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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介及其哲學意義
試論中介及其哲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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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中介”這一極為普遍的物質屬性和認識范疇,雖然在德國古典哲學論著中,是最常見的哲學概念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論證賦予科學意義的重點觀點之一。但是,在我國,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左”的思想路線影響下,長期以來,以提倡斗爭哲學為名,對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中介”這種重要現象,不但沒有進行必要的、科學的剖析,而且一概加以簡單的否定。早在60年代初期發起的批判文藝創作中的“中間人物”運動,把一大批文藝作品和作家都打入了“另冊”。其結果不僅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而且極大地挫傷了文學創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和兩頭小,中間大的重要論述,都是重要的“中介”思想。但在實際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常常不承認中介,而且在制定計劃指標或確定工作任務時,則追求的是“左”那一頭的高指標。對“中間大”這一客觀事實,不僅不予以充分的重視,而且往往視“中間”為落后,進而發展為中間就是反動。對“中介”這一重要哲學范疇予以簡單的否定,其結果必然是導致形而上學、唯意志思想的泛濫、行動上走極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更是人為地劃分“左、中、右”,在政策上往往把“中間”和“右”作為打擊的對象。其結果不僅是簡單的否定了“中間大”這一多數,人為地將這一多數推向對立面,嚴重地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長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謂中間思想,否定“中介”這一極普遍的社會現象,造成了一種普遍的“恐右懼中”的社會心理和越“左”越革命的畸形心態,進而發展釀成極“左”的十年浩劫。哲學的錯誤,造成社會指導思想的錯誤,這些眾所周知的教訓,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粉碎“四人幫”之后,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全面地、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為全黨撥亂反正,推翻“兩個凡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別的1979年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進一步解放了思想,出現了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次新的繁榮,迎來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歷史上最好、發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時期。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要命題的提出,到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標志著我們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獲得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認識,為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中介理論,研究和探索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存在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氣候與條件。同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身,無論是分兩步走的戰略目標,還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戰略,都有一個互為中介及對其規律的認識問題。所以,從哲學和實際上都提出了一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介理論的問題。
  事實上,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理論界對中介現象及其規律性問題已經開始進行某些有益的探索,提出過不少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思想,對與此相關的認識范疇,提出了新的見解并形成了爭議。這些不同的爭議主要是圍繞著認識范疇展開的,認識范疇是感性與理性兩個范疇,還是感性、知性、理性三個范疇?如果從認識過程加以考察,是由感性到理性兩個階段?還是由感性到理性要經過一個互為中介的知性認識階段?對這些有爭論的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從中獲得新的知識,不僅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對進一步肅清“左”的思想殘余,避免形而上學和唯意志論,堅持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統一,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
  二、中介的普遍性和客觀性
  一切事物互為中介比比皆是。從規模上講一切事物從小至微觀或超微觀的基本粒子、大至宇宙的發生、發展過程,都實際存在著互為中介的結合,滲透等極為普遍的現象,并由此構成客觀物質世界的多樣性、結構的復雜性以及功能的綜合性。如果從系統的層次性考察,那么宏觀是介于微觀與宇觀的中介,而微觀與宇觀則是宏觀延伸的兩極。所謂微觀就是微觀物體和微觀現象的總和。而宏觀則是宏觀物體與宏觀現象的總和。宇觀則是指地球、行星范圍以外的、人類可以借助于儀器直接觀測而不能以物質手段加以變革的物質世界。人類對物質世界的一般的認識規律從空間上講,是從宏觀粗略的認識開始向微觀與宇觀兩極延伸不斷地深化的;而從時間上講,則是首先認識客觀對象的現實狀態,即從現在的認識開始向兩端延伸,一端是反思過去,一端是預測未來。這就是地質學家熟悉的“將今論古”和“將古論今”的中介方法論,提出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連續性發展規律,也就是客觀物質世界的中介性與認識中介性的深刻一致性關系。經濟學家認為中觀經濟是介于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間交錯、重迭的中介現象;從規律上講,中觀以部門、地區為單位,微觀則是以企業或某一經濟活動為單位。而宏觀則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從系統思想加以考察,微觀是中觀的子系統或要素,中觀是宏觀的子系統或要素;從聯系方式上看,微觀與中觀,中觀與宏觀之間都有部分的交叉、重迭的復合現象,并且中觀是聯結微觀與宏觀的中介。宏觀與微觀經濟相互作用,一般需要經過中觀的過濾、傳遞、放大才能體現出來。同樣人們認識客觀現象及其規律,也有一個從中觀開始向兩極延伸的中介方法論問題。
  科學是生產力,但科學只有通過技術這一中介,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正如錢學森教授講的現代科學體系是三個層次,即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基礎科學要經過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兩個中介的轉化,才能轉化為現代生產力,所以,要緊的是要研究它們互為中介的轉化過程、機制、特點。最近有的學者對社會科學的生產力屬性進行探討,并提出社會科學通過一種“社會技術”的中介轉化為生產力的可能性。自然科學是回答人與自然的關系,解決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問題。要緊的是要由理論轉化為技術,并通過技術的中介實現這種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而社會科學則是研究人類的社會關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科學,它是回答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人和自然的關系不能離開人與人的關系孤立的存在,同樣人與人的關系,也要依靠一定發展水平的人和自然的關系而存在。任何條件下的人類生活都必須以生產為基礎,而物質資料的生產又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是人與自然的統一。實現這種統一,關鍵又是技術這一中介。自然科學只是研究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和技術的問題,在社會科學則是研究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及其相關的問題。而生產力諸要素中,人的因素,人的知識化和知識的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所以,社會科學從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揭示社會生產的運動規律,特別是生產體系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規律,從而得出科學的理論、觀念和范疇同生產力的發展有著本質的聯系。當然這種聯系是一種非直接的聯系,因而具有中介性。斯大林曾指出:上層建筑同生產、同人民的生產活動沒有直接的聯系。上層建筑通過經濟基礎這一中介同生產僅僅有間接的聯系。總之,科學的生產力屬性,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它們與生產力的聯系,從嚴格意義上講,都是間接的,都必須通過聯系科學與生產力的中介——技術或“社會技術”來體現。產品經濟只有通過商品與貨幣這兩個中介物的充分發展,才能轉化為商品經濟。哲學認識世界只有通過方法論這一中介,才能實現由認識世界向改造世界轉化。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方法論這一中介可分為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從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提出,哲學中介化的趨勢是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趨勢。
  物理學實驗充分證明,“中介”現象是普遍存在的范疇。水的三態轉化,由液態向固態轉化要經過一個“過冷區”,由液態向氣態轉化要經過一個“過熱區”。“過熱區”與“過冷區”就是質態轉化的中介。要認識三態轉化的規律、特點,主要是揭示“過熱區”及“過冷區”形成的機制、特點以及轉化的條件如溫度、壓力等。在物理學中,物體從無序到有序,其間存在著若干中介環節,如物質內部的粒子在加熱條件下運動,要由遠程有序經過無序過渡而呈現近程有序。又如數學中零是聯系正與負的中介等等,可以說一切事物的轉化,無不具中介性。
  從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規律加以考察,當人們在粗略地考察事物的發生、發展過程時,往往容易覺察出兩極的對立,事物之間的界限往往也是清晰的。然而,當人們一旦深入作過細的考察又會發現兩極的對立又是不可分離的而且界限又變得模糊了。當人們從靜態的觀點考察事物時,往往又可獲得事物的態勢的精確結論。然而從動態觀點加以考察,又會發現事物發展態勢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這些均說明一切事物之間的聯系是互為中介的,一切事物的轉化都有一個互為中介的過渡環節,或互為中介的融合、滲透階段。由于事物聯系的互為中介的多樣性,不同事物之間融合、過渡實現轉化的復雜性,呈現出客觀事物的態勢具有中介性。反映在人們的認識上便是主體之不清晰性。這就是認識主體的中介性與客體的中介性之間的深刻一致性關系。換句話說,呈現不同事物之間聯系的中介性和對立的不充分性。即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立的兩極、差異的雙方,總是互相滲透、融合,并由中介環節而貫通的。正是事物與它們之間一系列互為中介的聯系,造成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和在客觀上的逐漸消失。所以,人類認識的主體與客觀之間不可能存在著一條“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但是,人們對于各種在幾何空間或結構上互相聯系的事物,根本無法通過窮舉中介來逐個加以研究。所以,人們常常是在認識客體的具體認識場中,按認識的需要和可能,把客觀事物物質運動形式聯系的中介環節加以人為的省略,以保持客觀事物的界限由模糊轉化為清晰,使事物在態勢上呈現兩極的對立狀態,并于從兩極的對立中揭示其規律。正如數學分析中研究曲線的規律,往往是把曲線假定為趨于無窮小的直線狀態,并根據直線方程的求解方式解決復雜的曲線運動。人們認識事物的模糊本質,常常假定為精確的客觀,揭示其規律,進而運用所認識的規律,近似地模擬模糊的本質,這就是以精確代替模糊的研究方法。人們熟習的抽樣調查,實際就是這種模糊精確化的方法。因為從任何方面抽樣的代表性,都無法代表無限多樣的復雜多變的客觀事物,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但是,對于中介發達的事物,如果省略中介,不僅不可能實現認識的精確化,反而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特征的正確把握。這種情況下,人們就必須認真考察各種復雜多樣的中介現象,從而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有些中介問題的處理需要加以精確的定量處理,還需要運用模糊數學的理論與方法,揭示其中介現象及其規律。任何對立的兩極都要經過互為中介的環節而轉化。所以,認真研究中介的性質、特征、類型,對于揭示客觀事物的發生、發展及其轉化的機制、特點、規律,從而把握事物的本質聯系及其規律,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般的中介類型是:第一,事物之間本質的差別或對立經過互為中介的融合形成新質或新的復合功能的融合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第二,經過互為中間的過渡而形成一種混合型的統一體,其特點是具有不穩定性或可變性。可見,對立面互為中介的特點,就是指對立的兩個范疇,其中每一方都要通過與對方的直接聯系,或者說在與對方的相互映現中,間接反映它們指示的客觀對象本身,并由此反映客觀對立面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聯系往往是被人為的抽象概念加以割裂或否定,而辯證思維則力圖以對立范疇互為中介的形式使之重新恢復或再現。
  在同一復雜事物中,在矛盾的雙方存在著亦此亦彼。在中介環節上,矛盾的對立雙方互相交融在一起,它可能既是此物,又是彼物,因而呈現亦此亦彼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既不是此物,又不是彼物,因此又呈現出非此即彼的對立性。矛盾的對立雙方交叉、融合的結果,組成豐富而復雜的矛盾運動的整體性,以致于在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內,人們無法把它們簡單地一分為二。在兩個對立面之間起著特定聯系的中介環節,呈現出復雜的多樣性和結構的復雜性,功能的綜合性,是一切客觀事物中介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征。作為矛盾對立的雙方,模糊是絕對的,而精確是相對的,是模糊的精確。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看出,模糊寓于精確之中,并貫穿人類認識事物的一切過程中。精確認識不是絕對精確,而模糊程度比較低,是模糊認識的特殊表現。精確認識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模糊和精確作為對立,只存在于它們互相依存和相互聯系之中。在每一具體認識活動中,模糊性和精確性是互為條件的,彼此滲透的。既不存在純模糊的認識,又不存在純精確的認識,這同樣是客觀事物的復雜性以及矛盾運動轉化的多樣性,是它們呈現的亦此亦彼的中介特征。
  矛盾的同一性的基礎在于對立雙方的共性,在共性的作用下,對立的兩方彼此包含,而每一方又必然向另一方滲透和施加影響,這樣,在對立面之間就形成某種處于中間狀態的特殊環節,即矛盾運動的中介性。從性質上看,它集對立雙方為一體,具有明顯的兩重性;從態勢上看,這是對立雙方的交融、結合,表現為二者的“均勢”平衡。恩格斯指出,中介的存在,不僅造成了對立之間的亦此亦彼的環節,并且使對立互為中介[1]。列寧在《邏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指出:“一切都是互為中介(vermittelt),連成一體的,通過轉化而聯系的。打倒天國——整個世界(過程)的有規律的聯系。”[2]這就極為深刻地講明了中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同時也說明了一切事物的中介性,特別是一切對立的兩種態勢的互為中介性。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介理論的重要思想。
  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它們之間的聯系,不僅僅局限于直接聯系。大量存在的是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并無直接聯系、彼此毫無關系的東西。這些事物通過處于它們之間一系列聯系的中介,或強或弱地相互影響著、制約著。要么是直接聯系,要么是非直接聯系。但無論是那種聯系,都存在著互為中介的普遍性和客觀性。中介的內蘊就是人們在把握這種或那種間接聯系的過程中,對那些處于間接聯系的事物以及起媒介作用的客觀對象的概括。對于任何一個發展系列來說,那些作為居間聯系環節的中介,并不是某種偶然的外在的東西,而是客觀事物之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和必須經歷的階段。因此,就一個發展過程而言,中介現象是一切事物質態的轉化或發展的中間環節。不了解這些中介環節,就不能真正懂得事物的發展,也難以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觀。統一物內部非本質的普遍存在,決定了對立面之間的中介環節存在的普遍性和對立的相對性。客觀上對立面本來是通過非本質的差別作為中介聯成一體的,這就把對立的范疇聯系起來,使每一方都以另一方為中介,從而與自己所顯示的那一客體環節的本來面目相符合、相一致。就是說,對立范疇的每一方都不可能純粹直接地、而要通過媒介間接地反映所指的那一客觀環境。這就是對立或差異互為中介的實質。
  三、個性、中性、共性之關系
  既然中介具有普遍性、客觀性,那么就得承認中介、認識中介,承認中介有沒有非中介的個性和共性的普遍和客觀存在!顯而易見,之所以強調中介,這是因為人們對中介常常忽視的緣故。事實上,中性是聯結個性與共性的一種物質運動過程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有機整體,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系統特性。有的學者側重從動態考察事物發展過程,則發現事物呈明顯的階段性。有的學者側重作靜態的宏觀考察,則發現事物具有顯著兩極對立狀態,呈現非此即彼的個性特征。如果從哲學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加以考察,便會發現事物具有如下的主要特征:從肯定否定規律來看,事物的發展是由肯定階段→過渡(中介)階段→否定階段,并不斷由再肯定,再經過渡而再否定,不斷更新、發展的。過渡(或中介)是事物的矛盾運動過程由肯定發展為否定必經的一個階段或環節。正如兩種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如果沒有一個過渡或中介環節,便不可能實現由舊體制的否定走向新體制的肯定轉化。如同我們承認矛盾對立面之間沒有絕對分明的界限一樣,矛盾的發展也不可能從它的肯定階段跨越中介直接躍到否定階段,人們決不能簡單地劃界線,以確定新舊事物之別。任何具體事物即便是采取突變方式而形成的新質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必然要經過一個或長或短,或明或隱的中介環節或階段。這就是肯定否定規律呈現的中介性。從質量互變規律同樣可看出,介于量變與質變之間的中介,有的學者稱之為“序變”。事物的發展就是由量變引起“序變”,“序變”的必然結果是質變。可見研究質量互變規律的關鍵是承認“序變”的問題。前面提到的水的三態轉化中的“過冷區”,“過熱區”就是“序變”。經濟上依靠科學技術實現由自然優勢向產品優勢轉化,由產品優勢向市場優勢轉化。第一要依靠科學認識客觀自然的規律。第二要遵循所認識的客觀規律,能動地改造自然并實現產品優勢,而這一轉化必須要實現科學向技術的轉化,只有依靠技術的優勢才能使科學轉化為工程技術的優勢,實現市場優勢,這一轉化還必須靠經營管理科學。有的學者稱之為“社會技術”。沒有“社會技術”的優勢,同樣不可能實現由產品優勢向市場優勢的轉化。這兩個轉化都有一個或幾個互為中介的問題,其實這些互為中介的現象實際上就有一個由量變向質變飛躍的問題。一個是由科學轉化“技術”,一個是由社會科學理論轉化為“社會技術”,而這兩種性質的技術,都可看出是由科學向生產力轉化的“序變”。因此,“序變”應是質量互變規律的一種普遍現象。從矛盾規律來認識、以對立統一觀點來考察中介,就是要看到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對立形成過程中融合為亦此亦彼性的中介。從嚴格意義上講,任何對立的兩極,只是從粗略的角度考慮,是人們根據認識的要求人為地省略了若干互為中介的環節,而呈現出的對立狀態。所以,對立在某種意義上又有一定的假定性。這正如數學家研究曲線的運動規律時假定曲線為無限小的范圍內以“直代曲”的研究方法。
  總之,從經典哲學的辯證法三大規律考察,諸如過渡的階段性,融合的中介性,或序變的多樣性,都呈現客觀存在的顯著的或不顯著的三分性,或呈現或長或短的三階段性。三個復雜多樣的事物發展過程,既呈現系統的整體性,又呈現層次的可分性以及結構的復雜性。而且由于同系統多元要素的結構與功能的差異性,必然呈現出既有非此即彼的特殊性(個性),又有亦此亦彼的中介性,更有客觀事物的統一性即共性。這就是個性、中性、共性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要真正地把握事物的規律性,“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3]。列寧強調的兩個“一切”和一個“中介”,就是要我們全面地、客觀地考察事物矛盾運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聯系,包括直接聯系、間接聯系。只有對個性、中性、共性三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作過細的考察,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事物的一切客觀規律。這就要:第一,認識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第二,認識事物發展過程的中介性及其中介規律;第三,揭示事物發展的共性及其一般規律;第四,要揭示個性、中性、共性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規律性,又要揭示其轉化的機制、特點、規律。
  四、認識范疇及認識發展規律
  客觀事物的發展是有規律的,人的認識也是有規律的。一個是認識的主體,一個是被認識或被反映的客體,形成了主體與客體的矛盾運動,而只有通過認識的實踐并借助于實踐手段,才能實現主體與客體的統一。這樣便由主體、客體、活動(包括實踐手段)構成了認識發展的三要素的整體性。探索它們三者的內在聯系及其規律性的過程,便是探索人的認識發展規律的過程。
  就主體而言,主體對客體的反映,從本質上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關系,即決不是要么完全反映客觀事物的一切現象及其規律,要么不反映。在任何情況下,人的認識只能近似地反映客體。這是因為認識主體的目的、能力和實踐活動的發展與變化,和客體的發展與變化,常常是不同步的。要么是主體的認識能力和價值活動的發展與客體的變化不相適應,要么是人們從直觀感覺的信息獲得到進行理論性的信息加工處理,人的認識總是要受到理論、心理、情感、習慣和價值等因素的影響。而且,人們又總是本能地利用聯想、想象來填補思維的邏輯缺陷,這就必然導致人的認識之不完全性和不充分性。因此,人們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觀真理。
  從主客體活動的過程而言,無論是認識和實踐的形式,能力或水平,還是聯結主體與客體的中介,都具有歷史的制約性。由于任何時候人們的可觀察變量,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人的認識同樣具有近似的真理性。所以,任何時候人們的認識總是要受到可觀察量的制約和條件的局限,人的認識永遠具有中介性。實際上,人的認識發展規律,就是認識近似客觀規律的問題。人的意識或人們獲得規律性的認識,永遠只是取決于聯系主體與客體的中介的能動性的發揮。客體的中介性與主體中介的深刻一致性,決定了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實際上只是反映客體的發生、發展和轉化過程中的中介性特征。所以,人的認識發展規律,本質講是為獲得中介性的規律。為要認識中介,又必須認識特殊,只有深刻的揭示特殊,才能深刻地認識中介,只有深刻地認識中介,才能進而把握一般。
  一般說來,人們的認識秩序,總是從認識具體事物開始其認識活動,只有對個別事物特有的性質、特征獲得深刻、全面的了解,才能推動認識的漸次深入發展。人們要真正把握客觀事物的規律性,關鍵是要認識實現兩個飛躍之間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這就是個性→中介性→共性漸次深入的認識發展規律。
  其實,早在康德、黑格爾的著作中,對人類的認識范疇就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三個范疇,并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論證和肯定。認識的低級階段表現為感性認識。中級階段則是亦感亦理的知性認識。這種知性認識往往是通向真理的橋梁。認識的高級階段,則表現為理性認識。對于這三個范疇的認識規律問題,雖然在理論界還是一個爭議的問題,但實際上,任何人在探索真理的長河中,無不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經過認識的中介而進入理性認識。從嚴格意義上講,理性的認識,只是一個逼近真理的認識過程。正因如此,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要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不斷深化人們的認識。中介的客觀性,決定了人類的認識,永遠有一個承認中介,認識中介的問題。從而提出了認識的三個范疇問題或認識的三階段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問題。感性和理性認識這兩個范疇,則是人們十分熟悉的概念了,但對知性這一重要概念,則有必要稍加說明。
  所謂知性,就是人類認識的中介,這種認識的中介,既包括認識范疇的中介,又包括認識方法論的中介。從范疇的中介而言,它是介于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中介。其特點是既具感性認識的某些特征,又具理性認識的某些特點,還具有特殊的概括和抽象的規律性。由于這種概括和抽象又是尚不深入的概括,沒有抽象出共性的理性范疇,因而又具有某些感性的色彩。它的基本特點是:第一,抽象的不深入性。知性認識是對某一具體事物的特殊性和特殊規律的認識,是關于事物特殊規律的規定性認識。而不是對無限復雜多樣的特殊概括的共性及其一般規律的認識。也可以說,這種認識是一般的特殊規定性。如對中觀經濟,雖然這種中觀經濟規律的認識是在特定的中觀范疇內,它有普遍的適應性,但它的認識還有待于向兩極延伸,因而所獲得的中觀認識的規律性自然具有不深刻性和局限性。雖然中觀認識既有微觀的某些特點和規律,又有宏觀的某些特點和規律,但并不是三個層次上漸次深化認識概括的物質世界的一般規律,因而所獲得的普遍適應性和規定性,還沒有形成哲學的抽象和理論的概括,即共性的認識。所以這種認識的規定性顯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二,知性認識具有規定的同一性或人為的同一性。規定的同一性,是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把復雜的事物各個方面的因素、屬性、關系,從統一體中人為地抽象出來求得的同一性,是把復雜的事物加以人為的簡單化。這樣從簡化的事物中所揭示的規律性,必然既有客觀的統一性規律的一面,又具非客觀的隨意性的一面。這種揭示事物規律性的方法,又是人們經常自覺或不自覺遵循的認識方法。所謂自覺就是人們根據認識的需要和可能,常常有意識地采用一些假定或人為簡化事物的復雜參數,進行定性或定量的研究,從而獲得簡化了的事物規律性,運用這種規律模擬復雜事物的規律性,這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在處理自然和社會問題中是一種常用的方法,也是哲學認識論的一種極常用的方法論。所謂不自覺就是人們雖然沒有人為簡化復雜事物,而是力圖揭示復雜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但由于認識的局限和事物的復雜性之間的矛盾實際難以統一,而又人為的統一,所得到的規律性知識,顯然具有客觀性和非客觀性的兩重性,既有合理的認識,又有人為的非合理的認識。如果只停留在這一知識性認識階段,而不加以深化發展,那就有可能抹煞事物的變動性和多樣性,就可能陷入脫離實際的主觀隨意性。第三,知性認識的狹隘性。由于知性認識具有抽象的普遍性和規定的同一性,它只看到特定范圍,更看不到規定與非規定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和它們三者之間的內在規律性;同時,知性認識只看到簡化事物的同一性,而沒有從簡化的同一性進一步恢復事物的本質面貌并探索其規律性,往往在對客觀事物進行靜態觀察時,忽視在動態和發展中把握事物的規律性。因此,知性認識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知性認識,而直接超越式的認識,必然擴大其主觀隨意性的方面,獲得的理性認識顯然不能全面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所以,遵循漸次發展的認識規律,重視知性這一重要的認識發展的客觀過程,深刻地揭示人類的認識發展規律,從而更自覺地遵循認識的客觀性和漸次深入發展的認識規律,能動地指導實踐。只有重視知性認識這一重要階段,才能有助于我們克服形而上學,推動科學進步。只有認識知性,才能有助于有效地克服經驗主義,使經驗上升為理論。
  從認識方法論上理解中介的意義,更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事物發展過程中呈現的中介現象,無論是一切差異經過中介階段融合,還是一切對立經過中間環節而過渡。一種是經過融合的中介質態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一種是經過中間環節而過渡形成的不穩定質態。它們二者的共性就是亦此亦彼性和多功能性。但前者往往形成多功能的綜合優勢,后者則形成多功能的抗衡性,因而增加其內耗性。如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就是吸收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各自優勢,形成了多功能的綜合優勢,但目前兩種經濟體制模式在轉軌變形的過程中,由于舊體制的抗衡,增加其內耗性,這是兩種模式轉換過渡的一種顯著特點。問題的關鍵是要認識這兩種不同性質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并促進舊體制向新體制轉化。
  有兩種認識途徑:一種是由個性→中性→共性;一種是由中介性的認識向兩極延伸。即個性中性共性。
  從規模上講,就是從中觀向兩極延伸的方法,或由宏觀向微觀宇觀兩極延伸的方法。這就要認識中介的性質、規律、特點,并不斷向兩頭延伸,從而把握共性。從時間上講,是認識現實反思過去,預測未來。這就是時間中介方法。這是因為只有認識今天的現實,并對現實的事實、現象加以考察,獲得知性認識,然后才能反思過去,并預測未來,從而建立連續的思維過程。需要說明的是,任何一個連續的歷史發展過程,今天決不是昨天的直線延伸,而是連續中的飛躍和發展過程。只有從縱橫兼顧的思維中,在深刻地認識中介現象及其規律的基礎上,并向兩極延伸,反復實踐,認識多次,才有可能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
  要深刻地揭示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不僅要重視縱向的中介方法,還要重視橫向的中介方法,而且選擇的典型一定要有代表性。如果認識一個中觀地區,就既要有先進的經濟起飛的因素,又要有后進的因素。只要選擇的典型有足夠的代表性,并進行深入的、全面的考察,就能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但這種規律性的認識,是規定性的一般抽象,是知性認識的范疇,只有進一步向兩極延伸,不斷深化人們的認識,這樣獲得的規律,才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如果要探索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規律,那就要選擇在宏觀范圍內有代表性的中觀經濟區,并從對中觀經濟發展規律的特點,作深入的考察,獲得中觀規律的認識,并不斷向兩極延伸。如深入向沿海地區作比較研究,又面向世界考察不同國家的經濟起飛和發展規律,并與中國經濟發展作比較研究,不僅要認識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般規律,對它們作深入、全面的考察和了解,而且更要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作深刻、全面的剖析和了解,這樣不斷由中觀向兩極延伸,并作多向的橫向比較分析,就能逐步獲得規律性的認識。
  還有諸如動態的中介,靜態的中介,都是中介方法論的補充和哲學認識論的發展。哲學中介論的發展趨勢和相應的中介方法論,均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
  五、“四個轉化”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
  眾所周知,發達國家由于新技術和高技術的擁有量和使用量的優勢,形成了一場新技術革命的巨浪,沖擊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領域,并形成一種強勁的現代化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國家已實現了由小生產向大生產,小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小科學向大科學,小教育向大教育四個巨大轉化并向縱深發展。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加以考察,不難發現,商品本身就是聯結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關系的中介物,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體,進而也成為不同勞動相交換的中介物。市場也是一種中介,也是聯結勞動者與消費者關系的中介場所,進而也是一種經濟關系的中介。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范圍(市場)的擴大,又出現了貨幣這個中介物。這個中介物的發展,使商品交換的范圍不斷擴大,商品交換的方式日益多樣化,從而要求商品有越來越多的品種和數量。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產生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出現了由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轉化。但資本本身也是一種中介物。馬克思說,資本是一種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就是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資本就是聯結這種關系的中介。它的產生是社會化生產的需要,交換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以及交換的商品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化大生產為滿足全社會的需要和為滿足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需要。兩者之間的矛盾同樣呈現著日益增長著的尖銳化傾向,于是便導致了社會革命。從蘇聯十月革命以來,在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兩種所有制根本不同的社會生產和交換,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無論哪種社會性質的社會化大生產,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的作用都離不開商品、貨幣等中介物的充分發展,其相應的價值觀、效益觀、競爭意識、思維方式的巨大變化,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共同特征。馬克思、恩格斯是通過對商品、貨幣這兩個中介物的揭示,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大生產活動中的資本和貨幣這個中介物的發生、發展規律,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規律,進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作了科學的論證,創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然而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以他們對在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貨幣以及市場這一類中介物的性質、特點、功能與作用,不可能有深刻的認識。因而他們設想,社會主義是在實現了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向公有制轉化的同時,實現由商品經濟向產品經濟的轉化,由于可以取消資本這個中介物,進而可以取消商品、貨幣這兩個中介物。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導致的信用制度的產生,進而蓬勃發展起來的銀行這個中介物,曾有深刻的揭示。銀行作為聯結貨幣與資金的中介,貨幣持有者與商品生產者的中介,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以后迅速發展起來的股票、證券等,都是市場經濟賴以發展的中介物。可惜我們后來把它們都當成具有階級烙印的東西加以否定了。認為這些在社會主義都是不應存在的。列寧、斯大林從領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豐富實踐中,對商品與貨幣的這兩個中介物的認識,雖有發展,但總體上講,仍然是產品經濟的思想占主導地位,只是在斯大林的晚期,不可避免地發生作用的商品市場的客觀規律,使得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不能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但他只承認在消費領域內商品與貨幣這兩個中介物的作用,而不承認在生產資料領域內商品與貨幣的作用。因而他的商品經濟思想,嚴格講只是一種半截子商品經濟思想。至于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三十年,基本上是蘇聯的產品經濟模式加小農經濟的思想。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我們把由社會經濟進步所產生的一些中介物、中介組織統統加以否定,于是商品、貨幣受到限制,銀行的功能萎縮,股票、證券、期貨被取消,一切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各類社會中介組織都消失了,社會成了非此即彼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內在聯系被人為地割斷,封閉、割據、相互掣肘,使得我們的經濟大大地落后了。至于與此相聯系的價值觀、效益觀、競爭意識、思維方式更是十分淺薄。這就在事實上形成了社會化的大生產與小農意識的對立和抗衡的局面,嚴重地束縛了我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所以,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要不要發展和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系列中介和中介組織的作用,就有一個理論上如何認識中介現象及其規律的問題。對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上曾長期否認它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巨大作用。
  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人類社會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的一個漫長的社會發展的中介現象。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轉化,但它畢竟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出的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而且作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排斥市場經濟中應有的一切中介物的社會功能和作用,無論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是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化大生產,都將在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時期發揮它的作用。特別是我國今天的社會主義是從昨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而來,我們是拖著一條很長的封建主義辮子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沒有去剪封建主義的辮子,而是不加分析地割“資本主義尾巴”,不加分析地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加以批判,因而對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的一系列中介物推動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作用的長期性,缺乏應有的認識,對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也缺乏認識,對市場經濟中的一切中介物同樣缺乏應有的認識。現在我們提出研究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一切中介現象及其規律,正是發展馬克思主義中介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更是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所謂經濟上的現代化,從本質上講,就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轉化,并進一步發展系統化的市場經濟、信息化的市場經濟和科學化的大經濟、人才化的大經濟,而與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是市場與各類中介物、中介組織的功能的充分發展,及由它們溝通的生產與消費的聯系。由此引起了消費觀念的巨大變化,從單一被動的消費轉變為多樣主動的消費。而多樣主動的消費則要求高水平的生產,要求更大范圍的市場和流通能力,要求更靈敏的市場信息和應變能力,以此,才能使勞動者有更高的水平和更主動的經濟能力。這就不僅要求勞動者實現知識化和知識的現代化,而且要通過發展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一系列中介物,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統一。生產與消費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刺激生產,兩者之間存在著決定與促進的關系,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只有高水平的社會化生產的充分發展,并由此引起了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一系列中介物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如局部市場向統一市場發展,國家市場向國際市場發展,單一的商品優勢向綜合多樣的商品優勢轉化,這就需要有一系列中介物、中介機構、中介場所應運而生。這些處于“中介”性質的物體都是有自身運行發展的規律的,都有其自身的表現形式,與之相伴隨,也有其自身的現象。由此,必須引起人們的觀念、意識、思維方式等方面的新變化。諸如全球意識的增強和整體觀念的建立等。可見,聯系生產與消費的各種中介物——包括商品、信用、銀行、證券、股票、期貨和各類市場本身愈是充分發展,愈能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和人們的觀念更新。因此,認真研究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一切中介物的發生、發展規律,不僅能更深刻地認識市場經濟一般的本質,而且能更深刻地認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特別是在我國正在發展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結構,探索各種既可以服務于資本主義,又可以服于社會主義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更有特殊的現實意義。
  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小科學向大科學,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轉化。大科學最重要的重點是適應大生產的需要而出現的,它擺脫了生產與科研、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的分離狀態,擺脫了所謂小科學任意研究的局限;同時,大科學觀擺脫了小科學觀的機械決定論和機械分解論的束縛,代之發展的大科學思維方式,即系統決定論和模糊認識論。反映在認識論上的特點:既重視事物之間的非此即彼的特殊性,更重視亦此亦彼的中介性。科學和技術是具有不同內涵的兩個東西,具有亦此亦彼的特性。但只有技術帶有最明顯的中介屬性,可以說,它是科學與生產之間的橋梁。通常意義上講的科學是生產力,實際上是由聯結科學與生產、科學與經濟的中介——技術和技術市場實現的。而且只有技術這個特殊的中介物愈發達,技術商品化程度越高,科學的生產力、競爭力、決定經濟成就的功能就越強。所以,考察科學、技術的商品化程度及其規律,同樣是認識大科學、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之間一致性規律的一種中介方法論。由此可見,大科學的特點:一是理論上趨于統一;二是認識上的整體性和亦此亦彼的中介性;三是技術上的綜合性和商品性;四是組織上的聯合協調性,最重要的是造成科學、技術、經濟、社會在互為中介的一體化中協調發展的趨勢。
  由此,進而提出了人才知識結構的綜合性和職能的多樣性的需求模式,相應地促進了由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轉化。開放的大教育觀,應該實現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和不同方式互為中介的教育的融合或過渡。從智力開發的整體性和系統的可分性加以考察,不難看出,開發的主體與被開發的客體以及聯系主體與客體之中介——各級、各類教育,是智力開發的主要手段。揭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雙向轉化規律及其特點,要緊的是要認識轉化的中介物——各級、各類教育的規律、特點,并遵循所認識的規律,進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智力開發,這是至關重要的。沒有發達的教育,便不可能有發達的智力開發,沒有發達的智力開發,便不可能實現有效的經濟開發和文明建設。這是一切發達國家經濟起飛和社會進步所證明的一條真理。實現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轉化,對我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實現由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由教育與經濟以及教育內部實際存在的惡性循環向良性循環轉化。這兩個轉化越迅速,聯系主體與客體促進其雙向轉化的中介物越發達,越能適應全方位智力開發的全民性、適應性、多軌性之間協調發展。這也是解放兩個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促進兩個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
  總之,無論是小生產向大生產,小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還是小科學向大科學,小教育向大教育的轉化,其實質都是突破了個別的、封閉的結構向開放的、綜合的多元結構、多功能的聯合優勢的發展。使其在“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4]。從實現生產、經濟、科技、教育四個領域內個別的差異和對立經過互為中介的融合或過渡,引起個別功能和性質發生變化而進行新的綜合,發生新的質變,從而形成新的功能,發揮新的作用;或者個別功能和性質只是部分地發生質變而呈現出過渡型的組合特點。并且,四大領域在實現四個轉化過程的同時,必然會出現四大領域綜合發展的趨勢。
  四個轉化與四個綜合的共性是:第一,系統的整體性和多功能性。第二,結構要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第三,多層次交叉的中介性和認識的模糊性。第四,開放性。這四個特點決定了事物之間或多要素之間的矛盾運動的復雜性和隨機性。由此促使人們重視對這一復雜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認識。如果仍然沿用機械決定論,或機械分解的思維方式,那就勢必要走入對復雜事物簡單化和片面性的死胡同里。所以,要緊的是從四個轉化與四個綜合矛盾運動過程中,揭示個別矛盾運動的方式、特點以及矛盾的孕育、萌芽和發展向對立面轉化的復雜過程及其規律,揭示個別矛盾向互為中介轉化的多樣性的特點、規律。這就是要認識同一過程的統一性和發展的多樣性和隨機性。任何一種復雜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既有非此亦彼的對立狀態,又有亦此亦彼的中介性。為要深刻地認識生產、經濟、科技、教育四個轉化的機制、特點和規律,要緊的是要揭示它們在轉化過程中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如聯系生產與消費的中介,市場中的所有中介物的發生、發展規律,特別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的運行機制、特點及其規律,聯系智力開發的主體與客體的中介,各級各類教育的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特點、規律,進而揭示生產、經濟、科技、教育四個領域相互滲透、融合、促進的互為中介的現象及其規律等。只有深刻地認識發達國家實現四個轉化過程中的新情況、新特點,以便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特別是對我國在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導的多元經濟結構條件下,實現四個轉化的機制、特點及其規律的認識更有特殊的意義,諸如市場發展的新特點及其規律,科學技術商品化的新特點及其規律等,進而使我們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規律獲得更高層次的認識。
  六、改革中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兩種新舊體制模式正處在轉換過程中,新的經濟體制的活力正在日益增強,舊體制的功能正在逐步削弱但仍在起作用,兩種模式互為轉換的中介,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要從這種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獲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要緊的是要認識兩種經濟體制模式轉換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認識由產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的機制、特點及規律,以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發展。然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都是社會賴以進步和發展的鼎立三足。如果沒有這三項主體改革的配套協調發展,任何一項改革都難以最終獲勝。這促使我們不僅要從縱向考察新舊體制模式轉換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而且要從橫向考察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之間互相影響和促進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這就從改革的總體上提出了認識中介現象及其規律的問題。
  改革的根本任務是進一步解放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從而建設具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保持兩個文明的同步協調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5]這“三個堅定”都是為了一個中心,為實現分層次的現代化。分層次目標的確定本身便是中介思想的體現,是先進性與廣泛性的結合,是要從共同理想這一中介目標向最高理想過渡。所以承認不承認分層次的中介目標,承認不承認中介的客觀性,實質上是對社會主義客觀規律的深刻再認識體現。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6]明確這一點極為重要。它告訴我們現階段的任務只能是由溫飽型向富國富民的小康水平轉化,12億人民開拓致富是當前的主要問題。而要致富,必須堅持兩個基本點的統一性和深刻一致性,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改革,要緊的是要認識改革的規律,遵循改革的客觀規律推進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認識“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之間互為中介協調發展的規律。為此,一是要揭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互為中介以及人們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互為中介的層次理論,要揭示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互為中介的內在聯系及其互相轉化的機制、特點、規律;二是既要從縱向考察兩種體制模式,發展模式互相轉化的中介及其規律,又要從橫向考察經濟、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一切領域內的互為中介協調配套改革的規律;既要了解他們的個別性質、功能、作用如何促進兩個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兩個生產力的客觀規律,又要了解它們互為中介的聯系及其轉化的規律;三要探索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互為中介的規律、特點。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實際上是一種互為中介的雙向轉換問題。首先要正確認識這種雙向轉換的過程和轉換過程中互為中介的現象及其規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重工業為主線,強調發展速度、產值、產量,但對平衡協調、效益、人民生活的改善則有所忽視,造成三大產業的失調以及高積累與高投資,高積累并沒有形成高消費,在投資膨脹的同時是消費萎縮,于是出現了一方面是某些生產領域的大量不足,而另一方面一些生產領域的產品又嚴重過剩,進而出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調現象。而與這種發展模式相適應的經濟管理體制模式,就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統一的指令性計劃任務,統一的產品調撥與產品分配。全國搞一個發展模式、一個管理模式,相應便是純化公有制的觀念,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越純越好。只有不斷提高的純化的公有制,純化的產品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純化的對立面便是非純化的混合型經濟,這就樣必然對國家、集體、個人多種經濟成分互為中介的混合型經濟予以否定。純化的產品經濟削弱和排斥了社會生活發展所必須的一切中介物的作用;同時在管理思想上,實行封閉的縱向計劃管理,排斥橫向經濟運行機制和競爭機制。這同樣是一種否定中介非此即彼的管理思想。總之舊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模式造成的一種僵化狀態,要害是否定中介的客觀性,否定以中介為特點的混合型經濟的多功能活力。
  我國的經濟發展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生了重大的戰略轉變,經濟發展的新路子開始形成,并開始走出了一條速度與效益,產品的質量與數量,生產與消費協調發展的新路子。轉換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從過去單純追求速度轉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逐步改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為目的的發展模式,并從總體上正在實現向溫飽型的轉化。第二,從經濟發展的途徑上,由過去以重工業為中心的不均衡發展轉化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重點的選擇是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按“優、需、重”的原則,擇優考慮已初步形成的優秀或成長型的優勢產業;擇優考慮那些處于影響全局發展的薄弱環節的瓶頸產業,或能帶動全局發展的新型產業;擇需考慮滿足人民當前需要和長遠利益;擇重考慮既要有均衡協調的觀點,又要有側重的工作方法和指導思想。第三,發展方式由過去的數量型、外延型發展轉向以質量型、內涵型為主,由不均衡型轉向均衡協調的發展模式。
  從這兩種模式的轉化過程,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是轉換的漸進性,二是轉換方式的多樣性。這兩個特點說明,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及演變不僅是復雜的漸進的過程,而且是一切事物量的積累,質的飛躍必經若干互為中介的環節相互作用的過程,同時一切事物的發展方式均具有多樣性,即具有亦此亦彼性。如速度與效益,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以及農、經、重之間,都有一個協調性發展的問題,有一個認識諸多因素互為中介的亦此亦彼性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產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和進一步實現小商品經濟向大市場經濟轉化。要實現這兩個轉化,要緊的是觀念的轉化和市場經濟的新觀念和新思想的拓展,為此,要深刻認識商品與貨幣特別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結構條件下,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特點及其規律。當前要緊的問題,第一是認識改革發展的不均衡性,揭示搞活農村經濟與搞活市場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規律,剖析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不均衡性以及大中企業與中小企業改革發展的不均衡性。認識不均衡性,重要的是要探索如何實現均衡協調發展的規律,促使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企業、軍工企業如何由產品的經濟優勢轉化為市場經濟優勢。第二是配套改革協調發展的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體制改革本身的配套問題,如搞活企業內部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管理諸要素如何配套和協調發展的問題;宏觀的市場調節與行政調節如何協調均衡發展的問題;微觀與宏觀互為中介的中觀經濟發展的規律、特點的問題。如橫向經濟聯合面臨的專業化、股份制和企業集團興起和發展問題。另一方面是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和其它一切領域內的改革如何配套的問題。還有如精神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精神生產關系與物質生產關系如何協調發展的問題等等。
  所有這類問題都是一項巨大而復雜多變的配套系統工程。系統內的不同層次之間各個要素、各個方面的問題,都有互為中介的融合、滲透并使個別的功能和作用向綜合協調發展的特點,同時也有一個互為中介的過渡問題,不承認或不善于分析這種過渡環節或階段的性質、特點,操之過急或停滯不前都是錯誤的。
  值得重視的是在全國正在興起的橫向經濟聯合,它的特點:一是企業集團化的趨勢,橫向經濟聯合的規模在逐漸擴大,聯合的內容多元化;二是初步形成了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橫向經濟網絡,進一步沖擊著條條塊塊分割的僵化模式,進一步提高生產的社會化水平,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也為社會主義民主奠定了基礎;三是聯合本身向縱深發展,出現了專業化、股份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總之,這種聯合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沖擊著傳統的純化公有制的觀念,出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結構。由此引起了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的中介物產生出許多新特點,人們相應的價值觀發生許多新變化。例如分配理論,有的學者提出的按勞、按營、按資分配。按勞分配、按營分配的結合,必將激勵企業的每一個職工,不僅要關心他的勞動成果付出的勞動代價,而且要關心他的勞動成果是否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能否轉化為價值,這樣必然加深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聯系。激勵市場的充分發展,從而可以大大促進實現三個轉化的商品經濟一般規律,即通過市場與貨幣的形式由使用價值轉化為價值;由具體勞動轉化為抽象勞動;由個別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同時,按資分配的原則,對股份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對我國在資金短缺而就業矛盾突出且通貨膨脹的壓力很大的情況下,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實現本世紀末的戰略目標和下一世紀中葉的第三步戰略目標,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總之,按勞、按營、按資的分配理論是一種互相補充,具有內在聯系的整體性分配理論。又如與多元化結構相適應的綜合化全方位開放市場體系,綜合化、多樣化商品優勢的興起和發揮,綜合的、多樣的金融市場優勢的興起和發揮等等,必將進一步促進聯合經濟的發展,增強多元化經濟的綜合功能。同時,多元化又是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這就有可能實現宏觀的優化控制,從而發揮宏觀計劃的優越性,這樣就有可能把市場經濟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優勢真正統一起來,從而發揮這兩者的整體優勢,促使有計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
  對搞活大中型企業的問題,現在首先要從市場經濟這一觀點加以考察,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出發,自然首先看到的是大中型企業只有設備、技術、人才的優勢,才有產品的優勢,但如何由產品優勢實現商品的優勢,則很少過問。所以,其著眼點必然是如何抓產值、產量,而對利潤、效益則有所忽視。至于如何實現產品優勢向商品優勢轉化的問題,便不是企業所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國現在的大中型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往往與產品優勢相對應的則是商品經濟的劣勢。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這兩種對立的經濟體制模式,實現互為中介的融合或過渡,實現一個優勢轉化為兩個優勢,既有產品的優勢,又有市場的優勢。兩個優勢的互為融合,便是社會主義市場的優勢,要實現這種轉化,要緊的是觀念的轉化和市場經濟意識的增強。同時,要深刻地、全面地認識這兩種對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管理模式同步協調轉化的特點、規律。既要看到這種雙重模式轉化的過渡性,確定相應的過渡政策,又要看到這種雙重模式轉換過程中的融合性,即兩種雙重模式互為中介的融合,而引起個別功能、性質發生變化,進而驅使其個別的劣勢轉化為新的綜合優勢,實現計劃與市場的統一,生產與消費的統一。競爭機制的作用將使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切中介物、中介組織、中介場所、中介關系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
  七、不同學科的交叉滲透互為中介的特點
  不同學科的交叉滲透互為中介的特點是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發展重要特點,這些新興學科是在原有學科基礎上的繼承與擴展,其最重要的內涵是發展和創新。這就是學科發展在縱向上的互為中介的問題。如從牛頓萬有引力理論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前者是揭示宏觀領域內的物質運動規律,后者則是揭示微觀領域內的物質運動規律。兩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存在著明顯的繼承與發展或繼承與創新的關系。而“邊緣”則是指不同學科之間的橫向聯合與滲透的互為中介的結合。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預言:“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7]這種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橫向綜合、融合、滲透的結果,將是科學的發展趨勢。這種綜合化的趨勢,首先是自然科學內部和社會科學內部不同學科之間的綜合,而后又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的綜合化程度的日益增長,這是因為:一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的復雜問題,如空間開發、海洋開發,地球深部開發,地區發展,生態問題等等。對這類問題的規律性的認識,往往需要多學科聯合,需要發揮多學科的聯合優勢;另一方面,不同學科的交流和合作有了新的條件。不是把沒有聯系的學科湊合在一起,也不是相聯系的不同學科簡單交叉,而是不同學科在差異中經過互為中介的融合而產生的新學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首先表現在它們的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質上的統一,其次表現在它們共同的認識和方法論上的統一性。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客觀世界的物質運動形式及其規律。而物質的統一性和物質的普遍聯系性,便成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互為中介階段融合而呈整體化的哲學依據。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它們研究對象不是某種物質的特殊的運動形式,而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某個特定的共同方面,主要是結構、屬性和數量方面,因而橫向延伸到各個領域。至于同一門類或不同門類兩種和兩種以上學科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更是一種極為普遍地互為中介的雙向交叉發展,如數學+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經濟+技術技術經濟學等數以千計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并且正在向多學科、多門類結合、滲透的趨勢在日益增長著,顯示了復雜的交叉和互為中介的發展特點。
  (附圖 B11101.JPG
  質交叉區——中介型學科
  由此可知,四個不同門類、不同學科性質的對立或差異經過互為中介階段融合,或互為中間環節而過渡,使其個別學科的性質、功能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重新形成新的學科結構的中介領域,這個領域就是馬克思在140年前所預言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將是一門科學。這“一門科學”的性質是多學科滲透、多功能系統組合,形成互為中介的綜合優勢。它的特點表現為理論上趨于統一,技術方法上趨于綜合,科研組織上的聯合。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一切都是互為中介(vermittelt),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系的。”[8]馬克思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9]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哲學四大門類交叉、滲透的結果是圖中所示的“C”逐步擴大并兼容A、B、E、D。首先在幾個交叉點如A'是A與E的交叉,其次C'是A與D的交叉形成自然辯證法,B'是B與E的交叉促進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的結合,出現了社會科學精確化、模式化的發展趨勢。諸如計量經濟學,計量社會學……等等。D'是B與D的交叉,出現了社會科學哲學化的趨勢。可見探索新興學科或邊緣學科的發生發展規律,要緊的任務是探索多學科、多門類聯合、滲透而形成的互為中介的學科結構多樣化和功能綜合化的特點及其規律。一般的規律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寬闊的交叉地帶生長出來的一系列新學科,諸如邊緣學科、橫斷學科、綜合學科等。新的科學群體化現象日益增強,它是當代自然觀與大科學觀發展的必然產物。交叉的本質是自然的,它是在高度分化的基礎上進行高度綜合的必然產物,它的形成則是社會的。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是社會實踐,首先是社會實踐為它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其次社會實踐為其理論化提供了社會的支點。為了說明各門學科之間在不同的門類和不同層次之間互為中介的融合、滲透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特別用錢學森教授關于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結構來分析,現代學科之間互為中介這是一條規律。他提出的九大門類三個層次,而三個層次過渡,上升到人類知識的最高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其中都需一個互為中介的橋梁。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互為中介是自然辯證法;社會科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互為中介是歷史唯物主義,以此類推的互為中介之新學科如數學、哲學、系統論、認識論、人生觀、美學……九類等。
  八、實現兩個飛躍的中介
  實現感性向理性的飛躍,關鍵是聯結感性與理性的知性這一環節。而實現理性向實踐的轉化,理性與實踐相聯系的中間環節關鍵仍然是中介的問題。諸如社會技術、社會輿論等均是值得重視的中介現象。可見實現兩個轉化的共性是認識或揭示轉化的機制、特點及其規律,要緊的是揭示其中介現象及其規律。一是感性向理性轉化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二是理性向實踐轉化的中介現象及其規律。一個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實現由感性到理性的飛躍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實現由理性向實踐的飛躍。正如毛澤東同志講的“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10]。認識客觀世界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能動地改造世界。要揭示理性向實踐飛躍的特點及其規律,就要認真探索理論轉化為實踐,或轉化為生產力的轉化機制、特點、規律。我們講的創造性的工作,就是指的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但是,理論不能直接改變現實,不能直接創造生產力,這是由理論自身的特點決定的。理論只是事物的本質的揭示,是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它的特點是抽象性、間接性,而實踐活動則是按人的意志,有目的去變革客觀實際(包括價值的認識,在頭腦里有構想的實踐)的活動,它的特點是具體性和現實性。這就形成了抽象性與具體性,間接性與直接性或現實性的矛盾。這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本質特征構成的特有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性決定了理論不能直接地改革現實,不能直接的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但理論必須也只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才能在推動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這就又提出了一個探索理論與實際對立中介階段的融合或過渡的問題。理論必須也只有經過互為中介的融合或過渡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實現理論到實踐的飛躍,達到變革客觀世界之目的。任何理論的正確性,只有在實現了由理論到實踐的飛躍,才能被認為是經過檢驗的真理,否則任何理論的真理性,只能是半截子的真理或沒有被證實的真理或不完全的真理。從這個意義上又提出了實踐檢驗真理的問題。而這種檢驗又是有條件的:其一是變革現實的目標要求清晰和明確,否則無法檢驗,并且檢驗的客體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時也涉及可觀察變量與可控制變量的一致性等。否則難以檢驗。只有明確的檢驗目標,相以穩定的檢驗客體,又是在可觀察變量與可控制變量的范圍內,通過實現由理論向實踐轉化過程的考察,從而逐步認識它們之間的轉化機制、特點及其規律。現在對這個極為重要和極其復雜的問題,理論界雖然有一定的認識,但還處在自由向必然的認識階段。一般認為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至少有明確的實踐思想和很強的實踐意識,如實踐目標的設想即優化的目標涵數,以及為實現優化目標涵數按系統層次、要素確定的實施方案及其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實現認識的主體與客觀的真正統一。其二是實踐的力量環節,如輿論(理論宣傳與政策宣傳)的廣泛性,組織力量實施的合理性和有效的管理等。其三是實踐方式的環節,如手段、試驗、反饋等。手段是指實施方案的物質技術條件和科學技術手段是否先進。試驗是探索性的活動,既是對具體的檢驗,又是探索新的有效途徑,并根據反饋的信息,不斷地對客體進行再認識。只有這樣不斷的經過漸次深化的互為中介的若干環節,而且按嚴格的程度和步驟,為實現其理論目標而不斷在實踐中通過互為中介逼近優化目標。從而實現由理論到實踐的第二次飛躍。由此不難看出:第二個飛躍和第一個飛躍一樣,同樣要經過互為中介的若干環節。認真考察分析這些互為中介的特點以及促進轉化的外部條件、內部機制等中介因素,無論是實現第一個飛躍,還是實現第二個飛躍都是至關重要的。實現第一個飛躍的互為中介的環節或必備條件,首先要求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并符合實際;其次是要有科學的方法處理感性材料如民意測驗、概率統計,特別是善于動用運籌理論和計算機手段,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加工等互為中介的認識工作,進而使知性認識達到理性認識,從而實現由感性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獲得理性的或規律性的認識。而只有不停頓地實現由理論向實踐的飛躍,才能使理論真正為兩上文明建設服務。不斷地經過互為中介的環節進行漸次深入的循環,不斷地經過互為中介的知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發展,這就是一切事物互為中介的轉化規律與一切認識互為中介的認識規律之間的深刻一致性關系。
  總之,認識中介、重視對中介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不僅對于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論、方法論具有極為深刻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中介理論,研究和解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運用中介理論側重分析了改革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介以及發展新興交叉學科的中介,并試圖從中認識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注釋:
  [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35頁。
  [2][8]《列寧全集》第38卷,第103頁。
  [3]《列寧選集》第4卷,第453頁。
  [4]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單行本,第190頁。
  [5]《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單行本,第1頁。
  [6]《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1頁。
  [10]《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40頁。
            責任編輯 劉昌果 趙建偉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56-73B1哲學原理劉茂才19951995 作者:社會科學研究成都56-73B1哲學原理劉茂才19951995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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