十年代是別、車、杜,八十年代以后則是西方20世紀的各種文學批評與批評理論和方法的流行,新批評、結構主義、心理分析批評、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等,潮流一浪接一浪。西方理論與話語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理論的“失語”,這正是當代批評界忽視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繼承,不創造性地運用古代文論的理論、方法與術語的后果。
  可以這么說,古代文論研究沒有真正做到“今用”,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當代文學理論沒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古今文論研究工作者、批評家都有責任。談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談古代文論與當代文論的有機融合,沒有古今文壇研究者、批評家的雙方配合、攜手共進是做不到的。如果沒有一定的運用,雙方就很難相互促進和共同提高,更談不上融合。古代文論價值的轉換,古代文論理論觀點與思維方法的發揚,以及古代文論話語的轉型,只有在參與現實之中,才可真正發揮出民族精神與特色的魅力,也才可進入到當今文藝理論的主潮之中,也才有古代文論在真正意義上的實現“今用”,亦即所謂“意義的現實生成”。正是由于“用”的意義越來越凸現出來,在某種程度來說,當代文學批評家、理論家就應該更多進行“古為今用”的實踐。這不是我們要走向傳統,而是現實的需要與召喚,使得傳統在朝我們走來。我們要實現中西對話,首先得先做好古今對話;我們要從“失語”走向“得語”,就應該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場,建立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而傳統理論話語就是我們當代理論話語體系大廈的基石。
  于是,站在什么樣的基點、尋找什么樣的途徑、采取什么樣的繼承方式來“用”古代文論,在“用”中使與當代文論達到有機融合就成為我們當下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立足于當代的人文導向與人文關懷,面向當代人文現實,開展現實與歷史的對話,吸收古代文論的理論精華。
  文學理論作為面向人類精神與靈魂的精神產品自然要面對當下的人文現實環境,要從關注當前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現狀的角度,站在解決當代人精神困惑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高度去研究文學,從事批評,提出理論觀點,融合古代文論。應該說,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會現實,提升人類靈魂的方面,古代文論是相當有成就的。孔子、孟子、莊子、劉勰、陳子昂、韓愈、白居易、李贄等人的文學思想,都是出于對社會、人類精神狀況的憂慮與關懷而提出來的,其針對性、批判性與建設性的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孔子的“禮樂”“詩教”思想,就包含著對塑造理想文明社會、培養理想文明的文化人格的一種價值導向。他提倡以“仁”為本,以“禮”為用,禮樂結合,共同實現“仁”的道德理想。他倡導“盡善盡美”的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也成為中國文心傳統中的精髓,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著深刻的影響。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與孟子的“知言養氣”說對于作家自身修養的強調也深深影響后世。又比如荀子,在如何處理“欲”的問題上,他既不象道家那樣提倡“少私寡欲”,也不象墨家那樣提倡“非樂”的節欲,他肯定欲望的存在與產生的必然性,主張對人的欲求加以引導,關鍵在于使人的思想達到“中理”即合理。“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因此,社會的治亂問題不在于欲求的多少,而在于思想是否中理。只要做到“重己役物”,而不要“以己為物役”(同上)就可以“養樂”,正當地享受音樂。孔、孟、荀的上述思想在當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過程中都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小平同志曾說過“我們十幾年的最大失誤在于教育”這樣的問題,所謂“教育”主要指思想的教育。如今我們有的文藝作品放棄崇高的理想追求,也避諱言“道德”二字,有的還專打“擦邊球”,在“黃”與“非黃”之間尋找刺激以求得作品的暢銷,這與用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去培養一代新人的文化人格是背道而馳的。個別作家與演員追求金錢至上,見利忘義,也敗壞了作為精神文明創造者的聲譽。那么,在建設當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理論的過程中,我們難道可以對傳統文論中那些強調藝術要有助于道德人格培養、有助于人的思想情操凈化以及主張真善美結合的觀點視而不見、棄而不用嗎?
  又比如古代文論中的自然之美,它主張追求藝術創造的自然天成,反對矯情飾性與繁采寡情,這亦是值得我們當代文論認真去借鑒與運用的。當代文學創作中為文造情、裝腔作勢、矯情飾性者不少,但我發現很少有批評家會運用古代文論中的“自然真美”理論去批評。按理來說,當代人追求生活節奏的明快,追求性格開放任性而行,為減輕精神壓力會更親和自然,也更能接受“自然真美”的理論。但是,我們的文學創作卻完全拋棄古典“天人合一”與自然天放的傳統,追隨西方走刻意求奇求新求怪的道路。批評家也慣于和樂于使用西方批評術語,用后現代主義的一套框架來規整這些作品,兩者相互呼應,使文學創作越來越難以理解,也越來越失去意義。從關心當代人的精神與心理健康方面而言,當代文論應該融匯古代文論中“自然真美”理論,引導文學創作在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方面發揮作用。
  二、立足于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繼承與發揚,尋找古代文論的現實生長點,探索其在理論意義上和語言上的現代轉換。
  我們當代人雖然在思想上、語言上與古代人有了差異,但我們的思維、行為仍然生長在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這棵常青的大樹上。文化傳統的延存,文化血脈的接續,使古代文論與當代文論的融合有了基礎與可能。當代文論要繼承和融進古代文論的一些重要理論命題、基本概念、基本范疇與術語的話,應該多從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上去考慮,在古今文化精神相通的基點上激活古代文論,這樣才能更準確地找到古今文論的契合點,才能更好地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
  古代文論中重視藝術生命的理論就充分體現出了中華民族重生、衛生、暢生、賞生的文化精神。古人把文的創生與天地相打通,把藝術世界看作是與人的心理、心理世界以及天地宇宙相通相連的一部分,藝術的生命與人的生理生命、心理生命乃至宇宙生命存在一個大系統之內。人為五行之秀,大地之心,人之文效法自然,自然充滿生氣,山川草木均含有性情,俱著生意。文之抒情,畫之寫意,莫不通過山水具貌寫出自己的性情精神,這正是中國藝術富有生命力的原因。而為文者須養氣,此氣包含有天地自然之氣、人文道德之氣以及人的生理心理素質等等,亦關乎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作書作畫可以養氣長壽,作文不宜鉆研過分,使得神疲氣衰,應“率志委和”、“貴閑”,這又關乎衛生、養生之道。藝術的功用除治國輔政扶民之外,又具備“臥游”、“暢神”、“賞玩”等功能,對人感性生命的發揚與精神的寄托都有益處。古代文論還對藝術生命的有機統一、整體連貫表現出高度的重視,“氣脈一貫”、“一氣呵成,神完氣足”等等的說法表達了對具有內在生命力的有機整體觀。除此外,古代文論還強調藝術生命的內在張力,“氣韻生動”并非只限于具象,更在于其能促使人產生無窮聯想,故氣韻之特點是“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流動”、“飛動”等等又包含著對生生不息、躍動飛揚的藝術生命的褒揚與提升。古代文論正用這些范疇、概念去揭橥中華文化精神的底蘊與精髓的。
  當代文論可不可用這些充滿民族特點、體現民族文化精神的術語、范疇來構建理論話語呢?我想,如果當代文論在整個理論體系構建的大思路上能夠從西轉向東,能夠在體現民族文化精神上多去嘗試的話,應該是可以實現轉型的。比如關于藝術創作過程的理論,完全可以用藝術家生命與宇宙生命的交往,藝術家生命精神的激發、高揚、投射,藝術與社會、人生、自然的對話乃至藝術生命的完成等等這樣的角度去闡述,其間可以把物感說、心物融合論、文氣論(包括養氣說、氣貫論、氣韻論等等)、風骨論、陽剛陰柔美論等等一并納入,加以整合,形成一個藝術生命的創作系統理論。有論者說,“中華美學就是生命的美學,就是以獨特的方式感悟生命和開墾生命的美學。”[(1)]我以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亦可作如是觀。那么當代文論要具有活潑潑的生命,要建構具有生命力的文藝理論系統,怎么可以把高度重視藝術生命的古代文論排斥在外呢?高度重視生命質量與生活質量的當代人又怎么可能拋卻“自家寶藏”不用而到西方去尋求所謂生命理論呢?用“風骨”、陽剛陰柔去評價學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當代的小說創作又有何不可呢?
  古代文論中關于“藝道合一”的理論,關于儒、釋、道人格與藝術境界相通的思想,也體現著中華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藝與道一,表示了中國文人對從事藝術事業的高度尊重,從“藝”不僅僅是技巧,也不僅僅是事功,而是與求“道”聞“道”相合一的盛事,是賢者品德與智慧的表達。藝與道合,還表示了藝術可符合天地自然宇宙的規律,可以揭示自然之理、社會人生之理。正因為如此,藝者的人格才與“道”相通,與藝術境界相通。儒者的風流溫雅,道者的飄逸自然,釋者的清寂空明,在在都與藝術的境界相伴相生。人生即藝術,境界透人格,古代文論對“道”、對境界的追求與人格的培養與完善是分不開的。而當代文論缺乏的正是這種精神。如果能繼承這種精神,于現實中提倡藝術對人文理想的追求,正確認識藝術創造、藝術批評與人格完善的一致性,也就能認真地吸取古代文論的精華,嚴肅地對待文藝創作與文藝理論。
  三、從繼承思維方式和批評形式入手,將古代文論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獨有的批評方式與技法融入到當代文學批評與文論中去,創造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當代文論。
  古代文論中的辯證思想非常突出,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思維方式與民族特點。有無相生,虛實相成。陰陽奇偶,對待并立。動靜相宜,濃淡相補。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等等,古代文論中陳述兩兩相對的范疇與強調“叩其兩端”的辯證思想既豐富又深刻。這與現當代西方文論偏愛極端、喜執片面形成強烈對比。中國當代文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染上西方色彩,某些批評家喜歡西方的尼采、弗洛依德,但偏偏忘記了中國的孔子、老子、劉勰。在思想方式與方法上,某些批評家把中國古代“叩其兩端”、強調和諧的思想簡單地視為折中主義,而更喜歡過猶不及的肯定與否定。中國古代哲學與古代文論的適中精神與中道的思維方式是一筆很有價值的遺產,當代文論完全可以將其吸收并化為自己的思想方法,并且用以指導自己的文學批評。思想方法的滲透是無形的,是“潤物細無聲”,接受并繼承中國古代文論的辯證思維方式將使當代文論受益無窮。比如現在一談文藝理論體系的建立就是黑格爾的“正——反——合”式的邏輯體系,或者是從“孤獨”、“狂歡”論起的西方文藝理論模式,為什么不從中國古代文論的辯證思維中吸取營養、改變一下現有的思考角度與思維方式呢?
  中國獨有的感悟式批評方式也有待重新發掘它的價值。這種感悟式的批評看似缺乏邏輯分析,但它背后卻潛藏著批評家的全部文化智慧和審美經驗,它決非只是一種隨意性的印象批評。這種感悟式批評至少在三方面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是整體的藝術把握。這種整體把握把藝術看作一個有內在生命的有機整體,不主張概念性的知識分解和逐層逐級的邏輯推理,而提倡對藝術作品“意”與“象”的整體把握,認為這樣方可避免對藝術批評對象的肢解與撕裂。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被評的對象,做到“以生命形式顯示生命”。[(2)]喻象方式雖然不是確指的、明晰的評價,但卻很符合藝術批評“言不盡意”與形象思維的特點。從接受美學角度看,喻象方式更尊重讀者,留下更多想象的余地,更能體現中國藝術作品具有“韻致”、“意境”的創造方式。喻象方式也是“若即若離”的藝術把握方式,其妙處正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喻象方式最常見的形式是以具備活潑潑生氣、飽含生命趣味的生命形態來比喻文學作品,它既包含生趣盎然的大自然的生命形態,也包含人的生命形態,如身軀、心理器官以及神韻氣度等等。這種具有生命感的生命喻象運用于文學批評,可以展示藝術的生命精神,是以生命對接生命,以生命形式顯示生命。三是于會心處畫龍點睛,道出精髓。這主要表現在那些評點式的批評方面。所謂會心處,也是感悟豁通處。評點批評雖然是一種靈活的隨文批評形式,但它卻注重文本的解讀,注重批評者感受的引發。看似缺乏理論色彩,但往往以精煉語言搔到癢處,點到樞機處,道出評點者的獨到心得。這三個方面于我們當代文論都是應當繼承的。就第三方面說,目前已有新的探索,如漓江出版社推出李國文評點《三國演義》,王蒙評點《紅樓夢》,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陳美林評點《儒林外史》等等,就是一種嘗試。當然,當代批評繼承的不僅僅只是感情式批評的形式,而更應該從精神上去吸取其理論精華,并創生為當代批評的新形式。
  在此文中我突出強調了“用”,這決非是提倡實用主義,而是本著理論必須聯系實際與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古今文論的研究與建設提出一點建議。沒有“用”的實踐,就還可能流于空談。沒有“用”的探索,就不知道古今轉型的艱難。沒有“用”的過程,就很難達到有機的融合。這個過程肯定是很艱苦的,很痛苦的,可能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試想,從王國維起就已開始了現代文論的轉型至現在已快一個世紀了,我們的工作做得并不令人滿意。古代文論的研究者、批評家都有責任來推進古代文論融合的過程,更有責任盡快地創建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話語和理論體系。時不我待,“用”字當先。“用”是動力,是機會,是實驗,也是成功的希望。
  (1)張涵、史鴻文:《中華美學史》,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2)此處采用朱良志的說法,見朱著《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頁。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李兆忠*
  
  
  
文學評論京30-34J1文藝理論蔣述卓19971997 作者:文學評論京30-34J1文藝理論蔣述卓19971997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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