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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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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9;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7)06—0146—08
  中國史學界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此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認識的形成較為晚近,從鴉片戰爭發生之時起,對其于中國社會的影響一直有不同看法:“當時的人對于(《南京條約》)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范,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清朝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后來的禍根。……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并不這樣看。”① 民國時期蔣廷黻的這段話,道出了鴉片戰爭認識的發展。而鴉片戰爭在不同時期的“意義變化”,正反映了一定時代思想與社會情狀。
  一、“鴉片煙之戰”:清末教科書中的鴉片戰爭敘述
  認識一個時代的思想與社會,歷史教科書是個重要資源。歷史教科書作為“新史學”出現后出現的通史性著作,其學術史意義不可低估。它是一般國民普遍歷史觀的重要來源,通過政府審定和由政府頒行的教科書,代表了一個國家統治者的史觀及立場,其編寫反映了國家或政府、學者對歷史資源的態度。
  中國教科書是由西方教科書的傳入而引發的。清末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編寫經歷了一個從翻譯、改編到自行著述的過程,政府設有專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但民間書局一直是編寫發行的主流。② 清末最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從日本編譯過來的,影響較大的有《支那史要》和《東洋史要》等。③ 《支那史要》的作者為市村瓚次郎。1888年,市村與人合著六卷本中國通史《支那史》,后將其縮寫成兩卷本的《支那史要》,作為教科書使用。《支那史要》與《支那史》分別于1902、1903年譯介到中國,用做學堂教科書。其中,《支那史要》影響很大,稍后出版的《支那四千年開化史》(1903年)、《新體中國歷史》(1907年)等均改編自此書。
  關于鴉片戰爭,《支那史》以“鴉片煙之戰”為題作了介紹:“英吉利國,明時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時,來廣東貿易,自是輸入鴉片煙頗多,流毒極大。高宗仁宗二朝,前后再燒其函,其輸入益盛。宣宗時,輸入三萬四千函。湖廣總督林則徐疏論其害,帝以則徐為廣東總督。”林則徐廣州禁煙,引起了英國人的不滿,英兵遂進兵中國。英兵占領鎮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議和。“帝初主戰,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與欽差大臣耆英,共赴英軍議和,英等見英將,定條約七章,出銀二千六百萬兩賠償鴉片金,割香港為英國管轄,開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港為互市場,互通俘虜,且約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議全成,兩國均解兵。”④ 這里提及了南京條約中規定的賠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領事裁判權等內容,但沒有分析其影響。《支那史要》的敘述也基本相同。
  幾與《支那史要》同時出版的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在中國也有很大影響。該書“可謂東洋史之善本”⑤,首由東文學社于1899年印行,作為歷史教科書,在中國廣為流行。關于鴉片戰爭,《東洋史要》作了簡要介紹。如江寧議和:“英索償金二千一百萬,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敵國禮,清諸帥聞英人揚言將攻城,皆膽懾,概許之。約禁鴉片章程,反一語不及。英人大喜,率船去。”⑥對鴉片戰爭未作評說。《東洋史要》不僅講述中國歷史,還包括東洋其他國家。鴉片戰爭放在“近世期”中,近世期為歐人東漸時代,分三篇:第一篇“大清初業”,第二篇“大清經略塞外”,第三篇“英人東漸”,鴉片戰爭在第三篇。第三篇又分三章:帖木兒后中亞之形勢與蒙兀兒帝國之盛衰;英并印度;鴉片之戰至各國與大清立約。從該書章節安排和《南京條約》描述來看,鴉片戰爭只是歐人東來后的一個一般性沖突事件,對中國歷史進程沒有產生多大影響。
  1903年后中國開始自編教科書,首先由商務印書館推出“最新教科書”系列,姚祖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其中一種。⑦ 《中國歷史教科書》對鴉片戰爭的過程敘述較為詳備,但與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一樣,對戰爭的影響也未提及。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另一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以“林則徐禁毀鴉片”、“英兵來攻”、“寧波之戰”等為題來講述鴉片戰爭。如寫南京議和:“復用伊里布、琦善馳援請和,遂令噗鼎查于江寧為盟書。其略曰:中國焚英鴉片,償銀二千六百萬兩,以廣州、上海、福州、寧波、廈門為英國交易之區,香港永歸英國。中英官吏,以同等交接。”⑧ 這里也只是簡要地介紹了南京條約的內容。而1907年宏文館《中國歷史講義》,“鴉片戰爭”放在“歐人東漸”中。“歐人東漸”分三節:一是元代后歐洲人的東來,西方的算學、天文、炮術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羅盤針、印刷術等也西渡彼地。葡萄牙然占據澳門,荷蘭人據臺灣;二是與俄交涉,訂《尼布楚條約》;三是鴉片戰爭。“歐人東來,與我通商,已非一日,然未有居留地也。迨英人得印度,欲擴商權于亞洲,苦心經營。康熙乾隆間,屢遣使來,終不得要領。是時鴉片輸入已多。”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訂立后,“由是國勢遂衰,內憂外患交迫矣”⑨。《中國歷史講義》認為從此中國逐漸衰落,是較早注意到鴉片戰爭對中國國勢影響的教科書。
  清末教科書對鴉片戰爭的認識,大多認為它是清初以來中國諸多對外交涉事件中的一種,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對中國歷史進程也沒有多大的影響。這時談及中外訂立的條約,也只講述中英《南京條約》,與美法等國訂立的條約多未提及。
  二、“煙毒泛濫”:民國初年教科書中的鴉片戰爭敘述
  民國成立,宣布共和,對教科書編寫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⑩ 民國剛成立時,部分教科書改編自前清,修改了教育部明令刪除的尊崇滿清、避諱抬頭字樣,以期養成共和國民。此期教科書,在鴉片戰爭敘述上,與清末有所不同。191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新制本國史》,對鴉片之戰爭寫道:“道光時申禁,英商勾結內奸,百計私售。宣宗命林則徐赴粵查辦,以兵嚇英商。”鴉片戰爭由是爆發,清朝戰敗,簽訂《南京條約》。“法美俄等國,皆援例締約交涉始多,而鴉片之禁至咸豐時竟弛之,而征稅矣。于是流毒遍于中國矣。”(11) 《新制本國史》是民國成立后較早的一部本國史教科書。相較與清末,這里對鴉片戰爭的敘述,有兩處變化:一是在中外條約上,除了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外,還提到了法國與美國與中國訂約。二是在鴉片戰爭的影響上,注意到鴉片戰爭未能禁止鴉片、以至于鴉片流毒中國。與以前教科書單純描述戰爭經過和記錄《南京條約》內容不同,開始注意到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19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趙玉森《共和國本國史》,該書詳述了鴉片戰爭。關于《南京條約》,書中寫道:“約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締約。獨是中國全權及內外大停,對于戰爭原因之鴉片禁令,均未只字爭及,于是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英商鴉片之輸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奕濘時,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征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為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而丑詆之,且或攜我國一二煙具陳諸博物館,以為清國人民風俗之代表矣。”(12) 1922年,商務印書館又推出趙氏的《新著本國史》,該書教育部審定為:“取材列目斟酌合宜,敷議亦尚平正,可以疏論學生讀史之心胸。應準予審定作為中學校歷史教科書用。”(13)《新著本國史》以“毒物的蔓延與通商大局的發展”為題講述鴉片戰爭,持論與《共和國本國史》相同。鴉片戰爭影響主要是鴉片煙毒的泛濫,對于由此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形象深為痛心。
  20世紀20年代初,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白話本國史》“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14)。該書以“五口通商”為題講述鴉片戰爭,注意到鴉片戰爭后中國外交上的變化,顯示了與當時一般教科書編者的不同視界,但在論及鴉片戰爭的影響上,還是對沒有約禁鴉片、導致鴉片泛濫表示惋惜。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陸光宇的《本國史》,以“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為題敘述了鴉片戰爭,分“鴉片之戰”、“林則徐”、“鴉片戰爭后之中英南京條約”等幾個層次,對《南京條約》的內容做了詳述,認為“約既公布,法美亦援例締約,而條約中關于戰爭原因之鴉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于是國人吸食之習,蔓延益甚,英商鴉片之輸入,依然盛行。文宗奕濘立,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征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風,不啻為法律所默許”(15)。其中“戰爭原因之鴉片禁令,均未只字提及”一句,特別用著重號標出。陸光宇認為這是導致當今鴉片泛濫的主要原因,對此極為痛心。
  1926年,世界書局出版的李岳瑞、印水心《(評注)國史讀本》,論及鴉片戰爭時,認為鴉片之戰后“外患日迫”,“此次戰爭,本因鴉片而起,而議和時,中國全權大臣,及內外大僚,對于戰爭原因之鴉片禁令,故未只字爭及,于是臣民吸食之風,蔓延益甚。英商鴉片之輸入,依然盛行。及文宗咸豐時,遂公然弛禁,且從洋藥之名征收關稅,是吸食鴉片,不啻為清律所默許。而外國諸人,反從而丑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煙具,陳諸博物院,以為清國人民之代表矣。嗚呼,辱國病民,不亦甚哉。”(16) 《(評注)國史讀本》原為李岳瑞編著的《國史讀本》,清末用做教科書,1926年印水心把它進行改編,加上了自己的評說。從印水心對鴉片戰爭的評論來看,基本是借鑒同時期其他教科書中的評說。
  民國成立后一直到20年代后期,教科書中對鴉片戰爭的影響,主要是從“鴉片煙泛濫”方面來論述,盡管《南京條約》中有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等內容,也提及法美等國與中國簽訂的條約,但還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的“現代意義”,對戰爭可能引起的其他社會變革沒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來,鴉片戰爭的最大遺憾是未能對鴉片煙有個限定,以至煙毒泛濫,流毒中國。
  三、“帝國主義侵略之始”:20世紀30年代后教科書中的鴉片戰爭敘述
  1928年,國民黨統一全國后,實行新的教育政策,修訂課程標準,教科書編寫趨于模式化。此后編寫的教科書,對鴉片戰爭的敘述與前有所不同。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金兆梓的《高中本國史》,即以“滿清外交失敗第一步:江寧條約”為題來描述鴉片戰爭,對戰爭的經過與《江寧條約》的內容做了詳細介紹,其中“協定關稅”對中國影響最大。(17) 與以前敘述不同的是,開始確立了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始:“中國自清代后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與歐美日本各國所定不平等條約有以致之,而首定此項條約者則為英國”,“且自此約定后,法美等國,亦均援英例訂約,于是滿清之統馭力失墜,中國門戶洞開,實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第一幕”。該書后經幾次修訂,有多個版本,都堅持了這一看法。
  與金兆梓對鴉片戰爭的定位一樣,1930年,北新書局出版楊人梗的《高中本國史》也明確指出:“鴉片戰爭為我國外交失敗之始,也就是帝國主義鐵蹄加在我國人身上之始。”《南京條約》公布后,各國都相率派公使或領事來廣東,法、美二國派全權公使,與我國定通商條約,外人在中國取得裁判權。鴉片戰爭“為鴉片而起,條約上反于鴉片無一字限制,于是英人利用協定關稅,將鴉片大宗輸入,直至今日,依然受鴉片流毒,言來實堪痛心”(18)。這里突出了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第一步。
  193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鄭昶《新中華本國史》分“歐人東漸”和“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兩章來講述鴉片戰爭。“一、中英鴉片交涉和江寧條約:第一個陷害我國于次殖民地地位、開不平等條約惡例的是英國人。(1)割讓香港于英,五口為商鋪,許英人居住貿易,并得派遣領事專事商賈事宜——這是各國在這個派駐領事的開始。(2)秉公議定關稅則例——又開了協定關稅稅則的惡例,侵奪我國的關稅自主權。這條約定后,法美等國也都在后援例訂約。從此中國門戶洞開,實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的第一頁。”自從中英鴉片戰爭訂下種種的不平等條約,賠款割地,還是戰敗國尋常所受的辱;但如江寧條約中的規定的關稅協定,使我國關稅不能自主;天津北京兩條約及芝罘條約,更增添領事裁判權、內地傳教、內河行船等規定,這一來卻使我國的主權不能完整,帝國主義者便可以處處置我死命了。鄭昶認為,“種種不平等條約中,最可痛恨的要算片面最惠國條款的規定,各國利益一體均沾,中國如有什么舉動,非得各國一致同意,而且此項最惠國條款,各國都是毫無條件的取得,可以坐享我的權利,不必向我盡任何義務,這真是不平等條約中最不平等的了”(19)。
  1932年,開明書局出版周予同的《開明本國史教本》,以“帝國主義侵略的開端與不平等條約的締結”為題,從“英國產業勢力的膨脹、鴉片的輸入與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及其影響”等幾個方面來講述鴉片戰爭:“這媾和條約稱為《中英修好條約》,亦稱《南京條約》或《江寧條約》,實為中國與歐洲訂立的第一次不平等條約。自《南京條約》簽布后,歐美各國商人爭請通商,以求與英國均勢。公元一八四四年,成立中美條約,繼又成立中法條約,對于民刑事裁判權也竟行讓于。一八四六年,因廣州延期開放,又與英國訂舟山列島永不割讓與他國的條約。從此以后,外患內亂相逼而來,不僅清廷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即中國民族也隨而日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20) 周予同另編著有《初中本國史》等教科書,對鴉片戰爭的看法基本一致。
  1933年,世界書局的《初中本國史》也認為,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外交史上平添了一頁損失的契券;而中華民族的身上又加上了一根牢不可破的鐵鏈,這是多么痛心的啊”,“從此中國政府做不成天朝的迷夢,一切頑強自大的態度,只索變成異懦畏葸的遷就政策了”。(21) 與民國初期教科書對鴉片泛濫深感痛心不同的是,現在痛心的是中國外交的失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開始把中國現階段的落后與困難歸因到這場戰爭。
  從上面的論述可見,20世紀30年代后,歷史教科書大多以“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等為中心來詳述“鴉片戰爭”,強調了中國戰敗和《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條款,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之始,《南京條約》是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很大影響。
  四、近代史開端:“清初”的參照意義
  對鴉片戰爭認識的考察,還須放諸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脈絡中。今天講述鴉片戰爭,很容易想到它是中國近代史開端。不過,從清末民國時期(20世紀30年代前)歷史教科書來看,近代史開端主要有“清初(明清之際)”、“元初”兩種分法,30年代以后教科書統一以“清初”作為“近世”的開端。考察“清初”近代史開端對認識鴉片戰爭有個很好的參照意義。
  民國初年,一些史家在劃分時期時就聲稱:“所分時期,與東西洋史時期,互相參校,翼歸一律,俾免學生將來講授東西史時,因分劃之過差而生誤會,引起教授上之困難(按歷史普通分期之法:上古止于西羅馬亡;中古止于東羅馬亡。日本人所著東洋史,于中國時期,上古于戰國,秦漢以下即為中古。夫西羅馬之亡在南朝宋蒼梧之時,上距六國之滅亡已六百數十年。東西相差之距如此,易致誤會,而生錯謬。今劃國史時期與東西史時期務期大略相等。雖不能十分一律。亦須相差之度不甚懸殊,蓋即歷史每期事實亦不能毫無出入也)。”(22) 1926年,印水心改編李岳瑞的《國史讀本》,李書未分期,印在改編時做了劃分,“其時期劃分,皆與東西洋史時期,互相參校。俾學者于研究東西洋史,不致發生誤會”(23)。這里是按照西方的歷史分期來劃分中國歷史時期。20世紀30年代,中學課程標準的歷史分期也是如此,其劃分中國歷史為四個時期:上古、秦統一之前;中古、秦統一到清初;近世、清;現代、民國。此后,中國歷史教科書都以“清初”為近代史開端。
  通過與西方歷史的參照來劃分中國歷史時期,就會把近代史的開端定在“歐人東漸”(或稱西力東漸)的清初(明清之際),注重“西力東漸”對中國的影響,“西力東漸”在教科書中占有重要的篇幅。教科書對新航路的發現,歐人來到東方、特別是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占領澳門,荷蘭人占領臺灣等都有詳述。1913年,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敘述了“新航路”開辟的原因:自元時跨有歐亞,東西交通,歐羅巴人慕中國之富饒,漸思東來。后來由于歐亞陸路通道受阻,于是歐人注意別辟新航路,而歐亞交通起矣。(24)當明中世,葡萄牙人,先通商于印度,已而掠南洋諸島侍為根基,進至中國與日本,廣為貿易,遂握東方之商權。“葡人租借澳門為通商口岸,是為歐人在中國設有租借地之始。”(25) 歐人東漸,不僅僅是葡西商人的到來,還有俄國的東侵,“我們與歐洲列國正式之交涉,自清初之中俄交涉始。俄見黑龍江富饒,趁清兵入關時侵占雅克薩,筑城駐兵。圣祖毀雅克薩城。中俄和議,訂尼布楚條約。我們交涉史上最榮譽之條約也”。(26) 歐人東漸后,開啟了中國“近代”的大門,西方勢力進入中國,東西方之間的聯系加強,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都發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變化,中國開始被納入到世界舞臺。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可以作為某個歷史時期的開端。清初(明清之際)的“歐人東漸”和清中葉的“鴉片戰爭”都有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理由”。關于這一點,顧頡剛在民國時就有明確的表達:“所謂近代史,現在史家對于它的含義與所包括的時代,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為新航路發見以來,世界的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系,較之中古時代,顯然有不同的地方,是為中古史與近世史的分界;這時期歷史孕育出來的局勢,每以民族的思想為其原動力;故近世史的范圍,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以來的歷史,無論中國與西方皆系此故”;“第二種則認為在新航路發現的時候,歐洲僅產生了商業革命,明季以來,中國雖與西方接觸,但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其后歐洲產生了工業革命,中國與西方發生新的關系,以中國言方系近代史的開始”。(27) 選擇“西力東漸”的清初還是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實則反映了是在“世界歷史”中還是在“中國歷史”中安置中國近代史的問題。西方近代史開始于新航路的開辟,把中國近代史開端定于清初,可以與西方歷史保持同步,把中國納入西方相同的時間序列中,成為普遍歷史的一部分,從而賦予中國歷史現代性特征。(28)
  “近代”是西方迅速發展并取得世界霸權的時期,而對中國史家而言,中國近代史最讓他們焦慮。近代中國不再是往昔世界的中心,而退居邊緣;富強復興,是近現代當然的使命與希望。將中國近代史開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際)的“西力東漸”,可以與西方歷史發展同步;但這個起點顯示的是“世界”的中國近代史,而非“中國”的中國近代史,無法體現中國歷史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以“西力東漸”為中國近代史的開始,無法為30年代以來日趨高漲的反帝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當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世界性的“近代”起點與中國史家當初運用歷史分期策略建構中國民族歷史的初衷是相違背的。(29) 因此,作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始的鴉片戰爭,其地位需要重新界定。
  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逐步引起注意。當時中國積弱,又陷于帝國主義國家壓迫侵逼之下,先其所急,學者多致力于中外關系史、外交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外人在華特權利益、不平等條約、租界、治外法權以至種種喪地辱國之歷史,頗以激勵國人,喚醒民眾為職志。(30) 研究近代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31)。在此背景下,鴉片戰爭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20世紀30年代,是鴉片戰爭取得重要意義的關鍵年代,鴉片戰爭的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鴉片戰爭開始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出現在多個史家著述中。此時出現的幾種有影響的中國近代史,如陳恭祿、李鼎聲、蔣廷黻與李平心等所著的《中國近代史》都從鴉片戰爭講起,盡管他們持有不同的立場,對中國近代社會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認為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近代化或反侵略革命的歷史。(32) “我們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為近代史的開頭,而是近代發端于鴉片戰爭,理由是很簡單的,明末清初不過是兩個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個歷史的大轉變期。而鴉片戰爭確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浪潮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從鴉片戰爭后,中國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經濟上,在階級陣營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33) 李平心這段話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二十多種中國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二是教科書中的鴉片戰爭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始,如上所述。國民黨統一全國后,對中學歷史教學提出了新要求,強調初中要“研求中國民族之演進,特別說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復興之思想”,高中要“注重歷代外交失敗之經過及政治經濟之問題之起源,以說明我國國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國民族應有之努力”(34)。此時的“鴉片戰爭”正是以反抗西方侵略和中國民族覺醒的姿態出現在教科書中,它分歐人東漸后的“近世”為兩個階段:“近世史可分為兩個小時期。西力業已東漸,而我國冥然罔覺,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保守其舊樣子,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覺,不容我不起變化,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前后兩時期的界線。”(35) 北新書局的《高中本國史》也認為:“在近世期中,則以鴉片之役為劃分時期的關鍵。鴉片之役以前,西力雖已東漸,但我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尚能保守舊日的規模;鴉片之役以后,外力侵略日深,便不能不起到急劇的變化了。”(36) 30年代后,教科書仍未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轉折點”的看法逐步彰顯。史家著述和教科書中的鴉片戰爭論述,基本奠定了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地位。
  與國民黨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家們與國民政府向西方尋求“近代”的努力卻是一致的。持唯物史觀的史家從經濟與社會(生產方式)角度重新劃分中國歷史時期。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西周以前為原始公社制,西周時代為奴隸制,春秋以后為封建制,最近百年為資本制。(37) 這四種社會經濟形態,再加上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相一致,從而表明中國社會符合馬克思在其關于歐洲的研究中所發現的歷史發展的“普世”法則。(38) 郭沫若的分期影響深遠。稍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提出以社會矛盾為判斷近代社會的依據,認為有史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社會的變化,近代就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它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39) 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分期方式更加強化了先前被國民黨政府逐漸推崇的鴉片戰爭“轉折點”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史學界基本接受了毛澤東的看法,鴉片戰爭成為中國近代史開端。
  五、余 論
  對鴉片戰爭的討論,必須面對的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即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鴉片戰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民國時期的對中國近代史的劃分,無論是以清初還是以鴉片戰爭作為起點,都注重通過與西方歷史比較來進行研究,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體系中。這種分期方式所體現出的歷史模式,與稍后出現的、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歷史研究中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沖擊—回應”和“傳統—現代”模式實為一致。近年來,強調“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正越來越引起更多的關注,這種研究傾向于將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定于清初(明清之際)。(40) 其實,清初起點與鴉片戰爭起點所體現出的中國歷史模式并無多少不同,所謂的清初起點也只是20世紀上半期的提法在今天的回響。
  伴隨著西方中心觀與中國中心觀的論爭,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也開始從“革命史”向“現代化”轉移,“新范式與舊范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更主要是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待、分析中國近代史,而不把中國近代史僅僅視為一場‘革命史’”,其原因則是所謂的時代精神的不同。今天,“‘時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追求,盡管為時嫌晚,這就為從‘現代化’的角度來重新認識百年中國的‘新范式’的出現和影響的不斷擴大提供了先決條件”(41)。兩種范式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有所不同,但對鴉片戰爭的關注卻未稍減,都注意到鴉片戰爭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轉折意義。和革命史范式將鴉片戰爭作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始相同之外,現代化范式還認為鴉片戰爭開始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鴉片戰爭認識變化中不變的,是近代以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強烈要求。
  在國家認同建構中,民族的苦難與歷史上的光榮同樣重要。一個成功的民族史敘事,應該是兼顧光榮與挫折的雙重敘事。一方面要發揚歷史上的榮光,來形成民族的自信心,一方面要善于注意歷史上本民族遭受的苦難,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一個民族的歷史有光榮、也有屈辱,有征服、也有被壓迫。可是真正能夠鞏固成員的感情和認同的,絕對是屈辱和悲情。”(42)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論它是中國革命史——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反帝反封建的開始,還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始,對中國民族而言,它都意味著一場災難,也是現世落后與抗爭的一個原由,突出其中國歷史轉折點以致近代史開端的地位,有助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實現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訴求。
  但是,僅僅知道歷史上的苦難可以共同為革命史或現代化范式提供支持,尚不足以了解兩種范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纏結。一個民族對歷史上苦難及由此產生的悲情的不同態度,則關系到民族的不同走向。歷史上苦難對民族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為痛苦和在痛苦中的迷失,一方面是對苦難的反思和重新振起,兩者可以以不同的比重出現,也有不同的結果。對一個民族來說,更重要的是從民族災難中獲得新生。(43) 兩種范式中同一的鴉片戰爭起點卻有著不同的意味。對革命史范式而言,更注重鴉片戰爭給民族帶來苦難的一面,但是,過多的注重民族苦難可能會將自己孤立,導致對世界的信任出現危機,從而將自身封閉起來,逐漸疏離于世界之外,最終會導致整個民族的迷失。現代化范式更多的是把這場災難看作民族振起、實現現代化的起點。它不僅僅停留在感知苦難上,而是將苦難作為民族奮起的契機,并從中加強了自信,從而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這種評價差異成為兩種范式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44)
  20世紀30年代后,一般史著多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是歷史教科書直至新中國建立前一直堅持“清初(明清之際)”為起點,盡管教科書突出了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進程重要一環的作用。這里要注意到歷史教科書的特殊性。歷史教科書“把既存的歷史知識規訓為既符合統治要求,又不違背競爭時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識”(45)。從知識傳授的方面來說,很難對教科書與一般史著作出明確的區分;從教科書的性質來看,它傳授的是經過選擇的特定知識(46),代表了國家和政府的意志,與一般史著有著很大的區別。教科書與一般史著關于近代史開端的“矛盾”,可能恰恰是體現了如何在世界歷史中安置中國歷史的這一難局。對于國家采說,采取“清初”開端,是希圖將中國納入世界歷史之中,通過世界歷史來尋求自己的歷史定位;對于史家來說,所關心的不僅是參與世界歷史,而且要努力體現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今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無論是“革命史范式”還是“現代化范式”,也無論是“西方中心觀”還是“中國中心說”,實則是這一問題的一個延續。
  注釋:
  ①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第19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② 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第3頁,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③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史學》,見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第53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3。
  ④ 市村瓚次郎、瀧川龜太郎:《支那史》(第六冊),第29—30頁,上海,教育世界社,1903。
  ⑤ 《審定書目:書目提要》,載《學部官報》,1908年6月19日(第57期)。
  ⑥ 桑原騭藏:《東洋史要》,第81頁,上海,商務印書館(原書未見出版時間)。
  ⑦ 該書對鴉片戰爭作如是描述:“英人自與我通商,其商貨大宗,首推印度之鴉片,流毒日盛。道光時,林則徐上書,請申禁,宣宗嘉之,命林則徐任其事。則徐至廣東,嚴諭外國商人,盡出所藏鴉片,焚之,且約后有犯禁者,罪至死。各國皆允。而英商尚有私售者,則徐以故禁其通商。于是英人憤激,突率兵艦犯廣東。則徐戰守甚固,英軍不利。改犯他省。朝廷忽歸咎則徐,竟除其職,更命琦善至廣東議和。琦善盡撤各地之兵以媚敵,然其議仍不協。英人乘我無備,再犯江浙,東南大震。道光二十二年,復遣使至江寧議和,償巨款,割香港,且開上海、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五口為商鋪。是為江寧條約。”見姚祖義:《(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卷三),第37—3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⑧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下冊卷七),第1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
  ⑨ 徐念慈:《中國歷史講義》,第217—218頁,上海,宏文館,1907。
  ⑩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篇上),第428頁,日本學術振興會,1973。
  (11) 鐘毓龍:《新制本國史》(第三冊),第103頁,上海,中華書局,1913。
  (12) 趙玉森:《共和國本國史》(下卷),第4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13) 趙玉森:《新著本國史》(下),書后版權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14)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77頁,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15) 陸光宇:《本國史》,第164—16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16) 李岳瑞、印水心:《國史讀本》,第92—93頁,上海,世界書局,1926。
  (17) “江寧條約既開協定關稅之惡例,剝奪我國關稅自主權,且自該約成,我國應償之款為二千一百萬元,先交六百萬元,余以關稅作担保。英國遂派商務監督及領事于五口,實行管理海關,而海關行政亦受其干涉。自是各國援例,亦各自征收其國的進口稅,以交付中國。后雖曾一度收回此項行政權,然于民國前五九年,因太平軍之役,稅關不能行使職權,仍許各國領事之請,將海關歸于外人保護之下,又與英美法領事協商,于三國僑商中選代表各一人,協理稅務。一年后,更派英代表李氏Lay為總稅務司,自是海關行政遂落外人之手,中國反不能過問。民國前十四年且以正式公文向英國承認總稅務司必用英人矣。”見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第2冊),第76—79頁,上海,中華書局,1929。
  (18) 楊人楩:《高中本國史》(下冊),第55—61頁,上海,北新書局,1930。
  (19) 鄭昶:《新中華本國史語體》(下冊),第18—20頁,上海,中華書局,1931。
  (20) 周予同:《開明本國史教本》(下冊),第75—76頁,上海,開明書店,1932。
  (21) 朱翊新、黃人濟、陸并謙:《初中本國史》(第3冊),第40—42頁,上海,世界書局,1933。
  (22) 趙玉森:《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上卷),第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23) 李岳瑞原編、印水心修訂:《(評注)國史讀本》(第1冊),第3頁,上海,世界書局,1926。
  (24) 葉維善:《中國歷史教科書》,第141頁,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13。
  (25) 盧文迪、姚紹華、范作乘:《歷史》(第2冊),第1頁,上海,中華書局,1936。
  (26) 趙玉森;《(新著)本國史》(下冊),第9—1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27)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第75頁。
  (28) 章清:《“普遍歷史”與中國歷史之書寫》,見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上冊),第26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9)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第21—3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30) 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第30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1)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第4頁。
  (32) 歐陽軍喜:《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比較》,載《近代史研究》,2002(2)。
  (33) 轉引自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第154—155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34) 《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1936年6月修正),見《中華民國法規大全》(第3冊),第3910、395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35) 呂思勉:《復興高中教科書·本國史》(上冊),第1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36) 楊東莼:《(高中)本國史》(上冊),第13頁,上海,北新書局,1946。
  (37)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30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8)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第149—150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39)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 參閱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等著述。
  (41) 馮林:《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上),第2頁,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42)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第153—154頁,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43) 約恩·呂森:《歷史思考的新途徑》,第193頁,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44) 參閱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第29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45) 孫江:《連續性與斷裂》,見《時間·空間·書寫》,第217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6) M·阿普爾;《教科書政治學》,第4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學術月刊滬146~153K3中國近代史劉超20072007
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The Opium War/“Treaty of Nanjing”/Chinese modern history/textbook
The opium War an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Based on the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cognition to the OpiUnl War was a changing process.People thought it was an ordinary ev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Foreigner communi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After the establishment.of Republic of China,people thought that the major influence of the war to China is the overrunning of the opium. In 1930's,people thought the Opium War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erialistic invasion,it is a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laistory.The situation of 1930's promoted the change of the recognition to the Opium War from an ordinary event to the“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The course of the recognition to the Opium War reflects the Course of the thoughts during reseaich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v.
20世紀以來,人們對鴉片戰爭的認識有個變化的過程,鴉片戰爭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認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個普通事件。民國成立后,認為鴉片戰爭的主要影響是導致鴉片泛濫,煙毒流于中國。1930年前后,認為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之始,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20世紀30年代的時勢,使得朝野雙方在歷史研究要有現實關懷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鴉片戰爭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國近代史開端的轉變。與一般史著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不同的是,代表國家和政府意志的歷史教科書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際)”開端。“清初”開端是希圖將中國納入世界歷史之中,通過世界歷史來尋求自己的歷史定位;“鴉片戰爭”開端所關心的不僅是參與世界歷史,而且要努力體現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無論是以“鴉片戰爭”還是以“清初”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在向西方尋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體現了如何在世界歷史中安置中國歷史的這一難局:一方面是參照西方歷史進行的中國史分期方式,已預示著將中國歷史納入普遍歷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國鴉片戰爭以來落后和挨打的現實,又難以回避。今天關于中國史研究的諸多論爭,實則是這一問題的延續。
作者:學術月刊滬146~153K3中國近代史劉超20072007
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The Opium War/“Treaty of Nanjing”/Chinese modern history/textbook
2013-09-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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