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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言論自由之一斑 張季鸞:蔣介石之人生觀
民國言論自由之一斑 張季鸞:蔣介石之人生觀
張季鸞     阅读简体中文版

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皆社會中所偶見,獨蔣介石事,詬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蔣猶不謹,前日特發表一文,一則謂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再則謂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反翹其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吾人至此,為國民道德計,誠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批評,俾天下青年知蔣氏人生觀之謬誤。   

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屬于本能的發動,動物皆然,不止人類。人生得真正戀愛,固屬幸事。然其事不可必,目戀愛對象,變動不常,靈魂肉欲,其事難分。自生民以來,所謂有美滿之姻緣甚少矣。然戀愛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謂戀愛不成,則人生一切無意義,是乃專崇拜本能,而抹殺人類文明進步后之一切高尚觀念,或者非洲生番如此,中國不如此也。夫文明人所認為之人生意義,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蓋人生至短,忽忽數十春秋,與草木同腐,以視宇宙之悠久,不啻白駒之過隙。然而猶值得生存者,則以個人雖死,大眾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之所奮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繼,世代相承,以為建筑文明改善人類環境盡力。行此義者,為人的生活,不然為動物生活。得戀愛與否,與人生意義無關也。或曰:此言固是。然得戀愛,始能工作,失戀愛則意志頹然,蔣氏之意僅在是耳。然此亦大誤。蓋在有道德觀念知人生意義之人,其所以結構一生者,途徑甚多,不關戀愛。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記,成中國第一良史;美國愛迪生,一生不娶,發明電學,裨益人類,古今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之不得戀愛者多矣,寧能謂其人生無意義乎。   

目蔣氏之言,若即此而止,猶可不論,蓋人各有志,而戀愛萬能之說,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蔣氏如此,亦不足責。然吾人所萬不能緘默者,則蔣謂有美滿姻緣始能為革命工作。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十八世紀以來之革命潮流,其根本由于博愛而起。派別雖多,皆為救世。故雖犧牲其最寶愛之生命而不辭者,為救惡制度惡政治下之大眾,使其享平安愉快之生活故也。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嗚呼,常憶蔣氏演說有云:“出兵以來,死傷者不下五萬人。”為問蔣氏,此輩所謂武裝同志,皆有美滿姻緣乎?抑無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緣?其無之耶,豈不虛生了一世?累累河邊之骨,凄凄夢里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嗚呼,革命者,悲劇也。革命者之人生意義,即應在悲劇中求之。乃蔣介石者,以曾為南軍領袖之人,乃大發其歡樂神圣之教。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車,鉆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則洋場華屋,行則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發此種墮落文明之陋論,并國民正當之人生觀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評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寧政府軍隊尚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亦當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而十數省戰區人民,因兵匪戰亂,并黃面婆而不能保者,蔣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義之人生?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吾人所為蔣氏惜也。或曰:天下滔滔,何嚴責蔣氏?曰:果蔣氏自承為軍閥,為官僚,則一字不論,其事亦不載。而蔣氏若自此銷聲匿跡于戀愛神圣之鄉,亦將不加以任何公開之批評。今之不得不論者,以蔣氏尚言革命之故耳。吾人誠不能埋沒古今天下志士仁人之人生觀,而任令一國民黨要人,既自誤而復誤青年耳。豈有他哉?   

【注釋】本文刊登在1927年12月2日天津《大公報》上,是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社評初期最有名的文章之一。   

1927年12月1日《大公報》第二版上以《今日之新郎新婦》為題登載了蔣介石、宋美齡的頭像,并以電訊形式轉發了蔣介石寫的《我們的今日》。

原件是這樣的: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時二十五分上海來電   

蔣介石發表一文,題為《我們的今日》,謂今日得與最敬愛之美齡結婚,為有生來最光榮、最愉快之一日。彼奔走國事以來,常于積極中忽萌退志,前輩常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當時未答,今可圓滿答復,即確信自今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即從此始可安心盡革命責任。彼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故革命當從家庭始。末歸結于今日結婚實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業基礎。

*****************************************

張季鸞——近代獨立報人

作者:陳奎德 出處:驛釗傳媒學習小組2005-09-22

張季鸞(1888-1941)陜西榆林人, 近代中國最富自由獨立色彩的報紙《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和主筆,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在他主持筆政期間,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獎,這是當時國際新聞界極富聲譽的獎項。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并創辦《夏聲》雜志,1911年歸國,任《民立報》編輯。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成立了中華民國。因其文名,經于右任推薦,張季鸞任孫先生秘書。曾為中山先生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張季鸞先生處世頗有棱角,仗義執言,以致曾兩度入獄。袁世凱任大總統時,他對于宋教仁被刺殺案,秉筆直言,遭到無理逮捕,囚禁三個月之久。袁世凱死后,他出任《中華新報》總編輯,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經各方營救獲釋。一介書生,兩度落難,兩次獲救,大落大起,預示了其一生的坎坷與輝煌。

  張季鸞染有中國文人的文風余韻,又有現代學人的廣博知識,像象梁任公一樣,筆起波瀾,引領風潮,掀一時之氣象,成輿論之重鎮。

  1926年9月1日,張季鸞與胡政之、吳鼎昌(吳出資5萬元使報紙經濟獨立)合作接手大公報,這是其一生的轉捩點。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后,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論及“不黨”,他說“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愿,在于是矣”。

  論及“不賣”,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論及“不私”,他說“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論及“不盲”,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并付諸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并非心血來潮,并非靈感驟涌,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征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蕓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么清新。”王蕓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應當注意他所指的《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特點。即,《大公報》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但同時,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担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担當,即“對于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這是從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這就使《大公報》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臻于化境,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

  有鑒于此,他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說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復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啟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這種風格,播灑于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有助于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于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于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鄉愿,并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并“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M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M?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后革M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M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 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后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

2011-06-10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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