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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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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1698(2003)-04-0223-18
    曾經作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已黯然凋謝,少有人再攀折這朵帶刺的鮮花。然而,從學術發展史上來檢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以及圍繞此問題展開的深入細致的討論,毫無疑問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意義。近年已有學者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許多新穎且具有啟發意義的觀點。(注:相關的論著參見李伯重:《“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讀書》1996年第8期:《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樹基:《清代臺灣拓墾過程中的股份制經營——兼論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的不成立》,《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前編六《特型化的市場與商人階層》,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科大衛:《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學典:《“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文史知識》,2002年第1期;等。)本文試圖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做一較為系統的考察和學術史的回顧,并對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四個階段: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由來已久,從學術史上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1930-1940年代:問題的最早提出及理論定調
    1930年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提出,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實際有直接的關系,也是他們試圖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取得合法性的一種嘗試。無論純粹從學術史上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來看,這個理論的提出都是有意義的,也是成功的。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開始于1930年前后爆發的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史大論戰。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尤其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問題,學術界發生了極大的分歧。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完全是由外來的因素決定的,如果沒有外國勢力的滲透,中國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現代化;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歷史到了明清時期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發展非常緩慢,可以說已經停滯不前,此即所謂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論”;另有學者認為,中國早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至清代,中國已進入了商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部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贊成第一種觀點。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提出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是鄧拓。他在1930年代撰寫的《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的考察》(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一文中,批評了那種早在西方列強入侵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就已成熟的觀點。他認為,在西方列強侵入以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內部已經產生“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苗芽”,“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內,已經存在和發展著否定它的母體的因素了。假設當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這一封建社會,也可能有其自體內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發展而崩潰,蛻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可是外來資本主義的侵入,卻截斷了這一歷史的階段,使中國經濟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轉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他還指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種量的變化,而不是質的變化。當時手工業的經營還沒有達到工廠手工業的完成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沒有真正成熟。
    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述較為充分的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呂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寫作年代應在此之前)一書中首先提到了“布爾喬亞工場手工業”的概念,他說:“到明清之際,布爾喬亞的都市經濟的成長,已成為社會經濟領域中之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布爾喬亞勢力的成長而開始其獨立性的表現,便產生具有革命性質的黃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爾喬亞的政治哲學。”“然而中國的布爾喬亞雖然走入了階級任務之履行的進程中,但是作為布爾喬亞革命之社會因素還未達成熟之際,便遭受外來的強力襲擊——鴉片戰爭,把它絞殺于母胎之內。”(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書局1937年版,491-492頁。)1940年,呂振羽在《中國歷史研究提綱》中則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到明末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的手工業工場的雛形”,至清朝則已“培養著資本主義的因素”。(注:《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作了經典性的闡述:“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頁。)不難看出,毛澤東的這段話實際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對此問題的一個總結。從鄧拓、呂振羽到毛澤東,一脈相承,理論淵源非常清楚。毛澤東的闡述奠定了今后討論的基調(注:事實上,這段話很可能就是《毛澤東選集》的寫作班子(包括鄧拓)寫進去的。參見王必勝《鄧拓評傳》,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甚至可以說,隨著毛澤東地位的迅速提高,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及理論的教條和僵化,此后大批學者所進行的討論,實際上就是為了論證和注釋這段我們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的話。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對經典結論的證明
    如上文所說,毛澤東的經典闡述顯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論發明,而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較為一致的看法,只不過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達了出來。所不同的是,這個結論一經領袖之口說出,便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真理,在意識形態一元化的政治環境中,學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具有說服力的歷史事實來論證它。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大討論,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開展起來的。
    討論的契機是關于《紅樓夢》一書的時代背景問題。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藍翎在《光明日報》率先發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他們認為,賈寶玉“是當時將要轉換著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個時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會力量變革封建制度的歷史要求”。隨后,較有影響的文章是鄧拓撰寫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注:《人民日報》1955年1月9日;又見《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三聯書店1959年版。)《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他認為,《紅樓夢》反映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衰落、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的一部偉大作品,時代是18世紀上半期,“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其標志是,在封建內部生長著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萌芽,代表著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有了發展;同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市民思想明顯地抬頭了”。因此,《紅樓夢》應該被認為是“代表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市民文學的作品”。這個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荒誕的問題,當時卻吸引了大批學者的注意力。由討論《紅樓夢》社會歷史背景而引發的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大討論從此開始,許多學者如傅衣凌、侯外廬、吳晗、尚鉞、翦伯贊、吳大琨、黎澍等相繼撰文,促成了這朵“金花”的盛放。
    從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學界圍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發表的論文多達二百余篇,論文集兩(4)種,專著若干,其中尚鉞著《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三聯書店,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響較大。與30、40年代相比,這一時期問題的討論深入了,具體體現在:1.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它出現于何時?原來學者大多主張明清說,此時出現了唐代說、宋代說和元代說;2.怎樣評價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有沒有質的變化?對此,學者們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3.資本主義萌芽對當時社會的階級結構有無影響?明清時期是否出現了市民社會和市民運動?4.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幾個經濟部門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涉及到了絲織業、礦冶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制糖業、農業等(注:參見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巴蜀書社1987年版。)。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的討論是深入的,學者們的態度是嚴肅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基本是學術層面的論爭。但其中也夾雜一些非學術的因素,甚至上綱上線,如有的著名學者就指責尚鉞為《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所寫的“序言”“推翻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大大地提前和‘創造’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一面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正面主張”,等等(注:劉大年:《關于尚鉞同志為“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一書所寫的序言》,《歷史研究》1958年第1期。)。在后來所進行的嚴酷的政治斗爭中,這些錯誤中的任何一條都足以置學者以死地。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討論的接續
    文革結束后,學術界再次煥發生機,中斷的學術研究又開始接續。在史學界重點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及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這一時期發表的相關論文亦有二百篇左右,專著和論文集有多種,參加討論的學者廣泛,包括史學界以外的其他學科的學者。更為可喜的是,討論基本都是在純學術的軌道上進行,較少夾雜有非學術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與《紅樓夢》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某些禁區開始突破,思想更為活躍,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問題、新觀點和新方法;不再糾纏于概念的爭論和局限于對經典的論證,而是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更多地開始進行實證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討某一地區、某一行業部門內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視野大大拓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較多進行中西比較研究,主要是中國與西歐的比較,二是擴大了史料的運用范圍,諸如檔案、碑刻、契約及實地調查材料等都被廣泛地運用到了實際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滌新、吳承明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高峰。這部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撰寫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國學者多年來關于此問題研究的學術成果,既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具體的實證。以此為標志,學術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開始明顯降溫,幾至無人問津。
      (四)1990年代以來:理論反思
    進入1990年代以來,專門論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論著已比較少見,取而代之的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歸結為“情結論”、“死結論”和“假問題論”等。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狀況,將在下文中陸續涉及。
        二、何為“資本主義”:質疑“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前提
    吳承明先生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一章“導論”中,首先討論了“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但沒有對“什么是資本主義”做出概念限定。我認為要真正對“資本主義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論證,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一詞做出概念論證,這是個前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對中國學者來說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根本無需專門化精力來界定它,它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實際情況是,我們之所以對這個信手拈來的概念熟視無睹,是因為我們僅僅把它作為了一個與“社會主義”相對立的一個概念,簡直就成了社會主義的“天然反義詞”(布羅代爾語);或者形象地認為,像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實行的社會制度就是“資本主義”,于是這些國家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既然對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問題始終都沒有搞清楚,那么我們多年來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為問題了。正是因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所以討論中出現各種五花八門的觀點就不足為奇了。比如,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從“戰國說”、“西漢說”到“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前后竟然相差兩千多年,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討論“資本主義”概念和它的歷史淵源問題,雖然我深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許多西方學者也困惑于這個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這個概念時都非常猶豫。歷史學家赫伯特·希頓對這個詞極為反感,他說:“在所有以主義結尾的詞中,資本主義一詞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義和定義如此混雜,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應該把它同帝國主義一起從詞匯中擯棄。”著名的年鑒派學者呂西安·費弗爾也認為該詞已用得太濫,主張取消這個詞(注:轉引自[法]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換》,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243頁。)。黃仁宇先生也認為,“資本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曖昧游離”,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都較“資本主義”一詞為佳〖ZW()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512頁。〖ZW)〗。許多學者都提出過這個問題,并試圖在研究中不用“資本主義”這個令人頭疼的詞語,然而,“資本主義”一詞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運用如此之廣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我們覺得它無論怎樣有局限,都無法取而代之了。事實上,我們至今確實也沒有找到一個更為合適的且為大多數人接受的一個能代替“資本主義”的詞匯。
    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一詞出現較晚。布羅代爾系統考察了“資本主義”一詞出現的歷史(注:參見《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換》,第234-244頁。)。他認為,在“資本”、“資本家”和“資本主義”三個詞中,“資本主義”一詞最難界定。“資本”一詞大概產生于12至13世紀,最初的含義是“資金”、“存貨”、“款項”或“生息本金”等。“資本家”一詞大概產生于17世紀,其含義是有錢人、大戶、闊老、百萬富翁等等。“資本主義”一詞出現于18世紀,當時人們給它的定義各種各樣:資本主義是指“富人的地位”;資本主義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況下占有資本”;等等。可見其意義與今天卻截然不同。布羅代爾基本贊成蒲魯東給“資本主義”一詞下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和社會制度,根據這種制度,作為收入來源的資本一般說來不屬于通過自己勞動使資本發揮效用的人。”在布羅代爾看來,在五花八門的定義中,這個定義直到今天看來仍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他特別強調,“資本主義”一詞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在政治斗爭中冒出來的,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從未使用過這個詞,對這個詞的此種含義一無所知(注:布羅代爾說馬克思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顯然不確切的,實際是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過這個詞。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有了商品市場上的這種分極化作用,資本主義生產就有了它的基本條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5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傭勞動,是從古代就存在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頁)我想,布羅代爾的意思可能是說,馬克思沒有使用過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一詞。)。他斷言,現代意義廣泛使用上的“資本主義”一詞,實際上出自于威納爾·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論近代資本主義》一書(注: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
    黃仁宇先生贊成布羅代爾的觀點,指出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未曾出面自我宣揚其為一種組織與運動”,有幾個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幾百年,可并沒有自稱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出現,“最初純由于反對者的攻擊。經過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言辭上反對的聲浪達到最高潮,而且行動也到達最劇烈的階段”(注: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29頁。)。黃仁宇表達的意見非常清楚,資本主義體制是早就產生了的,可“資本主義”一詞卻是后來才發明的,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資本主義”一詞的運用被強化了,因為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信奉階級斗爭理論,斗爭就需要有一個斗爭的對象,于是“資本主義”便被想像為斗爭的對象,于是乎這個概念的存在便有了依據。
    令人奇怪的是,這個被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義不甚明確的詞,卻被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模式,并把所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社會形態劃分的幾個階段。這無疑是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創造。社會形態理論長期以來被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被視為歷史唯物主義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并寫進歷史教科書,影響了幾代人。這種以簡單的進化論模式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是典型的線性發展觀,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機械唯物論,它肢解和割裂了歷史。近年中國學者對此進行了反思和批判(注:參見《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發表的“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的一組文章及《中國社會形態及相關理論問題學術研討會述評》。),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
    如果說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產生了許多迷惑和謬誤的話,其根源便在于沒有從詞義上辨析過“資本主義”一詞的內含,沒有深究過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對社會形態學說的濫用和肆意延伸。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爭論中,大家都認為“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證自明或毋需加以證明的概念,可事實上是每個學者頭腦中都有一個自己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因此研究的方法、取證的材料、論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結論當然各有不同,自說自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前提沒有深究,是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為五種社會形態說是領袖定義的,領袖的話就是真理,是毋需證明的,或者說只能證實,不能證偽。在這樣的思維定式指導下,“中國必定存在資本主義”或“中國必定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就成為中國學者信奉的信條和論證的前提,也就是說,學者們需要做的只是去找材料來證明中國資本主義存在或發展的事實,而毋需去論證“資本主義”為何物。
    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我因學識所限,給不出一個定義或答案,只能根據以上著名學者們的論述,作一簡單的梳理。是否可以做這樣一個比喻:資本主義是一個“框”,這個“框”里裝著好多物件,它是逐漸逐漸被填滿的;“框”里既有前人留下的東西,也有后人創造的東西。下文的討論將涉及到“框”里的諸多物件。
        三、自說自話: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在上文中曾經說,學者們在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時候未把“資本主義”的概念當作一個重要問題來看待,并不是說沒有討論過“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有些學者在研究中就試圖越過“資本主義”的概念直接對“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作出界定。如傅筑夫、李竟能在《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文中把資本主義萌芽定義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就很有代表性。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是“一方是占有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產者,一方是不出賣自己勞動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即無產者。資產者剝削無產者”(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95頁。)。束世在《論北宋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生》一文中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即資本主義萌芽),首先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下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804頁。)吳大琨在《略論〈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一文中說:“馬克思所指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實際上乃是指的在農奴解放以后的有雇傭工人的生產。”(注:吳大琨:《略論〈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文史哲》,1955年第1期。)更多的學者是索性越過“資本主義萌芽”概念的定義,直接論證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事實。
    多年來,學者爭論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早晚的問題,而不是在中國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個不必爭論的問題,因為領袖已經這么說過,而領袖的話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乎歷史研究中出現了一道奇特的風景線: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古代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各種“萌芽論”泛濫成災,誰也不能說服誰。盡管“比較多數的意見是認為明代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注: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前言”,三聯書店1960年版。),但因為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資本主義”的標準,因此理論依據五花八門,誰也沒有辦法說服誰。
    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相對比較集中的一個問題是,很多學者把手工工場和雇傭關系的產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根本性的標志。于是,我們的歷史學者變成了勤奮的“拾荒者”,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搜尋手工工場和雇傭關系的蛛絲馬跡。在很多論著中,“凡雇工或市場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拿去出賣,小作坊主雇了幾個幫工在家織布,都被說成是為‘萌芽’”(注: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徐一夔的《織工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史料,這段史料最早由吳晗在研究中使用(注:《十四世紀時之紡織工廠》,見《清華周刊》卷四五,第五期,1936年。),當時并未引起人們過多的注意。可這段史料在1950年代以后的爭論中,卻引起了人們特別的關注,很多人引用并專門對這篇短文進行了研究。《織工對》中最關鍵的這段話是:“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于財者,率居工以織。……旦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而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為,其勞也以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吾業雖賤,日傭為錢二百緡,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饑寒。……久之,乃曰:吾藝固過于人,而受直與眾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而傭之。”(注:《始豐稿》卷之一“雜述”。)根據這段話,有的學者就得出了以下重要結論:第一,表明生產資料已為作坊主私人所有;第二,作坊主向傭工支付傭工的是貨幣地租,而且這些傭工是一無所有的勞動力出賣者;第三,傭工可以從一個作坊到另一個作坊去工作,可見作坊主與傭工之間是純粹的雇傭關系,而沒有其他人身隸屬關系(注:參見錢宏《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收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40-241頁。)。很明顯,學者從上述那段話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雇主與雇工之間自由的雇傭關系,認為雇傭關系產生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根本標志。這種觀點在當時就曾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彭澤益先生就指出,僅僅用雇傭關系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靠不住的,因為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有雇傭關系了;而且《織工對》中所反映的完全是封建性的生產關系,是封建行會手工業下行會老板與匠戶的關系,根本不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特點(注:《“織工對”史料能說明中國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嗎?——兼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在運用史料與論證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收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三聯書店1957年版。)。雇傭勞動的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雇傭勞動的產生絕不是資本主義的伴生物,這一點恩格斯早就說過(注:《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2-283頁。)。實際上,雇傭勞動的產生應該與人類文明的誕生一樣久遠。因此,從這關系的起源,當然有誤入歧途。在討論中,多數學者傾向于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時間定在明代嘉靖到萬歷年間,即16世紀末17世紀初,這在1980年代以前幾乎成為定論。學者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內部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江南絲織業中出現了相當規模的手工工場,如晚明小說《醒世恒言》卷十八描寫的吳江盛澤鎮機戶施復經過艱苦創業,從一張織機發展到三四十張織機;商品貨幣關系進一步發展,新的商業城市大量興起,區域性大市場乃至全國性大市場逐漸形成;在社會風氣和文化娛樂方面,表現為商人及其他上層人士奢侈浮華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義;封建禮法和等級秩序觀念受到沖擊,并出現了反對專制主義、追求個性解放的啟蒙思潮;還有的學者從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中證明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等等。在明清之際的諸多變化中,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最為突出,江南更為典型,因此多年來很多學者傾注了大量精力來研究明清江南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聯系起來,認為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出現資本主義,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圈套。很顯然,商品經濟和市場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市場同樣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比如中國在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商品經濟就非常發達,并出現了一些大城市,這導致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萌芽了,正是基于這樣的標準,因此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處可見。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有非常獨特的特點,這是研究中國到底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以及何時萌芽的關鍵問題,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多圄于經典著作的定義,對中國古代經濟實際的認識浮于皮毛,較少觸及本質。這里,我想特別提請大家注意王家范先生的研究(注:參見《中國歷史通論》前編六《特型化的市場與商人階層》。),我認為他對中國古代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的理論反思非常深刻,發人深省。王家范把中國古代流通環節的特性概括為“中華帝國時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其‘繁榮’的背后,確實隱藏著許多虛假病態的特征”,首先,中國古代的有些市場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經濟”,如棉業賣方、買方的行為大都出于國家財政賦稅的變相誘導,體現了國家權力這只“有形的手”對市場的扭曲(注:程念祺先生將中國古代商品市場的特性稱之為“財政市場”,很有啟發意義。參見所著《論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史林》1999年第4期。)。即以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的蘇松嘉湖地區而言,一方面農民為應對政府強加的各種苛重的負担,逼出了一種多種經營、商品化比例較高的農業經營的新路子;另一方面這種投入市場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賦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動產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窮于應付。這一地區農民和庶民地主的經濟狀況雖然較其他地區為好,但由于國家掠奪性的剝削,他們的剩余率和儲蓄率非常低,繼續發展的潛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國家的強權下,消費結構畸形,表現為:在消費結構內部,國家軍事——行政消費大大超過社會個體成員的消費,非生產人口的消費大大超過生產人口的消費,生活性消費大大超過生產性消費,奢侈性消費大大超過正當性消費。四大比例失調,消費重心嚴重傾斜,虛假繁榮的背后是基礎的脆弱、生產者的貧困,無益于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衡量標準和應注意的問題,吳承明先生曾提出三條意見:第一,應把資本主義萌芽如實地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生過程,而不是指一種內含的因素或發展趨勢(注:魏金玉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始形態,亦即發生時期的形態,是業已出現的具體的社會經濟現象,而不是潛在的可能出現的社會經濟現象。”《關于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載于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系,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以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第三,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新的、先進的生產關系,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第5-6頁。)。第一條當然沒有什么問題,大多數學者都同意中國封建社會內的資本主義萌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做到第二條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實上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很多文章都是采用的舉例子的方法,只不過例子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有肢解歷史之嫌;至于第三條,我認為是純粹的邏輯論證,與毛澤東的那段名言意義完全相同,無法證實。
    上文已經指出,我們從來就沒有搞清楚過資本主義的定義,所以在研究中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如有人把手工作坊的產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雇傭關系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的高度發展等同于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所謂的“啟蒙思想”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但這其中一個本質的特征是,很多人實際是把生產關系當作了“資本主義”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系”論者,認為只要有了經典著作中提到的某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因素,就具備了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說:“在這種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是沒有多大地位的,而生產關系則被視為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似乎只要生產關系的變化不斷發展,‘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就可以發展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注:李伯重:《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
    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倒因為果”,根本上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多年來我們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實際研究中我們往往用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者用被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對待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回顧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我們就不難發現,在很多方面我們確實沒有徹底搞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是有鑒于此,有的學者近年來專心致力于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意義深遠(注:可參考近年李伯重的有關研究著作,如《唐代農業的發展》,農業出版社,1990年;《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將刊;等。)。
    正是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如李伯重就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主觀的愿望。他認為,從感情基礎來說,這種“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特定時期中國人民的民族心態的表現,是中國人與西方爭平等的強烈愿望,這種愿望體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別人有,我們也要有”的“爭氣”心態;其次,從認識基礎來說,“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單元——直線進化”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史觀,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套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注: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3頁。)。王家范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是一個“死節”,因為“資本主義”一詞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會形態的指稱”,“資本主義萌芽”一說在中國被灌輸且隨處應用,正是誤人非淺,“如徽商,如所謂明清‘三大思想家’,再如馮夢龍、凌蒙初的小說等等,細加考察很難與‘資本主義’相關聯,這是中國社會特殊變形的結果,可現今還是搬‘萌芽’的法寶最容易”(注:這是王家范先生1996年11月12日寫給我的一封長信。)。王學典更是把資本主義萌芽看作一個“假問題”,他認為包括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在內的“五朵金花”的紛爭產生于濃厚的意識形態話語背景下,在既定話語背景下,這些命題都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命題背后都有明確的非學術追求”;而今隨著話語系統的根本轉換和語境的巨大變遷,這些命題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為問題,也就是說它已經成為“假問題”。(注:《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頁。)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及與國際史學的接軌,學者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了,很顯然,它從提出到以后的大辯論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要對所謂的“經典”進行論證。因此,今天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回顧上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看到學者們在諸如資本主義萌芽之類的“假問題”方面耗費了如此多的心血,走了如此多的彎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又如此誤導了后人(其影響可能還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消除),我們真是感到難過和悲哀。當然,這些“假問題”背后所蘊藏含的“真學術”(王學典語)內核還是給后人留下了有價值的內容。最顯而易見的是,195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可以這么說,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繁榮,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直接推動的結果。
        四、回到起點:怎樣認識資本主義的產生問題
    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至今國際學術界并沒有一種比較令人信服的意見——可能在很遠的將來都不會有。然而我們也看到,經過學者的努力,國際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大大向前推進了,視野也大大拓寬了。坦誠地講,我國學術界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長期滯后,這有主客觀的原因,不必細說。隨著近年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我國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根本性的突破,是值得注意的。
    要研究資本主義的發生問題,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再認識。我在第二部分中簡要分析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各種誤解和曲解,但也沒有得出一個令自己比較滿意的答案。不過,人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綜合的因素,一股涌動的力量;“資本主義”不是哪一種或兩種要素所能定義的,它涵蓋了太多太多的內容;“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是1640年或1789年產生的,它甚至也不可能是在哪個十年或哪個三十年中產生的,它的產生有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的許多奧秘至今我們可能并未發現。因此,我們在探究資本主義發生的時候,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去尋找它產生的根源,也不能局限于某個時段某個地區,而必須進行系統的考察。另外,比較研究也是極為必要的,只有通過比較尤其是中西對比,才能發現各自的短長,才能找出中西走向不同發展道路的歷史根源。
    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有兩個論證前提,(一)人類歷史有共同的發展規律,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二)在第一個前提之下,默認中國封建社會一定能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毛澤東的那段經典論述。關于第一個前提,近年學術界已有較多討論,可以說這種理論在史學界已被基本否定(此點前文已述)。馬克思確實說過與五種生產方式相類似的話,我們幾乎人人耳熟能詳,即所謂“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是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說的一段話(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341、342頁。)。可到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那兒,就變成了經典的五種生產方式的論述,且被斯大林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事實上是,1870年代后,歐洲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社會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這些著作揭開了早期社會的許多秘密,其地域超出了歐洲,涉及了美洲、亞洲、大洋洲和非洲。馬克思在閱讀了這些著作以后,觀點發生了改變,放棄了先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種觀點,基本不再使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之類不太嚴謹科學的術語了。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資本論》中關于原始積累的一章之所以稱作“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目的就是堅決反對把這個理論“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不能認為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頁。)。在這里,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確,關于資本主義發生的論述僅僅涉及西歐,不涉及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甚至不涉及東歐、南歐、北歐和中歐;資本主義可以在西歐發生,但不一定在東歐、南歐、北歐和中歐發生,更不一定在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發生(注:參見張奇方:《關于“五種生產方式”問題的意見——給〈歷史研究〉編者的信》,《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生不是必然的,在全世界發生更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么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就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社會形態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既然作為大前提的社會形態理論基本被否定了,那么第二個前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即中國不一定產生資本主義或是別的什么主義。如果沒有外來入侵,中國可能按照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走下去,盡管我們無法預知它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不大可能是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必然走向資本主義。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東方的歷史發展道路的確有其特殊性,當然這種特殊性是相對于西方而言的。改變一下思維方式,我們完全可以把西方的發展道路視為一種特殊性,因為發端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當時僅發生在西歐,而沒有發生在美洲、非洲、亞洲,甚至沒有發生在與之毗鄰的中歐、東歐、北歐和南歐。只是因為,以英國為代表的這種近代化模式迅速成為一種強勢文化,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和輻射性,其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絕對優勢,使之逐漸成為一種普適的模式。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模式有其無可比擬的優點(從歷史的發展看的確如此),及其發展為一種強勢文化后,其他文明只能被動或主動地接受。設想一下,如果人類文明仍然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下,那么文明的發展將會呈現五彩繽紛的色彩,每個文明都可能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放出獨特的光彩。
    研究歷史,我們應當采取歷史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態度。歷史主義的態度就是要把所研究的對象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而不是戴著今天的有色眼睛去研究歷史;現實主義的態度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用今天的現實來觀照歷史。兩種態度看上去相互矛盾,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并行不悖。歷史學家多強調歷史主義的態度,這是無可指責的。然而純粹的歷史主義態度是永遠不可能的,因為作為研究者的主體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現實之中;還因為歷史的不可逆性,我們只能接受今天的現實,并從今天的現實來回溯歷史。盡管我不完全贊成“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但這種歷史哲學所揭示的真理性認識,給所有的歷史學者提供了一把探究人類歷史奧秘的鑰匙。在研究資本主義和近代化——這個發端于西方繼而影響全世界且繼續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生活——的理論時,這兩種態度的結合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的歷史事實;既然沒有,又何必苦苦來尋找子虛烏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對此,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無須多說。然而,資本主義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以至于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無可避免地要受其影響或只能跟在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后面亦步亦趨,迫使我們不得不探尋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資本主義何以發生?資本主義何以在西歐首先發生?資本主義何以不能在中國發生?
    我在上文不止一次說到,資本主義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的出現不是一兩種因素影響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響的結果。約瑟夫·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意味著一種價值體系,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一種文明”,“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變動的形式或方法,它不僅從來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注:〔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1、146頁。)。黃仁宇先生指出,“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展開時,表現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資本主義帶著整體性,它能在一個國家內暢行而且成為不可改變(irreversible)”(注:黃仁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01頁。)。王家范先生則概括得簡明扼要:“‘資本主義’是一個整體性的歷史運動,而不是個別經濟現象。”(注:《中國歷史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頁。)我在這里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些著名學者的論斷,意在說明,我們只有從多方面多角度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發生問題,才有可能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
    許多學者(包括馬克思)承認,資本主義的某些因素最早發生在意大利,有的學者認為意大利“資本主義的因素早在11世紀就已清晰可辨了”(注:〔美〕詹姆斯·W·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65頁。)。“在威尼斯建立起來的制度一開始就提出了有關資本、勞動和國家之間關系的所有問題”(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世界的時間》,第130頁。)。隨后的經濟強國是葡萄牙、荷蘭,荷蘭最興盛時的船隊數量相當于其他歐洲國家的總和。但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果實并沒有被這些較早的歐洲強國所享有,而是拱手讓給了后來居上的英國。資本主義之所以在英國開花結果,是因為英國具備資本主義發展并導向近代化的綜合條件;其他國家之所以沒有在英國之前或與英國同時走向近代化道路,是因為這些國家缺乏這樣或那樣的條件。
    現在有學者從英國所具有的特殊優勢來論證資本主義成功的原因,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工業革命;煤鐵資源;科學技術的突破等。這些論證都有道理,但都只是說明了其中的一個方面。由資本主義發展而導向近代化的英國模式的確有其特殊性,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具備的,這就是它的環境優勢、資源優勢、市場優勢、發達的金融業、海外殖民的豐厚回報、早發的工業化、伴隨工業化而迅速出現的技術突破和科學發明、知識的進步(包括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等。其他國家可能具備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因素,但未具備這些全部的因素,如意大利具備了市場優勢,但不具備資源優勢、工業化優勢等;荷蘭具有環境優勢、市場優勢、海外殖民優勢,但荷蘭既沒有走向工業化一途,阿姆斯特丹的商業資本主義也很快在倫敦的工業資本主義的進攻面前敗下陣來;法國則由于殖民地的過早喪失及工業化機會的錯過,使之在與英國的較量中甘拜下風,失去了爭奪歐洲第一把交椅的機會。這里我們不難看出,英國所具有的條件得天獨厚,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的確特殊,是個“例外”,世界其他各國則是常態。與我們以前所理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英國模式具有普遍性,其他國家則具有特殊性——相比較,這個換位思考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對此李伯重先生已做過詳細論證。他指出,就英國經驗所體現的社會再生產擴大的普遍規律而言,它適用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化工業的研究;但是作為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英國經驗又是非常獨特的,不具有普遍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英國模式對研究其他國家(或地區)近代工業化的發生并不具有普遍意義”(注: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頁。)
    布羅代爾說:“經濟從不是孤立的。經濟活動場所也是其他實體——文化、社會、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實體不斷向經濟滲透,以便推進或者阻礙經濟的發展。這些實體很難互相分開,因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經驗實在,或如弗朗斯瓦·佩魯所說的‘實在之實在’,構成一個整體,即我們曾確指為典型社會的‘集合之集合’。”(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世界的時間》,第31頁。)歐洲經濟史專家詹姆斯·W·湯普遜也說:“在15世紀后半葉,一切影響歐洲從中世紀轉變為近代社會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時起作用,有時候它們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難區分開來。這些力量是客觀條件、實踐和思想的混合體。”(注:〔美〕詹姆斯·W·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32頁。)這些論述對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發生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對比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經驗,近年學者們對明清時期的中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中國何以沒有發生資本主義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有學者認為明清以來科學技術的落伍是中國近代發展遲滯的主要原因:有學者認為,由于人口壓力而導致的“過密化”是新的生產方式不能產生的根本原因,此即所謂的“無發展的增長”或“過密型增長”(注: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中國過強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及缺乏以數目字管理的傳統,妨礙了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注: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89頁。);中國江南能源匱乏以及輕工業倚重、重工業倚輕的格局,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大障礙(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中國能源生產(主要是煤)中動力問題的未能解決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口的迅猛增加等因素導致了中西歷史發展的“大分流”(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其簡要評論參見史建云《彭慕蘭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其他的觀點還有很多,諸如中國過高的交易成本(如國家征收的賦稅太高、貪官污吏的掠奪等)、法律的缺乏、產權的不穩定(國家的強取豪奪)、農村人口的眾多、地理位置的封閉性等等。上述觀點無疑都把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我認為,研究資本主義發生及中國近代發展何以遲滯這樣重大的問題,還是應該系統地進行考察,并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得到一個比較全面而客觀的認識。在這里,布羅代爾的整體史觀能給我們重學術界L合肥223~240K24明清史仲偉20042004超過半個世紀的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論,其積極意義是大大促進和開拓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其消極意義是嚴重的教條主義以及根據某些經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的斧削和牽強附會的論證。主要從1950年代展開的這場大辯論,一開始就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即繞過大前提什么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直接討論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基本的概念和理論都沒有搞清楚,結果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有的結論在時間上竟然相差兩千多年。今天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進行學術史的反思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其中,從中西對比的角度來探討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尤其應該引起重視,因為我們至今仍被中國近代化的問題所困擾。資本主義萌芽/經典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近代化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與農村基層社會的穩定》系列成果之一(項目號:97BZS003)。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TANG Guo-jun
  (Department of Socia Scienc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 China)Zhu Yuan—zhang’s War Proclamation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Imperial Edict of Punishment—remitting are two important documents pu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Ming Dynasty. The two documents were just for time being,but they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of the whole dynasty,because they were of great value in analyzing how Yuan Dynasty vanished and some ideas in the legal system.仲偉民,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北京 100720
    仲偉民,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編審,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作者:學術界L合肥223~240K24明清史仲偉20042004超過半個世紀的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爭論,其積極意義是大大促進和開拓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其消極意義是嚴重的教條主義以及根據某些經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的斧削和牽強附會的論證。主要從1950年代展開的這場大辯論,一開始就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即繞過大前提什么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直接討論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基本的概念和理論都沒有搞清楚,結果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有的結論在時間上竟然相差兩千多年。今天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進行學術史的反思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其中,從中西對比的角度來探討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尤其應該引起重視,因為我們至今仍被中國近代化的問題所困擾。資本主義萌芽/經典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近代化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與農村基層社會的穩定》系列成果之一(項目號:97BZS003)。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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