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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理研究期待超越和突破第四次(國標)趙樹理學術討論會綜述
趙樹理研究期待超越和突破第四次(國標)趙樹理學術討論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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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文藝理論界對于趙樹理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趙樹理所走的創作道路、趙樹理所堅持的創作主張、趙樹理作品的深刻價值與啟示意義、趙樹理的人生態度等等,都有許多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應當把趙樹理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9月下旬在山西召開的第四次(國際)趙樹理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人員的共識。
  同趙樹理一樣是“山藥蛋”派代表人物的老作家馬烽,回憶了自己與趙樹理的師從關系和朋友關系之后指出:趙樹理是用作品實踐了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文藝創作方向的。他能寫出《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優秀作品,不是偶然的,是因為他長期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的結果。越樹理對中國文學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必須把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描寫的對象,作為讀者對象。他一直也是這樣努力做的。他并不是像有些人說的就會那么兩下子,他的古典文學底子相當深厚,對外國的文學作品也讀過和研究過不少。他早期的寫作,也曾使用過歐化的表現形式;但他后來意識到,這樣的作品不可能讓普通群眾喜歡。他更多地吸收了中國民間的、傳統的和白話小說中的有益成分。可以說,趙樹理是解放區文藝創作的一塊里程碑。多年來,文藝界一直有人貶低趙樹理,但趙樹理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就像現在有人想否定魯迅卻根本否定不了一樣。趙樹理在他那個時代達到的高峰,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雷達也談了對如何評價趙樹理的看法:趙樹理的創作中問題小說比較明顯,于是,有些人就認為,問題小說是宣傳政策的,是不可取的,因而對趙樹理采取否定態度。忘記了趙樹理的作品實際上寫的是人,并不是寫問題的,或者說是不完全寫問題的。在今天,我們可以是先鋒的、現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國化的。我們要尋求一種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而趙樹理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應當說,趙樹理代表了一種深刻影響中國20世紀文學創作的思潮。白燁的看法是:趙樹理的作品是中國嚴肅文學中有大眾化、通俗化傾向的代表,現在來讀仍然感覺清新、質樸、動人,并不過時,因為作品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著重寫人性、人情、人格,以及生龍活虎的形象和栩栩如生的情景,具有穿透時代背景的力量。這就說明,趙樹理及其作品是永遠值得研究的。
  來自韓國的青年學者權基永介紹說,韓國學者研究趙樹理始于80年代后期中韓開始進行文化交流之時,目的是要通過趙樹理的作品,認識中國農民是什么形象,搞清40年代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分析從40年代到50年代的中國文學狀態。韓國的不少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學者還是比較重視趙樹理的,因為他們感到,趙樹理作為一個作家那么關心老百姓,是很少見的。權基永著重談了趙樹理與“五四”文學的關系,他認為,“五四”文學的核心是對西方文化的啟蒙,而趙樹理在30年代讀“五四”時期的作品時就很不滿意,到了40年代確定了寫農民和為農民寫的方向,并使用中國文學傳統的藝術表現形式,就表明趙樹理的創作是反對“五四”文學傳統的。對于權基永的這個看法,劉玉凱等國內學者并不認同。他們分析了趙樹理40年代的幾部代表性作品,得出的結論是:趙樹理的創作與“五四”文學所倡導的啟蒙精神是一致的,他用創作實踐完成了“五四”知識分子提出的問題小說與啟蒙意義的思路;他所堅持的民族化、大眾化方向,與“五四”新文化傳統的本質也是不矛盾的。應當說,趙樹理的創作源頭是既有民間文學傳統,也有“五四”文化精神,二者共同促成了趙樹理的成就。
  關于趙樹理解放以后創作思想上的矛盾,是與會者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之一。牧惠談到,解放以后,趙樹理作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實踐者,一方面要響應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號召,去寫應景作品;一方面由于他特別了解農民的實際情況,不愿意說違心的話,因此,必然會陷入非常痛苦的矛盾中。比如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他雖然寫過《三里灣》,但他與毛澤東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他在深入農村中體會到農民還是愿意單干,不愿意合作化。《三里灣》實際上反映的是農業合作化條件并不成熟,包括一些共產黨員也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正是由于這種矛盾心情,趙樹理就沒有寫高大全式的人物,而寫了小腿疼、吃不飽和潘永福等人物。事實證明,趙樹理的判斷是正確的,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現在的農民負担比過去更重了,作家們要向趙樹理那樣,真正關心農民,為農民呼吁,不要粉飾太平。原山西省副省長、40年代跟趙樹理在太行根據地是同事、5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政研室工作的霍泛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1951年中央要起草一份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毛澤東特別要陳伯達聽聽趙樹理的意見,因為毛澤東知道趙樹理非常了解農村情況。開會時,陳伯達專門讓趙樹理第一個發言。趙樹理坦言農民并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結果被陳伯達斥為右傾言論。
  如何更深入地、多層面地研究趙樹理,是討論會上較為集中的話題。于是,大家從不同角度發表了見解。楊矗認為,應當把趙樹理看成一種文化現象。他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一是趙樹理對中國文化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其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北方農民的真實人格、情感和生存狀態,尤其是小說語言,自然平實、明凈如水,是在民間語言基礎上予以升華后的結晶。二是趙樹理解決了文學作品的接受問題,從美學角度看,他的創作是實踐形態的美學,豐富了接受美學理論。三是趙樹理的創新意義明顯,他把高雅的文學與普通大眾的閱讀直接接軌,創立了全新的寫作與閱讀關系。戴光宗認為,過去對趙樹理的研究,總是離不開周揚40年代就作出的那些評價,現在我們已經引進了許多國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應當從新的角度研究,超越周揚的觀點。傅書華就具體提出了幾個以往研究中忽視的問題:一是趙樹理的生活方式比較封閉、狹窄,由此而限制了他的創作,無法開拓更大的領域;二是對于趙樹理的人生痛苦研究不夠;三是趙樹理以農民的生存形態寫農民這一點還有待深入研究;四是趙樹理與馬烽等其他幾位“山藥蛋”派作家在創作上形同神異之處,還應當進一步探討;五是以往的研究學院式較多,而體驗式較少;六是關于趙樹理研究的研究不多。
《文藝報》3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品20012001 作者:《文藝報》3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品20012001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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