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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茅盾對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探尋
論茅盾對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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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這一命題基于對文化傳統的如下認識:所謂文化傳統,是受未來規定的,它的本質便是真正的現在。每一代人作為文化創造的主體,從已有的傳統出發,也就將傳統轉化為自己現實活動的要素,并通過活動使傳統得到改造而提到更高的水平。因此,當人們接受和吸收傳統,并使它成為自己所有時,就使傳統有了某種不同于它從前所有的特點。這就是說,傳統是一種只在發展中才能流傳和保持的東西;發展不是原有規定性的重復和擴大,而是不斷地產生新的規定性。這就是傳統文化不斷現代化的過程。本文擬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動態發展趨向中,論述茅盾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探尋和貢獻,以期從一特定角度探討茅盾的文化思想。
   一
  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從此,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為西方文化潮流所沖擊而激起排空巨浪。這一外在的社會壓力逐漸轉化為知識分子的內在的自覺,遂引發了關于中西古今的文化論爭。五四新文化運動,把這一論爭推向高潮。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茅盾卷入了這一場中外古今的文化之爭。他對傳統文化的接受與揚棄,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茅盾生活的時代,正是新舊經濟、新舊政治、新舊思想文化斗爭十分劇烈的時期。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著民族的覺醒。而民族的日益覺醒,又加速傳統文化的沒落和近代文化的興起。這個新舊文化的消長過程,到了戊戌變法前后,掀起了第一次高潮。這個高潮不僅表現為以救亡圖存為主要內容的維新變法政治運動,也表現為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運動。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把中國古代與西方近代的政治文化作了比較,來論證近代資本主義政治文化優越于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文化。他們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抱著批判的態度。茅盾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思潮中開始接受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懷疑批判態度,不能不對茅盾產生深刻影響,使他在接受傳統文化時,有可能揚棄仁,禮,中庸所構成的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而對其中優秀部分加以繼承和發揚。茅盾在他小學時代的作文中所抒發的憂民之情,所寄托的民族自強信念,以及對先賢的褒揚,都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說,茅盾在少年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吸收與揚棄,還處在時代思潮影響下的一種不自覺狀態的話,那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茅盾就自覺地與《新青年》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取同一步調,通過反傳統來推動思想啟蒙運動了。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標志著近代中西文化沖突已經從政治制度層面進入精神文化層面。在這破舊立新的思想文化運動中,茅盾是站在歷史潮頭的弄潮兒。1918年,茅盾為《學生雜志》寫作題為《一九一八年之學生》的社論,文章著眼于世界進化的潮流,呼吁學生“翻然覺悟,革心洗腸,投袂以起”,并對學生提出三點希望,即“革新思想”、“創造文明”、“奮斗主義”。“何謂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來所熏染于腦海中之舊習慣、舊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為吸收新知新學之備”。文章引德儒李般言:“凡國民有其一定之性質,性質未易,則任何種新制度新人物以灌輸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隨舊質而同化,一一皆發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后止。”茅盾認為,學生之于學,也是如此,“茍腦中有先入之主,則后進者必格格不能融化”。可見,茅盾在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思考是破字當頭的。他所提出的“革新思想”的主張,是以否定傳統的形式來推動思想啟蒙,為新思想的傳播作準備的。自此以后,茅盾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批判。他揭示舊禮教的虛偽性:“舊禮教的精義,一言以蔽之,是叫人作偽,是叫人粉飾外表,糟透其里。”[①]他對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人生態度進行了理性反思:“中國人卻又是最愛惜生命的,無論怎樣的黑暗生活,奴隸生活,都忍受著,茍安偷活,不想振作。……只要尚未走頭無路,完全沒得飯吃,中國人總是茍且偷活,不想別的念頭。”他沉痛地指出:“民族有了這等的僅僅求活而不求高貴生活的性質,還有什么希望呢!”進而,茅盾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內蘊出發來分析中國人只要尚可以求到最低度的活,決不想反抗的人生態度:“這種性質,在理論方面表露出來的,便是中國人的喜歡‘折衷’,喜歡‘調和’。折衷與調和,何嘗是全然要不得的,只可惜中國人的折衷與調和就是茍安退縮的代名詞。”[②]這里,茅盾雖然沒有展開論述,但從中我們可以體味到他在批判否定中國人的消極人生態度時,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原則“中”,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整體思維強調的“和”,并不完全否定。可見,他對傳統文化是以否定性為媒介的。這種否定性是辯證意義上的,不是簡單拋棄。茅盾對傳統的價值觀也作了否定,他指出在傳統的價值觀驅使下,讀書是為“揚名聲,顯父母”,“可以做上等人”,“混碗飯吃”,對這許多瞎話“多不欲去聽他!”[③]茅盾還從“戀愛觀”上批判了男女關系上表現出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倫理道德。在《<莊子>(選注本)緒言》中,茅盾對儒家正統思想之外的莊子思想進行了否定:“莊子的根本思想是懷疑到極端后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莊子的人生觀是一切達觀,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義。”
  由此看來,茅盾在五四前后對傳統文化是猛烈撞擊的。這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潮流是一致的,是時代的需要。五四否定傳統文化是為未來掃清道路,迎來“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傳播現代西方文化,其要害在于沖破封建桎梏,喚醒人們的自我主體意識與個性意識,啟迪人們找回泯滅在群體中的自我。可見,茅盾對傳統文化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是他關注現實的人生態度在時代條件下的必然表現,是他順應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
  新文化運動需要清除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但是,它的目標不是中國文化的消亡,而是中國文化的“再造”和“重構”。如何“再造”與“重構”呢?這就要在否定文化傳統的同時,充分認識到文化傳統所體現的文化發展的累積性、連續性和繼承性。這是茅盾對待文化傳統的辯證思路。他沒有對傳統文化抱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他說:“前人學說有缺點自是意中事,不算前人不體面,后人倘然不能把他的缺點尋出,把他的優點顯出或者更發揚之,那才是后人的不體面呢。”只要不把古人當偶像,不把古人的話當作天經地義,“能懷疑,能批評”,那么“古人的書都有一讀的價值,古人的學說都有一研究的必要。”[④]茅盾在這里就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表明了原則的態度。
  茅盾在他第一篇公開闡明自己文學主張的論文《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中說:“我們現在不反對真心研究舊學的人,因為舊學本自有其價值”,“能從根底上研究舊文學不是壞事,最怕的是舊也沒有根底,新也僅得皮毛。”在激烈的反傳統的浪潮中,能夠指出“舊學本自有其價值”,這是難能可貴的。茅盾對作為特殊的精神文化的文學的論述,也融進了他對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思考。他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說:“中國舊有文學不僅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因此,在改革后的《小說月報》上擬辟“研究欄”,除介紹西洋文學變遷外,也要整理中國文學變遷的過程。在茅盾看來,新文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憑空臆造的,而是根據新的時代的需要,在過去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割斷文學本身的繼承關系,憑空創造新文學,那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繼承前人的文學遺產,是創建新文學的重要條件。茅盾實際上涉及了歷史繼承性這個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
  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按照“沉淀——積累”的規律逐漸延伸而來的。文化發展是一個間斷與連續相統一的過程。它既不是全面繼承,也不是全面廢棄。在文化發展中,通過選擇作用,那些沒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被陶汰了,而那些生命力強盛的文化因素被保留下來,從文化發展的連續性上講,這就是積累。由沉淀而到積累,這才形成了文化連續發展的過程。對一個民族來說,文化是自我生存的一種創造,也是對民族本性的一種鑄造,一個民族要否定傳統文化就等于否定自身。不難看出,茅盾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對傳統文化采取的既激烈否定,又認真分析的科學態度是建立在對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認識的基礎上的,無疑代表了五四前后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而與文化保守主義與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劃清了界限。
   二
  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文化的巨大變革,是在中西文化沖突的異常境況中進行的。在中西文化沖突中變革文化、建設文化,不僅是客觀的規定情境,也是變革的思路和方法。茅盾對中西文化的沖突與融合進行了認真思考。他的思考不僅使他對西方文化采取了辯證的正確態度,而且由于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引導他找到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五四時期的從封建社會向民主社會的社會轉型,是在西方文明入侵的態勢下發生的變革。因此,不論從文化還是政治上看,五四運動都是一場與“入侵”相對應的愛國救國運動。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文化上的民主科學的啟蒙運動,都具有愛國救國的性質。但是,在愛國救國的大前提下,政治與文化在對待中西沖突的方式上卻是不一致的。政治上是徹底反帝的,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文化上卻“全盤西化”,傳播著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政治上反對西方而文化上宣揚西方,構成了五四文化運動內在矛盾和當時文化運動倡導者的矛盾心態。茅盾也不可避免地面對著這種矛盾情勢,進行著新的文化選擇。
  1919年上半年,茅盾寫了《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一文,文中指出“今俄之Bolshevism,已彌漫于東歐,且將及于西歐,世界潮流,澎湃動蕩,還不知其伊何底也。”這和李大釗的“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一預言是一致的。表明茅盾此時已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茅盾在政治方向上的選擇是順應了國際大勢的劃時代轉變的正確選擇。此時,西方的“入侵”使中國不可能轉變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而只能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這是中國人民所不愿看到的。與此同時,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帶來新的希望和向往,給中國社會轉型展示了新的方向。政治上的變向,推動了文化上的超越。五四文化運動逐步超越西方民主主義啟蒙而走向社會主義啟蒙。在這一變向中,本來同一營壘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發生了動蕩與分化。毛澤東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⑤]茅盾所選擇的正是這樣的方向。在中西沖突中,他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和馬克思主義文化啟蒙的方向。這使他在新文化建設中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
  由于茅盾選擇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使他在中西沖突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西方文化采取了審慎態度。他既反對提倡“國粹”的文化保守主義;也反對“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對待西方文化思想的根本性原則。早在《一九一八年之學生》一文中,茅盾就針對時弊提出了在接受外來文化影響時要以我為主,立足創造的原則:“自歐美新文化傳播以來,全球風靡,后進之國,莫不效之。我國自改革以來,舉國所事,莫非摹擬西人。然常此摹擬,何以自立?我謂今后之學生,當以摹擬為愧恥,當具自行創造之宏愿。……徒效他人,即使能近似,已落人后,況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哉!”反對摹擬,提倡創造,這當中包含著吸取精華,為我所用的辯證思想。茅盾對西方文化進行了剖析,以開放的胸懷迎納著西方文化。他說:“近代文明的發展,太偏于物質方面;這原是大家承認的事。有人稱近代文明是‘病的文明’,原有幾分真理。所以批評近代文明是應該的事。”“但是近代文明亦自有其好處:科學方法,實驗精神,自由解放的思想……這些都是‘病的文明’的最健全的‘副產品’;人類歷史繼續一天,這些美貴的東西便有一天的應用。”[⑥]這實際上是對待外國文化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的借鑒態度的原始表述。如果把茅盾的主張放到當時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思想流派中加以比較,更可以顯示出它的意義和價值。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義,強調中國本位的基礎,反對全盤西化,他們掀起一股股復古的逆流惡浪,對抗新文化運動,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這無疑是一條自我封閉的、反動倒退的道路。與此對立的,以胡適為主帥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提出了一整套“全盤西化”的理論。他們認為,文化整體是不可分割的。若要學習西方文化,只能全盤搬來,即使缺點也不得不接受。“中國正是趨于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路上,是無疑的。‘全盤西化’是唯一的出路。”[⑦]“全盤西化”論終歸落入民族虛無主義的窠臼,在方法論上也是極其片面的。與文化保守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相比,茅盾的態度顯然在實踐上是有益的,在方法論上是科學的。
  茅盾還運用文化發展的規律來批駁籠統地否定近代文明價值的論調。他指出:“須知人類的文明是漸漸地修補成的,不是‘神的意志’在一二天內創造成功的。后一代思想總是前一代思想的反動,同時也就是前一代的思想的修正和添補。”[⑧]這當中包含著的文化傳承與發展中汰除與積累的辯證思想,正是茅盾確立有條件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態度的思想基礎。茅盾把吸收外來文化養料作為發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條件,這是符合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主張。每個民族文化是每個民族物質勞動和精神文明的產物,一經形成之后,就不僅具有自己的繼承關系,和獨特的歷史傳統,而且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茅盾正是從文化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出發,強調向外國文學學習,以豐富自己。
   三
  茅盾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態度與觀點,是他對建立新文化的總體探索的有機組成部分。茅盾自五四以來,一直為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而努力;解放以后又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而操勞,他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繼續作著有益的探索。
  如何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在20世紀現代文化氛圍中,茅盾超越五四時代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兩極范式,體現出一種開放而理性的文化心態和對中西文化進行創造性綜合的趨向。他指出:“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決不能脫離歷史的和世界的聯系,而孤立地創造出來的。它的成長和發展,必然是一方面繼承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最寶貴的傳統,而又一方面則吸收了世界古典文學的和現代進步文學的精華。”[⑨]他還說:“無產階級一定要創造自己的文化,比過去任何時代的文化還要輝煌燦爛得多的文化;但并不是平地起樓臺,連前代的對于我們有用的東西都拋棄不要了。”[⑩]這些論斷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無產階級文化發展不能割斷歷史,無產階級文化與舊時代文化有著必然的繼承關系。茅盾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從歷史的延續性出發,闡明了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化,一經產生,就成為一種客觀存在的文化資料,對后代文化發生程度不同的影響,因此,不繼承過去的文化遺產的優秀成果,要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對過去的文化遺產要吸收,但不是全盤繼承。茅盾強調“把前代學習的知識接受下來,又從而更進一步以求更高更深,這便是人類之所以能步步發展,日益文明之要訣。所以人類的學習精神,自始即與猿猴之模仿不同;模仿只是學會了皮毛,生吞活剝,不能消化而變為自己的血肉,所以模仿是沒有創造性的。但是學習則不然,學習之可貴,即在能采取眾長,加以消化而成為自己的營養,而且更在人家已經達到的那一階段上前進一步,創造了新東西,開展了新的境界。”[①①]茅盾在這里提出了繼承中外文化遺產的原則。文化遺產的繼承,不能是過去時代文化或不同地域文化的因襲和模仿,而是要進行革新和創造。“消化而變為自己的血肉”,其實就是剔除糟粕,吸取精華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共同被評價、選擇、吸收,在同一過程中最終被融解于現代化的中國文化中。
  在此基礎止,茅盾提出“中國化的文化”的問題。這是他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深入思考。他認為這里提出的問題,包含兩方面的意思。“第一是運用辯證的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武器,以求明白我們這大民族數千年歷史發展的法則,及其民族特點,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而給以批判的總結;第二是揚棄我們的歷史遺產,更進一步而創造中國化的文化。所謂‘中國化的文化’,是中國民族形式的,同時亦是國際主義。”[①②]茅盾既闡明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步驟,又明確了其應遵循的原則。其關鍵性詞語是學習,批判的總結,揚棄和創造。這是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完整過程,是缺一不可的。而這一切又都必須“運用辯證的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武器”。這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有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堅持正確的態度,就能建設起“中國化的文化”。它就既是有中國特色的,又是世界的。茅盾特別論述了“中國化”與所謂“中國本位文化”之說的區別,批駁了有害于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的錯誤論調。他指出,“中國本位文化”說,“也主張寶貴中國歷史的遺產,但是既無批判地加以寶貴,且又牽強附會,以為一切學術思想皆中國所固有,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達到排拒外來思想的結論。因此,它實在是‘中國為本’的老調子的新裝”。[①③]另一方面,茅盾又總結五四以來出現“洋八股”的歷史經驗,反對教條主義地照搬外國的經驗,他說“無論什么思想,什么主義,倘不經過消化,變為自己的血肉,那就會被當作死板的教條或萬應的符咒,所謂‘洋八股’,即從此發生而猖狂。”[①④]不難看出,茅盾所說的“中國化”,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路徑。其精神實質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文化體系。這種體系既要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又要反映當代世界的時代精神。因此,一方面要研究國情,分析中國的土壤,以便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和創造性轉化;另一方面,又要以開放的心懷面向世界,借鑒外國的經驗,以重新建構我們的民族文化。“創造嶄新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①⑤]
  茅盾還把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加強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方針加以闡釋。他說“只要是‘花’,就要讓它放,鼓勵它放。品種和風格,應當是愈多愈好”而“學術研究工作者,各就其所見,展開自由討論,這叫做‘百家爭鳴’”。這個“家”可以是多數。多數的“家”,就是說這一派“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學者們在學術研究上有他們的共同的特點和觀點。這個“家”也可以是少數。少數的“家”,就是說某一學者在學術研究上有他的獨特的“言之成理”的見解,而且他又是“持之有故”的。茅盾強調“凡有所‘鳴’,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鳴’者要有嚴肅的責任感,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①⑥]茅盾的這些論斷對繁榮學術,促進文化建設,無疑是有指導意義的。
  注釋:
  ①茅盾:《這也是禮教的遺形》,《茅盾全集》14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
  ②茅盾:《“全”與“無”》,《茅盾全集》14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77頁。
  ③茅盾:《我們為什么讀書》,《茅盾全集》14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第51頁。
  ④茅盾:《尼采的學說》,《學生雜志》7卷1—4。
  ⑤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58頁。
  ⑥ ⑧茅盾:《近代文明與近代文學》,《茅盾全集》18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頁。
  ⑦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69頁。
  ⑨茅盾:《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斗》,《茅盾文藝評論集》(上),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23頁。
  ⑩茅盾:《短篇小說的豐收和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茅盾文藝評論集》(上),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64頁。
  ①①茅盾:《學習與創作》,《新芒月刊》第2期。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茅盾:《通俗化、大眾化與中國化》,《茅盾文藝雜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830頁。
  ①⑥茅盾:《對于“鳴”和“爭”的一點小意見》,《茅盾文藝評論集》(上),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09頁。
   (責任編輯:嚴軍)*
  
  
  
杭州師范學院學報33-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標晶19971997 作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33-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標晶19971997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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