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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小說研究的四種范式
魯迅小說研究的四種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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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1913年《小說月刊》發表魯迅的第一篇小說《懷舊》時所附的編者評點及“附志”算起,魯迅小說研究至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在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魯迅小說進行了全面、深入、細致的研究,論著資料真可謂汗牛充棟。縱觀這些異彩紛呈的論著資料,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魯迅小說研究史是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史的縮影。
  新世紀的腳步越來越近。清理反省學術研究的世紀歷程,成了世紀之交各學科領域的重要課題。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開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對象,而魯迅小說研究又是魯迅研究中成果最為豐碩的。因此,對魯迅小說研究的歷史,作一種鳥瞰式的疏理,不僅對總結和推動魯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對總結現代文學研究乃至本世紀的學術研究均有借鑒意義。當然,這種疏理工作由于對象本身成果卓著、資料浩繁,具體操作時研究者又會憑著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將魯迅小說研究史概括為四種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體意識范式、形式意義范式。我認為,80多年的魯迅小說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種研究范式。這四種范式并不是以時間進程歷時地縱向躍進的,我的概括既有對歷史的縱向把握,也有基于邏輯歸納的橫向透視。
      一
  從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角度觀察和分析魯迅小說的政治意義,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成了魯迅小說研究的最主要范式。這種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個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獨尊的壟斷地位。這種現象當然并非魯迅研究所獨有,在政治成了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的時代語境中,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不可避免地趕風潮似地將研究觸角伸向政治,這是后人清理本世紀文化遺產時首先要遇到的觸目驚心的奇觀之一。由于魯迅在中國文化領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觀念生搬硬套魯迅小說,對其作穿鑿附會地互證,更是成為奇觀中的奇觀。《狂人日記》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戰斗宣言書,《祝福》是舊社會套在婦女脖子上的“四大繩索”的控訴書,《一件小事》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面向工農的懺悔錄,《鑄劍》是討還血債的復仇精神的頌歌,《藥》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挽歌……諸如此類的對魯迅小說下政治口號式的斷語,成為一時風尚。給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定階級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務。那個一無所有而又愛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闊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還是貧雇農,曾讓一批專家學者爭論得不亦樂乎,甚至那個愛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楊二嫂是憑姿色還是靠雙手養活自己,也就是說,她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手工業生產者也讓研究者費盡了心思。至于把魯迅的小說作為具體政治事件的佐證,從作品中尋找所謂的“微言大義”,諸如對《藥》結尾處的烏鴉的象征意義的奇奇怪怪的猜測,都曾經是構成魯迅小說研究繁榮景象的獨特風景。
  回顧魯迅小說研究史,我們發現這樣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魯迅的小說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而魯迅小說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
  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學”論爭伊始,魯迅就成了創造社、太陽社的斗士們的靶子。他們攻擊魯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魯迅的小說沒有他們所需要的先進的革命的政治意義。這些置身革命漩渦中的激進的文學青年對政治意義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沒有直接描寫風口浪尖上的政治斗爭的魯迅小說,被認為在“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注: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一卷第312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郭沫若干脆喊口號式地宣布魯迅是一個“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注:杜荃(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匯編》第一卷第417頁。)。錢杏cūn@①對魯迅小說的“理直氣壯”的批判更一覽無遺地表露出政治狂熱:“這個狂風暴雨的時代,只有具有狂風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現出來,只有忠實誠懇情緒在全身燃燒,對于政治有親切的認識,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線的作家才能表現出來!《阿Q正傳》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注:錢杏cūn@①《死去了的阿Q時代》,《匯編》第一卷第325頁。)甚至魯迅小說的表現上的含蓄從容在他們看來也成了“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注: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匯編》第一卷第227頁。),并給魯迅小說加上“以‘趣味’為護符,蒙蔽一切社會惡”,“以‘趣味’為鴉片,麻醉青年”(注: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匯編》第一卷第319頁。)等等火藥味十足的罪名。
  風云變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規范的學術研究,其轉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規,以“革命”和政治名義否定魯迅及其小說的狂風很快就過境了。隨著魯迅參加了“左聯”這個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學團體,以及他的驟然早逝引發的全國性悼念活動的強大輿論造勢,魯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當年的“倒魯”健將郭沫若驚呼魯迅的病逝使中國文壇失墜了“宏朗的大星”,稱“魯迅先生是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杰作”(注:郭沫若《民族的杰作》,《匯編》第二卷第230-231頁。),成仿吾則稱魯迅“達到了這一時代的政治認識的最高水平”,“超過了中國的國界,超過了無數的資產階級作家,進到了全世界極少數的前進作家的地位”(注:成仿吾《紀念魯迅》,《匯編》第二卷第1015頁。)。于是,從政治的角度肯定魯迅及其小說,遂又成為研究界趨之若鶩的動向。而政治領袖毛澤東的魯迅觀,對這樣轉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毛澤東在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的講演中,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是新中國的圣人”(注:毛澤東《魯迅論》,《匯編》第二卷第889-890頁。),1940年,毛澤東又指出,“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節錄),《匯編》第三卷第32頁。)毛澤東對魯迅的極力推崇,奠定了此后中國魯迅研究的總體基調。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對魯迅所作的無與倫比的崇高評價,并不是對魯迅的作品作了具體分析后得出的,更多的緣于對魯迅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和欽佩。而作家的存在價值畢竟離不開他的作品,于是,在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時代風潮中,從作品中概括出政治意義以印證領袖的英明論斷,就自然成了魯迅研究界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這也就決定了四十年代以降的魯迅研究,逐漸從百家爭鳴的局面歸聚到毛澤東的魯迅觀下。在魯迅小說研究方面,表現為以毛澤東的有關政治革命論述為指針,挖掘魯迅小說的深刻的政治意義,論證魯迅小說與中國民主主義政治革命斗爭的內在有機聯系。這樣,對魯迅小說所作的具體分析,與毛澤東的有關論斷之間,往往有著清晰的邏輯對應。
  毛澤東說“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是魯迅注意的中心問題。魯迅的小說通過刻畫閏土、阿Q、祥林嫂等農民形象,表明農民已經無法生活下去,環境又迫使被壓迫的農民走到絕境,他們如果不奮起抗爭投身革命,就毫無出路。據此可以說,魯迅小說對農民苦難處境的揭示,實質上是成功地描寫了中國革命的前夜。要改變閏土們的命運,就要爆發革命,而魯迅小說不只描寫了革命的前夜,還直接寫到了革命——《藥》、《阿Q正傳》寫的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和革命的領導者覺醒的知識分子都有著自身的弱點,魯迅的小說恰恰既寫出了農民的麻木和愚昧,又寫出了知識分子的脫離群眾和軟弱消沉。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斷,魯迅小說揭示了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農民的被壓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們是中國革命在農村里的真正的動力,但對現實沒有堅定的認識的覺醒的知識分子還不能充分發揮出本身也有著弱點的農民的革命的積極性,一種更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即無產階級必然走上革命舞臺。堪稱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經典之作的陳涌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注: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匯編》第五卷第715-736頁。)一文,就系統地闡發了以上觀點。在陳涌看來,除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之外,差不多所有我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都在魯迅小說的藝術畫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現。讓研究者們欣喜若狂的是,魯迅小說所揭示的政治觀點與領袖的英明論斷完全吻合。為了全面地論證這種驚人的“吻合”,不少研究者不惜一廂情愿地將兩者修正榫接得“天衣無縫”。比如農民問題,魯迅和毛澤東都確實相當關注,但前者更多地關注農民的負面,后者更多地關注農民的正面,于是研究者就通過巧妙地拔高魯迅小說中的農民形象,以謀求自以為是的一致。臨死還沉淪在精神勝利法泥淖里的阿Q,為了取悅圍觀的看客說了一句“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竟被解釋為意識到“追求翻身解放的窮苦農民,一定會前仆后繼,奮斗不止的”。無知的祥林嫂詢問人死之后有否靈魂,被說成是“祥林嫂的倔強的性格的最后閃光。這閃光有力地表示了封建宗法統治,已經在這個善良受害的勞動婦女的思想里開始動搖,喪失了它的‘神圣’的威力”。更有甚者,稱祥林嫂“在臨死以前,對于舊的統治秩序,提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懷疑和否定”。諸如此類的奇談怪論并非個別現象,這表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已在政治狂熱中使魯迅小說研究走向了一種非學理的偏頗。
  這種偏頗自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得到魯迅研究界的匡正。但是,在部分老一代魯迅研究者中,思維習慣已成定勢,把魯迅小說框定在政治革命的模子里解讀,并以無可置疑的權威口吻排斥其它研究范式,這種現象在八十、九十年代仍有不小影響。時至1991年,陳涌、黃源兩位老同志在紀念魯迅110周年誕辰學術討論會的書面發言中(注:陳涌《有關魯迅思想的幾個問題》,黃源《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收入論文集《空前的民族英雄》,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仍信誓旦旦地堅稱“在目前更重要的是防右”,堅定不移地維護他們所認定的魯迅研究的政治方向。
      二
  將魯迅小說與中國思想革命結合起來考察,這種研究范式濫觴于“五四”時期。魯迅在文壇亮相伊始發表的《狂人日記》等小說體現出的激烈反傳統態度,在“五四”這樣的思想革命的呼聲響徹云霄的特殊時期,尤其具有振聾發聵的警醒作用。讀者敏銳地捕捉到了魯迅小說中先聲奪人的思想鋒芒,并及時地作出了反響。傅斯年在1919年4月讀罷《狂人日記》,激動萬分地寫道:“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是古代,托爾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但是過了些時,何以無數的非狂人跟著狂人走呢?文化的進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我們最當敬從的是瘋子,最當親愛的是孩子。瘋子是我們的老師,孩子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注:孟真(傅斯年)《一段瘋話》,《匯編》第一卷第9-10頁。)這種感受至今讀來仍讓我輩有春風拂面的快慰。這種直覺把握之鮮活,不僅顯示出一個“五四”青年的敏銳感受力,更預示了魯迅作品深刻思想內涵的強烈感召力。同年11月,因提出“打倒孔家店”而名聲大噪的吳虞,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尖銳、鮮明地凸現出《狂人日記》的反封建思想內涵,揭下封建禮教溫情脈脈的面紗,直接將魯迅小說與反封建思想革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吶喊》剛出版時,影響很大的《民國日報》盛贊其為“在中國底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注:記者《小說集〈吶喊〉》,《匯編》第一卷第33頁。),也主要是因為《吶喊》高標獨舉的思想風范給當時的文壇乃至整個文化界構成了強大的沖擊力。這些足以說明,魯迅小說面世后的最初反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深邃獨特的思想底蘊。
  但是,魯迅小說研究史發軔之初顯示出的對魯迅小說思想性的敏銳感應,沒有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堅實的承續和發展。遠在魯迅成為文壇注目的中心之前,政權的更迭就成了動蕩的中國最富吸引力的中心問題。這種大背景下,人們無視或者說沒有足夠的耐心去對待魯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復雜性,滿足于將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魯迅與時代最關切的問題進行簡單地對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40-60年代,大量標明論述魯迅小說思想性的論著,其實根本上只是在反復地鑒別魯迅小說的政治傾向,像那些論述《吶喊》、《彷徨》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故事新編》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章,都可以歸結到前文所述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中去。一旦“思想”被簡化為“政治思想”的同義語,所謂的思想研究,其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對魯迅小說思想性的論述中,主要采用的是“世界觀”、“進化論”、“階級論”、“個性主義”、“集體主義”等側重于衡量政治表現而無力闡發思想深度的概念術語,關注的中心是魯迅的思想從革命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這個過于“大眾化”、“普泛化”的思想研究框架顯然無法還原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獨特魅力,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個文化戰線上沖鋒陷陣的戰士形象。雖然三十年代的李長之、四十年代的平心、五十年代的胡風、馮雪峰等學者曾在對《阿Q正傳》等作品的分析中,注意到魯迅的國民性思想、“立人”思想的特異之處,但將魯迅的小說與中國思想革命的深層次問題緊密聯系起來,進行全面、深入地系統研究,這個使命還要在“文革”結束后,由八十年代在學術界脫穎而出的新銳學者來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者無疑是王富仁。
  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五四”越過歷史的重重幕障,再度成為激活知識分子思想的靈感源泉。魯迅作為“五四”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倍受學人青睞,亦符合最基本的邏輯。但“文革”后,解放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撥亂反正,而魯迅在畸形的年代里“扮演”著整人的工具和打人的棍子的角色,對政治斗爭的普遍厭惡滋生出的對風云人物的逆反心理,使一度一枝獨秀大紅大紫的魯迅在八十年代民眾中的威望降到一個低點,從這種背景來看,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注: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委實稱得上魯迅研究界撥亂反正的扛鼎之作。這部著作是對魯迅小說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適時而堅實的反撥。
  王富仁在對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嚴格區分中系統地構建起自成體系的研究范式。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積習的中國,思想革命是比政治革命更加漫長、更加艱巨的工程。順應歷史潮流,為政治革命作出貢獻,是大多數優秀知識分子都能做到的,而能以自身的獨特思想魅力為一個民族的思想走向現代化建立一座巍峨的豐碑,卻絕非靠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治熱情就能成就。如果魯迅思想的偉大性就在于他比中國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都在更大程度上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魯迅小說的思想深刻性在于它比任何一個中國作家的小說都全面深入地詮釋印證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理論,那么魯迅及其小說也就喪失了獨立的思想價值。這正是王富仁在魯迅小說研究中,指出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不足而建立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邏輯起點。王富仁認為不應當以中國政治革命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的某些結論來說明魯迅小說的思想意義,而應當首先以魯迅當時的實際思想追求和藝術追求為依據來發掘魯迅小說的思想風貌。魯迅沒有承襲晚清的譴責小說的傳統,集中暴露官場的丑行和政治的腐政,也沒有像梁啟超的政治小說一樣重點宣傳新的政治理想,而主要從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問題。《狂人日記》對封建主義的抨擊,不集中于它的政權形式,不著眼于政治狀況,而將重心放在這種制度賴以存在的思想支柱上。《孔乙己》也不重在揭露封建科舉制度的罪惡,而是生在暴露封建等級觀念的極端殘酷性。這種封建等級觀念使《白光》中的陳士成發瘋致死,使《故鄉》中的迅哥兒與閏土之間的友誼無可挽回地終結,使《離婚》中的愛姑在七大人面前驟然失去了繼續抗爭的勇氣。《藥》的重心不是表現革命者的脫離群眾,夏瑜身陷囹圄還在向獄卒宣傳革命道理,沒有理由責備他不發動群眾,作品的重心是表現群眾的不覺悟,即使寫了政治革命,也主要是從思想革命對政治革命的制約這個角度寫的,強調的是思想革命,魯迅沒有像后起的革命家一樣居高臨下地指責革命者的弱點,而是呼吁人們重視思想革命以改變這種沉悶的思想狀況。《阿Q正傳》也是從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行動脫離思想革命運動的角度來總結其失敗教訓的,只重政權更迭而不重視思想革命,阿Q即使革命成功了,也只能成為趙太爺。總之,魯迅以他的小說創作,有力地表現了中國思想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這樣看來,魯迅前期思想深處的觀念意識就不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更不是被壓迫的農民的革命思想,而是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而且,王富仁還通過對魯迅小說藝術表現的獨特性與思想革命主題相吻合的探究,使其研究范式更富有理論自足性。比如,與思想革命的主題相適應,魯迅小說把環境展現放在了第一位,正是對當時思想環境的整體描繪(而不是某個側面),使魯迅小說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王富仁這部堪稱八十年代魯迅小說研究最富革命性的著作,以其宏闊的視野、綿密的邏輯、精深的細讀,經愛住了來自各方面的考驗,雖然一些研究者對其進行措辭嚴厲的批評,但批評者只是以重復沒有生命力的老觀念來拒斥新的探索,相比之下,從學術研究的意義來衡量,這類批評文章甚至缺乏學術對話的起碼水準。
  自王富仁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對魯迅小說的思想意義作了新的審視與思考之后,隨著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反思的不斷深入,思想革命的內涵不斷得到拓展,遠遠超出反封建的層面,更多的研究者開始從主體精神的自由、觀念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新的層面探究中國思想革命的歷程。這樣,魯迅小說之于中國思想革命的意義,也得到了新的闡發。這種學術發展趨向雖然是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自然延伸,但已更多地側重于對魯迅的主體意識的探究,也更多地注入了研究者自身的主體意識,總體上說已是屬于主體意識研究范式了。
      三
  魯迅的時代是倡揚自我的時代,魯迅的小說創作不能不是一個敏感多思的杰出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集中體現。但是,或許多災多難的中國在本世紀面臨的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太多太迫切了,研究者面對魯迅這樣的世紀偉人時,均更多地以關注社會的激情從外部認識史的角度去闡釋其作品,而“無暇”從自我精神史的角度全面把握其作品的意義。當然,這方面個別的零星的論述并不少見,像周作人從魯迅小說中讀出魯迅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曹聚仁認為呂緯甫就是魯迅,甚至魯迅也就是阿Q,這里暫不追究他們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其思路其實就是典型地從魯迅的主體意識返觀其小說創作。二十年代張定璜的《魯迅先生》(注:張定璜《魯迅先生》,《匯編》第一卷第84-88頁。)和三十年代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注:李長之《魯迅批判》,《匯編》第一卷第1110-1132頁。)也都偶有對魯迅主體意識的精彩描繪。但是,系統地全面地將魯迅的主體意識與其小說創作結合起來考察,建立完整的主體意識研究范式,還要到八十、九十年代。汪暉、錢理群、王曉明、孫郁、薛毅、吳俊等學者的魯迅小說研究成果,共同構筑起了魯迅小說研究的主體意識范式。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汪暉。
  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注:汪暉《反抗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無疑是又一部繼王富仁的著作誕生后迄今最為堅實的魯迅小說研究力作。汪暉的這部著作首先以構建新的研究范式的氣魄和膽略,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和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致命弱點:把魯迅小說的整體性看作是文學反映對象的整體性,即從外部世界的聯系而不是從內部世界的聯系中尋找聯結這些不同主題和題材小說的紐帶,不論是政治革命研究范式還是思想革命研究范式,都沒能從內部提供魯迅小說作為完整的文學統一體所必須具備的統一的基調和由此產生的語氣氛圍,也沒能追尋到任何一部藝術史詩固有的內在精神線索及其對作品的基本感情背景和美學風格的制約作用。汪暉認為,這兩個方面顯然不決定于現實本身,而決定于創作主體對現實的感受,也就是說,魯迅小說不僅是中國近現代社會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認識論映象而且也是魯迅這一具體個體心理過程的總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現。前述的兩種研究范式中,研究者重在考察魯迅對中國社會的理性認識在小說中的體現,雖也注意到魯迅某種精神狀態對某些具體作品的影響,但其意識重心還是以一些外在于魯迅的普泛性概念如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等為理論試金石,測試它們在魯迅小說中或積極或消極的作用,這樣,魯迅小說作為作家心理史的自然展現必然具有的貫穿始終的精神發展線索卻被忽略了。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切入分析魯迅小說,恰恰是為了說明作家的主觀精神結構的內在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來自一個杰出的知識分子對于過渡時代的中國的全部復雜性的精神承担,魯迅的小說深刻地表現了這種雙重的復雜性。通過一番疏理,汪暉自然將魯迅小說研究的重心從客體方面轉移到主體意識方面。
  汪暉用“歷史中間物”這個概念在魯迅小說世界的復雜的精神特征與魯迅的主體意識之間找到關聯的紐帶。中間物意識既是處于歷史的和文化的動蕩和碰撞中的知識分子的深刻的主體意識,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內在矛盾的心靈折光。把魯迅小說放在鄉土中國走向現代中國、封閉社會走向世界文明的總體文化背景上,就可以看出,它展示的正是歷史中間物對傳統社會以及自我與這一社會的撕拉牽扯盤根錯節的搏斗過程。從狂人的恐懼和發現,到夏瑜的奮斗和悲哀,到N先生的失望和憤激,到呂緯甫的頹唐和自責,到瘋子的幽憤和決絕,到魏連殳的孤獨和復仇,到涓生的絕處逢生的希望和絕望,構成了魯迅小說的一條清晰的內在感情線索。這一系列人物形象以及《頭發的故事》、《在酒樓上》、《孤獨者》、《故鄉》、《祝福》等作品中的“我”所構成的形象體系,共同體現著歷史中間物的主要精神特征;與強烈的悲劇感相伴隨的自我反觀與自我否定;對“死”(代表著過去、絕望、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著未來、希望、覺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題的關注;以樂觀主義為根本的“悲觀主義”的認識。這些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初體現者的覺醒知識分子,卻無法成為這一進程的勝利的體現者——這正是中間物意識在小說中的體現。中間物意識奠定了魯迅小說的總基調:這是一曲回蕩在蒼茫時分的黎明之歌,從暗夜中走來的憂郁的歌者用悲愴、凄楚、嘲諷的沉濁嗓音迎接著正在誕生的光明。作為小說創作主體的魯迅,以向舊生活訣別的方式走向新時代,這當中不僅有深刻嚴峻的審判和熱烈真誠的歡欣,而且同時還有對自身命運的思索,以及由此產生的既崇高又痛苦的深沉的悲劇感。在這種研究范式中,凸現出來的是,魯迅這個獨特的創作主體的凝聚著眾多社會歷史矛盾的中間物意識的自覺而又深刻的感受。
  王曉明的關于魯迅是本世紀最痛苦的靈魂的論述(注:王曉明《潛流與漩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和孫郁的關于魯迅是本世紀最憂患的靈魂的分析(注:孫郁《二十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錢理群、薛毅的《〈狂人日記〉細讀》、《〈孤獨者〉細讀》、《無物之陣——論魯迅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雙重主題的變奏——論〈吶喊〉〈彷徨〉等論文》(注:這幾篇論文均收入論文集《無詞的言語》,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都是更多地立足于對魯迅的主體意識的闡發,可以看作是對主體意識研究范式的適時有力的補充與深化。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從魯迅的小說中讀出了魯迅的深邃和復雜,魯迅的主體意識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深入細致的挖掘。魯迅的生命意識、魯迅的悲劇意識、魯迅的性愛意識、魯迅的荒唐意識、魯迅的超越意識、魯迅的自由意識……等等等等都被從魯迅小說中“提煉”出來,幾乎一個現代人的主體意識結構中所能具有的層面和所能達到的深度,都能從魯迅有限的幾篇小說中得到回應。這一方面說明了魯迅豐富復雜的主體意識為研究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進行探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研究者在闡釋過程中有注入自我意識進行不恰當發揮的的可能。尤其是作為對長期以來研究活動非自我化的反撥,八十年代的學術研究更加突出研究主體的自我意識,在文學研究界,諸如“我評論的就是我”、“對名作的解讀就是心靈的冒險”等口號曾一度深入人心。當研究活動不再把重建研究對象的本來面目擺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將學術研究視為研究者自我精神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方式時,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契合度如何把握,就真正成了一個問題。與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和思想革命研究范式過于受政治和思想的干擾而偏離真實的魯迅相仿,主體意識研究范式也可能過于受研究者自我意識的干擾而使研究者心目中的魯迅偏離真實的魯迅。九十年代以來漸成氣候的形式意義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分析,一切從原著出發,把研究重心轉移到研究對象上,對主體意識研究范式的偏頗作出了適時的糾正。
  還要補充指出的是,與前兩種研究范式很難將《故事新編》納入到以《吶喊》、《彷徨》為基準構建的理論體系中不同,主體意識研究范式以其理論體系的自足性,使《故事新編》作為魯迅小說創作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得到更富有成果的研究。從主體意識的意義上看,《故事新編》是用歷史本文來書寫個人的“精神自敘傳”,也就是說,魯迅通過對神話、傳說、歷史的重構來展敘自己的精神歷程。與《吶喊》《彷徨》顯示出的反抗絕望的主體精神意識相一致,《故事新編》中的魯迅“從我們民族最根基的地方出發來與虛無拚搏,消解它、超越它,為自己或人類的存在索取意義”(注:陳改玲等《〈故事新編〉的總體構思和多層面閱讀》,《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
      四
  魯迅畢竟是一位文學家,對其小說創作的藝術形式進行分析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只不過受我們文學傳統中重內容輕形式的文學觀念的制約,對魯迅小說藝術形式的研究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在魯迅小說研究領域,迄今還沒有一部成體系的形式意義研究專著。筆者目前正在研究中的課題《魯迅小說的形式意義》,是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準立項的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資助項目,旨在填補這項空白。因此,雖然對于魯迅小說藝術形式進行論述的相關論著為數不少,但它們缺乏系統的理論框架作支撐,而且在成果形式上看多與前三種研究范式扭結在一起,并沒有系統性和獨立性,稱其為形式意義研究范式,還比較勉強。不過,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從形式入手論說魯迅的小說,畢竟一直伴隨著魯迅小說研究史,而且近幾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呈大幅度上升趨勢,正如錢理群、王得后在《近年來魯迅小說研究的新趨向》(注:錢理群、王得后編《魯迅小說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和王富仁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注: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連載十一),《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中所分析和預示的那樣,對魯迅小說的形式研究,將是魯迅小說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新趨勢,故備此一說。
  魯迅的小說誕生之初,其形式的特別就引起了文壇的關注。1919年,傅斯年就因“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而稱《狂人日記》為“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注:記者(傅斯年)《〈新青年〉雜志,《匯編》第一卷第8頁。)。茅盾在《吶喊》出版后不到兩個月就撰文指出,“《狂人日記》的最大影響卻在體裁上;因為這分明給青年們一個暗示,使他們拋棄了‘舊酒瓶’,努力用新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注:雁冰《讀〈吶喊〉,《匯編》第一卷第35-36頁。)。黎錦明的文章肯定魯迅小說的語言特色和文體修養,稱其為體裁家(stylist)(注:黎錦明《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匯編》第一卷第274頁。),魯迅對此頗引為知己,稱“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注: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第5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及其作品第一次在文學史著作中亮相,即在1927年譚正璧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大綱》中,魯迅的小說得到很高的評價,《吶喊》被譽為“是一部永久不朽的作品”,其首要的原因亦是其“用筆冷誚暗譏,有特別風味”(注: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大綱》(節錄),《匯編》第一卷第247頁。)。甚至與魯迅積怨甚深,對魯迅的人品及作品的思想內容持否定意見的陳西yíng@②、梁實秋、徐志摩等右翼文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對魯迅小說藝術形式方面的成就予以肯定。如陳西yíng@②表示的“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注:西yíng@②《閑話》,《匯編》第一卷第148頁。),顯然就是對魯迅小說完美的藝術形式的膺服。這些足以說明,魯迅小說在藝術形式方面的成就并不遜于其思想魅力。
  對魯迅的某篇小說的某種表現形式作具體分析評價的論文,在魯迅小說研究史上是數不勝數的。早在三十年代,許欽文就從“所提及的時地短小”、“穿插得變化多而切合”這些方面分析《示眾》的結構樣式(注:許欽文《〈示眾〉的描寫方式》,《匯編》第一卷637頁。),李長之則從“從容的文筆”、“深刻的經濟的藝術手段”、“轉折”、“活的語言”等方面分析《阿Q正傳》的藝術形式(注:李長之《〈阿Q正傳〉之所評價》,《匯編》第一卷第698-706頁。)。大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在魯迅小說研究領域有過切實貢獻的陳涌、巴人、王瑤、林非、吳中杰、陳鳴樹、林志浩、鮑昌、邵伯周、錢理群、王富仁、楊義、汪輝……等等專家學者,都對魯迅小說的形式意義有過或多或少的闡發,只不過相關的論述,或受制于內容決定形式的舊框架而將形式問題簡單化地等同為文章作法、修辭運用等基本技巧,或受制于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因研究旨趣不在形式研究本身,致使形式分析屈從于固有的理論體系,這樣對有利于印證支撐理論預設的有關形式分析雖然很精彩(如王富仁、汪暉在博士學位論著中分析對人物與環境關系和敘事方法的論述),卻未能從總體上全面地描述魯迅小說的形式魅力。
  首先為魯迅小說形式研究提供堅實的學術成果的,還是國外的魯迅研究者。這一方面因為國外學者遠離中國的社會歷史現實,無法切實感受到社會的變遷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對國內學者無法淡忘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等時代話語缺乏感同身受的浸染,更沒有責任和義務在他們的學術研究為宣傳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服務,因而在其研究中更偏重于小說形式;另一方面因為本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界風起云涌的形式主義浪潮為他們的小說形式研究提供了理論準備和操作程序上的便利。下面不妨就幾位代表性學者的有關成果略作撮要介紹。美國學者帕特里克·哈南的論文《魯迅小說的技巧》(注:帕特里克·哈南《魯迅小說的技巧》,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第293-3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版。),堪稱這方面的開山之作。哈南這里所說的技巧,與我們寫作學意義上的技巧不同,按他的說法,指的是“技巧的總和”,即小說中除了“一堆經歷”之外的一切重要因素。在哈南看來,由于魯迅認真對待技巧,才使他所寫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全部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表現力的作品,魯迅的每一篇小說都是一次新的技巧的探索,都是力求使形式完全適應主題的一次新嘗試。前蘇聯學者謝曼諾夫的長篇論文《魯迅的創新》(注:謝曼諾夫《魯迅的創新》,同上,第179-227頁。),雖有不少我國六十年代研究界盛行的大而無當的空洞結論,但對魯迅小說的體裁、結構、語言等的闡述不乏新見。他在中國古代、近代小說的歷史聯系中指出:“在長篇小說統治了文壇五百年之后,魯迅又在新的基礎上復活了短小精煉的體裁形式”,“《吶喊》結構上的簡單暗含著作者想不顧一切技巧而從舊標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魯迅小說的特點是有豐富的‘潛臺詞’……形象的多義性常常起著顯示心理活動的重要作用,而且不少情況下是以語詞的多義性為基本形式的”。捷克學者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的《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注:雅羅斯拉夫·普實克《魯迅的〈懷舊〉——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同上,第465-471頁。),對國內學者并不重視的魯迅的早期文言小說《懷舊》作了別出心裁的論述。這篇論文認為,魯迅在《懷舊》中,“非常敏感地使用活的語言,并具有感知和表現情感的每一種基調和細微差別的天賦本領”,“不借助于解說性的故事框架來表現主題”,“不靠故事情節這層臺階而直接走向主題的中心”,以“突出的回憶錄性質和抒情性質”,區別于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傳統,“與歐洲文學中的最新傾向頗有共?之處”。美國學者李歐梵的專著《鐵屋中的吶喊》(注: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版。),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學史上有意識地發展小說敘述者復雜藝術的第一人”,對魯迅小說中復雜的敘述者及其藝術效果作了條分縷析的闡述。日本學者丸尾常喜的專著《“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注:丸尾常喜《“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將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的知識與方法引入魯迅小說研究,以細密的考證與深入的闡釋對魯迅小說中的原型意象作出了獨特的分析。另外,美國學者威廉·萊爾的論文《故事的建筑師 語言的巧匠》(注:威廉·萊爾《故事的建筑師 語言的巧匠》,帕特里克·哈南《魯迅小說的技巧》,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第334-3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版。),新加坡學者王潤華的《魯迅小說新論》(注: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都對魯迅小說的形式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見,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八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文體的自覺和學術界對形式的敏感,國內的魯迅小說形式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從語言學、敘述學等方面對魯迅小說進行新的闡釋的論文越來越多。當俄國形式主義、神話——原型批評、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等西方形式主義文論不僅僅作為時髦趨勢的新理論被生硬地引用,而是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文學觀念的更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堅持內容在文本中所處的決定地位,認識到形式更深刻地反映文化對文學文本產生方式的制約力和推動力,魯迅小說形式研究的不斷引向深入并呈繁榮趨勢,自在情理之中。當然,系統地疏理、挖掘魯迅小說中具有理論生長點的形式意義并不容易。如何縫合現代小說形式理論與魯迅小說創作實際之間的縫隙,做到立論時既言之成理又言之有據,并據此凸現出魯迅小說在中國小說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意義,是確立形式意義研究范式所面臨的難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屯加阝
    @②原字氵加瑩
  
  
  
魯迅研究月刊京33~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葉世祥19991999葉世祥 浙江溫州師范學院中文系 郵編 325003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33~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葉世祥19991999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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