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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我的臺灣轉型之旅
笑蜀:我的臺灣轉型之旅
笑蜀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兩蔣時代的國家暴力,以及國家暴力制造的種種苦難,于今天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從我們大陸人的眼光來看,決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發的邪惡,尤其仇恨引發的國家暴力,這些問題到底如何面對,在臺灣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陸,將來一定是坎

  

  白云在風中輕輕飄散,傾斜的大地一點點露出真容。蜿蜒的河流,綠油油的稻田,沉靜的村莊,機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桃園機場,到了。

  身邊的乘客躁動起來,他們大多戴著同樣制式的太陽帽,聽口音,顯然是來自廣東沿海的旅行團,黢黑的臉上寫滿好奇。我一樣按捺不住好奇,飛機剛停穩,就緊隨人流涌向艙門。

  艙門陽光燦爛。傳說中的臺灣,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無遮無攔。

  

  邂逅馬場町

  

  來機場接我的是老朋友林先生。好久不見,本來有很多話要說。但一路上我更感興趣的,卻是看。撲面而來的風景,讓我應接不暇。別的不提,單是路邊廣告牌組成的繁體字峽谷,就令我興奮不已,仿佛回到了老民國。

  越野車經過一座高架橋。橋下一個廣場,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圓錐形土丘。

  “這就是馬場町紀念公園。”林先生不無自豪地說:“是小弟我在臺北民政局局長任上,主持修建的。”

  “這公園很特別么?”

  “當然特別。”林先生說:“這是50年代臺灣槍殺政治犯的地方。僅僅5年當中,被槍殺的政治犯就多達四五千人呢。”

  我恍然大悟。馬場町,不就是電視連續劇《潛伏》主角余則成的原型、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的亡命處么?吳石而外,聯勤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副官夏曦上校、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楓,皆同年同月同日遇難于此。三年前《潛伏2》在臺灣開拍,劇組人員還曾前往馬場町集體憑吊。

  靈感閃電般掠過腦海,我的好奇隨之轉向,路邊的風景不再重要。

  來臺前,邀請我的臺灣朋友告誡我說:不要帶什么任務來,你在大陸這幾年很累,來臺兩月,主要就是休息,調養。我也確實打算就這么辦。但邂逅馬場町給我意外的震撼,我決定改變訪臺行程。

  我把決定告訴了林先生。他沉吟半晌,說:“你這題目太大,兩個月不夠用。”

  我說:這先不管,先只問,臺灣有人做么?

  林先生搖搖頭:不多。

  我說:這正常。馬場町,以及整個兩蔣時代的國家暴力,以及國家暴力制造的種種苦難,于今天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從我們大陸人的眼光來看,決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發的邪惡,尤其仇恨引發的國家暴力,這些問題到底如何面對,在臺灣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陸,將來一定是坎。

  林先生知道我素來固執,嘆口氣:“好吧,聽你的。明天我找一個朋友,陪你先去馬場町走走。”

  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左右,暮色從四圍悄悄涌上來,淹沒了淡水河兩岸。越野車開進我落腳的臺北市萬華區一個老舊的眷村。用谷歌搜索,發現馬場町竟只有一箭之遙——就在青年公園南邊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靈都需要尊重

  

  說起馬場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這插曲,當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亞洲周刊》上有過鋪陳:

  1999年,我為了編輯《二十世紀臺灣》畫冊,在許多單位的檔案室搜尋有價值的歷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過去很有影響力的報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布單位是“軍事新聞社”,發布時間是1950年。這些照片是“國防部”發往特定新聞單位,以便刊在報紙上作為警示之用,或許畫面過于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來我向該報購買了這批珍貴的照片,還不確定能否以某種形式向外公開。

  2000年,我向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臺提到此事,把照片給她看,最后決定以文化局的名義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行特展。這是一項極為勇敢的決定。臺灣社會還沒有成熟到能客觀看待不同政治顏色的獻身者的程度,在長達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產黨員以正面形象展示出來,無論其中強調何種人權或人道思想,結果都不可能是風平浪靜的。

  徐宗懋憂心忡忡;作為決策者的龍應臺,其時也不平靜。她后來追憶:

  我記得那個中午,是午休時間,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攤開,陽光剛好穿過百葉窗照進來,一條一條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幾張照片,是執刑者對著被槍斃者的正面近距離拍的,當作死刑完成的證據。死者的眼睛呆滯而突出,對著鏡頭。

  我看看玻璃窗外,對面摩天大樓建到一半,吊車在空中滑動,工人,螞蟻一般細小,在升降機里揮手。遠處傳來消防車的呼嘯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這些50年前因為政治信仰而被槍斃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樓,即將出現在這個繁華的城市里?他們的犧牲,值不值,用什么標準來量?誰又有資格來說?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處境: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國民黨政權所虐殺的人。現在,2000年,是民進黨執政的時代。辦這個展覽,很可能為我招來兩批人馬的攻訐。那衛護國民黨的,會認為這是用過去丑惡的歷史來打擊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那支持民進黨的,會認為我在為中國共產黨辯護,更可能認為,我故意強調“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殺之眾多,來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殺害“本省人”的相對罪責。

  不能不佩服龍應臺的勇氣和決斷。盡管她預見到會有政治風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特展還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話說,特展的最大特點,是“打破禁忌,客觀陳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政治風暴如期而至,但其實也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沒有查辦,沒有撤職,沒有迫害。最多無非一些報章口水而已。

  這次打破禁忌,是臺灣社會的一個集體突破,人權觀上的一個突破。吳石、陳寶倉、夏曦、朱楓,都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情報人員。包括后來同樣被槍殺于馬場町的國民黨大員陳儀,亦因策動舊屬湯恩伯投共而遇難。馬場町數千死難者,多數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講,馬場町可以說是臺灣左翼的圣地,有如耶路撒冷哭墻之于猶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對今天的臺灣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縱然如此,今天的臺灣社會對他們已然沒有絲毫偏見。以政府出資修建馬場町紀念公園,沒有人去沖擊政府,沒有人去馬場町砸場子,也沒有人報復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龍應臺。5月25日,《1950仲夏的馬場町》開展,馬英九還以臺北市市長身份前往參觀和致哀。以后每年,馬場町都會舉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2005年秋祭,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黨向在場者深深地鞠躬,深深地致歉。

  被稱作英魂的左翼受難者的亡靈,在馬場町受到了最大禮遇。只有生命,沒有敵人。只有人道,沒有仇恨。這就是今天馬場町所達到的精神高度。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人們往往稱道美國南北戰爭的寬容和人道,李將軍等南軍將士戰后都受到善待,居然沒有推出一個戰犯,沒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還可以用凱旋者才可能獲得的儀式隆重歡迎李將軍,用鮮花,甚至是禮炮。人們普遍認為,這就是普世人權,這就是現代文明。這說法當然沒有錯,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的何止這些,我們還可以說,美國能做到的,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做到,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兌現普世人權、兌現現代文明,馬場町就是這方面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到臺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趕到馬場町。讓我驚訝的是,馬場町完全沒有我想象中的凝重,陰沉。大片大片草坪綠到醉人;新店溪水溫婉活潑;兩岸到處是密密的葦叢,不知名的鳥兒在蘆葦中鳴叫,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則是沿著新店溪延伸的悠長的綠道,有老人牽手散步,有情侶在路邊留影,有年輕人騎著單車飛奔。那么的和平安詳,那么的青春飛揚,哪有一絲一毫凄風苦雨。

  但越是如此,廣場中央的土丘就越是顯得突兀,越是容易引發好奇和追問。

  土丘表面,也已經長滿了青草。讓人難以想象,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層層的血跡——據說,每槍殺一批人,都會留下一灘血,然后就會用土蓋掉。被槍殺的人越來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土丘。

  土丘正面,有一個淺淺的大理石碑。是謂“馬場町河濱公園紀念丘”。碑文一律燙金,顯得高貴肅穆:

  碑文云:

  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并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

  現為追思死者并紀念這歷史事跡,特為保存馬場町刑場土丘,追悼千萬個在臺灣犧牲的英魂,并供后來者憑吊及瞻仰。

  “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這就是臺灣社會對當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這不是對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對所有反叛者、異端者的定位。就此來說,臺灣社會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已經不在歐美之下。而對反叛和異端的容納程度,顯然最能代表一個社會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黑洞二二八

  

  馬場町之后的第二個行程,是參觀“國家228紀念館”。

  紀念館設于市中心泉州街與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兩層磚樓的“臺灣教育會館”,歷屆“臺灣美術展覽會”均在此舉辦,堪稱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界的盛會。1945年臺灣光復后,借用教育會館作省參議會辦公場所,二二八期間,臺灣省參議會犧牲慘重,教育會館因此成為二二八的歷史見證。1959年,美國新聞處遷入,這里又升級為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潮的傳播中心,臺灣現代化的重要推手;1979年,因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新聞處易名為美國文化中心,總算實至名歸。

  2006年7月,教育會館被核定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址;2011年2月28日開館營運。我去那天是3月27號,剛好營運一年。紀念館外墻上,正掛著周年紀念活動的大幅廣告,即“二二八人權影展”的廣告,包括《傷痕228》、《228母親》、《天馬茶房》、《再見曼德拉》、《尋找太平輪》、《牽阮的手》、《飛越高墻的聲援信》在內總共26部人權紀錄片,赫然在列;可謂聲勢浩大。贊助單位為臺灣“內政部”,亦可見其規格之高。

  跨入一樓門廳,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墻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環繞;各處指示牌,畫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簡直成了展館的標志物,烘托出整個展館的主調:寧靜、優雅而憂傷。門廳掛的大屏幕液晶電視,反復播放各種悼念儀式,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臺灣前“總統”陳水扁的默哀鏡頭。下圖是二二八平反后臺灣歷屆“總統”憑吊亡魂的現場圖片,無論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如何,其真誠是不用懷疑的,頗令人動容。

  紀念館一樓的去處,主要是多功能展演廳,很多重要的追悼儀式都在這里舉行。二樓為受難者主題展室和特展室。主題展室一幅銘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說的,正好是我想說的:

  歷史曾經幽暗難明/恐懼亦曾深深籠罩/但民主為光源/照進塵封的檔案/揭露真相/銘刻歷史

  可能因為當天是工作日,臺灣人都要上班,陸客則對二二八紀念館沒太大興趣,所以整個展館靜悄悄的,幾乎就我一個游人。我靜靜的走,靜靜的聽,展室四圍掛滿巨幅畫像,受難者栩栩如生地環視著我,我仿佛在他們中間穿行,在跟他們的靈魂對話。

  作為一個曾經的歷史研究者,對二二八的前世今生,當然不會陌生。但盡管如此,親歷二二八紀念館,還是讓我大開眼界,收獲了很多聞所未聞。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變,跟當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頭小販遭遇國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憤,官逼民反。只不過“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敗了。但二二八紀念館披露的史料告訴我,這只是歷史的一面。歷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時也是一次流產的政治變革。

  變革的動力來自臺灣民眾。一方面,國民黨統治腐敗無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島,社會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到底惡化到何等程度?舉一個例就夠了:國民黨接收后,臺灣刑事發案率一年內劇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臺灣民眾,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國民黨接收臺灣后,對本地人公然歧視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對此論述頗詳:

  就政治上言,日據時期臺人無論在行政上、專業上及技術上均難獲公平地位。臺灣光復,不少臺人抱有幻想,認為此后應可自治,當時有些知識分子以為臺灣光復后將由臺人治理臺灣,他們甚至以為謝春木可為省主席,其余有聲望之臺人均可領導臺灣。

  臺灣知識分子的參政熱情因此空前高漲。1945年4月15日臺灣首屆參議員選舉,30個席位,角逐者竟多達1180名。他們以為“祖國”真的把他們當自家人,事實卻很快擊碎他們的一廂情愿。陳儀長官公署9個重要處會18位正副處長中,  只有一個副處長是臺人,縣市長中只有3個是臺人。臺灣其他官營機構,臺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臺人尤其臺灣知識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國民黨接收后,立即宣布國語為唯一通用語言,取締日語。原來習用日語的絕大多數臺人尤其臺灣知識分子,幾乎一夜之間淪為文盲,個人上升通道隨之中斷。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實施后,臺籍政治精英會力主縣市長直選,推行地方自治。他們無非是想突破政治壟斷,為個人、也為所有臺灣父老爭取更多公平發展的機會。

  有這樣普遍的社會心理做基礎,228事件自不難迅速轉向,從最初的民眾暴動,迅速轉向政治變革。民眾自治機關“處置委員會”公布的“三十二條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條,即為“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范”。

  另有如下要求:

  縣市長直選,縣市參議員同時改選;

  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但是,臺灣民眾的民主要求,并不曾進入政治中樞的視野,而遭遇國民黨當局層層阻截。國民黨情治機構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在呈送蔣介石的情報中,極力扭曲事件的性質,渲染事態的嚴重性。譬如,稱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征用之海外浪人,全省約有12萬人。又稱參與者并非單純要求政治變革,而懷有叛國、獨立、奪權之陰謀。中統局長葉秀峰,即據此建議蔣介石加派勁旅3師赴臺。蔣介石確信事態嚴重,決定鎮壓,跟情治機構的刻意誤導有很大關系。

  事實上,從一開始,二二八就被國民黨情治機構尤其軍統全面滲透。最成功的案例,是軍統特務許德輝潛入民眾自治機關“處置委員會”,出任處委會下屬的“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處委會及整個民間一舉一動,盡在其掌握之中。軍統特務甚至煽動奪權,鼓吹攻擊圓山。后來被列為“叛國罪證”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所附十項要求,亦有軍統參與其中。事后,凡屬極端行為的鼓動者,以及處委會政務局部分重要人員,竟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血雨腥風中得到軍統庇護,無疑都是軍統臥底。

  在臺灣民眾一方,其實最怕決斗。道理很簡單,早不是冷兵器時代,手無寸鐵的平民拿什么跟國家機器決斗?處委會到處解釋二二八,懇請各方了解真相,消除誤會。但所有解釋都歸于無用,血洗臺灣已經是最高決策,不可阻擋。3月7日,陳儀致電各縣市參議會,承諾啟動以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下屬張慕陶發表講話,“愿以生命担保中央決不調兵”,實際上這一切都是欺騙,都是緩兵之計。冤沉海底,六十年后才逐漸大白于天下。

  然而,死者長已矣。

  228大屠殺到底殺了多少人?今天仍眾說紛紜。我到臺灣時,臺灣老軍頭、前“行政院”院長郝伯村剛剛放言,說228死難者不過區區百人,嚴辭抨擊論敵夸大其詞,傷亡過萬純屬虛構。郝伯村此說令臺灣輿論大嘩。一位臺灣朋友當天晚上就給我發來一篇文章,以親身經歷反駁郝伯村。

  在批評者看來,郝伯村的問題不僅在于其死亡數字不靠譜,更在于其面對歷史大悲劇的輕佻。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惟有強詞奪理。這跟臺灣現在所處的時代,跟臺灣所達到的精神高度,跟臺灣社會所達成的文明共識,實在落差太大。

  批評者跟郝伯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說批評者所最痛心的,不僅在于死難者之眾,還在于死難者多為當時臺灣社會的精英。臺灣228之劫,亦可稱作臺灣歷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粗粗列舉,即有如下諸位:

  臺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

  省參議員王添燈

  大公企業董事長陳炘?

  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

  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

  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

  醫學博士施江南

  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

  臺北市參議員、醫師黃朝生

  臺北市參議員徐春卿

  臺北市參議員陳屋

  臺北市參議員李仁貴

  基隆市參議會副會長楊元丁

  制憲國大代表、省參議員林連宗

  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

  嘉義市參議員、臺灣最著名之畫家陳澄波

  嘉義市參議員、醫師潘木枝

  嘉義市參議員、醫師盧炳欽

  高雄市參議員黃賜

  高雄市參議員王石定

  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

  二二八一役,臺灣精英,幾乎可說是委地以盡。這對臺灣的民氣士氣,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后二十多年,臺灣社會一直處于低迷乃至萎靡狀態,到了1970年代才開始重振,反對運動才重上軌道。而對我個人來說,最怵目驚心的還不是通常所稱的精英之劫,最怵目驚心的是死難精英中多數屬于議員、醫師、律師一類的中產精英,屬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則,試圖彌合官民裂痕、調停官民沖突、避免最大社會成本的中道精英。

  極端之來,如水銀瀉地,哪會有中道立足的空間。這,或許是參觀二二八紀念館給我的最大啟示?

  

  景美滄桑

  

  如果說馬場町主要是殺人的地方,景美則主要是關人的地方。景美因此跟馬場町、二二八紀念館齊名,理所當然要納入我的臺北行程。

  說到景美,大陸讀者知道的可能不多。但說到美麗島大審,說到雷震案、江南案,就沒幾人不知道了。這幾個大案當年都在景美開庭。最轟動則非美麗島大審莫屬。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爆發;迫于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不敢像過去那樣完全黑箱操作,遂由蔣經國拍板,審判全程公開,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師辯護。這給了反對派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把法庭當戰場,當著全世界的面,系統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

  1980年2月20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施明德等反對派領導人,一時國際媒體云集。這大概是景美歷史上最風光的日子,不僅成就了景美,更成就了反對派領導人和他們的辯護律師,后來從他們中間,走出了民進黨主席,臺灣“總統”、“副總統”,高雄市市長等一眾政治巨星,直到今天還活躍在臺灣政壇上。

  景美位于臺北市新店區秀朗橋下。其空間分布,西側是“警總”軍法處所在地,東側是“國防部”軍法局所在地,主要功能是軍法審判,同時集羈押、服刑和移送監獄等角色于一身。在押犯高峰時多達1548人,通常情況下也有200到400人。作家柏楊、李敖、陳映真;反對派領袖呂秀蓮、陳菊、林義雄、施明德、黃信介;傳播界名流崔小平;情治界大佬汪希苓等,都曾經是它的階下囚。

  園區主要由軍事法庭、展演廳、仁愛樓押房、汪希苓特區等組成。最吸引我的軍事法庭,反而最低調,最樸素,不過一排淺淺的平房而已。如果不說它的來歷,有誰會相信,那里面曾上演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歷史壯劇?

  軍法審判,是臺灣威權政治的獨特景觀。但凡政治案件,皆不走常規法律程序,而交由軍事法庭,受難者以平民之身接受軍事審判。軍事審判的最大特點,是不受法律約束。受難者往往被羈押超過一年多之后,軍事法庭才開始審理。而且都是秘密審判,沒有調查,只有宣判,法官念完主文即草草結束。無須證據,以特務刑求取供的自白書為判刑惟一依據;而且多數被告沒有辯護律師,即便有,也是當局指派,純粹演戲而已;總之嫌疑人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當局可以在暗無天日之中予取予求。

  而所有大案要案,均須層層上報,最后呈送蔣介石案頭,經蔣介石批示、蓋章才能定刑。即最高操盤手皆為蔣介石本人,其他環節傀儡而已。一般來說,軍法審判最輕的結果是所謂感訓,類似大陸的勞教;有罪判決通常從5年起跳;組織罪最重,黨員最少10~15年;干部(如小組長、支部書記)非無期,即死刑。

  此外還有兩種附加刑罚。一是剝奪公權,一是沒收財產。后者尤其邪惡:凡以《懲治叛亂條例》治罪者,判刑十年以上即可沒收財產。被沒收的財產大部分用來支付辦案費用、辦案獎金和告密獎金。告密獎金一度占到被沒收財產的30%,辦案獎金占到35%,甚至有超領到50%的情況。領辦案獎金最多的是保安司令部,而保安司令部的領獎單位就包括了軍法處。這即意味殺人有獎,殺人越多獎金越多。這就給了殺人者以巨大動力,可借國家正義之名,行謀財害命之實。

  如此,則威權時代臺灣的政治案件,出錯是必然,不出錯是偶然。毒刑拷打,威逼利誘,是通用手段。4千到5千遇難者中,冤魂不知凡幾。

  從軍法處前行數百米進入所謂“仁愛樓”,即軍法處看守所。三層樓,大小押房一共62間,小押房僅關一人,大押房可關至四到八人。男女關在不同的地方,女性押房通常在二樓。押房格局密閉,僅于鐵門上裝一小窗,供監控人員借此隨時窺視人犯動靜。靠走廊的墻壁下方,另有長方形洞口,供雜役從這里收送物品。押房內有一播放器,是一個可放音也可收音的機器,所以人犯的對話也會被偷聽到。

  一樓右側屬于外疫區,分布著各類監獄工廠。有手工藝工廠、洗衣廠、縫衣廠,還有監獄圖書館、犯人食堂。許多犯人在判決后,并未移監,而是由看守所“代監執行”,軍法處也就得以利用政治犯的“剩余價值”承包政府工程。雖然“外役”勞動強度不小,但不必整天關在牢里,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動,還有微薄的工資補貼日用,所以犯人都樂于參加。他們中不乏能工巧匠,其作品往往屬于高級工藝品,譬如圣誕卡、蛋殼畫、京劇臉譜等等,這些產品一般交由觀光飯店或工藝品商店收購,再轉賣給外國觀光客。有的犯人身無長技,給難友當學徒,居然也學得一身絕技,成為藝術家,生計從此不是問題。

  犯人田志敏就有這樣的奇遇。田是江蘇人,隨部隊來臺,在陸軍步校服務。1956年先被控倒賣軍品,1958年又被控14歲接受中共的行政訓練,判刑15年。這個本來運氣壞透了的人,入獄后卻時來運轉,學會了彩繪蛋和貝殼畫。獲釋后沒工作,就加入難友翁廷倩的服務社,重操貝殼畫舊業。結果不僅謀得一條生路,更與翁太太的妹妹相戀成婚。婚后自己開店,作品遠銷日本和菲律賓,名動一時。

  “仁愛樓”一樓左側,有醫務室,福利社,會見室,基本屬于辦公區。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醫務室。而醫務室之所以傳奇,主要因為一個叫陳中統的犯人醫生。

  說到陳中統,還有一段這樣的故事:

  1971年6月11日,難友崔小平讓陳中統給她注射。兩人一邊注射一邊聊天。崔小平問他:有小孩么?他說:才結婚一個多星期就被捕,怎么可能?崔小平打趣說:“那也不一定啊!”陳中統急了,一本正經的解釋:“我沒有那么好的技術”。崔小平聽了大笑不已。

  但很快,陳中統真有了小孩,而且不止一個。以致李敖后來在文章中戲稱:陳中統的精子會飛越監獄高墻。這是咋回事?陳中統的精子當然不可能飛越監獄高墻,這一切只跟陳中統的特殊身份即醫生身份相關——因為他的醫術高明,所以看守所長官常常讓他外出給自己眷屬看病。他就利用這機會,常常溜回家跟太太團聚,因此服刑期間,他的太太居然給他生了兩個小孩。真是一點不耽誤。

  從跟崔小平的對話可以看出,陳中統多么樸實和憨厚。但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院研究生學歷的陳中統,當然絕不笨,而是大智若愚。正是這大智若愚,讓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創造了讓蔣介石政權大丟臉面的奇跡。這便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政治犯名單泄密事件。

  有迫害,有政治犯,當然就有人道救援。由于島內民間力量有限,所以整個60-80年代,臺灣的政治犯救援主要靠海外。但海外有心,也要島內配合呀。蔣介石政權臉厚不怕開水燙,對國際社會一口咬定臺灣一個政治犯沒有,海外拿不到證據駁斥,也只能干瞪眼。

  這時就輪到陳中統起作用了。他一方面從病歷資料中整理政治犯名單,一方面趁著幫新到的政治犯檢查身體,蒐集更多資料,每隔一段時間就把新名單交給蔡財源。總共四百多名的政治犯名單,輾轉寄往海外,并在美、日、歐多國媒體上發布。

  救援臺灣政治犯的全球風暴至此平地而起,一浪高過一浪。蔣介石政權始料未及,狼狽之極。報復非常慘烈,所方全面清查,主要參與者蔡財源首當其沖,除了飽受刑求,還多判了三年。其他參與者,也都無一漏網。但是,他們的犧牲沒白費。國際救援大潮的興起,正好跟1980年代臺灣反對運動的高漲同步,島內島外彼此呼應,形成巨大合力,最終成功推動了臺灣的民主轉型。

  景美的最后一個看點,是汪希苓寓所。汪是臺灣“軍事情報局”局長。1985年的江南案激怒了美國(江南持有美國國籍),為給美國一個交代,小蔣不得不對汪治罪。汪和副手胡儀敏雙雙下獄,汪本人被判無期,關進景美看守所為他量身定制的“特區”。“特區”四周以高墻與園區區隔,內部設施完善,有客廳、廚房、臥室及高級衛浴設備,屋外有散步專用的小庭院,門口還設有傳達室。汪被囚景美期間,其妻常來探視,可自由進出。  這已經夠優待了,但汪還是不能忍受,三年后以心律不齊及憂郁癥為由,遷入陽明山情報學校。這座因“江南案”而蓋的特別囚禁區,此后再沒有關押過其他人犯。

  今天的景美,已經是臺灣的人權教育地標,叫做“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僅在2007年12月8日到28日的二十天中,就推出多場活動,幾乎無日不有:

  ★政治受難者藝術創作展每周六、日

  ★體驗監獄風云每周六、日

  ★人人有權影展每周六、日(首周末除外)

  ★人權攤位市集首周六、日

  ★仁愛樓創意市集每周六

  ★搖滾看守所每周日(首周除外)

  ★導覽活動每周六、日

  2009年,臺灣“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也在景美舉行,馬英九前往出席。

  2010年7月,臺灣“文建會”規劃整合景美、綠島兩座人權園區,籌建“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1年中華民國百年紀念,景美又為全島教師舉辦一月一度的人權講堂,包括重溫人權歷史、人權影片賞析、書寫臺灣人權等三大議題。主要目的,即為“增進教師對人權教育的知能,并將人權理念融入各課程教學中,以及讓社會大眾了解人權、民主及自由的內涵與價值,啟發思考人權的價值,并實踐于生活中。”

  最讓人感動的,則是孩子們的參與。筆者曾讀到一份對景美歷史的研究論文,作者是臺北市的兩個中學生。在大量閱讀和調查的基礎上,作者得出了以下結論:

  出生在八0的我們,不曾經歷過戒嚴時期這一段殘忍的年代,成長至今,自由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的普通,實在很難想像以前那種殘害人權的生活是怎么樣的。

  其實在做這篇論文時,我們有訪問過當時的受害者,看著他們敘述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時,真的覺得很偉大,因為他們愿意再次掀開自己的傷口,和別人分享悲慘的過去,而且咳可以好像若無其事一樣的述說著自己那段傷痛,沒有淚水,只有釋懷。也因為有這些事情的經過,讓他們對人生的體悟更深了,更有寬恕和包容的心。

  在我們享有自由、民主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該想想這一切的幕后功臣,是用他們流汗、流淚、流血甚至失去生命而造就出來的民主社會。雖然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而且現在的政府對他們也采取賠償政策,但是對他們的傷害卻是一輩子的;不過也因為他們的犧牲,造就了我們現在自由的世界。有一句古言是這么說的:“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遺忘。”

  這說得多好啊。臺灣當局自詡以“人權立國”。而欲以“人權立國”,必先以“人權立教”。這點,臺灣的確是已經做到了。

  

  綠島愛情故事

  

  綠島是我的臺灣轉型之旅的最后一站。

  跟對景美的陌生相反,大陸讀者對綠島再熟悉不過。80年代即在大陸流行的一首歌兒《綠島小夜曲》,它所傳遞的浪漫和溫馨,應該是大陸讀者對綠島的主要印象。

  綠島的風光,的確跟小夜曲一樣迷人。這沒有爭議。曾經的火燒島,今天已經是滿目蒼翠,尤其是綠島白塔一帶,漫山遍野的鐵炮百合迎風搖曳,真讓人沉醉,恍若置身純潔的天堂。

  但這當然不是綠島的全部。從綠島所謂“新生訓導處”,向燕子洞方向步行約摸一公里,就會發現一個陰森的去處,跟整個綠島的陽光、明媚形成鮮明對照的去處,那就是通常所稱的“十三中隊公墓”。

  這也是綠島,代表著流放、監禁、孤獨和死亡的恐怖綠島。多少無辜的冤魂在這里徘徊。其中既有遇難的政治犯,也有監管他們的綠島官兵。其中許多官兵來自大陸,鄉關何處、親人何在都已經無從查考,所以死后無人認領,成了永在異鄉的孤魂野鬼,墓碑被恣長的野草大半掩埋,任憑風吹雨打,皆無人問津。我去的時候,曾經驚跑了一大群的黃羊,這大概是綠島上惟一經常陪伴他們的生靈吧。

  代表綠島這另一面的,還有所謂綠島山莊。山莊,多么優雅的名字,然而綠島山莊卻是半點優雅也沒有,而是封閉型的重型監獄。現在已經是綠島人權博物館的一部分。展館大廳的大方桌上,擺著一疊疊的重犯判決書和申訴書——當然不是原件,都是復制品。從厚厚的故紙堆中,我居然僥幸找出了當年雷震給獄方的申訴書和陳中統的判決書。

  但即便在最黑暗、最恐怖的年代,還是有人性在,甚至,有愛情在。我在綠島期間,就曾聽說過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蘇素霞。她的情郎叫曾國英,1962被判十年流放綠島。那時獄方把有文藝天分的犯人組織起來,經常在島內巡回演出。有些演出是跟綠島本土的年輕人合作的。曾國英和蘇素霞,一個是政治犯,一個是綠島鄉長的侄女,兩人因此得以在巡回表演團結識,并相愛。

  這愛情顯然是犯忌的。不被祝福也不能公開。但終于有一天,還是被獄方一個姓劉的保防官窺破。劉姓保防官一直苦苦追求蘇素霞而不可得,最后發現蘇素霞愛上竟是政治犯,不禁抓狂,把滿腔怒火都發泄到了曾國英身上。

  曾國英因此厄運臨頭。他被關進海邊碉堡,那里不能屈不能伸,自然也不能走動和睡覺。每天只有三個饅頭和鹽水。蘇素霞急壞了,為了挽救情郎,她被迫答應了劉姓保防官的求婚,作為把曾國英送回原單位的交換條件。

  但是,這個剛烈的女子當然不可能接受如此婚姻。婚宴現場她就失蹤了,任家人百般尋找,也不見一縷痕跡。后來才發現,原來當天她已喝下毒藥,為曾國英殉情自殺。她的骨灰,四十年后才被臺籍老兵許昭榮在臺東海山寺的地下室找到。

  蘇素霞的悲情故事,現在已經被拍成電視劇,被譜成歌曲,在臺灣到處傳唱。政治力無論怎樣強悍,也不可能征服人性,這算是一個生動的例子。正因為人性的頑強,臺灣才終于沖破了威權時代的重重禁錮,進入到成熟的民主時代,人權至上成為整個臺灣社會的最大共識。猶如當初赤壁般的火燒島,終于演化成今天生機盎然的真正的綠島,

  綠島的海邊,有著名的人權紀念碑,但它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墻上寫滿了受害者尤其死難者的名字。那不是字,那是一個個活生生的魂靈,如天上的星星在凝視著后人。

  是他們,用他們的自由和生命,為臺灣趟出了今天。從人權紀念碑的緩坡走出去,那就是今天,就是今天的臺灣,有燦爛的陽光和和煦的春風,有溫柔的海浪和悠悠飛翔的海鷗。多美,多好。

  但是,不能忘了,永遠不能忘了,那地下的幽暗。

  

  (原載本期《新周刊》。)

2013-09-11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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