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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東西文化論戰
陳獨秀與東西文化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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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在文化史上的貢獻長期以來被忽略。探討陳獨秀在東西方文化論戰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確評價陳獨秀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東西方文化論戰實質上是國粹主義,全盤西化、折衷調和、綜合創新等各種文化觀相互抵制、批判、影響、吸收的過程。這些觀點紛繁復雜:折衷調和派中有派、全盤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盤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盤西化,新的文化觀中有積極的偏激的文化觀,舊的文化觀中有改良的頑固的文化觀。如果不清楚發起人陳獨秀在東西方文化論戰中的態度和作用,就難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觀的由來和各種文化觀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影響,也說不清陳獨秀是如何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
      一、對東西方文化的辨析
  在東西方文化的論戰中,陳獨秀做出了貢獻,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區別異質。1915年9月, 陳獨秀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等文章,將東西方文化兩個不同質的東西加以區別,在當時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話題,引起人們的重視。由此,才有對東西方文化誰優誰劣、誰向誰學習的問題。這很像黑格爾寫《小邏輯》,馬克思寫《資本論》一樣,都是矛盾分析法,從渾沌中找出差別,一切矛盾由此展開。不同的是,黑格爾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陳獨秀分析的是東方文化。在陳獨秀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將東西方文化與新舊對立聯系一起思考,新派內部,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贊同的如汪叔潛(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916年2月15日1卷6號。),反對的如張煊(注:張煊《駁〈新潮〉 〈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國故》1919年5月3期。)、常燕生(注:常燕生《東西文化問題質胡適之先生》《現代評論》1926年8月9日。),基本傾向是接受了陳獨秀的觀點:東方文化是舊,西方文化是新,認識新舊關系即認清了東西方文化關系。
  (二)剖析模式。為什么東西方文化同時存在而又不屬于同一時代(東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時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資本主義時代)呢?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抽出西方文化模式——法蘭西為近世文明代表,對其進行典型分析。他從近世文明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三個特征方面,具體說明法蘭西人的突出作用,為國內新派提供西方文化的范本。陳獨秀說明東西方文化區別,從其質而不是從量的規定性入手,否定了東洋文明,這種方法影響了東西方文化論戰首先集中于異同優劣的爭論。該文同時也暴露了陳獨秀將“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絕對分開,將“近世文明東西洋絕別為二”的絕對化的理論弱點。
  (三)探求原因。1915年12月,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戰爭、個人、法治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為本位。陳獨秀從民族本性、根本思想的差異上分析兩種文化的對立,這種新的分析方法刺激了中國知識階層的覺醒和思想革命。然而,觀念活動本身不能說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最后原因。陳獨秀從民族思想的差異去說明東西方文化的對立,在方法上有漏洞:每個民族作為人類共同體一部分,都遇到戰爭與安寧、個人與家族、法制與感情等矛盾,將這些矛盾截然分開,列入西方和東方民族之兩極,必然忽視東西方文化關聯,民族思想相通的一面。
  (四)提出標準。如何比較東西方文化,有一個誰優誰劣的標準問題。只有解決了比較的標準,才能回答誰向誰學習、如何學習的問題。各種文化觀都提出了自己的東西方文化優劣標準。杜亞泉提出以文明人口的多少作為標準觀。張君勱說,中國文化應以中國人“良心”上的需要為準(注:張君勱《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東方雜志》1922年2月。)。陳獨秀認為,誰優誰劣不在西洋大、中國小, 而在于其文化和經濟誰在上在下。強調東方文明制度落后于西方經濟能力,這是陳獨秀東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華。從社會政治結構和經濟能力上找文化優劣標準,比以“良心”上的需要、文明人口的多少作為優劣的標準也深刻。
  杜亞泉以維護學術統一為名,進一步提出用儒學作為國是來統一全國的學術和統整西方文化。“統整”中國文化,是用東方儒教來統整,還是用西方文化來統整,是東西方文化論戰中表現出來的“國故”與“國新”的矛盾對立。
  陳獨秀從兩個方面進行了駁斥。首先,陳獨秀認為學術發展比學術統一更重要,學術發展就要標新立異,引進西洋文化。杜亞泉的學術“統整”以統治階級思想為中心,必然是階級“統整”,表現出學術思想上的專制作風。其次,將科學標準引入東西方文化論戰。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就無需追摹國故,而去整理國故;追摹國故的人,無從學習西方新的科學精神,除了追摹還是追摹。因此,講不講科學不僅是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方法問題,也是態度問題。陳獨秀將科學標準引入東西方文化論戰,影響頗巨。新派中的胡適、傅斯年、毛子水等人談到科學與整理國故關系問題,其思路皆出于此脈。胡適認為不管有用無用,要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毛子水對國故則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注: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新潮》1919年10月2卷1號。)。舊派一些人開始以進化論、西方近代哲學依據,來反駁新派的片面性,使東西方文化論爭以精辟化的形式出現。
  (五)提供陣地。東西方文化論戰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陳獨秀這個歷史地位,也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東西方文化論戰尖銳化以1918年9月陳獨秀寫《質問〈東方雜志〉記者》為標志。在這以前,東西方文化兩派只有“論”,而沒有“戰”。此后,《新青年》與《東方》形成了兩軍對壘局面,并成為新派一方的主帥,(毛澤東稱其為“總司令”)。由《新青年》與《東方雜志》為陣地的東西方文化思潮空前規模的激戰逐漸形成,構成五四運動最雄偉的精神景觀。很多問題越辨越明,如功利主義是論戰對方提出來的,促使陳獨秀思考西方功利主義的意義;再如儒學與學術關系問題,也是杜亞泉提出用儒術統一國是之后,陳獨秀在駁論中思考到的。
  (六)闡述功利主義。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物質利益為一定政治關系服務,表現為政治傾向的功利主義。資產階級講功利,封建主義也講功利,孔子言禮立教,也是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西方文化講功利主義,既表現出高于近代東方封建文化的勃勃生機,也暴露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西方文化的弱點,因此受到舊派的反對。贊成或阻截西方功利主義文化的輸入,成為東西方文化觀較量的一個焦點。陳獨秀旗幟鮮明主張“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從效用和貢獻的角度來評價功利主義,對試圖以反功利主義為手段來反對西方文化的觀點進行了駁斥;另一方面,將西方文化的有效性歸之于功利主義,是狹隘的。陳獨秀未從人類文化發展史角度看待東西方文化溶合,易導致誤解。
      二、對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態度
  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文化遺產一部分,經過吸收消化,其中仍有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內容。重新研究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換的過程,有利于人們正確地處理向西方學習和反對全盤西化的關系、正確地處理繼承傳統和發揚創新的關系。
  (一)全盤西化。學習西方文化,一種是選擇為我所用的學習,另一種是“抄檢”歐化,即全盤西化。東方國家進行文化建設,不能“全盤西化”,因為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除了具有近代化、現代化等文化發展規律這一共性,還有各個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性。
  對于西方文化內部矛盾性、特殊性以及局限性,新派、舊派甚至西歐一些學者都看到了。舊派敏銳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種種弊端,明確否定全盤西化,認為“抄檢”對歐化無增補。西方一些否定全盤西化的學者認為西方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出現了“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思潮。另一方面,如瑞士哲學家赫爾褒茲主張東方文化毫無價值可言,就有全盤西化的傾向。在中國,全盤西化的觀點首先在新派內部產生。梁漱溟在1920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就說,新文化運動算不上中國的文藝復興,只是西洋化在中國的興起,“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新派多數人看到了西洋思想中也有舊的矛盾,否定全盤西化,重新確定“新”的含義。
  在全盤西化問題上,陳獨秀觀點前后有變化,不能簡單地說他是或者不是全盤西化論者。早年,陳獨秀對學習西方持否定態度。1916年10月1日,陳獨秀說:“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 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談新學者,以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注: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2卷2號。)。 說明陳獨秀留日之前,對學習西方的意義認識不清。1918年4月, 陳獨秀追求“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注: 陳獨秀《隨感錄(一 )》《新青年》1918年4月4卷4號。)。陳獨秀也有全盤西化的言論,如1918年7月,陳獨秀提出“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注: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號。)。 陳獨秀當時豎起“西化”這面旗幟,是有反封建主義的進步作用的,與社會主義條件下講“全盤西化”截然不同。而且,陳獨秀全盤西化的言論,始終沒有發展到如胡適那樣系統。胡適對西洋近代文明全面作了肯定,對東方文明作了全面否定。他說,一部分西洋學者崇拜東方文明的議論,只是“一時病態的心理”,助長了東方舊勢力的氣焰(注:胡適《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現代評論》1926年1月10日4卷83期。)。胡適為資產階級文明作了無條件辯護,乃至把社會主義思想也看成西洋近代文明“有能力自救”的表現,不承認資產階級文化的內在矛盾,說明胡適的思想開始有多元傾向。后來,胡適也看到“全盤西化”有語病,改稱“充分現代化”。
  五四運動之后,陳獨秀明確反對“全盤西化”,提出西方一切不良社會現象無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所造成的;1924年4月,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說:“我們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資產階級文化已達到人類文化之頂點,所以現在不必為西方文化辯護”(注:陳獨秀《太戈爾與東方文化》《中國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說明陳獨秀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同時,經歷了從“全盤西化”到學習西方的長處、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再到否定全盤西化的認識過程。
  (二)傳統文化。胡適說“新潮之來不可止”,不是說沒有人出來阻止。譬如,杜亞泉提出用儒家思想來“統整”西方文化;梁啟超認為只有東方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佛教徒釋太虛說,西洋文化無非是一種“制造工具”以滿足“動物欲”的低下文化(注:釋太虛《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學衡》1924年8月。)。
  傳統文化如一概抵制外來文化,等于剝奪了自己發展的手段,產生限制民族文化發展的偏見。這種偏見打著民族文化復興口號,形成自我孤立主義文化觀,即“華夏中心論”。“歐洲中心論”則以西洋文化統整東方文化。陳獨秀提出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國為學術三戒,批判了杜亞泉用儒家思想來“統整”西方文化的觀點。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陳獨秀問道:封建時代文化“何能行于數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乎?”
  有學者指出,關于傳統文化已無法適應于現代文明生活這個道理,陳獨秀比魯迅闡述得更清楚。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新派內部存在一種貶低東方文化的傾向,如魯迅讀“四千年”來的“歷史”,“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注:魯迅《吶喊·狂人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魯迅全集》第1卷。)傅斯年1919年5月認為,對于國粹,“沒有可以保存得住的”。否定東方文化的激進的觀點本意是突出歐洲學術的價值,缺點是從否定中國古代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進而否定中華民族、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但新派并沒有形成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傾向,胡適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蔣夢麟認為,抱新態度,并非“一味主張推倒一切舊習慣”(注:蔣夢麟《何謂新思想》1920年1月《東方雜志》17卷2號。)。
  陳獨秀也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一種觀點認為,陳獨秀在1924年4月《中國青年》第27期發表《太戈爾與東方文化》, 在東西方文化問題上仍然停留在五四時達到的水平,依然把東方文化簡單地視為封建文化的糟粕,不承認東方文化中有任何可取之處。細看《太戈爾與東方文化》,陳獨秀否定的是“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樂,能忍自安”、“輕物質而重心靈”這三點,并未全盤否定東方文化。
  陳獨秀反對儒術,但不等于反對一切學術;而且,陳獨秀也不是絕對反對儒術。當時諸報攻擊陳獨秀絕對詆誹孔孟,蔡元培于1919年4 月為之辯護說,請示復所據。李石岑也說:“陳獨秀先生辦《新青年》雜志,極力反對孔子,極力斥罵孔子實在有他一番苦心……”(注:李石岑《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2年3月《民鐸》3卷3號。)。 早在1918年4月, 陳獨秀提出,中國文化精華是沙里淘金,說明陳獨秀不否定東方文化里有“金”。漢文是中國傳統的文化,陳獨秀曾明確表示不同意廢漢文。1919年2月,陳獨秀肯定了固有文明在古代的相當價值,同時強調了其為新文化代替的必然性。
      三、關于新舊思想的實質和是非
  五四運動后,西方文化思潮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舊的一方開始突出聯系,試圖調和東西方文化。當時,調和、折衷有幾種意見:東西方文化將來結合論,也叫固有文明向未來文明轉換論;新舊事物可以調和倫;泰戈爾的東方文明適應論;張東蓀的西方文化補充論;章士釗的“新舊雜存”說;杜亞泉“先立后破”說;吳宓的“融會貫通”論;劉伯明、嚴既澄的調和必然論;梁啟超的中學為主西學為用論,等等。
  新舊沖突到了矛盾性質轉換的關節點上,出現調和,作為矛盾解決的第三種形式起作用,這是新舊矛盾發展的一般規律。正在由潛在進入突變階段的新思想如果與舊思想調和,則未成熟的新思想必然被有幾千年根基的舊思想所扼殺。陳獨秀堅決認為新舊思想不可調和:要么采取守舊態度,要么采取革新態度,沒有第三種觀點。他說:“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注:陳獨秀《答張永言》,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志》1卷6號。)而否認新舊文化間、新舊思想間的本質差異,這正是調和論的理論錯誤。陳獨秀認為要比較新的舊的實質上的是非,不籠統講太新不好,太舊不好,擊中了新舊調和派的要害。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反對調和的觀點有:用進化論為武器,反對新舊調和;以“突變”論反對“移行”說;以“不破不立”論反對“先立后破”說;認為東西方文明不存在對峙;民族間文化可以相互吸取,東西文化不能調和,等等。
  在東西方文化調和與反調和的論戰中,由進化論而波及潛變、突變及社會革命,這確是人類認識在中國的一次大碰撞。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舊不可折衷的思想代表了新興階級的利益,是進步的。另一方面,陳獨秀對調和派的批判,存在著否定新舊聯系的理論缺陷。針對張永言“貴志之文,似有揚西抑東之意”的提問,陳獨秀回答說:“東西文化,相距尚遠,兼程以進,猶屬望塵,慎勿以抑揚過當為慮”(注:陳獨秀《答張永言》,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志》1卷6號。)。 但陳獨秀提出不一般否認新舊調和在思想文化史上是一種自然現象(注:陳獨秀《調和論與舊道德》,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號。),是高于別人的地方。
      四、創造新文化
  東西方文化論戰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東方未來文化的形式。當時有蔡元培的“兼容”說;張君勱的“新的中國文化”說;錢智修的“第四種文化”說;三無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不可偏廢”說;陳嘉異認為東方文化具有調和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優越性;梁漱溟主張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說,等等。這些觀點,爭論激烈,如梁漱溟的觀點,就遭到了惡石、胡適、李石岑、張君勱、常乃@①、堅瓠等人的反對。
  還有一種東方未來文化的形式,即社會主義的文化。五四運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此同時,新派內部發生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分化。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郭沫若、希祖、沈澤民等人關于東西方文化論戰的觀點,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論戰中占居主導地位。
  代表了當時論戰最高水平的是李大釗。其高于陳獨秀的地方,一是李大釗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的長處,陳獨秀是籠統的強調學習西洋文明;二是李大釗肯定中國固有文明的作用比陳獨秀早;三是李大釗不否定中國古代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也不否定近代中國文明中有值得西方文明學習的“近世精神者”;四是陳獨秀提出近世文明三個特征,提到社會主義,目標是建立類似于法國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李大釗則提出挽救世界危機,有待于第三種文明崛起,比陳獨秀深刻;五是陳獨秀認識到了政治與文化是相互制約的關系,李大釗則看到了文化和社會經濟變動的關系;六是從經濟上尋找思想變動的原因,最早也是李大釗(注: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1月《新青年》7卷2號。)。當然,李大釗也有理論局限性, 如用動靜范疇概括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將東西方文化差異歸之于地理環境的差異,有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因素。從新文化思想中,抽去其偏激的成分,留下了開放的胸懷和容納諸子百家的科學態度,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東西方文化觀,是新文化運動留下的特有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去認真的總結。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115~120G0文化研究朱洪19981998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起東西方文化論戰,為西學東漸區別異質、剖析模式、分析原因、提出標準,確立了其思想史中的地位;陳獨秀主張向西方學習但不主張全盤西化,反對孔儒而不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在提倡功利主義,反對新舊調和方面,陳獨秀的思想獨到而豐富,是其辯證思維深邃的一面;對于未來社會文化的發展,李大釗的思想則高于陳獨秀的思想,體現了這兩位新文化運動巨人的同中之異。陳獨秀/“中學”/“西學”/國粹主義/全盤西化作者朱洪,1957年生,中共安徽省安慶市委黨校副教授。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115~120G0文化研究朱洪19981998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起東西方文化論戰,為西學東漸區別異質、剖析模式、分析原因、提出標準,確立了其思想史中的地位;陳獨秀主張向西方學習但不主張全盤西化,反對孔儒而不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在提倡功利主義,反對新舊調和方面,陳獨秀的思想獨到而豐富,是其辯證思維深邃的一面;對于未來社會文化的發展,李大釗的思想則高于陳獨秀的思想,體現了這兩位新文化運動巨人的同中之異。陳獨秀/“中學”/“西學”/國粹主義/全盤西化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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