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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
朱大可: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
朱大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后果,就是引發了現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確認文化在國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式的清潔手段,就能一舉掃除文化弊端,為政治制度轉型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思維”更加甚囂塵上,從1950年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開始,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時間里,便完成了從秦帝國以來近2000年的文字變革,為1957年的經濟大躍進,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開辟了意義深遠的道路。

我們已經被告知,這場漢字革命,僅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種序曲而已。1950年,毛澤東主席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件中宣稱,“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這是最高領袖的戰略設計。毛以最簡潔的語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劃案。

就在胡風先生宣稱“時間開始了”之際,“創造一個全新世界”的烏托邦夢想,燃燒在整個中國,而漢字是這場“文化高燒”的首席目標。在不懂“科學”的“科學院長”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漢字成了文化獻祭的第一頭羔羊。它被送上行刑臺,接受嚴厲的審判和肢解。新月派詩人暨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因反對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淪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憤自盡,成為漢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簡化運動的戰車,碾碎的并非只是陳夢家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右派”群體,以及所有敢于對文化大躍進說“不”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只有少數過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鉆”、“鑾”等)需要進行適度手術,大部分漢字筆畫都在可接受的范圍以內,但這場拼音化運動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種文字自身的變革,而是隱含著更為復雜的政治訴求,它一石數鳥地實現了下列戰略目標:第一,向民眾顯示了文化大一統的威權,成為與嬴政“書同文”媲美的歷史偉績;第二,向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陣營表達了“字母共產主義化”的決心;第三,徹底劃清了跟港臺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文化界線。

在1956年完成漢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漢字拼音化被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吳玉章領導的文改會擬定《漢語拼音文字方案》上報國務院,周恩來似乎意識到不宜操之過急,便刪除“文字”兩字,從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劇變為“拼音文字”。但為了實現拼音化目標,直到1960年,當局還在頑強地推動拼音文字的地方實驗,在山西萬榮等地組織培訓班,甚至創辦全部由拼音文字組成的報紙,指望這場簡化字運動能導向拼音文字在中國的全面勝利。

毫無疑問,漢字簡化運動無非就是拼音化運動的階段性成品,不看到這點,就無法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做出準確的判定。簡化字只是一種過渡手段,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徹底消滅漢字,以及消滅一切由這種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傳統,實現向“文化共產主義”的偉大飛躍。

但這場拼音文字革命最終無疾而終。與拼音化運動同時宣告失敗的,還有所謂“畝產萬斤”的農業革命,以及全民大煉鋼鐵所代表的工業革命。這三場革命彼此呼應,儼然是神圣的三位一體,企圖從不同角度完成烏托邦藍圖的刻畫,卻都因違背“天意”而以失敗告終,并給民眾留下巨大的創傷記憶。但作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簡化字卻被保留了下來,與反右斗爭的偉大成果一起,成為引致文化衰退的種籽。這種“簡體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質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葉入學的小學新生,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接受簡體字的規訓,并且以簡體字為文化認知的根基,這就是所謂“簡體字世系”。該世系成員對“繁體字”文本的敬畏已經退化,歷史情感日益淡漠。這種文脈承繼鏈索的斷裂,為文革的大規模爆發奠定了文化基礎。在簡體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風暴降臨時,已經長大的“簡體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輕易地與歷史決裂,宣判繁體字文本“有毒”,成為焚燒“封建主義”舊書的文化殺手。在文革“掃四舊”運動和“簡體字世系”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邏輯關系。

更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出現過兩種文字并存于教科書的雙胞現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繁簡混血系”的成員,跟繁體字文明有著密切的血緣聯系,但他們對繁體字所表現出的強烈敵意,卻超出人們的想像。為了顯示其政治純潔性,他們做出了比年輕的“簡體字世系”更為激越的革命姿態。

豎排繁體字圖書的大焚毀運動,導致了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繁體字圖書幾乎蕩然無存,只有極少數文本,被無畏的民眾偷藏,僥幸殘留下來。1972年以后,它們開始在渴望讀書的人群中閃現,仿佛是一種地外文明的饋贈。地下閱讀者往往把繁體版和簡體版的區別,當作判定圖書價值的標準。而繁體字文獻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代碼,就是它重獲珍視的原因。舊版《三國演義》、《聊齋志異》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種“革命”封皮后秘密傳遞,猶如從灰燼中復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閱讀者饑渴的靈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許多人正是當年參與焚燒圖書的紅衛兵),日后成為新三屆大學生的主體。在極端純潔的革命年代,繁體字文獻就是文化復蘇的秘密搖籃,它的文化貢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闡釋。

文革期間出版的革命讀物,無疑都是以簡體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種《水滸》簡體字本。它們是古典文獻簡體化的范本,向廣大“無產階級”昭示了文化現代化的圖式。以橫排簡體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獻,就是一次政治鑒定,它要從文字學的立場,判處《水滸》乃至《紅樓夢》無罪。而更多的繁體文獻,則將繼續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極端語境中,繁體文本自身就是一種象征,代表著文明的記憶、流逝的歲月以及柔軟溫存的部分,而簡體字則是革命、現代性和堅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時間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這種經過簡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識形態的重大隱喻和讖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樣,從“愛”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征;而“圣”向“圣”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征)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簡單疊加,預言了當代城市所展開的高樓競賽)。而由“陸”成“陸”,則預示著階級斗爭(“擊”)和內訌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鳳”改成“鳳”就是一個范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像力和隱喻關系,并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但這種粗暴的斷裂模式,卻完全符合革命式進化的原則。

這斷裂直到1977年起才開始逐步彌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學名著,簡體字退出激進的“文化革命”程序,跟舊文明達成古怪的和解,并開始承載它的精神成果,而簡體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這一文化妥協重塑了簡體字的面容,使它看起來顯得十分無辜,猶如一個道德純潔的殺手。簡體字是一個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漢字的面目在世,在現代性的名義下,篡改著漢字的隱喻天性,阻止著傳統文化復蘇的進程。

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那些喝簡體字奶汁長大的一代,缺乏對繁體字的文化親情,更遑論對古典文化的熱愛。他們無視簡體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認它作為漢字滅絕工具的歷史。新簡體字世系甚至公開指控說,“恢復繁體字是對80后的摧殘”。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罪名。繁體字一旦無法獲得年輕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聲討中消亡。不僅如此,它還要腹背受敵,被迫面對國家語委的行政威權——繁體字屬于“不規范”漢字;學校教育中禁止書寫繁體字;公共場合禁止使用繁體字,如此等等。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華夏文明復蘇的堅硬屏障。鑒于上述原因,我們只剩下唯一的“救贖之路”——立即追認繁體字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經死于那場大躍進的狂歡。

(附識:繁體字的正確叫法應當是“本體字”,而簡體字則應當稱為“毛體字”。但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這兩個約定俗成的名詞,但并不意味著筆者認同這種不當的稱謂)

2009年4月1日寫于上海莘莊

──轉自朱大可博客,原載《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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