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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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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識分子政策的撥亂反正
論知識分子政策的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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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在土地革命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下建立的,并且一開始就受到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的影響。而周恩來和張聞天,則在當時那種困難的條件下,為反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遵義會議以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逐步建立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并且依靠獻身革命事業的上百萬知識分子,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但是建國之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卻出現了較大的曲折。研究這段歷史過程,對于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增強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建國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
  遵義會議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張聞天、陳云等的積極努力,摒棄了共產國際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種種錯誤,逐步建立起自己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其主要內容,包括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大膽使用知識分子,關心和優待知識分子,引導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等。1936年6月, 毛澤東在《反投降提綱》中提出:“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在看待知識分子的時候,要將他們的家庭出身和他們本人所從事的社會職業嚴格地區別開來,并將著重點放在社會職業方面,以避免唯成份論的錯誤(注:《毛澤東文集》第5卷,97頁。)。所有這些,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從來沒有講過的,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政策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偉大意義。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這些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滅的。
  但是,在建國之后,黨在知識分子政策上卻出現了較大的失誤。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錯誤地把廣大知識分子看成了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毛澤東“不僅把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看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也被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認為,這“可以說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個重大偏見和失誤,也是我們黨長期沒有處理好同知識分子關系的最深刻的根源”(注: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1009—1011頁。)。
  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有關論述,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是根據他們本人在舊社會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所劃定的個人成份。關于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中都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屬于“雇傭勞動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3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 冊,443—444頁。)。 列寧也指出:  知識分子一般就是英國人所說的brain  worker(腦力勞動工人)(注:《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322頁。)。1950年在周恩來主持下制定的《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也明確規定:受雇于國家、企業、學校等單位,取得工資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知識分子(包括教授、專家等高級知識分子),均應劃為職員,而職員為工人階級中之一部分。因此,可以說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從階級屬性上說,本來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注:拙著《廣大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但是,馬列主義還認為,由于知識分子不是一個單獨的階級,而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又需要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代表它們,所以,在知識分子當中的有些人,還存在著一個屬于哪個階級的問題。筆者把這個問題叫做“政治歸屬”,并且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個人的政治選擇。對于知識分子本人來說,他可以有這樣和那樣的政治選擇,也可以不作這種選擇;同時,這種政治選擇在他們一生中又是可以變動的。而正是由于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治歸屬問題上出現了偏差,造成了知識分子政策二十多年的“左”傾錯誤。
  1956年1月,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 作出了廣大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正確論斷(注:《周恩來選集》下卷,162頁。),這無疑是這次會議的最大成就。 據胡喬木的夫人谷雨說:這個論斷是周恩來首先提出并加以堅持的,經過反復討論,直到正式開會前一天的凌晨,才在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的會上通過(注:谷羽《胡喬木和知識分子》,《人民日報》,1994年10月30日。)。不少研究者都認為,只是因為反右派之后才對這個論斷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注:持這種觀點的較多,可參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260頁。)。而根據筆者的考查, 這個論斷似乎在黨的高層領導中一開始就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如陸定一在這個會上的長篇發言和《人民日報》為這個會議所發的報道中,都沒有提到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都決不是用“一時疏忽”所能解釋的。特別是會議結束后中央政治局通過并下發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就將這個論斷修改為“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實際上,毛澤東正式修改這個論斷也是在反右派之前。1957年3 月12日,他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409頁。)。反右派之后,毛澤東又把包括我們自己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在內的500萬知識分子, 全部當成了資產階級,并且認為他們是當時的“兩個剝削階級”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注:見毛澤東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會議上的講話和1958年3月 26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剝削)階級”的概念,作為將廣大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一部分的理論基礎。他說:“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這是去年整風才發現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261頁。)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經濟關系的產物”,它的“起源和發展是由于純粹經濟的原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25頁;第21卷,344頁。)。因此,毛澤東提出的這個概念,明顯地偏離了馬克思主義。
  為了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嚴重危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 通過了周恩來和李富春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后,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薄一波、陶鑄等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試圖糾正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傾錯誤。1961年6月19日,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嚴厲地批評了幾年來對文藝工作者大搞“五子登科”(即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錯誤,要求對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進行“退賠”(注:《周恩來選集》下卷,325—328頁。)。6月20日, 聶榮臻在《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對于當時有關知識分子政策的許多熱點問題(如紅專問題、家庭出身問題等)提出了自己的正確看法。與此同時,在鄧小平支持下薄一波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則大膽地率先在國營企業中為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重申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注: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995—996頁。)。9月下旬, 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更進一步宣布在廣東省和整個中南地區廢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他們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1962年2—3月,國家科委和文化部都在廣州召開會議。周恩來在這兩個會議上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尖銳地批評了幾年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種種“左”傾錯誤。在回京前夕又根據與會同志的強烈要求,決定由陳毅在講話中為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人民的知識分子”之“冕”。接著, 3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把這個“冕”改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用“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而用“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大概是因為前者是周恩來一個人的意見,而后者則是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的正式提法。
  但是,把顯然已經降了格的“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帽子戴在知識分子頭上,在當時也是通不過的。據薄一波說:廣州會議后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態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在同年8 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有人問“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時,毛澤東便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并且批評陳毅:“你到處講話要注意。”這表明他對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06頁。)。這樣,就使周恩來等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努力毀于一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當時那種困難的情況下,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卻勇敢地支持了周恩來等的正確主張,并且力圖通過組織原則加以挽救。在1962年10月中央召開宣傳文教會議時,陸定一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了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意見。鄧小平當即指出:“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請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講清楚。……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講的為準,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準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今天正式決定。”(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07頁。)但是,鄧小平的這種努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為當時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已經召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風暴的隆隆雷聲,已經隱約可聞了。
  “文化大革命”是知識分子問題上“左”傾錯誤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八屆十中全會之后,毛澤東對文藝工作有幾個批語,一個比一個更嚴厲。在1964年6月27日的批語中, 更提出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個協會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困體”。此后,文藝、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界都開展了一系列混淆是非和顛倒敵我的大批判。7月, 在毛澤東修改補充的“九評”中,更明確地提出了進行“文化革命”的任務。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議在中央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我看文化系統至少有一半不在我們手里。1966年3月,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又說:“我們在解放后,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 注: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267頁。) 不久之后,就發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對這個文件進行了七次修改,并且加寫了一些關鍵性的段落。他不但提出要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并且認為“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工作”。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另一個是“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后者之所以也被列為“革命”對象,是因為他們支持和保護了前者。所以,“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文化革命”,它的初衷就是要大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據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透露,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同他談話談到知識分子時也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從他們開刀。”
  通過對毛澤東在這個階段有關著作的研究,可以勾畫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簡而言之,毛澤東認為通過“三反”和“五反”,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臭了;通過全行業公私合營,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已經沒有什么力量了。在這種情況下,反右派斗爭后他發現唯一能夠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的,只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人數多,吃得開,同時他們頭腦中的知識是無法剝奪的。他們組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個“政治思想上的(剝削)階級”,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所以,他要發動一場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以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知識分子被踩在最底層,成了“臭老九”。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雖然在總體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是這樣,例如他曾經指出“老九不能走”,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認為對于作家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四人幫”的干擾,他的這些正確主張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
      二,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撥亂反正和鄧小平知識分子政策的建立。
  筆者曾經在《鄧小平對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偉大貢獻》(注:《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 刪節稿選入《小平理論文庫》第4卷,第15編。)一文中提出:“建國以來, 在黨的知識分子問題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斷地糾正這樣和那樣的錯誤,為完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作出了偉大貢獻的,一個是周恩來同志,另一個就是鄧小平同志。”面對“文化大革命”中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鄧小平從1975年第一次恢復工作起,就以他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非凡膽略,雷厲風行地進行撥亂反正。
  1990年,江澤民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的講話中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筆者認為,江澤民的這段話,對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作了一個很好的概括。
  (一)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是鄧小平知識分子政策的理論基礎。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出:建國后錯誤地將廣大知識分子當成了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是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種種錯誤的總根源。鄧小平深知,要想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撥亂反正,首先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又面對著一個尖端問題,即如何看待“兩個估計”。
  “兩個估計”是1971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紀要》中提出的,概括地說,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鄧小平尖銳地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67頁。)這就告訴我們, “兩個估計”不但是教育戰線的問題,而且是所有知識分子身上的一副沉重枷鎖。實事求是地說,這“兩個估計”并沒有什么新意,因為類似的話毛澤東在以前已經講過;同時《紀要》又是經毛澤東畫了圈的,因而如何對待“兩個估計”,也就成了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指示的問題。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積極地推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要想否定“兩個估計”,就必須首先批判“兩個凡是”。
  鄧小平指出:“兩個凡是”之所以是錯誤的,首先是因為它會割裂、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1975年他主持黨和政府工作時,就批評了“割裂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390頁。)。粉碎“四人幫”后,他在給黨中央的信中進一步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42頁。)。其次, “兩個凡是”將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理論和毛澤東作為一個人也會犯的一些錯誤攪在一起了。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人也是會犯錯誤的,“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鄧小平進一步針對《紀要》說:“《紀要》是毛澤東同志畫了圈的。毛澤東同志畫了圈,不等于說里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66頁。)
  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鄧小平把矛頭集中指向第一個估計即知識分子頭上的這頂“資產階級”帽子。對此,筆者的體會是:“其實‘兩個估計’只是‘一個估計’,即把廣大知識分子當成了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云云,不過是這個估計的邏輯引申罷了。”(注:《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 鄧小平在他正式恢復工作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講到知識分子時就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43頁。)這就表明, 鄧小平在這時已經為廣大知識分子摘掉了這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重申廣大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并且指出:“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腦力勞動者。有些人是完全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們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處在對立的地位。但就在那個時候,也有很多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如同列寧所說,盡管浸透了資產階級偏見,但是他們本人并不是資本家,而是學者。他們的勞動成果為剝削者所利用,這一般是社會制度決定的,并不是出于他們的自由選擇。他們同那些絞盡腦汁直接為反動統治階級出謀劃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馬克思曾經指出,一般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參與創造剩余價值。這就是說,他們也是受資本家剝削的。”(注:《鄧小平文選》第2 卷,88—89頁。)鄧小平的這段十分精辟的論述,雖然講的主要是科學技術人員,但其基本精神對于社會地位與他們相同或相似的廣大教師、職員等也是普遍適用的。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科學地論述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歸屬問題,除了闡明了廣大知識分子屬于雇傭勞動者之外,也為我們正確地界定什么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供了理論根據。第一,知識分子雖然都是腦力勞動者,但在舊社會的情況是不盡相同的,很多知識分子盡管浸透了資產階級的偏見,但并不能因此就把他們劃到資產階級中去。這也表明了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了不能將政治態度和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第二,在舊社會,廣大知識分子的勞動成果為剝削者所利用并不是出于自愿,因而過去說他們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并據以認定他們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不正確的。第三,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能是那些自覺的、主動地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并絞盡腦汁為其出謀劃策的“資產階級政客”。而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只能是極少數。在中國共產黨的五十多年歷史中,鄧小平是第一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論述廣大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歸屬的領導人,他不但一掃多年來籠罩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傾迷霧,而且將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牢牢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有材料透露,當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稿在中央傳閱時,吳冷西曾提出要將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句對上千萬知識分子命運攸關的話,改為“已經是一支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當即遭到鄧小平的斷然拒絕。
  (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是鄧小平知識分子政策的核心或者叫做基本政策。1990年8月14日,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知識分子工作的通知》中鄭重宣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踐證明,這一政策和依據這一政策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擁護。”筆者認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既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核心,又是黨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政策。因為這個問題是在《通知》的第二點即“堅持黨對知識分子隊伍的基本估計和基本政策”中提出的,同時在上述引文中也明確地作出了“這一政策”的表述,因而在這里“政策的核心”和“基本政策”應該是同義的。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鄧小平提出的。早在1977年5 月他還沒有恢復工作的時候就指出:“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41頁。)后來, 他在談到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又指出:這個《決定》“最重要的是第九條”,“概括地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91—92頁。)。鄧小平在這八個字中一連用了兩個“尊重”,并且特別指出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在當時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尖銳的批判性。“尊重”的對立面是“歧視”,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歧視的時間實在太長了!什么“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什么“知識分子最無知識”,什么“吃農民的飯,穿工人的衣”,如此等等,簡直把知識分子說成了一堆廢物。正如胡耀邦指出的:“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不對頭。對這一部分勞動人民看錯了,歪曲了他們的形象,說是‘臭老九’,使我們的腦力勞動者蒙受了一場冤屈。”(注:《三中全會以來》上冊,326頁。)因此, 用“兩個尊重”來概括新時期黨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政策,不但反映了鄧小平對知識的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在總結建黨以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深刻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必然結論。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建立在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的。在黨的高層領導中,鄧小平是第一個運用這個基本原理來闡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人。早在1975年9月26日, 他在聽取科學院工作匯報時就指出:“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34頁。)后來, 他又依據世界科技一日千里的現實情況,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進一步指出:“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也要隨之而變。……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274頁。)
  有了新的知識分子政策,就應該廢除舊的知識分子政策。這個工作是由胡耀邦完成的。他在1978年10月31日作了題為《為什么對知識分子不再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注:《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45頁。)的報告,正式宣布廢除這個本來是針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因而也是早已過時了的政策。
  (三)鄧小平還提出了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政策。這些具體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平反知識分子中的大批冤假錯案,并且力求使這些冤假錯案不再產生。1977年12月10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胡耀邦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無私無畏精神,排除重重困難,平反了300多萬干部的冤假錯案,其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宣布以后不再搞政治運動,重申“三不主義”,廢除“四大”,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產生大批冤假錯案的根源。
  二是在政治上、業務上信任和依靠知識分子,從他們當中選拔和培養接班人。鄧小平認為,作為工人階級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的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和陳云一起提出了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326頁。),要求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和自學成才者當中發展黨員,選拔干部,并且尖銳地批判了過去在選拔干部中的“論資排輩”和“臺階論”等錯誤觀點。
  三是關心知識分子的成長。鄧小平在這方面的主張主要有:解決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用非所學的問題,讓他們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健康成長;恢復和創辦學術刊物,使他們的成果有發表的園地;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建立和恢復學位制度和各個系列的學術職稱;要求成千上萬地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等。所有這些,就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健康成長鋪平了道路。
  四是為知識分子創造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這方面鄧小平有一句使知識分子激動不已的名言,就是他愿意給知識分子當后勤部長。鄧小平一直關心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和工資過低問題,要求解決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對于知識分子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關懷備至。
  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標志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成熟。鄧小平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偉大貢獻,也在廣大知識分子的心中建立了一座永遠屹立的豐碑!
      三,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
  1989年6—11月,中國共產黨通過十三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 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順利交接。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為進一步完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一,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了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
  如上所述,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是: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依靠力量。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后形成的,對于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會不會因為這場風波而改變,一時成了國內外十分關注的話題。而對于這個關系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全局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在黨的四中全會上就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同年9月29日, 他在慶祝國慶四十周年的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我國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沒有知識分子,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黨的這一基本觀點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沒有也不會因為不久前發生的政治風波而改變。”(注:《十三大以來》中冊,628頁。) 堅持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決不因一時的社會現象而動搖,這正是黨在知識分子政策上成熟的表現。而這種政策上的成熟,又是建立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的堅實基礎之上的。
  1990年5月3日,江澤民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的報告會上的講話中,系統地論述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使命,包括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的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順利實現建設和改革的任務等五個方面。接著又說:“總之,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們越加深刻地認識到,同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較,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自己的知識分子提出如此廣泛、如此迫切的要求。”(注:《十三大以來》中冊,1053頁。)可以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重任,放在了知識分子的肩上。這既是對知識分子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評價,也是對知識分子的無比信任。
  基于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信任,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快了干部“四化”的進程。1995年2月9日,中央制定了適用于全國縣級以上(含縣級)各個部門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在“選拔任用條件”中明確規定,“提拔担任黨政領導職務的”,“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注:《人民日報》1995年5月17日。)。 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進入縣級以上領導班子的基本上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由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就使各級領導班子的知識化和專業化水平在較短的時間內大為提高。據有關材料,到1996年底,在省、地、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已經分別達到93.2%、90%和80.5%。
  第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
  “科教興國”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早在1977年5月24日, 他就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40頁。)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鄧小平的這個重要思想,1991年5月23日, 江澤民就說:為了對付國際間的競爭,我們必須“自覺地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的軌道上來”,并且認為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工作重點轉移的進一步深化”,是把這個轉移推到一個更高階段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轉變(注:《十三大以來》下冊,1590—1591頁。)。黨的十五大之后,江澤民又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鄧小平同志反復教導我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的這些重要思想是我們實行科教興國戰略的理論基礎。”(注:《人民日報》1998 年5月5日。)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正式提出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并對這個戰略的內容、目的和意義作了具體解釋。1996年3月17日, 把“科教興國”戰略作為主要內容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經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科教興國”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把科教興國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既是對鄧小平科教興國思想的堅持和發展,也是全黨工作重點的又一次具有戰略性的轉移。它標志著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和知識分子作用認識的深化,從而對知識分子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大大地提高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科教興國的“科”,既包括科學也包括技術;而作為科學,是將社會科學也包括在內的。朱róng@①基指出:“黨中央提出了‘科教興國’方針。這個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當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學。”(注:《人民日報》1996年9月20 日。)至于科教興國的“教”,更是包括了所有的學科。而從事科技和教育的知識分子,正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因此,可以說依靠科教興國,也就是依靠知識分子來興國。
  其次,依靠科教興國,必須先興科教,這就必然要求進一步完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個問題,早在提出“科教興國”戰略的《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已經提出來了。這個文件指出:“大力弘揚優秀科技人員的拼搏奉獻精神和成就,樹立科學家、技術專家崇高的社會形象,使科技工作成為受人尊敬、令人羨慕的職業。隨著經濟的發展,要不斷改善科技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使其收入和住房水平逐步提高。改進和完善科技獎勵力度,加大對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獎勵的力度。”以上各項實際上包括了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在精神方面,要樹立科學家崇高的社會形象,這是以前從來沒有人講過的,因而也是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又一個重大發展;在物質方面,要不斷提高科技人員的收入和住房水平。總的目標是:要使科技工作成為受人尊敬、令人羨慕的職業。早在1984年,中央已經提出要逐步使教師工作成為最受人尊敬、最令人羨慕的職業,因而這些內容對于從事教師工作的知識分子來說,當然也是適用的。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黨中央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后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知識分子政策的綱領。1998年3月19日, 朱róng@①基在担任總理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鄭重宣告:“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任務。……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的人,同時制止重復建設,把錢省下來貫徹科教興國的方針。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我担任組長,李嵐清副總理担任副組長。這個決定已經江澤民主席批準。我們有決心進一步把科教興國方針貫徹到底。”
  第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為知識分子多辦實事。
  領導者必須為知識分子多做實事,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江澤民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繼續盡心盡力地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解決的問題,都必須認真去辦,盡快解決,少說空話,多辦實事。”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為知識分子辦了大量的實事。如1990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頒布實施,使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等作品的作者的權益受到了法律的保護。1993年5月, 朱róng@①基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科技體制改革方針。這個方針的實施,不但短期內在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和加強基礎研究三個方面均有長足的進展,而且廣大科技人員也從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經濟上應有的回報。1993年10月,由國家主席江澤民明令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從當月開始實施的工資改革,全體知識分子的工資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十一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央隨著推行住房制度的改革,加大了解決知識分子住房的力度。以教職工的住房而論,根據有關材料,從1991年到1996年,全國教職工住房建設共完成投資達480億元,竣工面積近8400萬平方米,建成住房118萬套,從而使城鎮教職工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由1992年底的6.6平方米提高到1995年底的8平方米左右(注:《人民日報》1997年1月29日。)。不久前, 李嵐清還專門召開會議,提出限期改造一部分青年教師所住的筒子樓的問題。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一貫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就指出:鄧小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指導者”;在慶祝國慶四十周年的講話中,強調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旗幟”;在黨的十五大上,進一步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相信,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定會不斷地得到發展和完善,廣大知識分子也將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鐵的左半部右加容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0~19D4中國政治朱文顯19981998遵義會議以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逐步建立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但建國這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卻出現了較大的曲折。鄧小平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標志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成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 作者: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0~19D4中國政治朱文顯19981998遵義會議以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逐步建立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但建國這后,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卻出現了較大的曲折。鄧小平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標志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成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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