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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源起:農村革命中的早期領導群體
革命源起:農村革命中的早期領導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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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07)03-0089-08
  在國民黨突然以武力分共中斷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進程后,受到慘重打擊的中共迅速應對,在很短的時間內舉行一系列武裝起義,很快實現了從國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轉換。這個過程是如何實現的,中共上層的決策如何快速地深入到農村社會,并發展成為一場現實的農村革命運動?換言之,是一些什么人,如何承担了迅速將中共的理論和政策轉化為革命實踐的重任,在中共決策層與農民群眾之間,充當了橋梁和中介的角色,直接引發了農村地區的革命運動?以往的研究對此雖有涉及,但因多注重中共上層的思考與政策,故顯得既不充分,也較零碎。①
  從南昌八一起義起,幾年內僅江西地區發生的農村武裝起義(暴動)即達幾十次,②這成為江西形成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多塊革命根據地的前期基礎。而在農村起義的發動上,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與江西也有很大的相同性。因此,本文以江西農村革命的早期領導群體為例,分析這一群體在革命發起中的自身構成與行為特征,意在對前面提出的問題有所解答。
  一、農村革命領導群體的構成
  1927年秋冬開始,江西政治形勢的根本特征,是出現國共兩黨激烈的流血斗爭。一方面,已完全掌控城鄉政權的國民黨江西當局,相繼組織清黨委員會、“懲治共匪委員會”,“無時不以絕共為職志” [1],以軍警力量對中共黨員及進步青年進行殘酷的殺戮,“白色恐怖嚴重的籠罩著全省”[2],袁玉冰等共產黨重要領導人相繼被殺害。另一方面,中共江西組織接受八七會議精神,組織農村暴動以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鎮壓,實行土地革命,“所以自十月底起,星子暴動、德安暴動、修水暴動、珠湖暴動、馬回嶺暴動、于都暴動、信豐暴動、南康暴動、大埠暴動、吉水暴動,繼續不斷的爆發,直到去年二月底止。有名的萬安農民三次暴動,直到現在還保存蘇維埃的弋橫暴動,都是這一時代。同時,朱毛紅軍,也就是在這時在贛西的寧岡、永新、遂川開始橫行霸道了。”[3](P62)因為暴動的多發,故而當時竟稱這一時期為“江西革命高潮時代”。轉向農村的階級與社會革命,由是勃然興起。
  在國民黨大規模流血鎮壓的背景下,革命運動能夠如此迅速的起興,究其原因,是在中共決策層與農民群眾之間,活躍著一個承上啟下的中堅群體,他們迅速果敢地組織、發動了暴動。我們以東固革命根據地的20人領導群體為例③,結合其他地方的情況進行分析,可知這一群體的基本構成情況:
  第一,領導人絕大多數是當地或鄰近地區的人,其中東固本地籍人7個,本縣或鄰縣籍人11人,寧都縣籍1人雖略遠,但中間也僅隔了一個縣。只有李韶九一人為湖南省籍,屬暴動后被調派來從事軍事工作(暴動后派人者還有李文林、金萬邦等幾人)。江西其他地方的暴動,直接領導人基本上為本縣籍人,少數有上級組織派來的軍事干部。
  第二,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在外地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同時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這在20人中多達17人,其中既有大學生,也有軍校生,但以師范、中學學生占多數。這種現象,與江西其他發起暴動的地方如出一轍。贛東北方志敏等的情況已多有研究,另如贛縣大埠暴動領導人黃世秦、朱如紅、彭學禮、謝家禧、賴傳珠等,均為當地“比較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4](P183);尋烏最早的黨員及暴動領導人古柏、劉維轤、劉維鍔、何家常、鄺才誠、潘麗、王月庭等,“他們多數在廣東讀書時入黨,并帶回革命火種”[5](P214)。永新也有所謂“全縣干部人才多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6](P37-38)的記載。在《江西英烈》所收錄的120位江西土地革命領導人與骨干中,有大學生18人,軍校學生9人,師范、中學學生39人,小學(含私塾學生)26人,即有92人是學生出身[7]。可見,當地青年知識分子是早期革命的領導中堅。
  姓名      生卒年         家庭地址            就讀學校            入黨時間                          吉安縣東固        東固澗東書院、江賴經邦    1899-1928        古瑞仁村          西省立第七師范        1926年9月李文林    1900-1932      吉水縣石鼓村        黃埔軍校第四期        1926年曾炳春    1902-1932     吉安東固歐家垅村    江西省立第七師范       1927年上半年段起鳳    1893-1933      永豐縣絲茅坪          三點會首領          1927年底劉經化    1901-1931      吉安縣東固鎮       省立吉安第六中學       1926年冬高克念    1905-1934     吉安縣東固和豐坑    省立第七師范學校       1926年袁振亞    1901-1930      永豐縣白鶻州村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       1926年3月吳江      1901-1931       永豐縣田心村        湖北武昌大學         1926年金萬邦    1900-1931          寧都縣         省立寧都第九中學       1925年郭梅      1901-1931       吉水縣水西村      北京朝陽大學肄業       1926年謝云龍    1901-1931       興國縣賀堂鄉      省立第七師范學校       1926年劉澤民    1901-1932       永豐縣香山村        湖北武昌大學         1926年4月汪耀蒽    1894-1930     吉安縣東固大源坑          木匠             1927年9月胡家駒    1905-1931     吉安縣富田陂下村    省立第七師范學校       1927年汪云從    1903-1930      吉安東固大源坑     陽明甲種商業學校       1927年郭紹香    1902-1931       泰和縣洞口村          染布工人           1927年龔榮      1903-1928       吉水縣三甲村        南昌黎明中學         1926年黃滿謙    1906-1931       興國縣賀堂鄉      廣州農講所第六期       1926年汪安田    1902-?        吉安縣東固大源坑    省立吉安第六中學       1926年10月李韶九    1904-1935     湖南嘉禾縣城北街      韶關湘軍講武堂       1926年

  第三,大多都是比較富裕家庭的子弟,乃至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曾經向美國記者談到在東固根據地所見到的有趣現象:1929年春,朱德、毛澤東率從井岡山下山前往贛南的紅四軍來到東固革命根據地,在東固,朱德“和他的同志們發現當地共產黨領導人中間有個很特別的現象。這些人乃是地主的兒子,有的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輕,受過教育,在大革命時期担負過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里參加了共產黨。有幾個還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其中有一個是該校的教官。他們全都參加過南昌起義,起義后便回到東固家鄉,開展土地革命”[8](P279)。正是東固根據地,為當時處于困境的紅四軍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而被陳毅稱為“東井岡”。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有很高的共同性。賴傳珠回憶說:“贛州參加共產黨的很多同志都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彭學禮、李燦椿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我家也是小地主,但情況和他們有點不同,我家是暴發戶。”[4](P183)后來在蘇區,也曾指責革命初起時“贛南同志尤其是興國縣的同志大部分負責者、活動者都是地主富農分子”[9](P73)。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書籍中,對這一點比較忌諱(可能也與當時尚無明確的階級劃分有關),因而如實記載者極少,但當時能夠出去讀書的,除了親友相助外,大多應該是家境比較殷實的。這也說明,以地主階級為對象的土地革命,早期的領導者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富戶家庭。
  第四,多數在城市經受過國民革命和學生運動的鍛煉,具有不同的專長和豐富的見識。在上表東固領導者中,分別有1人在縣政府任事,1人畢業于黃埔軍校,2人參加過八一起義,2人曾在廣東、武漢農講所學習,5人在市縣總工會任職,4人在農會任職,3人在人民自衛團任職。這個特點,同樣普遍存在于其他各地:一部分人曾在省市黨部從事政治、宣傳、民運領導工作,積累了寶貴的工作經驗,國民黨清黨后迅速回鄉,如曾是江西省黨部負責人的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的返回贛東北領導弋橫暴動、建立根據地,于都暴動領導人丘倜、謝尊禧、舒國藩、李英等的被省黨部遣散后返鄉;一部分人為農講所學員,如1927年7月,在武漢農講所畢業的150名江西籍學員返贛,被分派回28個縣工作,方志敏主持的江西農訓班學員也回到各地,因此便有如于都暴動領導群體中蕭大鵬等4人為武漢農講所回鄉、張文煥等4人為江西農訓班回鄉之類的記載;一部分人畢業于黃埔軍校或在朱德領導的第三軍教導團學習,參加過北伐戰爭,如黃埔軍校生之多,為江西農村暴動領導群體中的奇特現象(尤以興國、南康等為甚),從軍校教職員陳奇涵、劉鐵超、胡燦等,到學生李文林、鐘友千、藍廣孚、鄒琦、蕭韶、蕭以佐、陳鐵生、易有珍、鄢日新等,都在當地暴動中大顯身手(黃埔軍校生多的原因,是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后下令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自動退出,陳奇涵遂率領退出的一批軍校生返回江西)。他們的這些閱歷,無疑為農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必備的組織條件和專業素質。
  二、領導群體自身的革命思想源起
  陳奇涵回憶興國革命領導群體的情況時,曾經說到過這個很有趣的話題:“這些人都是擁有封建地位或地主家庭出身受過中學教育的。當時在群眾中流傳著‘窮人不鬧,富家子弟大鬧’的說法。也有的反動分子莫明[名]其妙地說:‘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當土匪’。④”這里,便提出了一個引人探求的問題,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出身于地主、鄉紳等富裕家庭、有著較好文化知識和社會地位的人,成了以地主階級為革命對象的社會革命的領導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產生改革社會的思想?⑤
  王環心出生于永修縣九合圩淳湖王村的一個大地主家庭。五四運動時在南昌二中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接觸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1年畢業回鄉創辦承德小學和云秀女校,成立永修教育改造團,傳播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被地方封建勢力攻擊為“大逆不孝”。1922年考入上海大學,讀到《共產黨宣言》《向導》等,與同學張聞天、沈澤民等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由瞿秋白、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派赴湖北、江西工作,北伐攻占江西后任永修縣縣長,與封建家庭作了堅決的斗爭。國民黨清黨反共后,領導永修的革命斗爭, 1927年底在策動暴動時被家族中人出賣遭捕,在南昌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這不是唯一的事例。仔細查閱地方革命領導人的經歷,不難發現,在學校讀書期間發生思想轉變,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立志進行社會革命的情況,同樣具有普遍性。早期革命領導人大多在學校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充分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1920年代前中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中學校乃至小學、書院有著相當廣泛的傳播⑥,并且被為數不少的青年知識分子所歡迎和接受。
  更加值得重視的是,這些離開農村不久的青年人,為什么會在讀書期間發生思想轉變?在江西革命領導人中極具代表性的袁玉冰、方志敏和陳正人的經歷,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
  袁玉冰1918年由泰和考入南昌二中讀書,在校參加五四運動,組織江西改造社,提出改造社會的思想。1921年讀到《社會主義史》、《新青年》等書籍,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年5月,他因不滿北洋政府對江西省長的任命和所謂“贛人治贛”運動的結果,認為“我們改造社會,非從下層社會做起,實行俄國的‘陂爾塞維克’不可”[10](P144)。11月25日,他又在日記中寫下:“看《新青年》以后,我覺得共產主義比別種社會主義好,且俄國已經實行,尤足以做我們的榜樣。”[10](P150)1922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學,受到李大釗的教育和指引,參加李大釗、蔡和森等組織的革命團體,年底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顯然,五四運動的熏陶、江西地方政治的現狀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袁玉冰思想轉變的重要因素。
  方志敏的思想歷程基本相同。他1919年秋由弋陽考入南昌甲種工業學校讀書,因參加反日愛國學生運動被開除,1921年秋考入九江南偉烈學校,在校正當精神苦悶之時,忽接到上海一個朋友寄來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報,他說:“我看過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張”,“《先驅》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話,我都仔細看過,都覺得說得對,于是我決心要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我漂流到了上海,經過趙醒儂同志的介紹,乃正式加入這個無產階級青年的革命團體。……因為幾年的斗爭鍛煉與團的教育,我的思想行動,逐漸無產階級化,逐漸具備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資格。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經過趙醒儂同志等的介紹,在南昌正式加入共產黨,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紀念的事!”[11](P21-22)
  陳正人對其思想轉變的原因和過程留下了更為詳細的記述。他出生于遂川縣一個破產的小地主家庭,其父親是前清秀才。他在自傳中說,8歲時父親病逝,家庭受到家族欺凌,“這樣的欺凌直受到我入中學的時候,我對這樣的封建家庭,在童年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疑問,我痛恨著封建的家庭,封建的家族。”14-16歲在吉安上小學,“在小學時曾接觸過一些在外邊升學回鄉的學生,有時他們也帶來一些新思潮的東西。我讀過《獨秀文存》,《胡適文存》,蔡元培的《勞工神圣》。這些東西在當時對于我的新思想是有過啟發的作用。……我到了小學,住在城里曾經常看到不勞而食的富人,看到紳士們的盛氣凌人,無惡不作。看到衙門里敲詐鄉下佬(實是窮苦農民居多)。看到我們縣里土客籍的不平等及土客籍的斗爭。我看到同學中貧富懸殊的生活。我愈憤恨著舊社會,改造社會的思想已深入胸懷。當著我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覺得社會的改造,須得聯合些有志之士,于是就糾合著一些進步同學,結成兄弟,訂為金蘭,前后幾次曾結拜四五十人。有一次結拜十三兄弟,在編金蘭譜號碼時,曾用了這樣十三個字‘聯合十三英雄,為我亞洲謀改造’。那時是有一種英雄改造社會的思想。后我結拜的這些兄弟,有許多在大革命中變成了同志。”1924年秋,他考入吉安省立第六中學。1925年春的“第二學期是我生命史上更徹底走上進步道路的一個重要關頭。……我在我們學校圖書館里看到了《新青年》、《中國青年》、《向導》、《政治生活》、《覺悟》、《三民主義》等書報。前三個刊物好象是專為著我而寫的,它解答了我心里一向要求解答的家庭、生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并且引起了我對政治問題很大的興趣”。“看到了我們黨和團的刊物,并且接受了吉安我黨和團宣傳影響,使我開始認識社會主義,懂得要創造怎么樣的一個新社會。我對于馬克思共產主義雖不十分深刻了解,但我對于它具有很強的信念,因為我覺得我已找著世界的真理。‘五卅’運動更促進了我的民族思想,我熱烈的參加吉安工人學生斗爭”,以學生會代表的名義參加吉安各界五卅慘案后援會,從事吉安學生和工人組織工作,并參加工人罷工斗爭,經曾延生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考入吉安第七師范(該校是當時中共組織在吉安活動的大本營),但因任學生總會工作,實際并未入學,不久又遭當局通緝而被學校開除,“以后我就完全轉入革命職業生活狀態中了”。[12](P170-175)這個思想變化過程,正是當時許多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模式。
  上述情況說明,革命思想和革命者的產生,固然與個人和家庭境遇有關,但更主要的是社會現實以及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后接受到新知識新理論使然。對社會現實的極度不滿,五四運動的熏陶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傳授,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的志向目標,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等等,深深地影響和塑造著年青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行為方式,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對個人生活道路和國家前途的思考,最終成為那些從鄉村來到城市讀書的青年人轉變為革命者的共同原因。當這批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模式,確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認要担承起改造社會、重建國家的使命后,他們就已不是昔日的富家子弟或單純學生,而是離開了原先的生活軌跡,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身份變換,走向了“職業的革命者”。因此,一當形勢轉變、中共中央決定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時,他們立即將革命的理想轉變成為革命的行動,從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農村武裝暴動。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傳播,為農村革命準備了一大批組織者與領導者。
  三、領導群體發動革命的行為優勢與特點
  實在說,革命是不容易發動的。在國民黨建立起城鄉政權和武力清黨反共的嚴酷形勢下,中共黨員個人的生命安全已經難以保障,發動一個地方的武裝暴動就更是艱難。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與政黨上層,在很大程度上與農村農民存在著一條深深的鴻溝,在知識、見解、感受和目標追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別,要使革命很快得到農民的支持實非易事。但是,他們卻能迅速地深入農村并發起武裝暴動,其中的奧秘,就是他們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優勢及行事方式,更確切地說,就是他們對地方政治態勢、權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1、形成了一個由幾部分人組成的中共縣委、區委或中共黨員主持的暴動委員會等組織群體,運用組織的平臺和力量,動員群眾,策劃并發起革命。通觀各次農村暴動,一個突出的共同現象是:每一個地方在暴動前,都組成了一個組織領導群體,這個群體,以返鄉革命知識分子為核心,由返鄉骨干主導、在鄉骨干參加(個別地方還有上級黨組織派來的軍事人員)。蕭華回憶說,興國黨的骨干多,特別是黃家煌、蕭以佐、胡燦、陳奇涵、謝云龍等一批發起興國革命的領導人,“他們在興國來說都是有地位的革命知識分子,黨的骨干力量”,從外地回到興國領導革命,是興國革命能夠迅猛發展起來的主要原因之一。[13](P389-390)這種情況,從方志敏、張世熙、羅貴波、賴傳珠、鄺任農、丘倜等人的記述中,也被證明是弋陽、橫峰、萬安、南康、贛縣、尋烏、于都、信豐等各地暴動前的普遍特點。各地縣委成為革命動員和革命行動的領導核心,通過組建下級組織,發展黨員和動員農民,建立武裝,形成具有高度組織性和行為力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富有明確方向、靈活策略和向心引力,是各地暴動能夠在敵強我弱態勢下相繼爆發的根本原因。形成領導核心和運用組織網絡,無疑是農村領導群體發起革命時的最大優勢和力量。
  2、熟悉鄉情和為群眾信仰,便于影響民眾、組織革命的基本力量。熟悉鄉情,且因其知識分子、軍官或黨政職務等身份,在地方上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而被群眾信仰,為領導群體打開局面提供了便利。農村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制度,限制著農民越出他們所屬的狹小地域,與外部世界發生接觸和互相影響。因此,在外闖蕩的知識分子回鄉后,因其地位、見識、閱歷而極具聲望,備受閉居鄉間的農民群眾崇敬和信任。“他們對真正革命的知識分子,尊之為老師,尤其對共產黨員,他們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產黨員住在他們家中時,他們就自動的囑咐孩子們不要在外邊胡說,因為這是革命的老師” [14](P110)。如萬安,“農民運動是少數知識分子所發跡,故農民群眾對于‘老師’有很大的信仰”[15](P199)。革命者因其特殊的身份為鄉親們所認同和信仰,占有人和之利;又因其熟悉鄉情,在聯絡力量、組織民眾、制定策略和指揮行動時,亦具地利之便。因此,他們也就比較充分地利用這一優勢來開展工作。陳奇涵回憶說,八一起義后,他們潛回贛南,決定有地位的同志,如崇賢的徐戒初、謝云龍、徐聲源,城崗區之余佛田、凌埔東、余石生,鼎龍區的張漢超,霸南區的陳奇涵,縣政府的蕭以儒,榔木鄉的李藻、鄒子邦等,掌握各種武裝,準備暴動。他們甚至利用在國民黨縣政府、縣黨部任職或國民革命軍軍官等身份,掌握了興國多個靖衛團。特別是,各地領導者都極端重視運用組織和個人的影響,一般都進行了半年及以上時間的秘密工作,團結和動員農民,組織秘密農會(其中也有的地方充分利用了國民革命時期的革命資源,恢復當時的農會組織),使之成為革命的基本力量。這樣,在革命發起時,秘密農會的組織在贛南各地均有相當規模,如南康潭口暴動時有秘密農會會員近千人,贛縣大埠有900多人,信豐有 1000多人(暴動時四路攻城隊伍人數多達萬余),于都普遍恢復了農會,尋烏南半縣1927年冬農會會員號稱發展到近二萬人,暴動時有六七千人,等等。地方革命者領導的暴動,得到了當地農民的熱烈響應與參與,這與毛澤東等以軍隊實行武裝起義后在沿途農村所遇到的情形,即冷冷清清、無人響應的情況正好相反——因此,毛澤東等從井岡山下山轉戰贛南、得到東固革命根據地軍民的熱情接應時,是那樣的高興:正規軍隊與地方暴動隊伍的最后會合,是成功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條件。
  3、利用宗族、親戚和同鄉關系動員群眾、組織力量和發起暴動,是農村革命領導者們的一大行為特點,也是他們在領導革命時的一大獨特優勢。有研究注意到,方志敏、黃道、邵式平等正是首先影響同姓子弟成為革命積極分子,再組織農民革命團的暴動主體力量,而最終實現弋橫暴動、創建紅軍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16](P81-83)。這樣的事實同樣存在于江西其他地方。陳毅向中共中央報告說:“東固一帶是以附近之知識分子(系吉安南昌讀書的學生)為基干,他們在外面加入共產黨,受豪紳壓迫跑回來,利用家族關系,以東固附近一帶山林為基礎向豪紳游擊,因此東固之根據地只是共產黨員可以在那里公開站足,豪紳不敢回來。對于不反對共產黨之地主、富戶,仍然是同志的待遇,安然無恙,紅軍的槍械是大部由他們拿錢買來才有基本的。”[17]江西農村宗族關系普遍濃烈,如興國的姓氏觀念很濃厚,主要是蕭、陳兩姓很有勢力,掌控著全縣政治權力,由于革命者中多有兩姓子弟,他們十分注意利用本族力量支持和發動革命,而兩姓家長們包括一些地主富農,也因其子弟關系而不反對乃至掩護和參加革命,一些地主鄉紳家庭甚至成為中共組織的秘密交通與辦公機關的場所,不少家庭是兩代人同時成為革命者。因此,蕭華認為:“這種姓氏關系,有效地掩護了革命勢力的生長與發展,致使興國縣黨的組織,一直沒有遭到嚴重破壞。”[13](P390)陳奇涵也指出:“當時為什么‘四大金剛’沒有出頭露面出來反對革命呢?因為他們有子弟在共產黨里。”[9](P72)“許多地主富農子弟參加革命,作了革命的橋梁”以及利用宗族掩護革命,確實“在江西有很多的生動的史實”[9](P149)。特別是,宗親和同鄉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動員革命力量上,而且反映在暴動失敗后革命力量的保護上。陳奇涵“利用宗族、親戚關系,使追緝他的敵人一次又一次撲空”,羅貴波、易有珍在暴動失敗后改名換姓外逃時,遇到當地民團的盤查被認出來,但民團并未把他們押送縣城,“反而把我們倆放走了”。羅認為這是群眾對中共有所認識,其實,鄉親的關系恐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當然,敵對力量在與革命者們抗爭時,往往也利用宗族關系。
  4、聯絡、團結和改造三點會,將其作為暴動的重要力量,也是革命者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方式。贛南地區歷來是三點會(又稱洪江會)的重鎮之一,各縣會徒多為貧苦農民,他們以劫富濟貧為號,自成武裝,“在贛南各地占有大勢力”[18](P146),公開或暗中與統治當局對抗,是一支可以爭取的武裝力量。贛南暴動的領導們在組織革命力量時,都十分重視這個問題,進而利用與其同鄉、同學的關系,成功地聯絡和團結三點會參加革命。在興國、永豐一帶,陳奇涵、黃家煌、蕭以佐、陳赤峰、陳自漢、李明蘭、胡家彬等領導人親自打入三點會,重點做三點會“十兄弟”即十首領的工作,對三點會進行改造和整頓,取得成功,三點會眾成為暴動的重要武裝力量。東固革命領導人賴經邦,則通過親戚關系,親自說服三點會首領段起鳳加入革命,段隨后成為江西紅軍第四團團長,為建立和鞏固東固革命根據地作出重要貢獻。于都革命領導者也根據當地三點會有很大勢力的情況,主動與其協商,在保證其絕對服從領導的前提下,派李英、劉為美、李駿、張文煥、尹紹倫、丘倜等6位領導人參加三點會,“并同他們的頭目喝血酒,跪拜天地為誓,利用他們進行了暴動的準備。”[19](P28)因此,于都“‘三點會’的人都加入了農會”[20](P204)。安遠、萬安、尋烏等地也都發動了三點會眾參加秘密農會和暴動。當時在江西省委的報告中,甚至出現不無夸大的記載,說“贛南幾十萬會匪整個的站到黨的領導下面來與工農自發的斗爭”[21](P182)。會黨群眾加入農會,在身份上發生了變化,但其一般具有的強悍、勇敢并因受會規約束而較有組織性等特點,依然保存下來,他們在革命興起時多勇于沖鋒陷陣,對暴動的發動所起作用十分明顯。
  四、結語
  僅是貧困并不必然發生革命。地方革命領導群體的活動,為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說國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轉換,提供了鮮活的材料:第一,它深刻地表明,在中共決策層與農民群眾之間,存在著—支堅強有力的中堅力量。他們位處中層,與上層組織和下層民眾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共在時局突變、方略轉換的緊急時刻,所以能夠迅速地走向農村、動員農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擁有這樣一批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裝,富有獻身精神和社會文化多重優勢的地方領導群體和中堅力量。他們以自身的優勢,保證了中共戰略決策在農村的快速實施,打開了農村革命的大幕。農村革命的發生,固然需要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地方領導群體的“起根發苗”作用顯然處于主導的地位。第二,如有的研究者所說,以往地方革命在中共歷史著述中常常被弱化為注腳。事實上,在土地革命發生時,一開始就同時存在中共領導的正規軍隊武裝起義和農村武裝暴動這樣兩種方式和力量,兩種力量最后在農村匯合,形成政治、軍事和社會資源的互補與聚合,而創建出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個匯合過程及農村革命領導群體在其間的作為與命運,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論述)。因此,對地方革命及其領導群體,應當更有合適的認識和估價。第三,地方領導群體主要由當地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其中多數又是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這一事實說明,是先進理論、政治理想、道義担承和社會現實而不是個人生活條件,最終促成他們走向革命;在革命源起的諸因素中,不僅存在著深刻的階級斗爭的動因,而且存在著更為復雜的社會文化等因素。革命知識分子在農村革命源起中的奇特作用,成為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特征。正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指出:“區別中國革命與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農民的行為而是知識分子的行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之處正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失敗之處,他們建立了一個革命聯盟,使農民起義有了內聚力、方向和領導。”[22](P277)因此,當今的研究者更應關注的,不是應不應當發生革命,而是為什么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和成就了革命。
  注釋:
  ①比較好的研究是陳德軍的《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中心》(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他通過研究方志敏等在革命動員中的行為及作用,對贛東北一地地方領導人與農村革命的發生,作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在革命“合理性尚未成為農民自身認識的一部分的情況下,它的發生與維持基本上系于作為倡導者的革命知識分子身上”(第43頁)。拙著《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較早注意到了這一問題,認為回鄉和在鄉的“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確實起了先驅、前導的作用,可以說,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蘇區”(第143頁),但未進行細致的論證。事實上,幾乎所有有關論著對知識分子在領導革命中的作用都有充分的肯定或一地、個體的研究,只是專門視之為一個處于上層與農民之間的群體并進而促成農村的革命,在研究上尚有很大的空間。
  ②如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江西地區》(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記載,江西地區那幾年間發生的武裝起義有64次。
  ③《人物傳略及簡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江西黨史資料》第10集(東固革命根據地專輯)第182-204頁。東固暴動及其后建立的根據地,是江西暴動及其建立的根據地中富有代表性者之一,曾被毛澤東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而與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方志敏式根據地并列。
  ④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歷史文獻中也記載說,在興國橋頭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即“富農地主知識分子許多不去參加國民黨政府和靖衛團工作,而來參加革命”(黎日暉《關于贛南工作的綜合報告》(1931年10月6日),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1年)》第146頁)。
  ⑤當然,并非所有早期革命領導人都出身富裕家庭,出身貧寒者同樣不少。如趙醒儂(因犧牲較早,不屬農村暴動領導人,但他的思想變化是相當具有普遍性的),據袁玉冰記述:“醒儂同志是一個被壓迫的青年!他在中學還沒有畢業,因家貧而輟學,在長沙常德等處曾做商店學徒,后來在上海販賣報紙以維持生活,此時他是備嘗艱難辛苦之至,夜無宿處而臥于小菜場內,有時為巡捕所驅逐,竟在馬路上步行達旦,然而他在這個貧困饑寒種種物質上的壓迫幾乎無以為生的環境中找到了一條光明的出路——革命!……他自認識革命后便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中國共產黨,以后他便是在艱難辛苦的革命工作中過活了”,成了“一個職業的革命家”、“江西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鋒”(《悼趙醒儂同志》,《江西黨史資料》第30集(袁玉冰專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頁)。
  ⑥史料證明,除城市學校外,坐落在市鎮的一些學校,也同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地。如永豐“芹溪有7人在東固澗東書院讀書,這 7個人是:仙人橋的姚振、姚蕃、葉香早;斬木坑的歐陽岳;會溪的郭海平;萬壽宮的姚泉香;筲箕窩的葉奇倫,這些人大多數是富家子弟,但他們都傾向革命,在澗東書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先后加入了共產黨或共青團。從1927年冬始,他們在芹溪一帶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曾廣元等《永豐芹溪革命》,《江西黨史資料》第10集(東固革命根據地專輯)第145頁)。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傳播,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89~96K4中國現代史何友良20072007
農村革命/起源/領導群體/知識分子
僅是貧困并不必然發生革命。地方革命領導群體的活動,為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說國民革命向上地革命的轉換,提供了鮮活的材料。在中共決策層與農民群眾之間,存在著一批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裝、富有獻身精神和多重社會文化優勢的地方領導群體。他們在時局突變的緊急時刻,迅速地走向農村、動員農民,將中共戰略轉化為革命實踐,打開了農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領導群體主要由革命知識分子所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是先進理論、政治信念、道義担承和社會現實而不是個人生活條件,最終促成他們走向革命。革命知識分子在農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特征。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89~96K4中國現代史何友良20072007
農村革命/起源/領導群體/知識分子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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