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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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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許多年的觀察與思考,特別是在對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中,我覺得應該認真研究“我們現在究竟正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的問題。
  我考慮了一下,認為世界百多年來經歷了四個時代:
  1.從20世紀初(也許應該再提前到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一個時代。
  2.從俄國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是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二個時代。
  3.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冷戰時期,是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三個時代。
  這三個時代都不是我想研究的時代。我想研究的是我們正處在的時代。它是現代世界歷史的第四個時代。這第四個時代可以從20世紀90年代算起,同人們說的“冷戰后時代”一致。也可以考慮把這第四個時代的起點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在我想研究的這個時代前的三四十年,這個時代的前奏曲已經開始了。
  我這樣分四個時代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些看法的,是把這個“現代世界歷史的第四個時代”定了個名稱:“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對這個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作了分析。
  為了把這個世界史的分析工作做好,我不得不從我上面寫的“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一個時代”寫起。
  我接受列寧提出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發展到“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時代”的理論。依我之見,這個時代可以上推半個世紀。
  1850年1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經典的論述:“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歷史的一個概括。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依據的就是這樣的史實。
  馬克思的觀點非常明確,也非常精確。漠視這樣的論述是不能允許的,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規律。總規律是在一切情況下起作用的,但是辯證法告訴我們,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在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下,歷史總是走著一條或者若干條具體的路。身臨其境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作出這種或那種具體的分析,提出這種或者那種具體的主張。因此,研究時代問題時又不能局限于歷史的總規律。
  列寧在我上面說的“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一個時代”中就是這么做的。
  大概在1980年,我第一次訪問瑞士,先到蘇黎士。在蘇黎士參觀列寧住過的街區。我們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代表團的名義去訪問的,我們要求參觀的項目也是這個方面。因此,接待我們的主人,身份不低,有可能是蘇黎士的市長。他非常熱心,親自陪我們在很狹小的街道里步行。找到列寧住過的房子,他還給我們看了當年列寧在警察所登記的文件。在這之后,我們又去伯爾尼。在伯爾尼,參觀伯爾尼圖書館是我們的主要活動之一。在伯爾尼圖書館,一位負責人向我介紹,1915年列寧住在蘇黎士研究和寫作帝國主義理論的時候,曾經利用伯爾尼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和優良的服務。按照這個圖書館的制度,讀者的借書條要暫時保存五年,然后銷毀。他們沒有想到,不到五年,俄國十月革命使列寧出了大名,于是借書條就一直保存下來了。這個圖書館還特別向我們展示那些借書條。20世紀初的1902年,英國經濟學家霍伯森就用“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作為書名寫了一本書。列寧的研究似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才開始的,他的《帝國主義論》是1916年春完成的。那時候的世界,從經濟上說,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從政治上說,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1916年的世界歷史正如列寧論述的那樣發展,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爆發的世界大戰,使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利用這種特殊的有利條件奪取政權成為可能。而且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采取的行動,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1917年發生了俄國十月革命。這個革命取得了勝利。無論歷史學家對俄國十月革命和它以后的歷史怎么寫,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總應該承認俄國十月革命是“取得了勝利”。現在我們可以和應該討論的是,這一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它是否必然走向失敗?或者也可以這樣來提出問題:現在俄國(后來成了蘇聯)的確是失敗了,這個失敗,究竟是必然的——即不可避免的呢?還是可以避免,只是由于以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失敗?列寧1923年寫了一篇題為《論我國的革命》的文章。這篇文章違背不違背1850年馬克思的經典論述?它所起的作用究竟應該作怎樣評價?這篇并不長的文章,是列寧在當時俄國的國內外條件下決心進行革命的指導思想的追述,到底應該如何評價?
  這是我們研究當前時代問題必須追溯的、必須講清楚的第一個問題。
  接著講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二個時代。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始了一個新時代。這時候世界上不再是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世界。資本主義在世界上還居優勢,但已經不再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社會形態。這個時代還是帝國主義和戰爭時代,但是有了一個新的特點,這時候的戰爭和革命,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存的情況下的戰爭與革命。斯大林把這個時代叫做資本主義總危機,這是斯大林一系列錯誤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我們國家里有一個說法:“帝國主義一天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一天天走向勝利”,它同資本主義總危機是一個意思。
  怎么稱呼這個時代呢?似乎沒有一個專門的、大家常用的名稱。
  現在我再寫一段“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三個時代”。
  世界歷史已經進入20世紀40年代。盡管十月革命后資本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是世界上基本的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很尖銳,但是具體的世界歷史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不發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而是發生在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同實行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國家之間。這個時代的最后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蘇聯和英、法、美的聯盟打敗德、日、意。總的說來,資本主義世界是削弱了,三個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在戰爭中大傷元氣,而且在戰后處在戰敗國的地位,另外三個大國,除遠離戰場的美國外,國民經濟都因戰爭受到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蘇聯在戰爭中受到的破壞是最嚴重的,但是威信很高,而且世界上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再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國家,它有了不少盟國,而且在它的盟國中有我們中國這樣的大國。這個“現代世界歷史的第三個時代”,包括整個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后最初幾年,還不是現在我要在討論的那個時代。
  前面所寫都是為講清楚“現代世界歷史的第四個時代”,這個時代才是我在這篇文章所要闡明和發揮的。
  這個時代大概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這個年代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調整他們的社會經濟制度,在國內推行“福利主義”、“人民資本主義”等政策,緩和國內階級斗爭,在國外以“打著領帶的戰士”代替“拿著槍的戰士”,即依靠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而不再依靠軍事實力征服別國。這一種做法,最初我們中國人寫的文章稱之為“新殖民主義”,這樣資本主義世界就從戰爭時期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卻陶醉在勝利之中,對自身的重大弱點、缺點沒有認識,不下決心改變,仍舊按照過去那樣的指導思想行事:蘇聯不顧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致力于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被美國的星球大戰牽著鼻子走。我們中國則沒完沒了地搞“階級斗爭”,而且在沒有階級斗爭的地方搞階級斗爭,把自己的許多力量消耗掉。結果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文化上去的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停滯不前。這樣一種剪刀形的變化,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人民的不滿。并沒有經過什么暴力的行動,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巨變。用我的語言來說,在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地殼變動”。
  應該說,世界歷史又進入了新的時代。
  對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冷戰后時代”、“后冷戰時代”等說法,我不完全贊成這些提法,我覺得它們沒有說到本質上。我認為現在的世界處在“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這個見解我在1996年5月中國太平洋學會召開的一個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這是近年來發表的第一篇關于時代問題的文章。
  我這里說的“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的意思是,從二次世界大戰后的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開始,資本主義世界開始實行上面說過的那樣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文化上去了,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調整,經濟文化上不去,結果解體的解體了,巨變的巨變了,而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得不進行調整。這種調整,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體制改革。這就是當前社會主義世界改革的歷史大背景。
  我認為這個時代的時間會很長,很可能整個21世紀都處在這樣的時代。經過大調整,資本主義國家不再是原來那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是原來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時的國際關系也不再是原來那樣的國際關系。世界究竟會變成怎樣?對這我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想講。因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要別人注意和討論我的見解,我希望的是我國理論界的學者各抒己見,發表對時代問題的看法,在比較大的范圍內開展討論,取得盡可能高的科學成果。
  關于時代的這個觀點的提出,對我來說是同我多年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看法有關。十幾年前,我提出事實上有兩個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或者說,我認為有兩個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涵義:一個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序列中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的那個社會主義社會。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起來后,會有這么一個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無法容納已經發展到如此高度的社會生產力,于是社會經濟制度就會發生變革,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這時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我在這里說的第一個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從來沒有過。它是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和至今我們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知識,由馬克思最早作出的科學論斷。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只是抽象的、觀念上的東西。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經濟社會發展合規律地產生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歷史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而且越朝前走,回頭路越走不成。如果全世界同時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世界歷史當然不可能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那時只有一些國家建立起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世界上還有沒有前進到這個程度的國家,但那時已建成第一個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已強大、鞏固、穩定到決不可能退回資本主義,而那些尚未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那些國家,也不是同已經建成這種第一個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競賽的對手。它們也不可能損害已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同這一種涵義下的社會主義社會不一樣,還有另外一種涵義下的社會主義社會,那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主義社會是某些國家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由該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奪得政權、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而建立起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俄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在俄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種第二個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這種涵義下的社會主義。這些國家里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社會并存、與資本主義處于競賽中的社會主義社會。
  總之,前面說的第一個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再變成資本主義社會,而后面說的第二個涵義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有再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在俄國和東歐已經轉化成為現實。當然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條道路——改革。經過改革,爭取這個國家得以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我關于當前世界處在“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的看法,第一次是在1996年5月3日中國太平洋學會召開的“太平洋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中闡述的。1996年9月發行的《太平洋學報》全文發表了這個發言。1996年12月出版《文明的亞洲和亞洲的文明》時,我把1988年9月22日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問題22次講座”上所作的題為《關于當代社會主義和當代資本主義的若干基本概念》的講話提綱與上述發言編在一起。這篇講話提綱近七萬字,分為當代社會主義、當代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主義的相互影響三個部分,共33節。關于“當代社會主義社會還不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系列中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的那個社會主義社會,而屬于與資本主義社會并存、與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多方面關系、與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競賽以及其他形式的斗爭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個講話的中心內容。在這個講話中我指出,雖然當代社會主義社會不是社會發展史系列中的那個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它同社會發展總的歷史趨勢分不開。十三年前的這篇講話,今天當然要重新審視,可是關于兩個社會主義社會概念的思想我是一直堅持的。1988年的這個講話是我提出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的一個來源,當1996年12月出版社愿意把我在那個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出版的時候,我把1996年的那個發言和1988年的講話編在一起就是這個原因。
  近年來寫的關于時代問題的第二篇文章是1998年寫的《要最充分地適應我們的時代》。第一篇文章只對歷史發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論述,沒有從主觀方面寫面對我們的時代人們應該怎么辦的問題。在第二篇中我就指出,我們應該努力很好地認識時代、適應時代。在這篇文章里我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應該把討論時代問題列為主要議題。這是現在世界的現狀和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與國際責任所要求的。我認為黨的十五大本來就應該討論時代問題,可是我看當時沒有這個準備,沒有提出這個建議。黨的十六大應該在2002年召開,在1998年我寫這第二篇文章的時候,離十六大舉行還有近四年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里,我國的理論界應該好好研究、好好討論時代問題,為黨的十六大報告的起草者提供研究成果。這篇文章發表后,大約有近十家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反應還算強,但離我的期望比較遠。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能抓緊研究討論,能夠拿出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來。說老實話,時間過得很快,現在沒有看到比較有分量的文章發表出來,我的信心已經不很足了。
  我認為研究這個世界歷史大調整的時代是很必要的,因為我們中國不能脫離世界而存在,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因此作為肩負著指導中國社會進步事業的黨來說,對整個世界的問題絕不能不拿出深刻的見解,我寫《要最充分地適應我們的時代》強調的就是這一點。但是我們又畢竟是中國共產黨人,我們心中總要時刻想著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我們對整個世界不作深刻的論述不行,只講中國如何如何,是不可能把問題解決透徹的。同時,反過來如果我們只講整個世界如何,而不對我們中國的歷史進程和中國本身處在怎樣的時代作出精湛的分析,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認為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還是要再研究一番。
  最近,我再一次考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和名詞是我在1981年最早提出來的,以后我一直注意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從80年代初起的十年的時間中,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的這個階段,生產關系的特征是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共同發展。后來(回憶起來大概是在1992年前不久),我明確地認識到,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會。這個思想見諸文字是在1993年晚春我為在太原召開的“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的成立會所寫的一個書面發言中。在我明確了這一觀點之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就不能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了。進一步的問題便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特征究竟是什么”?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與比較不發達的生產力相適應的,這個‘不發達’,到底是怎么‘不發達’法?”看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必須講得更具體些,范圍更狹窄些。于是寫了幾篇說明這一觀點的文章。
  這里我想講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時代問題”的關系。“時代”本來是全世界范圍里講的概念,但是也常常用來講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作為中國人,在研究“時代問題”時,當然要考慮整個世界的問題,同時也應該考慮我們中國處在什么時代的問題。后來我想把“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同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第二種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作一個對比。這兩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是從不同的角度形成的概念,本來是不可比的東西。但是現在我硬把它們對比了一下。這么一比,我倒從中看出了一個道理:雖然這兩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說的都是社會生產力發達程度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與上述第二種涵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它必須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必須有一個更高的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它的前景。沒有——或者失去了這個前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就不能成立。我們中國現在正在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由于我們對這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具有信心,在我國可以也需要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這是我最近才開始講的道理,我還沒有寫進文章里去。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就不是我們中國一個國家唯一特有的,世界上別的國家只要它們基本上具備和我們中國相同的條件,他們也就可以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前因為我們不想對別國的事情多說什么話,有意識地不去議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般意義。因此我們過去一直只講“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我們正在研究“時代問題”,我認為提出上述問題來討論一下,對于理解概念的精確化會有好處。
  在題為《要最充分地適應我們的時代》中,我認為,時代是歷史形成的,非人們的意志所能左右,但我們主觀上要對它有一正確的態度,并且要采取積極的行動,這就是要去適應這個時代。文章中我還引用1848年恩格斯在萊茵河畔和友人的一次談話,說我們應該最充分地適應我們的時代。我認為在2002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六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應該把討論時代問題作為會議的主要問題。我認為我們中國共產黨應該向全世界表明我們對時代問題的看法。
  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說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它對我們中國當然有決定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特別在經濟方面中國受整個世界的影響更大。我們中國今天所處的時代的特征,是由全世界的時代特征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的。由于中國具體的特殊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中國共產黨奪取到了國家政權,同時生產力不發達。從這一點出發而得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應該承認這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的研究應該繼續進行,這是最近我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上面我是從社會經濟制度方面討論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問題,還應該從生產力方面來講講時代問題。我即將把我的這篇現成的稿子拿出來作為鄺昕的《中國現代化論綱》一書的代序,因此,對從生產力方面看時代這件事應該多寫一點。
  1996年在太平洋學會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所作的發言中,我也講到從社會生產力方面看時代的問題。當時我講了一個“我們不但要認識地球之小,而且也要認識地球之大”的觀點。后來我認識到那個發言中對這方面的見解沒有抓準。在看到了OECD關于知識經濟的報告之后,我接受了報告中關于“知識經濟時代”的提法。經濟生活離不開知識,可以說是從遠古到如今都適用的一句話。但是,“知識經濟”卻的確是世界歷史上的新事物。知識經濟是一個有特定涵義的概念。在這種知識經濟中,知識的含量特別高,而且當今專門生產或者專門經營知識產品的產業越來越發達。這種現象是過去歷史上所沒有的。而知識經濟時代的涵義就是:知識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特別高,或者居統治地位的時代。這個時代,現在還不能說已經到來。但是說它已經開始露頭,或者說知識經濟時代現在已初現端倪,我認為這么說是符合今天世界實際的。當然世界各國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這件事情上,是很不平衡的。
  如果現在知識經濟的時代還只初現端倪,這個時代同我前面說的“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并不是同時開始的。我看到一篇西方經濟學家的文章,他說新經濟并沒有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改革提出什么要求。就當前人們談的新經濟來說,事情恐怕是這樣。這些我都沒有什么話想說。我只是對“什么是知識經濟”的問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OECD的報告中給“知識經濟”下這樣的定義:“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因為任何經濟都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知識”(“信息”也一樣)它本身不是物質,但需要有物質載體,同時在經濟生活中,如果要改變某種物質的現狀,就一定要用物質的手段,知識一定要和物質結合才能發揮作用。我在廣州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作了一個發言,只是想把話說得比較圓滿而已。
  差不多的理由我也不贊成把知識經濟同資源經濟對立起來。
  我還說過現在怎樣的經濟才算是知識經濟這一點沒有說清楚,因此現實生活中知識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也就無法在統計上表現出來,知識經濟時代的概念也就說不清楚。我主張在實踐上要解決這個統計中的問題。
  總之,我認為對知識經濟有許多理論問題要研究,但是“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時代的提法是抓到了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看的新的時代特征的關鍵。
  現在人們對“新經濟”談得很多。我不反對使用“新經濟”這個名詞。但是“新”與“舊”是相對的。昨日之“新”,可成今日之“舊”;今日之“新”,亦可成為明日之“舊”。只有比較穩定的東西才可以成為時代的特征。因此作為時代特征的新經濟我認為就是“知識經濟”、“信息經濟”。
  西方的學者談論新經濟時可以不談社會經濟制度問題。對這一點我可以理解。因為最近新經濟現象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出現的,沒有受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束縛。我在上面說,現在還不能說知識經濟時代已經到來,而我在前面一直說我們已經進入世界歷史大調整時代,這就是說從生產力來看的時代同從社會經濟制度來看的時代可以不是同步的。我看到一篇美國經濟學家寫的文章說,發展新經濟并不需要改變社會經濟制度。我并不反對他的說法,但是美國現在發展新經濟不需要改變社會經濟制度,不等于以后一點不需要。我們中國現在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可以并且應該發展“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當然目前只能做到有限度的),那就不能不以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改革為前提,而且事實上我們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國要實現現代化,發展新經濟——發展“知識經濟”、“信息經濟”就不能不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乃至意識形態方面下大功夫。
《學海》南京9~14D1社會主義論叢于光遠20012001于光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 北京 100732 191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作者:《學海》南京9~14D1社會主義論叢于光遠20012001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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