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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協的歷史特征
論文協的歷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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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07)03-0187-06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全國性文學組織,對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但長期以來,學界對文協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卻一直比較薄弱。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研究者未能抓住文協的特殊性質,根據文協自身的歷史特征來展開研究,而是套用研究一般文學社團的思路和模式來研究文協,把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文學組織的文協變成了沒有邊界的存在,暗中取消了研究對象的歷史存在。本文認為,文協與現代文學史上的一般文學社團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是以全國文藝作家對“抗敵”這一歷史目標的認同而建立起來的一個民眾團體,而不是以某種共同的社會文化空間或者文學觀念為基礎形成的文學組織。因此,文協最基本的歷史特征就在于:它是一個自覺而明確地以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為目標的全國性文學組織。文協的組織形式,《抗戰文藝》的編輯出版,以及文協的理論批評活動等,均體現了這個歷史特征。我們只有從這個歷史特征出發,才能把握文協之于新文學發展的現代意義。
  (一)
  在抗戰初期的歷史情境中,一方面是全民族的抗戰事業迫切需要散處四方的文藝工作者迅速組織起來,“共同參加民族解放偉業”,“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1]。另一方面,隨著上海、北平、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而四散流亡的作家們,也同樣迫切地希望“在一個大組織之內,廣泛地,有計劃地來發揮我們戰斗的力量”[2],參與救亡圖存的民族抗戰事業。文協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應運而生的一個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中心機關”[3],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總指揮部”[4]。
  文協的組織形式,尤其是總會與各地分會之間的關系,首先體現了文協試圖把全國文藝作家組織起來,在總會領導下共同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特征。
  為了實現把全國文藝工作者納入一個共同的組織,“在總會的協助與指導下使文藝工作得到統一的策略與步驟”的目標[5],文協成立之后,很快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積極在全國各地建立分會和通訊處。文協組織部在第一年度的工作報告中,詳細報告了文協建立分會和通訊處的具體方式:
  總會為了團結全國作家,加強抗戰文藝宣傳起見,因由理事會通過組織部的建議,推周文,李劼人,朱光潛,羅念生,馬宗融等為成都分會籌備員;巴金,夏衍,盛成等為桂林分會籌備員;穆木天,朱自清,沈從文,施蟄存等為昆明分會籌備員;謝六逸,蹇先艾,張夢麟等為貴陽分會籌備員;樓適夷,許地山,歐陽予倩,戴望舒,蕭乾等為香港分會籌備員;陳北鷗,田濤,孫陵,姚雪垠,臧克家等為宜昌襄樊分會籌備員。請各地籌備員在指定時間內,成立各地分會,推進文藝宣傳工作。[6]
  除上述分會之外,內江通訊處[7],延安分會,自流井通訊處等,也都是事先取得總會同意,按照會章規定的組織程序設立的。[8]文協這種先由總會指定籌備負責人,再由負責人在指定時間內成立分會的組織形式,本身就具有相當濃厚的集權色彩,明確體現了把全國各地的分會和通訊處置于總會領導之下的意圖。
  各地分會和通訊處建立之后,文協又及時指導工作方針,要求各地分會的工作方針須“經總會核準”才能付諸實施[9],堅持對各地分會的工作進行具體指導。襄樊、宜昌兩分會成立后,總會即“先后快函,指示會務進行方針”,對昆明分會則“除分函楊今甫、朱佩弦、沈從文、施蟄存、穆木天諸先生指導會務外,并隨時通信,取得密切聯系”[10]。而各地分會也積極與總會取得聯系,討論具體工作事宜。宜昌分會理事段公爽曾借“因公來渝”之便,“與總會接洽分會會務進行事宜”[11],成都分會也有派周文為代表專程前往總會商談“今后會務推動辦法”之舉[12]。在戰爭環境中,總會對分會工作的具體指導雖然不一定能夠落到實處,但卻明確體現了文協自上而下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基本特征。
  對于會員人數太少,按會章規定不能設立分會或通訊處的地方,文協則采取由總會指定理事個別推動的方法,以盡可能擴大總會對地方文藝工作的領導和推動作用。比如樂山因會員太少,不具備設立分會或通訊處的條件,文協就指定陳西瀅理事負責推動當地的文藝工作。[13]
  這樣,文協實際上等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分會、通訊處,以及個別理事專門負責等三種具體形式,從組織上確立了對全國文藝運動的領導地位,而這種組織形式也就成了文協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之意圖的直觀呈現。
  (二)
  除組織形式外,《抗戰文藝》的編輯出版,以及文協的不少理論批評活動,同樣體現了文協旨在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特征。
  正如其《發刊詞》所說,文協的根本目標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抗戰文藝》則是具體推動和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武器,“全國文藝工作者前進的道標”[14]。因此,文協同人理想的《抗戰文藝》乃是一份“推動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中心指導刊物”[15],它應該“及時的抓到社會上急待解決的問題,加以討論和指導”[16],“隨時有計劃的共同訂出工作方針”[17],指導全國文藝工作者積極有效地開展抗戰文藝運動。因此,《抗戰文藝》區別于一般文藝刊物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圍繞著指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編輯方針,經常以文協同人集體意見的形式,對抗戰文藝運動的有關問題發表規范性意見。1938年5月的《怎樣編制士兵通俗讀物》[18]和1938年11月的“怎樣堅實的建立淪陷區域的文藝工作”[19],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1940年下半年,出版部同人又決定以《抗戰文藝》的名義定期召開座談會,以便“集合多數人的意見,對于當前文藝上成為問題的問題給予集體的解答”(姚蓬子語)[20]。
  后來,因為研究部的“研究晚會正式成立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三個,可以說是專門研討文學的或者一部門的理論和作品的;至于廣泛地觸及整個抗戰文藝運動,會報在它任務上應該隨時展開這種討論,而座談會又正是創作一篇集體論文的最經濟也最合理的形式”[21],出版部又特地設立了會報座談會,以便圍繞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根本目標,對抗戰文藝運動發表文協同人的集體意見。事實上,文協研究部雖然未能按照原初的計劃和設想開展工作,“沒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來”[22],但還是有不少活動體現了文協旨在組織和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特征。比如文協遷到重慶不久,詩歌晚會就開始“討論抗戰詩歌的任務”[23],后來的戲劇座談會也有“討論現今戲劇運動應采取的方法與方向”之舉[24]。
  文協對文藝青年的指導,也是文協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據會章規定,“關于青年學習文藝之指導”乃是文協的基本工作之一[25],老舍也曾多次檢討文協“未能聯絡青年,指導青年”的不足[26],把“沒能充分盡到獎掖文藝青年的任務”視為文協最主要的一個歷史缺陷[27],可見文協上下對指導文藝青年學習和寫作其實是相當重視的。1938年10月,文協遷往重慶不久,重慶市的幾個青年團體,由自強讀書社文藝組出面組織了一個擴大的文藝組,在青年會少年部定期學習和研究文藝,請求文協派人指導,文協很快“指定魏猛克主辦此項事務”,老舍担任指導教師[28],受到了這個青年文藝學習小組的熱情歡迎。11月,文協又決定舉辦定期的文藝講習會,專門負責指導文藝青年的學習和寫作等事宜[29]。在文協第一屆年會上,不少會員又提出了“提拔和培養青年作家”[30]的問題,研究部和出版部隨之共同商定了具體的“青年習作指導辦法”[31]。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文協關于指導文藝青年學習和寫作的不少設想未能一一付諸實施,但卻充分體現了文協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表明了文協領導和組織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基本特征。
  不過,在所有的理論活動中,最能體現文協旨在領導和組織全國抗戰文藝運動這個歷史特征的,乃是“文藝政策”問題的提出及其討論。
  在抗戰時期的特殊政治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曾先后從自身的政治利益出發,制定過相應的“文藝政策”。前者的基本方針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者則是國民黨中宣部長張道藩執筆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最早要求制定“文藝政策”的不是政治活動家,而是文藝作家。據王德芬回憶,最早在延安向毛澤東提議制定文藝政策,以便“使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是蕭軍,時間是 1941年7月。[32]在重慶,最早提出“文藝政策”問題也是文藝界人士,時間則是1939年初。
  1939年初,葛一虹首先在《新華日報》上撰文,提出了確立抗戰戲劇政策的問題。葛一虹指出,確立抗戰戲劇政策,一方面可以集中全國戲劇工作者的力量,擴大和增強抗戰戲劇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面則有利于促進抗戰戲劇本身的合理發展。為此,葛一虹進一步探討了抗戰戲劇政策的基本內涵,提出了由民間組織和官方機構共同出面組織一個“戲劇委員會”作為戲劇界的最高組織機構和指揮機構,具體負責推行有關政策的設想[33]。隨后,沙雁在文協第一屆年會上也提出了《確立抗戰文藝政策》的設想。在提案中,沙雁首先指出了確立抗戰文藝政策對于集中全體文藝工作者的力量,擴大抗戰文藝效果的積極意義。接下來也和葛一虹一樣,提出了設立專門的“文藝工作委員會”來“計劃工作,分配工作,指導工作,考核工作”[34],實施和推進文藝政策的建議。細讀葛一虹和沙雁的文章,兩人對文藝政策之積極性和具體內涵的理解幾乎沒有什么差別,號召設立一個最高組織機構和領導機構來推行文藝政策,更是兩人的共同意見。除沙雁之外,歐陽山也在這次年會上提出了文協應該重視促進政府和作家之間關系正常化的意見,要求文協“決定并發表政府對文藝工作的態度,從積極方面向作家提出指導意見”[35]。歐陽山的說法,不僅明確表示了對沙雁的支持,把問題進一步推進到了如何制定“文藝政策”的實踐層次,而且明確把國民政府有關機構當作了制定“文藝政策”的主體。葛一虹、沙雁和歐陽山等三人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內,從相同的思路出發提出了同樣的問題,說明文協同人在文藝政策問題上確實存在著大致相同的理念和設想。
  正因為如此,國民黨中宣部長葉楚傖在年會即席講話中提出的把文協、政治部和中宣部合為一體的設想,才會受到文協同人的熱情歡迎。葉楚傖在文協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因為文協的成立,“現在的文藝家可以說是整個的了,但還不夠,還沒有把文藝的基礎建立得合理,應該是使作家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進一步說,要能調整文藝宣傳的機構,使中宣部,政治部和文藝界協會很合理的配合起來,那力量的發揮必然很大”,而文協的經費短缺等工作困難,也能因此得到克服:“假使全國文藝家做了中宣部政治部的編輯員,撰稿人,而中宣部政治部做了作家的發行部,則所有困難均可克服,而力量也必大”[36]。繼葉楚傖之后,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也在即席講話中對葉楚傖等人對文協工作的指示表示贊同,指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葉楚傖等人的指示。郭沫若認為,實現這些指示,加強文協的組織和工作能力的關鍵,在于政府應該對文協的工作給予更多的支持,“真能使文協與中宣部,政治部更密切的合作,政府能以實力給予文協幫助,這樣才能談得到實現計劃,否則所有文章與言論都將歸于空談”[37]。
  有論者認為,郭沫若在這次年會上的講話旨在駁斥國民黨企圖用政治手段控制文協的陰謀[38],實則不然。文協同人一直是把葉楚傖提出的文協、中宣部和政治部合一的意見當作一個積極的正面主張來對待的。孔羅蓀在總結這次年會的主要提案內容時,對此說得很清楚:
  在大會上有一個普遍的要求,便是要確立抗戰文藝政策,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提案,但是它不是文協單獨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的幫助(不止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由于抗戰文藝政策的確立,可以擴大文藝影響的范圍,可以加強抗戰文藝運動的力量,而所有文章入伍,文章下鄉,乃至作家到戰地后方的一切措置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這一個政策的實現,也正是葉部長在年會上所說的“要調整文藝機構”的問題,是“政府與文協達到更密切的合作,使中宣部,政治部,文藝協會成為三位一體的合理的機構”的實現,這正是一個實現確立抗戰文藝政策的最好的保證。[39]
  時隔不久,孔羅蓀再次發表文章,總結文協年會以來半年多的工作,同樣認為確立文藝政策乃是克服文協面臨的實際困難,推進抗戰文藝運動的關鍵:“為了貫徹文協的工作精神,為了更盡善的完成抗戰文藝運動的擴大與深入,為了發揮文協集團的力量,為了建立培育文藝青年的成長”,都有必要盡快實現確立文藝政策的目標,而確立“文藝政策”的最好的保證則是葉楚傖提出的建立文協、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體的合理機構[40]。這充分說明在文協同人看來,葉楚傖提出的文協、中宣部和政治部三位一體的機構設置問題,實際上是對文協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進,而不是阻礙。因此,文協同人所要求的“文藝政策”雖與國民黨后來出臺的“文藝政策”有著根本差別,但卻明確表現出了借助文學之外的力量來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共同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強烈愿望。
  綜合《抗戰文藝》的編輯出版,研究部的理論活動,培養文藝青年,呼吁建立“文藝政策”等幾個方面的情形來看,文協設想的不少理論批評與實踐雖然未能一一付諸實施,但卻充分體現了文協旨在組織和領導整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特征。
  (三)
  不過,文協的自我定位是一回事,這種自我定位能否獲得外界的認同又是一回事,自我定位只有在獲得他者的認同之后,才能成為公共社會領域的歷史事件。文協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自我定位也只有獲得全國文藝作家的認同和參與之后,才能對抗戰文藝運動產生實際的影響,轉化為文協自身的一種歷史特征。因此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文協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意圖是否得到了全國文藝作家的認同,對抗戰時期的文藝運動是否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正如老舍所言,“新文藝的產生,根本是一種舉國響應的運動”[41],因此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從事文藝運動一直就是新文學內在的一個歷史沖動。各種新文學社團和文學組織的大量涌現,就是這種歷史沖動的產物。隨著抗戰的爆發,抗戰之前就已存在的建立全國性文藝中心組織的呼聲很快變成了文藝界的一個普遍要求。文協成立之前,遠在延安的周揚就曾公開呼吁建立全國性的文藝界統一戰線組織,以“統一文藝界的步調,結合文藝界的力量”,領導和組織全國文藝作家共同從事抗戰文藝運動[42]。與此同時,周行也在廣州的《文藝陣地》上撰文呼吁建立全國性的文藝組織,確定“文藝戰線上的總的作戰方針與計劃”,把全國文藝作家團結起來,“組成一條鋼鐵一般的文藝戰線”[43]。
  與這種建立全國性文藝中心組織的要求相呼應,不少作家從戰時生活經驗中感受到文化人“無中心組織,工作不緊張”(田間語)[44]的缺陷,基于個人經驗提出了建立全國性文學中心組織的愿望。老舍從青島流亡到濟南,親歷濟南的混亂無序,得出了這樣的教訓:“無論是教師是學生,都應早組織起來,有個妥當的打算。臨時找人幫忙是沒有什么希望的。現在的事情是必先自救,然后能救國,指望著別人拉扯一把簡直是幻想。我們組織起來,有一定的工作步驟,而后放在哪里便能馬上干起活來,這才有用”。[45]老舍因此一到武漢就提出了全國文藝作家聯合起來的問題:“各地方的寫家組織起來,全國的寫家組織起來;各地方的組織成為全國總會的組織分子。”[46]
  隨著大批文藝作家從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等地匯聚到武漢,武漢本地的文藝工作者也提出了破除外來文人與本土文人之間的畛域,把武漢變成戰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共同“建設內地文化”的愿望[47]。因此武漢當地的文化團體,在“平、津、京、滬相繼淪陷,全國文化界人士集中武漢”之時,亦“深覺過去零落散漫工作,無補于實際。遂有集中武漢及全國文化界力量,組織統一機關,俾能發揮文化界偉大抗敵力量”之舉[48],于1937年底成立了“以團結武漢文化界,喚起民眾擁護政府抗戰為宗旨”的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49]該會下設國際宣傳、教育工作、電影工作、出版工作、文藝工作和音樂工作等六個委員會,專門委員合計達141人之多,基本上囊括了匯聚武漢的各地文化名流[50]。此外,武漢當地的文化人還先后組織了“武漢文化界行動會”[51],“武漢戲劇協會”[52],“武漢編輯人協會”[53],“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54]等文化團體,推進了武漢地區“組織起來”的文化氛圍之形成和發展。
  文化界如此,武漢黨政當局實際上也頗為重視文化界的組織和領導工作。1937年1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以武漢為華中重鎮,鄂漢省市之民眾動員與夫文化團體之抗敵工作,尤有積極統籌,并加緊推進之必要,特設武漢辦事處”[55],負責組織武漢地區的民眾動員和文化宣傳工作。湖北省黨部、武漢市黨部也曾多次召開外來文化人座談會,在“表示歡迎及慰勞之意”的同時,也為各地文化人“得以相互結識,交換意見,以便開展非常時期的文化運動”提供了幫助[56]。
  在全國文藝作家、武漢當地文化人和有關的黨政機關一致感到有必要組織起來,以集團的力量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情境中,文協領導和組織全國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目標,很快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以組織形式而論,文協自上而下建立抗戰文藝領導機構的方式,首先就得到了有關黨政機構和各地文藝作家的積極支持。文協成立不久,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很快發出工作指示,對文協在組織和團結全國文藝作家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文協“從速發動各省分會組織,使各地文藝界人士均能有組織、有計劃參加抗敵文化工作”。[57]與此同時,各地文藝工作者也對參與文協領導的抗戰文藝工作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早在文協成立之前,昆明的文化工作者就已經組織起來,成立了云南文藝工作者抗敵座談會。得知文協成立后,該會全體成員很快決定改組為文協云南分會,一年后,又更名為昆明分會,[58]開創了分會先于總會成立的特例。成都分會情形,也與此類似:“當文協總會還未成立,成都的文人已團結起來,發起抗敵協會,并且在當地政府備案。后來他們聽說武漢有了抗敵協會,在中央黨政機關備了案,他們就自動的愿把協會改為分會,以利合作。”[59]西安文藝工作者,也在未得總會指導和同意之前,就主動組織了文協分會[60]。除了昆明、成都、西安三個分會,老舍在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了不少分散在各地的文協成員積極推動地方文藝工作的情形:“二三會員也許在戰區,也許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們接近青年,熱心文藝工作,便領導著青年成立了分會;事前,他們來不及通信總會;事后,他們誠懇熱烈的來請求總會的指導與援助”。[61]各地文藝工作者這種主動組織起來,自愿接受文協總會領導的做法,雖然在形式上破壞了文協自上而下發動各地分會的組織程序,其組織形式與活動也不一定都符合文協總會的要求,但卻體現了各地文藝工作者對文協的積極認同,強化了文協的組織和領導力量,把文協的組織目標和工作宗旨轉化成了具體的行動。
  文協指導和培養文藝青年的工作,更是得到了不少文藝青年的熱烈歡迎。除上文提及的重慶青年文藝學習小組主動要求文協派人指導學習的例子之外,總務部的工作報告還提到了不少類似的情形。1940年初,總務部就提供了這樣一條消息:“晉省有許多熱心文藝的青年,在軍隊中與民間担任宣傳工作,愿和文協取得聯絡,本會已允他們成立通信站,互通消息,并討論文藝問題。”[62]此外,不少熱心寫作的文藝青年還主動“寄作品來要求文協替他們改正,差不多每月將近一百篇”[63],文協還多次為此討論過“如何創設一個類乎函授學校的小組織,專代青年們看文章,及解答各項文藝上的疑問”[64]。類似這些細節,充分說明了當時的一般文藝青年確實對文協懷著“無窮的期望”[65],保持了高度的認同。
  全國各地文藝工作者和文藝青年對文協的積極認同,表明當時的一般作家不僅在組織形式上加入了文協,承認了文協的合法性,而且自覺地把文協組織和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基本目標當作了一種個人的內在要求。對此,周揚說得很清楚: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是全國文藝運動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的負責工作人員應當用最大的努力來完成已經定下的工作計劃,開展更多的工作,真正担負起它所担負的時代使命。一切會員或非會員的作家,文藝愛好者都應該積極地從旁來推動它的工作,對于這個團體的一切現象大家都要負一份責任。站在團體外邊說風涼話,好像這個團體的好壞都與他個人無關的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應當永遠成為過去的。[66]
  此外,齊同也撰文號召全國作家“積極地愛護它,推動它,使這個組織更加健全,工作更加展開”,呼吁文協盡快担起領導抗戰文藝運動的責任,組織全國作家開展抗戰文藝工作。[67]
  基于全國文藝作家對文協宗旨的積極認同,文協發起和組織的不少活動才能迅速獲得廣大文藝作家的積極參與,演化成全國性的文藝運動,使得抗戰時期的新文學帶上了被“組織起來”的集團化特征,文協的存在及其活動也由此而變成40年代新文學發展中的一個內在因素。
  新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存在著文學觀念的個性化訴求和文學制度的體制化訴求之間的緊張關系,作為第一個獲得全國文藝作家廣泛認同的全國性文學組織,文協的建立及其活動,集中體現了這一現代性沖突的歷史復雜性。在這個意義上,文協旨在組織和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這個最基本的歷史特征,既是我們進入文協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和理解40年代抗戰文藝運動,透視新文學現代性沖突的一個重要窗口。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87~1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從學20072007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文藝運動/文藝政策/作家認同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以領導和組織全國文藝作家從事抗戰文藝運動為基本目標的全國性文學組織。文協總會與分會之間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形式、《抗戰文藝》的編輯出版,以及文協的理論批評活動,都鮮明地體現了文協旨在組織和領導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特征。在抗戰初期的歷史情境中,文協試圖組織和領導全國文藝運動的組織目標迅速獲得了全國文藝作家的廣泛認同,文協發動和組織的許多活動也因此而演變成了一種全國性的運動,對抗戰時期的新文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87~1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從學20072007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抗戰文藝運動/文藝政策/作家認同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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