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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意義
試論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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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01)05-0010-07
  把趙樹理視為一個完整意義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把趙樹理及其文學世界作為一種現代中國特殊而又有普泛性的知識分子文化——心理視域里的精神——審美結構來加以釋讀,我以為,這既是我們在過去趙樹理研究中所忽略的地方,又是使趙樹理在今天的語境中走入“經典化”境界最有力的切口。就我們對往昔趙樹理研究史料的一般印象而言,在很多研究者那里,“知識分子”和“作家”并非“同一性”概念,毋寧說在研究者的“潛話語”中還有意無意地在使用中加以區別。“作家”與“文人”的含義更近一些,而“讀書人”與“作家”則似乎有著較大的差異。在中國古代,“士”或“士人”更多地是從“知識擁有者”角度體認的概念,“吟詩作文”乃是古之“士人”應當或必須具有的某種特殊的、甚至是標示“身份”的技藝而已,它至多不過是“知識擁有者”“文化身份”的外在表征罷了。如果說,在中國古代“知識擁有者”的價值實現只能是“做官為宦”的“體制化”范疇,那么現代的“知識擁有者”——“知識分子”則恰恰是在與“體制”的有意疏離之中獲得獨立并保有自身價值的。西方近現代文化進程中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知識分子”、“現代性”概念內涵,在強調它的獨立性時,還格外看重其在“體制”異化之中“良知”、“正義”、“國家良心”的代言人身份,“完善文明”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存在本質。這便使得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呈現為兩個作用向度——一是“批判現存”,“創造”體現在對一切業已生成的物化或精神形態的“不滿足”與“有意挑剔”;二是“思想生產”,即不斷嘗試用前人不曾使用過的“組合”,來展示一種“新秩序”。當然兩個向度是相輔相成、互為動力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和文明實踐已經證明,知識分子在拒絕“體制化”過程中,失去的只是無數被奴役的可能,而贏得是一種堪與“體制”威壓相抗衡的“文化霸權”。
  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經歷了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再到“體制內”及“體制邊緣”的漫長而又艱難的跋涉旅程——直到今天,這一旅程仍未接近終點。可喜的是,在90年代以來的“非意識形態化”文化思潮中,知識分子文化畢竟形成了與國家意識形態文化、大眾文化相對應的多元中有力的一元。為此我想起了趙樹理。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文化身份”漫長的體味確認過程中,他和任何一位操持“作家職業”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充滿了角色自塑與意識重構的艱難性、惶惑性和痛苦感。而這些則是長期以來處在功利性文化語境中我們所常常忽略的。人們對他的文化身份的體認,不得不在他一生耕耘不輟的“農村題材”及與農民文化的簡單對應之中苦苦覓取,加之他常常不加掩飾的對農民親昵的自我表白,因此把他書寫為一個“現代的農民作家”——這種對趙樹理來講不尷不尬的命名,已無形之中把他排除在知識分子行列之外了。另一種情形是,長期的關于審美的“政治言說”及對文化構成的強制、審美價值的政治化界定,也同樣在把趙樹理充分“體制化”情形之下,有意無意淡化、稀釋了趙樹理作為一個具有鮮明“題材定向”的審美創造者的文化主體困惑和創造過程的選擇尷尬。幾十年來有關趙樹理評價的“七上八下”,說透了都是“體制語言”忽左忽右的回應表現。如此等等,都是造成趙樹理研究境界難以提升的原因所在——上述這些,無非是筆者對歷史進行的別一角度的回顧,無意在此厘定是非。把趙樹理納入“知識分子”文化范疇,是我企圖使趙樹理研究趨進經典化的一種努力。本文將從社會角色、情感角色、權力角色及角色焦慮等方面,對趙樹理及文學世界的“知識分子性”做一點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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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樹理走上歷史前臺的語境因素,既是一種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又是趙樹理“知識分子性”得以釋讀的文化空間。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是,當趙樹理不自覺地走向某種社會角色和自我對這種社會角色體味確認的過程里,其自身的文化屬性與角色自塑、重組也同時隱含其中。在這里,“現代性感覺”的擁有與否和形成過程是一個重要的前提。趙樹理無疑是五四現代文化與理念的受惠者——但他與“五四”卻有著一個漫長而又極為自我化的體認溶融的過程。我以為,上述這種“體認熔融”的過程,在趙樹理這里可分為四個階段或四種狀態:第一階段是他入長治第四師范學校讀書時期。1925年夏,已結婚成家的趙樹理考入“山西長治第四師范學校”,我們要問的是在此之前應如何看待趙樹理的“文化屬性”呢?其實,生活在貧瘠閉塞家鄉的趙樹理,雖然多受鄉村文化及區域文化(包括他父親的言傳身教、八音會及其它種種)的熏陶,但這些并未完全構成趙樹理的文化心態恒穩不變的色調。原因是他此時對文化(不管哪種文化)的接受與釋讀還是一種“自在”狀態,并非有意——這意在說明,此時的他還不具備作為一個“文化主體”的文化選擇能力和在“異質參照”沖撞之下面對自我的反省能力,把此時的趙樹理稱之為“農村文化人”(與其父輩一樣)或“識字人”應當是無大錯的。他“當時的迷信,不吃肉,敬惜字紙”等宗教意念,完全是宗教信徒盲目受之的結果。從這樣的文化屬性看,趙樹理在入“師范”之前也同樣沒有“社會角色”意識,其情感還無法在文化范疇中加以分析。他自述:“其后我的思想為班上的同學王春打跨,并給我介紹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我此時如獲至寶……我則每讀一書均是王推薦。我們所讀之書甚為雜亂,主要的為康、梁、嚴復、林紓、陳獨秀、胡適等人之著作和翻譯。”“對科學與玄學的東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者則為反禮教、反玄學的部分。”[1]據他的師范同學史紀言回憶:“當時,我們大量閱讀創造社、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報刊和五四新文藝,也看一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經常翻閱綜合性雜志《東方雜志》等,至于《胡適文叢》、《獨秀文叢》、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魯迅的小說和郭沫若的詩等,則更是我們爭相傳閱的讀物。”[1]這顯然表明了主體的一種文化趨屬,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種“喜好”是在與王春等人的激烈、長期爭論中以屢輸的形式建立起來的——這是否說明趙樹理的選擇不是被動而是主動?1926年冬至1927年4月不到半年時間,趙樹理先后加入國共兩黨。我以為,這既是他“自覺閱讀”的自我社會外化,也是其“角色意識”開始成型之時——與五四以來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功利化的文學,導致閱讀者必然進入實踐角色,文學青年或知識青年的“知識分子性”必然表現為對激進文化的青睞和啟蒙向度上的民族解放“現代性”的探求。
  第二階段是趙樹理滯留太原期間。閻錫山政權“自新院”存在的特殊性及對“在押者”學習閱讀上的非限定性,大大方便了趙樹理,“任何有關馬列主義的書,在這里都可以閱讀”[2](P44)。出“院”之后在太原的滯留,尤其是1933年前后在他“賣文為生”的日子里,不僅直接參與了當時文壇熱點問題的討論(注:參見趙樹理《怎樣利用鼓詞》、《通俗化“引論”》、《通俗化與“拖住”》及《回憶歷史認識自己》等文。),而且在實踐中有意進行選擇。“賣文”卻并不迎合,而是以激進姿態行批判之實,可以認定,趙樹理從此開始有意把“作家”身份與革命青年的“社會角色”聯為一體,他依然在第一階段后期已朦朧意會到的文化趨進向度上展示自己——不過更為自覺罷了。顯而易見,此階段中的趙樹理,已走入“單純閱讀”狀態,即完成了對五四新文化理性的內在吸納,在“大眾化討論”的語境中,遂產生“鄉村藝術情感”與“五四藝術理性”的融合難題。趙樹理的“大眾化”選擇,肇因于對現實的批判而始終不曾離開啟蒙理性,其知識分子性體現為對兩種文化融合機制的選擇與建構。
  第三階段是根據地時期及其“成名”之后。這時他的作家身份被定位,不過在根據地這只是“黨的干部”的分工不同。為此,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性”就只能是“作家”技藝與“干部”作用的疊加,走向“問題”創作,是與這種疊加身份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也是所有投奔到解放區根據地的“作家”類知識分子的自覺而又共同的文化選擇。如果說這時候趙樹理更多地矚目于農村的話,那是因為此時的他所面對的只有農村——并且又是他最熟悉的人生世界,新文化理性則成為他探求“問題”背后文化淵源的前提意識。我們看到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側目于歷時性文化沖突類遠遠多于他對“戰爭情景”的展示。
  第四階段是1949年建國以后。“十七年”中,中國作協“東總布胡同”與“西總布胡同”之間那說不清、道不白的“觀念之爭”[1],再一次把趙樹理推入“誰為正宗”的競爭漩渦里。“左翼”文藝的強大傳統及由此形成的“天然霸權”和“作家官兒們”之間的“身份”之爭,使趙樹理陷入從未體驗過的痛苦與困惑之中。他既未利用自身創作與《講話》之間的被公認的“血緣”關系而謀取官職,又不可能如當年“太行文化人座談會”上那樣以“非體制化”身份據理力爭甚至拍案而起。生活環境、資歷淵源、心態情感、“作文”與“為官”之間等種種的不適應,陷入“孤獨”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種被人排擠的凄涼之感。在建國初“文學話語霸權”以“左翼”引領而逐步生成的過程中,使實際處于體制邊緣的趙樹理感到,惟一能夠挽救這種自我傾倒的方式就是創作。我們看到,在這一段歲月里,他展示了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固守”姿態——拒絕融入“都市的俗庸”與“文化的醬缸”,而執著地、一如既往又更加理性地把自己定位在“農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上。一如當年梁簌溟的“犯顏直諫”,他對自我角色的體認,依然是淡漠“作家”、而看重能介入“問題”的身份——不脫知識分子性的“干部”。“文革”前他長期在故鄉掛職及其作為,足以說明趙樹理對于這種角色的執著。
  社會角色之于趙樹理生命過程的選擇定位意義,不是像今天的商業化時代一樣,只能是社會派定的或者受著欲望文化驅動而向“眾者”的靠拢。從趙樹理對五四新文化理性體認及內在化過程來看,其社會角色之于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呈現為主動選擇的結果。不過選擇的過程卻始終是知識分子性的,即執著地以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激進精神姿態和“濟邦安民”心態參與其中。他們普遍表現出的“準革命者”的外在面貌,與其生命化的知識分子性總是處于難以完全相融的疏離狀態。“啟蒙者”及其實踐方式與“革命者”及其實踐方式,是我們今天認定現代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歷史前提。五四新文化理性維度的西方指向,雖然是導源于晚清以降至五四前夕的民族淪亡的現實需求,但并非是文化主體對此體認及恪守的惟一功利。“啟蒙者”甚至成為五四以降知識分子現代性身份的生活護照,是他們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后絕望于仕途而以“文化霸權”對抗外部世界的精神恃憑。當知識分子的這一“獨立身份”不斷得以張揚時,必然與“體制化”的意識產生矛盾——建國后知識分子一系列的悲劇性遭遇,于此也可以得到說明。趙樹理雖不像五四先驅們那樣具有先進文明傳播者和實踐者的雙重身份,但他的文明價值觀始終是指向五四與現代,這一點是得到充分論證的[3]。社會角色的選擇與定位,體現在趙樹理這里的復雜性,是與他終生不曾淡化的鄉村文化情趣和對農民的親情分不開的。在戰爭文化環境與階級斗爭語境中,趙樹理自覺扮演著“啟蒙者”角色,這在從《小二黑結婚》到《田寡婦看瓜》等十數篇小說作品中被明顯表征。他對生活切入的“問題”角度,對階級沖突方式的宗法化設置,對“中間人物”的分外關注,甚至包括文體上對“可說性”文體的刻意追求[4],都可以看作是“啟蒙者”社會角色的特殊的文學言說。顯然,趙樹理重視農民及農村的生命存在狀況而非“斗爭”性,是深有意味的。這就使他身處根據地這一特殊政治區域的“革命者”社會角色,因擁有共同的文化空間(農村)和一樣的文化對象(農民)而自然疊合為一。建國以后,這一“共同性”在審美方面雖有所變化,但農民占國民的絕大多數的這一事實并未改變,這種狀況為趙樹理以一貫的“啟蒙者”與“革命者”兩重疊加身份繼續作用于現實,不僅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間,而且因和平時期農民存在本質的持續弱化,使其天然就具有的“平民意識”逐漸把“啟蒙者”和“革命者”雙重身份融鑄為“農民利益代言人”的社會角色。有趣的是,我們從《三里灣》中看到,他似乎有意淡化“啟蒙者”與“革命者”社會角色的歷史功利性,而逐步凸現“知識分子性”。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趙樹理在兼任山西省陽城縣委和晉城縣委副書記期間,為了農民的利益,他寧肯放棄創作,更無顧于“仕途”了。他的“知識分子性”,因眷戀著農民農村而始終牢居于“平民”層次,又因啟蒙理性的慣性驅使,使他的行為做派日趨探進作為社會良知、公正、真實的境界里。如果說他因“誰為正宗”之爭而產生過痛苦的話,那么這一痛苦對趙樹理來講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為他的痛苦感覺最后歸結為:他愈來愈意識到,一個“作家”身份的知識分子為民“鼓呼”的無力,良知、真實在“體制化”面前的軟弱與渺小。他的困惑也必然成為自我拷問——我究竟能為弱勢的農民做點什么?當他以一生的代價為農民的命運思考探詢時,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外在體認,就自然被微縮于農民或鄉村文化范疇里了。無怪乎人們在傳統知識分子期待視野之中拒絕他的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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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常規概念。“家”“國”一體,在儒家那里既被作為古代“士”階層文化功能的作用范疇,也同時被作為士人階層其實現文化抱負、提升自我價值的層次劃分。一體化體認的前提是二者秩序的不可顛倒性。由“家”之“國”,“齊家”之于“平天下”,為士人規劃出一條倫理化政治宏圖的實現途徑。但這種知識分子實現自我的傳統程序,進入五四后的現代中國被徹底改寫了。我們看到,以“反叛家庭”的方式而進入“憂國”之列,已成了許許多多知識分子競相效仿的行為。如果我們對于知識分子的出身與家庭先不做階級劃分的話,那么“貧”“富”差異便在這一行為上呈現為兩種方式:前者的“叛逆”表現為“離家出走”,“去尋找別樣的人們”;后者的“叛逆”則是以否定的方式完成,即生活方式上與“家”決裂。二者的“叛逆”行為,當遭逢到30年代以降階級話語時代時,主體的文化情感也同樣呈現出差異。“叛逆”者們在對階級意識的全面認同中重塑自我情感,情感的階級成份成為主體的一種身份證明;而“離家出走”者,卻并未在階級范疇中因“同質體認”而產生自豪,他們容易陷入一種復雜的情感選擇與建構之中。這涉及到他們對“家”“國”內涵的認識。對他們來說,“離家出走”后對“家”的認識,不再只是血緣倫理意義上的生存處所,而是這一“處所”所依托的具有同樣生活和文化境遇的群體——但這又絕不是從階級的同質性上加以區別的。“家”成了大于血緣倫理邊界的“文化世界”,自我與之有著難以割斷的聯系。復雜性就在這里,滲透于“啟蒙者”和“革命者”疊加身份中的這一復雜色彩,一方面表現為如20年代“鄉土派”那樣的寓居都市而遙想故園的“鄉愁”與“憂慮”,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如趙樹理這般對農民利益日益強烈的探詢與呼吁。人們所常常談到的發生在趙樹理或“山藥蛋派”作家身上的這種“意識”,在我看來,并非“小農”,而是“大農”或“民間世界”意識。在“家”“國”范疇中,這是構成趙樹理“情感世界”的基礎,也同樣決定了趙樹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現實情感角色。
  現代中國革命之與農民、農村關系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當時代政治為了權力利益需求而最大限度地張揚農民的“革命先鋒性”時,農民與鄉村的文化滯后性被有意而又委婉地加以遮蔽,遮蔽的結果是其文化境界被提升的可能性相對失去了。現代生活中城鄉兩種方式指向,國家經濟體制并非有意的對農民的排斥,其種種在實際效果中“削弱”農民利益的做法,被趙樹理這樣的知識分子敏銳地捕捉到了——不論是《李有才板話》中章工作員的官僚主義、陳小元的蛻化,還是《三里灣》里“中間人物”群體的“無奈”,都折射出上述這種情感力量的支配作用。重要的是,當趙樹理不得不以這樣的情感角色面對“家”與“國”時,“家”“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明顯地影響到他的現實行為和創作追求。
  小說的“問題性”,是研究者們對趙樹理創作特色的一種概括,也似乎是一個得到大家公認的特征表述。然而,當我們從他的創作中知悉了“問題”的能指之后,我們應該深究的是,趙樹理提出這些“問題”的真正動機和隱含的情感趨向是什么。趙樹理有一段自述是研究者喜歡引用的——也是上述公認的趙樹理小說創作“特征表述”的主要論據:“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了所要寫的主題。這在我所寫的幾個小冊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與《龐如林》兩個英雄的報道之外,還沒有例外。如有些很熱情的青年同事,不了解農村中的實際情況,為表面上的工作成績所迷惑,我便寫了《李有才板話》,農村習慣上誤以為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我便寫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經驗的話,可以說‘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5]我所理解的“問題”,是“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一層,趙樹理這種表述我以為就是指“生存困境”,即趙樹理捕捉到的均是農村及農民生活中的具有“生存困境”一類的“問題”。看來,這些“問題”就不單單具有政治層面的含義,而是現實生存和選擇的文化困惑問題,如《李有才板話》中的官僚主義問題,《地板》、《邪不壓正》、《傳家寶》等作品里所揭示的農民觀念滯后將給自身未來帶來嚴重后果的問題等。顯然,這里“問題”選擇的“生存困境”意味,并不是創作主體在自我——外在范疇之中有意體驗的結果,而是一個清醒的置身其外的“農民利益代言人”或“鄉村良知”體現者理性思考發現的歸宿。趙樹理的這種“感覺”由于與對象之間的特殊作用關系而與30年代何其芳“畫夢錄”式的“生活困境”感覺大大區別了開來。“情感角色”的外在表現,在趙樹理這里不是指向階級立場,而是“大眾立場”,“為大眾打算”[6]。“大眾”,在趙樹理這里始終是“平民”、“百姓”、“下層”等語義界限內的所指。他在答復《邪不壓正》發表后所激起的不同意見時真誠地表白:“我在寫那篇東西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不正確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時又想說明受了冤枉的中農作何觀感,故對小昌、小旦、聚財寫得比較突出一點。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是流氓鉆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貧農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貧農,早在封建壓力下折了銳氣,不經過相當時期的鼓勵不敢出頭。中農顧慮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著哪一方面都可以。這種人基本上也是窮人,如果愿意站在大眾這方面來反對封建勢力,領導方面自然也不應拒絕,但在運動中要加以教育,逐漸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實實做個新人,而絕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為干部,使其有發揮流氓性的機會。可惜那地方在土改中沒有認清這一點,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其次是群眾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時候少數當權的干部容易變壞,在運動中提拔起來的村級新干部,要是既沒有經常的教育,又沒有足夠監督他的群眾力量,品質稍差一點就容易往不正確的路上去,因為過去所有當權者盡是些壞榜樣,少學一點就有利可圖。我以為這兩件事是土改中最應該注意的兩個重點,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虧。”[7]這里,趙樹理對“流氓”和“容易變壞的干部”的“重要性”的強調,固然是從土改目的出發的,但思考中所倚重的“情感”,依然是明顯地站在“百姓”層面。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傷害的直接對象是廣大貧苦農民。趙樹理這種“情感角色”意識與定位,在建國以后的創作過程中依然十分自覺而清晰。比如《三里灣》的寫作動機,亦是碰到了“不太容易解決的問題”——“第一,在戰爭時期,群眾是從消滅戰爭威脅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與黨結合起來的,對社會主義的宣傳接受得不夠深刻(下級干部因為戰時任務繁重,在這方面宣傳得也不夠),所以一到戰爭結束了便產生革命已經成功的思想。第二,在農業方面的互助組織,原是從克服戰爭破壞的困難和克服初分的土地、生產條件不足的困難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而這時候兩種困難都已經克服了,有少數人并且取得了向富農方面發展的條件了;同時在好多年中已把‘互助’這一初級組織形式中可能增產的優越條件發揮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提高生產的新內容,大家便對組織起來不感興趣了。第三,基層干部因為沒有見過比互助組織更高的生產組織形式(像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在這時候,全國只有數目很少的若干個,而且都離這地方很遠),都覺著這一時期的生產比戰爭時期更難領導”[8]。他為解決“問題”而“下鄉掛職”,參與實踐,并長期生活于一個農業社,便是其主體“情感角色”必然的現實行為選擇。作為一個解放后被體制化的知識分子,趙樹理始終清醒地知道自己“雖出身于農村,但究竟還不是農業生產者而是知識分子”[9],當他認同于歷史選擇時,他的理性批判鋒芒會自然轉向那“很不容易消滅”的“中間人物”身上,并以善意的“幽默”來承載自己對農民親近的“情感角色”,《三里灣》的寫作即是如此。而當體制運作過程中呈現出“傷農”傾向時,他的否定鋒芒則毫不猶豫地指向體制的代言者——這構成了他一生創作的基本脈線,而且在此時,他便不再遮蔽自己的“情感角色”,徑直以“平民化”的“知識分子性”,高揚自己的理性判斷,甚至以“困惑”的“沉默”來衛護自我“情感角色”的完整性。從他的當代創作看,《三里灣》之后近五年的時間,他的小說創作是個空白。1958年的兩部小說作品——《靈泉洞》寫的是“抗戰”,《‘鍛煉鍛煉’》則明顯指向社主任王聚海的思想批判。順此,1959年的《老定額》、1960年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的《實干家潘永福》、1962年的《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等,其創作傾向滲透著共和國在這一時期的特定情形。這些情形以“家”“國”沖突的方式,呈現在趙樹理“情感角色”的文化歸屬選擇和“角色自塑”的困惑之中。但其“知識分子性”卻與大唱頌歌的“楊朔模式”呈鮮明的悖反狀態,即“家”“國”沖突之中對“良知”的捍衛。值得分析的是趙樹理的“情感角色”在建國初期、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站位”變化。我以為這種變化依然是圍繞著“為大眾著想”而深入探詢的結果,當他認同于“體制意志”時,他是“啟蒙者”;而當他在某種趨勢中陷入“困惑”時,他是“農民利益代言者”,二者都在“情感角色”的統轄下一同呈現為始終如一的“知識分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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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進入現代時空以來,知識分子就飾演著特殊的“權力角色”。其特殊性是指這種“權力”并非是體制賦予個人某種可以任意支配別人的職能。當自我以“良知”、“公理”來規范自身并以此面向外部世界時,也同樣構成一種“權力”——這應當視為現代知識分子對權力認同的一個特點。在中國古代的“士”階層那里,對權力的體認是以自身的“達”而后行為外化的“濟”序列中完成的。“士”自身被“體制化”(更多地表現為主動的追求)是他們體驗權力的起點或基礎,“退而獨善其身”,也同樣是在失去了“權力”體驗空間和“權力”運作可能的情況下出現的。顯然,在“士”階層這里或者說在中國人傳統心理當中,“權力”不僅體現為主體對外在支配的單向性,也體現為非體制化情形下個人權力的空洞狀態。當然這與古代“士”的文化目標、自我實現方式一體化體制關系有關。但近代以降,西風東漸,域外“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及種種人與社會關系學說的傳入,中國知識分子在失去了入仕可能的情況下,迅速成長為一個可與體制抗衡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階層,以其來自于異域的全新的“文化資本”而擁有了“文化霸權”,并由此誕生一種新的權力體驗方式,即非體制化的、以“公理”、“良知”、“未來代言人”而左右社會的權力體驗。當主體意識到這種權力及權力的外化功能后,知識分子也同樣擁有了對權力運作的新型方式。權力被重新解釋,對現存及一切社會歷史現象進行文化學理式的判斷,無疑成為知識分子獨擅勝場的特殊權力。為此,我們可以對這種新權力觀念作這樣的簡單的解釋:它既體現為體制統治的一種方式,也是主體(尤其是文化創造主體)外化自我的一種過程。擁有這種方式并且能自覺地運用這種方式,可看作是現代知識分子性的一個顯豁標示,尤其是當這種方式的運用與體制產生矛盾時,知識分子的作用則顯得更為重大。
  我以為,趙樹理一直體現為這樣的“權力角色”。趙樹理自《小二黑結婚》發表之后贏得大名,正如美國記者貝爾登不無夸張的描述,他“可能是共產黨地區中除了毛澤東、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實他是聞名于全中國的”[9]。其時的情形真是如日中天,然而趙樹理并未走入“特殊”、“異常”,而是保持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冷靜。對于“作家”及其由此帶來的“方向”等等榮譽他并不看重,或者說是無所謂的:“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10]這恐怕是他真心的表白,甚至在建國以后他也曾屢屢透露,認為自己最擅長的是到農村基層做點與農民利益有實在關系的工作。陳荒煤曾回憶說:“1947年我在邊區文聯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后寫了那篇《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文章,就請趙樹理看過。他曾一度提出意見,希望我不要提‘趙樹理方向’這個字句……‘無論如何不提為好’。”[11]1949年之前,趙樹理甚至沒有一篇有關自我創作的“自述文章”。我認為這一切并不是簡單的“謙遜”,而是反映了趙樹理作為一個成熟的文化主體拒絕被體制化的自由心態和卓然不俗的知識分子性格。在這種不事張揚的背后,他有意想與“文壇”(或者還有其它)保持一種距離。趙樹理被標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實踐者的特殊身份,在這層意義上與周揚的特殊關系,這些“資本”本應成為趙樹理據此獲取更多更高“權力”的階梯,然而他竟淡然于這些在別人看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資源”——第一次文代會上,“方向性”人物趙樹理只是眾多理事中的一個而已,北京市文聯職務對他來講也是可有可無的,他偏偏看重的是“大眾文藝研究會”的角色,而且在《說說唱唱》這本被“正宗”文藝家很是看不起的主編位置上勝任愉快。這是對自我權力的執著,為此他甚至“與一般文藝界的朋友、與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界人士往來不多,關系不很融洽”(陳荒煤語)。當時的中國作協內,像丁玲、艾青等這些“自然領導者”面對趙樹理時的“內心情感”是相當復雜的。丁玲曾在日記中寫道:趙“這個人是一個容易偏狹的人”,原因何在?“這個人剛看見時也許以為他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但他是一個愛說話的,愛說他的小說,愛發表自己的意見,愛說自己的主張”[3]。建國初期中國作協“東總布”與“西總布”兩“胡同”之間的摩擦,表明了一些從國統區來到延安的作家們在趙樹理“正宗”“威壓”下一種難以理清的心態。在這種“文藝霸權”或“文藝正宗”的暗自較量中,趙樹理除了堅持以作品說話之外,并未動用其它“技巧”。而受到“威壓”的人則不同了,嚴文井回憶說:“50年代初的老趙,在北京以至全國,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醬缸’里卻算不上個老幾。他在‘作協’沒有官職、級別不高,他不會利用他的藝術成就為自己制造聲勢,更不會昂著腦袋對人擺架子。他是地地道道的‘土特產’。不講包裝的‘土特產’,可以令人受用,卻不受人尊重。這是當年‘大醬缸’里的一貫行情。‘官兒們’一般都是30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過可以稱之為‘洋’的有來歷的人物,土頭土腦的老趙只不過是一個‘鄉巴佬’,從沒有見過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讀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醬缸’里還只能算一個‘二等公民’,沒有什么發言權,他絕對當不上‘作家官兒’對人發號施令。”[3]這說得夠明白了,趙樹理既然被“排斥”,沒有多少被體制化的空間,同樣,“固定自恃”的他對此也示以漠然。對他來講,最重要的權力是能以“良知”、“公正”說話,這種權力角色的定位,給了他難得的“自我自由”,從而完整地保存了他的“知識分子性”。
  趙樹理先后兩次到山西的晉城和陽城担任縣委副書記的職務,我以為這不是簡單的“掛職”問題——因為在這里隱藏著一個特殊的身份問題。眾多的資料表明,趙樹理在農村區域的工作不只是走馬觀花,而是身體力行,他的筆記本上所記的似乎都不是可以進入創作的素材。他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從今天看幾乎沒談到“創作”,而是農村及他自己對農村現狀各方面的感覺分析。其實我們從中不能僅只看到他“熟悉”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角色”的獨立性和“權力”意識、功能、作用的“知識分子化”。在“掛職”這樣的特定情景中,他既非完全體制化的“干部”,又非真正被權力制約的“農業生產者”,這種兩重“疏離性”使他獲得了以“第三種人”(即知識分子視點)進行生活觀照與思考的方便與超脫。他以“實事求是”的心態(其實就是建國后知識分子代表良知、公理、平民利益的言說方式),既抗拒著體制的“左”,又能體察到農村農民中許多“必須解決而又一時不太容易解決的問題”。“疏離”的“第三只眼”,使他體味出現實沖突的復雜性、尖銳性,他并不回避這些,毋寧說是“復雜性”、“尖銳性”激逗起他積極“介入”的激情。他始終把“介入”當成自己的一種神圣的權力,惟其如此,權力的功能外化不但成了必然,也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良知承諾的文化理性的驅動結果。
  我們還可以進行這樣的分析,如果僅僅從趙樹理“農民出身”與他熱衷于表現農村的對應關系上考察,很容易得出趙樹理藝術視野和文化擁有的“非知識分子性”的結論。但從敘事學觀念看,趙樹理作品中的“隱含作者”的身份,不但是一以貫之,而且與魯迅、老舍、茅盾、巴金一樣,其“知識分子性”已化作濃郁醇厚的人道主義情懷滲透于作品的一切方面。趙樹理的這種人道主義,在過去長期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的限定性閱讀接受中往往被理解為膚淺的對農民的“同情”,或者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的與“農民共命運”等。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過分迷戀趙樹理對自我創作的“自述文字”,一說“問題”,便必然與“農村工作”這樣的時代體制化概念連在一起,對趙樹理喋喋不休談論“農村”,我們往往只把它當作“鄉村現實”而不是“文化表述”。對趙樹理與農村關系的過分板滯的理解,是導致對趙樹理“文化身份”認同過程中“知識分子性”被遮蔽的重要原因。在創作中對自我體驗世界的固守,表現在趙樹理身上并不只是“堅持現實主義”一句話可以說透的,這是他把穩知識分子權力角色的一種特殊姿態。為此他不懼于在領導高層公開自己的觀點[12],不惜與掛職所在的縣區其他領導干部頻頻發生激烈沖突[13](P510-528)。他多次說過:“我沒有膽量在創作中更多加一點理想,我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小二黑結婚》沒有提到一個黨員”,“農村自己不產生共產主義思想,這是肯定的。農村人物如果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產主義思想,總覺得不合適。什么‘光榮是黨給我的’這種話,我是不寫的。這明明是假話”[13](P519)。很顯然,趙樹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農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識分子性”。他在復雜現實中的“權力角色”分量是由此而決定的,痛苦與“自由”也同時共孕共生。
  收稿日期:2001-03-18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0~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席揚20012001對于趙樹理這樣一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重要貢獻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識分子”文化范疇中才能顯示其特殊意義。他的“社會角色”身份游弋于“啟蒙者”與“實踐者”之間,“情感角色”、“權力角色”則在“知識分子性”的自覺強化過程中被定位。在當代復雜多變的文化語境里,他的“角色焦慮”,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現著。他的創作體現為對“知識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堅韌衛護和擺脫痛苦、沖出困惑的不懈掙扎。趙樹理/知識分子性/角色自塑/意識重構席揚(1959-),男,山西絳縣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0~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席揚20012001對于趙樹理這樣一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重要貢獻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識分子”文化范疇中才能顯示其特殊意義。他的“社會角色”身份游弋于“啟蒙者”與“實踐者”之間,“情感角色”、“權力角色”則在“知識分子性”的自覺強化過程中被定位。在當代復雜多變的文化語境里,他的“角色焦慮”,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現著。他的創作體現為對“知識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堅韌衛護和擺脫痛苦、沖出困惑的不懈掙扎。趙樹理/知識分子性/角色自塑/意識重構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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