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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榮辱觀教育要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青少年榮辱觀教育要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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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3. 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8919(2006)05-0006-05
  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正在全體公民特別是青少年中深入開展。進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要體現時代性,增強針對性,同時還應注重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增強文化底蘊。這是因為:一方面,當代青少年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亟待加強國學修養,增強文化內涵;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榮辱觀深深地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樹立正確的榮辱觀,需要認真學習、了解、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
  1.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自秦漢以來,中國就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盡管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暫時的分裂局面,但很快又獲得了統一。這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分不開的。例如:春秋戰國,諸侯割據,戰火四起,秦國先后滅了六國,建立了統一的封建王朝。漢初“文景之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漢武帝為了鞏固封建大一統,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學奉為正統,定為一尊,從此,儒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再如:三國時期,群雄逐鹿,鼓角爭鳴,而唐代“貞觀之治”,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唐太宗廣招天下賢士,崇尚道德,推動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
  2.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偉大的包容性
  一方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能融和外來宗教使之與本土文化并存不悖,例如,佛教文化是從印度傳入的,宋明理學則兼收并蓄,儒道結合。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能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同化,使各民族文化得到融合。例如,蒙古族和滿族曾建立過全國性的統一政權,但這些游牧民族必須學習,接受中原文化,才能使其政權得到穩固。
  3.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世界4大文明古國中的埃及,先后被波斯、羅馬、阿拉伯帝國所征服,其文化也被阿拉伯文化所代替;古代印度,其民族歷史的文字記載早已喪失殆盡;古巴比倫,作為一個國家的名稱早已在歷史上消失,其文化也被中斷。人類文明的4大發源地,惟獨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綿延不斷,經久不衰,世代相襲,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4.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偉大的創造力
  19世紀中后期,不少有民族氣節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們力圖設計中國的思想文化戰略。例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先后于1887年和1891年問世,成為變法維新的理論參照。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明確提出:“合經子之奧言,操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可見他意欲通達古今、兼納中西、再造中國文化之良苦用心。1889年7月,梁啟超按光緒旨意,參照日本和西方學制,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其辦學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其會通。”雖然這一思想文化戰略在百日維新失敗之后未能付諸實現,但是它畢竟引起了國人的思考,并引出了此后一系列有關中西文化比較的論戰。
  在中西文化比較論戰中,有兩種截然不同、根本對立的態度和主張:一種是主張尊孔讀經、食古不化的國粹主義;另一種是主張全盤西化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主張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去糟取精,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前沿,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斗,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戰勝國際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和武裝挑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在現代化建設,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突發事件中,在戰勝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風險的斗爭中,在爭辦奧運、載人航天、發展經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中,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得到空前弘揚與升華。
  二、中華民族傳統榮辱觀的基本內容
  中華民族的社會組織形態經歷夏商周三代,特別到西周時期開始走向完備。隨著社會的刑罚和禮儀制度對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不斷強化,人的羞恥感作為控制和調整個人行為的情感意識,逐漸成為人們一種普遍的心靈體驗。人的羞恥感的產生是社會文明趨向成熟的一種標志。經過先秦時期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概括和總結,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榮辱觀。
  1. 管子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首先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的觀點。管子把知恥與明理、重義、尚廉并列為四個道德規范,并強調它們是國家發達、長治久安的四大綱紀。《左傳》上說:“禮者,理也。”即禮是人與人交往時合乎道理的行為準則。社會要走向和諧,就要克服混亂無序的狀態,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謙讓、以禮相待。《賈誼傳》中說:“義者,宜也。”義,就是在待人處事中適宜、合宜、適合社會道德要求的行為方式,如現代生活中的見義勇為、見利思義、義賣、義演等。廉,就是廉潔。官員負有領導的責任,如果不能廉潔奉公而成為貪官污吏,就會成為社會的蛀蟲。恥,就是知恥心,知道恥辱,做了壞事有羞恥感。管仲還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的著名觀點。這反映了管子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互關系上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管子的這些思想對后人具有重要影響。
  2. 孔子提出“仁者愛人”、“行己有恥”
  春秋末期,孔子是對做人的榮辱問題論述更全面而深刻的人。他的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對“仁”的解釋有多種,但最本質的是“仁者愛人”。以“仁”為人生價值準則,對當時社會生活中的是非、善惡、美丑現象都表達了明確而深刻的觀點。孔子提出,做人要“行己有恥”(《論語·子路》),即做人要對自己的行為保有羞恥之心。孔子論述了多種可恥的品行。包括:第一,言行不一為恥。如“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即先人言語不輕易出口,是恥于自己的行動趕不上所說的話。“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即君子以說得多做得少為恥。第二,表里不一為恥。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即花言巧語、容貌偽善、十足的恭順是可恥的;內心藏著怨恨,表面卻表示友善,是可恥的。第三,無理想追求是可恥的。如“士志于道,而恥于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即讀書人有志于追求真理,但又以自己吃粗糧穿破衣而羞恥,這種人是不值得同他討論理想與追求的。第四,“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即國家政治清明,自己貧賤,是恥辱;國家政治黑暗,自己卻富貴,也是恥辱。第五,誠信恭敬為榮,反之為恥。《論語·學而》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
  此外,《論語》中多用“君子”和“小人”兩個稱謂對品格高尚和品質低劣兩種人或兩種品德進行褒揚和斥責,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孔子的榮辱觀,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等。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孔子所說的“小人”,有時也指普通平民,對此可給予辯證的鑒別。
  3. 孟子提出“仁則榮,不仁則辱”
  戰國時期的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他在榮辱觀上明確提出:“仁則榮,不仁則辱”(《孟子·公孫丑上》)的觀點。孟子認為榮辱觀與人性有著密切的關聯。在人性論上,孟子提出“人性善說”,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是因為人有仁、義、禮、智四個善端。他提出:“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這里說的“羞惡之心”是“義”,“義”是人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對那些背離規范的行為保有羞恥憎惡便是“羞惡之心”,這樣就會防止去做不道德的事。孟子還認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即知恥是人性的標志,如果失去此心,就如同禽獸一般。因而,孟子說“恥之于人大矣”(《孟子·盡心上》)。
  4. 荀子提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
  在義利觀上,先秦時期的思想家也給后代留下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如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要“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義以為上”、“勿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孟子說:“雞鳴而起,孜孜以為義者,舜之徒也;孜孜以為利者,跖之徒也。”“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見梁惠王》)而荀子把義利觀與榮辱觀結合起來,提出“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荀子·榮辱》)的觀點。他并不完全貶斥利,只是把義與利誰先誰后作為判斷榮辱的價值尺度。
  先秦時期思想家關于榮與辱的深刻見解,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思想家陸九淵指出:“人惟知所貴,然后知所恥。”“人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而至于甘為不善而不改之者,是無恥也。”“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為人哉?”(《陸九淵集》卷三十二)顧炎武針對明中葉以后學者空談心性而不計國計民生的空虛學風和許多士大夫不講操守、投機鉆營的行為,把孔子“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個主張合并,號召人們務實治學,堅守氣節。他結合社會實際論述人之所以不廉,以至于做出“悖理犯義”的事,都源自于不知恥,如果身居官職的人不知羞恥,就是“國恥”(《日知錄·廉恥》),論理深刻而警喻。近代戊戌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提出的“四恥”之說也富于啟示性:“一恥無志”,做人只志于求富貴,而不致力于實行仁義,是可恥的;“二恥循俗”,做人因循守舊,跟著不良風氣走,不能卓然獨立,是可恥的;“三恥鄙吝”,即為人性格鄙吝刻薄,為富不仁,是可恥的;“四恥懦弱”,膽小怕事,見義不為,是可恥的。(《長興學記·學記》)
  三、中華民族傳統榮辱觀的修養方法
  在中國傳統道德思想中,“知恥”是“國之四維”中的“一維”,是作為道德修養的一個底線來認識的。因此,榮辱觀教育應將其放到人的道德修養即“修身”的整體原則中把握。
  1. “慎獨”是傳統修養方法的核心
  “慎獨”是我國古代哲人所倡導的一個十分突出的道德修養方法。《中庸》中說:“道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即做人的正道是不能片刻離開的,如果離開就不是正道了,所以,君子在他人看不見、聽不到自己言行的環境中,要警戒謹慎,注意約束自己。越是隱秘細微的事情越容易被發現,因此,君子要特別謹慎自己獨處的時候。慎獨即道德自律,其核心是“自省”,即自我省察、自我約束、自我革新。“知恥”、“改過”、“自新”是自省的主體內容。
  怎樣才能使人知恥呢?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是說用政令訓導,用刑罚整治,百姓雖能避免犯罪但不知犯罪是羞恥;用道德進行引導,用禮義來規范,百姓就會有羞恥心并能自覺端正自己的言行。宋元之際,學者許衡認為:“教人,使人必先知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恥,又須養護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許文正公遺書》)即把知恥作為育人的先行內容,并時時督察責罚使他警戒畏懼,時時以榮耀的事例和榜樣進行激勵使他仰慕,以此養護其知恥之心。知恥是自省的一種心靈體驗。在生活中,知恥與知過、改過常常是緊密聯系的。儒家強調,人有過要“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文過飾非”,而要聞過則喜,改過遷善。“知恥近乎勇”(《中庸》),有過改之為勇、為榮;知過不改為過、為恥。平日要能做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論語·里仁》)。儒家認為,自省改過是人不斷進步而“日新”的過程。《大學》中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即假如今天把污垢洗凈了,以后便要天天把污垢洗凈,繼續不斷地洗除污垢,身心就日日清新。《大學》還引孔子語提出,要做誠實有德之人,就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樣就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就是說,慎獨、自省、改過并不全是著眼已經做過的事情,還要心向未來,人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慎獨、自省、改過,時時更新,與時俱進,與世俱進,自強不息。慎獨的主旨是充分發揮人的道德主體性。
  2. “誠”是“慎獨”的根本
  誠就是誠實,在《大學》提出的“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八條目中,誠是列在首位并貫穿整個修身過程的根本要求。《大學》中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然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說,誠就是不欺騙自己,要像厭惡腐壞的氣味和喜好美麗的顏色那樣自然真切,這才叫適合自己的物用,小人平常獨自呆著就會做不好的事,無所不至,看見君子便掩藏自己的壞處而顯示他故意做的虛假的好事,卻不知別人對他的行為就像看見自己的肺肝一樣清清楚楚,這樣做又有什么益處呢?這就是說,只有內心誠實,才能自然地表現在外面。所以,君子一定要謹防一人獨處時候的品行。這說明“不誠則不獨”(《荀子·不茍》),誠實是主導慎獨的根本因素。慎獨是由誠實支配的自覺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北宋思想家周敦頤認為,誠是“五常之本”(《通書·誠下》),即誠是“仁、義、禮、智、信”的根基。“誠”在人的道德品質中的基礎作用,是傳統德育思想中的一個共識。誠實與慎獨的這種必然聯系反映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規律。這一點,對研究榮辱觀教育的原則是有借鑒價值的。誠實是“八榮八恥”中的一項內容,借鑒傳統德育思想關于誠實與所有道德規范的內在聯系的論述,應把誠實的品質教育貫穿于整個榮辱觀教育之中。從人的羞恥感產生的心理過程看,所有羞恥感的產生大都以誠實為基礎,可以說,無誠則無恥。
  3. “中和”是“慎獨”的最高境界
  《中庸》在論述慎獨時提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人的喜悅、憤怒、悲哀、快樂的情感,在沒發出來的時候沒有一點偏向,叫做中;發出來都合宜,便叫做和。中的性情,是天下人最主要的本性和能力,和的境界是天下一切事物最通達的法則。這段話包含的倫理是,喜悅(或喜愛)是人的自然情感,但喜悅出現偏向,如為了滿足個人喜愛而不擇手段去獲取財物,這就背離了“中”;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但該怒的不怒,如見義不為、見惡不恨,就是違“中”;同樣,該同情的不同情,如不堅持正義、冷漠不助人;該快樂的不快樂,如嫉妒、聞過則怒,這都是背離了“中”,“未發”就是情感未出現這類偏向,而是保持道德的自然品性去做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就是如果喜、怒、哀、樂的情感發出來都合乎道義,就是和諧。這種和諧是個人的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的自然一致,是人的自然本性與社會本性的一體展現。個人道德知、情、意、行的和諧,是人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道德品性的真實展現,它不僅展現個人的品格特點,同時也展現其存在的社會意義。所以,這樣真實的社會個體是達成人與人之間及人與家庭、人與集體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的前提和基礎。“致中和”集中了人應具備的道德自律能力,即慎獨水平。這種能力體現于個體在現實的社會生活和道德情境中對是非、善惡、美丑現象的辨別和認識的能力,體現于對自己情感意志的調控能力,體現于個體知行統一及對自己道德行為的選擇和付諸實踐的能力。對個人來說,“致中和”可謂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從德育角度看,“致中和”所體現的不僅是人的品質、能力和素質,還是道德教育的目標、原則和方法,也是道德教育的過程和結果。因此,“慎獨”、“誠意”、“致中和”這些中華民族傳統的修養方法,應當在今天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中得到繼承和弘揚。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京6~10D421青少年導刊詹萬生/寧武杰20072007
青少年/榮辱觀教育/傳統文化
  youth and children/socialist morality education/traditional culture
Cultivating Youth Socialist Morality through Grasping Essentials from Chinese Tradition
  ZHAN Wan-sheng, NING Wu-jie
  ( Central Pedagogy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lay stress on grasping essentials from Chinese traditions to cultivate socialist morality for the young. The cotemporary youth and children know littl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hey are in urgent need for strengthening their acquire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ocialist moral guideline was born from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learn and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o as to develop the socialist ethic view. To learn self-cultivation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youth and children will be promoted to the moral level of self-discipline
對青少年進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必須注重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增強文化底蘊。當代青少年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亟待加強國學修養;社會主義榮辱觀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樹立正確的榮辱觀,需要認真學習、了解、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懂得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修養自己,提高青少年道德自律能力的水平。
作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京6~10D421青少年導刊詹萬生/寧武杰20072007
青少年/榮辱觀教育/傳統文化
  youth and children/socialist morality education/traditional culture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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