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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軌跡
評“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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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反映農業合作化中知名的6部長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和20篇短篇小說為樣,按照文學中的互助組階段、初級社階段、高級社階段和人民公社階段的線索,具體分析“十七年”中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軌跡,并從文學與政治關系方面發表看法。
  [關鍵詞]“十七年” 合作化 文學軌跡 文藝與政治
  * * *
  “文革”前十七年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中小說成就最大,而其中又以農村現實生活題材最引人注目,農業合作化題材更是農村題材的重中之重。正因為是重中之重,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評價上頗為分歧。究竟如何評價更符合實際,對其自身軌跡進行具體考察不失為一條可行和較為可靠的途徑,并可避免空洞的爭論。
   一、一篇領風氣之先的小說
  新中國成立,翻身農民充滿著幸福生活的喜悅。如何準確地認識此時的生活,特別是土改以后的中國農村往何處去,通向社會主義的步子如何邁?有一篇領風氣之先的小說是值得首先予以分析的,它就是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1953)。
  李準當時作為業余作者并不知名,但《不能走那條路》的反響卻是空前的。小說在河南日報發表后,很短時間內全國三十幾家報紙和十幾家刊物轉載,人民日報轉載時還加了編者按語予以高度評價。自然是因為它及時地回答了全國上下迫切關心的上述問題。直奔主題的小說情節并不復雜:土改中的翻身貧農張拴,因一直不安心種地,一心搗騰牲口“只想吃飛利”,卻連連蝕本負下一筆不小的債務,準備從自己的十幾畝地中賣掉“一桿旗”那塊二畝四分地,還了債務再去搗騰一次牲口。因省吃儉用生活開始富裕起來的老年貧農宋老定打算買進這塊地,因為一輩子的生活經歷告訴他“地是根本”,要為兒子們“買十畝八畝”。共產黨員宋東山反對父親買地:“過去地主只恨窮人窮不到底,現在大家是互相幫助。……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條路。”由于共產黨員兒子的幫助,舊社會苦難生活的回憶,以及村里一些群眾和信用社對張拴伸出了援助之手,宋老定也決心不走過去地主買地那條路,并主動借錢給張拴還債。宋老定家所在的互助組明年將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全家決心靠今后的“機器種地”多打糧食。由于成功地堵住了自發資本主義的路,開了合作化的路,于是轉變以后的宋老定“一直朝東一步一步地迎著太陽走去”。人民日報轉載時的編者按語,高度評價它“表現了農村社會主義思想對農民自發傾向進行斗爭的勝利”的主題。作者本人當時在《我怎樣寫〈不能走那條路〉》中也說:“我準備從這個問題中寫出工人階級思想和農民的自發趨勢的斗爭,也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而且從這個主題的獲得過程中,“我感到從事創作的同志們學習政策的重要性。”
  且不說作品中處于被人們同情地位的張拴,也是甚至更加是“自發”勢力的代表,也且不說“明年”(1954年)轉成初級社能否就實現“機器種地”,使生產力以及生產關系都來一個飛躍。所要說的是其中反映出來的兩個突出問題。第一,小說中所宣揚的關于開了立即變更所有制的合作化道路,卻是一種特定歷史階段社會性質上的混淆。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撥亂反正的角度明確指出:并非新中國成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而是經歷著“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社會主義又包括著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轉變,這幾個轉變階段都是不能人為地逾越的,否則將自食苦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為地在1953年提前結束不少于15年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提前實行“社會主義”,全國農村1955年以初級社的統一方式宣布實現了半社會主義,1956年以高級社的統一方式宣布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1958年以人民公社的統一方式宣布實現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快速過渡,都是在生產力還很落后,遠遠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的起碼需求的情形下,認為單純靠所有制即生產關系公有化程度不斷提高提純的超速變革,就可以大大提前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馬克思說過,人們是不能自由地選擇生產力的。而遠遠脫離生產力實際水平的生產關系的如此超前變革,由于缺少物質基礎只能導致對已有生產力水平的破壞,或者說導致“生產力起來暴動”。統計年鑒告訴人們,正是從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以后,直至人民公社化時期,農業總產值和糧食產量增長指數均呈逐年下降甚至負增長趨勢。正是由于無視所有制的變革應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實際要求這一經濟學法則的“窮過渡”才帶來了“過渡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越來越窮更不是社會主義。所以小說中開始的今年互助組、明年初級社(以及延伸下去的高級社、人民公社)的超高速“路”,是否就是張拴們、宋老定們、宋東山們的坦途,有再認識的必要。
  第二,小說中所肯定的關于堵住了個體農民“自發資本主義”的路,也是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主要矛盾的轉移和矛盾性質的混淆。就主要矛盾來說,不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就是在長達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毫無疑問地是國家要求富強、人民要求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生產的落后的矛盾,而決不是過去曾長期鼓吹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的矛盾。主要矛盾上由前者向后者的不斷升級的轉移,所帶來的毀滅性嚴重后果,已人所共知。就矛盾性質的混淆來說,即使是城鄉資產階級也有其兩面性,完全應該也有可能緊緊圍繞著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利用其積極性的一面和限制其消極性的一面,并不構成生死對抗。至于土改后的個體農民中,資料表明,一方面確有“中農化”的趨向,即大約有半數的原貧雇農憑借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上升為中農(如小說中的宋老定),同時有約半數的原富農下降為中農,使實際的中農在農村人口中占到60%以上。另一方面,農民中也確有舉債或出賣土地的現象,但為數甚少(如小說中全村只張拴一人,而且只準備賣二畝地)。這兩種情形不應簡單地判定為農村貧富“兩極分化”了,甚至農村存在“資本主義復辟”危險。因為貧雇農中的半數上升為中農,以及中農在農村人口中超過半數,恰恰是有利于當時農村經濟在一個比過去較高和較穩固的基礎上發展。發家致富上“冒尖”的中農也并不就是“新富農”,很多倒是勞動致富的能人和帶頭人。至于極少數人的因天災人禍或經營不善等情形又舉債和出賣土地,在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和缺少社會保險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應該也可以通過立法的和經濟的手段逐步加以解決。總之,“中農化”與少數人賣地,均與“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無必然聯系,更無必然因果。如果一定要全體農民均齊劃一才算“共同富裕”,才算避免了“兩極分化”,才算堵住了“自發資本主義的路”,那結果只會造成農民在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中普遍貧窮的局面——當年的初級社和高級社是這種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初級和中級典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其高級典型。所以小說中把克勤克儉,生產致富,只是在當時的土地自由買賣中曾想買幾畝地的宋老定,作為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表對待,甚至是在“走地主走的那條路”,也有再認識的必要。以上兩個再認識的焦點在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正如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所回顧的,遺憾的是對于這個重要問題,我們長時間沒有弄清楚。
  總之,土改以后的中國農村確有進一步前進的問題,一家一戶的小農式經濟也確有向大農業逐步轉化的必要。但這種前進和轉化應該是充分尊重客觀規律的統籌兼顧和水到渠成,不應該是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人為的不斷加速變更。還應充分看到,當時農村這種傳統的家庭經營方式與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生產力的實際水平是相適應的,在利用傳統技術以及有限的生產資料和資金提高產量方面,在勞動的好壞與獲得勞動成果的多少直接聯系刺激勞動積極性方面,都還具有不容忽視和否認的生命力。若只由于它是個體私有,就認定為“萬惡之源”,那是所有制上的一種形而上學。
   二、文學中的互助組階段
  在反映農業生產互助組及其過渡階段的農村生活方面,《青枝綠葉》、《橋》、《浪頭與石頭》以及《創業史》第一部等,是有代表性的。
  劉紹棠的《青枝綠葉》(1952),描寫的是土改后1951年成立的一個長年互助組。互助組的特點是土地私有、分散經營、調劑勞力、等價交換,大體上適合當時農村生產力的水平和一部分農民克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困難的需求,因而有其一定優越性。但不是唯一模式,而且它本身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而作家們普遍看重的并非它自身的這些特點,而是“組織起來”與“單干戶”的對比,尤其是它的遠大發展前途。小說中的兩位正副互助組長的對話正是這樣表達的:互助組只是“地基”,目的是“蓋上高樓大廈”,“往上升到合作社,再到集體農莊”,而且“有毛主席指引,有蘇聯的榜樣,還不快當”。所謂它的社會主義萌芽,大概正是從這前途轉變說的,前途轉變才是目的。于是,貶斥“單干”和加速這種前途轉變,遂成為眾多這類作品的主題。
  劉@①德的中篇小說《橋》(1955),是著重描寫這種前途轉變的。它的主題很明確:在互助組里“生產致富,保護私有”,至少是一年以前的“老皇歷”;只有立即轉社“共同生產,齊奔社會主義”,才是“新路子”。貧農高正國之所以留戀辦得正興旺的互助組,不愿立即轉社,是因為他十分担心由土地私有立即轉為土地入社,由各家各戶分散經營立即“歸大堆”轉為全社統一經營,大家“裹攪在一起”,“怕就長不出這樣的好莊稼”。這正是一位老貧農的經驗之談,也是符合歷史實際情形的。結尾安排高正國的“轉變”,小說中也只是說由于富農企圖拉他搞互助組和看到有的單干戶的苦頭,而對于在生產力并未提高的情形下土地“歸大堆”是否會更增產的問題,仍未解決,也許是不在話下的意思。反正應相信毛主席指引的路:“他老人家領導人民把天地都鬧翻了個,搭座(農業合作社的)橋還難嗎?”
  方之的中篇小說《浪頭與石頭》(1956),在更高層次的政治背景上,進一步為互助組“自發”轉社大唱贊歌。它把中共中央、省委、縣委一些領導干部1955年反冒進,取消一批“自發社”,比喻為農業合作社“紅色高潮”中攔路的“石頭”。正面描寫毛主席親自下鄉視察和糾正,為那些由被取消的“自發社”轉成的“暗社”鼓勁叫好,搬開了“石頭”,更高的揚起了“浪頭”。其實,即使只從這篇小說中也能看出這股“紅色高潮”并無穩固基礎:全縣五個區因農民入社時耕牛作價不公,已發生殺牛賣牛事件十幾起:“暗社”社長何順江回答為什么不先把長年互助組辦好而急于轉社,竟是由于“長年組比社還難!……旱呀雨的,你搶先他恐后,想長長不了!”因此連他那個長年互助組都辦不滿周年。至于作品中毛主席視察時對這個“暗社”的表揚,也要作具體分析。例如主席視察中表揚這個明組暗社“基礎不好,莊稼卻出色!”“你們冒得不壞,莊稼卻很好!”此時是“剛栽秧不久”時節,又只是幾丘田,斷言莊稼好壞,還早了一些。何況此處只此“一家”,沒有比較。這種表揚更多的是一種回擊“反冒進”的政治需要。又如主席有意問:“你們為什么這樣不聽話,這樣急呢?”何順江回答說:“毛主席,世界雖大,我們后面沒有退路!”也只不過正投了主席的心懷。至于那個被喻為“石頭”的縣委石書記,盡管“又有理智,又有魄力,生活也樸素,作風也深入,樣樣都不缺”,作品卻不但安排他被“暗社”的一位農村老太太三番五次數落“把共產黨毛主席的飯白吃了”,還在全村人與毛主席合影時安排他“遲了一步”,“只照了半個肩膀,連個鼻子也沒照上”。這個藝術細節在作品中首尾照應,有作者的深意存焉。
  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1959),無疑是“十七年”中難得的優秀作品,在今天也仍然閃爍著它的藝術光華。但正如朱寨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的《導言》中所指出的:“由于(當時)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即使象“《創業史》、《山鄉巨變》這樣的名著”,也“在思想內容上不能不打上‘左’的烙印”,而“不能幸免”。《創業史之所以能成為“十七年”中描寫農業合作化題材中最優秀之作,至今仍有著它的藝術光華,那是由于它在對梁家祖孫三代創一份勉強能活下去的家業上的“勞苦史、饑餓史和恥辱史”的成功描寫中,為新時代廣大農民群眾在農村創社會主義大業的壯舉,所提供的一種歷史性的對照,賦予的一種深厚的歷史內容和歷史深度。由于它在對梁生寶的八戶的長年互助組的鞏固和發展的描寫上,雖也強調過與“三大能人”的斗爭的作用,但還是更為突出了無論“前進和落后、聰明和魯笨、誠實和奸滑”的莊稼人,對于“多打糧食,增加收入”的共同愿望的落到實處。由于它所著力的塑造的互助組長梁生寶為了黨的事業和農民群眾的利益,表現出來的令人贊嘆的自我刻苦精神(如買稻種路上),令人佩服的組織領導才能(如組織進終南山割竹子),以及令人欣慰的政治上的成熟(如對待互助組的坎坎坷坷)。這種種優秀品質形成的“梁生寶性格”,至今仍然閃射著一種耀眼的光華。它的未能幸免“左”的印記,集中表現為對“創業難”的理解上的一種偏頗:認為需要解決的最大“難”點,主要并不在生產力的極大提高,而在所有制的變革上的形形色色“阻力”,或者說試圖以所有制的超前變革(如長年互助組一年即轉社,以及下一步的方向),來解決包括生產力極大提高在內的所有問題,畢其功于一役。《創業史》的扉頁題詞:“創業難……”。“家業使弟兄們分裂,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正是這個含義。柳青本人另外也多次說過,從第一部到第四部(即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成立),“還是這個主題,沒有新的:習慣公有制,捍衛公有制”。〔1〕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的配置,無論黨內黨外, 都以這種所有制的變革前景為“試金石”而營壘分明和進行褒貶。例如縣委陶書記指示應認真團結新、老中農,區委王書記立即針鋒相對另發指示:“團結中農的意思,是互助組甭損傷中農的利益,甭打擊中農就對哩!并不是叫俺互助組遷就中農,巴結中農”,“越遷就,越巴結,越不能團結。”結論竟是陶書記錯而王書記對,因為“中農們對互助組的態度就是成問題”,有了一二十畝地一頭牛,“他們希望新民主主義萬歲!”又如村代表主任郭振山高興的原因,作品中說是因為他有一顆定心丸:“反正有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好過哩!”富裕中農郭世富決定以單干在生產上跟互助組較量一番,理論武器竟然是“紅牛黑牛,能曳犁的,都是好牛”。“新民主主義”論和“牛論”,在小說里自然受到徹底否定。與之針鋒相對,梁生寶則堅決地認定:“私有財產——一切罪惡的源泉!……快!快!快!盡快地革掉這私有財產制度的命吧!”所以早在土改中剛分得土地時,“他已經對發家淡漠了,而對公家的號召著了迷”。縣委楊副書記更堅決地認定:土改后離開了互助合作,即使在單干的農民中大規模推廣農業新技術,“那一定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農村”。而在小說中卻得到了無條件的肯定。即以相當一部分農民群眾的情緒的晴雨表的梁三老漢來說,老漢有狹隘保守的一面,小說中寫得很真實很深刻。但即使在大的問題上老漢也有務實求真的一面,小說中則往往也取批評否定態度。例如老漢在與鄉黨委盧支書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中,“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書記、盧支書、生寶他們接近著哩;僅僅他們搞的互助合作,他眼下無論如何想不通:‘你們把種地的機器拿來,再鬧騰嘛!離社會主義還有幾十年,空吹做啥?’”因此認為他們雖是為了莊稼人著想,但“有時間,就不按莊稼人的心思說話了”。老漢的這些話是不能僅僅以“狹隘保守”四個字來概括的。在這個特定問題上,恐怕倒是“落后”的梁三老漢也在教育著我們。
   三、文學中的初級社階段
  在反映農業初級社及其過渡階段的農村生活方面,《三里灣》、《在田野上,前進!》、《山鄉巨變》上卷、《冰化雪消》、《夏天》、《風雪之夜》、《私訪記》以及《爬在旗桿上的人》等,是有代表性的。
  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是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最早出現的長篇小說。它描寫太行老區的三里灣初級社1952年的秋收、擴社和準備開渠的一個月的生活, 而以擴社為中心:1951 年辦社時20 來戶,1952年初擴大為50戶,秋收后又擴大為121戶。 作者以此為中心進行描寫,正是要回答生活中的一個問題:“農業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2 〕聯系小說中所肯定的“入了社的人窮富不在土地多少”才是“進步道理”,可以看出還是力求所有制上的加速變革。但趙樹理作為描寫農村生活的“圣手”,在《三里灣》中仍有他的來自清醒的現實主義的不一般的藝術貢獻。一是實心實意為農民的合作化前途和命運考慮,從而精心刻劃了如金生這么一個一心撲在合作化事業上的帶頭人的形象,如玉生這么一個農業生產上富于創造性的人的形象,如滿喜這么一個嫉惡如仇、急公好義的人的形象,以及如靈芝這么一個生活和愛情上有過曲折但進步很快的農村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認真地提出了在農業合作化事業中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技術基礎、群眾基礎和文化基礎的重要性。這些農村新人,至今仍令人喜愛。二是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上能尊重生活真實,對小說中著重寫到的“有些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如范登高及“糊涂涂”一家,都有較合理的矛盾解決,更不人為地去描寫地主富農如何破壞,以示合作化道路上“兩個階級斗爭”的嚴重性。但輿論卻是對“擴社”的描寫一致稱贊,而對矛盾的合理解決則認為“影響了主題的鮮明性和尖銳性”,對沒有出現地主富農的破壞更被認為沒有寫出“這場嚴重的階級斗爭的艱巨性和尖銳性”。以至趙樹理在小說發表的當年不得不檢討自己的“缺點”:“富農在農村中的壞作用,因為我自己見到的不具體就根本沒有提”,犯了“有多少寫多少”的毛病。〔3 〕四年以后才明確表示:“有人說其中沒有敵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4〕
  秦兆陽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1956),描寫1953年快要垮臺的曲堤村初級社如何得以鞏固和發展。一是抓路線斗爭。小說中縣委書記王則昆是錯誤路線的代表,因為他消極保守,認為“他們這些農業社不能說沒有盲目冒進的傾向吧?……群眾的覺悟沒有到那一步,硬打著鴨子上樹,不摔跤等什么!農民各人單干慣了,猛一下把土地入到社里,統一經營,集體耕種,可不簡單!”主張建立合作社上晚一點和少一點,“需穩步前進”。縣委副書記張駿則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因為他積極進取,有一套“爭取”理論:“一個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事情,想辦法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不可能就成了可能。這就叫爭取,這就叫創造性,這是最了不起的東西!”很明顯,路線正確或錯誤的衡量標準,這里恰恰弄反了。二是抓階級斗爭。鄭老幌從小死了父母,十幾畝地,起早睡晚,瘋狂地干活。沒有牲口,以平日的勤勞助人和周到待人,向一些人家借牲口各使用一天,省下買牲口的錢買了兩三口豬,母豬生小豬時跟他媳婦輪換好幾天日夜守在豬圈邊。掙下一份小家業,土改時劃為中農。因土改后在外村買地、暗中放帳,趕著一輛膠皮大車做買賣,拉村民“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被作為新生富農破壞合作化的典型。偽軍小隊長的婆姨魏月英,則暗中組織了反動迷信的“混元道”,自任女真人。地主齊世澤也在破壞,我們所看到的卻只是他在群眾大會的會場上,對村里一個好吃懶做的婆娘“做眼色”。三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鼓舞。小說結尾處由一位中央首長傳達了總路線,“毛主席說了,在宣傳總路線和推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農業社要大發展,要翻一番,翻兩番,翻三番……。”于是這個在1952年成立時23戶的初級社,1953年發展到60戶,并表示明年、后年要發展到100戶、200戶。因為若不這樣快步奔社會主義,各級領導干部“簡直是罪過”。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上卷(1958),以常青社為中心,描寫清溪鄉1955年一個月時間內全鄉初級社化。應該說作者在生活中看到了不少真實的可以引人深思的人和事,但都往往作了相反意義上的處理,以配合農業合作化這個當時最大的政治。例如全鄉原先的六個互助組,其中四個是“明互助實單干”,因為如老貧農陳先晉所說,遇上農業生產上“搶火色,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懷里扒。”兩個真正的互助組中,也只有8 戶人家的劉雨生組靠著組長的婆婆咀婆婆心好一點,但也正如劉雨生本人的感受:“那時光,晚上開個會,都很困難,要挨門挨戶去勸說,好象討帳”,如今“組還沒辦好,如何辦社呢?”最后在“不能在群眾跟前,丟黨的臉”的想法下,他才下決心帶頭辦社。那位老貧農陳先晉担心這是“牽牛下水,六腳齊濕”。小說中卻對這種沒有扎實地基而急于蓋大廈的做法,予以完全肯定。例如初級社化的風一吹,一些農民大砍自己山上的竹木去賣,幾天之內全鄉砍了不下一千棵樹;還有些農民屠宰耕牛,或先跌死后屠宰,以至全鄉牛力緊張,工作組下令“少一條也不行了”。這明明主要是所有制上的超前變革所引起的“生產力的暴動”,但小說中卻歸之為“聽信反革命謠言了。”例如鄉支書李月輝按上級指示從實際出發,在1955年春堅決收縮了鄉里的一個“自發社”,被定性為“合作化初期,他跟區里的同志們一起,犯了右傾的錯誤”,只是由于他平日“聯系群眾,作風民主”,“又作了認真的檢討”,才免予撤職,留任以觀后效。小說中對這種“定性”,也是予以完全肯定。又如這個鄉之所以能在一個月內實現初級社化,究其實是上下兩種情形的“合力”作用。一方面是從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中央規定省委五天一匯報,省委規定地委三天一匯報,地委規定縣一天一匯報,農村里也有青年婦女宣傳隊每天天不亮就在各村屋后小山上用土喇叭“喚話”,加之“水源、糞草、石灰”都姓“社”。另一方面是農村廣大基本群眾真誠的感恩心理:大處是對共產黨的感恩,正如陳大春動員父親陳先晉時所說的:“解放以來,我們家里得了政府幾多的好處,你數得清嗎?”細處是對基層干部普遍不貪不占的好作風的信任,正如有的群眾對前來送一只母雞的老大娘所說的:“他們要了你的雞,不是成了貪官嗎?”就是一次全區干部“戰地會議”,縣、區、鄉干部們吃了一餐粗茶淡飯,也都當場繳“糧票菜金”。人民賦予的政治權力成為了一種推行某項政策的政治壓力,人民群眾對黨和干部的正當的感激和信任成為了一種可以盲從的僥幸心理,本來都是一種扭曲,小說中卻都給予了全盤肯定。所以盡管一個月內就全鄉初級社化了,但有的群眾耽心:“一爛場合,不要說社會主義搞不成器,大家的肚子也要受孽了。”駐鄉的縣委干部鄧秀梅毫不遲疑的回答是:“不用你操心,爛了場合有我們。”這個群眾的耽心本來很有道理,且不幸言中,但小說中卻把他定為落后群眾。這個縣委干部的自命高群眾一頭和不負責任的大包大攬,本來倒是令人驚愕,但小說中卻把她定為優秀干部。這種種的生活在作品中的“倒位”,在那個時期,連周立波這樣有成就的作家也未能幸免,也許難以避免。
  李準的中篇小說《冰化雪消》(1954),描寫初級社的成立和鞏固。1951年成立的以鄭德明為領頭人的紅旗社,原因竟是土改后的幾個老長工,因為“他們(替地主)做了大半輩子大莊稼活,現在(小家小戶)用一個牛犁地,拉車,大家覺得不是味,……就干脆把地放在一塊種,牲口放在一塊喂,打下糧食大家分,也沒有什么‘評工記分’”。秋后有兩戶嫌吃虧不干了,在難以“伙干”下去的時候,恰逢省長和縣委書記下來視察生產,省長說“你這就是生產社”,而掛牌“成立”的。這原本有些教人啼笑皆非,小說中卻是以之作為群眾自發的社會主義激情予以大力肯定的。同村原先對辦社不積極的貧農魏虎頭,1953年也辦了一個紅光社,實際上被幾個中農利用。這幾戶中農挑拔兩社關系,分紅時又違背社章暗中搞土地、勞力“倒四六”分紅。小說后面說,其中帶頭生事的劉二興、焦魁二戶中農實際上是漏劃富農,兼鄉支書的鄭德明“按縣委指示向(這兩個漏劃)富農開火”,于是合作社道路上“冰化雪消”。正如縣委書記陸廉所說的:“咱們下邊(指農村基層——引用者注)黨員都有這個好處,平素不管誰對誰有天大意見,可只要一聽說地主、富農分子要破壞,矛頭就會齊忽忽地對準敵人。”真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而且方方面面,千靈萬靈。與此類似的還有劉紹棠的中篇小說《夏天》(1955),集中描寫山楂村初級社的一個“反革命富農聯盟”,以套購糧食為起因的內外勾結的各方面的破壞活動。周振山等四人的“反革命富農聯盟”,利用對城市居民尚未“評糧”統銷之機,向城市居民手中套購糧食。在外面他們與不法糧販子勾結,社內則有副社長閻德海(隱藏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充當其保護傘,上面有縣委會的干部杜常青(包庇富農家庭和亂搞男女關系的壞分子)、縣法院干部高明(舊法院留用人員、隱藏的歷史反革命)的支持,從沉糧船——害死社里一頭牲口——行兇企圖殺人。在縣、區、鄉三級黨組織的領導下,斗爭獲得全勝。因指揮這場斗爭立了功,階級斗爭的弦繃得更緊、“腦袋比從前更聰明”的區委書記俞山松升任縣委副書記,滿懷“新的戰斗信心”走馬上任。
  王汝石的《風雪之夜》(1956),描寫為貫徹落實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講話,在1955年的除夕“風雪壓迫得人口也張不開”、曠野簡直無路可走的風雪之夜,區委嚴書記這個善于“思考在前”、“工作在前”和“走在前面”的全區農業合作化的領導者,滿腔熱情席不暇暖地奔波在鄉間道路上,啟發村、社干部不但要看到“當前條件”,更要看到“今后條件”,在全區基本初級化的基礎上“跑步”、“加油”,向高級社過渡,迎接1956年的“偉大的黎明”。盡管他也知道這個區里的農民群眾和一些農村干部連“走社會主義”也說不全,只是說成“走社會”,但也不妨礙“跑步”和“加油”。劉紹棠的《私訪記》(1956),描寫的也是貫徹毛主席的加速農業合作化的指示,但不是區委書記風雪之夜的奔波,而是省委書記下鄉微服私訪。白杜梨村1955年初春時“全村呼啦一下子就合作化了”,但由于缺乏骨干和缺乏經濟基礎,春耕時又“全村呼啦一下子散了”。區委副書記來調查后,給“收縮”掉了。但有四戶堅持辦社,不被批準而成為明組暗社。省委書記私訪到這個四戶的“秘密社”后,義憤填膺地大批區委副書記(兼及縣委書記)的“小腳女人”,說他們“只會掄大斧,左砍右砍”,“要把黨員和群眾的積極性砍得不留一寸”。這位省委書記所帶來的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社“要大大地發展和擴大”的指示,使得運河兩岸“翻江倒海”,人們在合作社的道路上不但在“邁大步”,也不但在“撒開腿向前跑”,而且在“張開翅膀飛!”全國有過一個人所共知的由領袖發現的三戶農民“代表全國六億農民的方向”的典型,這里又增加了一個由省委書記發現的四戶農民的典型。
  柳溪的《爬在旗桿上的人》(1956),則描寫了1955年紅五月初級社轉高級社上的一場斗爭。紅五月初級社是全省以至全國的“旗幟社”,社長耿開山堅決主張立即“轉高級社成立集體農莊”,因為他曾隨代表團參觀訪問過蘇聯的集體農莊,中央農業合作化文件中也是把高級社大略等同于集體農莊。可是省委派駐該社的試點工作組長朱光不但在日常工作中脫離群眾,自命不凡,一切成績歸自己,還特別反對立即轉高級社成立集體農莊,批評耿開山的這種堅決主張是“盲目冒進”,是“忽略了小農經濟的特點”,是“牛不喝水強按頭”,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觀,認死理,片面”。朱光這個認識還包含著他自己的沉痛的教訓:1952年作為駐社試點工作組長的他就曾根據報紙上介紹集體農莊的文章,建議“迎頭趕上,把合作社變成集體農莊。卻遇到社員們的強烈反對,而且影響了人們的勞動熱情,給合作社造成了減產”。應該講,朱光是一個比較務實和比較善于總結自身教訓的不錯的工作組長,可是小說中卻把他歸為“爬在旗桿上”壓制這個“旗幟社”前進的可惡的保守分子和官僚主義者。社長耿開山在與朱光的辯論中以“我是個老粗,也沒有理論”自豪,但他的“老粗”理論卻也是自成體系的:“1950年互助組要散臺,我們就把它轉成了合作社,它就鞏固了。”以此類推,所以現在又要轉為高級社和集體農莊了。這種加速過渡、越窮越過渡的“理論”的不斷付諸實施,是使人驚詫和不安的,可是小說中對這個人物卻是全力肯定。朱光與耿開山的這場斗爭,也就被描寫成“邪氣”一時壓倒了“正氣”,讓人們為耿開山的“痛苦”而揪心。它是以耿開山的“痛苦”,呼吁“反右傾”和批判“小腳女人”的迫切性。
   四、文學中的高級社階段
  在反映高級社階段的農村生活方面,《狠透鐵》、《山鄉巨變》下卷、《“鍛煉鍛煉”》、《并不愉快的故事》以及《艷陽天》等,是有代表性的。仍是一片推波助瀾聲,但也開始有了個別較為清醒者。
  柳青的中篇小說《狠透鐵(1957年紀事)》(1958),如副標題所示,描寫在1957年“反右派”之后的全民整風中,水渠村高級社的一場斗爭。“狠透鐵”為一直受人尊敬的老生產隊長的外號,即“做啥都狠”的意思。小說中圍繞農業合作化寫了他幾個方面的“狠”。首先是對隱藏在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斗爭得狠。由于“以副生產隊長王以信為首的上中農集團,總給他搗亂”,使從前的農會小組長、人民代表、互助組長、初級社主任的狠透鐵,卻當不好高級社以后的生產隊長,給人民辦不好事情,接二連三地忘了大社布置的種洋芋的事和制定“三包”合同的事,還忘了給隊里的紅馬抓藥而死了一匹馬。紅馬事件使他的生產隊長一職也給免了。被免職以后的狠透鐵,出于對這個“上中農集團”的不放心,拒絕了當飼養員的“照顧”,并爭取當上了大社監察委員。終于發現了這個“上中農集團”利用在生產隊里的職權,集體偷盜隊里12石糧食。在鄉黨委支持下于全民整風中破了案,并發現了王以信實為漏劃富農。經縣委批準重劃,逮捕入獄。狠透鐵重任生產隊長。其次是對毛主席的農業合作化號召緊跟得狠。用狠透鐵自己的話來說:“咱不能跟共產黨走,咱要跟共產黨跑。要愣跑愣跑!”通過狠透鐵的兩“狠”,此篇小說進一步開了兩個風氣:一是狠抓混入人民內部階級敵人的風氣,二是在農業合作化道路上“愣跑愣跑”的風氣。柳青的并未全部完成的《創業史》,尚未寫到高級社階段,但從這個與《創業史》第一卷同一時間內完成的中篇里,也約略可以窺見柳青構思中的《創業史》第三卷和第四卷的總體趨向。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下卷(1960),其背景如開篇所言:“初級化以后,毛主席、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全國農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廣泛的變化。在短短的期間以內,所有初級社都轉成了高級社。”清溪鄉的常青初級社在1956年元旦成立后馬不停蹄,一個多月中bìng@②入兩個小社和擴進一批單干,又轉成了常青高級社。小說的具體內容中值得注意之點,一是高級社的優越性。與仍堅持單干的富裕中農在担塘泥、搶收搶種等生產勞動競賽中,高級社取得完全勝利,富裕中農對高級社的優越性從不服氣到開始服氣。二是階級斗爭的警鐘長鳴。在小說上卷中龔子元的政治面目尚未查清,其破壞活動還只是散布諸如“山要無代價歸公”、“雞鴨要入社”以及“婦女走人家要請假”等一類謠言,擾亂人心。下卷中已查清他本名龍子云,是惡霸地主兼綢布商人,早年襄辦過某縣團防,血債累累。解放后改名換姓與姨太太一起化裝逃至清溪鄉,又與楊泗廟的軍統特務聯系上,準備在我們歡慶高級社的第一個夏收的大會時,在這兩地同時暴動,再拉隊伍上山。可是“暴動”武器呢,只不過是公安人員在舊馬桶里搜出的一顆美式定時炸彈,一把尖刀,在水缸底下搜出的用一面國民黨黨旗包著的生了銹的十二排子彈,以及在屋后堤溝里挖出的一支槍托已經漚壞了的七九式步槍。“暴動”隊伍,在清溪鄉也只他夫妻二人。可信度有多大呢?三是瞎指揮、浮夸已露端倪。如密植規定必需插上3×4寸的秧,宣揚“一百斤稻草,能出十五斤白酒”,以及前面沒有任何交代卻突然宣布剛初中畢業的盛學文設計的很有優越性的新式打稻機已“搞了一半”,指日可成等,在小說中都是作為新事物來肯定的。四是對總路線的全面貫徹。小說下部里,鄧秀梅、陳大春等一批干部和社員,被抽調“轉業”去城市里搞工業建設,以體現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大任務的全面落實,雙翼齊飛。五是再繼續革命不停步。小說結尾處,鄉支書李月輝對社員說:“如今到處都喚勞力不足。這個問題,我想,毛主席會想一條妙計,好生解決的。”這段話中,已經隱隱地含著對更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呼喚了。
  趙樹理的《“鍛煉鍛煉”》(1958),是當時描寫高級社階段較經得起檢驗的作品。它寫的是先鋒社1957年秋末的“全民整風辯論”中,年青的副社主任楊小四等人趁老資格的“和事佬”的社主任王聚海外出開會之機,設計抓了婦女社員中“兩個自私自利的頭子”作典型,從而“以整風促進了生產”的故事。這一故事模型框架仍是服從于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創作意圖的,“問題”的解決辦法并不完全值得稱道。更值得稱道的是,當趙樹理在小說中堅持描寫他在生活中親自看見的,決不人為地拔高或做假,而真實展現的農業社的生活畫面,所給予人們傳遞來的信息。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被稱作先鋒社的高級社生產上卻是一片混亂被動的局面:“快上凍了,婦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來,花桿拔不了,牲口閑站著,地不能犁”,而且并無階級敵人“破壞”。社員群眾的思想認識和覺悟水平,也很難說是與社一條心。這倒不光是因為寫了“小腿痛”、“吃不飽”這兩個偷奸使懶、對社里莊稼順手牽羊的落后女社員,更因為“全社有一半婦女社員都如此,連有些婦女隊長也偷過”。而一個婦女后面是一個家庭。高級社干部的素質和水平,也很難說是稱職和堪當重任的。以善于當“和事不表理”的和事佬為榮,并以此為人所不及而自夸的社主任王聚海,自然是不稱職的干部,小說也是對之取尖銳批評態度的。就是小說中對之持贊揚態度的年輕的副社主任楊小四,對“小腿痛”、“吃不飽”等人的設計作弄和辯論斗爭中的“送法院”的恫嚇,也很難說是稱職的干部,他與王聚海事實上是兩個極端。即使小說中最“成熟”的社支書王鎮海也未必成熟,他的辦社“理論”是:“只要克服了資本主義思想”,辦社中的什么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在辯論斗爭會上對楊小四支持的辦法是:“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和下令社員將胡攪蠻纏的“小腿痛”“送鄉政府”。“小腿痛”最后也是“因為怕進法院”,“所以坦白得很徹底”。正是小說中的這些真實生活畫面的描寫,包含了作者的某種憂慮,并客觀上給我們透來了如下信息:由于所有制變革的過頻過快,由于群眾思想認識和覺悟水平并不總是隨著所有制的快速變革而立即水漲船高,也由于干部素質和水平的低下,在這條合作化的道路上并非真的就是一片“艷陽天”和一條“金光大道”。這正是趙樹理的這類作品,高于同一時期的某些即使受到過大力稱贊的作品之處。但也正因為此,當時就有人說它“歪曲現實”,至少是“把我們新農村的落后寫得太多了”。
  從維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1957),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作品。它描寫的是野花嶺農林牧高級社的進一步“窮過渡”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嘗試“撕開官僚主義者的圍裙”。社主任白長祿,是那種不拍桌子,不耍態度,卻我行我素,獨斷專行,為了自己當模范和得到上級贊揚,卡得幾十戶社員連起碼的日子都過不成的那種官僚主義分子。他的辦社宗旨是在經濟上只要社員們“奉獻”,根本不管社員們死活,已提前開“共產風”之先聲。不要說社員們的日常生活需要甚至天災人禍都從他這里預支不到一分工分錢,就連社員們年終分紅的錢也被“動員”投了資。于是一邊是長年累月“社員沒錢買油鹽,婦女沒錢買針線”,齊東海的老伴病支幾元工分錢抓付中藥也不行,老伴死了連棺材也沒有著落,逼得無奈只好立借據和加抵壓向富農“買”了一口棺材。而另一邊卻是給白長祿貼金的在社里又蓋大馬棚,又蓋大倉庫和擴建辦公室。令人深思的是,白長祿還有一套對待社員的堂而皇之的“理論”:“克服克服么,建設社會主義該忍著點”,“多想點社會主義,少想點自個兒”。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么一套“理論”竟然在區勞模會上講用,這個社竟然被評為“勤儉辦社”的模范社,白長祿竟然不但被評為“勤儉辦社”的區勞模,還被評為縣勞模,而且是縣特級勞模,還要向地區和省里匯報其經驗,讓省報紙記者來“寫上它三兩篇”。齊東海的老伴的凄涼的喪葬場面終于引發了社員們郁積在胸中的憤怒,紛紛喊出“歇工”、“退社”。齊東海老漢內心也深深地感到:合作社“這樣辦下去,不但辦不好,還會逼起百姓造反”。但憑著一個老貧農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深厚感情,卻在盡力勸說大家“不許退社,別忘了本”,可以“往地委省委反映,會給咱們解決解決的”。因為他相信,如此辦社并不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想法”。作者所描寫的這個不愉快的故事,由于當時還不可能清楚看出所有制的加速變革這個根本原因,所以還說不上很深刻;但它所展示的“窮過渡”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卻依然有一種叫人寢食不安的尖銳。作者在30年后回憶當年情形說:“50年代中期,蘭天下已有沙塵,我把它寫進作品,目的是為了蘭天碧透”〔5〕。應該說, 這也正是作者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一片赤子之心。但作者卻為這一類作品被打成“右派”,可見那怕只是較為真實和清醒的現實主義之路,都是那么艱難。因為人們欣賞喜鵲而討厭啄木鳥,盡管一棵生了病的樹正需要啄木鳥。
  浩然的卷本的長篇小說《艷陽天》,第一卷出版于1964年,二、三卷出版于1966年“文革”前夕。它的主旨如書名所示,高級社里一片艷陽天。確乎是一片喜鵲報喜報捷之聲,而成為“十七年”反映農業合作化中曾備受贊譽的“壓卷”之作。這部120多萬字的小說,描寫1957 年5、6月間在全國從鳴放到反右的政治背景上,東山塢高級社麥收前后與此相呼應的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高級社在斗爭中的進一步鞏固,斗爭焦點是高級社土地應否分紅。對于階級斗爭這個主題的理解,鄉支書王國忠的多次講話中作了如下指示:斗爭形勢和特點,是富裕中農出面,背后地富反壞,又連著右派鳴放,還連著國際階級斗爭;斗爭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斗爭”;斗爭的任重道遠,則是這一場斗爭已經獲勝也不能停步,“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搞階級斗爭;我們有決心革命到底,也就有決心把階級斗爭搞到底”!小說主人公、支書兼社主任肖長春身體力行的錚錚誓言:“自己要永遠當階級斗爭的硬骨頭!”對主題也是言簡意賅的說明。小說卷首用以為全書明志的一句民謠和一句格言:“烏云遮不住太陽”和“真金不怕火煉”,也是要人們“永遠當階級斗爭的硬骨頭”的意思。對這一主題為什么如此反復強調?副社主任韓伯仲的話提供了一個回答:眼下比之民主革命時期,“階段斗爭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復雜了”。
  1948年土改、1952年建初級社、1956年建高級社的東山塢,眼下階級斗爭是如何更為復雜法呢?一是被打倒的地主馬小辮的破壞。小說中寫了馬小辮深夜祈禱,呼告“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西天的如來佛,臺灣的蔣委員長,還有南來北往的過路神仙”,盼望“變天”;以及給村上干部和積極分子捏面粉人,寫上名字,插上針。均形同鬧劇。他平日的“能耐”,也不過如麥收期間不許他亂說亂動,他就借此窩在家里不出工,但也很容易就打破了。當然,小說里也重筆描寫了馬小辮的兇殘的破壞活動。起因是社里麥收后開渠要經過他的祖墳,他真要拼命了,其思路是“拖住收麥子,拖到(在北京上大學的)小兒子馬志新回來,(鄉長)李世丹到”,開展農村鳴放,肖長春在鳴放中倒臺就沒工夫挖他的祖墳。于是自己出馬,先是放火燒麥子,未得逞;又去暗殺肖長春,也未得逞;最終偶然的機會,把肖長春的幼小的兒子小石頭推下山崖摔死了。問題還不在于馬小辮九年前土改沒收他土地時,就喊著要拼命,卻一回也沒敢拼過,搬遷一座祖墳的重要性會超過九年前沒收他的土地嗎?問題更在于即使少數被打倒的地主搞破壞,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完全可以對付,夸張成如肖長春所言這就能“再把我們拉回舊社會”,因此階級斗爭要擺在第一位講,至少是一種聳人聽聞。
  二是中農階層里頑固地走自發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肖長春批評新中農焦振叢時說:“人一有了家產,就有了私心,就沒了良心。”正是從這一“理論根據”出發,從而認定“對中農光團結不斗爭,真是團結不住呀!”副社主任韓伯仲則從“階級路線”方面立論:“一隊的中農多,戀著資本主義道兒的人多,更應當挑貧下中農到那兒掛帥領兵”,否則就是“中農路線”。于是新中農車把式焦振叢,由于好不容易圓了買輛新大車的夢,暫時不想入社,就被工作組認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在幡然悔悟帶車入社后才了事。富裕中農彎彎繞一次放雞吃了社里即將收割的小麥,被開“批評斗爭會”,“不斗爭斗爭,準得反了天”。中農階層里的一些人實際上在想著什么呢?“自發資本主義道路”傾向最嚴重的富裕中農之一的馬大炮,說出過他的心里話:“我看,單干也有好處。各家有地,各家有牲口,咱們來一個你家跟我家的比賽,我家跟你家的比賽,比著勁兒把地種得好好的,打了糧食,該交公糧交公糧,該支援國家支援國家,家也發了,國也建了,這不兩全其美嗎?”小說中是把馬大炮這番話當作主張走“黑道兒”批判的,其實它并不“黑”,倒是樸素地在某種程度上講出了各階段所有制的變革必須適合發展生產力的實際需要,這個當時為人們普遍輕視和忽視的道理。小說中的土地分紅的尖銳矛盾,也包含在這個道理之內。中農階層里的“自發資本主義道路”的極大危險云云,不但是夸大了,而且歪曲了。
  三是上述階級敵人和“自發”勢力,還在共產黨內找到了象李世丹、馬之悅這樣的“代理人”。李世丹1956年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并由區長降為鄉長的嚴重處分,是為了他強調在農業合作化上應“穩步前進”,“放倒”了5個農業社,“強迫”3個農業社轉組,還“扶植”了1 個中農富社;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很明顯,正確和錯誤是顛倒了的。降職為鄉長的李世丹,仍然反對肖長春們把什么都說成是兩條道路斗爭,把經濟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到一塊。例如他認為:“群眾鬧土地分紅,很可能是我們工作中有缺點,我們的制度方面有不太合理的部分,我們應該虛心、冷靜。”對整風應達到的目的,他也有明確的看法:“黨既然要整風,就是需糾正偏差;這些偏差里邊,農業社搞得太急、太‘左’是其中之一。”可是正是這些難得的正確的意見,被當作不思改悔,自覺充當階級敵人和“自發”勢力的“黨內代理人”,具有“更大的危險”云云。副社主任馬之悅從打擊肖長春到鼓勵一些中農搶麥子搶牲口,作品中說是為了實現他的“變天”計劃:“馬之悅想在東山塢開展一個變天的試點,跟城市(右派分子)配合起來,給自己闖出一個天下”,即借整風鳴放“成為政治上的暴發戶”。回顧一下1957年全國那段整風反右的歷史,其中的不實之詞似乎不必一一去分析了。
  《艷陽天》正是以其對“左”傾路線的全面徹底的圖解,甚至在狠抓階級斗爭上如何內挖外連、分類排隊、訪問談心、發動群眾、形成優勢、孤立“敵人”等方面,都頗具一種“工作指南”的作用,而成為“十七年”中這方面的“壓卷”之作,飲譽于當時和“文革”中。小說結尾處寫道:“東山塢人的這一段經歷,將永遠閃光發亮”——已是用狠抓階級斗爭開辟出一條“金光大道”了。那位善于狠抓階級斗爭的領頭人肖長春,在焦淑紅、馬翠清等一批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了不起”,“眼睛亮”,“看得遠,看得深”——也已是相當“高、大、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 《金光大道》正是這條創作道路的必然延伸。 即以1972年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卷而言,如“內容說明”所言,它講的是“兩條路線斗爭”。“錯誤路線”的一方是縣長谷新民——區委書記王友清——村長張金發,代表被打倒的地主歪咀子、漏劃富農馮少懷、富裕中農秦富等。還由其中的縣長來“販賣”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秩序”論,由區委書記來“販賣”鄧小平的“貓論”,上掛下連,儼然成了一個“司令部”體系。這原也是一種必然“延續”,因為由“十七年”中的“左”,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是相銜接的;由挖李世丹式的基層“代理人”,到挖中央級的“代理人”,也是相銜接的。而且小說對此還有發揮和創造,即把中央級的兩位“代理人”的時限更提早到了1950年的互助組階段,也不顧無論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和鄧小平的“貓論”那時都尚不存在。對于小說中善于和精于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一號英雄人物”高大泉,當時的一本評論專著《〈金光大道〉評析》中,說“體現了革命樣板戲經驗在小說領域的成功運用”,不無道理,只是“成功”的含義與我們不同。《金光大道》的創作,從思想到藝術,看來作者確有些“勝利”沖昏了頭腦,令人難以卒讀。
   五、文學中的人民公社階段
  在反映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階段的農村生活方面,《一盞抗旱燈下》、《新結識的伙伴》、《李雙雙小傳》、《老定額》、《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破案》、《奇跡》、《鄉下奇人》、《甸海春秋》、《“老堅決”外傳》、《出山》以及《“鐵筆御史”》等,是有代表性的。
  申躍中的《一盞抗旱燈下》(1958),日夜車水的青年突擊組的紅旗迎風招展,為了車水抗旱奪豐收他們已兩個多月沒有回家,“在地里干活,地里睡覺,由社里給他們糧食,就地做飯”,“黑夜白日生活在地里。”若有誰談論下雨,就是無所作為“等待大自然的恩賜”,“向大自然討賞”,也非被鄉長批評為“懶漢”思想不可。有個姑娘回家去過兩次,也是因“她爸爸上村東去了,媽媽上村西去了,兩個弟弟跟他們的老師抬水車去了”。鄉長許諾他們:“再苦干兩年,到你們結婚的時候就可能坐小汽車轉轉,屋里放上個收音機”。鄉長本人每次來看望時也帶頭車水,小伙子們每40分鐘一班,他本人80分鐘一班。應該說是一種對“大躍進”場面和心態的真心誠意的頌揚,自然空想和“左”的東西亦已在其中。王汶石的《新結識的伙伴》(1958),描寫“大躍進”如何為“闖將”張臘月進一步提供了馳騁的天地,如何把一向文靜靦腆的“好女人”吳淑蘭給“躍”出來了,兩個新結識的伙伴性格鮮明,維妙維肖。作者對“大躍進”一片真心誠意的頌揚之中,并未意識到其中有隱患。這種隱患即使在小說所描寫的內容中也已露端倪,如上級在棉田檢查評比上分別授予紅旗、黃旗、黑旗——上游、中游、下游。以及張臘月為摔掉“爛黃貨”而對吳淑蘭的挑戰:“馬踏南二社,捎帶劉楊村,收回大紅旗,永遠扎住根。”李準的《李雙雙小傳》(1959),描寫的也正是“1958年春天大躍進,把李雙雙給‘躍’出來了”,當了全生產隊公共食堂的炊事組長后,由于創造了“全縣一等紅旗食堂”的優異成績,“縣里也去開過會,報上也登過,廣播里頭三天兩頭表揚”。它的主題是:把農村家庭婦女從一家一戶的小鍋臺上解放出來,“咱們這個大躍進可就長了翅膀了”!的確,婦女解放的程度是社會進步的尺度。但以公共食堂取代農戶各家的鍋臺,無論從生產力的水平、物質的積累程度、人們的思想認識和生活習慣等方面來說,都是不現實的,事實也證明效果是適得其反的。它刮的是一股“瞎指揮風”和“共產風”。對比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也正是在1959年初,趙樹理為農村這種“食堂化”的大包干和勞動報酬上的拉平而深深憂慮,決定暫時擱筆。〔6〕所以,盡管李雙雙這個樸實潑辣的農村婦女有許多令人喜愛的品質,但無法挽救作品整體上的失誤。小說對李雙雙的文化水平和技術革新能力,也有某些“拔高”的描寫。以上3篇小說, 都表明了作者們在“大躍進”之初,對“一大二公”的農村人民公社的滿腔由衷熱忱,卻缺少必要的清醒。
  現實生活畢竟是最好的教員,特別是“大躍進”之后連續3 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農民首當其中,許多作家不能不作一些較為深入的思考。趙樹理在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他于1959年初在《給邵荃麟的信》中,就直率地指出,“這次到鄉間來”,“在工作中也沒有發現先進的成功的例子”,倒是瞎指揮風、浮夸風、共產風比較普遍,“所以群眾的生產的積極性不象我們想象的那樣高。”但另一方面仍有期待:可能是“在(人民公社)初建時期,主要的優越性還沒有發揮出來”,“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躍進精神”。于是決定暫時擱筆,“再參加一段工作再說”。以后他的認識更明確些了,這反映在他1962年8 月《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的發言》中的如下回顧:“五風”從1958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960年時的情況更是“天聾地啞”;回溯起來,浮夸風從1953的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即已開始。對待這場“大躍進”中的“五風”要頂風:“干部好,頂風也是自然的。如果他是勤勤懇懇建設社會主義,他總是要頂的。軟頂硬頂,能頂多少頂多少”,不要跟著去“出風頭”,“放什么衛星”。但反映到文藝作品中,“有好多事不好寫,不能寫”,“如文藝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地來寫它,找不到微妙的辦法不寫也可以。”于是我們看到正是在這種認識下,他在《老定額》(1959)中,主張生產上的定額管理,把好這個“管理生產的大關”,避免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壞一個樣;當然,“有了定額也不是就不要革命精神了。”在《套不住的手》(1960)中,借贊揚陳秉正老人那雙勤勞、硬實、靈巧、閑不住的手,提倡一種實干精神。在《實干家潘永福》(1961)中,贊揚主人公從1941年入黨以來的20年,一以貫之的實干家作風,并隱隱反對那種“擺花樣讓人看而不顧‘實’利”的時弊。這種微妙的“軟”頂風,用心可感,也己屬難能可貴,但不久即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李古北的《破案》和《奇跡》(1958),則可以歸之為“硬”頂風一類,不是“不好反映就算了”,而是正面披露了“大躍進”中的“五風”。《破案》諷刺批評農業生產中的浮夸風。小說寫先鋒社的干部們正做著玉茭畝產萬斤的美夢,其中一棵玉菱上長了12個棒子更使干部社員們非常高興,“覺著他們今年可逮住了,有人竟過早地做著上北京的準備”。可是這棵長了12個棒子的玉茭,卻有兩個未成熟的棒子給人板掉在地。這是一個老黨員、老農民的出于好心(棒子超過五個就長不好),但卻驚動了從社主任、鄉書記直至縣委書記,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反革命破壞案件,破壞他們“創造一個全國的、甚至全世界的紀錄,在糧食產量上壓倒美國”,“很可能有復雜的政治背景”,發誓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破案,鬧騰多日卻毫無結果。最后是那個老實巴交的老農民為干部、群眾的破案的政治熱情所感動,深深愧疚,主動投案。縣委書記親自找他談話,質問他:“你愿不愿我們在糧食產量上壓倒美國?……嚴格地說,老哥,你這罪過真是不可寬容的。”這個老農民、老黨員也真誠地懺悔:“把我押上10年監獄也難抵消我這個糊涂干法造成的損失!”《奇跡》諷刺批評“大躍進”中除“四害”(蚊子、蒼蠅、老鼠、麻雀)的“愛國衛生運動”中的浮夸風。這場席卷全國聲勢浩大的“除四害”群眾運動,是要在全世界創造一個“四無”的奇跡。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小說寫某縣向省委報告全縣“四害”絕跡,省檢查團來該縣“除四害”先進村堂上村檢查驗收。但不湊巧,檢查驗收中卻在他們面前閃過一只麻雀,還“唧”的叫了一聲。陪同檢查的縣衛生科長“面顏失色”,鄉支書緊張得結結巴巴地說:“這簡直是奇跡嘛!這這這……問題太嚴重了!”于是村里的鐵鐘響起了緊急警報,人們“蜂涌而出”,“儼若發生了敵情”,全村男女老少追擊了一整天沒有結果。當晚又召開社干擴大緊急會議,統一思想,分析“敵情”。第二天又男女老少全體出動,圍剿了一整天,弄了個雞飛狗跳墻,直到黃昏才在一棵老槐樹的樹洞里,找到了那只已嚇得半死的麻雀,捉了活的,消滅了這個“奇跡”。兩篇小說對“大躍進”中大至糧食畝產、小至“除四害,講衛生”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諷刺得入木三分,對干部和群眾中的那種愚昧的真誠、真誠的愚昧,也刻劃得維妙維肖,“大躍進”的正劇其實是一場鬧劇甚至悲劇。但也正因為此,對它們的批判也是毀滅性的。批判者們說這是“兩篇奇怪的小說”,給他們定性為“毀謗大躍進,丑化群眾運動”,是“站在什么立場”的原則問題。并指責作者玩弄手法,“把大事(大躍進)化小、小事(兩個棒子、一只麻雀)化大”。其實兩篇小說既沒有把大事化小,也沒有把小事化大,而是成功地以小見大,以典型事物顯示一般。作者的膽識和勇氣,令人欽佩。
  有幾篇小說還刻意塑造了“硬”頂風的人物。歐陽山的《鄉下奇人》(1960)是出現較早的一篇,塑造了堅決抵制“包產”上的浮夸風的第一生產小組長趙奇的形象。上級和時尚的要求,只要每次“包產”時能按上邊的口徑信口說大話,包過產之后一丟腦后,實際產量最低也無責任,而且是“鼓足了干勁”,是“正常”;而象趙奇這樣堅持從實際可能出發包產,拼死拼活地完成,產量也比別人高,卻被認為是無法理解的不正常的“天下奇人”。小說對浮夸使“包產”荒謬如兒戲,并助長一股歪風,刻劃是較為深刻的。劉澍德的《甸海春秋》(1961),其中新選上來收拾爛攤子、“殺開局面”的生產隊長田老樂,是又一位“鄉下奇人”。他深深懂得“我們這份大日子,是大家小日子湊合起來的”,來不得虛假和兒戲。別的隊每畝包產1600 斤, 他堅持每畝只包產900斤。 在帶領全隊拼死拼活地干中又頂住田間管理上通報批評的壓力,自信“在數字上我們可能是下游,拿活計的細致來說,說不定我們還是上游啦”。倒是取得了比所有別的隊更好的收成。張慶田的《“老堅決”外傳》(1962),描寫了一位當年打日本鬼子堅決、治自身癱瘓堅決,后來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堅決的農村基層干部、“老堅決”甄仁,在“大躍進”中“五風”甚囂塵上的日子里,與公社主任“王大炮”的斗爭,在抵制瞎指揮風、寧要“黑旗”上也堅決:“咱要糧食、棉花,不要紅旗!”自然,以上3篇亦是不可多得的小說, 也明顯存在當時的局限。一是批評浮夸風、瞎指揮風卻仍然維護“三面紅旗”,或者說是在仍然維護“三面紅旗”的前提下批評“五風”,難以擊中“五風”要害。二是幾位頂風的“鄉下奇人”,最后都有上級領導干部出來支持,如最后地委書記支持趙奇,省委代表支持田老樂,縣檢查團和省委書記支持甄仁,給小說的真實性和認識價值打了個折扣,因為當時從上而下的這股狂風,全國沒有一個省能頂住,何況一個地、縣。這些局限,或者是表明了作者們清醒中的某種不清醒,或者是意識到只能寫到這個限度。
  還有幾篇小說,在思考農村基層干部素質(特別是政治思想素質)的重要性。方之的《出山》(1962),描寫窮得出名、哪個生產隊也不要的小王莊,決心自己單獨成立一個生產隊,請在大隊捕魚組干活的王如海“轉業”出山當生產隊長。王如海深知担子的沉重,全家以身作則的重要,因為“干部說干咀,不如家屬動動腿”。在家庭會議上,堅持以“我這個生產隊長,不單是村里選的,還是家里選的”為出山條件。在女兒同意干最苦最臟甚至女孩子們都不愿干的活,妻子同意放倒后院那兩棵準備打嫁妝用的樹給生產隊制農具,兒子答應集體勞動中多出力平日少放炮,年老的父親原諒他以后沒時間抓魚為之尋幾瓶酒錢,才正式應承出山,頗有些悲壯慷慨。他相信,從自家做起,一心為生產隊,“一家如此,家家如此,永遠如此,一季兩季,一年兩年”,生產隊再窮也能翻身。新任生產隊長這種一心為公的品質,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王杏元的《“鐵筆御史”》(1963),描寫杏林生產隊的18歲的記工員李鎮平,上任后秉公按每個社員完成勞動定額的質量計工分,對損公肥私、奸刁成性的叔父也一樣鐵面無私。由于他在把好記工關上的大公無私、一心為隊,被群眾譽為“鐵筆御史”。并認為杏林村“窮村變福村”的三大原因之一,正是因為有“象‘鐵筆御史’這樣的忠臣賢人。”新任紀工員這種鐵面無私的品質,也是教人喜愛的。農村基層干部的政治素質的確十分重要,問題是在所有制的超速變革已在嚴重壓抑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嚴峻形勢下,無論新任生產隊長的一心為公,還是新任記工員的鐵面無私,也都只能在某一個方面起作用,而決不可能在“窮村變富村”上起死回生。兩篇小說恰在這一根本點上,表現出一種不清醒,限制了作品的歷史深度。
   六、文藝與政治關系的思考
  毛澤東本來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理論的主要制定者,認定這是“走歷史必由之路”〔7〕。直到1950年6月還明確指出:“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這種時候還在遙遠的將來。”〔8 〕正是從這種科學依據出發,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1951年3 月的一次報告中,向全體共產黨員發出在現階段“為鞏固新民主主主制度而斗爭”的號召。到1951年,中國在政治穩定的同時,形成了典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五種經濟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1952年底,農業生產和工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均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使新民主主義社會獲得了一個初步穩固的經濟基礎。但1953年初,毛澤東徹底改變了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看法,認為新民主主義等于資本主義,主張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立即向社會主義全面過渡,頒布以“三大改造”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8年又主張實行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頒布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內容的“三面紅旗”。另一方面則不斷嚴厲批判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以鄧子恢為代表的“小腳女人”,以及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路是:不但跟共產黨一道走過來的民族資產階級,被認為是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國內的敵對階級;連革命依靠力量的個體農民和個體手工業者,也被認為是“自發資本主義”的溫床,解決之道則在于所有制上的畢其功于一役的超速改造與變革。毛澤東以其政治上的權威的認識上和行動上的這種根本改變,既給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出了一道難題了,也給文學創作出了一道難題。
  眾所周知,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根據“文藝從屬于政治”的規定,我們的不二的文藝方針長期一直是“文藝為政治服務”。以“三大改造”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內容的“三面紅旗”,正是“十七年”中重大的政治。其中的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自然成為農村最大的政治。從前述農業合作化題材的小說中,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作家們在“文藝為政治服務”上的努力和留下的深深印記。包括作品中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徹底否定,對所謂“農村資本主義傾向”和“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痛加批判,對所有制上不斷超速變革的盡情謳歌,對以“抓階級斗爭”促“農業合作化”的全力肯定,等等。連作品中人物的配置和主線的安排,也幾乎都是遵循毛澤東如下一段論述:“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富裕中農的后面站著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9〕, “個別的(富裕中農)甚至勾結他主富農做壞事。”〔10〕個別作品甚至還在“上掛下連”中不點名批劉、批鄧。即使作家中難得的極少數較為清醒者或后來一部分變得較為清醒者,也基本上停留在“下面的歪咀和尚把一本好‘經’念歪了”的水準。“十七年”的這類文學創作中這么一個總體缺陷,正是“文藝為政治服務”而且“政治永遠正確”的必然反映。
  “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文藝方針之所以不科學,還不光因為政治也有錯誤的時候,即使政治是正確的時候這一方針仍然不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早已經明白地揭示出,任何一門科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科學,是由于它具有自身的規律,亦可以稱之為它的特殊規律,抹煞它就取消了這門科學。“從屬”說、“服務”說恰恰造成對這種自身特殊規律的抹煞,使文藝成為一種“政治圖解”,而失去了文藝的特質,如過去人們批評過的“抗戰八股”之類。還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同樣早已明白地揭示出,文藝與政治作為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不同構成部分,雖有主次之分,但決不是從屬關系,而是按照各自的特點的互相影響的關系。“互相影響”就存在一種不能取消的相對獨立性,文藝也不例外。所以“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不科學,正在于對文藝的自身特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無視以至取消,即使政治是正確的時候也是使文藝不成為文藝,又將好端端的政治庸俗化;而當政治是錯誤的時候,就更是革命文藝的變質和為錯誤政治作鼓吹了。鄧小平在1980年1月指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 因為這個口號容易造成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11〕同年中共中央作出決定,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針,取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這種文藝方針上的撥亂反正,正包含著理論上的正本清源,和對幾十年文學史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十七年”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的許多失誤,也可以從中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我們并不否定“十七年”中許多作家在描寫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真誠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我們還理應高度評價其中較為優秀的作品,并以歷史主義的態度看待作家們的失誤。即使一些存在明顯失誤甚或重大錯誤的作品,對于那個已經過去的歷史階段也未嘗不是某一種情況的真實反映,也有另一方面的認識意義。但它們的出現,表明了政治與文藝的一種非良性循環,無論對文藝對政治的后果都是嚴重的,這一點則應明確指出,也是本文重點所在。
  歷史總結過去,歷史告訴未來。文藝與政治的雙向良性循環和良性效果,是現實的需求,也是歷史的昭示。*
  注釋:
  〔1 〕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書——柳青寫作〈創業史〉漫憶》,《延河》1978年10期。
  〔2〕〔3〕〔4〕〔6〕《趙樹理文集》第4卷1651頁、 1492 頁、1651頁、1634頁,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
  〔5〕從維熙:《走向混沌》16頁,作家出版社,1989年。
  〔7〕《毛澤東選集》4卷合訂本523頁。
  〔8〕〔9〕〔10〕《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頁、231頁、242頁。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255~256頁。
   (彭禮賢 吉安師專中文系 343009)
  收稿日期:1996—08—1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氵加豆加寸
   @②原字為亻加并
  
  
  
吉安師專學報:哲社版26-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彭禮賢19971997 作者:吉安師專學報:哲社版26-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彭禮賢19971997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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