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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一個國家的政治比重應縮小
余英時:一個國家的政治比重應縮小
余英時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導讀]社會上有大的勢力,皇權不得不低頭。一個人統一了天下,貴為天子,為什么要受限制呢?這不能罵中國不行,這是由歷史因素造成的。不是哪個皇帝本事大,就可以在中國胡作非為,這是有社會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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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一個國家的政治比重應縮小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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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一個國家的政治比重應縮小

 

 

余英時 記者李懷宇 攝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重尋胡適歷程》、《未盡的才情》、《會友集》、《中國文化史通釋》、《情懷中國》等。

余英時先生今年83歲。一輩子研究歷史,結果“返璞歸真”。對中國的將來,他不再執著于預言某個特定的時間:“在這樣一個大變動中,某種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相反,他強調偶然之力:“歷史是偶然加成的,沒有什么必然的規律之類。人生也有許多偶然,你根本沒有辦法預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對不可知的未來,余先生唯一強調的是自由;對年輕人,余先生的建議更像警示:“把自己當人。”

陳寅恪詩云:“讀史早知今日事。”讀史能否預測明日事?史學家唐德剛有言,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史,他將這兩百年的轉型期稱為“歷史三峽”。唐氏的時間表是1840年到2040年,期望走出“歷史三峽”之時,國家風平浪靜,百姓可以過點太平日子。李慎之則曾預測:中國成功轉型的時間會在2040年。唐、李兩人談到的時間不謀而合,引人深思。

史學家余英時認為:“為什么兩百年就一定解決呢?是大家把自己的希望混在歷史發展中間去了。至少我不可能給出什么時間表。兩百年走出歷史三峽,這是形象化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只是表示某些人有這樣的希望。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大變動中,某種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

對預測未來世界,余英時說:“那是希望的投射。因為大家有同樣的希望,希望太平,希望永久的好的秩序出現,以后就是安安定定過日子。這是人的正常愿望,但是整個歷史是許多不同的勢力在沖突、演變中,有合作,也有沖突,沒有辦法判斷往沖突的地方走,還是往妥協的地方走。”在余英時看來,研究歷史的意義就是了解為什么造成這樣的現象。“了解多了,就曉得這些過程對長遠有一種智慧的啟發性。不是說某一個人看某一本書就跟著改了,會避免從前的錯誤。但是長期講,可以產生一種智慧,這種智慧對全體社會來講,社會越進步,還是可以起作用的。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一做公眾馬上就群起而攻之,這個智慧社會上已經存在了。”

余英時認為,大到社會演變,小到個人生活,都有許多無法預見的偶然因素決定。“歷史是偶然加成的,不像有什么必然的規律之類。人生也有許多偶然,你根本沒有辦法預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有些歷史學家自認窮其一生就是要在歷史中尋求規律。余英時說:“現在西方史學家百分之九十九沒有在找規律了。社會上有一個現象,把這個現象搞清楚,為什么這件事情會在這個地方發生?前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中間的過程是什么?就是要了解這個真實性。”

為什么許多人研究歷史是想知道未來?余英時說:“未來不可知,因為長期不大動的社會,可以從過去的經驗里得到一些教訓。實際上得不到什么教訓,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就是要給皇帝找教訓的,皇帝真的能得到教訓嗎?皇帝也有七情六欲,等到七情六欲作主的時候,什么教訓也忘了,他明明知道女色有害,突然愛起哪個女的來就不顧一切了。他還管教訓不教訓呢?他把皇帝的責任感給丟掉了。有人說,讀歷史是要從中得到經驗,那是很陳舊的觀念。”

《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當中有很多精彩的記錄,可是事隔千百年后,司馬遷寫起來好像是親身在現場記錄一樣,到底可信嗎?余英時說:“這當然需要旁證和辨別,我們讀史書一定要有懷疑的態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盤接受了。不過,這也涉及到歷史的想象力問題,司馬遷運用了想象力來重構歷史。史學家的想象和小說家的想象是極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學家的想象要在一定的時空之內,并且必須受到證據的限制。你看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就通過豐富的想象力,使明清的興亡遺事復活了,書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樣。他們的喜、怒、哀、樂,以至虛榮、妒忌、輕薄、負心等心理狀態,我們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寫《朱熹的歷史世界》,也是盡量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朱熹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仿佛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

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上下求索,著書立說的樂趣何在?余英時說:“還是為知識而知識。沒有一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就等于喜歡下圍棋,就什么都不會想,只想在棋盤上怎么進行變化。打麻將、打橋牌恐怕也是這樣。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人類講真理,過去西方最重要的是講真、善、美,求真、求善、求美,都是沒有目的的。對人家好,并不是希望人家報答你,而是說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應該有善意,不應該想害人,能幫的應該盡量去幫他。這就是從前一句老話‘助人為快樂之本’,我的快樂從哪兒來?能幫助一個人,心里是最快樂的,并不再有其他想法了。求真善美是人向上的力量,我們并不只是一個動物,就是吃飽飯,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坐好汽車。人一定要有精神要求,宗教最高的追求是真善美。”

“尊重不同,才能和諧”

時代周報:身在海外,你對祖國的未來有什么期待?

余英時:我們在海外當然希望中國變好。現在海外是一個和平的看法。中國的許多事情是在醞釀中,所以我們看不清到底是怎么發展的。我不能給中國的未來安一個時間表,以后幾十年中國的發展,我不知道。要開放才能真正穩定,講和諧社會不是很容易的。和諧的前提就是承認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諧,和諧不是保持一致,否則就是強制一律,反而會造成不和諧。

外國有各種的猜測,這是不可靠,誰能說五十年以后會是怎么樣的?現在各種地方勢力多了,城市和鄉村的距離越來越大,這些都是問題,將來誰也不知道怎么發展的。未來中國的變化沒法預測,我希望中國好。

時代周報:中國市場的高速發展會引發什么樣的觀念變化?

余英時:現在只看市場是不行的。在中國能賺錢還是因為廉價的勞工,這就是許多外國人愿意去投資的原因。有廉價的勞動力當然東西就賣得多,所以經濟增長率很高,那是不錯的。但是美國是相當平均的,沒有哪個地方城鄉差異或者南北差異那么大。美國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從事農業,城市吸收農村的勞力。過去中國少數人的生活不錯,很安定,不過那時候農村生活簡單,欲望也不高,現在欲望高得不得了。最近有人去我的安徽鄉下,回來告訴我:年輕人都沒有了,都出來打工了。這在我們從前是沒有的事情,哪有幾個人到城里去找工作的呢?

我覺得民主和自由是整體秩序與個人發展的關系。沒有自由,不可能發展。美國唯一的好處就是換一個政權,不需要流血作為代價。從前胡適就對國民黨說:實在不行,一黨就分成幾黨好了,自己競爭,這樣就實行和平轉移。國民黨那么強勢,在臺灣被選民一選就選下去,第二次再選不行,但至少還有機會。如果說霸道能控制局面,短期是可以的,看看歷史上,希特勒威風凜凜的時候能夠維持多久?這是靠霸道,最后是自己給自己挖墳墓。我們現在要平和一點看這個世界的變化,也希望自己在文明上趕上別人,不是說發點財就變成暴發戶的心理,沒有文化。文化要有價值,社會公平就是價值之一。

時代周報:在社會財富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樹立健康的價值觀念?

余英時:價值的問題不能說馬馬虎虎,把別人的財產無緣無故沒收過來。中國說法是“藏富于民”,財富在民間,百姓會好好保護:我創造財富,不會把這個財富浪費的。我記得美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窮人沒有地方住的話,政府要管,管到最后窮人跑到最貴的旅館,那就不可能負担。有一批人控制公家所有財產,這批人難道都是圣賢?權貴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還要受各種各樣的限制,在法律上征收很多稅。像美國很多的資本家最后設立基金會,回報社會,用于研究學術、藝術各方面。錢沒有由個人浪費,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滿足。資本主義也接受許多所謂社會主義原則,就是所謂福利國家的問題。但是這些國家也有問題,就是保守主義出現,因為窮人完全不做事,也可以讓國家養,社會養那么多懶人,工資比拿福利還少,人家就不干了,就沒有人生產了。這是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

一個國家,政治比重應縮小

時代周報:在中國歷史上,如何處理權力制衡的問題?

余英時:中國是大一統的政府,沒有相對的力量可以跟它平衡,中國沒有像西方基督教這樣的宗教。在西方中古時代,想做皇帝,要主教同意,要教皇承認,教會與皇權是相并列的,所以皇帝不是至高無上的。

中國只有士大夫提倡道,這個道沒有組織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地方性的宗教,沒有全國性的組織,怎么跟一個有全國性組織的王朝平起平坐呢?沒有這個力量。但是中國儒家已經提出道、理的觀念,讓皇帝不能做過分的事,因為王朝還是要靠士大夫來維持的,中國完全是皇帝一個人胡作非為也不是事實,這就是說文化還有一個控制的力量。明朝李昆講:朝廷之上,士最大;理又比士大。中國儒家講的道理有限制皇權的意思。明朝有一個姓和的太監反對皇帝,皇帝氣得不得了:“是哪個指使你的?”“有兩個人指使我,一個是孔子,一個是孟子。”有某一種權威,皇帝也不敢冒犯。

中國不是沒有精神力量,但是沒有組織的精神力量。我到比利時去看國都,國會上寫著工會代表、商人代表、封建領主代表,都是對皇權加以限制的。英國的大憲章就是地方諸侯要限制皇權,這是在12世紀,中國是在宋代的時候。換句話說,社會要有多種勢力,皇權就相對減低,所以南北朝皇室的力量弱,大族的力量強。有人說,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如果真是封建,皇權就受到限制了。日本是真的有封建,所以它的皇室并沒有力量。中國吃虧在沒有封建,封建消滅得太早,就沒有東西可以跟皇權對抗了。社會上有大的勢力,皇權不得不低頭。一個人統一了天下,貴為天子,為什么要受限制呢?這不能罵中國不行,因為是許多歷史因素造成的。不是哪個皇帝本事特別大,就可以在中國胡作非為,這是有社會基礎的。

時代周報:在現代化文明的進程中,如何通過法制健全等方法來減少暴力?

余英時:現在如果要開創出一個局面來,可以不斷地改進。改進是唯一的辦法,不是靠革命來解決問題,尤其不能用暴力,不能用殺人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中國還能經得起再來一次革命嗎?美國和西方社會主要是靠法律。美國社會最壞的犯罪分子也要有人給他辯護,而且判罪也不是由法官來決定,有一個陪審團,陪審團認為有罪,才能定多少罪,如果認為無罪,明明是犯罪的人,也照樣釋放。我們現在希望中國的老文明能夠更新自己。

時代周報:你希望中國的發展朝什么樣的方向前行?

余英時:我認為要把政治的比重在一個國家里變得很小。在中國歷史上,誰勝利就要擁護誰,百姓就變成順民了,沒有批判能力就是順民。這種演變趨勢是出現一個特權階級,而這個特權階級一定要維持它的統治,這是最糟糕的。我們希望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能夠自己慢慢調整。從美國黑人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開始的時候黑人被壓迫得不得了,這幾十年來黑人地位不斷上升,黑人可以競選總統了,這就是進步的地方,不要以為是小事情。這就是靠自我調整,如果一個機構不能自我調整,必須外面把它打敗了才能取而代之,這就危險了。

時代周報:在變革時代,你對年輕人有什么建議?

余英時:我想這些問題你們不要太担心,但是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就感激涕零,就不太好了。我們不是為一個人活著,也不是為一個組織活著,我們是為自己活著,這是最要緊的事情。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環境,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響,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為小時候受影響,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起碼的責任是對家里人有承担,這以后才有余力為公家做事,這是很簡單的人生道理,做到這一點,中國才能夠慢慢走上現代社會,只能求一點一點地變。

2013-11-14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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