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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趙樹理創作的主題思路和審美取向
論趙樹理創作的主題思路和審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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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趙樹理的創作曾被作為文藝發展的方向而加以提倡。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在趙樹理這位先行者的后面并沒有發現多少趙樹理式的人民作家。這給“趙樹理方向”的倡導者和支持者無疑留下了極大的遺憾。
  難道趙樹理的創作真的是高不可及的范本?難道“趙樹理方向”是脫離創作實際的對新文藝工作者的過高要求?或者說,趙樹理及其創作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究竟有怎樣的意義?本文通過對趙樹理創作的主題思路和審美取向的論述,擬對上述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思考,并進而分析趙樹理的創作對當前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啟迪意義。
   一.核心和內蘊:革命的功利主義
  普列漢諾夫曾經指出:“任何一個政權只要注意到藝術,自然就總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義的藝術觀。……不該以為,功利主義的藝術觀好象主要是革命者或一般具有先進思想的人們所特有的。”[3]在階級社會里,不存在超階級的文藝,任何文藝都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出某一個階級的思想傾向、觀念意識,帶有一定的功利目的。
  趙樹理是來自人民大眾中間,經過黨的多年培養教育和革命戰爭洗禮成長起來的革命作家。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無比忠誠,對人民大眾有著深厚的階級感情,自覺地用手中的筆去為黨的事業和現實斗爭服務,表現出堅定的黨性原則。他嚴格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斗爭,作品具有很強的現實戰斗力。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解釋道:“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4]這番話說出了趙樹理的創作動機。他有十分明確的創作目的,他要用筆來“干預生活”,揭露現實中存在的矛盾。這就使他的作品貼近生活,與現實密切相關。他寫《小二黑結婚》,是因為看到當時新解放區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民主覺悟不高,存在著嚴重的封建傳統觀念,他認識到如果不改變農民的落后意識,年輕一代就不可能獲得幸福。他寫《李有才板話》,是由于發現在工作中類似章工作員的人很多,老楊式的干部太少,而要做好工作,需要提倡老楊式的工作作風。他寫《鍛煉鍛煉》,是要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思想。他寫《三里灣》,是要探討農業合作社該不該擴大的問題。諸如此類,趙樹理對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加以深入研究而后用小說的形式加以具體生動的表現。他的小說大都是這樣寫成的。
  某些論點對趙樹理的批評、指責集中在趙樹理的創作與現實、政治的關系上。在他們看來,文學就是“文學”,是不能配合現實斗爭,不能為政治服務的。他們以這個標準來貶低、否定趙樹理的創作。有人甚至把十七年文學中出現的“趕任務”、“寫中心”都算在趙樹理頭上,這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趙樹理提出文學為現實斗爭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他長期參加實際革命斗爭的結果。在斗爭中他認識到,作為有著無產階級思想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革命作家,必須要反映和描寫現實斗爭,決不能游離于現實社會之外。而對現實的深刻認識和豐富的社會經驗以及出眾的藝術才華,使他能夠把自己的感受熔鑄成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他正是以二諸葛、三仙姑、李有才、福貴、孟祥英、吃不飽、小腿疼等一系列具有很強典型意義的形象來表現他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認識,達到了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目的。趙樹理的創作與“趕任務”存在著極大的區別。對于那種上級有什么口號、指示就去找什么材料應付的做法,趙樹理是反對的。他指出:“這種趕任務的辦法,往往是寫不出好作品的。”[5]他認為,作家離開了群眾才會有趕任務的問題,只要不脫離群眾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上級作為任務而提出來的號召,都是在群眾中、在現實生活中早已存在的問題,如果作家生活在群眾中間,參加社會現實斗爭,對生活有著深刻的認識,那么他寫出的作品就會與上級的號召相吻合,就不會感到是在“趕任務”。因此他認為一個真正與人民群眾生活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的作家,一個對現實斗爭有著切身感受的作家,是不存在“趕任務”的問題的。趙樹理的優秀作品,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福貴》、《鍛煉鍛煉》、《登記》、《邪不壓正》等,都是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問題而把它們作為題材及時自覺地寫出來的。正是由于他對現實有著深刻認識,因此他的作品既不是“趕任務”圖解政策,又很好地達到了為現實斗爭服務的目的。
  趙樹理是一個嚴謹的現實主義作家。黨的文藝方針的指引和革命斗爭的鍛煉,使他自覺地堅持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這使他的創作與那些逃避現實、描寫風花雪月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迥然有別。而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對現實對人生對文學的深刻認識,又使他不盲從,不人云亦云地去寫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趙樹理獨特的貢獻在于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去反映生活,而是抓住了生活的本質。生活在一個嶄新的天地里,趙樹理沒有滿足于對新生活、新事物、新世界的歌頌和贊美,而是深入生活,冷靜地諦視現實,捕捉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把它們用生動的藝術手段表現出來,以引起人們思考,達到推動社會不斷進步、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目的。趙樹理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變革和新舊交替時期人們的思想矛盾及社會生活。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區,極少有人能達到趙樹理那樣的現實主義深刻性。趙樹理以其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揭示,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實踐了文學為工農兵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的主張。
  如果對趙樹理的小說進行系統考察,我們就可以發現,他的創作既配合了各個時期的現實斗爭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獨特的藝術性。四十年代初期,趙樹理一方面看到解放區翻天覆地的變化,呈現出一派嶄新的氣象,另一方面認識到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觀念給農民的思想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廣大農民盡管生活在新的社會里,但封建觀念和迷信思想并沒有消除,而這些舊意識舊觀念如果不予以克服,就會嚴重地阻礙社會進步。基于這樣的認識,趙樹理寫了《小二黑結婚》,塑造了二諸葛、三仙姑這兩個封建觀念和迷信思想的代表人物,通過對這兩個典型人物的細致刻劃,揭示了舊觀念對人的束縛和毒害,而又借這兩個人物的最終轉變,反映出新思想新觀念戰勝舊思想舊觀念的歷史必然性。土改時期,趙樹理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發現不少黨的干部缺乏新的時期農村工作經驗,存在著不良的工作作風,廣大農民還沒有被真正地發動起來,因此他寫了《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等優秀作品。《李有才板話》在塑造農民形象、描寫農村階級關系的同時,通過對老楊和章工作員這兩個黨的干部工作作風的對比,提出了新時期農村黨的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發人深思。《邪不壓正》則提出了從思想上徹底打倒封建主義,普及民主思想,提高農民政治覺悟的問題。封建政權被推翻并不等于農民已把命運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還需要作十分艱苦的努力。合作化運動時期,趙樹理的創作在全面反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及其給人民生活帶來巨大變化的同時,著力揭露了阻礙合作化運動的消極落后因素。《三里灣》以其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深刻描寫顯示出巨大的藝術成就。作品沒有局限于對正面力量、新生事物的歌頌,它通過對“鐵算盤”馬多壽、“翻得高”范登高及袁天成等新老中農形象的描繪,揭示了消極落后思想對合作化運動的阻礙,從而表現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艱巨復雜性。《鍛煉鍛煉》進一步指出了農民中落后觀念的嚴重性。小說主要描寫了小腿疼和吃不飽這兩個有著嚴重私有觀念的落后婦女形象,揭示了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相當充分地說明了引導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是一場艱巨的斗爭,而要改造農民的私有觀念,則是一場更為艱巨、更為持久也更為重要的斗爭。到六十年代,趙樹理針對一部分青年出身農村卻又鄙視農民,不安心農業生產,寫下了《互作鑒定》和《賣煙葉》等作品,提出了青年教育問題。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趙樹理始終堅持從生活出發,從現實斗爭出發,如實地反映和描寫現實生活,很好地發揮了配合現實斗爭的作用。而思想認識的深刻獨特和社會經驗的豐富闊大,使他能夠從一個個獨特的角度來描寫現實,為現實斗爭服務。因此,當許多作家都還只在正面反映農民的翻身解放,歌頌新社會新生活的時候,趙樹理一方面固然也看到了欣欣向榮的新氣象并加以歌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新社會的表面認識和歌頌上,而是具體地深入地探索社會的復雜形態,研究阻礙社會進步的種種消極落后因素。為了使社會更快地向前發展,為了使人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趙樹理偏重于揭露現實生活中的消極落后因素。正是在這些方面,趙樹理顯示了自己觀察生活反映生活的獨特性和深刻性。趙樹理對新社會新生活懷著滿腔熱情,對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他描寫農村中的消極落后因素,完全出自改造農村社會、建設新生活的愿望。他的小說大都有一個光明的結局,就深刻地表明了這一點。在經歷一番斗爭后,革命的進步的力量終于戰勝了消極的落后因素。這些結尾盡管有的顯得倉促或過于簡單,但總的來看,很充分地反映出趙樹理對現實生活的思想認識。這樣結尾,使作品洋溢著濃烈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情調。
  趙樹理正確地辯證地把握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他自覺地把自己的創作與社會革命和現實斗爭相結合,表現出高度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他的作品既充分地顯示出現實主義的深刻性,又很好地發揮了為現實斗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作用,是革命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完美結合的藝術精品。
   二.出發點和歸宿:文藝為大眾
  趙樹理是杰出的人民作家。他一生倡導并努力實踐文藝“為大眾”的創作主張,寫出了大量深深扎根于現實生活,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
  三十年代初,左翼文藝界認識到“五四”新文藝與工農相脫離,未能深入人民群眾、為大眾服務,因此展開了前后將近十年的大眾化問題討論,明確提出了文藝大眾化的口號。在對“舊形式”、“大眾語”、“通俗化”等重要問題進行探討的同時,左翼作家在創作實踐中已作了初步嘗試,努力創作大眾文藝(如通俗歌謠)和方言小說。由于這場運動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進行的,反動當局采取各種手段隔絕革命文藝與工農群眾的聯系,從而嚴重地阻礙了文藝大眾化的實現。此外,當時左翼作家也沒有真正深入工農群眾的實際斗爭,與工農群眾的思想感情未能打成一片,因此三十年代并未真正實現文藝大眾化。
  《小二黑結婚》是文藝大眾化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這篇小說的發表使趙樹理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真正解決了文藝大眾化問題的第一位作家。三十年代左翼進步文藝界撒下的種子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區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此后,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和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等的接連問世,進一步顯示出趙樹理在文藝大眾化方面的巨大成就。趙樹理的創作使文藝大眾化運動呈現出嶄新的風貌,他開辟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
  趙樹理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能在文壇上脫穎而出,在文藝大眾化方面成績卓著,與他的出身、經歷、修養、社會環境以及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奉行文藝“為大眾”的創作主張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趙樹理出身于農民家庭,從小在農村長大。他親身經歷了艱苦生活的磨煉,體驗到農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他對農村的經濟狀況、階級結構、社會關系進行過細致觀察,有著深切的了解。他始終與農民保持著血肉聯系,對農民的愿望和要求感受極深。他親眼看到農村文化市場被封建文化牢牢盤踞,農民所接受的只能是充滿封建倫理道德和迷信思想的那一套貨色。為了向人民群眾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破除封建文化對人們的影響,同時有感于“五四”新文學脫離人民大眾,不能為人民大眾所喜愛、接受,他確立了文藝“為大眾”的創作方向。他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當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1]不當“文壇”文學家而當“文攤”文學家,這是趙樹理“為大眾”的文藝觀的具體而生動的體現。從這里可看出趙樹理創作的根本目的。文藝“為大眾”是趙樹理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盡管《小二黑結婚》發表于1943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但現有的資料表明,在創作這篇小說時,趙樹理還沒有看到《講話》,更不用說了解《講話》的內容。他的“為大眾”的文藝觀是基于對農村文化現狀的深入思考,和對新文學使命的深刻理解而確立的,表現出高度的思想覺悟和文學的自覺意識。趙樹理這一文藝觀早在三十年代就已萌發了,只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在文藝大眾化方面的努力難以成功。在四十年代解放區的自由天地里,趙樹理的創作才能終于得到充分發揮,他的文學主張終于得以順利實現。1949年在回顧自己的創作時,趙樹理說:“在十五年以前我就發下洪誓大愿,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寫點東西”,但當時的報紙為封建勢力所把持,這一愿望無法實現,“直到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發表了文藝工作新方針之后,在黨的培養和幫助之下,我的這一志愿才得以暢順的發展。”[2]毛澤東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號召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分析和解決了文藝如何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問題。趙樹理“為大眾”的文藝觀與《講話》的精神是吻合的,因此當他學習了《講話》以后,創作立場便更堅定了,創作方向更明確了。《講話》使趙樹理創作大眾文學的熱情空前高漲。
  在思想上或者理論上確立文藝“為大眾”的觀點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于是否把這種主張真正貫徹于創作實踐,寫出民族化大眾化的優秀作品。趙樹理的杰出之處在于,他不僅明確提出文藝“為大眾”的創作主張,而且始終堅定地實踐著這一主張,堅持文藝大眾化方向,在創作中真正做到了文藝與人民大眾的結合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充分顯示了文藝大眾化的實績。
  趙樹理“為大眾”的文藝觀體現了時代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時代,人民群眾成為新世界的主人。這就要求文學去描寫他們的生活和斗爭,表現他們的精神世界,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趙樹理順應了歷史的這一要求,他自覺地為工農兵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表現出高度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趙樹理把文藝“為大眾”作為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這使他與一切輕視文藝的普及工作,看不起大眾文藝,缺乏創作大眾文藝的熱情的作家區分開,顯示出文藝觀中的大眾化、人民性思想。而獨特的生活經歷,與農民的血肉聯系,以及出眾的藝術才華,使他在文藝大眾化的道路上得到“暢順的發展”。這一點又使他與主觀上愿意創作大眾文藝但又缺乏條件或成就不大的作家相區別。他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人民大眾作家,也是在文藝大眾化方面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他最早實現了《講話》所期待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道路上一面光輝的旗幟。
   三、審美特征和趣味:鄉土的大眾的風絡
  趙樹理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他多次表示:“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寫給農村的讀者讀的。”[6]“為大眾”的藝術觀決定了趙樹理創作的基本特色。趙樹理認真研究和探索人民大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心理,從人物形象的塑造,到情節結構的設置,一直到語言的運用等各個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即鄉土的大眾的風格。我們說它是鄉土的,是因為它來自鄉土社會,完全是土生土長的;說它是大眾的,因為它來源于人民大眾,并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
  趙樹理認為,我國人民大眾接受的主要是民間傳統文藝,他們所習慣所熟悉的主要是民間文藝的形式和表現手法。在他看來,中國民間文藝的優秀傳統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一)在敘述和描寫的關系上,把情景的描寫融化在故事的敘述之中;(二)在結構上,有一貫到底的故事情節,前后銜接自然;(三)在每個段落上都設些“扣子”,用保留故事中種種關節的方法來吸引讀者;(四)在粗細問題上,凡與主題的表現直接有關的應細寫,其它可以粗一點描寫。[7]趙樹理道出了民間文藝的真諦,他正是在廣泛地吸收民間文藝的豐富養料的基礎上從事創作的。在學習民間文藝的同時,他還努力繼承“五四”新文學傳統。他曾明確表示:“我在文藝方面所學習和繼承的也還有非中國民間傳統而屬于世界進步文學影響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夠成為職業寫作者的條件主要還得自這一面——中國民間傳統文藝的缺陷是要靠這一面來補充的。”[8]正是這兩個方面的融合構成了趙樹理創作的藝術特征。
  趙樹理的小說故事性強,結構嚴謹,這與他接受古代小說和民間文藝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我國古代小說和民間文藝都把構思情節放在第一位,以故事情節的大開大合、曲折生動、跌宕多姿取勝。趙樹理繼承了這一傳統,他的小說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基本上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進行結構。趙樹理小說的這一結構特點符合人民大眾的審美心理和欣賞習慣。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人民大眾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審美習慣,他們喜歡有頭有尾、情節曲折生動的文學作品。受到人們普遍喜愛的民間廣泛流傳的說唱文藝正體現了這一特點。趙樹理生長在農村,從小接受了民間文藝的熏陶,談過大量的唱本、彈詞和章回小說,能演戲會說書。在長期的實踐中,他對人民大眾審美欣賞習慣的了解和把握和那些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相比,有著很大的區別。正是由于他了解人民大眾喜歡什么欣賞什么,他的作品才深受人民大眾的歡迎。
  趙樹理小說情節完整曲折,十分注重故事性。《小二黑結婚》緊緊圍繞小二黑、小芹的婚姻結構情節,展開故事,小說共分十二節,每節都有一個小標題,相對集中地敘述一個人物,描寫一段情節,各部分合在一起則組成一個完整緊湊的結構,不枝不蔓,生動曲折,顯示出趙樹理結構情節的高超才能。又如《邪不壓正》,作品以王聚財的女兒軟英的婚事為線索展開描寫,借以表現土改斗爭中農村階級關系的劇烈變化。地主劉錫元強迫軟英嫁給他的兒子劉忠做填房,不久來了八路軍,劉錫元被群眾斗死,劉忠因守孝而未能娶軟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農會主席小昌借王聚財被錯斗之機,逼軟英嫁給他的兒子,這時情節陡轉。正當軟英孤立無助悲苦無告的時候,上級派來了工作組,軟英勇敢地揭露了小昌的真面目,并解除了與劉忠的婚約,終于與心上人小寶結婚。趙樹理的作品大都這樣有著生動曲折的情節,環環緊扣,故事性強,很能吸引讀者。
  在安排小說結構時,趙樹理善于設置懸念,安排“扣子”。這與他深受民間文藝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民間文藝作品尤其是話本中,十分注意設置懸念來吸引讀者。趙樹理摒棄其講究噱頭的弊病,吸收其長處,把它融入情節的合理發展中,組成完整的渾然一體的結構。由于懸念和“扣子”設置得恰到好處,因此作品一波三折、引人入勝,充滿藝術魅力。《登記》以羅漢錢為貫穿線索,迂回曲折,懸念迭起。小說選寫小飛蛾從女兒艾艾的口袋里發現一枚羅漢錢,非常緊張,她立即去翻自己的箱子,結果也找到了一枚羅漢錢。小飛蛾為什么緊張?這兩枚羅漢錢又是什么關系?這些懸念迫使讀者往下讀。而后,作者由羅漢錢引出小飛蛾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讀者讀到這里,滿以為小飛蛾一定會從自己的痛苦中吸取教訓,同意女兒自由戀愛,不料小飛蛾卻堅決反對女兒的婚事,非要給她“包辦”不可。小飛蛾為什么要這樣做?后來到底是什么結果?艾艾命運如何?一連串的懸念迫使讀者一口氣把作品讀完。當看到艾艾和小晚這一對有情人終于結成美滿婚姻,懸念這才消除,讀者也終于松了一口氣。整個情節集中緊湊,跌宕多姿,生動曲折,“懸念”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趙樹理小說的“懸念”是根據情節發展的需要而設置的,既出人意料又符合生活邏輯,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有機統一。
  趙樹理小說在結構方面還有一個顯著特色,那就是大都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團圓主義”作為封建文藝的一個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曾經遭到新文學陣營的猛烈抨擊。趙樹理小說的“大團圓”結局與封建文藝的“團圓主義”模式有著質的區別。趙樹理運用這種結構形式固然是為了適應人民大眾的欣賞習慣——他們善惡分明,總希望壞人得到懲罚而好人終有美滿的結局;然而更主要的則在于他對黨所領導的新社會的高度認識和無限熱愛。生活在生機勃勃的新社會,趙樹理無比興奮和喜悅,他要用筆謳歌這新的天地、新的世界,這使他的作品充滿了樂觀向上、昂揚健康的氣氛。對于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他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不掩飾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斗爭,不回避前進過程中的困難和曲折,但他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進步的革命的力量必將戰勝落后的反動的力量。“大團圓”結局正顯示了他的這一思想認識。在趙樹理的作品中,進步的革命的事物在經過一番曲折的斗爭之后,最終戰勝了落后的反動的事物,從而很好地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這樣結尾是真實的,符合生活發展的必然邏輯,它與那種脫離生活實際、粉飾太平的“瞞和騙”的“團圓主義”顯然是不能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的。
  趙樹理小說情節曲折,故事性強,但這并不意味著趙樹理是只重寫事不重寫人的作家。其實,趙樹理很善于描寫人物形象,在創作實踐中,他塑造了二諸葛、三仙姑、李有才、“小腿疼”、“吃不飽”、“糊涂涂”、“小飛蛾”、孟祥英、福貴等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趙樹理描寫人物的手法是獨特的。他的小說往往不是以人物命運的發展變化來結構情節,而是在事件的發展變化中表現人物命運,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寫來刻劃人物性格。《小二黑結婚》通過對小二黑和小芹婚姻問題的展示,在情節的發展過程中描寫生動的人物形象。善良、老實、迂腐而迷信的二諸葛,浮浪輕佻、游手好閑、裝神弄鬼的三仙姑,勇敢、勤勞、大膽追求愛情的小二黑,美麗、純潔的小芹,這些形象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都較為充分地顯示出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再如《李有才板話》,隨著村長改選、李有才出走、老楊下鄉蹲點、清除惡霸等情節的展開,人物形象依次出現,并在事件的推進過程中,人物個性完整地展現了出來,諸如李有才的機智幽默,老楊的踏實嚴謹,老秦的膽小怕事,章工作員的武斷粗暴,閻恒元的老奸巨滑,劉廣聚的奴性十足等等,無不躍然紙上,維妙維肖。
  在描寫人物形象時,趙樹理還善于給人物起綽號,通過綽號形象地揭示人物個性。給人物起綽號,這種表現手法由來已久,古代小說和民間藝術中常有運用。《水滸傳》一百零八將,人人都有綽號。綽號的種類很多,可以是夸大人物外形的某一特征,也可以是突出人物的某一性格,不一而足。趙樹理吸收了這一傳統。“三仙姑”、“二諸葛”,令人一看便知人物與迷信有關,而“小腿疼”、“吃不飽”則是對好逸惡勞、貪圖享受、愛鉆集體空子的落后婦女的生動概括。同樣是落后婦女,“常有理”、“惹不起”這兩個形象作者則突出了她們頑固守舊、不講理、愛撒潑的一面。趙樹理給他筆下人物起的綽號是很形象貼切的,那些綽號入木三分地概括了人物的個性特征,它們是那樣生動,以至于讀者甚至只記得綽號而忘了其本名,從而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
  趙樹理小說在語言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順應農民的欣賞習慣,從活生生的群眾口語中尋找原料,進行加工提煉,形成了明快簡潔、幽默樸實的語言風格。與許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不同,趙樹理很注重語言的通俗化、大眾化,努力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進行創作。他完全摒棄了歐化句法,消除了“學生腔”,達到了高度口語化。不僅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做到口語化,敘述性語言也無不是地道精湛的群眾口語,成功地實現了語言的大眾化。需要指出的是,趙樹理在語言方面并非只是一味迎合和遷就群眾的習慣,他很注意提煉群眾的語言,他的文學語言是在群眾口語的基礎上加以提高而形成的,既是大眾化的,又是個性化的,“以說話為基礎,把它修理得比說話更準確、鮮明、生動”。[9]當然,他的這種提高是以人民大眾能否“聽得懂,愿意聽——或看得懂,愿意看”為標準的,因此,《小二黑結婚》里沒有用“然而”、“于是”之類知識分子的習慣用語,因為當時的群眾“聽不懂”、“讀不懂”。[10]尤需指出的是,趙樹理語言的通俗樸素并非粗俗淺陋,它具有自然天成的本色的美,這是一種很高的藝術境界。事實上,趙樹理作品的語言既有很強的通俗性又有高度的文學性,既是口語化的又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在現代作家中,象趙樹理這樣在語言方面取得這樣高成就的作家,是不多見的。
  鄉土的大眾的風格構成了趙樹理創作的基本審美特征,這是趙樹理積極實踐“為大眾”文藝主張的必然結果。然而有的人卻貶之為“土氣”,似乎一與“土氣”沾邊,藝術價值便要大打折扣。但我認為,即使真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土氣”,也自有其不可低估的藝術價值。“陽春白雪”固然應該贊賞,而“下里巴人”能為更多的人所喜愛,同樣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趙樹理的鄉土的大眾的藝術風格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文學史的發展早就表明,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它的群眾性和普及性,不僅不是截然對立的,相反地倒是應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高爾基說:“真正的美,正如真正的智慧一樣,是非常樸素的,并且是人人理解的。”[11]趙樹理的創作正有著雅俗共賞的藝術魅力,他的鄉土的大眾的風格是他在創作實踐中經過千錘百煉而達到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的集中體現。趙樹理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充分顯示出解放區及建國初期新文學的實績,代表著新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注釋:
  [1]李普:《趙樹理印象記》,《長江文藝》創刊號,1949年6月出版。
  [2]榮安:《人民作家趙樹理》,《解放日報》1949年10月4日。
  [3]普列漢諾夫:《沒有地址的信》第216—2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
  [4]趙樹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火花》1959年6月號。
  [5]趙樹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火花》1959年6月號。
  [6]趙樹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文匯報》1963年6月2日。
  [7]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文藝報》1955年第19期。
  [8]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文藝報》1955年第19期。
  [9]趙樹理:《和工人習作者談寫作》,《人民文學》1958年第5期。
  [10]趙樹理:《做生活的主人》,《廣西日報》1962年11月13日。
  [11]高爾基《論文學》續集,第248頁。
  
  
  
青海師專學報:哲社版西寧59-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方忠19971997革命功利主義 文藝大眾化 鄉土的大眾的風格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大學文學院 作者:青海師專學報:哲社版西寧59-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方忠19971997革命功利主義 文藝大眾化 鄉土的大眾的風格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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