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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傳播中的文化“貿易逆差”與中國電視文化的自覺
跨國傳播中的文化“貿易逆差”與中國電視文化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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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4-3489(2002)03-0003-07
  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的嬗變已不再是文化本身的自我言說,而是既與整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相伴相生,又與中國社會深刻卷入整個世界體系密切相關。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焦點表征的電視文化,更集中體現了這一復雜的文化現象。把中國文化放入世界文化體系中,把中國電視文化放入跨國傳播語境中,已不僅僅是啟發我們研究思維、加大闡釋力度的問題,而是關乎中國電視文化的自覺和去向的根本問題。因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外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國際文化交流問題,而是深刻影響著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的根本問題。
   一、電視跨國傳播中的文化“貿易逆差”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為電視跨國傳播的廣泛而迅速提供了載體、工具、渠道和資金,文化全球化營造了電視跨國傳播的總體文化氛圍;而電視跨國傳播輕而易舉地將各種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連結在傳媒系統中,并通過多重傳播與接受,將不同的思想、價值、判斷重新整和為類象化的模式和價值認同,使世界趨于模式化、類象化,進而對文化全球化推波助瀾。在這種跨國傳播和文化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關系,亦即電視跨國傳播中的文化“貿易逆差”現象。
  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的巨大差距,國家之間真正的對話成為空談,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顯現著一種不平等關系,制造了一種特殊的知識話語權利,文化的“貿易逆差”由此得以產生,并在以經濟和政治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愈演愈烈。僅以美國為例:美國出口產品最多的不是航天,不是高科技,而是精神文化產品,每年約60多億美元。在好萊塢的總收入中,來自海外的收入占其50%。《泰坦尼克》一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就是18億美元。好萊塢形象、麥當勞文化已經成為現世的重要文化景觀。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媒體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相當廣泛,不僅對落后國家進行文化侵略,也對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占領其電影市場的95%、電視劇的93%、英語節目的75%、書刊市場的80%,為此,加拿大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呼吁采取保護本國文化的措施。法國的情況也很相似。難怪克林頓說,美國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遍及世界!
  電視的跨國傳播在使文化滲透得以更加迅捷廣泛的同時,強化了這種文化“貿易逆差”。現代科技的發展,讓電視跨國傳媒長驅直入。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信息革命的推廣,通訊衛星、光纖電纜、電子媒介、國際互聯網等技術的應用,使得電視跨國傳媒更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每一個國家。文化邊界的大門是再也關不住了,電視跨國傳播的全球化體系已經形成,電視文化的“國際貿易”日益頻繁。然而,在這場沒有硝煙的電視文化的“國際貿易”戰中,文化的“貿易逆差”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表現得更為明顯,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貿易逆差”的危險境地。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強勢文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弱勢文化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使西方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中處于主導,并得以借助大眾電子傳媒的無邊滲透力在世界上到處傳播。二是由于電視對高技術、高投入的依賴性,使得電視媒體在世界上的高覆蓋率與該國家的經濟、技術實力緊密相關,導致電視文化在跨國傳播中基本是單向的,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籍借著技術資金的優勢,單向地輸出著自己的文化。
  這種跨國傳播中“文化貿易”的單向輸出,在一定意義上不乏文化滲透傾向和進攻性。這主要是由其傳播的內容所體現的:其一,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階段,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大眾消費社會,培育了與這種社會經濟發展形式相適應的消費主義的商業文化,并運用電視媒體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其二,發達國家傾銷商業文化的真正目的,是傳播其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西方世俗消費主義對非西方世界的猛烈沖擊,構成了對第三世界國家文化主權的侵蝕與同化,文化主權的問題由此突出。而對現代傳媒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喪失,意味著國家的文化表述、它的身份、主權、乃至生存,都將面臨著被消解的威脅。“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歐洲成立了‘自由歐洲’電臺,專向東歐和蘇聯廣播。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他們認為‘自由歐洲’電臺起了關鍵性作用。前些年,美國將‘自由歐洲’的原班人馬移師亞洲,成立了‘自由亞洲’電臺,專向中國廣播,并在今年將每年3000萬美元的經費增加到4000萬美元。”[1](P.13-14)這個事例足以說明4千萬美圓的投入所達到的文化滲透與拆解作用。
  電視跨國傳播中的“貿易逆差”在中國形象地表現為一種中國電視文化中的“青春組合現象”——消費主義無論對于西方社會還是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歷史都不很長,可謂“青春”;而中國這個前工業社會的熒屏上演繹的種種后現代消費主義商業文化現象,正是文化全球化與新興的中國商業文化的一種新的組合形式,故此,我稱那些在中國這個前工業社會的熒屏上上演的種種緣于西方的后現代消費主義商業文化現象為中國電視文化中的“青春組合現象”。
  “青春組合”本意是指在當下流行歌壇中的一種演唱主體的流行組合形式,這些演唱主體一般是富有青春活力的青少年歌手,表演形式多為邊舞邊唱。而“青春組合”中的“哈韓族”,即指在包裝、制作、演唱等方面全面照搬韓國的青春組合風格,也稱為“青春組合”潮流中的“韓流”。值得注意的是,“青春組合”已是模仿來的,“哈韓族”則是在模仿中的模仿。流行文化變換著各種花樣翻新涌現,本也是一種不斷創新的體現,而模仿流行無論如何只能是一種追隨,哪怕模仿得再逼真。更為遺憾的是,這種模仿中的模仿居然大有消費市場和消費群體,否則我們的熒屏上也不會頻繁出現各種“‘青春組合’演唱會”之類的節目。這個看似微小的事例以及類似的大量現象說明,臨摹贗品的黑色幽默在中國電視文化中的頻頻“出場”,不能不預示中國電視文化在跨國傳播語境中的被同化趨向。
  中國電視文化中的“青春組合現象”的消費群體,也大有從吃麥當勞、肯德雞長大、難免不成為“香蕉人”的一代青少年蔓延開來,向各個年齡層次、文化層次發展的趨勢。究其實質原因,還是西方現代商業文化糾合文化全球化的世界趨勢而形成的滲透合力,也即憑借經濟全球化而演繹的文化霸權。
  對于這種中國電視文化中的“青春組合現象”,硬性地封鎖不是上策。況且這股文化全球化的世界之風并非絕對沒有含氧成分,可借鑒吸納之處也并不少。遺憾的是,我們的電視文化并沒有在觀念上與這股世界之風接軌、較量,而是僅僅停留在節目文本類型的底層次追隨上。
  電視跨國傳播中的“貿易逆差”在中國的另一方面表現,就是我們的電視文化輸出量小、影響力弱。這種情況在近年雖大有改觀,但仍然沒能改變單向輸入的總體格局。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原因外,語言差異帶給傳播的障礙也是不容忽視的。1806年,Noab Webster編撰了第一部“美國英語”字典:他在前言里寫到:"In each of the coutries peopled by englishmen,A distinct dialect of the langrage will gradrally be formed this time,the american english will be spoken by more people,than all the other dialects of the langrage,and in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by more people than any otherlanguage on the globe,not excepting chinese."這段話的背景是緣于當時沒有真正的美國英語,當時的美國人說的英語里摻有大量的法語、拉丁語等等。創建自己民族語言的努力伴隨著殖民主義在美國的瓦解和美利堅民族的崛起之夢。歷史的確給了這個美國夢以機會,或者說美國也的確爭得了這個機會,時近200年后,美國英語的被廣泛承認和應用在全世界隨處可見。Noah Webster的預言似乎不完全是天方夜談。反過來想,倘若一個民族連語言都沒有被承認的話,可能在世界舞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嗎?因此,21世紀的中國電視文化必須融合語言和文化差異所產生的不同文化視野,使之溝通,并最終輸出我們的電視文化。
  文化全球化的世界趨勢、跨國傳播的時代語境已經形成,挑戰即是機遇。中國電視文化人,懷揣著百年諾貝爾獎情結式的“走向世界”的渴望,諦聽著在全世界不斷播放的“泰坦尼克號”樂曲,觀看著熒屏上被包裝、制作得儼然發達國家后現代社會的“青春組合少女”(而那實際上很可能就是本該以另一種方式演唱青春的我們自家的兒女們),應該思考一下,在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在跨國傳播的當代語境中,在混雜著后現代氛圍的中國轉型社會中,電視文化將扮演什么角色呢?電視文化的“貿易逆差”帶來借鑒、吸納的同時,會不會也帶來文化的趨同化呢?電視文化的殖民化預言,真的只是危言聳聽嗎?
   二、文化自覺的深層根源是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雙向訴求
  中國的民族主義訴求與現代化要求幾乎同時迸發于鴉片戰爭的硝煙中。不僅相伴相生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訴求勢必糾葛著強烈的民族仇恨心理,“天朝大國”的文化優越感在洋槍洋炮中自然被扭曲成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對西方文化全面拒斥的心態;而且,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沒能玩眾夷狄于股掌之上,變形的民族意識所孕育的文化民族主義沒能假他人之文化,強自己之國體,卻阻撓了世界先進文化的引進和吸收。被堅船利炮打醒的中國人意識到,富國強民只有走現代化的道路,并開始了不懈的跨世紀的漫長追求。因此,強烈的民族主義,面對西方文化時的偏狹情懷,借鑒外來文化時的痛苦心境,與迫切的的現代化訴求,一直復雜膠合地深深縈繞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頭。
  中國文化自覺的歷程可謂曲折而漫長。近代西方率先實現了工業化,西方文化一枝獨秀,居于世界領導地位。鴉片戰爭后國家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充分暴露了中國傳統文化“夷夏之大防”的無效用一面,中國人被迫從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的傳統思維中走出,認真思考中西文化優劣短長,并以西方為參照系,開始了中國之出路的漫長求索。18世紀西方啟蒙運動,完成了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斗爭歷程,為其后的資產階級革命掃清思想障礙,達到真正教育民眾的作用,而辛亥革命雖推翻了帝制,卻沒能使人民真正覺醒。“掃除蒙昧,啟發民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堪稱中國文化自覺的里程碑,但歷史未能循著這一方向走下去。在接下去的救亡圖存的炮火中和無數次改天換地的政治運動中,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只能讓位于文化的現實需要,遮蓋于表層的文化功用。80年代中期的西方文化熱、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討論、儒學現代轉換的探討,使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又一次醞釀著文化自覺運動。90年代中國文化學術領域的“國學熱”、“弘揚民族傳統”的文化思潮,以及文化討論中對激進主義的批判和對保守主義的肯定等,既是對80年代激進“西化”的反傳統傾向的反駁,又與反對西方中心和西方文化霸權的后殖民主義理論相呼應。伴隨著種種曲折與覺醒的努力,歷史走進了21世紀。
  近現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一再出現曲折和反復,種種狹隘片面的文化意識和種種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度,一次次突破了種種意識形態和歷史旋渦的障礙,在世紀之交卻又難免于東西方文化優劣之爭論的舊命題結局。文化自覺自強的焦慮始終困擾著現代化進程中懷揣著民族主義的中國文化。
  90年代文化民族主義再次悄然興起,傳統文化開始全面復興,國學研究成為學界時尚,以現代新儒學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得以流行。更有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愛德華·賽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和斯皮瓦克提出的“后殖民主義”理論移植到中國以后,與本土的極端民族情緒契合在一起,再度刺激了文化自戀情懷和民族拒斥心理的急劇膨脹。這既是冷戰結束后全球范圍內民族主義全面勃興的反映,也是當代中國民族自我意識和文化自尊的表現。同時,現代化的訴求不僅已成為既定方針,使中國社會得以高速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確立和全球化的世界趨勢,更成為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所以說,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中,再一次面臨著民族化與現代化的選擇,文化滲透問題、文化主權問題,也再一次突顯出來。任何國家都有規定其民族認同的獨特的價值觀。中國文化尋求現代化,并不等于將中國文化納入西方文化的軌道中,西方現代化道路并不代表著唯一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能機械地模仿西方。現代化不等于拋棄民族性而走向世界,不等于為了獲得身份認同而舍棄獨立性,不能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失落了民族精神和自我。要在引進中堅持自我立場、自我身份,而不能使民族精神迷失在“引進”中。同時也不能拒斥西方,而是要溝通和互補,有選擇地接受西方文化。這需要理智而準確地測度中國文化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的國際生存能力,深入研究世界文化體系中的異質類型及其互動關系,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追求民族文化的自覺。在堅持中國立場的同時,也要有世界視野的眼光和現代性的預見。90年代的中國文化,整體上畢竟揚棄了傳統中國文化的單一性表現,多元與開放的時代特征使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合作與對話是其發展的內在要求。這是花費了巨大代價才獲得的觀念上的進步。
  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待20世紀西方強勢文化與中國弱勢文化的巨大落差,那種過于樂觀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預言、“中華文明將成為未來全球文化的主導力量”的盲目自信,除了迎合國人久遭壓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外,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世紀轉型時刻,無助于真正認清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的準確位置,無助于中國文化成為西方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的一種必要補充,只能制造“走向世界”的幻象。阻礙借鑒世界先進文明的同時,反而會給文化侵略以可乘之機,因為從某中意義上說,吸納借鑒本身就是一種安全。
   三、中國電視文化的自覺
  所謂中國電視文化的自覺,即是在傳播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憑借現代傳媒的優勢,走出地域局限,以一種國際視野的高度,深刻地反省民族文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電視文化,最終使民族電視文化得以在新的歷史語境、文化氛圍中,發揚民族文化中的精華,對民族文化建設、社會精神生活、乃至國家形象、國際關系產生最廣泛、最有效的積極影響。
  電視文化作為現代傳播的最重要、最有效力、覆蓋面最廣的內容,其意義遠不止于大眾文化的一般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視傳播日益瞬間化和全球化,電視文化對國際和國內社會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跨國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在國際關系中因而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由此可見,電視文化在傳播全球化的語境中担負著構建國家形象的使命。一個國家的文化在國際傳播中的延伸構建了該國家的國際形象,電視文化中的國家形象傳播與國際關系密切相關,對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起到不可小視的作用,電視文化的自覺關涉到構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根本問題。所以說,探討跨國傳播中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模式科學化、合理化、藝術化的有效途徑,以積極態度抵御外部文化侵略,構建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高度重視國家形象制造權的問題。
  早在世紀之初,辜鴻銘就曾悲嘆到:“中國人最大的不幸,正是他們不為世人所了解”。[2](P.237)我以為,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是不為世人所了解,而是不為世人所真正了解。或者說,對于大多數西方人來說,他們所了解理解的中國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公正的。我們都不會對這樣的事情感到懷疑:當你在西方國家的大街上隨便詢問一個西方人:"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hina?"(你對中國有多少了解?)得到的回答往往僅限于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周恩來、蔣介石、達賴喇嘛,至多還有孔子、成吉思漢、茶葉、氣功、瓷器、絲綢之路等。在英語、法語等世界主要語言中,僅有這些作為專有詞匯固定下來,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標志,并與中國的某些歷史文化現象發生聯系。有時你得到的回答甚至是:"Almost nothing."(幾乎什么都不知道。)與此相比,我們對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現實的了解就可謂“博學”了。從亞里士多德到薩特,從愛因斯坦到比爾*蓋茨,從拿破侖到小布什,從帕瓦羅蒂到妮可基德曼,多少西方世界的名字為中國人耳熟能詳。遺憾的是,這種“博學”在并不對等的情況下只能是一種諷刺。因為當隨便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背一段莎士比亞、辨聽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時,許多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對中國的幻象,還只是通過《末代皇帝》、《紅高粱》、《霸王別姬》等幾部有限的電影來構建,至于那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史,更多地被偏狹置換為“末代皇帝”腦后晃來晃去的“豕尾”。這樣的歷史記憶和幻象建構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不公正,而且對整個人類文明來說也是一種悲哀。
  1936年8月,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倫敦的制高點——亞歷山大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電視臺,并于當年11月2日在倫敦奧林匹克展覽廳播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電視節目。也許當時的世界并不知道,就是從那一時刻始,一種將極大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新型電子傳播文化,開始了它神奇的最初階段。那時的中國正處于家園淪喪的災難中,一批批本該坐在課堂里的青年人,正在悲聲吟唱著:“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不知電視為何物的中國青年們關心的是救亡圖存!似乎從那時起,從電視文化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已預言了本世紀中國電視文化處于“貿易逆差”的命運。在新世紀已經蒞臨的今天,擁有十幾億人口、幾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要屹立于世界之林,物質上不能靠乞討過日子,精神上也不能靠乞討過日子。發達國家之所以是發達國家,是由于他們在向世界輸出物質產品、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也向世界輸出了伏爾泰、盧梭、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等等。某些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的國家之所以仍被視為發展中國家,是因為它們只能向世界輸出石油。
  在上個世紀末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幻象中,那些充斥著后殖民情結的“為西方他者寫作”,不能不令人懷疑“大紅燈籠為誰掛”?以獲西方大獎為最終旨歸,不能不使人相信這是迎合西方的東方主義看中國風情的心理需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現代科技的發展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無疑促進了電視文化廣泛而迅速的跨國傳播,但是,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文化的“同質化”。文化的發展具有特殊的規律,它同一定民族的傳統和獨特的存在方式緊密聯系在一起。建立自己民族的話語模式,追求鮮明的民族性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內涵,理應是中國電視文化矢志不渝的追求。中華民族特定的歷史情感、歷史使命和歷史追求、歷史深沉感該是中國電視文化自覺的核心內容。
  文化全球化是當代國際社會活生生的事實,也是新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富挑戰性的新課題,它全面而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現實與未來。樹立中國電視文化自覺意識,將中國電視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視野中審視,放在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對比,在世界全球化中建設中國電視文化精神,在全球意識中堅持本土獨立性、在跨國語境中堅持華夏文化策略,在傳播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聽到中國電視文化的聲音,是中國電視文化在新世紀之初面對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我們贏了”的申奧成功再一次證明了在國際視野、全球高度中民族文化自覺的現實意義。在這次成功中,中國電視文化無疑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它使我們再一次深刻認識到民族文化的自覺之于國家形象、之于國際關系的偉大意義。
國際關系學院學報京16~21G6新聞與傳播隋巖20022002在跨國傳播和文化全球化交互作用的歷史語境中,電視文化存在著嚴重的“貿易逆差”現象。它極大地影響著國家形象的建構及在國際關系中的成敗。為此,中國電視文化必須樹立高度的自覺意識,在全球意識中堅持本土獨立性、在國際視野中堅持華夏文化策略。這個問題的深層動因是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電視文化/跨國傳播/文化自覺隋巖 國際關系學院 學報編輯部,北京 100091 作者:國際關系學院學報京16~21G6新聞與傳播隋巖20022002在跨國傳播和文化全球化交互作用的歷史語境中,電視文化存在著嚴重的“貿易逆差”現象。它極大地影響著國家形象的建構及在國際關系中的成敗。為此,中國電視文化必須樹立高度的自覺意識,在全球意識中堅持本土獨立性、在國際視野中堅持華夏文化策略。這個問題的深層動因是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電視文化/跨國傳播/文化自覺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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