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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國勢調查與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的國勢調查與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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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陳獨秀的國勢調查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就是研究陳獨秀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手段(方法論)在適應政治目的之過程中的作用。具體來說是研究他如何通過對中國從封建制度在帝國主義列強軍事打擊、政治奴役和經濟掠奪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國力衰敗的原因和方式,社會動蕩和文化動蕩中保守與前衛的沖突等等諸多方面綜合成一種由可衡估的物質力量凝聚而成的思想意識和可操作的革命動力源。先是以此喚起民眾樹立摧毀帝制的反叛情緒;然后作為抨擊辛亥革命后軍閥割據的利器;最終,成為在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影響下喚醒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建立工人政黨的催化劑。國勢調查,按照陳獨秀“從康黨、亂黨到共產黨”的軌跡,是他從辯證唯物論走向歷史唯物論的橋梁。
      一、前陳獨秀時代革命失敗的原因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作為中國托派領袖和他的10位同志在上海被捕,次年4月20日第三次開庭審訊后, 陳獨秀寫了《辯訴狀》以抗議國民政府法院將實行的有罪判決。《辯訴狀》是由下面一段綜述他革命經歷開始的: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來,反抗帝制,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予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方面。蓋以大戰后,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所轉變也。(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315頁。本論文所引陳獨秀著作除注明外全部引自該版,只注明卷數和所引文章的標題頁碼。)
  如若我們把出獄后的陳獨秀實際上已經被扭曲了的政治權勢拋棄在社會運動之外,1933年的《辯訴狀》所言“予今三十余年”等于是他為革命“奔走呼號”一生的全部,往后的九年光景“白日云黃欲暮天,更無多剩此殘年”,不堪言了。
  大概也正由于扭曲了的政治權勢至今影響猶存,因此《辯訴狀》的深厚的歷史意蘊沒有引起重視。《辯訴狀》中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訴說的雖然是陳獨秀自述的革命行狀,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向現代史邁進的分期,也即是說陳獨秀以“五四”為迄為起“奔走呼號”的歷史正是中國社會從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資產階級新民主革命轉化的里程碑。陳獨秀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現代走向與二十世紀國際工人運動接軌的一個象征。毛澤東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述及中國近代革命從太平天國到孫中山數十年無數志士仁人努力改變中國的革命理想和行動統歸于失敗,直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影響遠及到了中國時指出:“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終于使舊民主革命最后一位成功地推翻封建帝王制度卻失敗于“三民主義”立國的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實在說來——無論從理論意義還是從歷史演義上——孫中山找到的就是陳獨秀。本論文從此談起。
  1920年11月21日下午三時,上海機器工會屆白克路(今鳳陽路)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陳獨秀孫中山以及楊明齋戴季陶胡漢民等應邀參加。會上,孫中山和陳獨秀各自作了維護政黨利益的演講。當時廣州政局對孫中山國民黨有利。孫中山寄于“護法”厚望的粵軍軍魁陳炯明于11月8日進駐廣州,孫中山即將赴穗組建“護法政府”, 以此肇始完成民國統一大業。也許正因如此,孫中山的情緒特別昂揚,他一氣講了兩個鐘點“詳述機器與資本勢力之關系,而歸于三民主義。”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闡明:“工人團體須完全工人組織,萬勿容資本家廁身其間。不然僅一資本家式的假工會而已。”(注:《民國日報》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針鋒麥芒各不相讓。不論你是否認同,機器工會成立大會正是兩大政黨領袖在爭取工人爭取上海。然而,就1920年冬季形勢,由孫中山及其政黨占據上勢的局面,能維持多久呢?原因么,說來也很簡單,孫中山還沒有走到“絕望”的境地,甚至非常樂觀。這位“非常大總統”的戰略是綏靖兩廣向湘鄂贛皖發展勝利,然后揮師北進完成北伐,使史稱“第二次護法”成功。他和他的謀士們的決策不謂不精,但這個精當的決策系于陳炯明一身。陳炯明能“不負‘孫’望”嗎?是不是玄了點兒。其實,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看得最透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陳獨秀。他在給吳廷康(維琴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質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注:《陳獨秀致吳廷康信 1922年4月6 日》載《“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36頁。)。陳獨秀不是劉伯溫,他是經過調查研究認真分析了二次護法時期(1920年冬至1921年冬)南方的以陳炯明為首的各派系軍閥群體,在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貌合神離的騎墻態度(及幕后操縱的帝國主義列強政治傾向)中預測出,從純軍事的角度孫已遠不是陳的對手;就是在政治上,孫中山亦已失勢。事態的發展果不出陳獨秀所料,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軍炮轟孫中山住宅炮轟軍政府,使孫中山護法大業徹底失敗。后來孫中山在《告國民黨同志書》中沉痛地指出:“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斗,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頻失敗之慘酷,未有甚于此役者。蓋歷次失敗其原因雖不一,而究竟為失敗于敵人。此役則敵人以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余年卵翼之陳炯明。”(注:引自《孫中山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上卷第448頁。)孫中山對失敗的教訓不謂不沉痛,但卻不是肯綮歷史的總結。有一部孫中山的傳記在總結二次護法敗于陳炯明時寫道:“孫中山的實踐說明,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不依靠人民群眾,單純地用一個軍閥去打倒另一個軍閥,是一條慘痛失敗的道路。”(注:尚明軒著《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第239頁。) 雖然為是役找到了一個用軍閥親疏關系解決軍閥割據南北分裂的革命“老辦法”斷無成功希望的結論。但是這個結論還是現象史學,尚不能算是歷史唯物論的科學分析。
  孫中山在已經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制度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辛亥十月武昌首義迫使清帝遜位,已經到了盡頭。這里不存在失敗的問題。問題在于辛亥革命后,他沒有也不可能創造出一種中華民國即將面臨的新的革命對象時能夠獲得成功的新的革命機制。歷史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羅斯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在躁動著紅色風暴的本世紀第一、二兩個十年代,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從內容到形式全都落伍了。軍閥,是民國四分五裂的根源,究其本質是清朝中央極權失控后山頭政治崛起的軍事支撐。民國后,軍閥就成為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勢力執行奴役中國的新的統治方式和施政手段。其中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辛亥革命前,從1840年英國炮艦轟開中國大門起,殖民主義者是直接武裝侵略,是外國人打中國人。辛亥革命后,列強為適應民國“獨立”的國體而改變殖民方式,就是自己隱在幕后,培植山頭政治的支撐,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辦法,維護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這就是派系宗門多頭的軍閥割據。英美德日俄等老牌帝國殖民者均如此。十月革命后已經宣告前沙皇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皆無效后的新俄紅色政府也曾利用軍閥割據的格局、區域局勢,要求中共北方局李大釗做諸如“聯吳(佩孚)疏孫(中山)”、策反東北軍郭松齡部、聯絡馮玉祥部之類離間軍閥的工作,以保護彼在遠東的國土安全,——當然這是別一性質的研究課題(注:參見馬林(斯內夫利特)與伊羅生的談話,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參見《西湖會議及其它》,載王觀泉著《人,在歷史漩渦中》(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第213頁。),此地提一筆則是欲說明,中國的軍閥是一群無政治目的卻有政治野心的無特操的武夫,“用一個軍閥打倒另一個軍閥”,到頭來軍閥們全都為的是自身利益,說與誰翻臉就翻臉。1922年初的兩廣湘鄂贛的軍閥中能明哲保身不倒戈伐孫就算是好樣的,余皆投誠當年如日中天的陳炯明,致使孫中山不僅毀了事業也毀了身心。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在半殖民地強大的外資包圍中艱難地成長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孫中山先生為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可謂嘔心瀝血真夠堅強的,也是到了絕望的境地才使他“覺悟到老辦法應當改變,為了改造中國必須尋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注:參見馬林(斯內夫利特)與伊羅生的談話,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2版。并參見《西湖會議及其它》,載王觀泉著《人,在歷史漩渦中》(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39頁。)。
  這“新的力量”這“新的道路”,始于陳獨秀足下。孫中山早就知道俄國革命、列寧主義和列寧本人的事業。在中國共產黨未成立之前,甚至在“五四”運動尚未發生之前,新生的俄國為了綏靖亞洲國土白匪騷擾,在謀求朋友時曾試探過孫中山。孫中山作為傾向歐美資產階級立國的革命家當然不會輕易與新俄結盟(注:可參閱《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的報告》關于《馬林與孫中山的談話》,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人民出版社 1985年4月第1版)第174頁。)。直到陳炯明叛變之后才被迫與中共聯手北伐。這并不意外,孫中山從1894年興中會起走的就是資本主義道路。“聯俄”“聯共”不是“老辦法”的改變,而是涉及到孫中山的宗旨、決策和宇宙觀的質變。誰都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新的力量”由馬克思主義者凝聚成,“新的道路”其終極目標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制度。于是兩造之間阻隔著一個問題:國共合作北伐成功之后,國民黨的走向如何?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時軍事北伐尚未開始,不可枉加測度。國民黨不論誰任黨魁,三民主義不論舊或新,它最終要實現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能不能實現是一回事,要達到此目的則是該黨宗旨。一如共產黨的目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政黨理論的層面上看全都是不爭的事實。正因如此,作為中共領袖的陳獨秀,和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實質上已經成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都面臨著“北伐之后怎么辦”這個嚴峻的問題。歷來,傳統研究是國共合作被蔣介石“四一二”叛變而破裂,使中國陷入十年(1927—1936)內戰的深淵。這說法當然沒錯,但那是中共從國共合作完成中山先生遺愿所言。從國民黨的立場,是無所謂“叛變”的,它之與共產黨本來就是臨時合作關系。“叛變”之于中共,在吃國民黨之虧以前,就有過吳佩孚“叛變”中共北方局,李大釗和共產國際“聯吳疏孫”策略失敗釀成“二七”慘案的教訓(注:關于這項研究請參閱《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載王觀泉著《人,在歷史漩渦中》(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0~13頁,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結果。)。有鑒于此,筆者提出另一研究渠道:從“二次革命論”這個命題談起,看看能不能得出新鮮的結論。
      二、國共兩黨都面臨著“二次革命論”的命題
  當孫中山被陳炯明的炮火轟回上海的1922年8月, 陳獨秀發表了《對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373頁。),對他已經預測到“孫恐不能制陳”(注: 《陳獨秀致吳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載《“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5頁。)后的中國國情,從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并聯系戰后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這么一個地緣性質的政治結論:
  在產業幼稚的東方……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形式及意識雖然都正在開始發展,而團結力量都十分幼稚,因此國家統治權仍舊完全掌握在封建階級之手。
  可以認為這正是國共合作的理論大前提。在此大前提下,國共兩黨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從“封建階級”(軍閥政治)手中奪回國家統治權。文中陳獨秀對中國三種經濟狀況即農業、城市手工業和沿海資本主義工商業作了分析。認為,由于“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致使農民破產擁入城市謀生,手工業生產被毀于外國機器制造品,而“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與外資競爭。”與日漸萎頓的經濟形勢相應的政治狀況,一是國際帝國主義壓迫手段包括東交民巷外交使團的政治奴役,總稅務司操縱大部分政府財政權,領事裁判和駐軍權,以及海關、郵政和大部分鐵路交通權淪入外人等等,“這些政治狀況都是半殖民地的狀況,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其二是軍閥割據、擾亂和互斗的戰禍殃及全國;三是“政黨之萎弱,幼稚的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現”。接著指出,“孤軍奮斗的國民黨,雖然有民主革命的歷史,但是黨員太少,還沒有支配全國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根據以上分析所得,陳獨秀認為:“這樣的經濟及政治狀況,遂使中國的階級斗爭不得不分兩段路程:第一段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于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斗;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之爭斗。”很明顯這是從階級斗爭從無產階級政黨立場上分析出的“兩段路程”。國民黨“萎弱”,無產階級“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時期還未成功”,兩個負等于一個正。中共欲在幫助國民黨完成“第一階段民主主義的爭斗”蕩平軍閥統治中轉向為本階級利益爭斗的第二段路程。因此陳獨秀強調第一階段的斗爭可以有“雙重的意義”即“不但能給中國的資產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也是“解放無產階級使他們從幼稚而到強壯的唯一道路。”看來在未脫盡農耕社會生產力的中國,在打倒封建軍閥鏟除殖民奴役的第一階段雙方是互為依存的。陳獨秀發表《對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的前一個月,即1922 年7月,中共二大已經結束,作出了兩個重要決議,一個是以國民黨為主要聯合對象的“民主聯合陣線”決議案,一個是中共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案。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意向已經作為指令下達給了中共(注: 《陳獨秀致吳廷康信1922年4月6 日》載《“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121、122頁上兩個文件。)。因此,當孫中山在找新的力量新的道路時,中共也已經向他招手了。說一句輕松之言,國共合作北伐是“勞資兩利”之舉。
  然而勞和資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共產黨是利用第一階段的成功向第二階段發展;就是按照黨的決策把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化。國民黨呢?資產階級革命無所謂新或舊,只有步驟的先和后。蕩平了軍閥亂華,已經沒有什么項目可與中共合作了。于是國共雙方都在準備繼續革命的第二步。正是在這轉折關頭,國民黨不待北伐勝利而是乘有勝利把握之機,領先一步發動了“四一二”政變,繼而挫敗了共產國際、中共(陳獨秀可以不計在內)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三方力保的武漢政府,贏得了“七一五”寧漢合流,終于建立了中華民國,兩次革命(北伐勝利摧毀軍閥封建割據和宣布共產黨為非法,政治上實現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一次成功。這是連共產國際都未曾料到的一步死棋。因此,可以說是“四一二”國共分裂使陳獨秀在《目前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中關于中國革命“兩段路程”的設想產生了斷層。根據時局的發展、共產國際推卸國共合作期間一味遷就國民黨的右傾機會主義政治責任、陳獨秀篤信托洛茨基理論,加上扭曲了的政治權勢(立三路線開始的中共黨內極左路線),終于使陳獨秀厘定的基本符合中共決策中國革命“兩段路程”(或說是兩步走)的理論,被曲解成“二次革命論”。以上的研究,不敢說是對1927年國共分裂提出新的歷史分析或理論依據,我們只是提出中國革命在深化(即資產階級革命從舊向新轉化)過程中,國共合作必然分裂的研究導向,從而得以淡化“二次革命論”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必然產物的傳統觀念。
      三、向過去告別,起步于國勢調查,引進科學和民主觀使革命思路質變
    (一)
  當無產階級利益被資產階級的法律侵害時,法庭就是宣告階級利益和政治主張的論壇。陳獨秀的《辯訴狀》、有罪判決后的《上訴狀》及他在法庭上的數次即時抗辯,如同1848年《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中,馬克思圍繞著《新萊茵報》事件在科倫法庭審判中多次辯論和抗訴,同樣光彩奪人。事后陳獨秀把這次法庭判抗雙方的主要文件和言論編成《陳案書狀匯錄》交汪原放出版(注:《陳案書狀匯錄》內收《檢察官起訴書》、《陳獨秀自撰辯訴狀》、《章士釗律師辯護詞》,《南京中央日報論文》,《章士釗答中央日報》和《江蘇高院判決書》等六篇(無出版處所,無版權說明)曾被上海一些大學法學系師生爭相傳閱甚至作為案例上課堂教研。)。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論人們對陳獨秀一生持何看法,他作為托派領袖被捕在有罪判決全過程中留下的這部判案記錄,已經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上唯一的法庭斗爭文獻,將和之前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之后的季米特洛夫1933年就“國會縱火案”誣陷德國共產黨一事在萊比錫法庭上抗辯的《控訴法西斯》等在關鍵時刻利用敵人的法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同樣光輝。
  《辯訴狀》中陳獨秀毫不隱諱地公開宣告組織共產黨的原因:“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后的中國,外困于國際帝國資本主義,內困于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始可得而期”。可見,共產主義運動不只內容不同以往,形式亦有別于過去的革命手段。它行的是國內和國際無產階級兩個聯合的自下而上掀起“革命怒潮”的群眾運動。
  近代中國革命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除康梁變法是傍一個開明皇帝搞君主立憲式的改良主義之外, 它如吳樾炸五大臣, 尤其是孫中山從1895年陸皓東廣州暴動直到1911年黃花崗起義,行的都是法國布朗基主義派或極端無政府主義者陰謀學派的暴動或暗殺恐怖活動。歷史遺憾地證明,在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寡頭經濟造成寡頭政治,擁有龐大的軍隊和公安鎮壓工人階級并迫使農村破產的時代,靠一群精英集聚一批猛士“實行以血購自自的大業”(《辯訴狀》中語),誠如列寧所言是“暴動兒戲”,陳獨秀對孫中山所言“十次起義,十次失敗”亦視之為英雄孤膽無畏犧牲,是上世紀末帶國際性質的革命風氣。在中國表現尤烈,甚至連大儒蔡元培亦深信秀才造反不成而組織暗殺團并秘密制造炸彈,辦了好一陣子《安徽俗話報》的陳獨秀亦風魔過陰謀學派,組織純軍事行動的密黨岳王會,參加暗殺團,被蔡公稱為“中國第一炸彈”的制造有陳獨秀身影,吳樾抱著這枚炸彈去北京行事前陳獨秀為之壯行……陳獨秀清醒之處在于他與前輩或儕輩投入同樣革命風潮,在感受失敗后,能即時別謀革命之路。
  歷史已經飛逝而達二十世紀末,以今之觀點回眸世紀初,就可發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而成熟于康梁變法時期的革命家中,陳獨秀是最早從帝國主義侵略國力積弱的過程入手研究喚起民眾,思考自下而上革命內容和方法的先覺者之一。
  以他寫于1897年的《揚子江形勢略論》,令讀者對他的長江地勢地貌的考察,詳確的軍防攻守之設計等實務研究嘆為觀止的同時,從文中在“若遇外侮必備下游”之外還有“若防內亂必據上游”一說(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頁。),最后又提出寫此論文的宗旨是“略述沿江形勢,舉辦之端,是引領我國政府”等內容,雖與第二年“戊戌變法”的“引領”內容不同,但不是為推翻政府,是為維護政府而獻策是一致的。也許這就是陳獨秀的“康黨”時期罷。令人欣慰的是這篇談論長江防守的軍事論文中透露出作者憂國家淪入列國強權政治之下:“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滿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殖民經濟掠奪遍及全國寫得如此詳細,并直接指出“萬一不測……時事日非,不堪設想。”看來,作者關心“外遇”無論從質從量都要強于“內亂”。這正是他六年后拒俄運動時聲嘶力竭愛國主義的前兆。在《安徽愛國會演說》中為鏟除中國人“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茍活于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的劣根性“據仆之意,有三要件”,一是消息,二是思想,三是體魄。其中第二要件很有意思:
  第二思想,謂中國人天然無愛國心,吾終不服,特以無人提倡刺擊,以私見蔽其性靈耳,若能運廣長舌,將眾人腦筋中愛國機關撥動,則雖壓制其不許愛國,恐不可得。(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3頁。)
  這一條的中心意思是說要對廣大人民群眾反復進行宣傳工作(“運廣長舌”)就能撥動眾生的愛國心。如何“撥動”,他是從國勢調查入手的。一是收集列強殖民政治奴役從簽訂不平等條約到外資掠奪的事實昭告世人,以提高人民大眾的反帝愛國情緒并抨擊朝政賣國茍延;再是提倡實業,提高農工商的經濟意識,由于是地方刊物,還特別提出“徽班”經商意識“全望徽班大發其財”(注:《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中“第十一門行情”。 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25頁。)。前者是促進全民提高政治素質,后者具有發展民族工商業,萌發資本主義實業救國意識。主要表現在《安徽俗話報》的辦刊宗旨和出現在報上的國勢調查地礦企業發展一類的文章中。陳獨秀在俗話報上第一篇文章《瓜分中國》(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27頁。)詳細地列舉出俄英德法日意諸國瓜分中國的例子,以此斥責政府昏庸無能和清軍在洋槍洋炮前不堪一擊的軍心軍防,提出了最有力最廣泛的團結以內抵賣國政策外御列強侵略。他在《論安徽的礦務》《說國家》《亡國篇》等論文中(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31、55、67頁。),顯示出國勢調查的功力和科學求實精神。
  國勢調查,物質變精神,在分七次刊登完的《亡國篇》中表現得尤為充分。文中列舉全國連貫東南沿海并深向中州、云貴邊陲二十多條鐵路和九省十四個大型煤礦落入洋人之手,輕重工業及其農林牧資源和能源大部分為外國資本控制,民族資本主義受鉗制得不到發展,還列出關系到國家權政的治外法權、國防權、航路權和關稅權等等數據資料詳盡充足,簡直可以說是國情咨詢方面的統計學論文。但是結論不是交待數據,是用坐實的數據“運廣長舌”宣告,改朝換代不算亡國,帝國列強用大炮使中國屈服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割地賠款喪失主權則足以證明“現在的國勢,朝廷官吏,雖說還在,國卻算是世界上一個亡國了。”當時,還沒有對這種皇帝統治下國土淪喪,經濟命脈基本上被列強所控制的國勢造出一個“半殖民地”的政治詞匯,但這個詞匯的性質已被陳獨秀鎖定。連同《惡俗篇》(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9頁。)等反對宗法家族專制,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撩撥著廣大青年身心之火,當把外國的“退婚法”介紹入國,被衛道者和封建統治階級所千刀萬剮的資產階級人權觀真地起到了動搖封建專制制度的根本,其煽動力之大,一下就抓住了中國未來的脊梁——青年,陳獨秀的革新思想和方法開始向“亂黨”發展。
  在國勢調查國情分析方面突出事例不少,但有一個項目令筆者都感到意外,為引起讀者的興趣,不妨用一個現代術語將問題點破,那就是“中外合資”辦企業。看看距今九十多年前陳獨秀是如何辯證地看待這個被時人斥為“開門揖盜”“勾結洋人”的經濟行為的。
  發表在《俗話報》第二期上的《安徽的煤礦》(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35頁。),該文以煤礦地點、投資金額和是否“和洋人合資”等三個調查項目,列全省九縣一州22處(其中繁昌縣為外省投資不計)煤礦中有17處“或全洋股,或掛洋股,或掛洋旗”,中國獨資礦業占不足四分之一。陳獨秀指出,這是下受阻于山民鄉農迷信風水,開山挖礦“挖斷了他家的祖墳的來龍”,于是“便無形無理的蠻鬧”,使之停業;再是上阻于“做官人無不百般刁難,總以滋生事端四字批駁不準”。上下夾擊使有志于發展礦業的資本家只得被迫“勾結”上下都懼怕的“洋人”。“于是或賣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表面上看起來似是國人屈服于殖民政治,不免“開門揖盜”之虞。陳獨秀卻能透過表層看實質,認為與其說是被洋人奴役,不如認為是封建迷信和貪官污吏阻撓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我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三重壓迫——封建保守、官僚欺詐和外資剝削的生動寫照,也即是被陳獨秀認為中國窮人和有錢紳士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可以團結抵御內外之敵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原因。于是細致調查認真分析結果就傾斜于“勾結洋人開礦的人”一方。并為之辯解說,如若“不是被鄉下人和做官的逼迫不能不如此,也未必肯白送錢給洋人”。這就是辯證法,道出了民族資產階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約下畸形發展求生于夾縫中的窘境。
  寫到此,我們還應提到兩年前陳獨秀在拒俄運動組織愛國會時提出的“五條戒約”中的一條:“戒盲昧仇洋”(注:《安徽愛國社擬章》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1卷第17頁。)。這一條戒約在今天看來實在太過平常,然而在帝國列強殖民壓迫使舉國仇洋、義和團運動沖擊波猶存的1903年,所具有的進步意義簡直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是他日后組建革命政黨提出國內勞苦大眾團結與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一把在地下運行的火種。把群起而攻之的“勾結洋人”比之為如今的“中外合資”自然近乎荒唐,但認可“勾結洋人”辦實業的思想能在陳獨秀腦海中萌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也許在本世紀初已經在日本經歷過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力發展引起的社會進步國勢強盛的陳獨秀,此時已經確立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現代思想。在中國,撞倒在封建農耕社會保守思想的土墻上的政治家,較之于“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撞倒在鋼板上者,要多得多的多。
  陳獨秀這一時期(1903—1907)“運廣長舌”工作,對于喚起民眾的愛國心,實際效應并不大,因為受制于洋務運動、君主立憲或恐怖主義運動的社會總體思潮,實亦情理之中。1898年戊戍政變,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情緒被六君子暴尸菜市口所怔住,康梁出走,以輿論革命為己任的《蘇報》案發,章太炎被捕入獄,鄒容因此瘐死獄中,章士釗等一批知識分子亡命日本,孫中山雖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暴動,但既無實效又無大的社會震動, 暴動失敗后的鎮壓反倒滋長了清廷的囂張氣焰。1907年徐錫麟被槍決和朱蘊山法場陪綁,尤其是秋瑾被斫于紹興,繼之辛亥革命雖勝但元勛下野,討袁失敗,陳獨秀本人險遭不測,到陳英士被暗殺……客觀上造成的白色恐怖,連老是處在怒發沖冠中的陳獨秀也不免氣餒。“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加上辛亥之后,殖民主義列強隱入各派軍閥背后作亂,革命面臨新的考驗和政黨政治的再決策,同時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矛盾化分化合使戰爭陰云密布,遠處又響起紅色風暴……這一切沖擊著每個有志于改造中國的志士仁人,陳獨秀也走到了決斷政治命運的十字路口。回顧往事,1903年《安徽愛國會》中“謂中國人天然無愛國性,吾終不服”。歷經十年滄桑,不僅“服”了,而且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于1914年寫出絕望至極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 版)第1卷第113頁。),認為當時的中國不如已經亡于英國的印度和亡于日本的朝鮮,也不及已經無國可亡的猶太人,于國內,竟然寫出“以吾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真是匪夷所思。知識分子失望于辛亥革命改國號不改實質,怒袁世凱變天復辟的群詈聲中陳獨秀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莫甚于此。這引起了李大釗的不安,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注:《李大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上冊第145頁。)規勸其不必如此悲觀于中國之前程,章士釗亦因陳獨秀此文被讀者斥為賣國心聲而撰文為之辯解。
  其實,老友章士釗新交李大釗多慮了。陳獨秀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振憤極而發的氣話。剔除氣急敗壞失察之言,《愛國心與自覺心》可以說是一篇發憤再造民國的檄文。文中,陳獨秀仍以十分理智的統計學手段分析內憂外患的國情,列出大量事實,證明1914年的中國“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這是一種新的國家觀念在成長中必然產生的對舊國家機器的排斥心態。因此陳獨秀在文中不只開出有期望值的治本藥方,更提出了一項他即將開始的救國之本的工程:“民無建國之力,而強欲摹擬共和,或恢復帝制,以為救亡之計,亦猶瞽者無見,與以膏炬,適無益而增擾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國無恙也。”接著找出他認為中國之所以革命一再失敗至于亡國邊緣的一種新的解釋:“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國家于二十世紀,夫非浮夸自大,誠不能無所懷疑。”癥結仍在啟發“國民之智力”。陳獨秀在本世紀初講的這席話,在即將告別20世紀的今天,讀來亦感到新鮮。
  1914年是陳獨秀告別過去起步未來的一個里程紀年,應當指出,理解這一轉折的首推胡適,他就當時的政局和陳獨秀即將開始運作的事業,指出:“陳先生是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載《陳獨秀評論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冊第289 頁。)當然,胡適文中的“文化思想”革命,不會是日后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濫觴,其實陳獨秀自己也不會猜測未來的走向會是馬克思主義革命之路的,但是從方法論的角度,肯定文化革命以啟人智,不論如何解釋都是正確的。
  阻隔了一年的歷史,在袁世凱稱帝的中國最黑暗的1915年12月之前的9月,震撼二十世紀中國的《青年雜志》創刊了。 陳獨秀步入從亂黨走向共產黨的苦難歷程。
    (二)
  1924年3月5日,北京大學的《北京大學日刊》發表《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之“民意測量”》;其中征答心目中的大人物一檔,其結果:孫中山第一,陳獨秀第二。國共兩黨可謂旗鼓相當。北京大學的“民意測量”未必代表“大眾”,但是從北京大學垂范全國政治運動;國民黨一大剛開畢,孫中山籌劃北上;北方政府尚未敢暴露“反動”(注:被選的名單中有段祺瑞、吳佩孚。);包括當時最強的軍閥張作霖都有所收斂。全國處在新的革命醞釀期,因此可以認為此次民意測量客觀地體現了一種思潮,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一組織及其國民運動的決策(至少在知識分子中)已經被認同,產生了舉國共識的領袖。從黨派紀年決斷,國民黨孫中山“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最后是在中共和共產國際(說是蘇俄政府更較貼切)的扶正下才“達到此目的”。而共產黨陳獨秀從“五四”運動,從上海北京首建共產主義小組到1924年才五年光景。這么排比,不在乎于爭后來者居上,在于證明中國革命已經不是國民黨弄潮的時代,已經讓給了代表新生革命力量的中共。盡管之后又經歷了足足四分之一世紀(1924—1949)才拼出勝負。但誠如圍棋高手一樣三步棋下足,乾坤已定矣。那么,陳獨秀及中共是如何獲得成功的呢。答此問題,誠非易事,粗放地說是濫觴于陳獨秀調整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并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成功后國際時局及時調整中國革命決策成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是成功的關鍵。
  “舉凡一國之經濟政治狀況有所變動,其影響率被于世界。不啻牽一發而動全身也。”這是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相當于發刊詞的《敬告青年》(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卷第129頁。)中提出的一句名言。如若我們把這句話演繹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思考中國問題,在1915年上,未免嫌涉拔高陳獨秀之虞,卻也未必空穴來風,但是用當時規范世界進步的最先進的社會科學理論思考中國問題,使中國能迅速步入由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組成的社會,這一陳獨秀的思想飛躍,確實帶動了中國革命的飛躍。既然我們已經寫到《新青年》創刊時期陳獨秀思想的飛躍,就從此下續可也。
  在我看來,《敬告青年》雖然未脫盡舊民主革命遺留,但掀起新民主革命的方法,是考慮得比較成熟的。所謂“未脫盡”云云,有如下之言證明:“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發時代。”話中明顯留有《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思想履痕。所謂“掀起”云云,有如下之言證之:
  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并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為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于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智識,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
  這一段話簡直可以傳之當今亦能視為外交原則,證明陳獨秀立下了辦中國的事要參與世界的原則,只剩下如何根據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辛亥算起到國共訂交合作(1911—1924)之間的教訓,在已經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極的世界格局中,選擇加盟哪一極的問題。顯然,孫中山的失敗,增強了陳獨秀等一批新興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速度和決心。當然《敬告青年》此文不具有階級色彩,是關乎民族興旺的共識。胡適就特別欣賞此文中找出的六條“是”和“非”,說這是陳獨秀的“基本革命的信條”(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載《陳獨秀評論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下冊第289頁。)。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穩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細細品味陳獨秀這六條極其精辟的解釋,中國走向現代化已盡于斯矣。也正是這篇文告中,他提出了“科學與人權并重”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還說科學與人權“若車之有兩輪焉”。不久,就成為獵獵飄于全國的“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兩面驚世駭俗的大旗。應當說這是陳獨秀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前最高思想境界給予中國現代化運動最對癥的一帖良藥。于是我們從《辯訴狀》自述的分期驗證,前期時間雖短(1915—1918),不遺余力呼喚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資產階級法權觀念卻很有成效,其集中在兩個點上,一個是大力介紹法國大革命;另一就是灌輸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這方面的論文譯作不少,就《青年雜志》創刊號陳獨秀就有一作一譯:即論文《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版) 第1卷第136頁。),譯述《現代文明史》(法國文學博士薛紐伯作)(注:見《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發行。 筆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 1954年8月影印本。),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陳獨秀重點介紹了法國對近代文明的“使人心就會劃然一新”的三大貢獻:“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這篇論文對于中國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沖擊力在于介紹《人權宣言》時強調“民主之社會”首義是“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與此同時他未忘記介紹資本主義社會還存在“關于財產之不平等”這資本主義制度的本源。證明陳獨秀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沒有階級偏見。此文橫空出世在國人面前的是,在詳細介紹法國巴貝夫、圣西門和傅立葉(這里我用的是現代譯名)空想社會主義的同時, 提到了馬克思, 曰“其后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Lassalle )及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說,發揮而廣大之。”馬克斯學說一出“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歐洲社會,岌岌不可終日”。這是1915年9月, 陳獨秀已經把遙遠的“共產主義的幽靈”通過《青年雜志》引起民眾注意別一種救國之道。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是組成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可見創辦《青年雜志》一開始,陳獨秀的知識結構和預期的媒介內容中已經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思想異常活躍的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刊出《艱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內基傳》(彭德尊作)(注:見《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發行。筆者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54年8月影印本。又,《新青年》刊物無連續頁碼。這是我國早期刊物的通例。),為了引起國人的關注,還把這位美國鋼鐵巨子的肖像選為創刊號的封面人物。改革開放以來,卡內基(1835—1919)幾乎成為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新興企業家趨之若鶩的偶像。因此似乎不必在此多講些什么,倒是可以從1915年的肯定,1949年之后的否定,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復又肯定卡內基事業的曲折過程中折射出一些值得發人深思的教訓,是不是因此而需要補一補因全盤否定資本主義生產力而造成我國經濟長期處在農耕社會低生產力水平上的種種弊端這門課,當然這又是別一棘手的學問了。總而言之可以這樣肯定1915年起陳獨秀團結了一批統括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門類中的各路專家學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從徹底批判孔子為代表的封建制度文化哲學開始,很快轉向介紹西方進步學說,從文學革命到工業救國,從實驗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由此引發起以知識分子為中軸的社會各階層各路思想產生躁動、沖撞、對抗,以及官方對即將來臨的紅色風暴和陳獨秀這個人的恐懼感,全都證明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革命力量已經聚集成功。
  “五四”運動,包括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在內集中發表七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晨報》副刊辟《馬克思研究》專欄,《每周評論》上尖銳的時評影響日隆……所有這一切宣告,一個由陳獨秀領銜的新時代開始了。
  陳獨秀從輿論走向實踐。他把注意力全部灌注到一,研究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構成和提高這支隊伍的政治自主意識;二,世界各國工人黨共產黨的建黨史和黨內的思想演變與政治革命的關系。要詳述以上兩項對中國來說是開天辟地大業,足可成書一本。我們只能從最簡單的實證角度點到輒止。
  對于陳獨秀的后半期,即“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他根據中國產業無產階級大多來自農村破產后進城謀生,雖然赤貧卻帶有農耕社會中與生俱來的私有制宗法傳統觀念。陳獨秀分兩步走,一是開導他們的民主自主意識,然后是剩余價值理論教育。
  民主,形象化了的“德先生”,是用來啟發勞動人民政治自主意識的第一位老師:
  勞動界諸君呀!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力的旗幟。現在憲法都有了,共和政體也漸漸普遍了,帝王貴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讓步了,財產工商階級要求的權利得到了手了,目的達到了,他們也居了帝王貴族的特權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注:《告北京勞動界》,載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2卷第49頁。)
  在世紀末展讀此文,考其喚醒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的意義是顯明的。到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下,仍有否現實意義呢?回答也應當是肯定的。然而國際共運在民主與法治問題上的教訓實在是太大了。十月革命后,列寧時代起民主就被斥為資產階級法權認定應與它的制度一同消亡。三十年代末,也即是說陳獨秀在臨死前就非常冷靜地研究過國際共運、十月革命、列寧,以及托洛茨基,尤其是斯大林在民主問題上的嚴重失察,造成無窮后患,本世紀是以十月革命開創了世界兩大陣營的政治格局起步的,如今到了世紀末似乎可以回顧一下陳獨秀曾作為教訓指出的:“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斗爭,即等于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后世!”(注:《給西流的信》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 版)第3卷第552頁。)真可謂之醒世恒言。 這是陳獨秀得自他對蘇聯(1917—1939)扼殺民主走向斯大林獨裁的教訓。是不是可以比照一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1949—1976)之后民主作為資產階級法權掃蕩干凈而構筑成“一言堂”,作一些有益的反思呢?陳獨秀明確指出:“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注:《給西流的信》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552頁。)在無產階級沒有奪取政權之前,民主,既能促進自身政治建設,又是與統治階級進行斗爭的利器。無產階級奪到了政權后民主就成為健全無產階級專政必不可少的監督機制。失去這個監督,專政職能就會異化。陳獨秀在總結蘇聯的教訓時說:“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從此獨裁代替了民主……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采用民主制”,至于托洛茨基,陳獨秀說:“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然而太晚了!”(注:《給西流的信》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卷第552頁。)
  話扯得太遠——從歷史教訓的角度又扯得太近了,還是談歷史罷。
  1920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建黨。翻翻當時在上海的陳獨秀的日程表,他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同各行業工人、工會組織或和同道們研究如何對工人進行“準”社會主義教育,就是關于如何把深奧的剩余價值理論普及到與工資收入對比中捉摸出剩余價值是資本剝削勞動的隱形殺手。紗廠、造船廠、碼頭船站……到處有他的身影,這是可以作為故事講的。最重要的,能體現陳獨秀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這關鍵問題上所創的成績,筆者以為,就是出版于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的《勞動節紀念號》。
  《勞動節紀念號》是《新青年》創刊以來篇幅最大者,相當于恒常篇幅的三倍。李大釗為該刊寫了《“五一”運動史》,配發了一組介紹英法美日及巴黎華工的工運概況報導。全刊的三分之二篇幅刊登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蕪湖、無錫、揚州、山東、山西、安徽、河南、浙江等當時各主要工業地區的棉紗、糧食加工、煙草茶業、煤炭、鋼鐵等輕重工業以及交通航運、建筑業等等方面的調查報告。內容包括行業規模,工人數量,勞動強度,衣食住行條件,工資水平等各個方面。這些調查報告的意義在于是從工人作為一個階級的生存條件出發的,其結構必然是集中在工人從經濟斗爭(生存權)向政治斗爭(發展權)過程奠定基礎。陳獨秀為該刊發表了長達四萬言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注:該文在各種版本的陳獨秀著作集中只收此調查報告文的陳獨秀結論《我的意見》。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月第1 版)。該書亦作如是處理。第2卷第138頁。)。全文由關于厚生紗廠到湖南招募女工的各地各種意見的15篇資料集錦,和陳獨秀《我的意見》兩個部分組成。上海厚生紗廠到湖南去招募女工,是中國資本積累初期慣用的手法,先是用內陸鄉下無知姑娘來頂替開始有覺悟且已納入工會組織的城市女工,破壞工運;后是開辟廉價勞動市場,迫使背井離鄉的姑娘就范于資本剝削。陳獨秀在所收集的十多則資料中找出代表資本剝削伸向農村廉價勞動市場的最典型的例證(厚生廠經理穆藕初的見解(注:穆藕初(1876—1943),上海浦東人,1909—1915留學美國。學農。后經營棉紗業及此業的行業領袖人物,是引進資本主義管理的理論家,有著作傳世。抗戰時期于國府農產促進會主任委員任上去世。))予之論理。陳獨秀抓住了兩點,第一,明確指出,“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的時代,不是要求待遇的時代了”,這就說明,當今的勞資糾紛,表面的起因雖是工資或工時等待遇問題,但矛盾鬧到對抗,其解決與否(工人是否勝利)都將歸結為政治斗爭,“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勞動者要求資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仁政是同樣的勞而無功,徒然失了身份。”陳獨秀這些階級立場分明的話是用第一人稱多數的“我們”也即是工人政黨地位的身份講的。第二,直接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駁斥資本剝削的“你勞動,我付工資”欺騙無知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公式。陳獨秀用一,資本家純利潤所得與工人純勞動所得之間前者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倍于后者;二,當時國家稅收政策規定銀行借貸、典當等業借貸利息不得高于2%的約束,而資本投入的純利潤遠遠大于2%利息等例子說明資本家暴利來源于剝削工人勞動所得,“馬克思說這是剩余價值,都應該分配給工人的。”當然這還不是理論,只是理論的大眾化的解說。陳獨秀還煞費苦心以調查所得的數據,說明增加工人工資遠遠低于工人因此而增加的勞動強度所創造的財富, 比如一千個工人每月增加2元,資本家一年多付出2.4萬元,因此2元而在增加的勞動強度中資本家多收入了20萬,扣除2.4萬, 其純收入比未增加2元工資前多了17.4萬元,因此, 看來遞增的工資在剩余價值理論透視下等于是遞減。陳獨秀改變了工人對于工資的本質觀念。剩余價值理論終將化成為工人的階級覺悟和對于政治革命的投入。《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是解剖一只麻雀,是一種典型,他指出,資本家去湖南招女工,“不但不單是湖南的女工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工人問題,乃是全中國勞動問題。”一年后,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創了徹底解決“全中國勞動問題”的新紀元。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由于資料的缺乏,根據目前已經發表的或者筆者已經見到的資料,陳獨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恐怕要上溯到本世紀初他在日本留學時期,比如1903年在安徽愛國會演說中說到“運廣長舌”。“廣長舌”(宣傳),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1911年“大逆事件”中被處絞刑的幸德秋水就曾經寫過宣傳社會主義的《廣長舌》(注:據資料此書商務印書館于1905年出版過,筆者未見,立此備查。)。當時以及1914年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參加《甲寅》雜志與李大釗訂交。這幾年正是日本馬克思主義傳布熱時期,已經出現了幸德秋水、安部磯雄、片山潛、河上肇、山川均、@①利彥等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李大釗就讀的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頗多馬克思主義學研師生。陳獨秀回國不久創辦《青年雜志》寫《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就寫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于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可以武斷地說:此時陳獨秀鉆研此門學問已能品味出由此而使“資本與勞力之爭愈烈”的張力。當然以上所說,猜測多于考證。猜測,很可能是捕風捉影無稽之談。但誘惑筆者非猜測不可的原因是陳獨秀1920年年底在廣州任教育委員長時借機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運(有些在當時還屬新聞圈內事)時的一些講話和文章。僅以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的演講《社會主義批評》(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頁。),文中大量涉及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共運,第二國際史,以及直到陳獨秀演講的當時發生的國際共運的風風雨雨,如俄國內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斗爭;俄共(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區別和矛盾;涉及到“柯祖基(今譯考茨基——引者)著書大肆攻擊俄國底無產階級專政”;并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白的說”以反駁考茨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還批判了導致第二國際分裂的原因之一的“伯倫斯泰因的修正派”(今譯伯恩斯坦)進而提到《共產黨宣言》而肯定無產階級專政,肯定了列寧也肯定了“只有俄國的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所包含的史料和從史料結合他對中國共運的分析得出的感想或結論,比如他在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議會迷時,就明確指出,“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國比在歐美更格外破產”,“因此階級戰爭的觀念是中國人應當發達的”。在陳獨秀中共建黨時期所作的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運的大量文章,若《社會主義批評》如此透辟的研究亦屬少見。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仍令人感到此文的理論感召力,此文可以說是中共建黨時期的重要文獻。誠然以今之信息量和理論,文中有些觀念已陳舊,有些則為當今更科學的分類及其研究方法所替代,但仍不失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共運史的經典論文。
  關于陳獨秀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列寧與十月革命,研究本世紀初歐洲工人運動、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興衰等等方面的歷史,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幾乎沒有留下對此項涉及到這位中共領袖如此重要的知識結構的史料或口碑文字,距所謂“全面研究”不啻十萬八千里。就筆者了解在“陳獨秀與馬克思主義”(如果能成為一個學科的話)方面,只有兩個當時人從正反兩個方面講出了一點兒情況,算是旁證。
  一個是包惠僧,他是時在廣東的陳獨秀委托他作代表在上海參加一大,也是孤苦伶仃死在石墻院板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氣時見到的只能說是曾經參加過中共的“群眾”。他曾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談起過1921年9月他陪同陳獨秀乘船回上海途中, 曾就中國進行共運的事談了一些意見給包惠僧的印象是:“陳獨秀讀馬克思主義的書比我們多,他有讀書的修養,也有辦法找到書。”(注:載《“一大”前后(二)》( 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82頁。)在別一處包還說陳獨秀“好比是書箱子”。但“書箱子”里藏了多少馬列著作,他沒有說明,很是遺憾,但總算說出愛讀并能找到需讀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要比誰都讀得多,還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個是李達,他的回憶比較具體,卻與包惠僧不同。他在回憶一大時說起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時,指出:“他(指陳獨秀——引者)本人并不閱讀馬列主義著作,書架上有一部法文《資本論》,他從不曾翻看過(他懂法文)。他在報紙上寫普通論文是動聽的,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則不懂,也不研究。《響導》上署他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們代寫的。”(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載《“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6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說“陳獨秀是個資產階級左派, 不研究馬列主義”(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思想斗爭情況》,載《“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50頁。)這些話出于一大代表李達筆下其分量之重是不必掂量的,他是當年負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少數幾位理論家之一,曾經寫過諸如《馬克思還原》《評第四國際》等在當時很起了些作用的論文。李達對陳獨秀的“不閱讀”馬克思著作可信嗎?同時,李達還統括地指出:“當時并沒有人能把考茨基跟馬克思主義分別開來。”“當時大家并不懂得辯證法,被介紹過來的只是布哈林的均衡論。”應當指出,李達文中無論是對陳獨秀對早期中共群體的馬克思主義水平說得如此低下,是偏見。恰恰就在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中把“考茨基跟馬克思分別開來”了。陳獨秀不僅直接批判考茨基;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是對考茨基的“正統派”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批判。因此他才能結合當時中國民主革命的情況指出“若是采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多加給腐敗貪污的官僚以作惡的機會罷了。”(注:引自《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卷第241頁。)“走俄國人的路”就是陳獨秀研究十月革命使國際共運分成兩大派之后才定下中國黨要走俄國黨的路的決策(注:文中“兩大派”,概指第二國際分裂,十月革命之后,第三國際成立。國際共運分成走武裝斗爭(即十月革命)道路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斗爭道路。)。
  風雨80年逝者如斯夫,先輩們早已魂兮藍天任人評說。筆者一家之言,能從孫中山的“老辦法”講到陳獨秀開辟中國革命新紀元,也算是歷史的天空正在晴朗、透明……
                      140198孤燈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土右加界
  
  
  
魯迅研究月刊京25~38K4中國現代史王觀泉19981998王觀泉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研所 郵編 150076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25~38K4中國現代史王觀泉19981998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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