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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末班車與文學觀念的變革
金庸的末班車與文學觀念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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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文學理論批評界比較平靜,既沒搞什么“文學運動”,也不見什么“文藝思想斗爭”。但文學論爭總還是有的,其中具有“轟動效應”的之一,大概要算文學大師排座次的問題了。
  有一位年輕的文學博士,編了一套《20世紀中國大師文庫》。既然是大師,又是文庫,當然就有一個誰是大師的問題。這文庫之中,不可避免地還有一個哪位大師的書在前,哪位大師的書在后的排名問題。
  據說傳統的排名是:魯迅第一,郭沫若第二,茅盾第三,巴金第四,老舍第五。而這位博士來了個反傳統,他讓沈從文排第二,巴金排第三,金庸排第四。
  沈從文排第二,固然叫一些人接受不了,而金庸排第四,更使人大吃一驚!
  于是就有幾位先生表示反對。有一篇報道令人矚目,那是香港《大公報》的署名文章《北大刮起金庸風》,說北京大學授予查良鏞名譽教授。金庸在北大演講,受到熱烈歡迎。他說,盡管中國屢遭外族侵略,但是不但中國未亡,反而促使其壯大,這是因為華夏文化的開放和包容所致。
  金庸終于被安排搭上了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的末班車。它說明:中國20世紀文學終于發現和選擇了武俠小說,發現和選擇了通俗文學。我以為這可說是世紀末中國文學觀念深刻變革的必然結果。
  金庸成名于50年代,他寫的是武俠小說。世界上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而世界上五洲四海都有華人,所以金庸把中國的武俠小說推向了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金庸的小說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拳頭產品”。
  金庸的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和象征手法,建構了一個既與現實溝通、又遺世獨立的“江湖世界”。在這個幻象世界里,想象之豐富,人物的異趣,民族傳統文化思想之形象表現,都是無與倫比的。金庸的武俠小說,與20世紀中國的主流文學,即人們常說的現實主義,或革命現實主義小說不一樣,它有別樣的品格和韻味。
  于是有一些熱心人,研究金庸的小說,并謂之“金學”,正如當年研究《紅樓夢》,稱之為“紅學”一樣。
  但武俠小說被稱之為“成人的童話”,童話謂之“兒戲”,屬“小兒科”。在文學史家看來,品位太低,不夠檔次,進不了高雅文學的歷史殿堂。既然通俗文學被排除在文學史之外,武俠小說界的龍頭老大的金大俠,也只配有中國江湖郎中的命運,稱不上什么大師。
  幾十年來所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當代小說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全都是嚴肅文學史。除了極少數作為批判對象外,有哪一部論及通俗文學,論及武俠小說?這種局面至今沒有改變。文藝理論家王先霈教授,在他和於可訓先生主編的《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一書的《前言》中寫道:
  這樣一種讀者分布非常廣泛,對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有著直接的巨大的持久的影響的文學種類,不應該長期置于文學的理論批評和歷史研究的注視范圍之外。……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嚴重脫節和尖銳對立……不是民族的文學和文化成熟發達的標志,而是一種警告信號。
  這話說得何等中肯呀!
  這種通俗文學和純文學嚴重對立,通俗文學被排除在文學史研究的范圍之外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呢?這就不能不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了。
  本世紀初,中國城市工業的發展大大地超過了19世紀末葉的規模,尤以1905年之后的幾年,發展更為迅速。清政府也講“維新”,采取了一些獎勵工商業的政策,國內各地紛紛集資辦廠開礦修鐵路,民族工業得到發展。由于1902——1903年間,中英、中美、中日一系列通商行船續約的簽訂,各列強對華投資迅速膨脹。這就使得我國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的人口異常迅速地增長。以上海為例,1880年只有10 萬多人, 到了1900年增至34萬多人,到了1911年又增至125萬人,30年間增長了12 倍多。
  城市人口猛增,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城市娛樂消遣文化,于是通俗文化應運而生。中國的京劇和其他地方戲曲,說唱評彈等城市舞臺和茶館藝術,進入它的鼎盛時期就是明證。在文學方面, 從1909 年至1915年之間,《小說時報》、《游戲雜志》、《小說叢報》、《禮拜六》、《中華小說界》、《小說大觀》、《小說新報》等一大批通俗雜志創刊。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家獨領風騷。言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演義、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類似于當今專揭陰暗面的紀實性的黑幕小說,大量出版。由于外國先進的印刷技術的輸入,作家稿費制度的形成,使這一派作家人數不少,作品很多,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國的文學書刊市場,主要由這一派的作品占領。
  民初通俗文學的繁榮,不但是民初城市工業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外國通俗文學大舉進入的影響。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代表的言情小說,以《黑奴吁天錄》為代表的社會小說,尤其是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偵探小說,科幻小說,風靡全中國。鴛鴦蝴蝶派之又稱禮拜六派,就在于這一派的代表刊物叫《禮拜六》。因為早年美國的富蘭克林創辦了一本周刊,叫《禮拜六》晚郵報,后來成為歐美銷路最廣、最受讀者歡迎的讀物。中國的《禮拜六》周刊,正是抄襲模仿美國的《禮拜六》而得名。可見禮拜六派的出現,正是中外通俗文化溝通、接軌的結果。
  “五四”以后,它仍在發展并與民國相始終,直到1949年大陸解放,才基本上消失,故又稱“民國舊派小說”。這一派不但創作通俗小說,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公開提倡文學的“趣”、“利”與“消遣”。
  總之,民初禮拜六派的產生,標志著中國現代形態的通俗文學的正式出現。
  “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文學革命”,以及30年代的“革命文學”,均對鴛鴦蝴蝶——禮拜六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僅是對具體作家的具體作品,而且是整個地否定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甚至言情小說、偵探小說這種文體,這種文類。它不但否定了當時的通俗文學,而且否定了這類文學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文學研究會宣言》莊嚴宣告:“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這就否定了文學具有的那種娛樂消遣功能,否定了以娛樂消遣為重點的文學。
  在文學發展史上,任何一個文學流派,都有權發表自己對文學的獨特主張,有權開展對別一文學流派的批評。那時不但革命文學批判過鴛蝴派,鴛蝴派也攻擊過革命文學,但兩派文學都有自己的廣大讀者群,據說魯迅的母親、趙樹理的父親就很喜歡讀張恨水的小說。所以這兩派文學罵歸罵,吵歸吵,實際上雖然有消長,但仍在平行發展。
  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文學家,為了打倒中國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而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進行批判,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在于1949年建國之后,作為一個國家的文藝政策,整個地否定了文學的娛樂消遣功能,否定通俗文類,武俠小說基本上被禁止出版,這就不能認為是正確的了。
  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70年代,80年代初才逐步開禁。
  粉碎“四人幫”后,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在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國的基本國策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上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港臺提出“一國兩制”,回歸祖國。對內實行經濟改革,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城市鼓勵發展私營經濟。經濟政策的變革,當然也會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政策的轉變。以前的文藝提“工農兵方向”,“為政治服務”,現在改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們要求有認識教育功能的嚴肅文藝,也要求有娛樂消遣功能的通俗文藝,于是對通俗文學的開禁,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港臺和歐美的通俗音樂,流行歌曲;通俗舞蹈,迪斯科和搖滾,健美操之類;通俗影視、武打片等等,伴隨著現代傳播媒體電視機、收錄機、卡拉OK等,一齊涌入了塵封了30多年而一旦敞開的中華之門,“回歸”祖國。國內的民族通俗文化,如評書曲藝、氣功武俠、各種民俗文化節,也在文革掃“四舊”10多年之后,出現了復興的局面。
  正是在這種經濟改革,通俗文化繁榮的大氣候下,8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通俗文學熱”,它包括:
  1.創刊熱:《今古傳奇》、《中國故事》、《中國通俗文藝》、《中國法制文學》、《通俗小說報》、《章回小說》等一大批通俗文學期刊和報紙紛紛創刊。
  2.出版熱:中國古代、近代、現代通俗小說,港臺、日本、歐美通俗小說大量出版。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曾經六七個出版社同時出版,以致鬧到了個別地方出現紙荒,小說教材都出不來的地步。
  3.市場熱:幾十年來,全國的圖書只有一個單一的新華書店發行系統,這時形成了一個以通俗文學書刊、小報為主體的圖書市場,以通俗歌曲、錄像片為主體的音像制品市場。
  4.閱讀熱:從這時起,閱讀、欣賞通俗文學、影視的讀者觀眾,遠遠多于閱讀欣賞嚴肅文藝的讀者觀眾。
  5.創作和理論熱:出現了一批通俗文學作家和作品。各級通俗文學學會開始成立,組織了作品評獎和理論征文活動。通俗文學的理論研究開始啟動。對鴛鴦蝴蝶——禮拜六派,對張恨水開始重新評價。
  于是,這種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兩大類別的文學平行發展、互相競爭的文學生態格局,又歷史地形成了。歷史又好像回到了本世紀初,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
  于是人們得出結論: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必然有兩類文學,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國小說學會第二屆年會上說:“我絲毫不主張把所謂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截然分開。一個高得不得了,一個懦弱得不得了,我沒有這種觀點。”他又說:“擁有巨大精神力量的小說會以掃蕩娛樂性、消遣性的小說為代價嗎?這是不會以價值判斷為轉移的。這個社會的結構和生活的結構,大家關注的熱點,必然會越來越多樣化。同時還會出現小說藝術多元化的格局。”〔1〕
  王蒙的這些話,反映了本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某種經驗和教訓,表現出世紀末文學觀念正在變革。有些作家生前轟轟烈烈,死后隨風飄逝;有的作家生前默默無聞,死后卻成了時代的寵兒,這種歷史的顛倒,無一不是文學觀念變革的結果。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明乎此,則金庸在本世紀中后期,在大陸出的文學史上,名不見經傳,而到了本世紀末,卻被年輕人推上了文學大師之席,雖曰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1995年10月31日
  注釋:
  〔1〕培紅《王蒙說:小說位置正從中心走向邊緣》1995年10 月28日《武漢晚報》 *
  
  
  
東方文化廣州85-8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炳澤19961996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85-8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炳澤19961996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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