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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小說敘事策略的時代選擇
趙樹理小說敘事策略的時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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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57(2004)04-0102-06
    趙樹理是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文學成就的主要代表,同時又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時代感 和創作特色的作家。本文根據他的小說文本與其創作時代的不同關系,將其小說創作大 致分為兩個時段:一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小說創作,這一時期他的小說主要是為農 民代言并在客觀上和當時的時代精神相同構;二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的小說創作 ,這一時期他在小說中直言對農民生活的觀察,同當時的時代意義顯現出一定的疏離與 抵牾。通觀趙樹理全部小說創作,我發現時代選擇對趙樹理的創作形成決定性的影響。 時代選擇了趙樹理,但同時,趙樹理作為一個為農民代言的作家在時代潮頭中擁有自覺 而堅定的創作立場,二者之間的雙向互滲關系在小說的敘事策略上可見端倪。由此,分 析趙樹理小說創作中不同時代的不同敘事,對我們重新認識趙樹理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也可以為解讀十七年(1949—1976)文學提供一些啟示。這里所謂的“敘事策略”,只是 借用敘事學上的概念,在本文中具體指作家在創作上從文本自身到對外部生活訴求的用 心深廣的考慮與表達,而不僅僅是文本內部可操作的純技巧問題。
        一、代言與同構
    趙樹理生活在一個民間藝術盛行的偏僻鄉村,民間藝術對他影響至深,但同時作為一 個受過新文化培養和熏陶的作家,新文學的影響已內化在他的學理之中,經過長期的生 活歷煉之后,他做出了自己的藝術選擇:做一個“文攤”文學家。他要為處在生活最下 層的農民代言,以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農民的生存境遇,以農民的心態和農民熟悉的民 間文藝形式去反映他們的生活場景與內心訴求。說到代言,只是就作家的創作立場而言 的,這是一種徹底的農民立場,是趙樹理自己的選擇,也是他一生的追求。關于這一點 ,在趙樹理成名之時,周揚就不甚明確但卻敏感地捕捉到了,他說:“趙樹理,他是一 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家,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 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1]在成名作《小二 黑結婚》發表之前,趙樹理就創作過一些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但社會閱讀效果平平。 1940年代抗戰時期他投身于解放區工作,這種自覺的藝術追求和藝術實踐終于產生了有 力的影響。
    1940年代中期的中國處于全民抗戰階段。這場戰爭,使普通的民眾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但同時也激發了他們的反抗力量,由此農民成為這個時代的歷史變革者。這樣,他們 的精神要求也成為這個時代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而這對于解放區的新意識形態而言, 更是一個迫切的問題。表現在文藝上,就是一個文藝為誰服務和怎樣服務的問題。1942 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終從政治立場和態度問題的意義上, 做出了一個結論: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采用民族化、大眾化的形式。在此,趙樹理 的“文攤”理想有了實現的可能。可以這樣說:時代需要他在文藝上為人民代言,趙樹 理的文學理想又正好暗合了當時意識形態的文藝需求。他小說的大眾化風格、民間形式 的運用使時代垂青于他,但在表現時代內容上二者從一開始就存在理解上的差異。趙樹 理恰好與時代同構但并不吻合。這一點,《小二黑結婚》的發表即是明證。趙樹理說, 他發表《小二黑結婚》時并未接觸到《講話》,并且它的封面特別地標明為“通俗故事 ”。用傳統形式敘事,講一個農民能受到教育的故事,是他早已做出的選擇,而不是受 解放區意識形態的引領。其實,從《小二黑結婚》發表后,對趙樹理的評價的分歧,也 能說明這一點。從當時的新意識形態要求來看,趙樹理的作品并沒有達到“革命文藝” 要求描寫階級對立這一時代性主題,但趙樹理的創作“卻正暗合了‘革命文藝’的‘民 族形式’的要求,因此,周揚和陳荒煤等人對他的階級分析觀點和方法上的缺陷作了一 番模糊和抹平的處理后,趙樹理就被指認為解放區文藝創作的‘方向’,大眾化的典范 。”[2](P58)
    從1943年發表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到1954年,這一期間趙樹理創作了一系列“問題 小說”。建國前后趙樹理做的都是文化宣傳工作,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完全遵守黨的 意識形態對文藝的要求;作為一個作家,他的自覺而堅定的農民立場,他對農民實際利 益的守護又使他時刻觀察農民在新政權下是否真正享有了新生活。因此他提倡“問題小 說”,他要把在實際的農村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寫進小說并解決這些問題。他真誠地相信 黨的農村政策與他的立場一致并且已經“批準”了他的這種寫法。但要把生活中發現的 問題寫進小說,必然有個轉化的問題,也就是在敘事上必須有一些選擇。閱讀這一時期 的小說,我們發現這些小說表現在文本的整體面貌上就是鮮明的時代感、政治傾向性與 農民的功利性的并存,表現在敘事結構上就是這樣一個模式:苦盡甘來。趙樹理提倡“ 問題小說”,目的是要解決這些問題,這就使文本的重心不在人物的刻畫上而使文本的 重心必然地放在問題的解決上。所以文本對結尾的處理絕大部分是由“區長、村長”們 “支持著搞了個大團圓的結局”,這些大團圓的結局一方面照顧了農民群眾的審美接受 趣味和他對農民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更順應了當時意識形態的需要,也和他的宣傳工 作相符。可以說,這種結尾方式在當時是再合適不過了。但同時他在小說中總是鋪展問 題,表現農民封建落后的心態,如三仙姑、二諸葛、老秦等;表現農村社會結構本身的 復雜性及農村政策執行者由于缺乏經驗而造成農民實際利益受損的實情,如《李有才板 話》;表現農民的錯誤觀念,如《地板》等。這是他提倡“問題小說”的核心,也是他 敘事的重心所在,也是他執著于“事”而“輕”乎于人的敘事手法的體現。他筆下只有 農民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去做抽象化、典型化的處理,以達到革命文藝的要求。 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在與當時的意識形態相對抗,他只是以一個農民知識分子的良心在 寫出“問題”,他更認為他和時代是一致的,他的敘事選擇也是為了這種一致,但在文 本的字里行間涌動的卻是他自己理解中的革命文藝。
    具體到這一時期的單篇敘事,趙樹理要讓“老百姓喜歡看”,他認為農民喜歡的是古 代傳統小說的審美趣味,所以他突出故事性;為了他的“政治上起作用”,其故事背后 的內涵往往突出當時的意識形態性。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他的小說創作大模式幾乎沒有 變動,但在具體文本的建構上,并非千篇一律,還是有變化的[3]。不過他執著于傳統 小說的敘事方式,對文體的追求不是很自覺,他的變化就只是局部的式樣翻新。這一時 期他小說的藝術魅力主要體現在敘事語言上。對農村口語的精煉提純使他的小說真正體 現了大眾化的藝術追求。在這里我們注意一下趙樹理小說敘事中的一個突出語匯:綽號 。人物綽號,這在農村生活中相當普遍,它既能表現農民式的智慧,又是農民式的話語 結晶。而尤其在趙樹理的小說中,一個綽號的內涵,往往就是一段歷史,如三仙姑;一 個故事,如小飛蛾等。綽號的使用,猶如粘貼劑,吸引住了群眾的眼球和耳朵,也牢固 地粘貼了他的敘事風格。當然,不是只有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才出現人物綽號,在趙樹理 的小說中,“綽號”是標識,是催化劑,甚至是核心情節,是橋梁,它溝通于文本內外 。這是敘事技巧,但我認為它更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一種特殊敘事策略。
    趙樹理在這一時期的身份認同,無疑表明創作主體與新意識形態之間的同構關系。時 代選擇了趙樹理,趙樹理在無意識中也以自己成熟的藝術理念積極而能動地呼應著時代 。
        二、直言與疏離
    在解放區,趙樹理的創作被舉為“方向”,但在建國后的文藝界就提得很少了。他的 被“模糊和抹平”的那部分,他的執著于表現小土地上農民生活場景與內心欲求的“問 題小說”,似乎也越來越暴露其“局限性”。時代對文學的要求已經變化了,離開了戰 時的特定時域,建國后意識形態要求文學的是建構和證明其現實秩序的合法性。所以19 50年代的小說創作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革命歷史題材,主要講述革命歷史,提供新的 現實秩序賴以成立的合法性資源;一類是現實題材,包括工業題材和農業題材,它回答 了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問題,即通過主體的主動建構來確立現實意義秩序。這一時期, 趙樹理于1955年完成了新中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三里灣》。對于合作 化運動,趙樹理按其一貫的農民立場,考慮的是這種勞動組織方式給農民帶來的物質性 利益,而不是國家意義建構的重要內容。《三里灣》出版后,贊揚的聲音占多數。但同 時周揚卻說它缺乏“主題的鮮明性和尖銳性”,說趙樹理沒能表現出農民在接受了社會 主義思想后所表現出來的驚人力量。另一位批評人士則指出,《三里灣》過于容易地解 決了問題,斗爭沒有充分地展開就結束了[4]。在結構上,趙樹理自己指出,《三里灣 》的缺點之一是“重事輕人”,這就和新中國文學的重要任務——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 物形象出現了不一致。裂隙已經出現了,或者說原本就存在的裂隙此時浮出了地表。
    在《回憶歷史,認識自己》一文中,趙樹理這樣寫道:“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農村 工作步調不相適應產生于此時(1956—1964)。”1958年發生了我們熟知的大躍進運動。 1959年趙樹理寫下了關于農村工作領導建議的“萬言書”,在作協內受到批判。1960年 代初趙樹理寫下了和當時浮夸風截然相反、提倡實事求是作風的短篇小說《套不住的手 》和《實干家潘永福》。1962年8月趙樹理參加作協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 作座談會。在會上他以激動的心情發表意見,批評黨中央不關心農民生活。后來這次會 議上肯定的“中間人物論”受到嚴厲批判,趙樹理受到牽連。1962年趙樹理寫下了《張 來興》、《互作鑒定》,1964年寫下了他最后一部小說《賣煙葉》。之后就是文革的災 難,直到1971年去世。
    回顧趙樹理以上的生活與創作歷程,很明顯會發現趙樹理的創作與時代的裂痕。在他 筆下出現的還是農民生活中的那些具體問題,他塑造的依然是一個個的“中間人物”。 可這些不斷地得到人們批評。現實的處境一定會讓趙樹理思考很多。但思考之后趙樹理 做出的藝術選擇反而是更執拗于民間傳統小說的敘事形式。誠如孫犁所說:“趙樹理中 后期的小說,讀者一眼看出淵源于宋人話本及后來的擬話本。”也正如趙樹理本人所說 :“小說和說書唱戲都一樣,是勸人的。”可在趙樹理這里,勸的層次是雙向的,既有 對下的勸誡,又有對上的勸諭。像《實干家潘永福》一文,敘事瑣碎、散漫,如同列舉 事例。然而這就是“勸”的別有用心,以事實說話,以事實“勸”人、“勸”世。尤其 是趙樹理的最后三篇小說,確如一位論者所述,頗有深意[5]。《張來興》是一篇構思 獨特、意味深厚的小說。趙樹理說:“《張來興》是紀念主席《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時 ,林默涵同志要我寫的。是通過一個老炊事員寫二十年社會變化的。”在這個小說里, 大部分是寫別人的傳聞與講述,主人公張來興只到文章快結束時才出現。內地小縣城能 吃魚的歷史、何家花園的今非昔比、代表們的喧鬧與張來興一生耿直、自尊的性格特點 似乎在暗示時間、空間、人世的變遷與喧鬧都不能改變主人公做人的原則。當趙樹理提 筆寫《張來興》時,他是否會想到二十年來的自己呢?再參照趙樹理的創作立場、寫作 目的,趙樹理總要在小說中寄寓些什么,張來興的一切就不會僅僅是小說中的一個道具 式的人物,也不僅僅是反映社會發展的標識,他的幕后定有隱衷。或許趙樹理就是借張 來興來表明一種做人的原則或者說就是他的自我認知。做魚的師傅與寫文章的作者,一 個提供物質食糧,一個提供精神食糧,都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但二者都忠于自己的 行為準則。前臺也好,幕后也好,二者都不改為人本色。再看他在《互作鑒定》、《賣 煙葉》中對兩個農村知識青年的描述,劉正(《互作鑒定》中主人公)與賈鴻年(《賣煙 葉》中主人公)都有同一愛好:寫作,但又都因寫作而背離了趙樹理認為最重要的一件 工作:生產勞動。在趙樹理直接表明的對兩個青年的指責中,是否也凝聚了他對寫作這 一職業的思考?他奉之為一生寫作的立場:為人民代言,是否真正能為人民代言?是否越 來越背離了初衷?所以當他在文革獄中臨終前,面對探望他的家鄉青年說出:“農家子 弟,你說,我的小說在農村到底是毒害了人還是教育了人?”[6]當然,此是后話。然而 面對寫作的是是非非,這不能不引起趙樹理的思考,而這思考的結果卻是迷茫的。
    時代秩序意義與個人立場的疏離與抵牾,使“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 重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矛盾與“遲緩”不前,而這些在他的后期小說創作中都有 含蓄的表現。雖說傳統的小說“重事輕人”,但深受傳統小說敘事方法影響的趙樹理在 后期小說的人物設置上,卻顯然是“別有用心”,是有策略選擇的。他可以直言他對農 村工作的意見,但對思想上的斗爭,他不能直言甚或是直言也言不明的,他只能托之以 敘事。但趙樹理畢竟是屬于意識形態性很強的作家,他迷茫、困惑,他做出過超越的努 力,“但無論是外在的環境還是他自身的思想與藝術積累,都不足以使他在偏離主流的 道路上走得太遠”[6]。所以,他與時代也僅僅是“疏離”而已,他本不想疏離,只是 時代在“疏離”他了。他的敘事策略選擇依然是時代性的。
        三、趙樹理小說中的道德意識
    談到趙樹理小說的道德意識,表面上看好像已溢出了我們的話題之外,然而趙樹理小 說中的道德意識既關涉文本的創作目的,又直接影響了其創作的藝術效果。而對“道德 ”的強調,是趙樹理一生小說創作的一個一以貫之的敘事出發點。趙樹理的“道德”造 就了他筆下人物的多種面貌,又導向他們的各種結局,而且趙樹理的道德意識又總和時 代內容相膠著,所以關注趙樹理筆下的道德意識不失為一種可直觀地審視趙樹理創作藝 術得失的切入角度。
    趙樹理的道德意識是比較復雜的。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受傳統文化觀念 的影響較深,而傳統文化長期都以倫理道德作為觀人衡物的基本準則。在他的小說中, 時代政治、思想的沖突交織著道德的沖突,而且道德意識的沖突往往明晰可見。他塑造 人物總是首先給出道德價值的評判,然后敷陳社會主題敘事,從而將倫理主題與社會主 題融為一體。到了他的后期小說創作,這種道德意識的沖突就更為突出。不管是對張來 興的正面贊揚,還是對劉正、賈鴻年的反面譴責,道德準則成了他評價人物的主要準則 。從他的成名作到最后一部小說,文本中的婚戀描寫同樣可以見出他道德意識的復雜狀 態。三仙姑無疑應首先進入我們的視野。從“三仙姑”的名字到對有關三仙姑故事的講 述,敘事人對三仙姑的“道德”問題是微露貶意的。但從文本的開頭有關三仙姑裝神弄 鬼原因的描述及對她后來轉變的描寫,作者在簡略之中對她是表示同情的。三仙姑實質 是一個深受封建婚姻毒害的女性,由于趙樹理采用的是傳統小說的寫作手法:重事輕人 ,他沒有也不可能去挖掘三仙姑的心理內涵,但三仙姑的形象卻鮮明生動。雖然在日常 倫理道德上他輕貶三仙姑,但他顯然對筆下的這個“落后”人物重彩濃抹。道德意識與 他對農民天然的親近情感的復雜糾葛,使他筆下的三仙姑反而有了神韻。趙樹理看重傳 統倫理道德,創作要為政治服務,但絕不是一個為了要讓“政治上起作用”而完全以道 德利劍斬斷“情”絲的人。讓我們再讀一讀下面這段關于另一位婚姻不幸的女性——小 飛蛾——的描寫:“她每天晚上打發婆婆睡了覺,回到自己房子里關上門,把羅漢錢拿 出來看了又看,有時候對著羅漢錢悄悄說:‘羅漢錢!要命的也是你,保命的也是你!人 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倆死活在一起!’她有時候變得跟小孩子一樣,把羅漢錢暖到手 心里,貼到臉上,按到胸上,銜到嘴里……”[7](P307)由此不難窺到趙樹理情感的豐 富與細膩。在這里我們看不到小飛蛾由于對丈夫情感上的不忠而引起的作家對她的道德 詰難,或許可以說作者對三仙姑沒有刻畫的心理內涵在這里得到了補充。所以趙樹理說 《登記》是為了宣傳婚姻法而作,卻感覺不到它的造作。然而這種豐富與細膩在不斷減 弱。在《三里灣》里,為了突出正面人物王玉生、范靈芝等,他安排了靈芝與玉生在工 作中產生情感。然而描摹這情感,完全不是情感本身,而是彼此好品質的展覽。趙樹理 在成全他的完滿道德時,卻消解了情感的深刻。同樣書中另一對人物——馬有翼與王玉 梅的情感,衡量標準則是馬有翼的進步與否。這或許不能苛求趙樹理,那個時代的愛情 也許如此。到了《賣煙葉》,趙樹理對當時的青年不安心于生產勞動非常反感,所以在 這部小說中極其明顯地顯示了對賈鴻年道德上的譴責。然而他又偏偏通過賈鴻年與王蘭 的愛情來揭示賈的道德本質。賈寫給王的情書成了反映賈道德品質惡劣的證據,而賈王 愛情的發展走向成了趙樹理敘事結構上的一個個扣子的連環。趙樹理的道德觀壓制了愛 情,也壓制了其敘事的“青春潑辣”。青年人不安于生產勞動,這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個 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趙樹理在這里卻更多地處理為個人的道德問題。情感與道德的沖 突,越到后期道德的說教味越濃,他似乎也越來越迷茫。
    對道德的評判,似乎在農村題材的作品中更為突出。道德意識的發展變化可折射出時 代的發展變化。然而趙樹理晚年對道德的推重,不僅僅具有個人意味,也是對時代的某 種回應。他的道德意識的充分流露,可能是無意識的,也可能就是非常主動的選擇。在 一個自己難于把握自己的時代里,或許只能靠個人的道德了。
    從1943年趙樹理發表他的成名作到現在,已經61年了。趙樹理作為一個作家,其獨特 性非常明顯。有人說:“趙樹理的作品是一條魚干,嚼嚼還有不少味道,但要嚼得用力 ,才能透過它的干癟的形體,體味到它的民間情韻。”可這一用力,嚼出來的就不僅僅 是“民間情韻”[8]。讀他的小說,讀到最后,我甚至沉入其人格魅力而淡忘了他的作 品,也許他原本就是精神文本要大于文學文本的。
    收稿日期:200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102~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宏瑞20042004本文梳理了趙樹理與時代秩序結構之間的關系,認為作家與時代表現出“代言與同構 ”、“直言與疏離”兩種關系,以揭示作家與小說創作在不同階段敘事策略選擇的歷史 規定性與人物塑造的文化邏輯。通過趙樹理小說創作與時代秩序結構意義之間的雙向互 滲關系,說明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獨特性及對當代文學的啟示。趙樹理/小說創作/敘事策略/代言與同構/直言與疏離/道德意識/ZHAO Shu-li/novel writing/narrative strategy/ref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directness and disparity/moral consciousness基金項目:湖北省社科項目“新時期湖北歷史小說的文化精神”課題論文。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ZHAO Shu-li's Novel Narrative Strategy Choice Limited by the Times
   WEI Hong-rui
   Shool of Arts,Nanjing Teachers'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7,ChinaThe paper comb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ZHAO Shu-li's works and the order frameworks of the times,which are“the ref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of the times,and“directness and disparity”between the works and the reality.Thus the paper reveals the logic lying in the limitation of the times,which determines the author's narrative strategy choice,and the character moulding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the paper shows the uniquenes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the ZHAO Shu-li's writing.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魏宏瑞(1976-),女,山西榆次人,山西師大文學院助教,現為南京師大文學院碩士研 究生。 作者: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102~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魏宏瑞20042004本文梳理了趙樹理與時代秩序結構之間的關系,認為作家與時代表現出“代言與同構 ”、“直言與疏離”兩種關系,以揭示作家與小說創作在不同階段敘事策略選擇的歷史 規定性與人物塑造的文化邏輯。通過趙樹理小說創作與時代秩序結構意義之間的雙向互 滲關系,說明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獨特性及對當代文學的啟示。趙樹理/小說創作/敘事策略/代言與同構/直言與疏離/道德意識/ZHAO Shu-li/novel writing/narrative strategy/ref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directness and disparity/moral consciousness基金項目:湖北省社科項目“新時期湖北歷史小說的文化精神”課題論文。邁夫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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