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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之二)
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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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
  近代中國特別是民國初年的各邊緣人集團中,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邊緣知識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夠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別是科舉制的廢除,即是大量邊緣知識分子出現的一個直接原因。在科舉時代,讀書人“向學”之心從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歲童生的盛舉。但新學堂收生則有年齡限制。起初雖不乏20歲上下的中小學生,但過30者即極少見,以后入學年齡限制更越來越小。換言之,科舉制廢除的當時就斷絕了已成年而尚未“進學”的大量讀書人成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體制下,任何讀書人到了一定年齡還未跨入知識分子階層,就已不再有希望。從清季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與同時期中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相比,一直相當微小。從這個視角看,近代教育的開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傳統的讀書做官心態影響尚大(意味著大量的人要走讀書之路),而高等教育機構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勢必產生大量的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產生幾乎是同時的。當然,早期的學校和學生的程度都相差甚遠,同一學校的學生有時已不可同日而語,異地異校的學生更不能一概而論。由于或主觀或客觀的原因,有的人繼續深造,乃成為知識分子;有的人不愿或無緣長期受教,便成為邊緣知識分子。同時,在近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過程中的知識青年,其最后是否會成為知識分子尚屬未定,但又已參與社會事務的討論,本文在技術處理上將其未受完系統教育時的言論均納入邊緣知識分子的范疇;對那些繼續深造者,則將其已受完系統教育時的言論納入知識分子的范疇。
  大約從1903年起,近代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的自覺意識已萌芽。那年1月《湖北學生界》雜志的創刊,就頗有些象征意義。 從該雜志的內容看,里面的“學生”顯然已不是清代科舉中人的謙稱,而是一個開始獨立的有自覺意識的社會群體。特別是該刊第二期發表的李書城寫的《學生之競爭》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讀書人要主動異化出“士”這一傳統讀書人群體的自覺意識。李氏將學生列為一個單獨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組成的上等社會和基本不識字的下等社會之間。并明確指出上等社會已崩潰決裂而不能救國,只能“待繼起者收拾之”;下等社會則因不知祖國歷史地理而使愛國之心無由產生。“學生介于上等社會、下等社會之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負起救國重任,而且要為“下等社會之指向針”。(注:本段與下段,參看李書城:《學生之競爭》, 《湖北學生界》,二(1903年2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上,第452—59頁。)
  正像許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認為清廷不能救國一樣,新興的學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動從士大夫中異化出來,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士大夫也不能承担救國的使命。李書城不僅強調“重哉學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學生應先注目于“內界之競爭”:一是“權利之爭”,即爭參政議政之權利;二是“勢力之爭”,要爭在國是上的影響力。
  1903年,楊篤生撰《新湖南》,專對湖南“中等社會”說法,也認為中等社會諸人是“下等社會之所托命而上等社會之替人也”,其責任正在“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及“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同時,他又暗示這“中等社會”實指“湖南之青年軍”,可知多半是針對學生社群而言。(注:楊篤生:《新湖南》(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下,第615頁。 )留美學生許肇南就主張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胡適有詩記許氏的觀念說:“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愿集志力相夾輔,誓為宗國去陳腐。”(注:胡適日記(本文所用為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的《藏暉室札記》,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年8月14日。 )留日學生張繼也強調:“學生為一國之原動力,為文明進化之母。以舉國無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學生諸君,而東京之留學生尤為舉國學生之表率。”(注:自然生(張繼):《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蘇報》(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下,第685頁。)
  當然,這里的學生,主要還是指學問的載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為“大夫”的“士”要與“大夫”決裂之意,隱約可見道統與治統分離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發點雖然仍是士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精神,卻并不認同于傳統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詡為道統的載體。留學生當然不全是邊緣知識分子,許多已進入真正的“中等社會”;但同在中等社會之中,肉食的“諸公”與“吾曹少年”顯然是兩個社群,而后者也已將前者視為“陳腐”,要誓為宗國去之。這些言論處處呈現一種過渡與萌芽的特征,但獨立與疏離的傾向是明顯的。
  新學堂中人的獨立身份認同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不久即成為時代的共識。楊蔭杭回憶說:“清季學堂初開,凡稱學界中人者,自成一階級,”民間則呼為“吃學堂飯者”。(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報》),第532頁。)隨著“學界中人”數量的增加,漸漸分化出老師和學生兩個獨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一語,或者即是兩者分開的一個表征。蓋“智識階級”這一名稱的興起,顯然有與“學生”區分的隱義。很可能正因為“學生”這一身份名稱原先更多是代表尚處產生過程中的“智識階級”(或今日常用的“知識分子”)以區分于“舊”讀書人,后來卻僅指今日意義的在校念書者,才導致“智識階級”的這一名稱出現。
  而“智識階級”或“知識分子”是否包括數量漸增的學生,也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過去有些學者不免將其放得甚寬,如周策縱先生不僅將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學生納入知識分子的范圍,而且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旅歐華工中的識字者也歸入知識分子社群。  美國學者朱丹(DonalJordan)則將20年代的中學生列入“上層精英”(elite)之中。(注:Chow Tse - 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1960,PP.9,38:Donald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1976,PP.17-18.)這樣的分類, 不論以中西當時和現在的標準,恐怕都有些勉強。但這些學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從一個側面凸顯了邊緣知識分子這一社群在近代中國的重要性,也說明這一社群在身份認同上的模糊。對這樣一種社群的界說,傳統中國的土農工商既不適用,近代西方的社會分類標準也覺勉強,倒不如明確其為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以還,由于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途徑多在城市,邊緣知識分子自然不愿認同于鄉村;但其在城市謀生甚難,又無法認同于城市,故其對城鄉分離的情勢感觸最深。他們不中不西,不新不舊;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的訓練都不夠系統,但又粗通文墨,能讀報紙;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會做“八行書”以進入衙門或做漂亮駢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精英群體。他們身處新的城市與衰落的鄉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于城市和精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
  這樣的尷尬困境早在清季興學堂時已可見到。后來參加自立軍起事的湖南學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將入時務學堂前幾個月的文字,頗能體現那時邊緣少年讀書人感覺事事不如意的心態。他在論中西醫之別時比較中西人的生活,認為中人“勞頓一生,無日不在憂患;欲行一事,未見有暢行無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極郁而不顧風寒溫熱之內外交攻,傷生多矣!無郁則腦舒,郁則腦傷。……郁病不除,則腦不靈;腦不靈,則體魄雖存,以[已]成廢物。”這里對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會為那時一般中國人所接受,倒最能體現那些尚處邊緣的少年讀書人在“傾念身世,將何處從”這一內外交困大環境下“浮沉人世,積郁難消;名不能成,身無以立”的心態。(注:本段與下兩段,參見林圭致黃奕叟(三信),約光緒23年歲末、光緒24年3月28日、光緒24年6月25日,《湖南歷史資料》,1981年第1輯,第35—38頁。)
  此時林圭尚不知能否進入時務學堂,他那種上下求索的煩惱焦慮在一封給家鄉的老師談讀書的信中表述得特別清晰:林氏承認,讀書不能“耐煩”是他近來“大病”。他在家鄉本治史論,但覺得“功已不及”,遂“棄難從易,故又作詞章。計稍暇,即翻閱書籍,尋源溯流,摩詞揣意。”然而詞章似乎也難速成,回顧原來下了工夫的“古業”,不免“又爽然若失”。后來“有友從旁曉之者,謂詞章不佳,非徒無益,且有害焉;不如專攻文藝,進取猶易耳。”于是他又決意“廢前功而專此道,每日讀四子”。他自己總結,“凡此皆不能耐煩之病”。蓋先有“求速之心”在,結果“功愈急心愈紛,似有大氣團格于胸,亂突于上下,怦怦然,終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國勢日亟,讀書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間湖南學政江標和巡撫陳寶箴正從事教學內容與考試科目的改革,學子都有個因應的過程。林圭從史論到詞章再到文藝,在短時間內幾次“棄難從易”,凸顯出一股強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時所感嘆的:“嗟夫!盛時不再,塵海難濡。欲肆志新學,堂奧苦深;欲靜守天命,生涯無藉。”他考入時務學堂后,面對的即將是“堂奧苦深”的新學,仍難速達。故即使沒有戊戌的政變,像他那樣的少年讀書人恐怕也難讀畢業,終會因這樣那樣的機緣投身實際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動地再現了早期邊緣知識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態,類似的狀況到民國后越來越明顯。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黃克誠,家境貧寒,19歲以前沒穿過棉衣,但被選中為家族共同負担的讀書人。他不負眾望,每次考試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師范后,卻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數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視而“逐漸產生了自卑感”。新學的“堂奧苦深”對他產生的心理壓力是明顯的,再加上國家的內外交困局面日甚,黃克誠對學業的興趣漸淡,轉而“深入地探索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問題”。閱讀各種報刊后,他認識到“不光是我一個人苦于無出路,整個中華民族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于是“由過去為個人尋找出路變為立志為國家、民族、社會尋找出路”。在參加了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掃過去那種苦悶消沉的精神狀態”。最后因感覺三民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諸問題”,進而“在國際的各種思潮之中選定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注:黃克誠:《黃克誠回記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
  從林圭到黃克誠的事例可以看出,邊緣知識分子對社會承認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們卻無法像魯迅那樣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緒,也不能像胡適那樣可以在大學獲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職。與魯、胡一樣,他們每日目睹中國在西潮沖擊下的敗落;與魯、胡不同,他們同時看見自己生涯的無望。這樣的雙重失意惆悵,使邊緣知識分子比別人多一層煩惱焦慮,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種較高遠的理想,以成為社會上某種更大的事業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為一種更大更高的目標而生存、而奮斗。所以他們對社會政治等的參與感和實際的參與都要比其他許多社會群體更強。
  作為一個群體,邊緣知識分子實繼承了“學生”社群初起時的“中間”或“過渡”特征。由于他們不論身心都徘徊在城鄉和精英與大眾之間,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聯系和溝通城鄉及精英與大眾的功用。所謂邊緣,本是雙向的,即一腳踏在知識分子一邊,一腳踏在不能讀寫的大眾一邊。這樣一種兩可的特性使其有時恰更容易被雙方接受。知識分子可見其知識的一面,大眾則見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國既然是走在所謂現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總的來說是在向西走。而知識精英的西向程度是遠超過大眾的。錢穆就從義和團事件中看出上層知識分子與大眾在民族主義方面的疏離,他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天天把自己從西方學到的許多對中國民眾并非切膚之痛的思想和理論來無條件地向他們炫耀夸揚。外國的件件對,中國的件件不對。”實際上,民族主義情緒更強的一般民眾,對此“是會發生很大反感的”。(注:錢穆:《中國思想史》,香港新亞書院1962年版,第177頁。)這里面的關系當然還更復雜。知識精英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不是那么強烈,但其內心深處實際的民族主義關懷,實不稍讓于大眾。但一般民眾認知中的知識精英,當然只能來自其表現出來的部分。錢氏觀察到的現象確實存在。
  胡適還是一個邊緣知識分子時,雖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學英文,卻也在《競業旬報》里鼓勵世人要“使祖國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還算是人么?”(注:鐵兒(胡適):《愛國》,《競業旬報》第34期。原報承翁飛、楊天宏先生代復印,特此致謝。)可知當時學了幾句ABCD,確實可以“稀奇得了不得”。這里流露出的對那些能說ABCD者既羨慕又怨恨的邊緣知識分子心態,是非常傳神的。胡適后來成了知識精英,心態為之一變。也曾用“幾句愛皮細底”去“威懾”章太炎那樣的國學家。但近代多數沒能學會“蟹行文字”的邊緣知識分子,確實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時對西化精英有某種不舒服的感覺。而西化知識精英與一般民眾之間的疏離,顯然還更寬。這對非常認同“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一取向,并將其視為“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注: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 164—65頁。)的新文化諸賢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詭論性的結局。其原因,恰蘊涵在文學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講開通民智,以白話文來教育大眾早已不斷有人在提倡,陳獨秀和胡適都曾身與清末的白話文活動。但是,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也有很大的區別。胡適說,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化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余英時先生以為,胡適答案中關于“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層面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注: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192頁;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收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修訂版,第1 冊,第26—27頁。)余先生這里強調的“理智的層面”是一個關鍵。在意識的層面,胡適的確想要借“國語的文學”這一建設性的革命達到合“他們”與“我們”而熔鑄中國之“全國人民”的目的。但其潛意識仍不脫“我們”的士大夫意識;他要為“國人導師”的自定位決定了他最多不過做到變輕視“他們”為重視“他們”(沒有做到當然不等于不想做到)。關鍵在于,一旦“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成為宗旨,什么是活文學便不是胡適等所能憑一己之愛好而定,而實應由“一般人”來定。面向大眾成了目標之后,聽眾而不是知識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適等人的內心深處,大約并未將此裁判的社會角色讓出。胡適關于歷代活文學即新的文學形式總是先由老百姓變,然后由士人來加以改造確認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這就造成了文學革命諸人難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眾,又不想追隨大眾,更要指導大眾。梅光迪、任鴻雋、林紓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梅氏以為,如用白話,“則村農傖父皆是詩人”。任鴻雋有同感,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假定足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林紓則對“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這種潛在可能性深以為戒。(注:胡適日記,1916年7月22日,24日; 林紓:《致蔡元培函》,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 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74頁。)
  在這一點,“舊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傳統士大夫的社會角色本來就是一身而兼楷模與裁判的,分配給大眾的社會角色是追隨;追隨得是否對,仍由士大夫裁定。兩造的區分簡明,功能清晰。但對民初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意面向大眾的知識分子——來說,事情就不那么簡單了。所有這些士大夫的功能,現代知識分子似乎都不準備放棄;而他們同時卻又以面向大眾為宗旨。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關鍵在于大眾如果真的“覺醒”,自己要當裁判時,知識分子怎樣因應。假如稗販不再是“可用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動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辦?林紓已慮及此,新文化人卻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一問題。
  過去研究文學革命,雖然都指出其各種不足,但一般尚承認其在推廣白話文即在試圖“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實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適自稱,“在短短的數年之內,那些[白話]長短篇小說已經被正式接受了。”(注: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第164頁。)實際上, 最接近“引車賣漿者流”的讀者反而在相當時期并不十分欣賞白話文學作品,張恨水就同樣用古文寫小說而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后廣泛流行,而且張氏寫的恰是面向下層的通俗小說。這很能說明文學革命在白話方面的“成功”其實還應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果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證實讀文言小說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注: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tterflies: 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0.)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里的風行雖然可用統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者許多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么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后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接受白話小說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后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魯迅當然也曾見過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新小說的電車售票員,但他似乎也就只見到那一個。
  但魯迅畢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實已認識到“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們講什么現代常識,“豈非悖謬”。正如湯茂如在1926年所說,“梁啟超是一個學者,梅蘭芳不過是一個戲子。然而梁啟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極少數的知識階級的歡迎;梅蘭芳所到的地方,卻能受社會上一般人的歡迎。”所以魯迅干脆主張“從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說。”(注:魯迅致徐炳昶,1925年3 月29日,《魯迅全集》,第3卷,第24—25頁; 湯茂如:《平民教育運動之使命》,《晨報副刊》,1927年1月25日。)
  孔子說,我欲仁而斯仁至。從接收者一面看,那些關心“皇帝太妃”也歡迎梅蘭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學革命的“沖擊”,自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反應”了。可以說,原有意面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只在上層精英知識分子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分子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精英分子說法的古文卻在更低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是不十分站得住腳的。
  這就揭示了胡適等人在有意識的一面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面卻充滿精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上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間。新文化運動領導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許多“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現象在新文化運動時已隱然可見了。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對于民國初年那些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層次的邊緣知識分子來說,以白話文運動為核心的文學革命無疑適應了他們的需要。陳獨秀當時就已指出:“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注:轉引自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25頁。)若仔細觀察,陳獨秀所說的白話文的社會背景,實際上就是那些向往變成精英的城鎮邊緣知識分子或知識青年。
  自己也從基層奮斗到上層的胡適非常理解這種希望得到社會承認的心態。他在后來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學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注:收在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39頁。)
  象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注: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卷四,第10頁。)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這個關鍵。高低都不合適,正是邊緣知識分子兩難窘境的鮮明寫照。
  這些人的確最支持白話文運動。正如胡適所說,文學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確指出,文學革命就是要把“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小說的地位升高,看小說的“大眾”的地位當然也跟著升高。胡適并有意識地“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學轉彎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無師自通”。簡言之,“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進學校拜老師的。”實際上,“我們只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注: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第166、229、163頁。應該指出,胡適的“最重要”是數個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最”。)
  這等于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會寫字并且膽子大就能作文。這些邊緣知識分子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可以有能力與新舊上層精英競爭者。轉眼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么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到五四運動起,小報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讀者大致都是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從社會學的層面看,新報刊不也就是就業機會嗎?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創造出“社會的需要”。
  據鄧廣銘先生回憶,1923—1927年間他在濟南山東第一師范念書時,參加了“書報介紹社”。該團體“主要是售書,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書,如北邊的新潮社、北新書局、未名社,南方的創造社、光華書局的書,我們都買。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業余時間在校門口賣書兩點鐘。”這就是“新文學”的讀者群。鄧先生也因此“對北大特別崇拜,特別向往”,最后終于輾轉考入北大念書,但這些趨新邊緣知識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學的當大有人在。(注:鄧廣銘:《我與胡適》,收在耿云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3頁。)白話文運動對這些人有多么要緊, 而他們的支持擁護會有多么積極,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適的主張既然適應了民國初年社會變動產生的這一大批邊緣知識分子的需要,更因為反對支持的兩邊都熱烈參與投入,其能夠一呼百應(反對也是應),不脛而走,就不足為奇了。而且,胡適寫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為讀者著想”。胡適關懷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這樣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結果是“淺顯”,而淺顯又適應了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同時,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寫”,而是“處處為讀者著想”,有時或不免因為想象中的讀者的緣故要收束或張大“自己的思想”,這或者使胡適所表述的未必總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應至少代表了大意)。但這樣與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漸居主動地位時,就給胡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饋。(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3、240、66頁;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頁;胡適:《四十自述》,上海書店影印亞東圖書館1939年版,第123頁。)
  的確,正是向往“上層”的邊緣知識分子才是西向知識精英的真正讀者聽眾和追隨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觀察到:他“所見高明一點的青年多帶一點中產階級的眼光和國家的色彩”。(注:蔡和森并不認同于這些青年,他“將擬一種明確的提議書,注重‘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色彩’兩點”。參蔡和森致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 《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頁。)
  蔡氏當時正在法國勤工儉學,他所見的“高明一點的青年”,大致不出邊緣知識分子范疇。這些人“多帶有中產階級眼光”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此時與清季的社會構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與前相異,邊緣知識青年這時已未必自視為“中產階級”(這一點遍觀《新民學會資料》中的通信隨處可見);正由于其有意追隨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與其實際地位不那么相當的“眼光”。
  文學革命無疑給邊緣知識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當他們從茫然走向自覺時,也必定要想發揮更大主動的作用。作為西向知識精英的真正追隨者,向往“上層”的邊緣知識分子在知識精英面前代大眾而為一種想象的聽眾;而他們在大眾面前有時又代精英執行士的社會領導作用,并將其所接收的再傳布給大眾。這樣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彌合兩者的疏離,但有時也可能造成雙方虛幻的接近感。
  邊緣知識分子在對大眾立言之時,其口號仍基本是從知識精英那里傳承來的西向口號,這是近代中國全社會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傾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邊緣知識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溝通雙方時有意無意間將自己的愿望和觀念轉移到兩邊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結果不但影響雙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錢穆觀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眾民族主義情緒尚強的現象,部分也有邊緣知青的作用。蓋西化口號下所包含的實際內容,經邊緣知青轉手后,到一般民眾那里已大為淡薄。如果說近代中國人表露出民族主義情緒有一個自下而上逐漸淡化的現象,可以說其西化傾向也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淡化過程。這里面邊緣知識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義的。
  而且,正因為邊緣知識分子掌握的中西學均有限,反容易自以為“已學通”而行動更大膽活潑。他們的行動能力的確是超過知識精英。林白水在1903年說:“你看漢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讀書人做的?關老爺、張飛是不是書呆子做的?可見我們不讀書的這輩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來,著實利[厲]害可怕得很。”不過,林氏馬上又指出:“書雖然來不及去讀,報卻是天天要看的。”(注:林懈:《中國白話報·發刊詞》,1903年12月19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卷一下, 第605頁。清初的曾靜說,以前的皇帝都讓世路上的英雄做了, 其實皇帝合該我儒生做。與林的認知恰相反。)這透露出林氏所針對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讀書人”,卻又還能看報者。正因為邊緣知識分子膽大肯干,一般民眾漸得出他們在“干”而知識精英只會“說”的認知。
  這樣,中國傳統中的反智傾向也得到某種程度的“現代復興”。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已點名攻擊讀書人說:“謂其導民以知識耶?吾見讀書人多而國民愚也。謂其誨民以道德耶?吾見讀書人多而俗日偷也。”這些人“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蝥。”(注: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89-90頁。)
  梁氏的觀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們中國最早不中用的是讀書人。那般讀書人,不要說沒有宗旨、沒有才干、沒有學問,就是宗旨、才干、學問件件都好,也不過嘴里頭說一兩句空話,筆底下寫一兩篇空文,還能夠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別指出,以前的讀書人也還是有用的,“但是現在的讀書人比不得從前”,林氏本有替國民立說之志,他在1904年寫的《國民及其意見》中說:“你道這意見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么?大家是國民,便大家都有這一番的意見,我白話道人不過替你們大家發表發表罷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現在林氏要代國民立言。立場一移,他就理直氣壯地代國民斷言說:“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么可望了。”(注:林懈:《發刊詞》、《國民意見書》(1904年),《中國白話報》,《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一下,第603—605頁、894頁。)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大部后,梁啟超重申他對中國讀書人的譴責說:“今日國事敗壞之大原”,即種因于士大夫之惡劣。因為蠹國之官僚、病國之黨人,皆士大夫也。“勸老百姓愛國者,士大夫也;而視國家之危難漠然無動與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愛國以自為進身之徑謀食資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過梁仍主要是自責,他還是認為“一國之命運,其樞紐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國恥之一灑,其在我輩之自新。我輩革面,然后國事有所寄。”(注:梁啟超:《痛定罪言》,《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9頁。)這已是民國初年,梁啟超仍存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觀念,但他所說的“士大夫”,在社會學意義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讀書人”的同義詞而已。
  又幾年后,楊蔭杭說:“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宋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二者皆失也。中國舊學家,以囚首喪面者為多;今之歐美留學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者為多”。所謂“凡誠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顧影之留學生,有如花鳥,僅可以供觀賞家之陳設。囚首喪面之老學究,有如骨董,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實用則一也。 ”(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報》),第458頁。)這是林白水讀書人無用論的發展, 既然新舊學者都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讀書人與社會的脫節就得到進一步的強調。
  在清季民初的新舊之爭中,當新舊精英的任意一方穩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時,另一方便無多少號召力;當新舊任意一方的觀念學說能夠得到廣泛的常規傳播時,另一方也沒有多少號召力。但如果一統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勢時,多少受過一些教育的邊緣知識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傾斜。由于既存的舊體制實不能給邊緣知識分子一席地,舊派當下也確實提不出多少救亡圖存的辦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來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個人的和國家的),則邊緣知識分子趨新的一面,幾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邊緣知識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漸對自己這一社群的潛力有所認識,新勝舊在社會層面幾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隨者在新舊之爭的勝負中扮演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尋常了。
  而且,“舊學家”本欲與大眾有所距離,故其對缺乏追隨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準備。對非常認同“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一取向的新文化諸賢來說,與大眾的疏離卻不能不說是一個詭論性的結局。現代知識精英既然連與大眾溝通都困難,自難以充分填補因士的來源中絕而出現的社會領導空缺,而膽大肯干的邊緣知識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識精英以填補此社會領導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戰勝舊這一現象看成一座冰山,則其水面之下隱伏著遠更寬廣的社會變遷。換言之,思想方面新舊之爭的表面勝負之下實隱伏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權勢轉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適在1918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臺為“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指出在臺上支撐場面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古董而且舊,其過時自不待言。據胡適在那時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時勢變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勁,就要落后趕不上了。”(注: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卷四, 第2頁;胡適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冊,第72頁。)的確,民初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真是一日千里,從新變舊有時不過是幾年甚至幾個月之事。胡適曾以龔自珍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與章士釗共勉,因為他們“同是曾開風氣人”。但各種“曾開風氣人”又大都在開風氣之后不久就被其追隨者視為保守而“落伍”,不過梁啟超和章士釗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溫和著稱的胡適自謂他少年時“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隨者。但他又遺憾地指出:“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不過,胡適也不否認梁啟超“這幾年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梁所跟著跑的“少年”,正是胡適等人,當然可愛。章則不然,他不但不跟著少年跑,而且攻擊梁說,“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適說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對的一邊去作首領。(注: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四十自述》,第100頁; 《老章又反叛了》,《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164—68頁;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臺北文海影印1936年增訂版,第354頁。)
  其實,梁的落伍,部分也因為他并不僅僅是跟著跑。錢基博說,胡適歸國,“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風靡一時。”梁啟超“樂引其說以自張,加潤澤焉。諸少年躁曰:‘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但“梁出其所學,亦時有不‘跟著少年跑’而思調節其橫流者。”一個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著少年人跑”,頗能揭示那時的時代風尚。具有詭論意味的是,在這樣的時代,要想“調節其橫流”,必先“跟著少年跑”;如果不“跟著少年跑”,也根本就無法“調節其橫流”。但若“調節其橫流”的苦心超過了“跟著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國不論思想社會,總之都呈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大趨勢。社會變遷既是思想演變的造因,也受思想演變的影響。西潮沖擊之下的中國士人,由于對文化競爭的認識不足,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自身文化立足點的失落造成中國人心態的劇變,從自認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中國文化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結果,從思想界到整個社會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稱作新的崇拜。(注:參見本書《新的崇拜:西潮沖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一般而言,所謂過時、落伍,即立說者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解決時代的問題。但在正統已衰落、邊緣正興起的民初中國,這很可能更多意味著別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從邏輯上言,中國傳統既然黑暗,則越年輕當然受害越少也越純潔,故少年才代表著中國的未來和希望。所以魯迅寧愿自己來肩負那“黑暗的閘門”,讓青年少讀或不讀中國書;而錢玄同更主張將40歲以上的人全殺掉;他們無非都是眼盯著那較純潔的年輕一輩。在此重少的流風覆蓋下,出現聽眾的擁護與否決定立說者的地位、上層知識分子反向邊緣知識分子靠拢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權勢再轉移。
  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不脛而走、風行全國城鎮區域,形成時代的“潢潦”,有一個思想以外的根本社會原因,即大批知識青年的追隨。胡適的“暴得大名”,本來是因部分適應了新興的邊緣知識“少年”的需要。后來胡適也自覺不自覺地一直“跟著少年跑”,但他終因不時“思調節其橫流”,結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的循環規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啟超的復轍。
  不過幾年后的北代之時,年僅35歲的胡適自己也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顯的。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責備胡適一輩說:“這些老少年們還沒有做完他們前驅的工作,還沒有把一班人帶上了新時代的坦途上,他們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與胡適當年責備梁啟超未盡帶路之責如出一轍,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適一代一樣,沒有人帶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帶路者已不再前進,新一代便明確宣布:“新時代……這個責任便担承在我們青年人的兩個肩膀上邊。”(注:梁叔瑩:《思想上的新時代》,《晨報副刊》,1927年2月14日。 )其認帶路者已落伍而要疏離于他們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追隨者既離異,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胡適的確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對自己的“過時”都有所認知,梁啟超在一戰后由政治活動而轉入思想學術,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對他的冷漠,也未嘗沒有因看見青年紛紛轉入新文化運動麾下而思“爭奪”之意。可惜在聽眾決定立說者地位的時代,一個“落伍”者的此類努力通常都難以成功。北伐時梁已承認青年中同情共產學說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個算一個了。(注:參見毛以亨:《一代新銳梁任公》,臺北河洛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頁、132頁;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30-1131頁。)胡適自己對青年一輩的離異同樣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注:胡適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97頁。)
  在某種程度上,能有較長遠的政治思慮,也是社會分工上已不再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還能為社會指方向的民初知識分子存在的一項主要社會價值。故在民初北洋時期,才有些自以為是社會中堅、卻因道治二統的分離而獨善其身的“好人”出來努力影響政治,甚至有組織“好人政府”的想法。這正是重心已失,卻還有些余勇可賈的時候。“好人”之必須“出”,實即其已不再居于社會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敗本身進一步表明這些“好人”也不能象傳統的士那樣作政治的重心。知識分子既然已不能為社會指引方向,其存在價值自然就進一步降低,不得不讓位給具體做事的邊緣知識分子。“好人”們既然自知無用,大家或者學俄國的虛無黨“到民間去”;或者如胡適所認知的那樣去追趕時勢,以“免了落后的危險”。
  本來邊緣知識分子因在社會變動中上升的困難,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種高遠的理想,以成為社會上某種更大的事業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對社會政治等的參與感要比其他許多社會群體更強。白話文的推廣既擴大了邊緣知識分子的隊伍也強調了他們的影響,白話文本身同時又為日后的標語口號演說等政治行為的興起埋下了伏筆。故蘇俄式的群眾政治運動方式尚未引進,其在中國得以風行的土壤已經準備好了。胡適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邊緣知識分子自覺在后;他們一旦自我覺醒,參與意識更強,就要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運動更使社會各界注意到學生力量的重要,京、滬新聞出版界立即開始大量啟用大學生,各政黨則同時注意在中學生中發展力量。到20年代,國家主義派的李璜已在抗議各政治黨派驅使利用中學生參政而造成其流血犧牲,魯迅到廣州發現北伐軍中拼命的原來竟是學生輩,(注:李璜:《我們為什么要辦愛國中學》,《晨報副刊》,1926年7 月27日;魯迅《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國民新聞》(廣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學學報》1975年3期。 )邊緣知識分子無疑已漸成中國政治力量的主力軍。正如楊蔭杭所見:“他國學生出全力以求學問,尚恐不及。中國學生則紛心于政治,幾無一事不勞學生問津。”(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0年12月20日《申報》),第163頁。)這樣,在中國歷史上, 邊緣知識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運動的主力軍又部分是其領導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個參與意識既強,其數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運動的社會群體。20世紀中國各政治運動的成敗,常視其能否吸引和容納大多數邊緣知識分子而定。
  楊蔭杭觀察到:學界中“亦有‘客’焉,所辦者曰‘學務’;而無事不提議,無電不列名。則其人固非教育家,不過‘學客’而已矣。為求學故入學;乃在求學時代,竟無一事不通曉,無一事不干預,則其人固非學生,不過‘學客’而已矣。”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能說學界就不問國是,“然教育家之義務,在教育后進以救國;學生之義務,在學成人才以救國”。若“掛學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階級,自創一政派,則學殖荒矣,若更為政客所利用,東設一機關,西設一事務所,終日不讀書,但指天劃地,作政客之生涯,則斯文掃地矣。”(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1年9月29日《申報》),第422頁。)這里“自成一階級”的“學客”,與前述的“商客”一樣思出其位而不務其本業。
  楊氏注意到:那時的“學生自視極尊,謂可以不必學;且謂處此時世,亦無暇言學。于是教育與政治并為一談,而學生流為政客。”問題是,“若人人以為不必學,而學校改為政社,浸假而人人輕視學校,不敢令子弟入學”,則造成“教育破產”,其慘“更甚于亡國”。他進而指出:“學風不良,不能專責學生,當責教職員。為教職員者,凡遇學生在校外運動,或加以獎勵,或不恤表同情,向當局請愿。此實奇異之舉。以此輩司教育,勢必反主為客,聽學生之指揮。”(注:楊蔭杭:《老圃遺文輯》(原刊1923年2月3日、6日《申報》),第711、713頁。)
  科舉制廢除本使道治二統分離,學術獨立的觀念從清季起便頗有士人鼓吹,到民國更成為主流,但民國教育反呈現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傾向。“學習救國兩不誤”本是民國內外交困的特殊語境下出現的口號,自有其時代意義。就是主張學生應專心讀書的胡適在1921年也承認“在變態社會中,學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第254頁。不過胡適反對“兩不誤”, 他主張或者一心讀書,或者完全去干政治。)當時的教師也確有難處,倘不聲援學生,似乎又顯得缺乏“正義”。有些人或會將讀書人在政治舞臺的活躍看作學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參與意識的增強,其實若從社會視角看,讀書人在政治活動中看似重要的影響,卻是其在社會上日益邊緣化后出現的一個特殊現象:“學生自視極尊”及教職員“反主為客”,甘愿“聽學生之指揮”這樣的“奇異之舉”,正體現出民國知識分子自身走向邊緣后“老師跟著學生跑”的時代趨勢。
  到1946年,聞一多自問道:中國的老師和學生“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答案自然是老師向學生學。因為“這年頭愈是年輕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注:聞一多:《八年的回憶和感想》,《聞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32頁。)1948年聞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 許德珩在挽聯中說:朱氏“教書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學,向時代學,向學生學。”(注:轉引自謝興堯:《我編專刊》,《讀書》,1995年1月號,第134頁。)這真是那個時代作教師者“跟著少年跑”的最好寫照。
  同時,邊緣知識青年自身也受時代激進趨勢的影響,其激進也隨時代而進步;而且他們一旦激進起來,其速度又比老師輩更為迅猛。君不見“問題與主義”論爭時,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此時基本是站在主張研究“問題”這一邊的。(注:毛澤東曾在湖南組織“問題研究會”,這樣重視“研究問題”的在當時國內還不多見。參見汪澍白等:《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5期。)同樣, 后來非常著名的共產黨人惲代英,在五四前后給胡適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錢玄同還要溫和得多。惲代英主張“與舊勢力不必過于直接作敵”。他覺得更有成效的辦法是“把孔子的好處發揮出來”以平舊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證明舊派其實不合孔子之道。惲氏已認識到那時“所謂新人物不盡有完全之新修養。故舊勢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無起而代之之能力。 ”(注:惲代英信引自耿云志:《胡適年譜》,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頁。)
  這在當時是極少見的卓識。新派破壞了舊的以后,用什么新的東西來代替呢?胡適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話來代替文言這一確切答案,似乎也未準備好其他方面的具體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會增強中國的亂象。持這樣穩健觀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為身與武裝革命的領袖,可知邊緣知識青年行動起來之后,其激進是遠過于其老師輩的。五四時如果要在胡適與陳獨秀之間劃一條線,很可能毛和惲都會站在更溫和的胡適一邊。但他們后來在共產黨內,都覺得陳獨秀右傾(即保守)并努力反對之。幾年之間,兩代人“進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北伐時生胡適與死孫文論“知難行易”還是“知難行也不易”,觀點雖對立,但都著眼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載體都已差不多到頭,只好讓位于“行”和行的載體的一個表征。而行的載體的地位一上升,又反過來影響思想演變的走向。余英時先生觀察到:馬克思主義一類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最先是大學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響到教授階層。”(注: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歷史月刊》(臺北),第29期(1990年6月)第145頁。)老師向學生學習既然成了終生的目標,則學生喜歡的,老師也不得不學著去喜歡。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從威爾遜向列寧的轉移,恰證明這樣一個學生影響教授的過程。國人學習的榜樣既由英美轉向蘇俄,中國思想權勢又出現新的轉移。
  可以說,在西潮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遵循一種“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 但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在西潮沖擊下的近代中國卻已難以維持,因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要保存中國的種姓和國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一旦中國人接受西方的強大并非僅靠工藝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觀念這樣一種西方思維, 其所尋求的改變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傳統之外變(changebeyond the tradition)了。但這樣一變,國粹的立足點也就隨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近代中國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氣都是驚人的。在國恥發生的當時就提出向敵人學習,通常在政治上是極不“正確”的(做而不說,或做而曲說之,均要“正確”得多)。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表明士人此時大致還能掌握社會的方向。但教育改革,特別是廢科舉,則不啻士人的自毀。沒有了社會意義的“國粹”,也就意味著沒有一個社群有資格來界定思想上的國粹,從而就暗藏了后來無國粹可認同的隱憂。雖然具體的學習榜樣不時在轉換,“向西方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
  但不論榜樣何在,中國讀書人學習西方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新更強的國家,最終凌駕于歐美之上。中國人從西方學習到的東西轉用以“制夷”者頗眾,民族主義即其中之一。而外國在華存在已成中國權勢結構之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特殊政治形勢,更使所有中國政治運動都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性質。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民族主義運動有其特殊的吸引力。邊緣知識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價值的實現, 從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y)變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國家的拯救與個人的出路融為一體。精英知識分子也在這里發現一個選擇,即一條通往回歸到與大眾和國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徑,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從邊緣回歸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義運動為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新興的邊緣知識分子都提供了某種出路,其在近代中國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發展了。
  *本文原系為宋德金、周積明主編的《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而作,后因篇幅超過原約稿要求太多,僅將前半部分改題為《科舉制的廢除與近代中國讀書人的邊緣化》寄出,這次刊發的是全文。本文較多采用了拙作《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系》(《清華漢學研究》,第2 輯)的研究結果,但原有的一些論述仍已縮略,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原文。
開放時代廣州5~26K3中國近代史羅志田19991999本文將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動態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以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This author tries to roll the followig three processesinto a holistic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the changing ofthe  ancient  "shi"into  modern  interllectuals,  theperipherization of the orthodoxy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ingof the peripheral intellectuals. These three processes aresubsequent and closely interrelated,forming the main trend of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embedded in shiftingsociety.羅志田,生于1952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及論文多篇。(成都 610000) 作者:開放時代廣州5~26K3中國近代史羅志田19991999本文將中國傳統社會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動態進程,納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理路和西潮沖擊下整個近代中國的巨變這一縱橫框架中進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從當時人的心態變化入手來反觀社會的變動,以嘗試提出一個走向框架性詮釋的思路。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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