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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音樂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
近代中國音樂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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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緊隨時代步伐不斷前進的思想家、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實踐家,他為我國近代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永不磨滅的歷史性貢獻。從蔡元培的生理壽命來說,是個跨世紀(19~20)人物;從他的心理壽命或思想理論的影響而言,則也是一位跨世紀甚至超世紀的人物。隨著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將越來越顯示出蔡元培關于發展教育、科學、藝術事業方面思想理論的生命力。
  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他與其他教育家的最大不同之處,就在于他在中國首先施行美育,畢生倡導美育,親身實踐美育。這也是蔡先生教育思想及其教育活動的一個最突出、最鮮明的特點。“美育”一詞,是蔡先生于1912年從德文Asthetische Erzie Hung譯出(注:《二十五年來中國之美育》,《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7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目前所見資料,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從理論上提出美育的王國維(見1903年8月《教育世界》中《論教育之宗旨》)。)。在此后的20多年里,為了倡導和實踐其美育思想,蔡先生堅持不懈、不遺余力地宣傳,走到哪里,講到哪里,不停地演說,反復地講解,從而為教育家所注意,為教育界所認同,把它和德、智、體并列為“四育”,成為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他不但有科學的思想理論,而且有具體而全面的實施方案(注:1922年6月《教育雜志》《美育的實施方法》,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更可貴的是,他不但口筆宣傳,而且躬身實踐。就音樂美育而言,他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在學校里開設唱歌課的教育家之一(注:蔡先生于1902年創辦愛國女學。1903年修訂《愛國女學校章程》,其中預備科、普通科的課程中都增加了“繪圖、唱歌”科。見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第264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就把他的美育思想貫徹到大學教育中去。他除親自講授《美育》這門課程(這是先生在北大開設講授的唯一的一門課)外,同時積極倡導、扶植、贊助建立各種與美育有關的學術研究社團。其中主要的是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和音樂研究會。僅就音樂而言,1918年6月,他把音樂會改組為北大樂理研究會(后改名為音樂研究會);1920年3月,創辦了在國內第一份連續發行的專業音樂刊物《音樂雜志》,并撰述發刊詞;1922年6~8月,他與蕭友梅一起把音樂研究會改組為正式的音樂教育機構音樂傳習所;1923年4月,在他的支持下,由蕭友梅組建了我國近代第一個管弦樂隊;1927年11月,他與蕭友梅一起,在上海創辦了我國近代第一所獨立的專業高等音樂學校——國立音樂院;在開院典禮上,發表了見識高遠的開幕詞。本文將著重介紹蔡元培從北大開始的音樂美育活動及其在建設和發展我國近代音樂事業中所作出的業績和貢獻,以紀念蔡先生誕辰130周年。
      倡導美育 發起組織音樂研究會
  北京大學于1916年秋蔡先生未到任時,已有一個名叫音樂團學生課外組織,后改名為音樂會。但其活動和組織都比較簡單,更沒有明確的思想理論作指導。為推動學校美育,經章太炎介紹,蔡先生于1918年5月18日,特請精研過西洋音樂、曾留學日本、時年40歲的山東諸城琴派一代名師王露(1878-1921)來北大演奏古琴、琵琶,并聘他為音樂導師。從而在校內掀起了一股提倡國樂的熱潮。緊接著,蔡先生依據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美育主張,于半個月后的6月6日提議將音樂會改為樂理研究會(后又改名為音樂研究會),并親自為研究會草擬了章程,宗旨是“敦重樂教,提倡美育”。他從實際出發,把研究項目設定為音樂學、音樂史、樂器和戲曲四大類,并以教師之便,設琴、瑟、琵琶、笛、昆曲五類(注:1918年6月6日《北京大學日刊》)。由于蔡先生聘王露進北大任教,王露病逝后又聘劉天華任音樂導師,并為他藝術才能的發揮提供了自由的天地。就這樣,在蔡元培的推動下,由此開創了我國古琴、琵琶、二胡進入高等學府并列為正式課程的歷史。王露在研究會執教2年,劉天華在研究會和日后的音樂傳習所及北京藝專、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任教多年。他們先后培養了一批民族音樂人材,其中造詣較高的有張友鶴、楊昭恕、康白清、吳伯超、儲師竹、陳振鐸(健在)、曹安和(健在)、蔣風之等等。
  在蔡元培親擬的研究會章程公布(見1918年6月6日《北大日刊》)后,通過討論、籌備和活動,音樂研究會于1919年1月正式成立,蔡先生任會長。此后研究會每有演出活動,蔡先生總是出席聆聽。比如,1919年4月19日晚在東城米市大街青年會禮堂舉行音樂演奏大會,他出席并任演奏會主席,到會的有千人以上。對這次演出盛況,第二天北京《晨報》及時作了報道(注:1919年4月20日北京《晨報》載:“青年會門前車馬如云,會場則樓上樓下甫到開會時間便已滿席,后至者無容足之地。演奏之次序,系以古今中外之樂相間而作(如古琴、鋼琴、提琴、琵琶、洞簫等,有獨奏者,有合奏者),并約昆曲專家到場演唱……十時半閉會,聽者皆盡歡而散。”)。同年11月11日,音樂研究會舉行同樂會,參加者也達一千多人。由研究會導師李文華、王露、陳仲子、趙麗蓮及外籍音樂家哈門等演奏中西器樂、蔡先生又作為主席,并在演出前致詞(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以下簡稱“演說詞”)。他首先是宣傳自己的美育主張,強調音樂的社會作用和音樂人材培養的重要。蔡先生指出:“音樂為美術(即藝術——筆者注)之一種,與文化演進有密切之關系。世界各國為增進文化計,無不以科學與美術并重。吾國提倡科學,現已開始,美術則尚未也。”接著,他介紹了歐洲各國都有音樂專門學校培養專門人材,不論在大城市、小村落常開音樂會的情況,并且聯系當時中國的現狀指出:“吾國今日尚無音樂學校,即吾校尚未能設正式之音樂科”;但他認為依靠“學生之自動與導師之提倡”而組織的“音樂研究會”,“未始非發展音樂之基礎”。由此可知,蔡先生早在1919年就把興辦音樂教育看作是發展我國新音樂的基礎。“演說詞”的基本內容,集中體現了蔡先生關于如何建設和發展中國音樂文化的基本思想。由于長期以來我國音樂史學界沒有重視這個“演說詞”,對之未作過深入的研究,故有必要在這里強調地加以分析。
  (1)蔡先生首先重視音樂“創造之人才”的培養。他依據中國音樂發展的歷史事實指出:“吾國音樂在秦以前頗為發達,此后反似退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創造之人才”;“好音樂者,類皆個人為自娛起見,聊循舊譜,依式演奏而已”。他認為“創造之人材,非獨科學界之需要,美術界也如此”。蔡先生把“創造人材”即作曲家的培養,看作是“發達”我國新音樂的關鍵,這是十分正確也很有遠見的。
  (2)蔡先生所要求的“創造人才”,是要能“根據學理自制新譜者”。而所謂“學理”,按蔡先生的思意,是指從音樂藝術的事實即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經驗。他于同年10月的一次講話里指出:“凡一科學之成立,必先有事實,然后有學理。以無事實,則無經驗可言,無經驗則學理亦無由發生。”(注: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次研究期滿式上的訓詞。1919年10月16日《北大日刊》)。)就是說,要根據從音樂藝術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知識來“養成創造新譜之人材。”
  (3)蔡先生依據文化、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主張中西交融,中西結合;于是他把中國音樂的建設與發展之道明確概括為19個字:“取西樂之長,以補中樂之缺點,而使之以時進步。”蔡先生熱愛和重視民族音樂即“中樂”,否則他也不會請王露、劉天華任音樂研究會導師。蔡先生是一分為二地看待我國民族音樂的。那種認為他輕視“中樂”是毫無根據的。為了回答那些有意無意貶抑蔡元培的音樂史學工作者,這里請讀一下蔡先生1924年5月在法國時寫的一段話:“一民族之文化(當然也包括音樂文化在內——筆者),能常有所貢獻于世界者,必具有兩個條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為基礎;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為滋養料。此種狀況,在各種文化事業均可見其痕跡,而尤以美術為顯而易見。”(注:《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7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是說,在蔡先生看來,建設中國音樂不是憑空的,是要有一個基礎,即本民族“固有之文化”;吸收他民族文化則是作為“滋養料”,決不是照搬,更不是來取代;而是學來以后創造新東西以貢獻于世界。
  總結“演說詞”的核心內容,即蔡元培的音樂思想是:以中國固有的文化為基礎,學習、吸取西方音樂的長處,來彌補中樂的不足,創造出隨時代而進步與發展的中國音樂。
      創辦《音樂雜志》 “以參加于世界著作之林”
  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倡議下,音樂研究會創辦了我國近代音樂史上第一份在國內音樂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專業音樂刊物《音樂雜志》(注:1906年李叔同于日本創立了《音樂小雜志》,在國內影響不大。),蔡先生親筆題寫刊名,親自撰述“發刊詞”。由楊昭恕編輯。1920年3月,留學德國專攻音樂的蕭友梅(1884-1940)學成歸國。蕭先生“到了北京,不過幾天”,蔡元培就送給他一本剛出版的《音樂雜志》,向他約稿(注:《蕭友梅音樂文集》第142頁。),由此開始至1921年7月,蕭友梅在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價值的文章。這個刊物的創辦與出版,對于交流各音樂社團的活動經驗,促進音樂理論研究的開展,介紹民族傳統音樂和西方音樂,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也為我們今天研究五四時期的音樂文化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發刊詞”(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92頁。),則是蔡先生繼“演說詞”后更進一步全面論述如何建設和發展中國音樂的一篇綱領性著作。由于長期以來音樂史學界沒有給蔡元培在近代音樂史上以應有的地位,這個“發刊詞”同樣不被音樂史家所重視(注:目前公開出版的音樂史著作,特別是汪毓和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把蔡元培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經“反復修改了兩遍”的1984年2月版,毫無根據和理由地對蔡元培進行批判,說什么他的“美育”觀點,實質上是改良主義的。1994年版雖然修正了錯誤,放棄了批判,但蔡先生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的業績、貢獻、地位,仍然沒有寫。蔡先生的生平簡介被放在地腳的注釋里。可作者還自稱作了“全面改寫”。),故也值得論述介紹。
  在“發刊詞”里,他依然是一分為二地來看待傳統的中國民族音樂。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吾國言樂理者,以《樂記》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樂家輩出,曲詞音譜,遞演遞進,并不為古代簡單之格調所限制”;但另方面,他又指出了我國音樂之所以不進步的主要原因。他說:“辨音原理之論,轉涉膚淺。學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進步之遲,良有由也。”接著對“學理”作了明確的解釋,并說明西方音樂的長處之所在,亦即“所以進化”的原因。歸結到一點,就是“知技術之精進,固賴天才,而學理之研求,仍資科學”。緊接著蔡先生就把與音樂相關的幾門近代科學,都一一說到了:“求聲音之性質及秩序與夫樂器之比較,則關乎物理學者也;求吾人對于音樂之感情,則關乎生理學、心理學、美學者也;求音樂所及于人群之影響,則關乎社會學與文化史者也。”蔡先生一連講了6門近代科學;而這正是近代中國所缺乏的。把音樂的研究與這6門科學結合起來,“而組成有系統之理論,以資音樂家之參考,此歐洲音樂之所以進化也”。為了發展我國新音樂,那就應該“一方面,輸入西方之樂器、曲譜,與吾固有之音樂相比較;一方面,參考西人關于音樂之理論以印證吾國之音樂,而考其違合。”在這里,蔡先生強調地提出了音樂(樂器、樂曲與理論)的比較研究。所謂“考其違合”,就是要比較研究中西音樂的異同,取長補短,以促進中國音樂的改進。因為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沒有鑒別,就沒有進步與發展。蔡先生認為,文藝的進步離不開比較。1918年他在批評北大部分學生專己守殘的陋見時指出:“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比較。”又說,“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50~451頁。)這些觀點,同樣適用于治音樂者。蔡先生站得高,看得遠,有志氣,有信心,他認為,只要按這樣的做法堅持下去,即“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國音樂之改進,抑亦將有新發見之材料與理致,以供世界音樂之采取”,“以參加于世界著作之林”。也就說,中國音樂的發展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請看,蔡先生說得多清楚、多具體、多精辟啊!但過去音樂界有些人卻把蔡元培看作是音樂上主張不要發展民族音樂、走西化道路的“總頭目”來批判,這是“冤案”,多么不公正啊!
  依據“發刊詞”,再結合1916年蔡先生編寫的《音樂》教材(注:這是蔡先生1916年春在法國從事勤工儉學活動期間,為華法教育會在巴黎開辦的華工學校師資班編寫的講義。《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19~420頁。),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一、蔡先生是我國音樂史上最早主張并運用物理學、生理學、心理學、美學、社會學等近代科學知識來解釋和看待音樂的美學家之一。很清楚,如果不把近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運用到音樂領域,近代音樂理論科學就不可能建立起來。蔡元培在《音樂》和“發刊詞”中所表述的音樂思想,是我國古代音樂美學理論優良傳統與近代西方音樂文化相溶合的體現。這兩篇加起來僅有1千余字的著作,與蔡先生同時代的某些音樂家類似的相關論述,是我國古代音樂美學理論向近代音樂美學理論轉變的一個標志。可以說,蔡元培是我國近代音樂美學理論建設的開拓者之一。
  二、蔡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提出要使中華民族音樂文化“參加于”或自立于“世界著作之林”、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家。
      組建音樂傳習所 創辦近代第一個管弦樂隊
  北大音樂傳習所的組建,是蕭友梅根據蔡元培整理學生課外社團的計劃,由蔡、蕭共同商議籌辦的。史實經過,是近兩年來陸續出版了與蔡元培有關的著作之后才弄清楚。在此之前,鮮為人知。
  1920年9月,蕭友梅應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哲學系講師(一說國文系)及音樂研究會導師,主講和聲學、音樂史等課程。蕭友梅的加入,加強了研究會的教學實力,吸引了更多的學生來聽課。據當時的報道,課室坐無虛席,遲到的只能站在后面聽,教室里滿了,就擠在走廊上。聽講者遷人。蕭友梅成為貫徹蔡先生美育主張的中堅人物。為了進一步在北大提倡美育,1922年3月25日北大評議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由蔡元培手書的《提議北大學生事業委員會名單》,其中蕭友梅為委員之一,負責音樂(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第485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在這之后,蕭友梅根據學生事業委員會組織大綱關于整理學生社團的規定,對音樂研究會作調查研究,發現研究會放任自由,雖有一定成效,但不大。于是蕭友梅就向蔡元培提議改組音樂研究會傳所。蔡先生接受了這個建議。6月24日,蔡先生手書了三份通知,其中一份是專給蕭友梅的,內容是:“為組織音樂傳習所事,請于26日晚7點,臨第三院便餐,商議一切”。(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第528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另外給其他兩位,是關于商議體育委員會和調整畫法研究會隸屬關系的,時間、地點相同。可見,26日晚舉行的是由蔡先生主持的一個專門研究組建和改組學生社團的會議。8月1日,經學校第九次評議會通過,改組音樂研究會為音樂傳習所,作為對外招生的正式教學機構,附設在北大。由蔡元培任所長,蕭友梅任教務主任。劉天華、楊仲子等人為導師(《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說王露也是導師,這是失誤,王露已于1921年12月辭世)。8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簡章》,公開登載招生廣告。暑假過后,于10月2日上午9點舉行的北大1922年秋季開學典禮上,蔡先生在致中公開宣布說:“美術的陶養也是不可少的。”原來的音樂研究會、畫法研究會“今年改由學校組織,分作兩部:(一)音樂傳習所,請蕭友梅先生主持。……除規定課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樂演奏會……以引起同學審美的興味”(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第565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于是,在蔡元培的提議與支持下,蕭友梅就在原音樂研究會的西洋管弦樂組基礎上,于1923年4月正式組建了一個15人的樂隊,由蕭友梅任指揮。這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指揮、中國人組成的西洋管弦樂隊(見照片)。從成立之日起,到1927年春,曾舉行過40多次音樂會。蕭友梅稱之謂國民音樂會,“是實行普及美育的最好辦法之一”。而蔡元培則“深知這國民音樂會的價值”,要求“每月開若開次”(注:《蕭友梅音樂文集》第230-231頁。)。傳習所于1922年10月2日開辦,選定所址后于12月12日正式掛牌。教職員學生24人攝影響留念(見照片)。蔡元培因公務未能參加,委派教授、校長室秘書兼總務長譚熙鴻代表他出席。從音樂傳習所的教育方針、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到畢業標準學分的規定看,實際上它就是大學中的一所音樂院,只是名稱不同而己。蔡元培曾同意蕭友梅建議改“音樂傳習所”為“音樂院”,但1923年7月4日召開的評議會沒有通過。(注:《蕭友梅音樂文集》第235頁。這次評議會,蔡元培因離京南下準備出國未出席。)
  蔡元培與蕭友梅共同組建的北大音樂傳習所是我國近代第一所高等音樂教育機構。1927年6月,由于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劉哲下令“合并”北京各國立學校的音樂科,傳習所被迫停辦。計共辦了近5年。曾培養了譚抒真、吳伯超、鄭穎蓀、儲師竹、周學昌、王美巖等一批音樂人材。
      創建國立音樂院 “回向以供給貢獻于歐美”
  大家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蔡元培在南京國民政府中,主要從事科學、教育工作,并由他提議創設了大學院和中央研究院,任院長。而“大學院原以提倡科學、藝術為宗旨”(注:吳伯超《國立音樂院成立記》,國樂改進社編的,《音樂雜志》(1928年第2期))。1927年6月音樂傳習所被迫停辦,對音樂教育事業情有獨鐘的蕭友梅是決不肯罷休的。他說,1927年7月,“國民政府將要成立,同時北平九校快要關門,我決意南來,向蔡先生提出一個要求,請他于大學院成立時,在上海創設一間音樂院,一來覺得音樂一門非獨立不可;二來藉此也可以紀念大學院一下。果然蔡先生提出這個議案通過了,并即從10月起籌備,于11月27日成立,破天荒的國立音樂院總算開幕了”(注:《蕭友梅音樂文集》第335頁。)。
  創辦上海國立音樂院的計劃,是由蕭友梅提出的,得到蔡元培的贊同、支持并由他在大學院討論時說服了多數人,努力爭取才得以通過。(注:吳伯超《國立音樂院成立記》,國樂改進社編的,《音樂雜志》(1928年第2期))并正式委任蕭友梅為“音樂院籌備員”,負責一切。(注:《中國高等藝術院校簡史集》第42頁,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蔡元培、蕭友梅是國立音樂院的創辦人是確定無疑的(注:徐士家的《中國近代音樂史綱》(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修海林的《蔡元培的音樂美學理論及其實踐》(1995年第4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都排除了創辦人之一的蕭友梅。汪毓和的1984、1994年兩版《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則根本不提蔡元培是創辦人。)。但蔡先生終究不以音樂為職業,不是音樂家,他的職務是夠多的,工作是夠忙的。所以他當了一星期的院長,12月3日即任命蕭友梅為代院長,1928年9月10日又正式任命蕭友梅為院長。但蕭先生辭不受命,院長一職,始終空缺,蕭先生實干他的教務主任。1929年國立音樂院降格改為國立音專。這時蕭友梅才正式就任校長。由于此時大學院已廢除,蔡元培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蔡元培對國立音樂院及其后的國立音專始終是關心的。決不是如修海林同志所說的“再無機會實踐其音樂美育的理想”(注:同(24)的第2項。1998年第三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對此有詳細論述)了。下面請讀一段深知蔡先生為人、當年蕭友梅校長辦公室秘書、至今健在的音樂史專家、中央音樂學院研究員廖輔叔先生的話:“蔡先生辭去院長職務之后,對音樂院(音專)仍然是繼續關心。就我所知,蕭先生每逢音專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匯報。蔡先生對蕭先生的匯報總是耐心傾聽,同意的就頻頻點頭,不明白的就及時發問,聽懂了就相視而笑,表示贊同。他的態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虛懷若谷,從來沒有看見他有一點架子。”(注:《樂苑談往》第3頁,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這里,著重談談同樣不被音樂史學家們重視的蔡先生在國立音樂院成立典禮上的開幕詞(注:吳伯超《國立音樂院成立記》,國樂改進社編的,《音樂雜志》(1928年第2期))。這是繼“演說詞”、“發刊詞”以后的又一篇明確表述蔡先生音樂思想、在近代音樂史上具有歷史意義至今仍有啟發、教育作用的音樂文獻。
  這個開幕詞,篇幅不長,但簡直可以當作一部高度概括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綱來讀。他從遠古的唐虞“命夔典樂”講起,說到宋代音樂家姜白石“制為調譜、自樂其樂”的“一種著述”,總結了中國音樂在“理論及技術兩方面若存若亡”的原因。由于國立音樂院招生時各校已經開學,考生較少,只錄取23人,“來學者不多”,而且“校舍亦狹窄”。針對這一情況,蔡先生語重心長而又十分自信地對師生員工們說:不要“稍抱不安之感。古人謂‘作始簡,將畢鉅’,只要教者學者及辦事人,皆有一番熱誠毅力,相策相輔,黽勉精進,則必日起有功,學者濟濟,術業成就,可拭目而待”。講話充分表現了蔡元培奮發有為、堅毅求進的創造精神和高瞻遠矚、放眼未來的寬廣胸懷。
  在開幕詞里,蔡元培強調了西方音樂“作品成績及其法則”的“日異而月不同”。“其供給貢獻于吾人,至精且備”。但他不是拜倒在洋人腳下,仰人鼻息。可貴的是,他同時還見識高遠而又充滿信心地提出:“吾人如果勇猛精進,日新不已,則不難大有創作,而回向以供給貢獻于歐美,亦絕非不可能”。真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是與“發刊詞”中“以供世界音樂之采取”、“以參加于世界著作之林”的思想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而且又發展了,信心也更足了。
  炎黃子孫有志氣。華夏人民有能手。中國音樂家有才華。80年來中國音樂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音樂的建設成就,已經對蔡先生在“發刊詞”、“開幕詞”中的預言作出了響亮而又漂亮的回答。新中國成立后音樂界的許多領導骨干和教學中堅如賀綠汀、呂驥、喻宜萱、丁善德、錢仁康、謝紹曾、葛朝祉、范繼森、江定仙、李煥之、夏之秋、沈湘、李德倫、周小燕、郎毓秀、瞿希賢、桑桐等等,可以列出一分長長的名單,他們無不出自國立音專。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僅中央、上海兩所音樂學院培養出的一批出類拔萃的專業人材的老師,不少都是國立音專的畢業生或曾在音專學習過。“學者濟濟,術業成就”已經實現。我們可以告慰九泉的蔡元培先生:現在中國音樂界正在為以更好更新更多的創作、表演和理論研究成果“回向以供給貢獻于歐美”而不斷努力!
      結論
  從北大音樂研究會、音樂傳習所到上海國立音樂院(音專),從“演說詞”、“發刊詞”到“開幕詞”,蔡元培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是他,開創了近代中國新音樂教育事業;并按藝術的發展規律,為中國近代新音樂的建設與發展,在理論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教育家們提倡和實踐美育,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蔡元培的理論及其實踐活動不是他個人的一種偶然現象,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蔡先生順應時代的潮流和適應社會的需要、根據音樂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而提出的一種進步思想與表現出的一種革新行動。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一個人。他與沈心工、王露、蕭友梅、楊仲子、吳夢非、劉天華、趙元任、黎錦暉、劉質平、豐子愷、黃自、朱英、吳伯超等等一大批音樂家的關系是:或同事,或摯友,或師生,或知音。他的音樂思想和美育主張,就是依靠他們來實現和傳承的;蕭友梅等人則是蔡先生思想理論的最忠實、最積極的貫徹者。而蕭友梅等人的音樂教育理想,也只有蔡元培最理解,且都是在蔡先生的關心與支持下才能得以實現,或在他的思想理論影響下進行的。蔡元培與蕭友梅等一批代表性音樂家志同道合,才智互補,相得益彰。
  總之,蔡元培通過他思想理論的指引力,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的推動力以及他躬身實踐的作用力與學識修養、人格學風的感召力,扶植、培養、獎掖和激勵了整整兩代文化人,直接間接或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無數后代人,他為振興中華,為我國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傾注了畢生精力,作出了在20世紀的中國史上無以倫比的卓越貢獻。
  偉大的教育家,“學界泰斗、人世楷模(注:毛澤東唁電,1940年3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中國近現代音樂事業的開拓者奠基者蔡元培先生永垂不朽!
  (本文由黃旭東執筆。與本文相配合的,還有一幅彩色、對開的《蔡元培、蕭友梅與近代中國音樂發展示意圖》,讀者可以一目了然,脈絡清晰地看到蔡元培與二三十年代一大批音樂家的關系。該圖由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社出版的第三期《學報》作為《論蔡元培與中國近代音樂》一文的插頁公開發行。)
  
  
  
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4~19J6音樂、舞蹈研究王旭東19991999蔡元培是我國近代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家。他積極倡組各種美育研究團體、成立音樂研究會、提議創辦《音樂雜志》。后又改組研究會為音樂傳習所;推動建立近代中國的第一支管弦樂隊;1927年更與蕭友梅在上海共同創辦開中國近代高等音樂專業音樂教育先河的“國立音樂院”。從音樂研究會上的“演說詞”、《音樂雜志》的“發刊詞”,到國立音樂院成立典禮上的“開幕詞”,蔡元培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為中國近代新音樂的建設與發展,從宏觀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蔡元培/音樂研究會/音樂傳習所/國立音樂院/中國現代音樂史 作者: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4~19J6音樂、舞蹈研究王旭東19991999蔡元培是我國近代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家。他積極倡組各種美育研究團體、成立音樂研究會、提議創辦《音樂雜志》。后又改組研究會為音樂傳習所;推動建立近代中國的第一支管弦樂隊;1927年更與蕭友梅在上海共同創辦開中國近代高等音樂專業音樂教育先河的“國立音樂院”。從音樂研究會上的“演說詞”、《音樂雜志》的“發刊詞”,到國立音樂院成立典禮上的“開幕詞”,蔡元培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為中國近代新音樂的建設與發展,從宏觀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蔡元培/音樂研究會/音樂傳習所/國立音樂院/中國現代音樂史
2013-09-1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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