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陳獨秀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陳獨秀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06)03—0087—10
  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開創性貢獻。就中國近代史這門學科的歷程而言,中國近代史在五四時期是正在形成中的學科,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性質論戰時才具備初步的學術研究體系,并形成“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①;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革命史范式”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80年代末以來,“現代化范式”得到創新和發展,形成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并存的學術景觀。從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歷程來看,李大釗、陳獨秀等對“革命史范式”的奠基和形成雛形有重大貢獻,是20世紀30年代“革命史范式”正式形成的先導②。關于李大釗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貢獻,筆者已有專文予以研究③;學術界關于“陳獨秀與中國近代史”這一課題也有初步的成果④,但卻是從思想史角度考慮的。本文與此有所不同,試圖從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切入,從學術史的視角就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進行探討,以確立他在近代史研究中發凡“革命史范式”的學術地位,為中國現代學術史提供一個新的認知。
  一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強調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剖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注意到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封建性的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處于瓦解的趨勢,新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逐步成長,但封建勢力還有很大的力量,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原來的封建社會變成了“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使中國喪失了政治的獨立地位,但又由于中國人民的奮力抗爭而使中國沒有淪為完全的殖民地,因而近代中國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陳獨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后,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到帝國主義入侵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引起中國社會經濟形態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明確指出近代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他雖然沒有提出“半封建社會”這一概念,但他對近代中國經濟狀況的考察,認識到近代中國已經不是傳統的封建社會,這一認識為后來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半封建社會”概念奠定了認識的基礎。
  陳獨秀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認識是以階級斗爭的理論為指導的,是從“革命”的角度予以切入的。陳獨秀認為,區分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性質還是殖民地性質意義重大,因為這關系到近代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在他看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社會的性質不同,革命的性質也就不同:“殖民地的經濟權政治權完全操在宗主國之手,全民族之各階級都在宗主國壓迫之下,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這是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⑤ 正是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社會性質不同的認識,以及對不同社會性質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性質不同的高度重視,陳獨秀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23年4月,陳獨秀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時為了批駁用滿漢民族沖突來解釋辛亥革命的原因,有這樣一段論述:“當革命與立憲兩派的方法雖然不同,而兩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強,換句話說,就同是‘革舊制’、‘興實業’、‘抗強鄰’這三個口號,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口號,那能說是滿、漢民族之爭。”⑥ 這里,陳獨秀明確地認為中國處于“半殖民地”的地位。1923年6月陳獨秀在廣東高師的演講中又進一步明確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陳獨秀說:“中國表面上說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個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國政治經濟的實權都操在外國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義存在,還不算是完全的殖民地。若一旦撤銷北京政府之承認,實行國際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⑦ 陳獨秀所說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性質,就是說中國在名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實質上,比南洋馬來群島酋長割據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并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因為中國“在經濟方面:國家重要的權利大部分抵押給外國了,外國貨充滿了全國,全中國人都是外國生產國家的消費者,全國金融大權都直接或間接操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長分據了中央及地方,這班大小酋長之發號施令又惟公使團之意旨是從。”⑧ 所以,陳獨秀認為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
  陳獨秀在1923年所明確提示的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性質的論斷,是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貢獻。1922年7 月的中共二大宣言還沒有正式使用“半殖民地”概念,而是認為“帝國主義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但中共二大的《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中也有這樣的論述:“經濟落后如中國,一面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掠奪場和半殖民地,一面成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扶植的武人勢力的宰割物和糜爛區域。”⑨ 中共二大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兩種不同的表述,說明此時中共黨內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問題正在探討之中,可能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⑩。但無疑的是,陳獨秀關于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的認識,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中具有代表性。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中共理論家李大釗是在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一大期間, 才明確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是“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11)。陳獨秀不僅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比較早地使用“半殖民地”的概念來分析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而且他提出的這一概念的含義與后來使用的含義也大體上是一致的。
  陳獨秀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所作出的“半殖民地”性質的結論雖然主要是側重于近代中國政治的分析,其實他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也是有所考察的,并逐步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原來的“封建社會”。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陳獨秀這樣指出:“中國經濟狀況,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內地鄉村的家庭農業,(二)是各城市的手工業,(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因為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農民被物價騰貴驅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業漸為外國機器制造品所毀滅,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和外資競爭。”(12) 這里,陳獨秀說明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不平衡性特征,即內地鄉村、一般城市以及沿江沿海地區經濟形態有著巨大的差異,而就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而言又很顯然是不完全等同于傳統的農業經濟了,表現了傳統農業經濟的瓦解趨勢。換言之,近代中國社會一方面仍然具有傳統的農業經濟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沿江沿海地區又有新生的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中國近代社會的經濟狀況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色彩。陳獨秀的這段論述雖然沒有抽象出后來使用的“半封建社會”概念,但它對后來形成近代中國社會是“半封建社會”的概念應該說是有價值的。
  陳獨秀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對后來的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提出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起著先導作用。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總體結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性質論戰中被確立起來的。在30年代的社會性質論戰中,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共識。杜魯人就明確說:“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國經濟的特點,這種社會可以叫做‘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13) 毛澤東后來更明確地指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14) 按照毛澤東的解釋,中國由封建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基本的原因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15) 對比之下,可以發現陳獨秀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認識的突出貢獻。
  就學術觀念的淵源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概念可以從列寧著作中尋出思想的淵源。關于“半封建”的概念,列寧早在1912年寫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家”。最根本的表現,一方面是“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另一方面是“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中國“商業(即資本主義)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16)。列寧所界定的“半封建”社會這一概念,是封建性的生產關系依然存在、而資本主義的因素已經產生但尚未得到大規模發展的一種社會形態。關于“半殖民地”這一概念,列寧在1916年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社會性質具有“半殖民地”性質。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除了“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這兩大類國家外,還存在一種特殊類型的國家——“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即“半殖民地”。關于“半殖民地”的形成原因以及“半殖民地”的特征,列寧指出:“歸根到底是大國為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爭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形式的國家依附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的羅網纏繞著”。列寧把中國“列入半殖民地”的類型,并認為隨著帝國主義對世界瓜分的加劇,中國“正在變成殖民地”(17)。列寧所界定的“半殖民地”概念,其核心內容是這些國家納入西方社會的體系,對西方國家有著“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但“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因而是不同于“殖民地”的類型。包括陳獨秀在內的許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都讀過列寧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接受列寧思想的影響是自然的事。
  二
  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是以“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來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主線的。陳獨秀通過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提出了近代中國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觀點。在陳獨秀的近代史觀中,他突出民主革命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并結合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當時民主革命的急迫要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主要任務的觀點,從而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形成作出突出的貢獻。
  陳獨秀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主題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促進了近代中國前進。不過,陳獨秀喜歡用“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一詞來代替“民主革命”。因為在他看來,“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于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于是他在《造國論》一文中改用“國民革命”來代替“民主革命”(18)。但“國民革命”在內容上就是“民主革命”,只不過是特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陳獨秀根據中國近代社會是“半殖民地”性質的分析,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本國軍閥的統治,具體途徑是開展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運動。陳獨秀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故勞工運動首先便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同時在國內的政治奮斗,也不得不反對軍閥階級,合這兩種運動——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反對軍閥階級——便是國民運動。”(19) 陳獨秀批評那些不明白同時要進行反帝反軍閥任務的人,認為他們所開展的運動是一種“半國民運動”,是“不徹底的國民運動”。陳獨秀認為,真正的國民運動應該是將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作為斗爭的目標,只有“團結民眾的勢力,滿具革命的精神,絕不與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這就叫純粹的國民運動。”(20)
  陳獨秀就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系進行說明,認為中國軍閥有“國外帝國主義的后援”,中國軍閥如果離開了帝國主義則不能生存。所以,軍閥也是近代中國民族革命的對象。陳獨秀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奪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榮華,所以自來各帝國主義者都不愿被他們壓迫的民族能夠自強,他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總是扶助比較黑暗的舊勢力撲滅國民運動的新勢力,在中國極力幫助袁世凱、段祺瑞壓迫民黨,這是以往的明證;現在對于地方的軍閥還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給軍械,英國在廣東援助陳炯明,上海的領事團接納何豐林,……這都是眼前的明證;所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若不因中國國民之反抗或國際形勢之變遷而失墜,終是軍閥最有力的后援。”(21) 當時有一些人認為,民主革命不能同時反對兩個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只主張反對軍閥而不主張反對帝國主義。陳獨秀指出,這種主張是“很錯誤的”。在他看來,不僅要把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作為革命斗爭的對象,而且要把帝國主義作為最主要的敵人,這是因為“中國軍閥完全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不反對擁傀儡的人們而反對傀儡,這傀儡是永世不會絕跡的。所以社會主義的國民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比反對軍閥更為緊要。”(22) 此后,陳獨秀通過對國民革命的倡導,進一步說明中國近代社會存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軍閥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由此決定了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對象,并鮮明地提出中國民主革命在反帝反軍閥的斗爭中必須“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的主張(23)。陳獨秀關于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主題的論證,是建立在對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分析的基礎上,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正確運用,這成為此后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主要觀點。
  陳獨秀不僅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而且肯定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開端地位。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就從中西文化“接觸相沖突”的角度來看待鴉片戰爭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認為:“鴉片戰爭以還,西洋武力,震驚中土,情見勢絀,互市局成,曾、李當國,相繼提倡西洋制械練兵之術,于是,洋務西學之名詞發現于朝野。當時所爭者,在朝則為鐵路非鐵路問題,在野則為地圓地動地非圓不動問題。”(24) 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陳獨秀認識到,鴉片戰爭所引起的中西接觸不只是文化的沖突,而且帶有鮮明的政治侵略的色彩,使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他看來,鴉片戰爭標志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開始,也標志著中國的封建制度開始走向崩潰,因而使中國歷史出現了一個新的時期。他指出:“清代鴉片戰爭,這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向長城內老大帝國開始發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開始大崩潰;甲午、庚子兩次戰爭,這幾乎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運動最初的開始。”(25) 從陳獨秀的論述可以看出,以鴉片戰爭開始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使得中國原來的封建社會走向“大崩潰”,亦即改變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同時又使中國社會逐步醞釀而出現了“資本民主革命運動”,因而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是特別的。中共二大宣言對“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有這樣的表述:“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開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國艦隊的攻擊。這次攻擊實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污強盜行為,因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眾。從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打大沽,直到一九○一年義和團反抗‘洋人’的暴動,促成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這四十三年間,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流血時期,也是中國人在歷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時期。”(26) 中共二大宣言關于鴉片戰爭開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的概述,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自然也表達了當時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的看法。以鴉片戰爭為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成為以后近代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識。
  從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基本觀點和邏輯依據來看,陳獨秀關于近代社會性質和對民主革命任務的揭示,顯然是沿著“革命史范式”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并且為這種范式在20世紀30年代的正式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的中國近代史,是以民主革命為主旋律的,而在五四之后則是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繼續堅持以反帝反封建為歷史任務,外求中華民族的獨立,內求人民民主。這是20世紀30年代近代史研究形成“革命史范式”的基本觀點。這種研究范式的邏輯依據是,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此相聯系,近代中國社會的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就決定了進行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則是民主革命的對象,于是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斗爭的歷史。不難看出,陳獨秀關于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民主革命的對象的觀點,無論從提出的理論視角和分析的邏輯思路來看,還是從其基本內容所涉及的社會性質、社會主要矛盾、革命對象等來看,都構成了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基本內容。
  三
  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以革命史觀為基礎的,因而注重對近代中國革命的研究,闡明中國近代史是一部革命斗爭歷史的觀點。1924年,陳獨秀在總結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時說:“‘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27) 這些運動之所以稱為“國民運動”,是因為這些運動不僅“有廣大民眾參加”,并且具有“民族對外的意義”。五卅運動爆發后,陳獨秀立即指出“此次爭斗的性質,乃是全中國人民為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反抗一切帝國主義之爭斗”(28)。陳獨秀的革命史觀是以階級斗爭理論為指導的,而且是一種典型的民族革命史觀。如他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斗,便是破壞民族爭斗之主要的力量。”(29) 陳獨秀是將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聯系起來,具體地考察中國近代的革命運動,因而,他對近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分析也體現了他的“革命史”觀。
  1.關于戊戌變法運動
  陳獨秀對戊戌變法運動進行細致的分析,認為近代的維新自強運動起源于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是因為“受戰敗之刺激”。陳獨秀指出:“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后,當時所謂士大夫(即智識階級與官僚),受戰敗之刺激,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為維新自強運動”(30)。所以戊戌變法運動“其目的乃是由變法而自強而御侮而救亡”,具有救亡圖存的歷史意義,其性質是“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運動”(31)。
  陳獨秀對戊戌變法的意義進行了揭示:一是促進西方文化在中國的輸入,在學習西方方面比以前更進一步。“當時所謂變法維新,較前此老維新派李鴻章等采用西洋的軍事、交通制度,更進一步主張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鴻章等退為當時之守舊派。”二是在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等方面,引起中國思想的大變化。“當時之變法維新運動,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變化,即學術思想上也生了大變化;所謂思想上的變化雖然不出孔教范圍,而因為西洋學術思想之輸入,遂使孔教教義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張之洞、葉德輝等之護教派。……這種辯論,使遠在此前漢學派今古文之爭擴大到政治上學術思想上普遍的沖突。”(32)
  關于戊戌變法的歷史局限,陳獨秀從變法的內容與方法上指出了兩個方面“弱點”:“(一)變法維新的內容,只主張在現政治之下謀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準備,因此遂引起后來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二)變法維新的方略,未曾在社會上堅筑改革派民眾組織的基礎,專思以清帝的威權行之,當時的改革派不但沒有抓住社會勢力,并沒有看清包圍清帝之貴族——統治階級對他們的作戰力量,因此他們遂至為袁世凱所賣,一敗涂地,幾乎全軍覆沒。”陳獨秀強調,正是由于戊戌變法本身的“妥協性”,“使他們忽略了民眾的組織,使他們忽略了革命的準備,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一次給我們的教訓”(33)。
  陳獨秀對戊戌變法的研究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是一個先行者。當時的李大釗在學術上以史學家而聞名,他對鴉片戰爭以來的“革命史”歷程有較為系統的研究,但側重于對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對戊戌變法這段歷史沒有進行較為系統的論述,而且他也沒有估計到戊戌變法的應有地位。陳獨秀之后,瞿秋白、惲代英等才對戊戌變法有一些零星的論述。如瞿秋白認為戊戌變法中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分子也謀反抗列強,也極力想‘謀富強’”(34)。惲代英在1926年指出,“光緒對康(有為)言聽計從,康也竭忠盡智的去籌謀變法。他們很努力的一心一意想將中國改變過來”(35)。陳獨秀在20世紀20年代初對戊戌變法的研究,對以后學術界有關它的系統研究無疑起到了先導作用。
  2.關于義和團運動
  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有一個認識過程,并隨著他思想的轉變而日益看到義和團運動的歷史地位。在1918年,陳獨秀曾發表《克林德碑》文章,從思想啟蒙的角度反對義和團運動中的封建迷信思想。他那時認為義和團運動之所以發生,原因有五,即“道教”、“佛教”、“孔教”、“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仇視新學妄自尊大之守舊黨”。鑒于這樣的分析,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采取否定的態度,甚至把“克林德碑”的恥辱歸咎于義和團。他說:“以這過去五種原因,造成了義和拳大亂;以義和拳大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這因果分明的事實,非是鄙人杜撰得來的。以過去的因果推測將來,制造義和拳的五種原因,現在都依然如舊;義和拳的名目,此時雖未發生,而義和拳的思想,義和拳的事實,卻是遍滿國中,方興未艾;保得將來義和拳不再發生嗎?將來義和拳再要發生,保得不又要豎起國恥的紀念碑嗎?”(36) 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后,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的認識有了深刻變化。1924年,陳獨秀曾這樣說:“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于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37) 他認為“義和團,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于辛亥革命”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38)。此后,陳獨秀對義和團的歷史做了探討。
  陳獨秀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戊戌變法失敗后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正是由于“戊戌政變后,清廷的反動,日甚一日,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也日甚一日”,所以釀成了義和團運動。他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是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情形所“逼成”的。陳獨秀總結道:“‘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于極端之結果。”(39) 陳獨秀對此又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源于中國農民的反抗精神,是在外力壓迫之下“遂由白蓮教的反清復明運動,一變而為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但另一方面,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也與清政府中的頑固派的利用有很大關系,當時的頑固派“端、莊、毓賢、剛毅輩遂思利用之以鏟除外人干涉,以償其盡量反動之大欲”(40)。陳獨秀的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對義和團運動當時的思想界、學術界非難較多,他們“不看見所以發生之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因而只是一味地指責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陳獨秀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義和團誠然不免頑舊迷信而且野蠻;然而全世界(中國當然也在其中)都還在頑舊迷信野蠻的狀態中,何能獨責義和團,更何能獨責含有民族反抗運動意義的義和團!”(41) 對于義和團運動所存在的問題,陳獨秀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辯證的說明,認為既要看到義和團排外的缺點,又要看到這種缺點形成的原因;既要看到排外這一表露很明顯的缺點,又要從民族革命史的高度認識其“真正缺點”。陳獨秀指出:“義和團之蔑視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之走狗,都無可非難;義和團之迷托神力,義和團之排斥一切科學與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點,然這些本來是一般落后的農業社會之缺點,我們不能拿這些特別非難義和團。義和團真正缺點是:(一)只是沖動的暴動之一群,而沒有相當的組織,致一敗而遂瓦解;(二)與反動派合作而為其利用,致失社會上進步分子的同情。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二次給我們的教訓!”(42) 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 是鑒于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脫離民眾運動的教訓,同時也是受他當時要組織民眾起來革命的思想的支配,因而有時不恰當地說些義和團的重要性超過辛亥革命的話,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意義,陳獨秀予以充分的肯定。在陳獨秀看來,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但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流下了“兩個極大的影響”:“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惡與昏庸,戊戌以來社會上所謂維新黨,分化為立憲與革命二派,這是好的影響;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協性的知識階級,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傳,以排外為野蠻為恥辱,損害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精神,這是惡的影響。”(43)
  陳獨秀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有其突出的地方。一是注重從中外矛盾交集的角度闡述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并從中國民族革命的角度予以定位。二是在分析和評價義和團運動時,能夠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既看到義和團在民族斗爭中的英勇精神,也看到義和團留下的深刻教訓。三是能注重歷史的連續性,看到義和團運動上承戊戌變法下啟辛亥革命中的地位。這對后來中國共產黨人研究義和團運動是有積極意義的。
  3.關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突出的地位,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有深遠的影響。陳獨秀曾參加辛亥革命,對辛亥革命有頗多的切身感受,因而很注意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有關論述極為豐富,見解也非同一般。陳獨秀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與李大釗一樣,代表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最高水平。
  關于辛亥革命的背景。陳獨秀特別強調資產階級力量的興起及其所領導的“收回權利”運動對辛亥革命的發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在陳獨秀看來,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并沒有解決,相反因為帝國主義者依據辛丑條約對中國進行掠奪而使中國人民的反抗更加猛烈,“收回權利”運動則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表現。陳獨秀說,在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的12年間,“內地之商業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的‘權利收回’運動轟然特起,最著者,若對俄之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若對美之粵漢鐵路收回運動;若對英之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滬杭甬路拒絕借款運動,蘇、直、魯、津鐵路廢約運動;若對法之滇礦收回運動,拒絕滬、紹航權運動;若對比之收回京漢路管理權運動;吉林、河南、四川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大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遍于全國,明明是對于帝國主義依辛丑條約向中國經濟進攻之反抗。”(44) 陳獨秀是從帝國主義的政治侵略與經濟侵略的后果來分析辛亥革命這一革命運動發生的歷史緣由,這是很有見地的。
  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鼓吹對滿清的“種族革命”,及至自辛亥革命發生以來,學術界就將辛亥革命定位為漢族反對滿族的“種族革命”,并從漢、滿民族沖突的角度予以解釋。后來這種“種族革命”論又演變為“民族革命”論,其實質還是強調辛亥革命具有滿漢之爭的性質。陳獨秀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認識辛亥革命的性質必須從“經濟的歷史的基本條件”來分析,而不可單從滿漢民族之爭的角度來認識。他指出:“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運動進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運動,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帝制變化到資本民主之劇烈的開始表現。所以單以滿、漢民族沖突解釋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觀察,忘了經濟的歷史的基本條件;因為辛亥以前,已經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強維新運動之反動,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強,非推倒滿清不能革新’,是當時革命派反對立憲派之重要的理論。”因此,“在經濟的歷史的觀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說明的”是,“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45)。陳獨秀確認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這是十分正確的,對辛亥革命性質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至于陳獨秀不承認辛亥革命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質,那是他反對從滿、漢民族沖突角度來解釋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所得出的觀點,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今天確認辛亥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其“民族革命”的含義是根據“反清具有反帝意義”而演繹出的;這一演繹的內在邏輯是:滿清在當時已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反對滿清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故反滿清的辛亥革命就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知道這一學術背景,則有助于我們認識和評價陳獨秀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判斷,不難看出陳獨秀觀點的意義與價值。
  關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陳獨秀評價辛亥革命,從現實的民主革命要求的角度出發,側重于對其存在問題的揭示。他曾明確地說,他本人始終認為“辛亥革命是失敗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辮子和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外,別無所謂成功”(46)。在辛亥革命之前及辛亥革命過程之中,立憲派與革命派就改造中國的道路進行爭論,“前者是希望清廷的憲政來改造中國,后者是主張以革命的勢力來改造中國”,這反映了改造中國的不同具體道路。辛亥革命失敗之后,就有人將失敗的原因歸結于革命派的革命主張與革命道路。陳獨秀不同意這種看法。在陳獨秀看來,革命派因辛亥革命的失敗雖然沒有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但“這并不是革命主張的錯誤,乃革命方法的錯誤”(47)。那么,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呢?陳獨秀指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雖說成功,實質上可說是完全失敗),也正以當時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未曾發達到與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發達到自己階級勢力集中而有階級的覺悟與革命的需要,……所以革命事業猶在中途,他們便現出小資產階級和平茍安的根性,反對繼續戰爭,而且反對革命黨,遂使全國的武裝及政權完全歸諸帝政余孽北洋軍閥之手;帝國主義的英、美、日本等國知道中國資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們的不利,極力援助北洋派壓迫革命黨;于是革命黨失敗逃亡,以至帝制兩次復活,革命黨屢戰屢敗”(48)。陳獨秀注意到辛亥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承認辛亥革命的失敗“根本上有當時社會的經濟原因”,但認為革命黨人主觀努力的不足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專就革命黨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三個重大的錯誤,也是失敗之原因”。這“三個重大錯誤”,一是“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二是“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三是“左派首領過于和右派妥協了”(49)。陳獨秀從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的軟弱性和帝國主義對中國封建勢力的支持等方面來分析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正是注重從主觀和客觀來總結歷史的教訓,這是符合辛亥革命歷史實際的。
  關于辛亥革命的缺點。陳獨秀多次分析辛亥革命的缺點,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總體來看,他認為辛亥革命的缺點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感情,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時并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50) 由于這個缺點,就導致了商民階層不了解革命的目的,使得革命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其結果只能是“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同時也使得中國經濟喪失了發展的條件,“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更重要的后果是,中外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封建余孽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陳獨秀認為“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二是“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筑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正是由于是單純的軍事行動,導致了此后民國“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斗的內戰”,這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簡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51)。三是“左派首領過于和右派妥協”。陳獨秀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是在清帝退位之后,第一步妥協是黃興在南京政府即開始與舊官僚及大紳士合作;第二步妥協是包圍孫中山,讓權袁世凱并政府北遷;第三步妥協是孫、黃到北京和袁世凱籌商國是,協定什么內政大綱八條;第四步妥協是解散同盟會,與幾個非革命的政團合組而成國民黨;第五步妥協是向袁世凱要求組織袁派閣員都臨時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內閣。正是“經過這些妥協,不但革命運動停止了,連一個革命的黨也消滅了”(52)。陳獨秀對辛亥革命存在問題的揭示,是符合辛亥革命和民國初年國民黨的實際的,有助于共產黨人對辛亥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
  陳獨秀由對辛亥革命存在缺點的分析,進而從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角度探討辛亥革命的教訓。他認為由于辛亥革命“單調的排滿”與“單調的軍事行動”影響著民國以后中國政局的發展,給中國革命帶來新的問題。他指出:“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松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征;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給我們的教訓!”(53) 陳獨秀將民國以后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 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中國的發展,都歸結到辛亥革命本身,固然是不科學的,但民國以來所形成的混亂局面確實與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有著不解的因緣關系。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民國建立后的混亂局面是由于清王朝瓦解后傳統的皇權體系瓦解,而新的權威體系又未能建立起來,加之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及本身的妥協性,于是造成了一個權威失控的局面,地方勢力坐大,難以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一局面在晚清即已埋下種子,不過那時還有清王朝在表面上維持著;民國初年,袁世凱集新舊于一身且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后盾,尚能駕馭地方上的勢力,所以沒有出現分裂的局面。袁世凱死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當然,民國以后新舊體制處在轉換時期,社會必然出現動蕩。如果從中外聯系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的分裂剝削政策是外因,中國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對比的特殊情形而導致的政治變動的特殊性,以及地方的農業經濟基礎的存在是內因。可見,民國以后的歷史與辛亥革命具有歷史的連續性,但不能如陳獨秀那樣皆歸結于辛亥革命。
  4.關于五四運動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因而他對五四運動歷史進程的把握更為確切一些,其見解也高出同時代的學者。陳獨秀將五四運動作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來進行考察,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這一整體的世界背景。他指出:“受了帝國主義侵略八十余年的中國,為什么歐戰后漸漸才有了有意識的民族運動?這是因為:(一)在客觀上,一方面中國的工業乘歐洲大戰機會一時有了相當的發展;一方面大戰后帝國主義者因彌補戰中的損失,加緊向中國等經濟落后的民族剝削進攻,促成了反抗。(二)在主觀上,蘇俄十月革命觸動了中國青年學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緒,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壓迫的國家及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之大本營。”(54) 由于陳獨秀認識到五四運動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當時所處歷史時代,因而他對五四運動的歷史有一個整體而系統的認知。
  陳獨秀充分肯定五四運動的愛國運動性質。早在1919年10月12日,陳獨秀在《國民》雜志成立周年的大會上,就認為五四運動“實為國民運動之嚆矢,匪可與黨派運動同日而語”(55),肯定五四運動在民主革命中的歷史地位。這里所謂“國民運動”的含義,表明的是五四運動體現出“國民起來干涉內政”的勇氣,就是說“‘五四’運動因外交而牽到內政,而牽到一切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運動,一時頗現出一點革命的空氣,‘五四’的真價值在此。”(56) 1920年4月,陳獨秀在中國公學的講演中特地提出“五四運動的精神”問題,認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國政府的兩種壓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說不是愛國運動”;但五四運動又不同于一般的愛國運動,而體現出“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57)。陳獨秀對五四精神的概括,揭示五四運動的與此前愛國運動不同的新內涵,是很有見地的。
  陳獨秀認為五四運動的優點主要體現在反帝反封建上,同時也體現在促進文化革新和社會運動的深入上。具體說,五四運動的優點是兩個方面:“(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罚帝國主義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對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58) 陳獨秀強調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正是從民族革命史的角度來定位五四運動的;闡述五四運動對中國文化革新和社會運動的意義,正是看到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內在聯系性,看到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在指出五四運動優點的同時,還從世界革命的新形勢和中國工業發展的新情況來進一步揭示五四運動廣泛的社會影響,認為“‘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59) 陳獨秀不僅指出了五四運動的優點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而且注意到對中國無產階級在五四運動后發展趨向及對中國革命影響的把握,說明他用革命史觀來考察中國近代社會運動的遠見。
  關于五四運動的弱點,陳獨秀看得比較清楚,其見解也非常深刻。在陳獨秀看來,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但未能有效地遏止國際帝國主義侵華的全部態勢;五四運動是廣泛的民族革命運動,但未能有強有力的組織領導,運動也未能進一步地深入到民間中去,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弱點。陳獨秀指出:“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感受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之全部情態,并且還有一部分領袖有求助于更險毒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之傾向;此傾向,發展到華盛頓會議時,更惡化了全社會。(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當時在南方的國民黨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爭地盤’的舊政策內,或更周旋于分贓的南北和平會議,并未看清中國革命之真關鍵——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國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勢力,他們對于學生運動取了旁觀態度,甚至有一二領袖還加以懷疑或非難;在北方的青年領袖們根本上沒有革命性,不但臨事脫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號‘讀書求學不問政治’。因此,在革命時機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中國懦弱的智識階級,在此次運動中可謂原形畢露!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四次給我們的教訓!”(60) 陳獨秀對五四運動弱點的揭示雖然言辭過于激烈,但道出了五四運動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如他所說的國民黨未能參與對運動的領導,主要反對日本而對其他帝國主義的斗爭有所放松,整個運動的組織工作比較軟弱等,大體上符合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
  陳獨秀研究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是從總結革命經驗的高度進行的,這與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注重歷史經驗尤其是革命經驗的積累也是一致的。陳獨秀說,他研究二十余年的國民運動所得到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后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帶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游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的軍閥、官僚、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61) 又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壓迫中國人民阻礙中國人民發展的帝國主義與軍閥,非革命不能使他們屈服的;資產階級當中,有些是幫助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傾向革命而易于妥協者;不妥協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階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若沒有工人階級有力的參加奮斗,決沒有得到勝利的可能”(62)。陳獨秀對近代歷史的研究,服從于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實需要,實際上是通過近代史的研究來進一步認識當時的革命的形勢、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動力、革命的任務、革命的性質等一系列有關“革命”的問題,這不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有政治的指導意義,而且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顯現出強烈的“革命化”的色彩。陳獨秀的民族革命史觀是他在理解近代中國歷史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起來的,他進而運用民族革命史觀來考察中國政黨的活動及其歷史使命。如他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時就認為,“因為政治的經濟的環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驟便也不同,所以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政綱與行動,乃是要完成中國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到底。”(63) 又如,他認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64) 這說明,民族革命史觀既是陳獨秀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觀點,也是他考察現實社會政治的基本依據。
  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只有放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歷程中來考察才能顯現其在學術上的意義。中國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革命黨人為鼓吹革命初奠“民族革命史”觀,“革命史范式”也萌芽于此時。唯物史觀傳播后,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等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使得革命史研究范式得到發展,“民族革命史”成為一個較為科學的概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醞釀中產生;而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則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史研究范式正式確立;30—40年代,張聞天、毛澤東、范文瀾等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使革命史研究范式進一步發展,并在建國后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導;80年代,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則使革命史研究范式進一步標準化;當今的一些近代史研究專家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現代化理論,但仍繼續和完善“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成型稍晚一些(65),在近代史研究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于今而言,兩種近代史研究范式仍在發展之中,當然免不了爭論。評價兩種近代史研究范式孰優孰劣,非筆者所能勝任,本文只是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的創建者之一陳獨秀作為個案研究,希望為確立陳獨秀的學術地位做一點基礎工作,同時也為學術界正確評價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提供學術上的參考。
  注釋:
  ① 兩種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雖然都是以近代中國社會為研究對象,但史學觀有重大的不同。“革命史范式”強調以“革命”的觀點來解讀中國近代史,以中國革命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如“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歷史時段的劃分;“現代化范式”則以“現代化”觀點來看待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認為“現代化”(而不是“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題。關于近代史研究的這兩種“范式”,本身也有演變的歷史和軌跡,需要細致地研究。
  ② 學術界沒有認識到陳獨秀在開創“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中的先驅地位,如新近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論述“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醞釀”時,只是敘述了李大釗和華崗的貢獻(參見張海鵬、龔云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07頁),沒有提到陳獨秀。這與學術界未能對陳獨秀學術思想充分進行研究有關。
  ③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參見文君:《論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若干問題的認識》,《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⑤⑥⑦⑧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447—448、474—475、389頁。
  ⑨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14頁。
  ⑩ 此時的“半殖民地”這一概念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是一個正在提出的概念,尚不普及。蔡和森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1922年9月)中說:“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于半殖民地地位”。陳獨秀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4月)提出過“半殖民地的中國”這一概念。 惲代英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1923年5月)中還認為中國是“殖民地”的“一個例”, 他只是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1924年6月)中才明確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
  (11) 《李大釗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頁。
  (12)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374頁。
  (13) 杜魯人:《中國經濟讀本》(節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資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3—814頁。
  (14)(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0頁。
  (16)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頁。
  (17) 《列寧選集》第2卷,第647—648、643頁。
  (18)(19)(20)(21)(22)(23)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918、478、479、437、438、479、516頁。
  (24) 《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第176頁。
  (25)(27)(28)(29)(30)(31)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447、812、886、908、812、812頁。
  (26)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6頁。
  (32)(33)(37)(38)(39)(40)(41)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813、813、770—771、769、814、814、769—770頁。
  (34)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
  (35) 《惲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7頁。
  (36) 《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第417頁。
  (42)(43)(44)(45)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814、814—815、815、447—448頁。
  (46)(47)(48)(49)(50)(51)(52)(53)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790、815、448、790—793、815、816、793、816頁。
  (54)(55)(56)(57)(58)(59)(60)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944、27、453、130、816—817、817—818、817頁。
  (61)(62)(63)(64) 《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820、838、968、378頁。
  (65) “現代化范式”成型大致在20世紀30年代,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和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標志;50—70年代,現代化研究范式在臺灣續傳下來,而大陸學者則很少采用;80年代用現代化的觀點研究中國近代史得到復興,1992年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出版使大陸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現代化范式得以復生,1993年羅榮渠的《現代化新論》出版為現代化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90年代以后,現代化研究范式得到發展,陳勤、李剛、齊佩芳合著的《中國現代化史綱》(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虞和平主編的3卷本《中國現代化歷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用現代化觀點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集大成著作。WW汪謙干

安徽史學合肥87~96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62006
陳獨秀/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中國近現代史學史
  Chen Du-xiu/the research of modern history/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the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Chen Du-xiu an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hen Du-xiu was the Marxist in China early, he studied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from Opium War at periods of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he was the inaugurators in studying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similar to Li Da-zhao. Under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 Du-xiu analyzed the social property according to the invading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variety of the China, and coming to conclusion that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have been changed, China becoming“semi-colony”on the politics, then Chen putting forward the democracy revolution is a modern history topic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is the basic mission of the democracy revolution. Chen Du-xiu also studied the important history affairs such as Boxer Movement, Wu- xu Reform, 1911 Revolution, and May Fourth Movement etc. and judged of its historic status in the Chinese democrac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by the view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His results in this field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ese the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process of hundred years studying, Chen Du-xiu's resear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on the learning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he was an important pioneer of “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陳獨秀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五四時期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與同時期的李大釗一樣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創者。陳獨秀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從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和中國社會自身的變化來分析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認為近代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變動,政治上成為“半殖民地”,進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主題,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陳獨秀還以“革命史”觀看待近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對義和團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歷史事件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深化了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識。從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歷程看,陳獨秀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礎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開創者。
作者:安徽史學合肥87~96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62006
陳獨秀/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中國近現代史學史
  Chen Du-xiu/the research of modern history/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the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2013-09-10 22:01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民族主義思想大師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