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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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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論: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是孫中山及其國民黨領導的;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感情沖動的、自發的甚至是被投機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運動;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從而否定了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在五四運動中的領導作用。這些說法都不大符合歷史實際,缺乏說服力。對此,本文做一系統闡述。
      一
  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之高,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這種特殊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直接是由陳獨秀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準備的。
  從1840年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把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起,中國人民就受盡了屈辱和苦難, 一直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從1840~1914年,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斗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但都以失敗而告終。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先進分子,對這種斗爭為什么屢起屢折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面對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所引發的日益嚴重的局勢,人們感到彷徨和苦悶。
  就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陳獨秀獨辟蹊徑,提出中國要獨立富強,要實現近代化,當前不是要直接進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是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革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改造國民性,徹底清除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對中國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就是說:要救亡,首先要啟蒙。
  自然,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并不是陳獨秀天才腦袋中突然想出來的,而是有歷史發展的淵源。這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當時清朝統治者中的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是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不足。后來,在維新運動中,少數激進分子在論證他們的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時,曾經攻擊到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維新派對中國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沖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年輕的陳獨秀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一度擁護維新改良主張。陳獨秀在1897年19歲時,讀《時務報》,與安徽維新派人士來往,與鄉里瞀儒進行辯論,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于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載《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并自撰自印《揚子江形勢論略》,向清廷獻策,望注重長江的整治,加強軍事設施,以防內亂,御外侮。
  1904年,陳獨秀在他參加的1903年拒俄運動被鎮壓后,曾表現出與當時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創辦了《安徽俗話報》,集中探討中國危亡和歷次救亡運動失敗的原因。結果,他認為關鍵是中國的國民性太落后。他說:“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中國人有兩大不好的性質足以造成“亡國”: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第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三愛:《亡國的原因》,載《安徽俗話報》,1904(1)。)這就是說, 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缺乏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陳獨秀曾反省自己直到1901年23歲時在八國聯軍侵華的刺激下,才開始考慮國家問題。所以,救亡應從根本上著手: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于是他以“三愛”為筆名,在《安徽俗話報》上用通俗的話語,向廣大普通老百姓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闡述:講述了當時中國面臨著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從“家”這個關系到國民自身利益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以“國亡家破,四字相連”,闡述了“家”與“國”的關系,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起來救亡的政治覺悟;宣傳了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不能讓“皇帝一人胡為”的民主思想;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種種迷信天命的惡俗和宿命論,宣傳了一些科學知識。
  由于內容新穎,言論精彩,《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在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代辦處,一時馳名全國。但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勢風雷激蕩,陳獨秀也被裹挾進去,直接進行政治革命。在這年秋天《安徽俗話報》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如果說當時全國類似《安徽俗話報》的白話報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后,這些人也像陳獨秀那樣被卷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么,這個現象可以視為第一次“革命壓倒了啟蒙”。實際上,用“思想啟蒙讓位于政治革命”來表述更為確切。當時的形勢給人以錯覺,以為清王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像一座要倒塌的破房子,可以輕易推倒的。既然如此,何必還要從改造國民性開始呢?
  按照陳萬雄先生的研究,“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在整個辛亥革命過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現在的問題,一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這股反傳統的激進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當時國民甚至在知識分子中發生了多大的思想啟蒙作用?二是這股文化革新潮流對政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又發生了多大的影響?三是在辛亥革命失敗后,這股“潮流”是不是“斷流”了?
  其一,這股“潮流”在當時國民中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一般國民仍如魯迅小說《藥》中吃人血饅頭的人們那樣不覺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數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留學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樣,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機。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時期有這股文化革新潮流,也不能高估它的啟蒙作用。
  其二,這股文化革新潮流對當時的政治運動——辛亥革命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正如后來陳獨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的目標與結果,定位在一是“單調的排滿”,即種族斗爭;二是“單調的軍事行動”,即依靠少數軍人政客而不是廣大民眾。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斗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陳獨秀:《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載《新青年》,1924(4)。)如同康有為那樣, 不少辛亥革命志士對儒家思想推崇備至。章太炎甚至在他主編的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上公開宣稱:“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返古復始,人心所同”。(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載《民報》,第 8號。)
  其三,辛亥革命失敗后,在袁世凱復辟派的鎮壓下,這股文化革新潮流“斷流”了。為了配合袁世凱和張勛的兩次復辟活動,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從1912年下半年開始,各地紛紛組織孔教會、孔道會,掀起一股尊孔崇儒惡浪。在這股復辟潮流的影響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些封建教條更加窒息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許多青年經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觀,甚至自殺,暴露出孔教“吃人、吃孩子”的本質。國民連自身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怎么能有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起而救亡的覺悟。
  正是在這種眾人皆醉皆迷時,陳獨秀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苦悶和彷徨后,清醒而順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國民性的文化革命上來。
  1914年,陳獨秀首次以“獨秀”筆名,在《甲寅》第1卷第4號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批判傳統的國家觀,指出近世國家是指“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而如今之中國,“民無建國之力”,即沒有建立這種國家的自覺心,袁世凱政府又“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害民的罪惡活動,驚呼“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保存惡政府”,而“惡國家甚于無國家”。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為革命奔波又不斷遭到挫折后的總結,反映了無出路的苦悶,但同時也標志著對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國的出路首先不是還在熱烈爭論的“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政治制度上的選擇,而是提高國民的“自覺心”。怎樣提高?一時還沒有考慮成熟。但是由于文章表現的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現一個“為國人謀幸福”的國家的心情,采用了以上“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達方法,如他所說:“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所以此論一出,輿論大嘩,引起不少人的誤會。當時就有十幾封信投向《甲寅》斥詰道:“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是為論。”(章士釗:《國家與我》,載《甲寅》,第1 卷,第6號。)
  章士釗請陳獨秀回答這些責難時,被陳拒絕。但是,當數月之后,章發表文章為陳辯護時,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由于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驚醒了國人,許多人對陳的觀點,由原來的責罵、抗議,轉變為接受和推崇了,愛國心“漸次為自覺心所排而去”。梁啟超就是一個。他說:如今“舉國人娟娟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為敢質言耳!”(同上。)李大釗說:有一友人,初批陳文“傷感過甚”而不以為然,后經燕京之行,再“悟其(陳獨秀—引者注)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所以,章士釗盛贊陳獨秀是“汝南晨雞先登壇喚”。(同上。)
  鑒于這種情況,陳獨秀終于認識到首先要進行一場改造中國國民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如胡適所說:“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陳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所以,陳獨秀當時對至友汪孟鄒說:“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陳獨秀評論選集》,1版,下冊,292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這大概就是他次年回到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的初衷了。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一創刊, 陳獨秀就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聲言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覺勇于奮斗”之“新青年”。這種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和無比銳利的戰斗力,向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老莊、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種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和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的倫理學說,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自主人格,沒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因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系起來了,把爭人權與爭國權聯系起來了,即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而且他和戰友們在批判舊倫理、舊教育、舊文學時,處處緊扣救亡主題。
  陳獨秀的這個思想是深刻的。因為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封建獨裁的政治體制,支撐它的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儒家倫理思想(以及只為自己升官發財的舊教育制度、認天命的佛教思想、主張退讓的老莊哲學、文以載道的舊文學等),還有時刻想滅亡中國而遭到抵制后通過支持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過去的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之所以沒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直接攻擊封建政治體制,而沒有觸動它的三根支柱。現在,新文化運動則全力攻擊三根支柱中的主要支柱——儒家倫理。推倒這個倫理,解放中國人民,使其個個成為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和平等自由人權的戰士,就能徹底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這些文化革命運動,起先是由陳獨秀一人在上海發起。1917年1 月,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后,得到蔡元培的支持,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得以吸收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魯迅等人加入《新青年》編輯部,組成以北大教授為主的新文化陣營。經過幾年的斗爭,在全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中,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廣大青年男女紛紛沖破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的束縛,凝聚到《新青年》周圍,先是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斗爭,繼而走上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戰的奮斗道路。他們組織各種社團,創辦類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從事文化革命,又進行政治運動的強大隊伍,從而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為什么新文化運動必然走上政治斗爭之路,啟蒙向救亡轉化,從而與五四運動發生關系呢?
  第一,新文化運動干將和這些被《新青年》喚醒的青年向封建思想文化發起以上攻擊時,必然會引起反撲。封建保守勢力自知無理,就采用極不光明的手段,唆使軍閥政客用政府力量進行鎮壓和迫害,甚至在國會中提出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的提案,要求把陳獨秀等人驅逐出北大。所有這些,激起新文化戰士和廣大青年更加昂揚的斗志,并把文化運動轉為政治斗爭。如陳獨秀在回答攻擊時所表示的,為了擁護民主和科學,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第二,新文化運動啟動時,同人本來是相約“不批評時政”的,即“20年不談政治”。但此約并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入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涉及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系到國家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就不能不談。再者,新文化運動是針對國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關心個人前途,不關心國家命運即不關心政治的劣根性而發的,因此當國家發生危急形勢時,怎能不予以關心。陳獨秀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么談政治問題時說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陳獨秀:《答顧克剛》,載《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國人其速醒!”(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載《新青年》,第5 卷,第5號,1918。)
      二
  從北京和全國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狀況顯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足的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除了上述陳獨秀是“總司令”之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領袖(他的主要特點是運動的組織者、支持者和學生的保護者)。他以“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為辦校方針,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顧茅廬之誠,把當時沒有學位、沒有教授職稱的陳獨秀從上海請到北京,聘為教授,還委以文科學長的重任,并允許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辦理。同時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學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陳獨秀以《新青年》編輯部為陣地,組織起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終使在上海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壯大擴展為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收到了扭轉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新文化運動不會有那樣大的影響。同時,蔡元培本人也有類似陳獨秀、胡適那樣的鮮明的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運動和陳、胡、錢等人受到保守勢力攻擊時,盡了保護之責。1919年3月18日, 蔡元培曾給當時攻擊新文化運動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紓一封回信,竭力為新文化運動辯護,逐條駁斥了對方的污蔑和攻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情操對五四學生運動產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可以說,蔡元培是僅次于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所以陳獨秀在1940年3 月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載《中央日報》,1940—03—24。)
  不過,說起其他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只提胡適而不提李大釗,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無論從新文化運動,還是從愛國運動方面來看,李大釗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都是很大的。李是陳辦《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時思想上一致且最親密的戰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蘇俄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引進《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并堅持下去的人。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由于陳獨秀早在3 月已被迫辭職離開了北大,胡適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動,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釗留在北大直接指導學生運動。他帶領的學生后來大部分都成為早期共產黨人。
  胡適一貫主張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主張“讀書救國”、“教育救國”,主張進行新文化運動,改造落后的國民性,進行文學革命,特別是白話文運動。在這些方面,他的功績和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不在陳獨秀之下。但他主張政治救亡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有(由)成年人去料理”。學生“要注重課堂里,操場上,課余時間里的學生生活;只有這種學生運動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學生運動”;“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下策”。這種思想主張,在政治運動高潮時,自然是不合時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不無深刻性。“教育救國”,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所以,高潮過去后,他的這種主張會得到相當的響應。這是運動后期一部分學生運動領袖跟隨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適可以說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第二,群眾基礎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新文化陣營的其他干將還有十余人,他們除了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如6 月9日與陳獨秀一起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就有高一涵、 王星拱等人。
  第三,群眾基礎之二——《新青年》、《每周評論》的作者群。五四運動前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運動的干將之外,還有九十多人。這些人,在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同情、支持、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同時,年輕者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教育、啟發和影響后,其中一些人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如惲代英、毛澤東、傅斯年、羅家倫等。
  第四,群眾基礎之三——《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讀者群和直接與陳獨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愛國思想洗禮的人們。這個人數有多少?難以正確統計,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單以1919年5 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讀者通信,就有178 封(自然是來信的極少一部分),其中陳獨秀親自公開答復的讀者就有32人。就《新青年》而論,1917年以后,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銷路驟增到一萬六千余份。若一人讀一份,就是一萬六千余人。而像北大、長沙第一師范學校,一份雜志往往是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閱讀,那么,它的讀者群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就此而論,說《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為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是不為過的吧!自然,閱讀和寫信給陳獨秀及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擁護陳獨秀主張和新文化運動的,但是衷心擁護、接受影響并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甚至組織社團進行活動的青年,肯定不是少數。
  毛澤東曾這樣回憶說:“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中文1版,125頁,北京,三聯書店,1979。)《每周評論》創刊后,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里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發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引者注)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胡適選集》,1版,168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群眾基礎之四——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領袖。鑒于五四運動是以北大和北京學生為先鋒首先發起的,所以,我們還應特別指出以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還親手培養了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
  五四運動的爆發,以“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和五四游行為標志。這兩個事件的組織者是國民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學生運動領袖都是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親自教誨的學生。其中許、易、段三人,早在1918年5月21 日為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而舉行的示威大請愿中,就是“求見大總統”的八位學生代表中的三位。這次請愿被視為五四運動的預演。請愿結束后,他們就聯絡北京和津、滬等各大城市的學生組成了國民社。
  許德珩在談到陳獨秀對他的影響時說:在陳來北大之前,他就在《甲寅》雜志上讀過陳的文章,后來又讀《新青年》。原來的北大校風很腐敗,學生自由散漫,紀律松馳,蔡到校后,力圖改革,整頓校風。陳獨秀來校任文科學長,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改革。許認為,陳是首創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他的印象很深。五四以后,許與陳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師生友誼。1919年秋,許準備赴法勤工儉學,陳和李大釗兩次參加歡送會,陳還在會上致詞,對五四運動評價甚高,并對國民雜志社社員諸多鼓勵。
  段錫朋以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斗爭的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 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并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 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終于取得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運動領袖。
  五四當天游行的總指揮是傅斯年,起草游行中散發的最重要的白話文傳單《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的是羅家倫,謁見美國公使的四位學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另一個可能是張國燾)。傅、羅當時與陳獨秀的關系也是非同一般。在陳獨秀等人和《新青年》的教育下,他們熱烈擁護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并為了支持和擴大這個運動,希望創辦一個學生刊物。1918年秋,當他們與文科學長陳獨秀討教這個想法時,得到了陳獨秀意外而熱烈的支持。陳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愿,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担。于是,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幫助下,他們從校方得到了出版這個月刊的經費和物質方面的援助,于11月19日正式成立“新潮社”,次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創刊號。從此,它成為《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最有力的一個戰友,印數有時高達13 000冊以上。而“新潮社”的成員,除了傅、羅外,大多數成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在以后的中國政治、經濟、學術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中,他們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六,群眾基礎之五——當時同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進步黨人和國民黨人。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表現得相當活躍,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之所以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因此,兩黨分別從1918年春天和五四運動后期起,它們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就與《新青年》互相呼應,宣傳新思想,甚至傳播馬克思主義。
      三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救亡運動準備著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時,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繼而召開的巴黎和會,將決定德國掠奪去的我國山東權利是否能歸還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干將,在繼續維持《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于12月22日,創辦了一份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周評論》。這份周報,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是指導五四運動的一面旗幟。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接過當時人們的口頭禪——“公理戰勝強權”,借用美國總統威爾遜當時屢次發表的演說,提出了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它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當時陳還稱贊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對其能在巴黎和會上主持公道,充滿著幻想。然而,正是后來這個幻想的破滅,才促使五四運動猛烈的爆發。
  接著,12月29日,陳明確提出歐戰后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陳獨秀:《歐戰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載《每周評論》,1919(2)。 )這里,已經明確提出了后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關于國內的斗爭,陳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 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更可貴的是,提出了進行斗爭的具體方式: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群眾性的政黨團體。他說:“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于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后援的狗黨。”(陳獨秀:《除三害》,載《每周評論》,1919(5 )。)
  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由“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的態勢時,《每周評論》又立即發表陳獨秀《揭開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并批判威爾遜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三四月份,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國山東權利的野心時,《每周評論》立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二十一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權利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干的一系列勾當。這里,實際上已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
  5月4日前夕,當得知“五四”當天將有學生示威游行的行動時,陳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斗檄文,吹響了“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沖鋒號,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五四運動發生后,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簽訂“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逮捕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的種種罪惡,指出斗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
  5月18日, 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中和有些人把民族斗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應該全民起來奮斗:“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陳獨秀:《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載《每周評論》,1919(22)。)
  此后,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斗檄文, 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而有力的戰斗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陳獨秀:《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載《每周評論》,1919(23)。)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陳獨秀:《監獄與研究室》,載《每周評論》,1919(25)。)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便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五四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特別是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親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又親自到鬧市區去散發,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明確提出的五條“最低要求”中,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而且要“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要求免除曹、章、陸三位賣國賊的職務,還要求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的官職,并“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綜上所述,陳獨秀及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蔡元培、李大釗等,以《新青年》為陣地,喚醒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覺悟;又以《每周評論》為陣地,為五四運動提出了不斷深入的戰斗綱領、口號和斗爭方式。而且,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還身先士卒,沖到了斗爭第一線去散發傳單。陳獨秀及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并引導了運動的發展。這也雄辯地證明了,他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領袖。
教學與研究1京54~61K4中國現代史唐寶林20002000本文認為,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而且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新文化運動呼喊民主與科學,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一批青年領袖和文化精英,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陳獨秀自始至終以各種方式參與并領導了五四運動。唐寶林,1939年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郵政編碼:100006。 作者:教學與研究1京54~61K4中國現代史唐寶林20002000本文認為,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而且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新文化運動呼喊民主與科學,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一批青年領袖和文化精英,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陳獨秀自始至終以各種方式參與并領導了五四運動。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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