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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的回顧與前瞻
香港經濟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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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法分類號:F658(CLC F658)
  香港經濟被認為是戰后亞洲經濟奇跡之一。一座面積僅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數百萬的城市,在既無雄厚的工業基礎,亦無可供發展的資源的情況下,在不長的時期內迅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成為名震天下的國際經濟中心。香港是怎樣走上繁榮之路的,回歸后的香港,能否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局面,這是世人普遍關心的問題。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考察分析。
      一、從“蕞爾小島”到國際經濟中心
  19世紀中葉和末葉,英國分三步強占香港地區,主要是從經濟侵略的目的考慮的。英國最先強占的香港島,面積僅數十平方公里,人口僅數千人,是清朝統治者所稱的“蕞爾小島”。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在戰敗之余,能以區區香港島換取英國退兵,是值得慶幸之事,故棄之若敝屣。而對英國侵略者來說。則如獲至寶。從此,英國殖民者開始按自己的意愿來經營香港。
  事實上,在整個19世紀中后葉,香港一直是作為英國對華貿易的倉庫和轉運站的。在鴉片貿易中,3/4以上的鴉片都是先由印度運至香港,再由香港運至各通商口岸和內地的。〔1〕而在貨物貿易中,香港也是向內地輸出紡織品和其他工業產品、從內地運走白銀、茶葉、瓷器、生絲及勞工的主要轉運站。這樣,早期香港很快從農業、漁業轉型為服務于殖民經濟的轉口貿易經濟,成為西方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的跳板。
  由于急欲打開中國市場,英國商人在并未對中國市場需求作過認真調查的情況下,便迫不及待地將許多中國人并不需要的產品盲目地運來。如西式餐具、洋布、成衣、皮鞋、禮帽、鋼琴……由于這些產品長期無人問津,只能長期堆放在香港。〔2〕所以,19世紀的香港是以“鴉片倉庫”、商品集散地和轉口貿易站以及“苦力碼頭” 〔3〕著稱于世的。
  香港的這種轉口貿易對其發展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使香港日益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樞紐,導致商業繁盛,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又使香港未能繼英國本土后迅速實現工業化,從而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香港經濟的起飛和現代化的實現是本世紀中后葉的事,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工業化階段(1952—1970年)
  1952—1954年為工業化的醞釀階段。本世紀40年代末50年初,由于中國內戰的結果,使大量資本和技術、管理人才從上海等地流入香港;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和西方對中國的禁運,又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嚴重沖擊。1954年的轉口貿易值從1951年的93.03億港元跌至58.52億港元,下降幅度達62.9%。上述情況既使香港發展工業成為必要,也為香港走上工業化之路提供了可能性。經過幾年的努力,香港制造業獲得初步發展,1954年同1952年相比,制造工廠由1700多家增加到2200多家,增長幅度接近30%。
  1955—1962年為工業化起步階段。由于此時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英美等國開始增加在港投資,加之金融和服務業為工業發展提供了極好的融資手段和出口渠道,使香港的工業迅速崛起。1962年同1954年相比,工廠數量增加了1.8倍,工廠雇員增加了2.6倍,表明香港的工業化進程已經啟動。不過,此時興起的工業規模小,技術含量較低,均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為加工、紡織、制衣、制鞋、食品、玩具、塑料等行業,因其小而分散,故被稱作“山寨工廠”。
  1963—1970年為工業起飛階段。其間,工廠達16500多家,工廠雇員近55萬人。工業產值在本地總產值(GDP)中的比重達30.9%,港產品出口值為轉口貨值的4.27倍(123.47/28.92億港元)。工業起飛帶動了整個經濟的起飛。在60年代的前半期,香港GDP年增長率達到10.9%,人均GDP增長率達到8.0%;60年代后半期,增幅有所減慢,但上兩項指標仍分別達到7.1%和5.1%〔4〕。1970年,香港的GDP總量已達到186.7億港元,人均GDP已達到4970港元,此時香港的人口為359萬人〔5〕。以上情況表明,香港的工業化已經完成。
  (二)從工業化到經濟多元化階段(1971—1985年)
  經濟結構初步調整階段(1971—1976年)。進入70年代以后,由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和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衰退,加之,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臺灣、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起飛,對香港經濟構成了嚴重的挑戰。香港原有的小規模“山寨工廠”因其產品技術含量低而很難適應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的競爭形勢。制造業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從70年代初期的30.8%下降為70年代中期(1974年)的25%。GDP和人均GDP的年增長率也同60年代后期接近,分別為7.9%和5.9%〔6〕。而同期的金融和商業勞務對GDP的貢獻卻由14.4%增加到了20%左右〔7〕。表明香港的經濟結構調整已經開始,金融的崛起使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之一。
  但正式啟動經濟多元化之輪則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的事。1977年10月,港英當局設立“經濟多元化咨詢委員會”,以財政司夏鼎基為主席,以行政、立法二局部分議員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為委員。其任務是提出未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供港督參考。1979年底,委員會向港督正式提出《報告書》,建議當局把工業政策的重點放在促進勞力密集型輕紡工業向資本和技術高密集的輕工業的轉變上;大力加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大力加強和發展同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的合作;成立“工業發展委員會”以推動工業的升級發展〔8〕。上述建議得到當局的重視并付諸實施。到8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即從工業化轉向經濟多元化,基本完成。使香港經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經濟多元化完成的表現是:
  第一是工業的升級和多元化。第二是服務業迅猛發展,服務業實現多元化。除金融外,外貿、航運、房地產和酒店旅游業也異軍突起,使整個服務業成為經濟的支柱產業。
  (三)經濟轉型和成熟發展階段(1985年至今)
  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香港前途的明朗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從而使香港經濟逐漸步入成熟期。其表現是:
  第一,經濟多元化走向成熟。其一是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并北進內地。香港制造業的比重從1985年的21.9%降至1994年的9.3%,降幅達127%。制造業在本地發展遇到諸多困難,卻又適逢內地擴大開放的天賜良機,于是大舉北進。先是在華南沿海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廣州、佛山等地扎根,80年代末又挺進海南,90年代則全面進軍內地各省、市、區,包括北京、上海、廣西、湖北、四川、東北……到90年代中期,原有的制造廠商80%已移至內地,利用優惠的政策,良好的投資環境,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獲得重新騰飛的機會。據《中國經濟年鑒》統計,截止1994年,港商在內地直接設廠已達53000多家,雇傭勞工600多萬人;其中廣東省占去一半〔9〕。
  其二是外貿飛速發展,成為龍頭產業。從1986年至1995年間,貿易額從5525億港元升至28352億港元,增長5.1倍。其中的轉口貿易更是直線上升,1988年占出口總值的56%,1994年占81%;而轉口貿易中又以來自內地的貨物為主,1993年為7270億港元,占當年轉口總貨值的88%。香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1994年以來一直排名第8位,緊隨西方七國之后,在亞洲僅次于日本。而在轉口貨值及成衣、玩具、電子表、雨傘等10余種產品出口方面,則位居世界第一。
  其三是金融、酒店旅游、航運、信息、房地產業獲得長足的發展,成為香港成熟的多元化經濟的主體。在金融業方面,1987年以來一直穩步發展。目前,金融市場總體規模和綜合融資能力已位居世界第三。香港有180家銀行、1600多家分支銀行;世界前100位的銀行中有87家在港營業,貸款市場居世界第三,股市規模居世界第六,黃金市場居世界第四。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此外,香港還是亞太信息中心、航運中心、旅游中心和綜合服務業的中心。在GDP中,服務業的比重高達65%—75%。表明香港的經濟多元化已經成熟。
  第二,資本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在香港百余年來的發展過程中,英資一直占有支配的地位。直到70年代末,英資還幾乎完全控制著香港的金融、貿易、商業、房地產和公用事業,匯豐銀行獨家接受的存款占全港總存款的50%,加上由其控制的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額,則占總存款的80%以上〔10〕。但80年代中期以來,上述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英資地位急劇下降,退居次席:而本地的華資力量迅速崛起,成為資本最雄厚的主導力量;來自內地的中資與美日等外資一起,力量日益壯大。目前,華資控制全港財富50%以上,華資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占總市值60%以上;華資家族財團崛起,其中,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就有李嘉誠、包玉剛、郭炳湘兄弟、李兆基、胡應湘、邵逸夫、霍英東、鄭裕彤、陳啟宗等家族財團〔11〕。英資仍控制30%左右的財富,在金融業仍舉足輕重。中資集團也迅速壯大,目前,對港直接投資已達數百億美元,在香港外貿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經過百余年來的發展,尤其是戰后半個世紀的突飛猛進,香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經濟成就,“香港現象”成為經濟奇跡的代名詞。其人均GDP在世界上已躋身前六位,1996年達到24500美元,超過英、加、意、澳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亞洲僅次于日本。香港還獲得了由“世界經濟論壇”等多個權威性國際組織評出的一系列殊榮,如1994——1996年連續3年的“全球最佳商業城市”、“全球經濟自由地區”第一名,最近又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地區”第二名〔12〕。香港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香港小龍騰飛的動因
  香港經濟的繁榮是天時地利人和造就而成的。古人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那么,香港小龍的騰飛,所需要的“水”也是多方面的。如百年一遇的發展機遇,是謂“天時”;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是謂“地利”;港人的自強不息精神,內地與香港間的唇齒相依,取長補短,是謂“人和”。而港英當局經濟上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具體地說,香港經濟繁榮的動因有:
  第一,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難得的發展機遇。
  香港被英國占領后,英國派總督實行殖民統治。歐洲移民的不斷涌入,中國內陸勞工的大量流進,使這里形成華洋雜處,中西文化融合,傳統與現代交織的社會環境。使港人既有中華民族講究和諧統一的一面,又有注重競爭,追求個人價值與物質享受的一面,成為中華民族中最早面向世界的先驅者。這種中西結合的社會文化背景,成為香港經濟得以騰飛的重要的社會條件。
  另外,香港歷史地位的特殊性也有利于經濟騰飛。在舊中國,港島和九龍司被割占,新界被強租,是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而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新中國建立后,中國政府多次公開宣布,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愿意在適當的時候,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這就是說,香港遲早要交還給中國。這種地位決定了香港和內地之間必然要保持相對穩定、和睦的關系。
  香港經濟的騰飛在于獲得了兩次極好的機遇。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因中國內戰的結果,使得大批資金、設備、人才從中國上海等工業中心流入香港;而美國英國從上海撤出其資本后,也有意促使香港發展,取代上海的遠東經濟中心的地位;加之5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處于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科技進步迅速。這一切,為香港的工業化提供了資金、技術及市場等諸多條件。
  第二次是80年代以來至今,香港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擴大的時機。中國沿海經濟特區的設立,優惠的引資政策,中國十分龐大的市場、豐富的資源、勞動力,為香港的資本找到最好的出路,使香港由工業化向經濟多元化以及建立成熟的服務業體系,都成為可能。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恰到好處地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香港背靠內地,這里有無盡的資源、勞力和無法估量的巨大市場;香港又面向大海,作為資本主義的窗口,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本、技術及管理資源。加上中國政府實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這就使內地與香港之間可以實現互相利用,取長補短,香港更因為是東西方交通樞紐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經濟交往的主要場所而大大受益。
  第二,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寬松的自由經濟政策。
  香港自戰后一直維持著穩定的社會局面,一方面,中英建交后中國一直從各方面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處在東西方兩大政治勢力的夾縫中為了求得生存,也在很長時期內保持中立。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香港的社會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華資家族財團的崛起,中產階級的壯大,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產業工人數量雖有數十萬,但相對分散,且收入也不斷增加,農民及農業的比重均微不足道。這樣的社會結構也有利于社會穩定。
  在香港穩步發展的同時,東南亞地區卻長期動蕩不安,這使國際投資商們將香港視為當年的上海,視為理想的投資場所,當作聚寶盆,和外資的庇護所。所以,香港的金融業才會如此繁盛,外貿才會持續增長,港元也才得以成為國際通貨并長期穩定。
  在香港的發展進程中,港英當局采取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起到了揚長避短的作用。這種經濟政策的典型特點是所謂“不干預”或“放任主義”。表現在貿易自由,無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企業自由,一般企業完全自主經營;外幣自由兌換、買賣(從1973年起實行),資本、技術、人員、黃金進出境自由,簡易低額的稅收等。港英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適應了香港這個以外向型和服務型為主體的經濟模式發展的需要,在香港形成了比發達國家更為完善的自由市場機制,為港人及各方投資者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投資環境。由于自由經濟政策在香港獲得成功,與此相反,西方各國推行以國家干預經濟為主要特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卻步履艱難,為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所困。故香港被許多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奉為自由經濟的“典范”和“最后堡壘”,如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貨幣學派領袖米爾頓·弗里德曼就極力推崇香港自由經濟政策,認為香港已經成功實行的自由港和完全自由競爭政策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提供了現實的范例。
  第三,強大的中國因素,有利的國際環境。
  香港經濟的騰飛是本世紀后半葉的事,盡管有諸多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影響最直接的則是香港背后有日益強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所謂“中國因素”或“內地因素”。表現在:首先,沒有中國政策正確的對港政策,就不可能有香港的穩定。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還是以后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回歸后方針,都給港人、投資者及至港英當局吃下了定心丸,從而保證了香港社會的長期穩定。其次,沒有內地對香港的大力支持,香港居民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更無從事建設的可能。香港居民生活所需的豬羊牛肉、禽蛋和淡水魚的100%,茶葉的70%,水果的30%均由內地供應;香港淡水的70%靠東深供水工程提供;大亞灣核電站滿足了香港1/3以上的電力需求。再次,內地改革開放改變了香港經濟嚴重依賴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地位,使內地與香港同時受益。尤其是近10年來,香港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中國擴大開放。
  香港在經濟發展中,置身于和平、發展的國際大環境,置身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和全球經濟市場化、一體化的潮流中,從而如魚得水,迅速成長。
  在冷戰時代,香港因地處中國門戶,不在冷戰中心歐洲,又得益于中國的不斷擴大以及中英、中美關系的不斷改善,因而幾乎從未受到過意識形態引起的沖突的威脅。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題,香港更是巧妙地周旋于風云變幻的國際關系舞臺中,利用西方各國看好中國,看好東亞之機來發展自己。近年來,香港吸引了英資約320億美元、中資250億美元、美資150億美元、日資120億美元及大量的歐洲、東南亞、臺灣資本。從而壯大了自己的實力。
  此外,香港很早便參加了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如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服務貿易總協定),從而在‘有規則的貿易游戲”中獲得一定程度的保護,這對以外貿和服務業為主體的香港經濟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經濟市場化、區域化和一體化的進程中,香港作為東亞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新世紀的新香港
  香港已經回歸,現在世人關心的是:回歸后的香港“是否浪漫依然?”即21世紀的香港是否能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對此,海內外有識之士的共識是肯定的。
  香港回歸后,能否保持繁榮穩定,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1)內地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2)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政治、經濟形勢;(3)國際形勢與中國同西方的關系。
  首先,內地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證。從政治上講,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核心,經過8年執政的鍛煉與考驗,已經日益成熟。并被事實證明是受到全國人民擁護的經得起國內外大風大浪考驗的堅強的領導集體。這為邁入新世紀的中國提供了政治穩定的切實保障。從經濟上講,中國正沿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順利邁進,改革開放穩步推進,綜合國力迅速提高。就連中國的潛在對手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已經強大;而21世紀的中國,必將成為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其次,從內地與香港的關系來講,回歸后的香港已是中國的一個部分。政治上,中央及各兄弟省市均有責任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全國人大制訂和頒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未來香港的地位,管理方式以及同中央政府間的關系,明確規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回歸后治港的基本方針,規定了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現行的生活方式和現行法律50年內不變的原則。而且,按小平同志的話說,“到了50年以后,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里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担心變,變不了。如果有什么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13〕這就表明了中國政府始終把香港的繁榮穩定作為對港政策的出發點。這為香港回歸后繼續保持國際經濟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證。
  再次,從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身的情況來看也具備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的內部條件。表現在:(1)政治上,港人歷經百年斗爭才徹底擺脫殖民統治。自然會倍加珍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權利,回歸后主體意識必然會更強。加之長期培養出來的人材和積累的管理經驗,定能把香港治理得更好。1997年初的民意測驗表明,70%以上的港人對未來充滿信心,就是具體的例證。(2)在經濟上,香港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會動搖。從資本結構看,有利于繁榮的華資和中資已從總量上超過英美日等外資力量。華資的主要代表均是愛港愛國的實業家,如李嘉誠、郭炳湘兄弟、李兆基、霍英東、邵逸夫、董建華等先生。(3)在思想文化上,所有港人不分派別、信仰、年齡、職業和社會地位如何,均認同華夏文化。盡管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0多年,但港人的文化傳統未丟,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未丟,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當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這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重要的內部因素。
  最后,從香港同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來看,回歸后由于有“三個不變”作保證,香港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而且,隨著中國開放的力度加大,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這種聯系還會更緊密,會更加重要。英美日等國在香港均有重要利益,而且今后它們在港利益會更多,因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是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所在。這同1949年上海解放,西方大國紛紛撤走,從而造成上海此后數十年封閉發展,在遠東的地位一落千丈的情況截然不同。因而,很難想象會出現外資撤離香港導致香港經濟震蕩的局面。
  誠然,香港在新世紀的發展中還必然會遇到諸多難題,如內部產業結構、規模的調整問題,外部受國際經濟形勢和中國同西方關系的影響問題以及來自新加坡、韓國、臺灣、上海以及其他東南亞經濟中心的挑戰問題……。上述問題確實都很棘手,但筆者相信,只要650萬港人繼續發奮圖強,只要中國繼續沿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向前邁進,香港的前途就必將是美好的。新世紀的東方之珠必將更加璀燦奪目,光照人間!
  收稿日期:1997—06—18
  注釋:
  〔1〕《中國對外貿易史料資料》,第一冊,422頁。
  〔2〕《鴉片戰爭史論文專輯》,71頁。
  〔3〕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者瘋狂掠賣華工,華工被稱為“苦力”(kuli),其掠走華工的主要地區為華南沿海,而運至海外前主要集中于廈門和香港兩處。
  〔4〕〔5〕〔6〕〔7〕〔10〕戴衛·萊思布里奇:《香港的營業環境》,中譯本,4頁、47頁、4頁、9頁,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
  〔9〕《1995中國經濟年鑒》,第611頁,中國經濟年鑒出版社,1995年12月。
  〔11〕尹崇敬、曹寰光《香港的經濟(二)》各篇實業家介紹。新華出版社,1996年;又見《香港知識500問》第97——103頁。
  〔12〕據新華社6月9日消息。
  〔1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73頁,人民出版社19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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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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