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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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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一著名評價,早已成不刊之論,至今仍為人們所熟記。而陳獨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另一重要評價,知之者則較少。興起于70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許許多多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而陳獨秀和魯迅則是其中叱咤風云的杰出人物,他們相知相交,曾是同志和戰友,都曾為推動歷史的前進,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貢獻。他們之間有過理解、合作和友誼,晚年又有過誤會、猜忌和怨恨。這便是歷史的真實。倘若對他們之間的任何一位隨意拔高或貶低,甚至抹掉他們之間交往的事實,都是對歷史的嘲弄和袤瀆。
   遵命文學
  1917年1月,陳獨秀就職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也遷至北京,他以此為陣地,集聚起一批文化精英,鼓吹民主和科學的新思想,給死氣沉沉、腐朽不堪的北大,帶來新鮮活潑、自由舒展的空氣。魯迅也是從閱讀《新青年》中,加深了對陳獨秀的認識和理解。1917年1月,魯迅還將自己看過的十本《新青年》寄給弟弟周作人,讓他認真閱讀。次年1月,魯迅參加改組后的《新青年》編委會議。他與陳獨秀的接觸也是從這時開始的。魯迅說:“我最初看見守常(李大釗)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他在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又說:“《新青年》以不能發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可見,魯迅對《新青年》情況十分熟悉和關心。
  《新青年》自創刊以后,雖然發表了許多開創新風的文藝作品,確使國人耳目一新,但都不能說是上乘之作。真正能創作出使民眾有振聾發聵之感,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魯迅,而這也有陳獨秀的一份功勞。
  《新青年》遷址于北京時,魯迅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他不滿意于官場的狗茍蠅營,公余時常常抄寫古碑,以打發無聊的時光,用魯迅的話說,他那時“客中少有人來,……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失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這時,唯有錢玄同常來看望魯迅。他們之間友誼頗深,可以傾心談笑。錢玄同不屑于魯迅整日抄古碑、談佛經等自我麻醉法,告訴魯迅,陳獨秀和他正辦《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希望他做點文章。魯迅受到啟示和鼓舞,答應加入《新青年》的行列,拿起筆投入火熱的斗爭。
  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它借助雙關的語言和白描、象征、比喻等手法,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綿延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吃人的禮教”。魯迅真的要吶喊了,“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1933年,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他之所以做小說,是因為“《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信,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又說他的小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尊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魯迅在這里所說的“遵命”、“聽將令”、“革命的前驅者”,究竟是指誰呢?這在魯迅的日記中可以找到答案。從1920年8月7日到1921年9月26日,魯迅與陳獨秀信函及稿件往來共有九次之多。另外,陳獨秀還常常通過給周作人的信,催促魯迅做小說。如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7月9日信中又說:“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陳獨秀不僅催促魯迅做小說,也催促魯迅做雜文、翻譯外國作品。魯迅鄭重地接受了陳獨秀的約稿盛情,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大量的雜文。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將原來被腰斬的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中譯本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除此,陳獨秀還建議魯迅重印《域外小說集》,并自告奮勇聯系出版事宜。顯而易見,以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陳獨秀與魯迅的接觸和聯系,魯迅所指的“革命的前驅者”當然是陳獨秀及《新青年》同人,而陳獨秀又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
   佩服之至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文章不僅在《新青年》上發表,還發表在《新潮》、《晨報副刊》等報刊上。至1921年,魯迅僅在《新青年》上就發表了50多篇文章。魯迅的小說“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的作品震撼了青年讀者的心,也引起了《新青年》同人的重視和稱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美、法等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強加給中國人民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竟不能歸還中國,而被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全國震驚。1919年5月初,陳獨秀在《隨感錄》里驚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若是靠著分贓會議里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他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的隨感錄,有時一天竟有十篇之多,這一篇篇戰斗的檄文,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做了思想、輿論方面的準備。后來,他又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真正担當起了五四運動“總司令”的職責。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巴黎和會,要求“歸還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的集會和游行示威。6月3日以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又波及全國,形成狂飆之勢。魯迅十分關心五四運動,關心愛國青年的游行示威,“他怕青年上當,怕青年吃虧”。
  正是在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展開的時候,《新青年》第6卷第5號發表了魯迅的小說《藥》和四篇隨感錄。他的作品深刻地總結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教訓,表現出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徹底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從而充分地表現出他是“聽將令”的,“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
  《魯迅日記》1920年8月7日載“寄陳仲甫小說一篇”。這篇小說便是《風波》。8月13日,陳獨秀給周作人回信:“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印出。……倘兩先生高興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陳獨秀讀完《風波》后,將它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并致信周作人,“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還說,“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拢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這之后,魯迅又不斷地寄稿給陳獨秀,他的小說陸續地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魯迅在與陳獨秀的交往中,對陳獨秀的坦誠和執拗的性格印象極深,他在晚年回憶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吧,獨秀先生的外面是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1923年8月,他接受了陳獨秀的建議,把他所發表的十幾篇作品,編成集子,題名《吶喊》。
  1927年1月,魯迅應中山大學的邀請,來到廣州。此時廣州已成為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學也有“革命搖籃”之稱。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對魯迅的到來極為重視,他召來共產黨員、中大學生徐文雅、畢磊等,指示一定要做好魯迅的工作。魯迅到中大后,得到共產黨員的關心和幫助,他十分感激。一天,魯迅問徐文雅:“你們的負責人是不是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見過他,也認識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陳延年也同他的父親一樣,十分佩服魯迅的人品和文章,并以“父執”相稱。這年春,陳延年離開廣州時,要求黨內同志要繼續做好魯迅的工作,當有人提出魯迅是否會變化時,陳延年十分肯定地說:“越到環境不好的時候,他就越能站到我們這邊來,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分道揚鑣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受到批判,后又因堅持托派立場,而被開除出黨。而魯迅在這期間已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休戚與共,成為戰友和同志。他們開始分道揚鑣,走著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全國各界人士為之關注,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發起營救。魯迅對此也十分關心。不過,他的目光畢竟要敏銳得多。11月27日,魯迅在北京師范大學講演時,有人問:“先生對陳獨秀怎么看?國民黨為什么要逮捕他?”魯迅明確回答:“陳獨秀早離開了革命陣線。國民黨逮捕他,并不是殺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組織一個合法的黨,跟共產黨進行斗爭。”魯迅所言已經表明他與陳獨秀不是同一陣線的戰友,所以,言語中也不乏鄙夷和誤解。但是,事實又果如魯迅所言。陳獨秀入獄后,蔣介石不斷派出說客,慫恿陳獨秀重新組織一個政黨,以和共產黨抗衡。但是,陳獨秀毅然拒絕,一再表示決不作蔣介石的反共槍手。次年,魯迅在回答美國作家斯諾的提問時,還將陳獨秀列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散文作家。可見,魯迅對陳獨秀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作用的評價,依然是公允和客觀的。
  193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黨在解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后,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從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出發,認為這個口號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為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這便是所謂“兩個口號之爭”。上海地下黨的一些領導人容不得魯迅的不同意見,以“托派”、“內奸”等大帽子壓制、排斥魯迅等人。魯迅十分氣憤,批評他們是“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并對“輕易誣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的作風表示不滿和厭惡。
  托派臨委書記陳其昌誤會了魯迅的意思,誤以為魯迅也和自己在同一戰線上,于是,便于6月3日以陳仲山的名義給魯迅去信,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和誹謗,對魯迅進行吹捧和拉拢。重病在身的魯迅閱讀此信后,感到氣憤和惡心,立即請黨中央派到上海的馮雪峰按照他的復函意見整理成文,予以澄清,明確表示自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他在信中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陳獨秀在獄中聞知此事后大發脾氣,他認為陳其昌拉拢魯迅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并對魯迅進行攻擊,說:“魯迅之于共產黨,無異于吳稚暉之于國民黨,受捧之余,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什么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1937年11月21日,魯迅逝世后一年多,陳獨秀發表紀念文章《我對于魯迅之認識》,他說:“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又說:“魯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這時的陳獨秀已基本靜下心來,持論也較為公正、合理。但是,對于魯迅晚年同中國共產黨的密切關系,他始終是猜忌和曲解的。
  
  
  
江淮文史合肥115-121K4中國現代史張家康19971997 作者:江淮文史合肥115-121K4中國現代史張家康19971997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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