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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在文革中
趙樹理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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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014(2006)06—0017—19
  一
  1964年秋到1965年底,趙樹理對《十里店》作了4次修改,并由晉東南地區上黨梆子劇團兩次到省里作了匯報演出。結果受到了有關領導的批評,說他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寫得“太黑暗”了,明令不得對外公演。1965年春,趙樹理到晉城任縣委副書記,一到任便先去了晉城縣劇團。劇團按迎接縣委書記的規格歡迎他,他從口袋里掏出《十里店》劇本說:“什么書記啊,我是為著這個來的。從太原到長治,本來買了張飛機票,但又怕飛機出事把劇本丟了,臨走前又抄了一份給閨女留下,退了飛機票乘汽車來的。有人說我這劇本不能對外公演,咱就在太行、太岳山里演出,還對什么外啊。”
  趙樹理性格執拗,凡他認定的事,很難讓他改變。這是他的可貴之處,但也給他帶來了悲劇性的遭遇。《十里店》由他設計音樂唱腔、由他導演,由晉城梆子劇團分三隊下鄉四處演出,仍滿足不了當地農民的要求。他被因該劇揭露農村干部以權謀私、不法分子貪污盜竊、支部書記軟弱無力而受到農民歡迎的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他自己也已受到當時不符合中國實際的“階級斗爭學說”的影響,致使《十里店》也落入了“地富不甘滅亡,夢想變天,腐蝕拉拢黨內干部,同流合污,破壞集體經濟,遂使農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政權變色,紅旗落地”論斷的窠臼。趙樹理原本是反對“把任何問題的原因都反映為階級斗爭”的,他說過:“老區的地主富農已經不起多大作用,農村困難的根源不在階級斗爭,而在于干部作風和如何真正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對他的說法,有人批評是思想跟不上形勢,再加上當時毛澤東一再強調:如果忘記了階級斗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國家就要改變顏色了。”趙樹理通過學習,又“聽了幾次大的政治報告及京郊的幾個調查報告,看了《奪印》等戲,逐漸認識了地富篡奪領導權的可怕”。當時地區梆子劇團急于參加1964年山西省現代戲會演,苦于沒有合適的劇本,劇團多年和趙樹理關系密切,對趙樹理這位大作家十分敬仰,便多次找他要劇本。他出于對黨和毛澤東的信仰與忠誠,急于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劇團也催得急,于是便動筆了。在寫作《十里店》時,他“自以為重新體會到政治脈搏,接觸到了重大題材”。1966初回太原過春節時,趙樹理又對《十里店》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就是除夕夜里,他也把自己關在書房里埋頭修改劇本。
  當他回到他蹲點的晉城南村公社峪口村時,大隊干部正為響應省委、縣委的號召,在村里掀起一個學毛著、建大寨田的高潮,還制定了一個“攔河閘壩”建設大寨田的規劃。趙樹理仔細勘察了一番,又和一些老農反復商議后,認為這個規劃不切實際:閘溝墊地,把河溝兩邊的好地鏟了,熟土變成生土,溝底溝坡上都將會不長莊稼。他急忙把大隊支書尚貴生和其他干部叫到一起,對他們說:“學大寨不能盲目亂干,投多少工,建多少地,收多大益,一項一項都要經過科學的核算。學大寨不能光圖形式,一定要因地制宜,把改變峪口面貌的長遠規劃和當年的收益結合起來,這樣群眾才會有積極性。”大隊干部對趙樹理的話很不理解:縣里和公社領導下的有閘溝墊地建設大寨田的畝數指標,而他卻開口閉口總是強調經濟核算、群眾收益。于是大隊干部對趙樹理就常采取兩套手法:他在,就集中勞力抓生產;他走,就把勞力調去搞大寨田。趙樹理知道后憤然說:“這又不是捉糊日本鬼子,光圖形式打不下糧,遭罪的還是老百姓。”
  對當時的學毛著、背警句活動,趙樹理也感到不對頭;看到村里黑板報和田間地頭到處寫著毛主席語錄,就說:“為什么不換一換,春耕時,咱要宣傳搞春耕生產;植樹造林時,就要宣傳植樹造林的好處。假若到處都寫上語錄能多打糧食,咱就把滿地都插上語錄牌算了。”看到縣、村文藝宣傳隊表演時演員手上總是拿著一本毛澤東著作說:“有了它,泰山能低頭;有了它,河水能讓路;有了它……”就說:“這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在搞迷信,很庸俗。農民不光是要幾句政治口號,他們是希望具體化的。思想教育必須有物質保證。土改后分了土地,老百姓知道勤勞耕作,省吃儉用能發家。土地入了社,一切歸集體,個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好處,光說毛澤東思想是燈塔,有了它就能怎么怎么的,他們是不會相信的。”“過去,進門有門神爺,動土有土地爺,群眾都信仰。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眾信仰,不信仰,你強迫也不行。”
  趙樹理曾反復鉆研過《矛盾論》和《實踐論》,還多次在峪口、南村及縣城宣講毛澤東著作。晉東南地委在1966年2月5日寫給山西省委的“(66)13號”文件中稱,“以前領導干部給一般干部和工農群眾輔導學習‘毛著’的人很少,現在多了。……比如晉城縣委書記常三毛同志,1965年給干部、群眾輔導毛主席著作學習共四十五次,副書記趙樹理同志輔導二十多次”。但趙樹理在輔導時,大多講的是理論聯系實際,他說:“判斷一個地區的工作是否政治掛了帥,是要看參與工作的大多數人的工作熱情,是否是由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著的”;“政治思想只有落實到生產和業務工作上才能表現出它的作用”;“如果片面強調‘自覺能動性’、‘精神變物質’,忽略毛主席同時強調的‘調查研究’,從‘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那就會胡闖盲干”;“五九年我曾講過這樣的觀點,即‘領導生產中的主要工作是逐漸認識生產中的規律,并且依據或利用那些規律逐漸為生產造成有利條件’。‘以搞好生產作為物質基礎,通過思想教育和時間安排,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功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這才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強調政治掛帥的目的”。趙樹理這些話,后來都成了他的罪狀。
  1966年4月16日,山西省委領導人衛恒、王謙等到邯鄲開會返山西途徑長治,晉東南地委請他們和來晉東南視察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一起看了《十里店》。衛恒、王謙走后傳下話來說:“你們也不看看現在是什么形勢,還演這樣的戲?”當時,《解放軍報》已發表了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也已公布,《文藝報》也發表了《“寫中間人物”論反映了哪個階級的政治要求》一文,但趙樹理卻似乎并沒有意識到山雨欲來,他心里苦惱的是自己的創作找不到頭緒。不久,他看了晉城縣劇團排演的從河南省焦作市豫劇團拿回來的劇本《焦裕祿》后,感覺該劇把焦裕祿神化了,他認為焦裕祿也是個普通人;作為縣委書記,他雖在群眾之上,卻也在群眾之中。況且劇本也不象個完整的戲曲劇本,因此他產生了創作欲望。他又把報告文學《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仔細讀了幾遍后,決定親自到蘭考農民群眾中去調查了解一番,為梆子劇團寫一個新劇本。
  有人為他担心,勸他說:“趙老師,你就算了寫吧。”趙樹理說:“我是個寫家兒,怎能不寫呢。我說過,魯迅先生所謂‘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為人民拉磨。我雖不像魯迅先生拉得那樣賣力氣,但作為一個為人民的拉磨者,性質是相同的,過去沒有偷過懶,今后仍不會偷懶。”
  二
  4月的中原,已十分炎熱,61歲的趙樹理按焦裕祿的足跡,先后采訪了秦寨、韓村、雙楊村、趙垛樓等村莊。一天,趙樹理到趙垛樓村訪問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大娘,正和交談著,進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他問:“你也是來采訪俺們焦書記的吧?”趙樹理點頭遞過一支煙,老頭說:“俺們焦書記真是個大好人啊!去年秋天下暴雨,眼看俺老倆住的兩間破草房就要倒塌,要不是他領著人來救俺,俺老倆早就沒命了。誰知后來他剛幫俺蓋起這座新房,他自個兒卻早早地走了。同志,你是……?”趙樹理答:“我是從太行山里來的。想把焦書記的事編成個戲本,好讓干部向他學。”老頭說:“那好,那好。你們太行山上有能人,抗戰打小日本時,俺跟劉伯承上過太行山,在武鄉看過一出戲,叫《小二黑結婚》,真是好戲文啊!”趙樹理曾是河南選出的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他并沒有張揚自己的身份。經此次調查訪問后,他把自己關在宿舍里,夜以繼日地趕寫《焦裕祿》。但滿街高音喇叭里反復播出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反動本質》等充滿火藥味兒的文章,終于攪得他無法寫下去了,《焦裕祿》只寫了3場,便不得不輟筆。他曾向周圍的人流露過這樣的思想:互助組,初級社,他和黨的路線、農村工作的認識是一致的。自高級社以后,他就鉆不進去了,農民不安心,生產秩序亂,文章沒法兒寫,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吳晗是歷史學家,趙樹理和他一起出過國。“三家村”的文章,他多少也看過一些,難道他們真的意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嗎?如果都要加以批判,那以后誰還敢寫文章呢?
  5月下旬,晉東南專署文化局奉文教副專員孫立功指示,邀趙樹理到長治去幫助修改劇本《兩教師》。他一聽《兩教師》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宣傳劉少奇提倡的兩種教育制度的劇本后,便應允了。他和原作者張效武及其他被請來的陳奇、張仁義、李振杰、潘文展等一道,先后到陵川、晉城的幾所農業中學作了調查,又對劇本作了反復推敲,正要著手修改時,中央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彭、羅、陸、楊被作為“反黨集團”審查,文革風暴震蕩全國,《兩教師》創作組無法繼續工作,其他人各回單位,趙樹理也就回到了晉城。事后有人曾笑話趙樹理的“愚”:“眼看已開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了,他還自討沒趣地去為劉少奇唱贊歌?報紙、廣播早批開了吳晗,別人問他吳晗究竟是個啥人物,他還說‘吳晗是研究明史的專家,有本事,我就是崇拜他的一個’。還說什么‘他是北京市副市長,有錯誤,但也有可學之處’。別人躲著還怕受牽連,他還公開說他和吳晗一同出過國。真是個榆木疙瘩腦袋鐵疙瘩心。”也有人贊嘆他的“直”:“老趙就是這樣個直人,從不會拐彎抹角,才盡吃些死家伙哩。”
  風暴乍起,外省已是雷聲陣陣,雨點紛紛,地處高原山區的晉東南,畢竟還是閉塞,除了大街兩旁貼出一些“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等大幅標語外,很少有大字報聯系本地人和事的具體內容。趙樹理一方面對局勢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又覺得多年來黨的肌體中也的確滋長了許多官僚主義作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說假話、好大喜功、欺上瞞下……真該從思想上、工作作風上,進行一次檢查清理。但這與“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是什么關系呢?文化領域中所謂的“學術權威”指的是哪些人呢?趙樹理也搞不清楚。這一段,他除了參加一些學毛著講用會,聽聽“學毛著積極分子”介紹如何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外,找了一本已被中央高度肯定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來讀。讀后,他感觸道:“我已經不了解新人,再沒有從事寫作的資格了。”
  三
  1966年6月26日下午6點多,長治刮過一陣龍卷風,全市近30個生產隊遭到侵襲。不少迷信的上黨人冥冥中似乎覺得一場災禍即將來臨。
  7月1日,《紅旗》雜志公開點名批判周揚,說他是“文藝黑線的祖師爺”、“總頭目”、“大黑傘”。眾所周知,周揚是文藝界最賞識、最器重趙樹理的領導人:他撰寫了第一篇研究介紹趙樹理的專論長文,將趙樹理介紹給各抗日根據地;他把《李有才板話》和《解放區短篇創作選》帶到上海,才使趙樹理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贊賞;時隔15年,他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會上給1959年曾被批判為“右傾”的趙樹理以高度評價,說“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才使趙樹理被譽為描寫農民的“鐵筆、圣手”。周揚成了“文藝黑線的祖師爺”、“總頭目”、“大黑傘”,趙樹理能躲得過嗎?趙樹理1949年4月進京到1965年2月“下放”回山西的15年中,有5年多工作生活在晉東南地區,這里的人民對他十分尊崇,但地、縣領導干部對他卻褒貶不一;有的認為他平時言行太“右”,竟敢對學毛著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也提出異議?實在是膽大妄為!只是因為他是八大代表,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是中央一級有影響的大作家,才沒敢批判他。但當中央批轉了江青、張春橋等炮制的《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和點名批判周揚后,人們的態度就不同了。
  據劉金笙《趙樹理在山西文聯》(原載《火花》1986年第5月號)一文記載:“根據‘文革’中揭發和‘交代’的材料看,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開的‘華北局會議’上,早已‘內定’了在全省開展對趙樹理、李束為的批判。”晉東南地區自然也就對他無所顧忌了。1966年7月14日下午,晉東南地委召開了地區直屬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48個單位中的17級以上黨員干部和黨員代表共720人參加的會議,傳達了李雪峰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地委“要求全體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極大的革命熱情立即投入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7月17日,地委文革辦公室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期第一次點了趙樹理的名。“簡報”在總結分口討論李雪峰報告的簡報中引用了地區電影公司黨支部書記王連生的話:“我們晉東南的戲劇工作解放以來,長期翻不了身,是因為有‘三座大山’,這就是中央的趙樹理,省里的王中青和專里的程聯考。”7月19日,《文化革命簡報》第2期更明確地指出這次運動“一開始矛頭就指向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初步揭發出一批重點,其中重點人物47人,重點單位是地委宣傳部、專署文化局;揭出的重點人物中有趙樹理、專文化局局長徐飛和地委黨校秘書科長趙德文等。”同時,地委召開晉城、陽城、高平、沁水、平順、沁源等“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趙樹理作為晉城縣委副書記,7月16日也接到了地委要他與會的通知。晉城縣劇團的演員們得知“趙老師”要到長治開會,担心他受批判,都去看望他。進門后,都耷拉著腦袋不說話。趙樹理問:“今天是怎么啦,一個個都像頭悶驢似的不說話?”女演員郭胖胖叫了聲“趙老師”,便哽咽著說不下去了(她是縣里學毛著的積極分子,后來在出席全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講用會上,被迫批判趙樹理,因不慎在“黑幫趙樹理”后面多說了個“同志”大受批判,被取消了“學毛著積極分子”稱號)。趙樹理笑著說:“明天我要去地委開會,我揣摩著你們是來給我送行的吧?既是送行,就該高興呀!來來來,還是讓我學唱一段郭金順的戲吧,你們看學得像不像?”說著他便用兩根食指敲擊著桌邊,哼了起來:“夜沉沉冷森森初更時分,抬頭看又只見月照松林……”劇團唱生角的李伯祥抽泣著說:“趙老師,我們也幫不上你啥忙,你就別唱了吧!”趙樹理說:“我從來沒反過黨,是地委叫我去開會哩,是紅是黑我心里有數。”李伯祥囁嚅著說:“可眼下報紙都批的是些大人物呀!你的名聲……”趙樹理笑著說:“自打我進了京,我的名聲早就不象在咱老根據地時大啦,我算什么?頂多也就是一小碟豆芽菜,哪算什么大人物?”
  會議開始后,地委在“文革辦公室”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期、第2期中點了趙樹理的名。按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的“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的規定,以晉東南地委書記王尚志、副書記仝云為首的13人于7月20日在地專大樓3樓樓道里,給趙樹理貼出了《借下鄉體驗生活之名,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從趙樹理在晉東南地區的所作所為看他的本質》的第一張約13000多字的大字報。
  大字報共分四部分:
  一、“顛倒光明和黑暗的歷史,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下分幾個小標題:“追求落后的東西,熱心大寫中間人”;“竭力反對歌頌毛澤東時代的英雄人物”;“打擊工農兵充當社會主義文藝主力軍。”
  二、“抗拒黨的文藝方針,大演、大編壞戲、壞電影。”下分幾個小標題:“千方百計將牛鬼蛇神搬上舞臺”;“反對歌頌工農兵,親自編導壞劇本”;“一個向黨進攻的所謂‘四省會議’。”
  三、“以作家的‘權威’縣委副書記的‘職權’公開反對黨和毛主席。”下分幾個小標題:“趙樹理的反黨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抓住具體問題一項一項反對”;“利用‘職權’壓制群眾戰天斗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
  四、“資產階級的文藝家是狗不改吃屎,狼不改吃人,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
  大字報寫道:趙樹理“是‘祖師爺’周揚又粗又長又深又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黑線的忠實門徒”,是一個“鉆進黨內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解放十幾年來,他為了忠實地執行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祖師爺’周揚的指示,借下鄉體驗生活之名,在山西省晉東南地區的廣大農村到處放毒,他的手伸得特別長,不但顛倒光明和黑暗的歷史,熱心大寫‘中間人物’反對歌頌毛澤東時代的英雄人物,為資本主義復辟作輿論準備,抗拒黨的文藝方針,大演大編壞戲、壞電影,而且以作家的‘權威’,縣委副書記的‘職權’,明目張膽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號召人們“為了徹底清除趙樹理在晉東南地區所散布的修正主義黑線的影響,現在,必須把他拉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徹底揭露批判,堅決把這個黑幫斗倒、斗垮、斗臭。”
  7月21日上午,地委“在骨干中兩次傳達華北局會議李雪峰同志兩次報告的基礎上”,又召開了4000人參加的文革動員大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專級機關、中等以上學校等單位的積極分子,參加貫徹華北會議面上各縣常委同志及地委常委、副部長以上負責干部,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大會由副書記仝云同志主持,地委書記王尚志同志在會上做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動員報告。”“地委領導同志也積極投入運動,站在運動前列。”當日下午,再次由地委書記王尚志、副書記仝云牽頭,聯合地委其他一些領導人及地委宣傳部、組織部、地直黨委會、地區文聯、《山西日報》晉東南記者站等單位的一些干部共17人,又給趙樹理在地委大樓的二樓樓道里,貼出了題為《趙樹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面面觀》的三萬余字的第二張大字報。
  這大字報除“內容提要”外分六部分,每一部分中又分為若干小部分:
  第一部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毛澤東思想
  一、否認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
  二、反對突出政治,反對做思想工作。
  三、惡意攻擊毛主席,反對農民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
  四、誣蔑和對抗黨的領導,企圖讓社會主義文藝向“自由化”發展。
  五、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右派分子唱一個腔調。
  六、反對響應黨的號召,多方攻擊黨的方針、政策。
  第二部分、攻擊三面紅旗,反對戰天斗地,反對學習大寨
  一、反對黨的總路線,歌頌單干戶。
  二、反對大躍進,說大躍進有“醋”。
  三、反對學習大寨,反對建設穩產高產田。
  四、反對計劃經濟和合理密植。
  第三部分、反對黨的文藝路線和文藝方針,召開所謂“四省大會”,竭力推行封建舊文化
  一、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唱反調,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
  二、反對推陳出新,主張先立后破。
  三、誣蔑社會主義的文化是今不如昔,極力反對工農兵搞創作。
  四、在所謂“四省大會”上,竭力傳播封建舊文化。
  第四部分、以搞文藝創作為幌子,借“講知識”、“談經驗”之名,到處散布反動謬論
  一、反對歌頌英雄人物,極力鼓吹寫“黑暗面”。
  二、反對無產階級對毒草進行批判。
  三、惡意攻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鼓吹青年向古人、名人學習。
  四、宣揚不要階級的“愛”和“憎”,用自己的口和借用別人的口咒罵農民。
  第五部分、采用文藝形式,在小說、戲劇中大肆放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一、小說《賣煙葉》
  二、小說《鍛煉鍛煉》
  三、小說《互作鑒定》
  四、現代戲《十里店》
  五、現代戲《萬象樓》
  六、澤州秧歌《開渠》
  七、“哭長城”小調《王家坡》
  八、古裝戲《急子回國》
  第六部分、和黑幫黑線上下呼應以及其他問題
  一、與黑幫分子上下呼應
  二、同情“三家村”
  三、其他方面的言行
  7月20日、21日,前后兩張大字報,四萬多字,從趙樹理平時的思想言行到他的作品,可謂事無巨細,“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把趙樹理他揭批了個透。兩天之內,兩份共43000多字的大字報,把地委二、三層樓道貼得密不透風,白天也得開電打照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來參觀取經。7月21日給趙樹理貼出第二張大字報的同時,地委文革辦公室將這兩張大字報全文編成《文化革命簡報》第3期,立即上報到了山西省委文革辦公室,同時下發了到晉東南地區各縣委及地直各部門、各單位。
  該期簡報以《挖出一顆定時炸彈》為題的《編者按》說:“‘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地直開展文化革命的四十八個單位,充分運用了革命大字報這個有力武器,揪出了一批鉆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和大大小小的個人野心家……”。“本期簡報選登了王尚志、仝云等十七位同志寫的一張三萬字的大字報和一個八千字的附件。這張大字報挖出了一顆定時炸彈,一舉揭開了趙樹理多年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的頑固堡壘,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趙樹理一貫偽裝積極,騙取了作家協會副主席和晉城縣委副書記的職務,他依仗這個‘權威’,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文學藝術的舞臺,通過小說、戲劇、講話、報告,大放毒箭,散布毒素。更惡劣的是,他長期以來,操縱著晉東南的戲劇舞臺,演壞戲,演牛鬼蛇神的戲。并到處招兵買馬,收羅信徒,組織趙派,和毛主席的文藝思想相對抗,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毛主席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口誅筆伐,同聲聲討,徹底斬斷趙樹理的魔爪,徹底清算他的一切罪行,徹底批判他的一切謬論,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至此,一場燒向趙樹理的大火點燃了。
  四
  7月,面對地委大樓里的這兩張大字報,綿善而誠實的趙樹理被突然潑向他的污水激怒了。據中共晉東南地委文革辦公室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6期載:7月21日晚,趙樹理看了大字報,回來和與他同住的晉城縣委副書記武清白大吵了一通,武清白一直和他辯論到凌晨1點30分。22日上午,趙樹理又在小組會議上反駁說,大字報的材料百分之八十都是假的。晚上看大字報回來,又大吵一通。《文化革命簡報》第6期將趙樹理這兩天反駁大字報的言論整理如下:
  一、推翻反黨事實,說大字報的材料大部分是捏造的。他在小組會議上說:“三萬字的大字報,王尚志、仝云都簽了名,這是有計劃搞的。不然晉城的材料,峪口的材料,我家鄉的材料,他們怎么知道,要去調查搞我這個文人,誰還給我說話。”又說:“大字報上有好多材料不是我的,多一條少一條不管他,包起來就行了。要辯論讓他們去辯論吧,我不參加。”又說:“大字報說我多年來上下奔波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這不符合事實。我向來認為我上下奔波還是個優點。其他作家坐在上邊不下來,還沒有這個優點。過去有人說我是通天徹地干部,我到上邊找的都是各級領導,反映的是實際情況。我到下邊又代表的是上邊,做的是說服教育工作,要說我受黑幫指示,上下奔波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不說我接受不了,其他人也接受不了。”又說:“我在峪口的問題不是事實,是誰給我反映的。”
  二、攻擊領導,誣蔑黨不講理。他看了大字報后,怒氣沖沖地和武清白同志說:“黨給下了結論,把我列入黑幫,下邊是揭發(指二樓三萬字大字報),上邊是結論(指三樓大字報),說我有綱領、有基地、有上有下,只說登報了。我的材料是從北京來的,這是黨決定了,叫王尚志、仝云來完成這個任務,叫他們很快完成這個任務算了。把我這黑幫處理了,他們也就勝利了。”武清白同志當即嚴厲地批評了他,并指出應該相信黨。他說:“材料又不是從群眾中來的,反正是搞我,我也不知道是我不相信黨,還是黨不相信我,是我把黨擺在對立面,還是黨把我擺在對立面,我不提了,叫他們完成任務算了。”武清白同志嚴厲指出:“你這是和黨對抗,你說不是事實你也可以出大字報辯論嘛!”他說:“黨決定了我還辯論什么,我和誰辯論,我站在什么立場上,我要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他們站在什么立場上,我要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我還覺著我不是呀!辯論什么?辯論就是斗爭,你還沒說上三句話,就頂回來了。”
  三、承認事實,不承認動機。他在小組會上說:“十幾年來我沒有寫出什么好的作品,寫的壞作品不少,現在不談動機,影響所及,應該批判。”又說:“說我寫的作品效果不好可以,說我是伸手派,我伸什么手?我要些什么東西?我是一不圖名,二不圖利,我六十多歲了,說我圖名,我什么領導也沒當過;說我圖利,我落了一千四百塊錢?就連我的孩子閨女也沒名利思想。我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結果落了個黑幫。”又說:“我的作品都是有針對性的,五八以后我寫的作品是有針對性,針對的是工作上的問題,雖沒有好作品,跟火針一樣,到處亂扎,但不是扎的社會主義呀!”又說:“十幾年沒有做了什么好事,壞事做的不少,起碼應該說是失職,應該受到黨的處分,可是罷官又沒官可罷呀!”又說:“從主觀上檢查,只能說我有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改造了,要說其他動機,我又沒有一個主子,我去為誰反。”
  四、繼續向黨進攻。他說:“我認為初級社、高級社是個小土改,寫《三里灣》時還能看到優點,從高級社以后,出了高指標,收了過頭糧,這一面收購的多一些,那一面的積極性就少一些,看不到優越性,碰到這些問題,不關心由不得自己呀!從五六年以后,寫作品找不到好處,碰到什么寫什么,給領導上講的問題嚴重,這樣就造成了個不好影響。”又說:“我就寫不了領導,我沒當過黨的領導,連個小組長也沒當過,怎么能寫出領導。說我不寫英雄人物,是我看不到英雄人物。”又說:“我說我們村的一個半社會主義,是李雪峰同志叫我調查后得出的結論,這是有普遍性的。”又說:“我寫的戲劇是從《萬象樓》開始的,《萬象樓》是在區黨委的領導下寫出的,我老趙的戲,是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又說:“我寫的兩首詩,一首是歌頌大慶,一首是送給王曾山的,怎么能說成是反黨?”
  1962年,趙樹理在參觀了大慶油田后,曾寫下“竹枝詞二首”(原載《詩刊》一九六四年四月號)。第一首《油田遠眺》:“任他冰封與雪飄,江山再造看今朝。鉆林不作銀蛇舞,也與天公試比高。”在給趙樹理貼的第一張大字報中批判說:“他參加革命工作以來,特別是全國解放以后,寫了許多壞小說,壞劇本,壞電影,丑化黨和人民群眾。更惡毒的是他公開反對黨和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這期間,黨中央和當地各級黨的組織以及廣大工農兵群眾,對他這種反黨活動曾經多次提出過嚴肅的批判,希望他站在黨的立場上,徹底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重新做人。可是他執迷不悟,頑固地堅持他那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繼續反對黨和毛主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趙樹理是借用毛主席詩詞里用過的一些字眼,來反對毛主席。他把黨和群眾對他的批評比作‘冰封’、‘雪飄’。他表示,不管你們怎樣批評,我也不怕,決心按照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江山再造看今朝’。毛主席在《沁園春》里寫道:‘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趙樹理卻和毛主席所倡導的方向背道而馳。他把農村比作山林,決心下到農村,去‘鉆林不作銀蛇舞’。他所說的‘天公’,指的是毛主席,他決心要鉆在鄉下,搞資產階級反黨活動,來和黨中央、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比比高低。”
  另一首詩,是趙樹理為原全國曲協副主席王曾山七十大壽寫的,大字報抄錄為“峻嶺蒼松古,朝朝映赤霞。風悽偏見勁,日暖不喧華。出眾還依眾,生哪還落哪。濤鳴渾似海,霄夜徹天涯。”因為趙樹理的毛筆字功力深厚,又是名人,文革前有不少人向他求字,他在多次反復書寫這首詩時,對其中的詞語有所改動,因此在民間流傳有不同版本。如第二句又曾寫為“蛟潔且挺拔”;第三句亦曾寫為“風凄偏見勁”;第四句也曾寫為“不眩華”、“不炫華”;第六句曾寫為“生哪便落哪”、“居哪便樂哪”;第八句曾寫為“曉夜徹天涯”。當年有人以趙樹理書寫的條幅懸掛于家中為榮,也有人一遇風吹草動,便主動交出來以供揭發批判趙樹理所用。第一張大字報寫到:“趙樹理把自己比作‘峻嶺’上的‘古’‘蒼松’。說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朝朝映赤霞’。說他不怕黨和群眾的批評,越批評越堅強;‘風悽偏見勁’,他把受批評的時候比作‘風悽’,把不受批評的時候比作‘日暖’。他的所謂‘日暖不喧華’,是說他在不受批評的時候,也仍然要堅持其反動立場,不寫工農兵,不歌頌黨和毛主席,不歌頌社會主義。他把歌頌工農兵,污蔑為‘喧華’。他要‘出眾還依眾’,拢絡與他臭氣相投的那一小撮人,來實現他的反黨陰謀。他要‘生哪還落哪’,他是不管受到什么樣的批評,也要永遠忠實于他的資產階級立場。他認為現在的社會主義是漆黑一團,他要在這‘遍地黑暗’的社會里,像‘海濤’一樣的一聲呼喊,讓這種喊聲像‘海濤’一樣波及全國,即‘濤鳴渾似海’。他說‘霄夜徹天涯’,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徹夜’不明的大黑暗,是普天下的大黑暗。”
  7月23日,據“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晉城、陽城小組記錄,趙樹理在小組會上又對大字報進行了反駁,其“記錄整理如下”:
  1、大字報說我寫反詩。第一首是在大慶參觀時寫的,當時共寫了四首,選了兩首,《詩刊》上發表過。第二首詩是曲協副主席王曾山七十大壽時,我給人家題的詩,用了一個晚上才寫出來的。這兩首詩都沒有什么反意。
  2、大字說我向黨伸手。我感到從歷史上我沒有向黨伸手要過什么。伸手派常常是要三個東西:權、名、利。我這個名氣是從解放區出去的,進了北京雖然寫了《三里灣》,后來名倒不如以前了。進北京后我在市文聯當副主席,干了一年,搞了個《說說唱唱》,后來到了中宣部,五三年從中宣部調到作協。我在中宣部給我定的是行政十級,到了作協馬烽等都比我的級高,要給我評級,我說享受已經不少了,不要。我從進北京、出北京、到太原,一直比他們的級低,我沒有伸手要過提級,十幾年來沒有寫出好作品,應該再取下些。
  3、大字報說我寫中間人物,這是因為自己的眼不對,找不到先進人物,中間人物實際上就是落后人物。我還有個小道理,不需要說。王尚志同志說,你說你有理,他說他有理,就是說我了。我再說了小道理等于宣傳小道理,小道理就是自己認為自己有理。
  4、大字報說我組織業余作者開專業會專門寫壞作品。韓文洲在文字上可能受我的影響,但人家寫進步人物多,比我強。說我專門組織寫壞作品,好象是我有一幫子人,我是沒有的。
  5、大字報說我打著人民作家的旗號,以縣委副書記的身份,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家鄉是一個半社會主義,死了一個社會主義(支部書記),還有半個社會主義(大隊長),其他黨員還要招魂。這話我是說過,不是那樣說的。我總以為我那村子還不錯,就是領導班子不強,我每次回去住都想把這個班子搞強,并不是說我親自在那里蹲點搞根據地。“招魂”是李雪峰書記說過,我并不是說叫招國民黨的魂。
  6、大字報說我這幾年時而去北京向主子匯報,時而回到家鄉去活動。說前幾年了還可以,回家多一些,因為有個媽媽在家,我得回去看看,長的頂多住40天,近幾年來就回的很少。去北京匯報,我是向黨組織匯報的,近幾年也去的很少。我匯報都有材料。我回去不向黨組織匯報向誰匯報。我沒有向周揚黑幫匯報,即使向他匯報,他是黨組書記我也沒辦法。去年以來我只向北京寫過兩封信,再有片紙只字我負責。這至少說近二年來我沒有向我的主子匯報吧?
  7、大字報說我用先結婚后戀愛煽動退社。這話我說過,但不是在那個場合說的,是在62年沁水干部會上說的。當時有些干部和革命沒感情,我說要大家好好工作,過去有過先結婚后戀愛,你們過去對革命沒感情,現在可以樹立感情。我沒說過退社、單干、土地下放,我從來沒有說過,想也沒想過。我還提倡過收自留地,后來人家又分下去了。
  8、大字報說我反對計劃經濟,例子是消滅羊群、秋蠶。我是這樣說的,因為當時桑樹破壞的不象樣了,還要叫養秋蠶。我講這個道理是不破壞桑樹就破壞蠶種,我是在剎車,后來是不是領導上接受了我的意見,停止了養秋蠶我就不說了。消滅羊群我說過,因為林業發展不起來,武侯梨是林業發展起來才養羊。我這個怪論后來還說過,因為羊和林的矛盾沒有解決。如發展松林,三年內叫羊遭一次暴災就受不了。后來我想,發展羊群可以少些,不要超過牧場的可能,多養一頭騾子不是能頂好多羊嗎?
  9、關于“人口眾多”的問題。這是英國工黨代表團來我國參觀時,盡挑我國人口眾多的毛病,針對這個我說人多是好事,人是活寶,中國有六億人啥事都能干,不是說其它國家沒六億人就不能革命。
  10、大字報說我寫的《開渠》劇本是反黨。我寫的是晉城秧歌,為了利用民間文藝形式,不是為了反黨。
  11、我在青年雜志上發表過兩篇文章,叫《出路雜談》和《材和用》,都是集中回答青年來信的。《出路雜談》中心是讓青年學生回鄉參加生產,主要是讓老人們教自己的孩子建設我們的家鄉,不是大字報上說我污辱社會主義教育制度。《材和用》也是這個內容,是教育知識青年的,不是說要知識分子去教育農民的。也可能在語句結構上有問題,我的思想不是那樣。當時《中國青年》審稿最嚴,有問題還能讓發表。
  12、大字報說我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這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宣傳方法,比如說毛主席的書,對口詞宣傳有了它就怎么樣,一直它它到底,內容不系統,說這種宣傳方法不好,不是反對宣傳毛主席的書。
  13、大字報又說我反對毛主席語錄牌。這是在晉城峪口的事,我是看到小黑板上的內容需要適時換,快秋收了,還是抗旱下種,不換是形式主義,說我反對宣傳毛主席語錄,怎么能對上口。
  14、大字報說我污辱放“衛星”是放“起火”。我這還是剎車了,硬要一天寫多少篇文章,一個共產黨員碰上這個事能不剎車嗎。我對這個事情不能不說話,這能算給群眾潑冷水,反對群眾創作?
  15、又說我反對“萬畝方”。陽城萬二禿在町店當公社書記,一次下著大雨他穿著雨衣監督群眾勞動。萬畝方是不能提倡的,一個村搞不成,三個村搞一個,太不合算。我還是不提倡這樣做。萬畝方的問題,向縣委、地委反映過。大躍進不表現在萬畝方上,我不是反對大躍進。我還給陶(魯笳)書記提過,可能造成領導上說我盡提問題,我感到一個共產黨員看出問題不能不說。
  16、大字報說我提倡青年看《六月雪》黃色小說。這還是語言問題。主席說,文章為誰寫為誰接受,我說話在語言上是力求一說就透。我說我過去上地時不拿《論語》等,拿的是《六月雪》,休息下一躺就拿出來看,不管內容如何,語言通俗。主要是說寫給誰看,看了就懂的問題。我說這話卻很早了,怎么能說我提倡青年看《六月雪》,不要看毛主席著作。這個整理者是怎么給我拉到一塊的?
  17、大字報說我反對戲劇匯演。我對戲劇是提倡先服務的,真正給群眾服好務,在群眾中立了案,不要亂抽名演員匯演,匯演罷就散了。預備團是才解散的。我是不主張多組織匯演的,只要在群眾中演出好節目,受群眾批準,就是匯演節目。
  18、大字報說我在黨的生日里散布過黑話。這是一首唐朝舊詞。61年我和陶(魯笳)書記座談時說過,因為自留地問題,我說給的多了他不回來,給的少了又怕不行,這時比喻過那首舊詞,陶書記說適當的還是要給一些。我覺得這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黑話,當時陶書記還同意這樣說,出了大字報不提就不說了,在適當的場合、時間還要說。(趙樹理后來還曾說:“59年7月1日在陽城縣級機關黨員干部座談會上,曾引用一首舊詞,‘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妄身千萬難。’這是針對要不要給老百姓自留地說的,并非是向黨放的毒箭。”前者說“是一首唐朝舊詞”,實應為元曲,可能是他記憶上的錯誤。——筆者注)
  19、大字報說我反對統購。因為我對上和對下說法不一致,實際也就不能一致。農民說糧食不夠吃,我給他們和過去對比算過賬,說服過他們,對上我是作為問題反映的。我向農民說過,糧食過了關國家就不收購了,看你們怎么辦,現在收購不是國家為你們完成任務嗎?大字報上變成了到糧食過關國家能收購,現在收購就不是為農民完成任務。
  20、大字報說我讓我那大隊隱瞞糧食。當時發現他們有隱瞞,我感到派的任務數字大了,我說不能少派上些,不要讓他們隱瞞不好嗎?向縣里反映后,縣里專門去處理過這個問題,反了隱瞞,此后隊里再不向我說實話了。我說,作為一個縣的領導人,還是知道的情況多一些好,這不能是說我反映黑暗了,就是犯錯誤我也要說了,有問題不是說就落后,有問題了解比不了解好,不是我這作家知道了要寫黑暗面了,作為一個領導人知道了問題去解決了問題,比不知道好得多。
  21、我向我們縣里李德全反映過下邊隱瞞(產量)問題,是你了解面有多大,怎么研究對策。有一次反映問題,地委領導可能誤認為我反映我那里的問題是叫去給解決了,后李先唐同志去解決過一次,地委一個同志去北京開會時向我說已經解決了,我說你們領會錯了,不是叫專門解決這問題,是叫研究(瞞產)面有多大,怎么對策。類似這號問題,大字報都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管它。
  22、大字報說我對去年搞土地建設打亂了核算單位應立即停止下來。峪口閘溝墊地,把兩邊好地都鏟了,干部是想擺樣子,我認為不合算,不讓他們搞,我來長治住了一個多月回去人家搞了。大字報說我反對打井,去年誰去峪口反對過打井,峪口是今年才打井的。
  23、培養接班人問題,我是主張培養誰不要叫他知道。
  24、寫曲藝作品,我們的作家都不愿寫,后來在曲藝隊我說,看來不行,你們自力更生吧,一面挑好作品改寫,一面親自寫。大字報說我對自力更生有懷疑就不是那回事,我說自力更生指的是曲藝隊自己,說爭取外援指的是我們作家。
  25、還說我說大躍進是打賭、押寶。這是那一年我和宋福堂說的,58年比57年糧增五萬斤,棉增七千斤,我說這幅度就不小,宋福堂訂計劃就大了七倍,我說咱們訂計劃不是打賭,不是押寶。我這就不是反對大躍進了。那一年尉遲上的肥料少報的多,我說共產黨員對黨應實事求是說老實話,我不能和下邊結合起哄黨。
  26、大字報說我以作家身份在反五風會上不讓公社書記過關。李莊公社修河灘,那時確有平調。那一次我是對宋福堂不太滿意,他對工作抓的緊,但他的作風太惡,我是不主張他在端氏工作,李德全不同意調。后來李德全勉強接受我的意見把宋福堂調到了中村。
  27、大字報說我反對過搞大寨田,沒有這個事,可能是說峪口那回事,上午已經提了,他搞的不是大寨田。
  28、有一條說我是“邊棉主義”。我是向產棉區說的,梯田棉花,邊棉能增產,這不是叫棉花減產。
  29、大字報說我1958年在陽城發動舊藝人小朝演過《琵琶洞》和《五福堂》兩出壞戲。在陽城就沒有這個機會,可能對著小朝說過這個話,但未形成事實。
  30、大字報說,我在陽城一次業余創作座談會上,說我是個專業作家寫的并不多,你們為什么要寫那么多。這是我經常好說的話,今后說不定還要說。集中上些青年、學生叫我去講,我不樂意接受這個任務,那里邊有些人是有壞想法的。我離北京時燒了實實一柜信,都是青年要我告訴他們怎樣寫作的,他們以為我會寫作,他們只缺寫作方法了。去講話,誰知他們都動員些什么人。我在陽城業余創作座談會說,我不主張專業創作,業余就是有余就作。我是個專業作家一年出上一兩個作品就不錯,你們一年就寫那么多怎么行,妨礙了業務。這個話要說是錯了,那全國不知要給我貼多少大字報了。
  31、《萬象樓》是我第一次創作,那是1942年。大字報說我是宣傳迷信,當時太行區黨委領導是同意過的。
  32、說我反對文藝批評。要批評,就得先讀作品,要創作就得先讀作品,我在中宣部,胡喬木不是專門讓讀書嗎。
  33、大字報說我給舊戲立案。三十年代文藝工作者,提倡洋戲洋調,要原來的東西自生自滅,我這是對洋學生講的,并不是給那出戲立案。
  34、我說過,不要學了兩句戲就想賣票,讀了兩篇小說就想要創作,不能求之過急,這是說那急于求成者。
  35、大字報說我是提倡成名成家。我是反對今天要寫作方法,明天就想發表作品當作家的。我說,我們的作家不是多而是少,作品不是多而是少,但不能有那樣的作家。這能說我是提倡成名成家的。
  36、我下鄉到峪口,帶的人是個非黨,現在沁水劇團。這個人后來我才知道他不好。在峪口開支部會,有貧下中農參加,我讓他參加過支部會,不是什么保密的會。反映問題的人怎么三傳兩傳就把話傳成那樣了。
  37、說我有錢,為了演《十里店》要給劇場賠錢。在太原要劇團退了劇場的戲到晉祠去演,雪峰同志要看《十里店》。這樣劇場要收30%的租費,我算了一下賬說,算了吧,錢我出上,后來劇場沒有要。我說這也不是什么大問題,即使我出上錢有什么,我是不想讓國家賠錢。
  38、大字報說我為吳晗辯護。吳晗這個人我和他去蘇聯時接觸過一次,《海瑞罷官》我沒看過。今年五月份還在學術討論階段,黑幫的材料還沒拿出來,有人問我吳晗是什么人,我只好說他是個歷史學家,黨為了團結他,叫他當了北京市副市長。
  趙樹理最后說:我今天談的都是不符合情況的事,符合的我就要,都收下。
  小組會快結束時,大家都閱看剛發來的第四期簡報。趙樹理看完簡報后,針對簡報最后一段說:“這個材料是怎樣去的,我沒有說黨不要我,黨要往外趕我。我要頑抗到底,也沒有說。這是小人物寫的,不是事實。我毫沒有頑抗到底的意思。大家民主討論一下看我這幾天有抗的意思沒有,如果有的話就按抗來對待。我也沒頑也沒抗,我對黨不隱瞞我的觀點。我是說,王尚志同志簽名倒可以,但給王尚志同志整理材料那個人不實事求是,我認為書記簽名對,促我檢查,但書記沒有去調查,調查材料的人不應該給書記弄假材料。昨天我看了三樓那張大字報,是有點情緒,說我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領導、有基地,上下奔波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是我近幾年也沒去北京,也沒去尉遲。想搞臭我,搞臭的辦法多了,為什么偏要這樣搞。比如我去洗澡,身上沒有糞硬給我抹上些糞。如果是有組織、有綱領、那不成了“平順的小皇帝”了,不成了現行反革命了。我去向主子匯報,我向他要些什么,我準備了個檢查提綱,而這件事打亂了我的檢查提綱。”
  在后來的幾天里,在“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開展了“和趙樹理面對面的斗爭”,揭發批判了他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晉城小組的武清白、段國廷揭發說:“去年九月份,縣委委托趙樹理在南村召開突出政治現場會,他在會上作了長達三小時的動員報告,只字不提突出政治,大學毛主席著作,口口聲聲宣揚封建迷信和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大講什么‘禮貌’呀,‘家庭擺設’呀,‘研究歷史’呀,‘醫藥衛生’呀等等,把一個突出政治會議,變成了一個宣揚資產階級的大會。”;他“反對破舊立新”,說“古的東西是破的多,立的少”。“這次突出政治會,重點是總結交流文化室的活動經驗,而趙樹理卻以舊反新,讓封建主義、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死灰復燃,重新占領我們的舞臺。”;“去年六月,趙樹理借縣里下鄉知識青年歡送大會的機會,又竭力鼓吹資產階級個人奮斗的白專道路,只字不提知識青年和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在三大革命中經風雨、受鍛煉,更不提學習毛主席著作實現思想革命化。他在講話中說:‘我們終究是上過學校的,比別人多讀了幾年書,所以,不要看不起自己的知識。’改造農村面貌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又說:‘勇氣和決心無敵于天下。’竭力鼓吹‘知識就是力量’。他在這次會上還大反統購統銷,他說:‘等將來每人有兩千斤糧食的時候,那么國家收購糧食就成了為人民服務了’;峪口大隊請示趙樹理往墻上寫毛主席語錄,換標語,他不同意,并說:‘那是無效勞動,中國人誰還不認得那兩個中國字。’”
  還有揭批趙樹理反對人民公社的:“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在初級社時期一切都順手,公社化以后就不順手了。’互助組、初級社,我和黨的路線、農村工作認識是一致的,從高級社以后,我就鉆不進去了,農民不安心,生產秩序亂,寫東西好題材沒有,壞東西不能寫。這說明趙樹理所歡迎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他反對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他說:‘現在是生產者不當家,當家者不生產,農業生產幾千年來已形成自然的分工,如種棉花,解放前就有商品區、自給區、供應區,現在種棉花都成商品區了,影響生產積極性,擴大糧棉供應。’他又說:‘生產用不著我們管,農民種了幾千年地,誰還不會種地。’實際上是要取消黨對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領導,讓農業生產自由發展,讓資本主義在農村自由泛濫。他還‘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他對群眾不鼓勁,光泄氣,說現在是‘干勁過頭,有左的情緒’。他‘反對建設大寨田’,說是‘投工多,不合算。’并且‘不滿統購統銷’,他說:‘高估產,統購過頭,農產品價格低,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民心中有數,種自留地積極,知道種多少,收多少,吃多少;種集體地心中無數,種的多,收的多,統購多,吃的少,他怎有心勁種好集體地呢?’還說:‘吃糧靠集體,花錢靠個人,和農業產品價格低有關系。’別有用心宣揚單干,反對集體。”
  對于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支部“批評教育落后青年他庇護。”反批評支部書記說:“看問題要一分為二,你要大膽運用他們。……你這樣惹人,一月惹一個,一年就是十二個。”趙樹理還說:“一個劇本要比一部小說宣傳作用大的多,社會上沒有看過小說的人很多,沒有看過戲的人很難找到。”“正因為他知道看戲的人比看小說的人多,所以,他才不放過這個機會,頑強地放出了他的《十里店》這株大毒草。”并誣陷《十里店》“歪曲事實,描寫今不如昔,丑化社會主義”;“丑化貧下中農,宣揚資產階級”;“轉移視線,抹煞階級斗爭”;“攻擊黨的領導,丑化農村干部”如此等等。還說“趙樹理是寫‘中間人物’的老手,和邵荃麟同時受到批判后,還不懸崖勒馬,反而變本加厲,重打鑼鼓,大編大排大演起《十里店》……《十里店》是射向黨的一支大毒箭。”
  與此同時,高平、平順小組還揭批了趙樹理“先放行,后驗證”的觀點。趙樹理“在一九六二年一次各縣劇團黨支部書記會議上”曾說:“現在好多傳統劇目不能上演,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審查太嚴,這也不符合標準,那個也不符合標準,結果把不少傳統劇目都給槍斃了,好多的遺產都住了‘看守所’,要解放這些劇目,我主張來個‘先放行,后驗證’。不然‘百花齊放’怎么能放出來,不讓群眾看大家不知道,又怎么‘百家爭鳴’呢?”與會者認為趙樹理竟公然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六條藝術標準”,“這是多么惡毒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
  五
  晉東南地委文革辦公室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1期載,“八月一日、二日兩天,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對趙樹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進行了揭發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面上各縣常委、辦公室主任和四清縣的常委五十九人,地委副部長、副專員以上十五人,地直機關科、局長以上九十二人,特約勞動模范李順達等四人,省聯絡組四人,地委文化革命辦公室和各口辦公室十九人,專、縣各劇團二十一人,文教單位左派代表十二人,共計二百二十六人。會議由地委副書記仝云同志主持。”
  “會議開始,先由仝云同志講了話。他說:‘面上各縣常委會議,傳達了華北局會議精神,提高了認識……以后又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給林彪的一封信》,后期揭發了趙樹理的問題,地直機關也給趙樹理寫了大字報。趙樹理多年來,通過小說、戲劇、講話、報告,散布了許多錯誤的言論。地常委作了研究,許多人還研究了趙樹理的作品,認為有必要進行批判。為了深入地批判趙樹理的問題,今天召開擴大會議,先由趙樹理檢查,然后開展批判。’”
  作為中共晉東南地委領導下的晉城縣委“掛職”副書記,趙樹理于1966年8月1日,在“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查。全文如下:
  看了諸位給我出的大字報,千言萬語無非促我革命,我應該在大是大非面前知道好歹,所以特別感謝。
  我的錯誤積累了多年,是非常嚴重的。在大字報揭發下和小組同志們幫助下,使我有點初步認識。我的主要錯誤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一、在上黨戲曲工作中我充當了什么角色?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以“勝利劇團”為代表的上黨戲劇改革是有成績的。在那十年中我雖然也協助過一些工作,但未能協助他們總結經驗,肯定成績,在已有成績基礎上繼續提高,致使他們在戰爭結束后,未能抗住舊戲反水,被舊勢力沖垮了那點基礎。
  我到北京后,搞戲曲工作,局長就是田漢,田漢那些黑幫老頭子和他掌握的戲改局的馬彥祥、馬少波等戲劇專家,他們組織學習《蝴蝶盃》、《貴妃醉酒》等舊劇,通過學習自己認為提高了,作了他們的俘虜,相信了他們所指出舊劇中的所謂“人民性”。并幫他們回來上黨推廣,并從四川等地把翻箱底翻出的舊劇帶到北京,在北京匯集后,自己拿錢買上,辛辛苦苦從北京帶回幾百個所謂“優秀”的傳統舊劇節目,送到上黨劇院。所以我是輸送者,這是最大問題,逢人就宣傳,認為是做黨的工作。
  我每次回到上黨來,就先詢問戲劇情況,有時協作排、改舊劇,催促他們學習黑理論,雖然上黨的黑戲也有是從文化行政系統來的,但是我給的也不少。同志們揭發說,晉東南戲劇頭上有三座大山,那兩座我記不得是誰啦,反正我是座大山,人家不如我大。對舊劇我也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但不能說我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反封建,我只是封建里頭的一個宗派。因為立場不穩,喪失了立場,就不能提意見,站在宗派立場上提不提都一樣。假如我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縱然抗不住,至少也能有所不為,不幫他們干這黑事。
  這個黑線是怎樣接上的呢?因為自己身上有黑線頭,對舊劇不分階級的愛好。比如愛好《雁門關》,認為是老戲啦,可以欣賞角色、服裝、唱腔、音樂等藝術,但實際上是拿楊八郎、佘太君對人民進行了反動教育,臺下有人感動地流了淚,這是被封建戲感動地流了淚。
  《三關排宴》雖說是有關部門邀我參與修改的,但這種事為什么會選到我頭上,因為我正是有資格、有興趣的封建藝術代理人,我沒有黑線頭就接不上線。我在黑線上是個什么地位?過去認為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爭地位,現在才知道是站在封建立場上來爭論。《三關排宴》從東北拍完電影后,在北京演出,劇協組織座談會召集了幾十個人,其中包括侍候過滿清、袁世凱、日本人、國民黨的四朝元老劇作者對我大加指責。事后我去找周揚告狀,說他們沒有資格評我,我不能當他們的孫子,但也沒鬧出個結果來。從此,我便存心在上黨弄出一個局面來和他們比比看。現在看來這是和人家站在同一個封建主義立場上鬧宗派,當孫子并不奇怪——他們這種資格確實老。大字報說我手伸的很長,我曾賭氣說我連個組長也當不了,我還伸那么長手干什么,其實,我在戲劇上是個“權威”,我想在上黨戲方面另搞一套,這還不是抓嗎?是伸手抓。
  我看了大字報很生氣,說許多問題不是我的是給我加上的,比如劇本《急子回國》不是我改的,是栗守田改的,是栗守田和我抄上去修改的,不過這不是本質問題,也不必扣那是我的,那不是我的,反正我在戲劇上誤工之多超過我的寫作,因為想搞獨立王國。
  在晉城的三省戲劇會演(即一九六三年十月初,趙樹理跟晉東南專署文化局一起,召集全區編劇、導演、主要演員及正在晉東南演出的山東菏澤專區棗梆劇團、河北邯鄲專區永年縣西調劇團、河南鄭州市越調劇團,加上晉城縣上黨梆子劇團,從三日到十三日,舉行戲劇研究座談會,黑夜看戲,白天討論,戲稱“晉冀魯豫四省大會”——筆者注),也是在這種黑思想指導下做起來的,好在戲劇革命之勢迅速到來,才使這場翻箱底成為舊戲的強弩之末。
  在戲劇界,我在人家黑幫中是個孫子,來上黨想搞獨立王國,不遺余力地推廣人家的東西。上黨舊戲也有別人的東西,我也知道都是誰的責任,因為我自己的問題大,顧不上去考慮,等自己的問題清理出個頭緒來再去說。
  《十里店》不是這里的問題,另外去說。
  二、在小說創作上我算那一系?
  在寫作上,我的主要錯誤是沒有歌頌時代精神,沒有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和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卻寫出了一些中間人物,甚至以對立面為主角,暴露了個別落后部分,給社會主義抹了黑。
  以前老背著個農民出身的包袱,1964年北京文藝整風就沒有整進去。當時傳達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批評,我當時認為跌到修正主義邊緣是說他們的,調我去是當骨干調去整人的。后來當批評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時,說寫中間人物有我,我當時就覺得冤枉,我以為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的理論與我無關,因為我的作品在前,他的理論在后,我的作品不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寫的。現在想來,這不成理由,我的中間人物作品在前,正好給了他感性知識,作為他的理論根據之一部。自己寫了中間人物,本身危害已經不少,何況還被他采為論據呢。
  這一錯誤的主要來源,是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未經徹底改造。一九六四年作協黨組指出這一點自己沒有想通,以為主席《講話》中所指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包括自己,沒有認識到從農民出身的學生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并不優于上海亭子間來的知識分子,雖然參與過一點間歇的生產,思想感情和真的勞動人民仍有很大距離。既是這樣出身,又沒有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鍛煉,只是到火邊圪光圪光,站一站,所以雖然長期在群眾中跑來跑去,實則還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今年60歲了,再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搞上十年八年,還可寫點東西,寫不出做點實際工作也是為人民服務。以前覺得自己無產階級化了,二十多年不落實,今后要落實。到哪里去鍛煉?還到尉遲、峪口,我不怕見熟人丟人,人熟知道我是什么料,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見都揭出來擺完(按照當時記錄者記錄,趙樹理說到這里“哭泣”了——筆者注)。以前認為自己是農民出身,對農民不生疏,毛主席指示不包括自己。其實自己就是小資產階級。說小資產階級好象光榮點。
  我為什么寫不出英雄人物,好作品呢?因為自己對勞動人民親手創建的事業愛之不深,只有局外人的感覺,看不到當事人得到成績的快慰之感,而只容易看到一點什么問題就瞎議論一番。把這樣的材料積累起來,只能寫成問題小說,想不出現“中間人物”也不行。
  主觀上也想寫一個東西,起一個作用,但小資產階級立場寫不出來。意大利有一個作家是一篇作品一個問題,我比上三十年代的祖師爺連個孫子也不如。
  《小二黑結婚》是1943年寫的,二十三年了,原來覺得是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忠實執行者,不是那回事。自己農民出身,念了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古書,哪能寫出無產階級的東西呢?二十三年了,向外國人介紹是人民作家,麻紙包了個木棍當了二十三年人民作家。大連會上一個標兵是我,二個樣板一是《四年不改》一是《賴大嫂》,并沒有我的《鍛煉鍛煉》,有同志說有《鍛煉鍛煉》,不過這也不是本質問題。《四年不改》是我推薦的,我把韓文洲最壞的作品當做最好的去推薦,明明是揭露社會主義的黑暗面,卻認為是抓住了問題。因為我與韓有同感。是那年回家,見打了些壞井,分外氣憤,對農民干部發火了,不原諒。作為寫問題小說,認為可把問題抓住了。農村干部四年犯錯不改,就容納不下了,那么自己二十三年不改又該怎說。韓文洲同志可以寫個二十三年不改,當然這是向內部講的。
  我在文藝創作上,長期打著人民作家的旗幟,受著勞動人民的供應,招搖打混,幌來幌去,不歌頌時代精神,不歌頌人民,光給人民抹黑,這就登報我也同意。
  三、對三面紅旗
  在這方面我思想是混亂的,主觀上也擁護三面紅旗,道理也會說,但用總路線的語句來對照自己的思想行為,自己是沒有干勁,甘居下游,人家走的快了就不以為然,生怕人家出事故。可是對“人民公社”(包括高級社、初級社),自己始終是熱心擁護者,沒有動搖過,沒有懷疑過。但這說不通,三面紅旗是連在一起的,人民公社既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方面,又要以大躍進的精神向前邁進,誰也不能分開來擁護那一面又同時反對那一面。在邏輯上我自己對自己的行為,也解釋不通。在躍進中對千千萬萬人所參與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不從成績方面看問題,碰到前進中一些因經驗不足而出現的偏差,便以為不可終日,急急忙忙找有關領導反映,并要求按照我的自以為是的意見辦事。自然,有關領導是對黨對人民負責的,不能按照我的意見辦事,如果真聽了我的話,便會取消了大躍進,總路線就會落空。三面紅旗是連在一塊的,反對一部就是反對全部。這樣統一來看,是不會錯的。統一來看,我站在反對方面。
  形成這一錯誤的原因,仍是自己沒有真正投身在火熱的斗爭中去認識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大家在建設中自己在建設外,沒投進去,還是站在小資產階級方面說話,這和一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站在一邊評長論短沒有什么區別。
  我向沁水李德全建議,把宋福堂調出端氏公社,過不久,宋福堂走了,不知是否我的話發生了作用,事后有人反映新來的人更壞了。更壞不更壞,我不負責任,也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壞,和寫大字報一樣是聽來的。但今天檢查我對不起端氏人民,把能領導農業生產躍進的好同志調走了。
  大字報說我反對計劃生產,我說過農民吃什么種什么,但是地專領導也不一定聽我的話,要聽上那就壞了。
  大字報說的反對毛澤東思想問題,自己學的怎么樣,上邊說我死不讀書,把自己叫回去到中宣部讀了半年書。我對馬列主義讀的少,毛主席著作學的更少,不是一點也沒沾,只是說不努力,要努力就不該是這個水平。對群眾學“毛著”,過去曾和資產階級老爺們的說法一樣,說群眾不能那么隨隨便便的去活學活用,想叫有人去系統的教,不然怕學不好。以后事實教育了我,現在人家學的很好,不用說尖子,就隨便一個小姑娘來考我,我也不及格。1963年參加了一段黃碾整風,后又到了黑山底,開始認識到大隊黨支部是和汽車上的發火機一樣。又認識到農民不能自發的產生馬列主義,必須去輸送。我想過系統去送,后來晉城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起來后,認識到不是需要編什么東西,就是給送“毛選”和“選讀本”就行了。我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要是的話,還能跟黑幫接線,二十三年不寫好東西。近年來開始認識了,還愿意當毛主席的一個好學生。
  解釋一下大字報說的我的二首詩。大字說是黑話,可能是有一個流言說我是在北京罷了官回來的,就猜測我反對黨。其實我的官沒有罷,全國文聯理事、作協理事、曲藝協會主席等都在,有五、六個官銜,最大的是曲協主席,和音協、劇協是平列的,我掛上紅條上天安門二層臺就因有個曲協主席。我的詩要是反毛主席就成了反動分子。一首是訪問大慶油田后給《詩刊》寫的,第二首是給曲協一個副主席王曾山祝壽時寫的,不是反詩。
  總之,我的錯誤可以歸納為三句話:
  在戲改方面,我做了田漢黑幫的孫子;在創作方面我是失職者,同時做了邵荃麟黑理論的根據;對三面紅旗我成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代理人(原說的三面紅旗下的笨牛不確——笨牛總還能負一部分責任)。
  對趙樹理的這個檢查,“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認為“根本沒有觸及到實際問題,更沒有觸及到靈魂深處的反動思想和反動本質。”《簡報》記載:“與會同志硬著頭皮聽了他的檢查,十分氣憤,紛紛遞條子要發言。兩天來有二十八位同志在大會上痛斥了趙樹理的反動言行”。大會主持人首先請上臺發言的是早已為他們寫好了批判稿、只是讓他們來照本宣科地念念而已的李順達、郭玉恩兩位全國勞模和峪口大隊黨支書尚貴生,然后是晉城縣委書記常三毛,陽城縣委書記張王成以及梆子劇團演員代表張永堂等。據《文化革命簡報》第11期記載,“還有三十幾位同志寫了書面揭發批判材料”。“對趙樹理進一步揭發批判”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趙樹理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依仗作家和縣委副書記的‘權威’,惡毒地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者提出,1965年9月,晉城縣委委托趙樹理在南村召開全縣文化室突出政治現場會時,“他在會上作了長達三小時的報告,只字不提突出政治,口口聲聲大講封建主義的道德觀念,大講什么‘禮貌’呀,‘家庭擺設’呀,‘研究歷史’呀,‘醫藥衛生’呀等等,把個突出政治會,變成了‘大雜燴’。”他在會上還說:“過去進門有門神爺,動土有土地爺,群眾都信仰,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眾信仰,不信仰你強迫也不行。”他在峪口蹲點時,干部要往墻上寫毛主席語錄,他說:“那是形式主義,無效勞動,我就不主張那樣做……寫那有什么用?中國人誰還不認得那兩個中國字。”又攻擊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人是:“毛主席坐了火車出去,就證明汽車坐不得;毛主席愛吃大米就證明別的糧食沒有養料”。
  二、“趙樹理一手反對黨的領導,一手推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揭批者說趙樹理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是生產者不當家,當家者不生產,農業生產幾千年來已形成自然的分工,如種棉花,解放前就有商品區、自給區、供應區,現在種棉花都成了商品區,影響生產積極性。”又說:“我們光管支部工作就行了,生產用不著我們管,農民種了幾千年地,誰還不會種地。”1958年陽城、沁水并縣時,他担任縣委書記處書記,經常叫嚷“縣委、公社、大隊不要亂干涉農業生產,農民知道怎樣種地。”“沒有農業生產經驗的人領導農業生產只能是‘瞎指揮’。”“農民想吃啥就讓他們種啥,何必限制的那樣死。”他污蔑他老家沁水尉遲村“只有一個半社會主義”,罵黨員“沒靈魂”還要“招魂”;在三年困難時期,他還煽動群眾說:“你們想種甚種甚,想種多少就種多少,上邊是上邊,下邊可以不要照辦。”“多開點小塊地肚子吃得飽,不然喝上兩碗稀湯湯,尿上兩潑就完了。”趙樹理竭力鼓吹“開墾自由,種植自由,買賣自由”,對國家的派購政策極為不滿,攻擊當時派購雞蛋的措施是“氣得社員不喂雞,氣得雞子不下蛋。”早在合作化時期,他就煽動群眾單干,說什么“農民入社走集體化道路,好比舊社會結婚一樣是先結婚后戀愛,由不愿到自愿。”還說“真正合不來可以離婚、退社”。贊揚農民種的“自留地”才是“樣板田”、“標兵田”。1962年,他還親自把尉遲大隊劃分為三個核算單位。“問題十分清楚,趙樹理是在為資本主義鳴羅開道,企圖把社會主義的農業拉回資本主義。”
  三、“打著人民作家的旗號,對三面紅旗不歌頌,不贊揚,反而惡意地攻擊、造謠和污蔑。”揭發者說,“趙樹理反對農業合作化和三面紅旗,是一貫的。”他早就說過:“互助組、初級社,我和黨的路線、農村工作認識是一致的,從高級社以后,我就鉆不進去了,出了高指標,收了過頭糧,農民不安心,生產秩序亂。”“初級社時期一切都順手,高級社、公社化以后,什么都不順手了。”“一平二調三共產,什么都要歸公,毛驢入了社,集體增加了負担,干部增加了麻煩。”五九年沁水開會研究生產指標,大家提出了躍進計劃,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海闊天空的想,勢如破竹的干”;“拼命干,不吃飯,死了算”;“全黨齊動手,全民總動員,威震太行山,干勁沖破天。乘衛星駕火箭,一夜綠化沁水縣”等口號的鼓舞下,鄭莊前進社提出“一畝玉茭畝產6253斤;十里黎明社谷子畝產2016斤、端氏衛星人民公社大煙溝棉花畝產3000斤。全縣四十萬畝糧食作物,總產二億零五百萬斤。”趙樹理卻惡意地污蔑說:“這是賭博還是押寶,不要空想一氣。”六一年唐莊公社持續躍進,大搞發電站,他說“發電站是個發愁站。”公社修建臥虎大壩,他又大肆攻擊說還要大干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去冬峪口大隊響應省委號召,建設穩產高產田,趙樹理就潑冷水說:“不能盲目亂干,要經過算細賬。”他到地委開會,群眾就修了一溝大寨田,他回來批評說:“修溝灘地,不上算,誤工多,收益少,不如修修補補,先顧當年。”在他的壓力下,大隊只好把修大寨田的工程停了下來。豐峪大隊是晉城山區建設大寨田的樣板,他去看時,光問人家誤了多少工,不說人家有多大的干勁。他“猖狂地污蔑先進單位”說:“不參觀還好些,一參觀形式主義就出來了。有的地方為了對付上級的檢查,只干地頭、路邊的農活,地中間的草比莊稼長的還高,光讓參觀個表面又頂什么用。”
  四、“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反對黨領導的各個運動。”揭批者們在發言中說,趙樹理“一貫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對黨提出“以鋼為綱”、“以糧為綱”、“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統帥經濟”、“統帥一切”十分不滿,胡說什么“大躍進中的一切活動,都帶有階級斗爭”,是“階級斗爭取代了一切,沖擊了一切。”五九年全國各行各業都在大干快上,大放“衛星”,趙樹理的故鄉尉遲大隊瞞產數千斤,趙對干部說:“鄰近大隊都有瞞產現象,如果尉遲大隊不瞞產,多賣余糧,就要吃虧。”他還“惡意地攻擊統購統銷政策”,說“高估產,統購過頭,農產品價格低,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千方百計反對黨對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
  五、“趙樹理不遺余力地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針,千方百計地推行他的‘祖師爺’周揚的資產階級文藝黑線,販賣修正主義黑貨。”大會揭發“趙樹理企圖把藝術置于政治之上”,他說“政治不通過藝術是送不到群眾中去的”。“他反對動機和效果統一論”,說“十幾年來寫了些作品,看來效果是不好的,但要檢查我的動機,實在不能說是壞的。醫生給病人看病開藥方,他的動機是為了治好病人,但看不好甚至死了也是有的。”關于動機與效果統一論,“我每次整風,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都沒有解決問題,這次還不行。”他還反對立場和態度的辯證關系,說什么“這幾年在創作上暴露人民的缺點多了,態度和方法上犯了些錯誤,要論立場,還是無產階級的立場,為了人民大眾。”毛主席說“不破不立”,他卻說:“原則上講破了才能立,但具體到一個東西上,就要先立后破。”揭批者說,“他不僅不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反而把勞動群眾污蔑成‘常有理’、‘惹不起’、‘鐵算盤’、‘能不夠’等等,他的用心之毒,可說是到了頂點。”在舞臺藝術上更是如此。五一年趙樹理來長治大力推行周揚的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大翻箱底,放牛鬼蛇神出籠。從此趙樹理操縱了晉東南的戲劇舞臺,大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別人說,這些不能演,他卻說:“對歷史遺產不尊重,反而破壞和消滅歷史遺產,都是歷史的罪人,都是敗家子。”他反對戲劇改革,說“上黨梆子是有獨特風格的,我們不能輕易改動。”六四年有的地方開始禁演傳統戲,“他咒罵工農兵占領舞臺是‘霸占舞臺’。”還說:“現代戲藝術性不強……現代戲不如舊戲上座”等等。他反對《豐收之后》這出戲,說《豐收之后》不是好戲,“戲里提倡農民打下糧食先賣給國家,會影響農民的積極性。豐收應該是先個人,后集體,而后國家。”他反對舞臺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場面,說“我看見舞臺上出現這些就反感。太庸俗化,不成個事情。”相反,他卻拼命推行他的大毒草《十里店》、《三關排宴》。他抱住死人、古人的東西不放,抱住修正主義的東西不放……經常勸導上黨戲劇院的演員,要多讀古書,多讀古詩詞,多讀名著,說“古人的好東西比我們高明。”他還介紹給戲曲演員也不妨學學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導演理論,別人說修正主義的東西怕有毒,他卻說:“人肚子餓了,有點毒也得吃,不然的話就要餓死。”
  ……
  盡管趙樹理反復說:“你們說我反黨,反了黨,我到哪里去。”“你們把我當敵人,我還得把你們叫同志”。一再表明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至死不變的堅定信念,但人們不理會他。
  “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趙樹理兩天。8月3日,趙樹理被迫做了第二次檢查。晉東南地委文革辦公室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1期載全文如下:
  上次檢查,地委看了,由仝云書記指出其不深刻及態度不端正之處,并指示要我按思想、立場,徹底、全面、系統地作一總清算。遵照這個精神,重新作同如下檢查。
  (全面、系統的檢查,須接觸一些歷史,但一接觸歷史就會拖長篇幅,為了照顧一點,關于不得不提的歷史部分,我盡可能簡約,如有說不明問題之處,請地委提出再作補充。)
  (為了不拖長,與上次檢查重復的部分不再寫進去。)
  這次檢查的內容,分為下列七個部分:
  一、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從何而來?
  二、以個體農民思想對待國家與集體的關系。
  三、階級熄滅論與階級調和論給自己的影響。
  四、身份與紀律。
  五、名義即權威。
  六、迷信專家輕視群眾的資產階級學者觀。
  七、對主席著作之態度。
  一、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從何而來?
  我一向檢查不著我有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被一個所謂“先進”的包袱壓著的。我的創作生活開始于有了一點為政治服務、為大眾(那時尚沒有明確的為工農兵的概念)服務的簡單覺悟之后,而且又是個不被文藝界所承認的倡議者、試驗者;在名利方面自己也比較淡薄,不但在抗日戰爭以前幾十萬字的作品無存稿(現只存了可以背誦得出的一個小劇本《打倒漢奸》,寫于一九三六年),而且在抗戰開始以后至一九四三年前的十幾萬字作品也無存稿。一九四三年我寫出《小二黑結婚》,恰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太行區來的時候(比發表的時期遲一年),我讀了,以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為毛主席講話批準了自己的寫作之路。不久,山東轉印了《小二黑結婚》,山東省主席黎玉發表了推薦文章;接著延安的《解放日報》也連續轉載了這一作品,我從此才成了所謂“作家”。
  現在檢查起來,我在這時候就有個很大的誤會。自己所理解的為政治服務,表現在作品中沒有明確的階級斗爭內容,而只是資產階級也有的那一點反封建內容;所謂為大眾,也不是毛主席指出的“為工農兵及其干部”的全部含義,而只偏重于“群眾語言”一個方面。
  在立場、觀點上自以為沒有沾染過資產階級那一套,更是誤會,實則是還沒有沾了無產階級的邊。自己的創作生活雖然開始較遲,可是早在學生時代就是文藝愛好者,對中國的封建文藝愛的是《西廂記》、《紅樓夢》等,對翻譯作品則是不分什么主義,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小泉八云、易卜生……拿得到什么就看什么,接受的東西雖不成系統,可是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五毒俱全。創作開始時,除在語言上用的是農村口頭語之外,其他一切方面還不是完全受上述五毒俱全的思想支配著的嗎?
  即以《小二黑結婚》為例,就充分能證明這一點:小二黑與小芹的愛情,不是以階級感情為基礎而是以生理上的愛慕為基礎的;對他們的家長,不是像毛主席說的用保護他們教育他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而是在小說一開始就在“神仙的忌諱”這一小標題下冷諷熱嘲地刺了他們一頓。這不都分明是用資產階級眼光來看待農民嗎?
  這一作品從發表到現在已經二十三年了,聽到的評論一貫是捧場話,并且兩度(第一度在香港)被拍攝為故事片,自己也沒有體會到人家所贊賞的是什么東西。也不是絕對沒有人提出過疑義,好象在抗戰時期就有個老同事(忘記是誰,非文藝界的)提出諷刺農民是立場問題,但自己聽不進去,以為諷刺得不過分,理由是其中的二諸葛就是以我父親為模特兒的,孩子對父親的態度會有個自然的界限。現在看來,誤會正在這里:農民的孩子,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孩子們作了幾年同學,受地主、資產階級的老師們幾年教育,又愛好了幾年地主、資產階級的文藝,很自然地就覺著自己的父親不夠格了。那時候,自己也有了一點資產階級的反封建思想——反迷信、反舊式婚姻等封建習慣,但在思想意識上是把農民也當作封建代表者反在內的,在學生時期有這思想不奇怪,在寫作品時期,雖然已經成了共產黨員,但有這一點未割去的舊思想尾巴也還可以理解,而事經二十三年之久,一個所謂老黨員還批判不了這個,那真是太不象人了。
  其它作品一時趕不及一一檢查,不過可以說:從《小二黑結婚》直到《十里店》所有作品,凡是有中間人物(其實是落后人物)出現的,無不是受這種思想支持的。
  二、以個體農民的思想對待國家與集體的關系:
  從初級社的成立直到公社化的一系列農業生產機構改革,我的思想還趕上了,而在把集體經濟納入國家計劃規范的具體措施上,有些地方我反而又站到個體農民的觀點上去了。當時(尚未定六十條以前)因經驗不足有些計劃不太符合實際是有的,但那是研究改進的問題而不是該不該計劃的問題。可是我的思想則主張國家只要把征、購的部分分配到各核算單位,讓該單位把國家所需之部納入自己單位的規劃中,統一計劃,自給之部不必由國家計劃。我持的糊涂理由(實則是修正主義經濟刺激論)是農民自己對他們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及切身的需要,要比縣社兩級熟悉得多,能多生產他們就不肯少生產。
  與這相連帶的是過分強調因地制宜,取消競賽,以為各核算單位自己的經濟收入就是推動農民積極性的動力,與全民所有制競賽的作用不一樣,舉行競賽反而容易產生形式主義。
  此外還有一些怪思想:如“粗放和集約相結合”、“計人產不計畝產”、“經濟作物定量不定畝”等等。
  我把以上這些怪想法、怪議論集中起來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忘了),投寄紅旗雜志社,并給陳伯達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的理論梗概。寄稿后兩天,北京來電報調我回去,路過太原恰好聽廬山會議的傳達(錄音),知道自己的文章有毛病;回到北京,要去抽回稿件本來還趕得上(估計不過才到),但那時候思想不通,以為寧可犯錯誤也要把自己的意見給中央首長看看。
  回到作家協會,才知道是調回去整風。支部把有關廬山會議的文件傳給我看時,我一看到彭德懷的發言,覺著這一發言和我自己的想法大部分如出一轍。我對自己的錯誤觀點有時雖然很固執,但對黨也還老實。我說我與彭沒有聯系過,但我想的和他說的一樣,而且現在還變不過來,我也沒有辦法,只好接受黨的處分好了。(彭的發言是對大躍進的攻擊,不是我寄給《紅旗》雜志文章的內容)。
  這次會開了大約十幾天,把我那篇文章也抽回來一并批評了,也一分為二地把一些情況澄清,批評確系錯誤的部分,但經過很長時期(好象有半年)研究之后,肯定我的錯誤是認識問題,沒有給以處分。
  現在看來,這次給我作的結論是偏寬了的,后來在這方面的錯誤仍是當時錯誤的重復或繼續。如果當時作為反黨問題給予嚴格處分,也就不會再犯。那些怪道理也沒有什么難理解,就是不愿承認它是修正主義的只憑物質刺激,想脫離計劃經濟恢復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而已。
  三、階級熄滅與階級調和論:
  “所有制改變了階級就消滅了”這一錯誤論點我記不得從什么地方接受來的,仿佛遠在解放北京以前就有過點影子,雖不十分明顯,可也沒有認真地清除過它。這一錯誤思想表現于我的作品中有過三次。第一次表現于《石不爛趕車》中把一個地主“認罪”一詞,因韻腳關系換成了“檢討”。第二次是在《開渠》中把大車交給剛被批準入社當社員的地主去趕。第三次是寫《三里灣》時有意不寫地富,以為地富無入社資格(當時有此規定),主要阻礙初級社擴大的是富裕中農和翻身時多占了果實的人。對地富勿過刺激是階級調和思想,一般地是婚姻問題,以為農民不與地富結婚,就會使地富自己互相結婚的機會多起來,對分散他們的結合不利。具體事例則為研究給偽村長摘帽子問題。當時我雖然是以個別為例來考慮對社會的利害關系,實則傾向于“摘”,是喪失階級立場的表現。前數例出現于八屆十中全會之前,尚可說是思想上有糊涂處,后一例則出現于今年春,而且不僅僅象作品中表現一下而是具體的人,是極端嚴重的錯誤。
  四、身份與紀律:
  在工作中看到問題不說固然是自由主義,但應該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通過一定的組織系統正式提出。我的錯誤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級領導同志面前枉自尊大,有時像個檢查員,大言不慚亂議論一通;有時像個瘋子亂開一頓玩笑,連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領導上因為尊重自己,說話的口吻都很和氣,有所指責、有所命令也都采取商量的口氣,而自己則往往不知自覺自愛,愿接受就接受,不愿接受就巧辯飾非——陽奉陰違的人就夠壞了,而自己竟壞到“陽”也不“奉”。這種惡劣行為例子舉不勝舉,最突出的例子表現在頑固地堅持演出《十里店》。這戲自在太原第一次觀摩演出后,各級黨委書記、文教主管部門、老同事、老作家、老朋友、老首長……大家都曾對自己苦口婆心地屢加勸阻勿令放行,而自己一意孤行,利用領導上沒有明令制止的情況,偷偷摸摸把它放出去,直到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給自己貼了大字報,尚不愿認錯,仍以為自己是為革命的。難道全省只有你趙樹理一個人是革命的了嗎?光說這一件事,就不止一次地遭到應該開除黨籍的地步了。
  五、名義即權威:
  我一向以為自己是個文人,無權威感,經小組幫助和大會揭發,也使我吃驚不小,如李留斌同志揭出我在地委會議時插斷書記的話,在陽城縣委會議時堅持住一個人意見弄得會議無結果而散。王聰文同志揭發我在談戲改時批評了他,李宜生竟借此撤他劇團黨支書之職。聽了這些揭發,使我毛骨悚然。我真不會想到自己一點毫不在意的言行,竟會有這樣大的牽動。其他未經揭發者尚不知有多少。
  六、迷信專家輕視群眾:
  自己沒有什么系統知識,卻非常迷信系統知識。如晉城峪口支書揭發說,有個中學生要我講毛選,我先問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當人家說出是小學畢業時,我便勸人家去讀“農業常識”。他說這具體的事我記不得,但非常可能,非常合乎我的想法。我總以為學毛著須先具備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等基本常識,小學畢業是啃不動的。其實我到峪口時,黃福連早就在別處作過學毛選經驗的報告了。我這個迷信專家的人,對這非常寶貴的新生事物竟遲鈍到令人不可理解的程度,還要繼續當什么作家,寫什么英雄,當什么縣委書記哩?
  七、對學習毛著的態度:
  一個有三十年黨齡的所謂老黨員,要說對毛著一點也不愛那也不合乎事實,不過說來也奇怪,我讀毛主席著作開頭是從愛那樣的文章讀起的。從文章上過癮說來是都讀過了,可是從用字上說來除了和文學接近的文藝座談會講話、新民主主義論、論黨八股……及有關整風的幾篇,其余都不曾聯系著自己的思想精心去讀。給人講的時候也不太少,但總以為群眾不易懂毛主席原文,而要把它變成自己的話講,有時候為了解釋“無產階級”一個詞,所說的話竟能超過讀一遍原文的時間,而給人的印象正如這次大會上群眾口頭揭發的叫做“東拉西扯”。
  對待群眾學毛選的觀感,兩個月以前(即便多也多不了幾天),還象中央文件所指出那種老爺式態度一樣,以為如沒有專人(又是專家觀念)去講,只能是庸俗化,不起作用。兩個月來,從廣播中,學習模范報告中,縣委的總結報告中受到點教訓,認識到自己不但失掉了做先生的資格,而且做學生也不會成個好學生了。
  總之:自群眾學毛著成為高潮和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使我認識到自己不但是個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的臭文人,而且已經成為情同隔世的老古董,對新鮮事物已經是一竅不通了。
  我深深體會到要斗臭的人,只是早已臭了而尚蒙著個被單沒有揭開的人,我自己就是一個。
  我對黨再不敢多所要求。假如黨還愿意把我留下來察看一個時期,給一個最后改造的機會,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兩張四萬多字的大字報以及中共晉東南地委召開的“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的內容雖然也觸及到趙樹理的部分作品,但重點還是自合作化以來,特別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農業學大寨、學毛著以及在他《三復集》中的各種言論。會議結束后,趙樹理被留在長治,住地專東招待所西六排六號,被責令繼續檢查交代他的“罪行”。
  六
  1966年8月,晉東南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風起云涌,血雨腥風。在這動亂歲月,真善美等正常的人性遭到可怕的褻瀆。趙樹理面對劈頭蓋腦潑來的污泥淖水,雖曾一再辯解,但他畢竟是個既接受過中國幾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熏陶,又長期受到過毛澤東思想培育的知識分子;他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為人民的利益敢于面折廷爭;他雖然在1959年曾被批判為“右傾”,但從未像這樣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敵人”;他被拋出來后,一張張過去對他熱情如火的面孔突然變為冷峻、陌生;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孤獨和無奈,他無奈地作了這兩次檢查,違心地、言不由衷地放棄了他過去曾經堅持過的一些思想觀點。他不愿離開黨,不愿離開人民群眾。下面幾句話頗能反映他的這種心態:
  “說我反黨,反了黨,我去哪”;“我今年60歲了,再深入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搞上十年八年,還可寫點東西,寫不出做點實際工作也是為人民服務”;“以前覺得自己無產階級化了,二十多年不落實,今后要落實。到哪里去鍛煉?還到尉遲、峪口,我不怕見熟人丟人,人熟知道我是什么料。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見都揭出來擺完”(哭泣);“我對黨再不敢多所要求。假如黨還愿意把我留下來察看一個時期,給一個最后改造的機會,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衛恒之死——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文革”遭難紀實》一書載,“在上級黨組織的催促下,中共山西省委錯誤地決定,在《山西日報》上公開批判著名作家趙樹理。”1966年8月9日,《山西日報》第一次用通欄標題,發表了《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趙樹理》。文章公開點名批判道:趙樹理“長期以來堅持著一套系統的資產階級綱領,處處同毛澤東思想唱反調,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相對抗。這套反動的政治綱領,突出地表現在反對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反對合作化,反對人民公社化。他頑固地堅持資本主義道路,詭稱在互助組初級時期,他和黨的農村工作路線認識上是‘一致’的,但從高級社以后,他就鉆不進去了,和黨的農村方針、路線就不一致了。他惡毒地污蔑農民在集體生產中不安心,秩序混亂,連他寫作的題材也找不到了,一切都感到不順手了。他公開叫喊沒有農業經驗的人不能領導農業生產,亦即取消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他反對社會主義農業的計劃生產,念念不忘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他反對國家統購統銷政策,胡說統購統銷政策刺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張農產品應該自由買賣。他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生產秩序與生活方式處處感到不習慣,妄圖使農民停留在小農經濟的狀態踏步不前,這實際上是主張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等等。
  經晉東南“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和《山西日報》的公開點名批判后,趙樹理反而清醒了許多。因當時他還沒失去自由,偶爾在傍晚時他也獨自散散步,到街上的小吃鋪聽聽休閑吃喝的拉三輪、拉小平車的工人們發布的“長治新聞”。一天,他買了一把黍秧笤帚,正低頭從孟家花園往回走,忽聽有人叫他“趙老師”。近一個多月已沒人這樣稱呼他了,他抬頭一看,原來是地區文化局戲劇組曾找他幫著改過劇本的李近義。李問:“趙老師,你住哪?”他不無幽默地說:“交(招)待所。”李近義本想安慰他幾句,但囁嚅著一時又似乎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他是趙樹理的崇拜者,據有人揭發說,趙樹理曾送他一套《趙樹理的小說選》作為他兒子結婚禮物。趙樹理說:“啥也別說了,人家說我是黑線上的人,怕讓你……”說著就要走。李近義同情地問:“趙老師,你圪夾那黍秧笤帚干啥?”“人家安頓服務員,不讓幫我打掃衛生,我嫌招待所那高粱桿兒掃帚掃不干凈地,才買了把黍秧笤帚。”“啊……”
  沒過幾天,一批批的中學“紅衛兵”,輪番來招待所要趙樹理交代罪行,實際上是想來看看這位“大作家”的是什么樣子。他們除了在趙樹理房門前喊幾句“趙樹理爬出來”、“打倒黑幫趙樹理”、“趙樹理必須低頭認罪”的口號外,倒也沒有對他施暴。
  趙樹理這一段曾幾次找地委領導要求談話。在與地委書記王尚志沒有談成的情況下,他又去找地委分管“文化大革命”的副書記仝云。趙樹理一進辦公室就說:“不管地委領導和同志們怎樣揭發批判我,我有問題我檢查。可你們不該掇弄上一伙不懂事的毛孩子整天來糾纏我。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娃娃,應該趕緊叫他們回去上學。誤了莊稼是一季,耽誤了孩子可是一輩子的大事情。”“啊,是老趙啊!”仝云說:“‘紅衛兵’是革命的小闖將,你怎能這樣說?”趙樹理說:“如果我有罪,我向黨交代。一伙十二、三、四的中學生,他們懂個甚?要照這樣鬧下去,怕是要毀了那伙娃娃們呀!”仝云拍了桌子:“趙樹理,你以為你是誰呀!都啥時候了,你還多管閑事?革命小將的行動用不著你操心,你還是好好去交待你自己的‘三反’罪行吧!”專署文化局會計劉向文在樓道里碰見了趙樹理,偷偷地叫了他一聲“趙老師”,他沒有任何回應,鐵青著臉,踉踉蹌蹌地走出了地委大樓。劉向文心里打了個激靈,怕趙樹理一時想不開,便偷偷在后面跟著,一直看著他蹣跚著走進了太行太岳烈士陵園。只見趙樹理伸出雙手,撲倒在紀念碑上,失聲痛哭,淚如泉涌。
  晉城市檔案局編的《晉東南大事記》載:1966年9月底10月初,紅衛兵刮起了一股批斗地、富、反、壞、右、黑幫分子和抄家風,趕走了長治市“五類分子”及其家屬701人;各大中學校主要領導被迫停職、撤職、挨批斗;各機關單位相繼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毛澤東思想戰斗隊”、“捍衛毛澤東思想赤衛隊”以及“倒海翻江”、“風雷激”、“驅虎豹”、“反到底”、“鬼見愁”、“殺氣騰騰”、“農奴戟”等組織,他們隨意批斗本單位的“當權派”,行使本單位的權力;各學校的“紅衛兵”忙于搞“大串聯”、“新長征”;各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的戰斗隊,忙于揪斗各自單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紛紛到地委、專署門前要求罷他們的官。入冬季節的一天,長治糧機廠的一些工人到地委要求立即罷掉一個車間主任的“官”。地委書記王尚志表示調查了解后處理,造反者們不答應,在紛紛揚揚的雪花中,一些男女脫掉衣服,只穿著褲衩背心,爬到了地委大樓對面地區賓館的圍墻上,高呼口號,表示不立即“罷官”決不罷休,不同意“罷官”就凍死在地委樓前讓他們看。后來連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副專員及各部、局領導人也被列入了“罷官”之列。
  一時間趙樹理卻暫時沒人問、沒人管了。他每天除了幫招待所服務員掃院、吃飯、睡覺,倒也沒什么事。一天,梆子劇團的著名演員吳婉芝悄悄來看他。一見面吳婉芝就哭了,趙樹理說:“婉芝,不要哭。參加革命30來年,我還沒有這樣清閑過哩。紅衛兵、造反派忙著鬧革命,我也正好反省反省。我這一輩子就是對農民感情深。我從小是個挨過餓吃過苦的人,我總担心農民吃不飽肚子,有時也難免口無遮攔,說話過頭。硬要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我還是找不出個爪爪根根。”他掏出兩支“順風”煙說:“婉藝,你也抽一支吧。如今我成了‘大黑幫’,人家地區賓館連‘中華’煙都不賣給我了。不賣不賣吧,反正我買上也是招待客人。平時我自己也就是抽個三、二角毛兒八分錢的‘順風’呀、‘綠葉’呀,就很得勁。”從1955年吳婉藝到北京的全國第一屆戲曲演員講習班學習時認識開始,她就認識趙樹理了。她看著趙老師抽著劣質香煙,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中。據吳婉藝在打倒“四人幫”后對筆者說,那天上午,趙樹理給她講了好些事情:
  1956年8月,針對農業高級社后存在的問題和一些干部不深入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他曾在給長治地委副書記兼專家員趙軍的一封信中說(此信后已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年7月版之《趙樹理全集》第5卷中——筆者注):“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前幾年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我覺得有些干部的群眾觀點不實在——對上頭要求的任務認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對群眾提出的正當問題則不認為是非解決不可的。又要靠群眾完成任務,又不給群眾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沒有把群眾當成‘人’來看待的。”
  他感到高指標,瞎指揮“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體系的工作安排,也是不能由公社或縣里來加以改變”的,要從根本上解決大躍進、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關鍵在于決策機構。”因而他才寫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已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年7月版之《趙樹理全集》第5卷中——筆者注)寄給《紅旗》雜志。他說:他認為政治掛帥不能代替一切,應該重新認識它的含義;在農業生產中,機電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勞動力是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農業生產必須走上按勞動力安排生產的常規。所謂“人力是無限的”,并不能適用于具體的生產安排;生產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于單一,公社應當放權。“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在人家做計劃的時候,提出種植作物種類、畝數、畝產、總產等類似規定性的建議,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全體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草案作最后的審查批準,要是那樣做了,會使各管理區感到掣肘而放棄其主動性,減弱其積極性”;在任務、交換、分配、生活(消費)等問題上,“國家只要掌握國家市場所需要的產品,而不必也不能連集體內部自給的部分及其生產、生活的全面安排全掌握起來。”在此之前,他還向陽城縣委提出過要改革公社的領導班子,讓內行去管理生產,廢除終身制。改革公社統的太緊,卡得太死的管理制度,給生產隊以盡可能多的自主權,并曾請求陽城縣委給他一個公社去做試驗,去身體力行。
  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趙樹理說他曾有過多次發言(已載入1990年10月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之《趙樹理全集》第4卷)。他認為浮夸風是從1953年開始的,那年他和康濯到一個老民兵英雄郝慶山那里去,余糧要賣五萬斤,賣過了還要挖潛。1955年他回晉東南,老百姓吃的糧食少了,吃油一年更只有一斤油料一斤芝麻,這說明第一次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就已經出來了。統購統銷以后,對子愈貼愈窄,以后三個門貼一副對子,連窗戶紙也糊不上。老百姓的日子愈過愈困難,過年連火柴也買不上,一個縣城,十味藥,十有八九買不到,當歸也買不到。1958年后,愈來愈少,少得不像話。分了錢,只能買包花椒面。1960年過年,二兩紅糖,四兩海帶,幾個門窗,分幾張紙,一戶半斤煤油,兩包火柴。人們把日子過成這樣,哪還會有搞生產的情緒。
  物資供應沒保證,光靠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過年過不成,那是說不過去的;農民入了社,本來俊婦女婚姻美滿嫁了個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揮,這個丈夫又變成了舊社會從沒見過面的生人丑漢,只得好賴過下去。
  1958年后,出了高估產高征購,那里衛星多,那里沒有糧食。趙樹理接著激動地說,“我在會上說了句六0年是‘天聾地啞’,《二小放牛郎》的詞作者、詩人方冰同志插了一句‘天怒人怨’,他們在揭發大連會議的材料時,就到處被傳抄引用。有些話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標準來要求,可能有錯誤。但硬要說我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確實不是那么回事。從高級社以來,特別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辦食堂的過程中,‘五風’盛行,耳聞目睹眼看著老百姓得了浮腫病,聽說有些婦女婆娘們沒有了月經,有些地方還餓死了不少的人。我在長治鄉村師范的一個學生叫路憲文,在河南信陽當地委書記,聽說那里餓死的人更多。一個共產黨員,遇到這些事,由不得自己不說呀!”
  吳婉藝回憶說,那時候我真想安慰趙老師幾句,但面對著她心目中十分崇敬的這位善良、樸實親如長者的作家,她又不知該怎么說。
  其后,趙樹理經過反復思考,寫出了他長達兩萬余字的第三次檢查,《回憶歷史,認識自己》(“摘錄”載1994年7月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之《趙樹理全集》第5卷)。這份檢查全面回顧了自己走過的道路,較真實地敘述了他寫每部作品的背景、動機,闡明了自己對文藝問題,特別是對通俗化、大眾化問題的一貫見解和主張,也檢討了自己沒有寫出足以充分表現時代精神作品的缺點。但沒有像頭兩次檢查那樣給自己扣了好些帽子,反而對一些強加于他的不實之詞作了辯解。
  在《回憶歷史,認識自己》的最后部分,趙樹理寫道:“我自參加革命以來,無論思想、創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發展變化、有什么缺點、錯誤,也就是說是個什么成色,始終是自成一個體系的。入京以后,除了戲改方面受到些感染(也因本身就有愛好封建戲曲的弱點)外,其他方面未改變過我的原型。廣大人民不解內情,但我把自己的來蹤去跡向黨說明之后,要求黨在數年之內,經過詳細調查,最后把我加一點應有的區別,放到應放的地方。”“我不要求過早地加以區別,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事,文化界、文藝界的人們更應該是一無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過事的人都接觸到,把問題都擺出來,我本人的全部情況也會隨之而出,搜集起來,便是總結。我以為這過程可能與打撲克有點相象。在起牌的時候,搭子上插錯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過幾圈也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時候,再被檢點。”可見,趙樹理自己認為:自己是屬于“黨”和“人民”這一方面的人的,和那些當時已經被揪出來的另一方面的人——“黑幫”們是有區別的。
  七
  據晉城市檔案局編的《晉東南大事記》和長治市地方志辦公室、長治市政協文史辦公室、長治市檔案局聯合編的《長治大事記》載,1966年10月底11月初,“革命造反派”從要求“罷官”,已衍化成更為“暴烈的革命行動”——“批斗、審訊、懲罚、鞭(棍)打,一些‘黑幫’和‘走資派’,因而致傷、致殘。”11月7日,長治市市長王一浩被迫害遭誣陷墜樓身亡。地委少數幾個尚還沒被打倒的領導干部也只是窮于應付“紅衛兵”和各造反組織的請愿、示威,忙于解答各種問題,根本顧不看趙樹理的“交代檢查”。他的這份《回憶自己,認識歷史》長期保存在原地委宣傳部干事、當時被抽調到文化革命辦公室的丁長生手中,直到粉碎“四人幫”后。
  此前,造反派在地專禮堂和東街工人俱樂部,組織過兩場對趙樹理的批斗,但據當時一些參與者和目擊者說,當時僅僅是讓他獨自一人站在舞臺的一角接受批斗,并沒有給他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式”,更沒有拳腳相加。
  11月的一天早晨,趙樹理正在打掃院子,突然一輛卡車開進來,從車上跳下幾個“造反派”,跑到他跟前,還沒等他放下笤帚,便不由分說地連拖帶推地拉上了卡車,說是要揪他回晉城去批斗。據當時在晉城當小學教師的程伏舜告訴筆者,那天下著小雪,上萬名“造反派”聚集在晉城體育場。在呼嘯的西北風中,趙樹理被幾個“造反派”推搡著押了出來。一個“造反派”領頭喊起口號,“打倒反革命黑幫分子趙樹理!”“打倒周揚文藝黑線的代理人趙樹理!”“打倒……”喊著喊著,又喝令:“趙樹理,把你那帽子摘了!”趙樹理問:“帽子你剛才給戴了一大堆,怎么能……”“我是說你頭上的帽子。”“可不是我頭上的帽子嘛!這時候誰還愿担當‘黑幫’分子的罪名。”“我說的是你頭上戴的那前進帽。”“呵,原來是這呀,你咋不早說清。”趙樹理說:“難道這帽子也有罪?冷呵呵的,我六十多歲的人……”“摘了,摘了!讓廣大革命造反派看看你的狗頭。”隨著這位“造反派”的一聲斷喝,臺上的其他人也跟著叫喊起“摘了,摘了!”趙樹理氣憤地摘下帽子,一甩手摜在了地上。一個“紅衛兵”走上臺來,拿著寫好的批判稿念了一遍后喊道:“我們一定要把趙樹理斗倒頭臭,臭如狗屎,狗都不吃。”趙樹理聽到這里,忍不住笑出了聲。那“紅衛兵”喝問道:“你笑什么?”趙樹理答:“你們剛才喊的不對。狗是屎越臭它才越愛吃哩。”造反派逼著他承認自己是“黑幫”。趙樹理爭辯著說:“我不是‘黑幫’,我不是‘黑幫’!”眼看下不來臺,一個“造反派”抓住趙樹理的頭發,把他的頭使勁地往下按,硬逼著要他承認自己是“黑幫”。趙樹理奮力昂起頭來,對著臺下的群眾說:“這是他逼我說的呀,我是‘黑幫’”。
  批斗結束后,趙樹理被帶到晉城戲劇學校,接受小會批斗。這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曾多次給這里的十四、五歲的娃娃們講過課,說過戲,手把手地指導過他們練功。過去,這里的老師和學生,不論長幼輩分,都一律尊稱他為“趙老師”。然而今天在這伙娃娃稚嫩的圓臉蛋上,卻也掛上了冷淡與陌生。當有人批判他反黨時,他悄悄地對他身旁一個小同學誠懇地說:“我不反黨呀!”“你說你不反黨,為什么污蔑大躍進放衛星,就像過大年小孩們放‘起火’,‘哧’的一聲放到天上,‘撲哧’就跌下來了呢?”趙樹理耐心解釋說:“五八、九年,‘高指標’‘浮夸風’盛行,有人喊著要放‘特大衛星’,山藥蛋畝產六萬二,紅薯畝產一百一十三萬九,玉茭也要畝產三萬斤。這不是明擺著的睜著眼睛說瞎話嗎。你們大多上過小學,學過算術,一畝地六十平方丈,一百多萬斤紅薯,就是挨著個兒擺到地里也擺不下呀!我是個共產黨員,得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咱不能合伙起來瞞哄中央,瞞哄毛主席。看到問題不由人不說呀!”一席話說得批斗會安靜下來。幾個學生們感到氣氛不對,又領人喊起“打倒趙樹理”、“不許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趙樹理放毒”等口號,趙樹理對這群還不諳世事的娃娃仍平靜地說:“打倒我一個小小的趙樹理并不難,不過你們得回去問問你們的父母。如果我趙樹理過去確實辦過什么對不起人民的事,說過什么對不起黨和人民的假話,不用說打倒,就是火燒、油炸,我也甘心。”批斗會經過兩個多小時,造反派安排趙樹理在戲校吃晚飯。他像往常一樣,自己找了個大碗,依次排到了打飯的學生當中。人們早已不敢來和他親近,趙樹理獨自端著圪蹴在炕沿邊吃飯。有個女同學說,她有顆紐扣掉了,要找線釘扣子,問了好幾個同學,都說沒有線。這時趙樹理突然不緊不慢地說:“我倒是有線,但你不能用。我是‘黑線’。”一句話逗起一片笑聲。
  那晚,經趙樹理再三要求,在一個造反派的監管下,他去找了主持晉城縣委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的武清白。據武清白后來回憶說:“老趙進來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從身上掏出來50元錢道:‘老武同志,看來一時半會兒我是不能過組織生活了。我再交上50元黨費,就把我的組織關系,暫時‘凍結’在這里吧。‘不知咋的,當我一聽‘凍結’二字,又感到無比的心痛。畢竟我們在一起共事了一年多,盡管在當時看來,他說過不少錯話,但要論人品,老趙確實是個忠厚老實的人呀!我囁嚅著剛想說些什么,老趙他又冷峻而沉著地說:請組織放心,我趙樹理一不反黨,二不尋死。說著扭頭就出了門。后來聽機關的同志們說,他拿鑰匙去打開了他辦公室兼宿舍的門。天確實是太冷了呵,他想拿他那件四九年進北京時在拍賣行里買的那件水獺皮領子、禮服呢面兒的狐皮大衣,但卻怎找也沒找著。有人懷疑是通訊員順手牽了羊,因為只有他有老趙辦公室的鑰匙。但在那亂咚咚的年月里,又有誰能顧上去替他追問?當時我想,只是生性怕冷的老趙,以后怕是要受凍了呵。”
  晉城批斗結束后,趙樹理又被押回長治。他從招待所的服務員口中,聽到了晉東南地委書記王尚志失蹤、去世的消息,他對服務員說:“老王同志雖然帶頭簽名給我貼過大字報,但他畢竟是黨所派出的一個地方組織的代表,和我共過事的同志呀!”人們見他驚恐、困惑,大口大口地抽著他那一毛二分錢買的“綠葉”牌香煙,老淚橫流。又聽見他在自言自語地說:“他們把我當‘黑幫’,我可是把他們當同志啊!”
  1967年,姚文元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中提到趙樹理是“資產階級權威”,《光明日報》也發表了《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標兵”》和《徹底肅清〈鍛煉鍛煉〉的流毒》等文章,此后,對趙樹理在全國性報刊上的公開批判開始了。
  據劉金笙的《趙樹理在山西文聯》(載《火花》1986年5月號)一文中說:1967年“山西‘一·一二’奪權后,對趙的批判立即‘升級’。陰歷年前后,趙樹理被從晉東南‘揪’回太原。”從此除地區文藝界造反組織延安文藝兵團曾將趙樹理又“揪”回長治批斗過一次外,趙樹理再也沒回過晉東南。
  據山西省文聯《文藝火線》編輯部1968年2月編印的《文藝火線》第2期載,江青在1967年2月1日談毒草影片《花好月圓》時說,“名字就沒有階級斗爭,對合作化是全面歪曲、攻擊。農村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個進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團漆黑,三八式的老村長是老落后,其他黨員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機,新黨員只知道搞戀愛,只有一個貧農還寫成個小丑,對上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不斗爭,只搞物質刺激,把合作化寫成只是為了提高生活,把落后勢力寫得兇惡頑強,似乎他們專政,我們沒辦法。寫多角戀愛,似乎男女一見就走不動了,太低級。”由此更加引起了“造反派”的憤怒。
  劉金笙在《趙樹理在山西文聯》一文中說:“省城文藝界‘造反派’在元宵節后,首次于長風劇場舉行批斗大會。會上對趙樹理、馬烽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噴氣式’扭斗。”
  1967年夏,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廣場舉行了一次萬人批斗大會。據西戎在《他,是弱者也是強者——非常生活回憶錄》一文中說,“主斗對象是省委、省政府的‘走資派’,我們幾位(包括趙樹理)都是來陪斗的。”“喊口號、發言、發言、喊口號,胡里胡涂在臺上低著頭站了兩個多鐘頭,天色將晚,批斗會總算收場了。我的心情也隨之平靜了許多,可是就在我們登上卡車準備返回原單位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趙樹理年事已高,彎腰站了一下午,腿酸腰困,疲憊不堪,從會場出來上卡車時,兩手攀著糟板,幾次都未能跨上車去。這時,激怒了押著他的兩個‘革命小將’。其中一位,不分青紅皂白,舉起緊握的拳頭對準趙樹理的腹側,猛擊兩拳,打得他兩眼生淚,剎時頭暈眼黑,兩手捂著腹部,蹲在地上,半天直不起腰來。”肋骨被打得折斷,從夏到秋再到冬天,“不但不能住院治療,反而還要參加勞動,這樣肋膜痛得更加厲害,晚上有床不能躺,躺下連喘氣都感到困難,只能背靠暖氣片,胸伏床沿,用腿把腹部緊緊地擠住來熬過這漫長的冬夜。”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省文后,對趙樹理、王玉堂、李束為、馬烽、西戎等人的批斗更為殘酷無情,“慣用刑罚是‘揚頭示眾’和‘低頭認罪’。所謂‘揚頭示眾’,方法是讓兩個工人,分別從左右方向把他們的胳膊往后扭,另一只手揪住頭發,狠勁往后揪,痛得他們把頭揚起來;相反,如果使勁把頭發往下揪,揪得他們痛得直彎腰,這叫‘低頭認罪’。”經過長期這樣的殘酷折磨,“鐵漢子也會化為‘繞指柔’的,更何況趙樹理是有病之軀!記得一九六九年夏天在文聯大禮堂開揪斗會時,趙樹理已經站立不穩。他要求‘工宣隊’允許他坐在地上,未得到允許。站好隊不久,即摔倒在地,一個工宣隊員大喝:‘你裝死!’把他揪了起來,讓他坐在一條長凳上。剛坐下,連人帶凳又都跌倒。最后,只好把凳子放倒讓他坐下。由于經過這段折磨,他的生活已經完全不能自理,所以,一九六九年八月,山西文聯全體同志赴京參加‘中辦’學習班時,趙樹理就留在太原未能赴京”(引至劉金笙《趙樹理在山西文聯》一文)。由工宣隊對他進行監督管理。
  1970年6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趙樹理專案組”成立,他被押進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組,進行隔離審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以“晉革發(1970年)第185號文件”,發出了《關于批判反動作家趙樹理的通知》,要求各地縣在開展群眾大批判的同時,要組織精干的寫作班子,寫文章批判趙樹理。與此同時,筆者還搜集到一本約五萬多字的沒有署名編印單位于1970年6月編印的“內部資料·不得遺失·不得外傳·嚴禁翻印”的《批判反動作家趙樹理參考材料》。這份“材料”在前面的“說明”中寫道:“趙樹理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資產階級反動作家,是推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制造資本主義復辟輿論的急先鋒,是文藝黑線上的一面大黑旗,是周揚一伙反對工農兵文藝方向的一張王牌,是一個罪惡累累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樹理進行徹底的揭露和批判,清算他的罪行,肅清他的流毒。”還說“我們編印這份材料,僅供批判時參考。其中,趙樹理的反動政治言論,非常惡毒,主要是供大家分析,認識趙樹理的反革命政治面貌,不宜完全公開引用,以免發生副作用。”
  這封“參考材料”分三大部分及附錄:
  第一部分:趙樹理罪惡史簡介
  第二部分:趙樹理的反動政治思想(言論摘編)
  一、惡毒誹謗偉大領袖毛主席,公開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從略)
  二、瘋狂反對黨的領導,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專政
  1、反對黨的領導
  2、破壞工農聯盟
  3、竭力抹殺、歪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三、惡毒污蔑社會主義制度
  1、污蔑社會主義社會
  2、胡說社會主義“沒有盼頭”
  3、狂吠“今不如昔”
  四、猖狂攻擊三面紅旗
  1、攻擊總路線
  2、攻擊大躍進
  3、攻擊人民公社
  五、拼命鼓吹資本主義
  1、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鼓吹資產階級實利主義
  2、反對計劃經濟,鼓吹“自由化”
  3、反對集體經濟,鼓吹“三自一包”
  六、竭力宣揚反革命“頂風”精神,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
  1、竭力宣揚反革命“頂風”精神
  2、竭力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
  七、肆意污蔑貧下中農,為地主富農涂脂抹粉
  1、肆意誣蔑貧下中農
  2、為地主富農涂脂抹粉
  第三部分:趙樹理的反動文藝思想(言論摘要)
  一、反對用毛澤東思想分析作品、指導創作
  二、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三、反對工農兵群眾的文藝創作
  四、反對文藝工作者改造世界觀,宣揚“深入生活就是一切”
  五、宣揚“到處有生活”,要文藝工作者寫自己“最熟悉”的“瑣事”
  六、反對塑造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新英雄人物
  七、鼓吹“揭露陰暗面”、“寫真實”
  八、鼓吹寫反革命的“頂風”英雄,寫人物的“兩重性格”
  九、極端仇視戲劇改革,肆意污蔑革命現代戲
  十、為封建主義的舊戲大唱贊歌
  附錄:
  趙樹理的四篇叛徒作品
  《悔》
  《白馬的故事》
  《贈出院自新人詞并序》
  《讀書·做人·革命》
  趙樹理作品目錄
  這份“批判反動作家趙樹理參考材料”,除了新增加的“附錄”部分而外,實際上是前述兩張大字報和“面上各縣常委擴大會議”揭批趙樹理的大致翻版,并無更多新內容。“參考材料”隨山西省革委會下發的《關于批判反動作家趙樹理的通知》印發全省。1970年7月20日《山西日報》發表了署名“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大批判寫作小組”,題為《把一貫鼓吹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作家趙樹理徹底批倒批臭》長文,隨后又發表了陳永貴的《趙樹理是貧下中農的死敵》一文,從此在山西全省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批判趙樹理的運動。
  9月6日,趙樹理將自己書寫的一首毛澤東詩詞《卜算子·詠梅》,交給女兒趙廣建,讓她將來交給黨。“此手跡后由趙廣建交給周揚,已在《趙樹理文集》第一卷插頁發表”(引至董大中著《趙樹理年譜》)。1980年4月5日,周揚在《〈趙樹理文集〉序》中說:趙樹理“就在他遭受殘酷折磨,面臨死亡威脅的危急時刻,他沒有屈服,對革命仍然充滿了信心。他在被斗和監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紙片寫了毛主席的《詠梅》詞,以表示他對革命的信念和對黨對領袖的一片忠心。他囑咐他的愛女趙廣建同志將這一有他絕筆手跡的紙片設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時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運處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還是信任同志,信任我們之間的友誼,相信我們總會有重見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總會重過光明的日子。”
  已被摧殘得命懸一線的趙樹理,1970年9月18日,又被拉到太原市“工農兵會堂”(湖濱會堂)去批斗。“大會開始后不久,即栽倒在地”(見董大中《趙樹理年譜》)。王中青生前曾對筆者說,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組在將其送到醫院搶救時,在其入院病人卡片上寫名“趙理”。因“搶救無效”,趙樹理于1970年9月23日2時45分逝世。
  收稿日期:2006—06—20
長治學院學報17~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茍有富20072007
趙樹理/趙樹理研究/文革
文章記錄了作者搜集的、此前未曾披露過的有關趙樹理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文字資料,以期對趙樹理研究起作用。
作者:長治學院學報17~3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茍有富20072007
趙樹理/趙樹理研究/文革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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