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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樓繼偉先生《關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系的若干思考》一文
質疑樓繼偉先生《關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系的若干思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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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時報》2006年6月19日發表了樓繼偉先生執筆的題為《關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系的若干思考》(以下簡稱“樓文”)的文章,讀了以后,覺得作者不僅沒有“進一步解決有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反而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對此提出質疑、進行討論是非常必要的。
  一、從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政治局會議提法的倒退
  讀樓文,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作者對于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并且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新提法或政策調整似乎不感興趣,對于前不久(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社會部分成員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似乎很不理解;整篇文章一味為過去的舊提法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進行辯護。這一點從其提出的“政策建議”和“總體原則”——“堅持效率優先,注重社會公平”可以鮮明地看出來。從表面上看,十六屆五中全會及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樓文也提出“注重社會公平”,似乎差別不大,其實,兩個提法相去甚遠。關鍵在于: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政治局會議沒有再提“效率優先”,而樓文卻突出地提出了“堅持效率優先”。本來,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但是從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看問題,二者卻是對立的,既然要“堅持效率優先”,那么所謂“注重社會公平”就只能處于服從的地位。顯然,樓文的提法和十六屆五中全會及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提法是大相徑庭的,其提法不是對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政治局會議提法的向前發展,而是從這一提法的嚴重后退。應該指出的是,理論上的失誤,必定會造成對實踐的危害。如果我們按照樓文提出的“總體原則”去做,不僅不能解決目前已經相當突出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而且會導致這一過大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給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
  二、關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出的歷史背景
  樓文認為,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有歷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剛剛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而“選擇了市場經濟就必然選擇了效率優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講話,明確提出了沿海和內地關系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但在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和行業中,絕對平均主義還很有市場,這樣一種社會傾向阻礙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同時也不公平,干好干壞一個樣就是不公平。”
  我認為,樓文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提法的歷史背景所做的這兩點說明是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說“選擇了市場經濟就必然選擇了效率優先”并不正確。在這里,樓繼偉先生顯然忘記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亂子。”[1] 最近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強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系到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為了社會的穩定,他們也不能不考慮社會公平的問題,一般也并不主張“效率優先”。在西方經濟學界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爭論中,一部分學者如瓊·羅賓遜、勒納、羅爾斯、米里斯等主張“公平優先”;還有一部分西方學者如凱恩斯、薩繆爾森、伯格森、布坎南、奧肯等主張“效率與公平兼顧”;只有一部分屬于新自由主義派的學者如羅賓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張“效率優先”的。[2] 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怎么可以強調效率優先而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呢?
  其次,說鄧小平關于“沿海和內地關系的兩個大局”是“1992年南巡講話”時“明確提出”的,并且認為那時“絕對平均主義還很有市場”,還是“一種社會傾向”,也不符合事實。實際上,鄧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再幫助其他人和其他地區共同富裕的時間要早得多,而“明確提出”“兩個大局”的時間應該是1988年9月12日,也不是1992年的“南巡講話”。這只要看一看《鄧選》里的《中央要有權威》一文就很清楚了。在那里,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3] 至于說反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問題,時間還要更早。我們在《鄧選》里可以看到,其時間大體上是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這以后,他更多關注的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如何防止兩極分化的問題。這一點,在“南巡講話”里也是很清楚的。他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4] 而到1993年9月16日,在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這個問題就講得更加尖銳了。他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他提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5] 鄧小平這些非常清楚而又明確的講話難道不是針對兩極分化問題而是針對所謂“絕對平均主義”說的嗎?樓文講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背景,為什么要講以前許多年的情況而不講當時正在發生的真實的歷史背景呢?如果從鄧小平1993年9月談話的真實內容和真實態度這一歷史背景出發,顯然是不應該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樣的“提法”的。
  三、“效率和公平關系的變化是符合倒U型曲線的規律的”嗎
  在談了所謂的“歷史背景”以后,樓文又說,“另外一個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在國際范圍的討論。”文章特別談到了所謂“庫茲涅茨假設”或所謂“倒U形曲線”。我們知道,俄裔美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發表《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自1929年以后,美國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縮小的,而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可能不是這樣,因此從長期來看,在增長的早期階段,不平等擴大,以后是一個穩定時期,而在增長的后期,則是不平等縮小。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倒U形的曲線。對這樣一個假設,甚至連庫茲涅茨自己都說,“這篇論文大概是5%的經驗資料和95%的推測,其中也許還可能有癡心妄想之嫌。”[6] 這一假設提出后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也受到了人們的批評。在我國,有不少人將其奉為經典,對其深信不疑,但也不乏嚴肅的批評者。王振中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訪談里就引用了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的數字和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的數字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增長,但是,它的貧富差距也擴大了許多,“市場經濟本身并不能自動縮小或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前不久,另有一位作者在網上發表文章說,加爾布雷斯(Galbraith)及其合作者在2001年發表的文章中,對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1969年到1992年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s)數據進行了篩選,并對數據最完善的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基尼系數作了回歸分析,得出了越是經濟增長的后期收入差距越是擴大的結論。并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趨勢在OECD國家中并不完全符合庫茲涅茨假設。人們必須去解釋收入不平等在經濟增長的第二階段擴大并在最富裕的(英國,美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里急劇擴大的事實。. . . . . . 對發達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一個U字型關系,而不是一個倒U字型關系”。最近一位學者(Chulhee Lee)對美國1968-2000年間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證實了此間美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的事實。之前及隨后的諸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以英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自1970年代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7] 但是,樓文卻要把這樣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說成是一個“規律”,并且在明知存在許多“反例”的情況下,還要堅持說,“多數發達國家歷史上,效率和公平的關系變化還是符合倒U型曲線規律的”,這就很令人不解了。
  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其實是很清楚的。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庫茲涅茨說的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事實上,蘇聯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中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由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都沒有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的過程中,通過資本的原始積累,用暴力使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大規模地剝奪建立在自己勞動基礎上的小私有制,一方面形成了擁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形成了沒有任何生產資料而只有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階級。這樣,就產生了一富一貧的兩個階級。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之后,資本家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和資本的不斷積累,更使這樣的貧富兩極永久化和擴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的產品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8] 當然,馬克思的話是一百多年前講的,不能說一百多年來在這方面沒有任何進步。應該說,由于工人階級的斗爭,特別是由于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確實做了某些改良,比如縮短了工作日和工作周,增加了一些社會保障的措施,這對于貧富的差距當然起了某些緩解的作用。另外,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也使他們有可能從剝削所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和工人階級特別是他們中的上層分享。恩格斯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他說,“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持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階級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群眾至少有時也能沾到一點。而這就是自從歐文滅絕以后,英國未曾有過社會主義的原因。”[9] 后來,美國取代英國的壟斷地位,情況也是這樣。這恐怕也是在一段時期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重要原因。但是,這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事物發展的方向,只不過是延緩一下其發展的勢頭罷了。從歷史的長時期看,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總的來看不僅不會縮小,而且還要拉大。因此庫茲涅茨的倒U形曲線假設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加爾布雷斯提出的正U形曲線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沒有根據證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有一個縮小的過程。
  四、要全面正確理解鄧小平關于“發展是硬道理”的論述
  堅持“效率優先”的人,往往把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作為他們的理論根據。他們還進一步提出,“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樓文也是這樣說的。
  應該說,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里有一個如何正確理解的問題。
  恩格斯說,“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于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而這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10] 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極不發達,可供分配的產品數量很少,為了生存,不使有人餓死,就只能實行平均分配。同樣,在戰爭環境下,可供分配的產品極其匱乏,為了生存,也只能實行平均主義的配給制。人們批判平均主義,但是,在特定條件下,平均主義也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只能實行按勞分配,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可供分配的產品數量還沒有達到極大豐富的程度,還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可供分配的產品數量當然與生產的發展有關,而為了增加可供分配的產品數量自然要發展生產。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不過,也不能認為只要發展了生產,可供分配的產品數量就必定會增加。這里還有一個生產關系的問題,也就是恩格斯說的“社會組織”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也有很精辟的論述。在這方面,人們往往喜歡說他講的“發展是硬道理”,其實,他對這個問題還有一句與之密切相關的話:“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11] 這里說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可見,并不是只要堅持講“發展是硬道理”,把生產搞上去,分配問題就自然解決了;只要“把蛋糕做大”,就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了。情況遠非這樣簡單。事實證明,發展是硬道理,但還是要分清是什么樣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發,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蛋糕做大”,就會給廣大勞動群眾帶來共同富裕,而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即使“蛋糕做大”,其獲益者也只是少數資本所有者,而廣大勞動群眾并不能從做大的蛋糕中受益,帶來的卻是“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
  事實再一次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一條真理:“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12] 當然,我們今天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要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但是,正像鄧小平和黨的歷次文獻所一再講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如果動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兩極分化的出現就會成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可以說,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我們要解決“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問題,不能只是著眼于結果,僅僅局限于分配領域,特別是僅僅局限于再分配領域,而要著眼于原因,從所有制關系這個根本和源頭上去解決問題,否則是很難奏效的。
  五、市場經濟本身不能解決公平問題
  樓文說,“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它既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也是基礎性的收入分配機制。在商品和價格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價格不能自由,商品是壟斷的,比如導致行政分配資源,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不平等的。”
  這是一種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我們說,只要有人類生產,就有資源配置的問題,但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卻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絕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13] 可見,通過價格信號來配置資源,只是特點條件即商品生產社會配置資源的一種歷史形式,它既不是出來就有的,也不是萬古長存的。樓文說它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其實是沒有看到它的歷史局限性。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團結。合理的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14] 由此造成的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張要消除商品生產,其原因也正在這里。當然,要消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并用自覺的計劃比例取代市場機制需要具備相應的歷史條件,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肯定也是錯誤的。
  樓文還大講市場經濟對收入分配是有正作用的,其實,市場經濟對收入分配的作用恰恰是負面的。列寧早就說過,“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15] 表面上看,在商品和價格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一方是資本的所有者,一方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他們之間能真正平等嗎?能說工人不受資本家的剝削嗎?針對巴枯寧的“各階級的平等”的“理論”,馬克思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一方面要保存現在的階級,另一方面又要使這些階級的成員平等——這種不可容忍的荒謬見解一下子就表明這個家伙的可恥的無知和淺薄,而他卻認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論’上開導我們。”[16]
  在這方面,樓文還說,“市場的自由,勞動力的流動,它們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我們并不反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為遷徙自由也是一種人權,應該給以保障,但是,這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在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平均利潤形成的一個條件,但是它并不會提高勞動力的價格,改善勞動者的收入狀況。在我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雖然可以使農村勞動力轉為城市勞動力,但是,由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也增加了他們之間的競爭,這只會有利于資本所有者,并不一定有利于勞動者收入的改善。
  總之,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以為市場經濟本身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包括社會公平問題的想法,是一種天真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六、關于基尼系數的分別計算和“第三次分配”問題
  樓文說,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6,但從城鄉分別來看,城市是0.34,農村是0.37,都不是很大,“沖擊力相對來說還不是特別大”。我認為,這樣說是很不科學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各國計算基尼系數都是把城鄉綜合在一起計算,這樣才能真正看出社會分配不均的情況,如果把社會的不同部分都分別計算,哪里還能說明社會的收入差距呢?這樣的分別計算,掩蓋了事實的真相,使人們看不到問題的嚴重,覺得反正沖擊力也“不是特別大”,因而思想麻痹,不去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解決問題,一旦問題爆發,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當然,城鄉差別是歷史上形成的,解決它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新中國成立已經57年,我們顯然不能再把它當作舊社會遺留的問題。
  最近,還有人鑒于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而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收入的差距已經達到33倍,主張用“慈善事業機制”作為“第三次分配”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應該說,這是符合鄧小平提出的“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17] 的精神的,應該大力提倡。但是,對此不應該寄予過高的期望。不管怎么說,這一做法還是治標,而不是治本。正像本文前面所說,要從根本上、源頭上解決問題,應從生產條件的分配、從所有制問題入手,即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遏制私有化的傾向,非如此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還要看到,通過捐助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有錢的捐助者成了慈善家,而受捐助者的工農群眾成了被救濟的貧民,這會造成人們政治思想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利于工農基本群眾發揮主人翁的積極性。從理論上說,初次分配是指生產領域的分配,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進行的再分配,其內容既包括通過財政進行的分配,也包括通過其他形式(捐贈是其一種)進行的分配,把捐贈說成是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并列的“第三次分配”是說不通的。
當代經濟研究長春36~40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奚兆永20072007
效率/公平/倒U型曲線/基尼系數/第三次分配
樓繼偉先生在《關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系的若干思考》一文中,突出地“堅持效率優先”,這與十六屆五中全會及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提法相比,不是向前發展而是嚴重的后退。按著該文提出的辦法,不僅不能進一步解決有關理論難題,反而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同時,這不僅不能解決以前已經相當突出的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而且會導致這一過大的差距會進一步擴大,給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
作者:當代經濟研究長春36~40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奚兆永20072007
效率/公平/倒U型曲線/基尼系數/第三次分配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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