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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老舍的散文創作
試論老舍的散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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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全面論述了老舍散文思想內容及藝術表現上的特色,作者認為: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雖基本上屬于幽默閑適的小品文之流,但也有時代的折光;隨著老舍思想的發展,抗戰時期和解放后他的散文創作,由表現“自我”演變為以反映大眾的、民族的斗爭生活為主的“社會的”、“時代的”記錄。在藝術表現上,老舍的散文抒真情,寫真性;體物入微,微中見大;詼諧幽默;語言樸素簡練。在現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稱得上獨樹一幟。
  關鍵詞:散文 自我 功利性 幽默
  老舍三十年代在《論語》、《宇宙風》、《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記事、抒情散文,以及幽默小品文。1934年4月,他還出版了《老舍幽默詩文集》。抗戰期間,他先后在《抗戰文藝》、《彈花》、《宇宙風》、《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五十余篇散文。解放后,他創作的嚴格意義上的散文只有十多篇。長期以來,對老舍散文的研究重視不夠,或評價不高。各種現代文學史教材在論及老舍時,也絕少提到他的散文創作。因此,對于老舍散文創作的研究,目前幾乎是一個空白。因此,對老舍的散文作深入全面的探討實有必要。
    (一)
  三十年代,老舍剛從英國回國不久,又在北方教書,因而離革命較遠,文藝觀也與左翼作家不盡相同。老舍強調“文學是生命的詮解”,強調“文學的真實”,他反對逃避現實,但也反對標語式的宣傳。他說:“沒有問題,文學便漸成了消閑解悶之品;見著問題而亂喊打倒或萬歲,便只有標語而失掉文學的感動力。”因此,“偉大的創作”,是“由感動漸次的宣傳了主義。粗劣的宣傳,由標語而毀壞了主義”[①]。他三十年代的散文,大體來說,基本上屬于林語堂、周作人等人積極提倡的幽默閑適的小品文一流。(此時期他大多數散文就發表在林語堂等人主編的《宇宙風》、《人間世》、《論語》上)。他談濟南、青島的風景,談自己的飲食起居,談自己的讀書、寫作生活,談鴿子、麻雀等小動物,也談狐說鬼,……這些閑適小品,或能增加人們的知識,或能怡情養性,給人以審美的愉悅,但卻不是“匕首”和“投槍”。很顯然,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繼承的是二十年代以“自我表現”為主的“個人的”抒情小品的傳統。然而在這些“自我表現”的散文小品里,通過“自我”,也自然地顯現出時代的折光。如抗戰前夕的《想北平》[②]就十分典型。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而蔣介石南京政府則退讓屈服,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相繼成立,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和憤怒,老舍作為一個北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華北的危機,北京的危機,當然會使他寢食難安,感慨不已。《想北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一篇親切動人的懷鄉散文,字里行間表達了對故鄉北京深深的眷戀之情。“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文章這一結尾感情色彩深沉而蘊藉,具有特別動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那些在《論語》、《宇宙風》、《人間世》發表的幽默小品,談寫作、談觀畫、談電影、談孩子,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字里行間,有他生命的體驗,有不平,有諷刺。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里,他多次說,有錢的來青島避暑,而無錢的只好關在屋子里“死不動窩”,“有錢的能征服自然,沒錢的蛤蟆墊桌腿而已”。又如在《有錢最好》、《鋼筆與粉筆》等篇中,他談自己的困頓,為了掙錢糊口,他不得不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只好讓鋼筆生銹,拿粉筆去寫黑板。”作為一個文化批判型作家,跟他的小說一樣,在散文中他也不忘對國民性的批判,在忍俊不禁的《取錢》、《有聲電影》、《寫字》等篇章里,他嘲諷抨擊那些做事拖拉、裝腔作勢、不講公德等社會弊病,諷刺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表現了“老中國兒女”的弱點。正如魯迅在談到周作人、林語堂的閑適小品時所說的,他們提倡的小品文雖已走向“危機”,但他們的作品也有“諷世之意”,“其實是還藏些對于現狀的不平的。”《人間世》有很多作者的“隨感錄”之類的小品,“雖多溫暾話,然已與編輯者所主張的‘閑適’相矛盾”。[③]此時的老舍就是這很多作者中的一個,他的散文小品也有掙扎和戰斗。只是他取的是一種平和的心態,他不叫罵呼號,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點,領悟的是人生的矛盾。1936年7月他在《論語》上發表的《鬼與狐》一文說的雖然也是“鬼”與“狐”,但很顯明地是影射“人”,人才是真正的白天的鬼,“這種玩藝們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獄的黑暗,而無其嚴肅。”他還說,現在的文藝之所以寫這種鬼與狐的故事,除了為造成一種恐怖,“故意的供給一種人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顫抖的東西”外,“也許還有時候含著點教訓,如鬼狐的報恩等等”,“不論是怎樣吧,寫這樣故事的人大概都是為避免著人事,因為人事中的陰險詭詐遠非鬼所能及;……所以鬼事倒比較容易寫一些。”這里,除了對那人心險惡的世道不滿外,老舍還是為自己辯護,也是為《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辯護。
    (二)
  抗戰時期,時勢的劇變,迅速地改變著老舍的生活節奏與思想觀念。為了祖國,為了抗戰,他告別了在濟南的家人,來到了武漢,結束了他多年來的寧靜的書齋生活,開始經歷流亡與抗戰的“八方風雨”。抗戰期間,老舍負起了領導“文協”的重任,負責“文協”的日常工作。以往很少參加政治活動的他,此時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為推動抗日文藝活動的開展,做了大量的工作。隨著老舍政治思想的變化,此時期他的文藝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積極主張文藝要為抗戰服務,進行抗戰的宣傳。他說:“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戰;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槍吧。”[④]他此時期的散文,已沒有那種悠閑的創作心態,表現的也不是那種平和沖淡、閑適樸雅的情緒,作品的社會功利性大大加強。
  老舍抗戰時期的散文取材廣泛,有的記自己南下參加抗戰;有的寫自己在抗戰時顛沛流離,貧病交加的生活;有的記現實中的苦難、血淚和黑暗;有的懷念死去的親友;有的記“文協”的成立及活動;更多的是敘說自己的寫作生活。不管是記事、懷人、紀游,還是雜感小品,其主題均與抗戰有關。如在此時期老舍寫的一組懷人抒情的散文就是如此。在《我的母親》一文中,他用非常樸實的語言,寫出了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普通勞動婦女形象。母親不僅給了我生命,而且教我如何作人,作者滿懷深情地寫道:“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北平后,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我卻離開她一個人跑到了南邊,去世時也不能為她送終。文章一方面贊揚了母親的平凡偉大,一方面也表達了對侵略者的憤恨。同時從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舍孝盡忠,保持民族節操的高尚品格。他寫郭沫若、茅盾,不僅贊頌他們為新文化建設、發展所作的貢獻,而且高度贊揚了他們在抗戰中為民族的解放、新生所作的斗爭。在此時期,那些最普通不過的勞動者,也進入了他的視野,《悼趙玉三司機師》一文就寫了一個與作者相處時間不長的、一個普通的汽車司機,他贊揚這位為抗戰犧牲的,從山東來到四川參加抗戰的汽車司機,“將隨著中華民族的勝利與復興而不朽!”
  老舍這時期的散文,不僅高揚愛國主義大旗,宣傳抗戰,號召人民為民族的解放而斗爭,而且憤怒譴責了統治當局不顧民族利益,實行不抵抗主義,不發動民眾,實行片面抗戰的政策;或在民族危亡之際,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或大發國難財的丑惡行徑。在《吊濟南》一文中,作者寫到日本侵略者在武裝入侵前,已經用經濟的手段來吸我們的血,可統治當局“有目無睹,仍舊逍遙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謹落個好官,我自為之,別無可慮。”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入侵時,因當局“對外講親善,故無抵制”,“敵軍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舊安閑自在”。在這樣的當局統治下,“美麗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在《兔兒爺》一文中,他由北方城市中秋節街頭賣的泥作的“兔兒爺”,想到那些投身事故的漢奸,他們也跟那些泥作的“兔兒爺”一樣,“身上也花花綠綠,足下登起粉底高靴。身腔里可是空空的,脊背有個泥團兒,為插旗傘之用。旗傘都是紙作的。他們多體面,多空虛,多沒有心肝呢!他們唯一的好處似乎只在有兩個泥膝,跪下很方便。”老舍告誡人們,不要作空心的、泥作的“兔兒爺”,既要有真本領,又要有浩然正氣,“只能迎時當令充兔子王的,不作漢奸,也是廢物。”
  抗戰時期他也有少量的幽默之作,這些文章語言仍然詼諧幽默,但幽默中或有含淚的微笑,或有熱烈的諷刺。在《四位先生》中,老舍說,“在我所認識的文友中要算吳組緗先生最為闊綽”,于是,“我”經常買幾個比醋還酸的桃子,“好搭訕著騙頓飯吃”。據吳組緗先生回憶說:“實際上,他每次來我家,因熟知當時我們手頭困難,又多病,他多是買了豐富的肉、菜帶了來,讓我們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⑤]。很顯然,文章幽默含蓄地寫出了抗戰時作家們生活的困頓,也透視出老舍的樂觀風趣。在《多鼠齋雜談》中,他也談煙酒茶、衣食住、鼠貓狗,但表現的是因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致使人民連起碼的生活也不能保障;或表達自己對漢奸賣國賊的憎惡。如談到狗時,他說“狗永遠不嫌主人窮。這樣的動物理應得到人們的贊美,而忠誠、義氣、安貧、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該歸之于狗。可是,我不曉得為什么中國人不分黑白的把漢奸與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誠不義氣的動物。我為狗喊冤叫屈!”這里的諷刺與鞭撻是十分明顯的。在談到民間的故事與笑話里的“傻子”時,他一方面說這是弱者對那有勢力、有錢財、“有學問”的人的諷刺,一方面又指出,這種諷刺的勝利到底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假若勝利必須是精神上的呢,他們大概可以算得了勝。反之,精神勝利若因無補于實際而算不得勝利,那就不大好辦了。”作者在這里批判了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針砭了國民的痼疾。跟三十年代那些幽默小品一樣,抗戰時他寫的這些幽默詼諧的散文也是有著“社會諷刺”性,只是比三十年代更鮮明、更強烈。
  1949年12月,老舍從美國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國。他懷著對新社會的熱愛,積極投入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此時期他的創作目的更明確,社會責任感更強。如果說抗戰時期他是主張藝術為抗戰的話,那么,解放后,通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學習黨的文藝政策,他已逐步確立了藝術為工農兵、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文藝思想。因此,歌頌黨的領導、歌頌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他解放后散文創作的基本主題。建國后他的散文創作,基本上是抗戰時期散文的繼承和發展。解放后老舍寫了好幾篇歌頌新北京的散文,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敘說了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之后的巨大變化,熱情地歌頌了共產黨的領導。如歸國后他寫的第一篇散文《我熱愛新北京》,就用對比的手法,細數了解放后北京在市政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把這些成就的取得歸功于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他寫道:“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潔,明亮,美麗!我怎么不感謝毛主席呢?是他,給北京帶來了光明和說不盡的好處哇”;解放后寫的一些紀游之作,如《新疆半月記》、《內蒙風光》、《南游雜記》、《春來憶廣州》等,都是贊頌解放后祖國各地的變化,歌頌民族大團結;即使是寫養花、喂貓,或是寫兒女親情的作品,也表現出一種新的精神風貌。
    (三)
  老舍散文的藝術風格是十分鮮明的,即使放在“五四”以來浩如煙海的散文作品中,也決不會混同、湮滅。在中國現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稱得上是獨樹一幟。
  抒真情,寫真性,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一個顯著的特色。跟小說、詩歌、戲劇相比,散文最能表現一個作家的人格與個性。郁達夫就曾指出:“現代散文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⑥]。雖然三十年代、抗戰時期和解放后三個時期老舍的散文創作有變化、有發展,散文的體式也各種各樣,筆法也是千變萬化,但從他的散文中,我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到老舍的人格與個性。不管是三十年代他的嘻笑怒罵,還是抗戰時期為民族的復興而慷慨激昂,還是解放后對新社會的熱情贊美,在老舍那里,均是親感至誠,坦白自然的,沒有絲毫的做作。老舍三十年代離革命較遠,如前所述,他這個時期創作的散文社會功利性不是很強,但從那些寫景敘事、談天說地的篇章里,仍可窺見他那正直愛國的心,他那既溫柔敦厚,又嫉惡如仇的人格個性。抗戰時期,老舍為高漲的愛國熱情所驅使,他別婦拋雛投身于抗戰。這時期的散文,不論是刻畫自己,還是描敘人世,他都毫不隱蔽的融進自己的個性,灌入自己的熱情。雖然這個時期的散文有些篇章宣傳的成分較多,但都是真情實感的流露。解放后,他抒發對新中國的贊美熱愛之情,表現對勞動光榮的認識等等,無不是出自內心的真切感受。文中沒有違心媚世之詞,浸潤著作者真摯湛醇的感情分子,有一種可貴的“真味”。這種從作者真純的心田里傾瀉出來的人生真味,可以使人窺見他從或苦或甜的人生經驗里所得到的思想與智慧,可以引起讀者的好感、關切和共鳴。
  體物入微,微中見大,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二個顯著的特色。老舍能揚自己所熟悉之長,避自己陌生之短,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取材于日常瑣事,著筆于事物細處,但又使人從平凡之中辨別出新異滋味,在細微之處窺見宏旨精義,做到所謂“一粒沙里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⑦]。如他的《想北平》就十分典型。正如作者所言,以北平之大,歷史之久,風景之多,如果只寫其某一點,“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那么,欲寫出舊北平的整體情貌,該如何入手呢?作者基于對北平的熟悉和深切體味,從豐繁的事物中,精選出常被一般人忽視、看似平凡細微的事物:那長著紅酸棗的老城墻;那面向著積水潭,背后是城墻,坐在石頭上看水里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的安適情趣;那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不遠的建筑格局;還有那墻上的牽牛,墻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以及紅紅綠綠的青菜攤,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正是上述這些看似極端平常、普通、微末的材料,卻為我們描摹出了當年的北平所獨有的整體情貌和氣氛,表達了對那有可能即將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的故鄉深深的眷戀之情。又如他的《我的母親》,這是一篇感情沉摯的悼念之作。對于自己熟悉之至的母親,要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作者通過一些看似瑣細的事情的記述,如丈夫死后靠自己的辛勤勞作養活一家,給人家洗衣服,“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無論手中怎么窘,“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客人”……寫出了母親勤勞、好客、“寧吃虧,不逗氣”、剛強等高尚的品德,寄托了作者對慈母病逝北京的悲痛之情。
  詼諧幽默,這是老舍散文的第三個顯著的特色。老舍素有幽默大師之稱,他的散文跟他的小說、戲劇、曲藝一樣,也具有鮮明的幽默的特征。老舍的幽默,首先是一種心態,他說:“我是一個愛笑的人”,貧寒的生活,以及中國傳統喜劇藝術和歐美幽默作家的影響,構成了他獨特的幽默心態。老舍的散文小品正是以這種心態,親切自然地導引我們,從平凡的處所,發現缺欠可笑之處,從而使我們在笑中得到美感與啟迪。老舍認為:“給人啟發和感觸,這才是幽默的真諦。”因此,他的幽默小品與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閑適小品又不完全相同。他擷取的是日常生活,身邊瑣事,諸如寫信、取錢、相片、忙、有了小孩以后等一些極平常的、近乎無事的物事。但一經他以文化的觀照,就從小我范疇的肌膚之感上升為對生命的理性思考,顯示出豐富的思想意蘊。他的笑既有對自我的解剖,又有對民族的反省;既有對人生苦澀的吟味,又有對時弊的譏諷,表現著他對真善美的追求。為了達到“招笑”、“風趣”的美學效果,他有時抓住描寫對象的矛盾、不諧調,用夸張的手法表現出來,即他所說的“看透宇宙間的種種可笑的因素,而后用強烈的手段寫畫出來”。他有時采取白描手法,不落痕跡,如《有了小孩以后》,作者捕捉小孩的天真稚態,完全如實描畫出來,在成人的視角下,顯露其“狡猾可喜”。他有時利用對照映襯,突出兩極反差,如《吃蓮花的》、《取錢》等,于鮮明的對比中,顯露出社會世態的荒誕不經。他有時又靈活運用諧音、比喻、粘連、反語、民間諺語、歇后語等語言手段,使文章諧趣橫生,讓人忍俊不禁。
  樸素自然,流暢簡練的語言,這是老舍散文的第四個顯著的特色。老舍散文常用口語,語言平白如話,自然流暢,絲毫沒有雕琢的痕跡,讀來令人感到十分親切。但流暢又不失之繁冗,做到了既暢達又簡練。老舍曾勸寫散文的人,先去練習寫韻文,“因為韻文的句子有一定的長短,句中有一定的音節”,能使人“明白如何翻過來掉過去地排列文字,調換文字。有了這番經驗,再去寫散文,我們就知道了怎么選字練句,和一句話怎么有許多的說法”。老舍自己既擅長散文,又擅長韻文,其語言藝術達到了十分高的境界。請看他的《青島與山大》開頭一段寫景的文字:“北中國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風與黃河的水得到色彩與情調:荒、燥、寒、曠、灰黃,在這以塵沙為霧,以風暴為潮的北國里,青島是顆綠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黃色地圖的邊兒上。在這里,可以遇見真的霧,輕輕的在花林中流轉,愁人的霧笛仿佛像一種特有的鵑聲。在這里,北方的狂風還可以襲入,激起的卻是浪花;南風一到,就要下些小雨了。”作者用“荒”、“燥”、“寒”、“曠”、“灰黃”來概括我國北方的“色彩”與“情調”,文字精練,字字如斬釘截鐵;后面描寫青島之美,多用比喻,語句參差,節奏舒緩,句句如山泉流淌。在語言方面,老舍的散文跟周作人的散文有許多相似之處,讀他們的作品,如同喝一杯西湖的龍井茶,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嘴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
  ①老舍:《論創作》,1930.10。
  ②發表于1936年6月《宇宙風》。
  ③參考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1934年4月30日給曹聚仁和1934年5月6日給楊霽云的信。
  ④老舍:《八方風雨》。
  ⑤見1982年第5期《十月》,吳組緗:《〈老舍幽默文集〉序》。
  ⑥⑦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收稿日期:1995—6—1。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職稱:副教授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98-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國良19951995 作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98-10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國良19951995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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