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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聞一多
民國文人聞一多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聞一多
  
  聞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詩人,著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筆下。但是,聞一多并不只是革命家、詩人,他還致力于中國國學研究,著作頗豐。同時,因為有詩人浪漫氣質,他熱愛藝術,擅繪畫,篆刻,是一位藝術家。

 性情
  
   21歲時,聞一多曾在日記中寫下過這樣的話:“自茲鏟拔野心,降志雌伏,優游世圃,寬厚歲時,未必不能出人頭地。”
  
  在清華時,聞一多還不是一個對政治真正感興趣的人。對此,梁實秋有這樣一段敘述:“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于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學校里鬧三次趕校長的風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當局的一面,但是他沒有出面做領導人。”
  
   1919年12月23日,清華學生會召開成立大會,當時的校長張煜只許可成立級會一類的組織,不準成立全校性的學生會,還派校警干涉,引起學生公憤,最后學生開始罷課。聞一多當時還畫了一張漫畫諷刺校長不理校務。
  
  羅隆基的朋友們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于外患內憂下的艱難”,并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聞一多在給臧克家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盧溝橋事變后,聞一多來到長沙臨時大學(臨大)。此時聞的顧毓琇來訪。顧時任教育部次長,邀請聞參加正在組建的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一多認為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興趣,斷然謝絕了。但妻子高孝貞非常生氣。她希望丈夫能接受這項工作,可以在漢口留下來,和她一起照顧家庭。她担心萬一日本鬼子打來,要逃難,她一個人帶著五個孩子怎么辦?所以她反復懇求丈夫留下來,但聞一多就是不答應。高孝貞越想越生氣,悶著頭流眼淚,飯也不吃,話也不說,甚至聞一多啟程回長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與丈夫告別。丈夫走后,一個月也不給他寫信。聞一多途經武漢時,寫信請妻子原諒。后來又多次寫信回來,叮囑妻子和孩子們各種注意事項。但是高孝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寫,也不叫孩子寫。1938年2月15日,聞一多又寫了封長信向妻子解釋,說:“這里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的教職員,不下數百人,誰不拋開妻子跟著學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沒有就漢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實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應該勉強一個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這封信寫給你,有用沒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轉意,我又有什么辦法?兒女們又小,他們不懂,我有苦向誰說去?”最后說,自己就要隨學校到昆明,“如果你馬上就發信到昆明,那樣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當我已經死了,以后也永遠不必寫信來。”高孝貞這才消了氣,給丈夫回信。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兇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并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聞一多先生滿懷悲憤,“拍案而起”,親筆撰寫《一二•一運動始末記》,疾呼:“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前進!”
  聞一多次子聞立雕回憶父親:“父親是一位不斷追求真理的人,發現自己有了錯誤,敢于否定自己,他曾公開承認自己對魯迅有過偏見。”在聞立雕眼中,父親既是“嚴父”,又是“慈父”。有很多次,他尊稱父親為“聞一多先生”。“說他是慈父,因為他對我們五個子女都非常關心。大哥學習特別好,從高二跳級直接念了大學,父親就把一支在當時還是比較昂貴的派克鋼筆給他作為獎勵。而我比較貪玩,不愛學習。記得我9歲時,有一天,放學回家父親問我:‘怎么不做作業?’我撒謊說老師沒布置家庭作業并說:‘你不相信去問老師嘛!’那時我家在小西門武成路福壽巷,而學校在鳳翥街,我知道父親肯定不會專門跑去問老師,故意說了那句話。不曾想父親一下子就生氣了,脫下腳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邊跑邊喊,父親只穿了一只鞋,邊追邊打,母親聽到我的喊聲趕快出來勸阻了父親。”回憶起當年,聞立雕先生告訴我們,父親并不是一個愛打孩子的人,只見過他打過兩次孩子。作為父親,他要求他的子女做人必須遵守兩條原則: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謊。因為自己撒謊,父親才發了火。
  在聯大讀書時,汪曾祺對感興趣的課舍得下氣力,加上有靈氣,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歡遵守紀律、刻苦治學的學生,在這類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開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詩,要求學生詳詳細細記筆記,還要定期考試,小考之外還有大考,爸爸有些不適應,就經常缺課。結果,畢業時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想讓朱收汪當助教,朱一口回絕,說:“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當助教?”但是,聞一多卻很喜歡汪。那時,聞一多的政治態度已出現轉變,汪則對政治基本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參與政治的做法還有些不以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報之托,到聞一多家約稿。閑聊中,聞對汪頹廢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汪也不示弱,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不同意見。兩人誰也沒有說服對方。分手之后,汪意猶未盡,提筆給聞寫了一封短信,信里說聞對他“俯沖”了一通。聞很快寫了回信,說汪也對他“高射”了一通。當時日軍飛機常常轟炸昆明,俯沖、高射一類的軍事用語一般人也很熟悉。聞還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來看他。當晚聞一多到汪的住處,又對他進行了一番勸導,之后才去看望弟弟聞家駟。
  陳夢家是聞一多的學生,同樣不修邊幅,兩人相處頗為相得。而聞曾寫一短簡給陳,稱之為“夢家吾弟”,陳回稱他為“一多吾兄”,聞一多大怒,把他大訓了一頓,在這種禮節方面,聞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悲憫
  聞一多說: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判激來得強,發動也來得強,也許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得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看見有國民黨的軍隊拉壯丁。當時哪些壯丁被繩子拴著成一串兒在路上走,當時的百姓本來就瘦弱,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死了。聞一多看見有個軍官打士兵,他就上去勸架,結果那個軍官大罵他通。他回來氣得要命,夫人就說,你何必呢,聞一多說:“不是你的兒子你不心疼!”事后聞先生對學生說,他看了這個就像心里受刑一樣難受,他說:一個人最要緊的是同情心,他看了這個就說,為什么離杜甫寫《石壕吏》一千多年以后,我們現在情況比杜甫那個時候還慘呢?

風度
  聞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詩人,他會把講課變成一個充滿詩意的過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課換到了晚上。七點多鐘,電燈已經亮了,聞一多穿著深色長衫,抱著幾年來鉆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稿抄本,昂然走進教室。學生們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聞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馬上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紙煙匣,打開來對著學生和藹地一笑: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不會有誰真的接受這紳士風味的禮讓。于是,聞一多自己點了一支,長長的吐出一口煙霧后,用非常舒緩的聲腔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
  聞一多的學生聞山回憶聞一多:他那個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里邊寫到,他像那個中提琴那個男低音,非常好。
  聞一多有泰山崩于前不色變的氣質。1937年,聞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禮,日軍突來空襲,以致停電,眾人驚惶躲避。聞一多在黑暗中高聲宣布:“結婚乃人生大事,豈能因敵人搗亂就中止舉行!希望大家保持鎮定!”婚禮于是繼續舉行。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大游行時,忽見下起雨來,有些學生正要散開。聞一多卻走上高臺,大聲說道:“武王伐紂誓師時也下了大雨,武王說這是‘天洗兵’,是上天給我們洗兵器,今天,我們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舉行。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后,主席羅常培宣布:“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將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后,聞一多徑自上臺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言論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清華雖然是按美國方式辦起的學校,但在當時的學生中,也不完全認同它的一切。梁實秋就說過,因為清華是庚款學校,總覺得有一些國恥的意味。聞一多在離開清華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國化的清華》,在這篇文章中,聞一多對清華的批評相當尖刻,他說:我這意見講出來,恐怕有點駭人,也有點得罪人。但是這種思想在我腦筋里醞釀了好久。到現在我將離開清華,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點臨別的贈言,我只有這幾句話可經對他講。我說:清華太美國化了!清華不應該美國化,因為所謂美國文化者實不值得我們去領受!美國文化到底是什么?據我個人觀察清華所代表的一點美國文化所得來的結果是:籠統地講,物質主義;零碎地數,經濟、實驗、平庸、膚淺、虛榮、浮躁、奢華——物質的昌盛,個人的發達……或者清華不能代表美國,清華里的美國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國人,我不知道。不過清華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經驗的招牌來講話),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說我講的關于清華的話,是沒有錯的。
  在清華讀書時聞一多說批評要鼓勵善良,因為“批評不專是揭短。同學之間,過固然要規,善也要勸”。他還說:“批評是方法,建設是目的;我們因為要建設,便不得不先批評。”
  《對于雙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聞一多還曾這樣談到節日各種藝術活動的感染力:“這時最險惡虛偽的心也能閃出慈柔誠懇的光耀;這時什么沉憂煩慮都匿形遁跡了;這時人類中男女、長幼、富貴貧賤各種界限,同各種禮教的約束都無形消滅了……”
自省
  聞一多評價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并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的沖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
   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曾說過:“我的性格喜歡走極端,我對一切舊的東西都反對,希望最好一點也不要留。”

 臧丕
  青年時代的聞一多并沒有從政治上去評價胡適,他只是在有關新詩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適寫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我為什么要做新詩?》,另一篇是《談新詩》。從他的這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聞一多對胡適在新詩上的認識是很不以為然的。青年時代,聞一多在他的許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適,多數都很輕蔑。在《〈冬夜〉評論》中他就說過:“胡適之先生自序再版《嘗試集》因為他的詩由詞曲的音節進而為純粹的‘自由詩’的音節,很自鳴得意。其實這是很可笑的事。舊詞曲的音節并不全是詞曲自身的章節。”在《莪默伽亞謨之絕句》中,他說:“胡適教授蘇曼殊大師都譯過一點拜倫,但那都是些舊體的文字。”他在給吳景超和梁實秋的一封信中還說過:“感謝實秋報告我中國詩壇底情況。我看了那,幾乎氣得話都說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適先生啊!你在創作界作俑還沒有作夠嗎?又要在批評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沒有立足之地了!”聞一多在給其父母的一封信中還有過這樣的話:“北京胡適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時事新報》附張《文學旬刊》上都有反對的言論。這我并不奇怪,因這正是我們所攻擊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們來贊成我們呢?總之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只要郭沫若贊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1944年,聞一多在昆明的一次會議上,對于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還是說了很公道的話,他向大家建議:“利用楊振聲先生渡美之便,讓我們用今天晚會的名義,向于碩果僅存的新文藝引導者胡適之先生轉致敬意,并報道今晚的盛況。”
   青年時代,聞一多對魯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過一些“非我輩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個就是魯迅。
  聞一多說起魯迅:“我跟魯迅先生從未見過面,不過記得有一次,是許世英組閣的時候,我們教育界到財政部去索薪,當時我也去了,談話中間記得林語堂先生說話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歡說話的,所以一句也沒有說,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個長胡須的人也不說話,不但不說話,并且睡覺。事后問起來,才知道那位就是魯迅。”

 

五四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聞一多正好20歲。“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京大學,清華沒有直接卷入。清華學校在郊區,那天又正好是一個星期天,晚上有進城的同學返回學校,講了白天城里學生的愛國熱情。聞一多聽了很受感動,當時,他在清華學生會當文書,于是便連夜抄了岳飛的《滿江紅》。25年后,聞一多在《‘五四’歷史座談》中說出了這件事,人們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說:“我想起那時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積習竟有這樣深;‘五四’的消息傳到了清華,五五早起,清華的食堂門口出現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貼去的。”聞一多說這件事時,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對現實最看不慣的時候。是時,聞一多對他當年的行為已有了新認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他前后思想的變化。梁實秋也有這樣的看法。他說:“至于在墻上寫岳飛的《滿江紅》,則不是什么有特殊意義的事。”
  “五四”運動,在聞一多的心中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運動,他是容不得有人對“五四”運動說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曾說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聞一多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加者,他還担任了清華學生代表團的書記。聞一多后來在給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說到過當年清華學生游行示威和罷課的情形,他對于學生的愛國熱情評價很高,尤其對清華學生的表現,更是非常肯定。他這樣說:“清華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

眷戀
  
  聞一多在美國只呆了3年,按清華公派留學生的規定,公費是5年,還可以留學兩年,如果中斷一年,亦可復學,同樣享受公費。但他卻沒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斷聞一多對美國的態度。梁實秋說過:“一多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國去的,他不是不喜歡美國,他是更喜歡中國。”聞一多在出國前夕,曾和梁實秋幾次商量,想放棄游美的機會。梁實秋則勸他乘風破浪、一擴眼界,他才終于成行。也許是聞一多過于傾心于他的詩人生活和在中國所能感受到的東方藝術的妙處,他在美國并不安心。在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說過:“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實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國只住二、三年嗎?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國幫我做點實的事業。跑到這半球來,除了為中國多加一名留學生,我們實在得不著什么好處,中國也得不著什么好處。”
  
  聞一多是一個極敏感的人,看到中國人在外國受人歧視便憤不可遏。他在科羅拉多大學時,有一次學校里有一個學生辦的周報上刊載了一首詩,是一個美國學生寫的。詩中說中國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獅身謎一般的怪物,整天板著臉,面無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當時,聞一多和梁實秋看了很是不滿。多年之后,梁實秋回憶道:“在外國人眼里,中國人顯著神秘,這是實情。可能大多數美國學生都有這樣的看法。這首詩寫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沒有侮辱的意味,頂多是挑釁。一多和我都覺得義不容辭應該接受這一挑釁。”于是他們每人寫了一首詩,并同時發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為中國人出了一口氣。梁實秋認為聞一多的民族主義情緒,與他在美國所受到的歧視有很大關系。梁實秋說:“當地人士都對我們很好,但是友好的氣氛當中有時不是沒羼著一種令人難堪的‘施恩的態度’。洗衣為業的華僑所受的待遇給一多以極大的刺激。他對外國人的優越態度之反抗,是在這種情形下培植起來的。”
  
  聞一多最后畢業于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但沒有得到學位。聞一多在將畢業時又受到了一次刺激。當時畢業學生行畢業禮時,照例是畢業生一男一女排成一雙一雙的縱隊走向講臺領取畢業文憑。那一年,中國學生畢業的只有6人,美國女生沒有一個人愿意和中國男生成雙作對地排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他們6個黑發黑眼黃臉的中國學生自行排成三對站在隊列前端。梁實秋說:“我們心里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憤慨的是一多。雖然他不在畢業之列,但是他看到了這個難堪的場面,他的受了傷的心又加上一處創傷。詩人的感受是特別靈敏的,他受不得一點委屈。零星的刺激終有一天會讓他爆發起來。”
  
  清華畢業的陳長桐,曾在科羅拉多大學銀行系讀書,有一次,他到理發館理發,老板歧視黃種人,竟不肯為他理發。陳長桐一氣之下,延請律師告了理發館,結果法院判決理發館敗訴,從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難他了。梁實秋曾聽聞一多講起過這件事。梁實秋回憶說,聞一多到了科羅拉多大學之后,就和他談起過有關陳長桐在這里遭遇過的故事,說的時候還臉紅脖子粗的悲憤激動。
  
  聞一多在回國前曾對梁實秋說:“歸期大概以上沅的歸期為轉移,至遲不過六月。棲身之所仍然沒有把握,這倒是大可憂慮的事。不過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貧非病,越窮越浪漫。”梁實秋后來分析聞一多急于回國的原因時認為,聞一多是一個喜愛家庭的人,那時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親。聞一多對美國的認識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這是他選擇早日離開美國的主要原因,但也與他的具體處境相關。他那時已經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對梁實秋說過:“世上最美妙的音樂享受莫過于在午間醒來靜聽妻室兒女在自己身旁之輕輕的停勻的鼾息聲。”許多朋友都認為,聞一多的性格不適于長期羈旅,梁實秋就認為:“當年孤身投在紐約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時他的愛國精神特別強烈,感覺也特別敏銳,在他看來,美國的環境是難以忍受的。”
  
   1925年5月,聞一多告別了美國,以后再沒有去過。1946年,梅貽琦接到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封信,說是他們想請一位能講中國文學的人到他們那里去開課,希望梅貽琦推薦一個人。梅貽琦本想讓聞一多去,聞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還是決定不去,因為他認為民主運動很需要人。據馮友蘭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聞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繼續斗爭下去,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正路。

愛國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把聞一多推入校園運動的潮流。他激清難捺,手書岳飛《滿江紅》,貼于學校飯廳門前,之后,毅然投身于這一偉大斗爭中,發表演說,創作新詩,成為“五•四”新文藝園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為清華學生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1925年,聞一多先生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的一首組詩《七子之歌》,共有七首。分別是:《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和《旅順,大連》。
  
  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抨擊國民黨的弊政,公開喊出:“我們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聞一多又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
  
  一次留美清華學生聚會,聞一多問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樣的民族最優秀?”潘光旦說,世界上受壓迫多、境遇困難的民族,如中國人、猶太人,是最聰明的。聞一多說:“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結果,是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聞一多因抗戰而蓄須。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聞一多聽到消息后高興得跳了起來,他馬上跑到理發館,剃掉了留了八年的胡須。
  
   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特務制造了鎮壓進步學生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他滿懷悲憤,撰文揭露真相,挾擊黑暗,呼喚民主,親自為死難烈士出殯。他同廣大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眾多的爭自由、反獨裁、反內戰的活動,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雜文、宣言、通電、抗議書等文稿,言辭激烈,旗幟鮮明,因而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黑名單,懸賞40萬元買其人頭。但聞一多無所畏懼,繼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
  
   “一二•一”慘案后美國加州大學發來的邀請信,聘請聞一多為客座教授,而且說明可以帶家眷一起去,但聞一多再三考慮后,決定不出國。他說在這個苦難的時候我不能離開我的祖國,昆明還有工作要做。
  
  抗戰期間,看到國家糟糕到這步田地,聞一多如坐針氈,他在給學生臧克家的信中寫道:“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沒有能力炸開那禁錮我的殼,放射出光和熱來。”以1943年為時間標記,聞一多走出書齋,從一個學者變成了一個激情噴發的民主斗士,在許多公開場合作“獅子吼”。
  
   1945年,聞一多担任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云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上,為了工作需要,他堅決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聞一多的處境十分危險,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義無反顧地前往參加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面對國民黨特務,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講演》,悲憤地表示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樣,前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的堅定決心。追悼會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為李公樸被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當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時年不滿48周歲。

 

逸事
  
  聞一多是湖北人,聞家是湖北浠水縣下巴河的大族。據族譜記載,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聞一多少年時在讀書札記《二月廬漫記》中就寫到了這個傳說;他也曾作過《聞氏先德考》,雖因年代久遠,難以考證。后來在北平住時,聞一多帶著妻子高真去看過文天祥的囚禁地,并給她講述族譜中的記載,他告訴高真:“這就是關文天祥的地方,我們過去就姓這個文,以后改了的。”聞家對子孫的教導較為嚴格。聞一多的父親聞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較早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他能順應歷史潮流,不把兒子們拴在家中守業,而主張送他們出去學習新的文化科學知識,掌握新本領。聞一多的祖父在世時曾親自訂下三條家規:第一,不準抽大煙;第二,不準納妾;第三,不準賭博。
  
  聞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名字只一個“多”字,“一多”是他“五四”運動以后才用的名字。聞一多報考清華的那年,清華只在湖北招4名學生,那年的作文題目是《多聞闕疑》,正好應了聞一多名字的來歷。少年聞一多,讀過不少梁任公(梁啟超)的文章,學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筆,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贊許,但他的其他功課卻平平,因此只被錄取為備取第一名。
  
  正常情況下,聞一多在清華應該讀8年,但他在進入清華的第二年,因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級,而后又因鬧學潮再留一級,所以前后一共10年。清華的10年,是聞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實秋說:“他的同班朋友羅隆基曾開玩笑的自詡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清華是八年制,因鬧風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說:‘那算什么?我在清華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在清華的時候,聞一多就給老師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華同學浦薛鳳在一篇回憶其清華國文老師趙醉侯的文章中說:“他告訴我說:‘我一生教過的學生,不下萬人,但真正讓我得意的門生,只有四人。’趙醉侯老師反復所指之得意門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級(本級畢業留美,應在1922年夏,在畢業前后概稱辛酉級)羅隆基(字努生)聞多(后來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鳳(字逖生)。”趙醉侯還寫過這樣一首詩,其中四句是:“清華甲第首推羅,其次雍雍聞浦何,風雨雞鳴交誼切。朝陽鳳翙頌聲和。”和聞一多并稱的這四位同學,后來在美國都學了政治學,只有聞一多一人學了美術,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學了政治學的同學,到20世紀40年代,卻都沒有聞一多激進。
  
  聞一多新婚那天,親友紛紛前來賀喜。好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家以為他更衣打扮去了。當迎親花轎快到家時,人們才在書房找到他,原來他仍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家里人說他一看書就“醉”。
  
  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學生紛紛南下請愿,強占火車,強迫開往南京。這一浪潮蔓延到青島后,青島大學校方對學生進行了規勸。規勸不成,校方只好“揮淚斬馬謖”,開除了幾個帶頭的學生。誰知風潮更加猛烈,演變為反對校長,校長楊金甫只好辭職。聞一多也是最受攻擊的對象之一,校園中常貼有“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之類的標語。聞一多還親眼看到過黑板上有這樣的新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這是譏諷聞一多上課時喜歡夾雜“呵”、“呵”的聲音。還有一次,聞一多和梁實秋看見黑板上畫了一只兔子和一只烏龜,旁邊寫著“聞一多和梁實秋”,聞一多嚴肅地問:“哪一個是我?”梁實秋苦笑著回答:“任你選擇!”
  
  孫大雨以韻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而聞名,他對自己的新詩十分自負,對別的詩人則嗤之以鼻,經常在課堂抄一節聞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詩,然后連呼“狗屁”,接下來又抄一節自己的詩,顧盼自得,擊節嘆賞。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將情緒導入正軌,重新開始上課。
  
  聞一多教子方法也別出心裁,堪稱一絕。據曾經跟聞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采風的馬學良先生回憶:“那時每天記錄完畢以后,回到宿營地,稻草鋪在地上,聞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獻。我們點著蠟燭,整理完才睡覺。他總是支著一只腳,挑腳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來的腳皮,用一個小袋子裝好。” 從水泡上挑下的腳皮可謂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為什么聞先生卻視之如寶呢?后來,馬學良先生才知道聞一多先生這些腳皮的用處:等到它們集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就將其寄給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讓孩子們記住聞先生所受的苦。
  
  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談話中回憶:“在蒙自,吃飯對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鹽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洋洋地說:'我說了要敗,你看吧!現在怎么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于我們簡直是活受罪。”
  
  世人皆知毛澤東曾做過圖書管理員,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學圖書館。江青原名李云鶴,因機緣巧合,被友人推薦在梁實秋任館長的青島大學圖書館里工作,并由聞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聽。由于她頗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進學校的海鷗劇社,并與劇社社長俞啟威由戀愛而同居。江青在青島參加共產黨,因革命形勢變化去了上海,遂與俞啟威分手。后來,俞啟威改名黃敬,以地下共產黨員的身份,成為北平學生運動領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書記、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1958年去世。

立場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后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清高,是對的;他罵我們是京派,當時我們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對的……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種骨頭,哪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于這樣!罵過魯迅或者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上是做了幫閑幫兇,如今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實在感到痛心!……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然后,他指著魯迅畫像旁懸掛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圣人,就憑這兩句話,他就當之無愧!”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點,梅貽琦應聞一多、聞家駟兄弟以及曾昭掄、吳晗的約請,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楊振聲一起吃飯,大家喝了9斤多酒。飯后,大家談政局以及校局問題頗久,至十二點始散。當時,聞一多、曾昭掄、吳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聞一多、吳晗傾向共產黨,有人把聞一多叫聞一多夫,把吳晗叫吳晗諾夫,把羅隆基叫羅隆斯基。對于聞一多的轉變,馮友蘭不理解,當面問他為何當共產黨的尾巴,聞一多說,甘愿做共產黨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在教授會議上,傅斯年和聞一多面對面發生沖突。當傅斯年要求學生限期復課,聞一多反對。據張奚若兩天后對《罷委會通訊》記者講,爭執中“一多與傅常委鬧起來,一多說:‘這樣,何不到老蔣面前去三呼萬歲!’這是揭傅斯年的舊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勸解:大家爭執,何必重提以前的舊事。傅氣得大罵:‘有特殊黨派的給我滾出去!’”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聞一多怒訴國民黨這是實行“黑色恐怖”。在座談會上,聞一多再也無法壓抑內心的激憤,當著馮友蘭等教授的面,痛罵蔣介石:“我向青年學習,學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比如我現在想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我就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他就是個混賬王八蛋!”

詩人
  
  在新詩形式上聞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詩歌音節體式的長處,又注意保留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的傳統,提出了一套創造新格律詩的理論,主張新詩應具有“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
  
  聞一多的新詩曾一度影響了二十年代的詩風。他提倡新詩要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在論文《詩的格律》中表示,詩人應“戴著腳鐐跳舞”。
  
  聞一多從結婚時起就著手實施“詩化家庭”的計劃,即使在后來物質生活異常困苦的抗戰歲月里,詩化家庭的活動也不曾中斷過。聞一多靠在床上,背后擱個枕頭,他的孩子們坐在旁邊,他像講課一樣一篇一篇講,中間偶爾停頓,讓孩子們說說是什么意思。聽孩子說完之后,他就再說明這個詞是什么意思,這一句話是什么意思。講完之后還要他們背誦,如果背不下來的就罚捶腿。
  
  聞一多見解云: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于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實質的等于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惟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臧克家進入青島大學學習,最初報考的是梁實秋英文系,因為記憶力差,吃不消,想轉興趣讀中文系,而中文系主任則是聞一多先生。當時,在青島大學,學生可以轉院或轉系,那是首任校長楊振聲的一貫主張。但是,想轉到中文系的人不少,都沒有成功。于是,臧克家便去找聞一多先生自報姓名,聞從寫字臺上仰起臉看他一眼,高興的說:“你來吧。”從此,臧克家成為聞一多門下一名“詩的學徒”。從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認為值得一看得詩,便跑去向聞一多請教,聞一多總是拿起“紅錫包”香煙,二人一邊吸煙喝茶,一邊談詩,“室內充滿了詩的空氣”。1932年,聞一多回清華大學任教,寫信給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夠了。”

為學
  
  從到武漢大學開始,聞一多開始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他從唐詩開始,繼而上溯,由漢魏六朝詩到《楚辭》、《詩經》,由《莊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話而史前文學,同時對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也下了驚人的功夫,涉獵之廣,研究之深,成果之豐,郭沫若嘆為“不僅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1937年抗戰爆發后,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他到臨大任教。1938年2月,聞一多參加臨大學生“湘黔滇旅行團”,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華里,采集民謠、民歌,創造出許多描繪祖國壯麗山河風景畫。臨大遷到昆明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繼續在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聞一多的夫人說,聞一多有時候半夜里頭睡著覺忽然一下子坐起來,夫人醒了忙問“干什么干什么?”他說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那一個字,那個字應該怎么考證怎么考證。
  
  自從來到蒙自后,聞一多就一直埋頭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鄭天挺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后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于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猶之古人不窺園一樣,是形容他的讀書專精。”后來文學院遷回到昆明,羅庸在一次學術講演會上講起這件事,結果“何妨一下樓主人”這個雅號傳遍整個校園。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傳來的槍炮聲打斷了聞一多教書、做學問的愜意生活。北京的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聞一多不得不帶著家人撤離故都。這時妻子正好不在身邊,從不打理家務的聞一多對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他只帶了兩本書離開了北京。當時,聞一多在車站上又遇到正要趕回山東臨清的臧克家。臧見聞一多所帶行李非常簡單,想他親的四壁圖書,便問:“聞先生,您帶的東西很少,那些書呢?”聞一多回答說:“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丟,幾本書算得了什么!我只隨身帶了點重要的稿件。”

 

傳道
  
  臧克家報考青島大學,國文試卷出了兩道題:一、你為什么報考青島大學,二、作一篇雜感。兩題任一個。臧全答了。雜感只寫了三句:“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無底的苦海。”數學交了白卷。一個月以后,他意外收到通知書。注冊報到時,清華大學畢業的一位姓莊的職員告訴他:“你的國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頭一名!聞一多先生看卷子極嚴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個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說:“聽了這話,我解決了數學吃‘鴨蛋’還被錄取的疑問。同時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雜感’打動了聞先生的心!”
  
  聞一多講課有兩個癖好。一是將早上的課調到下午黃昏時候上,認為這樣有氣氛,容易講得精彩。二是上課時往往抱著一大疊自己寫的稿本,昂首闊步走進課堂,學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講臺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煙,打開來,對著學生笑一笑,紳士般地問:“哪位吸?”學生一陣笑,當然沒人吸,他自己便點上一支,吸了后才開始上課。他主講的中國古代神話、詩經、楚辭等課,立論新穎,考證嚴密,深受學生歡迎。
  
  學生秦泥回憶老師聞一多:他每次上課的時候學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來聽,窗外窗里都站滿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時講得興致盎然,聞一多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光灑滿校園的時候,才帶著清涼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開設了“詩經”、“楚辭”、“周易”、“爾雅”等近10門課。“詩經”和“唐詩”最受學生歡迎。他講課極為生動,介紹詩歌的時代背景如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詩人生平如講自己熟識朋友的趣事逸聞,分析內容形式又如詩人在談自己的創作體會。
  
  聞一多講唐詩是聯大叫座的課。如果說朱自清沉靜似水,聞一多則熱烈如火。他原來就是詩人,對唐詩的理解,其見解和感受有別于其他學者。聞一多最贊賞五言絕句,認為五言絕句是唐詩中的精品,二十個字就是二十個仙人,容不得一個濫竽充數。汪曾祺說:“能夠像聞一多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系起來講解,給學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一多當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聞一多講《詩經•采薇》,他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千古名句,寫出士兵戰時的痛苦,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講時還摸著抗戰開始時留下的胡子,流露出無限的感慨。
  
  聞一多講《古代神話與傳說》吸引了工學院的學生,他們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
  
  聞一多西南聯大的學生李凌后來回憶,聞一多講《楚辭》有一個特點,他往往等天黑下來的黃昏,在教室之外,點個香爐,拿個煙斗,然后開始念《楚辭》的名句。《楚辭》很復雜,但句子很優雅。每逢講一些悲痛的詞句時,學過戲劇的聞一多總能朗誦得特別感人。而且因為聞一多每次講課都有新的內容,所以很多人趕著來旁聽,盡管這樣沒有學分。
  
  聞一多特別欣賞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宮體詩的自贖》一文中,曾把這首詩評價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這首詩有濃厚的唯美傾向,卻帶有幾分人生幻滅、虛無頹唐的意味。讓我們看到他作為民主斗士金剛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認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到終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
  
  唐詩中有這樣空靈唯美的詩意,有人生幻滅的虛無感,更重要的是,唐詩中的人間疾苦更能引起聞一多的感觸。聞一多經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學們說起這樣的事情,說完以后就講唐詩,講杜甫的三吏三別。他憤怒地說:“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國的事還是這樣悲慘,比那時候還不如?”李凌和他們同學還因此有這樣一個作業“給蔣委員長的一封公開信”,令李凌記憶深刻。
  
  聞一多的課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學識淵博,見解獨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則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惡如仇,詩人和斗士的雙重身份,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年輕學子。聞一多在思想轉變之前,還有濃厚的名士派頭。他在清華大學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
  
  聞一多有一次給學生上課,他走上講臺,先在黑板上寫了一道算術題:2+5=?學生們疑惑不解。然而聞先生卻執意要問:2+5=?同學們于是回答:“等于7嘛!”聞先生說:“不錯。在數學領域里2+5=7,這是天經地義的顛撲不破的。但是,在藝術領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題為《萬里馳騁》的圖畫叫學生們欣賞,只見畫面上突出地畫了兩匹奔馬,在這兩匹奔馬后面,又錯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畫了五匹馬,這五匹馬后面便是許多影影綽綽的黑點點了。聞先生指著畫說:“從整個畫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馬,然而,凡是看過這幅畫的人,都會感到這里有萬馬奔騰,這難道不是2+5=10000嗎?”
  
  聞一多在聯大中文系講楚辭、古代神話和唐詩三門課。聞上課有一個特點:可以抽煙。老師抽,學生也可以抽,而下面的抽煙的學生。汪曾祺對聞一多教的古代神話課,評價是非常“叫座”,因為聞講這門課“圖文并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因此,不單是聯大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生爭著聽這門課,就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學生也趕來聽。當時工學院與文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西,聽聞先生講課,工學院的學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們也覺得值。
  
  汪曾祺對聞一多講的課印象最深的是唐詩,他不止一次說,能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現世無第二人。因為聞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也十分了解,因此能夠將詩與畫聯系起來講解,給學生開辟了一個新境界。汪說聞講晚唐詩人時,把晚唐詩與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還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點畫法),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汪對聞的這門課可以說是“深有體會”,因為他也是對文學和美術都感興趣的一個人。聯大中文系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學生交了一篇關于李賀詩歌的閱讀報告(汪曾祺代作)給聞一多,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一多激賞,聞一多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
  
   有學生為撰寫論文而請教聞一多。聞一多說:“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20年書再說。”

從藝
  
  聞一多擅書畫。“七七”事變后,從長沙到昆明全程3300多里,有的教授開始寫日記,而聞一多卻拿起了畫筆,在歷時68天的跋涉中,沿途畫了50多張寫生畫,同時還蓄下了一把胡須。
  
  聞一多先生在寫作大量振聾發聵的新詩之余,對篆刻藝術也鐘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饒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風趣、輕松活潑的比喻,表達了自己對篆刻藝術的熱愛之情。信文如下:“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籠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
  
   1944年,聞一多給華羅庚刻印一方,邊款為:“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

困頓
  
  抗戰爆發后,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聞一多一家的生活水平從此一落千丈。無奈之下,他只能賣書。到后來就把自己最心愛而且最必須用的幾本書給賣掉了。聞一多賣書的時候想,我只賣給學校清華圖書館,等到將來我有錢我還能收回來。賣完了之后他對夫人說,教書的賣書,心里好難過哦。
  
  聞一多學美術出身,早年搞過篆刻,加上對古文字很有研究,朱自清等好友建議他掛牌刻圖章。聞一多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戲稱自己為“手工業勞動者”。而一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聞一多刻圖章。吳晗曾說:沒有章子來的時候著急,家里人吃飯成問題:有章子來的時候也著急,那么多章子來了一下子刻不出來人家顧客不答應。
  
  昆明接近象牙產區,欣賞和收藏牙章當時頗為盛行。有幾位老朋友知道聞一多擅長篆刻,出了個主意,鼓勵他公開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業余從事,不致影響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文曰:
   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斲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閑,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
  
  聞一多治印的潤資,明碼標出,剛開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義路幾家筆店收轉。《潤例》貼出后,昆明城為之轟動,來求其刻印者絡繹不絕。
  
  曾有一次,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聞一多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聞一多通過治印,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壓力。1946年2月,聞一多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寫道:“弟之經濟情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聞一多一家剛在昆明福壽巷三號住下來,還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日寇飛機轟炸。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聞一多之孫聞黎明的文章: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轟炸。我父親與伯父正在小學讀書,家里讓保姆去接他們,沒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著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學校才知道,學校已經組織學生走了。回來的路上,飛機來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結果一片瓦片墜落,以致頭部受傷。為了防空,祖父曾與馮至以及叔祖父聞家駟全家住在一間山洞里。一次空襲中,一顆炸彈落在洞旁,幸而沒有爆炸。一旦炸彈爆炸,山洞傾塌,難免將人埋在里面。有這次僥幸逃生的經歷,全家搬到昆明城外,與華羅庚同居一屋。環境非常簡陋。兩家只隔一塊布簾。華羅庚就在這里寫出了《對數論》。直到1939年8月清華恢復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帶領家人遷居。
  
  聞黎明文中提到的聞一多華羅庚兩家同居一室是在陳家營時期,兩家共14口人,在一間陰濕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廂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間不足1.2平方米。聞一多一家住屋子東頭,華羅庚一家住屋子西頭,兩家中間掛一塊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擾,可半夜華羅庚的小兒子尿床,可以一直濕到聞一多家這半邊。雨天到來的時候,兩家孩子一起把臉盆、漱口缸、飯碗、尿罐集中起來,抵擋雨漏。華羅庚先生寫了一首七言小詩,真實描繪了他們在陳家營那段時間的生活狀態: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殉難
  
  中國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為聞一多同志復遭暗殺緊急聲明中關于聞一多先生的遇難這樣說: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號民主周刊社為李公樸同志之被暗殺事招待新聞記者。會后聞一多同志偕其長公子聞立鶴于五時四十分離民主周刊社,回返西倉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職員宿舍,約五分鐘后南行于宿舍門口,即被暗伏之特務暴徒若干包圍狙擊,聞一多同志頭部胸部滿是彈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當場殞命;其長公子胸部中三彈,左右腿各中一彈,一腿亦已折斷,生命危殆。李聞兩同志慘案連續發生,相隔不及四日,而聞一多及其長公子之被刺,時間更在白晝,地點則為通衢,兇手達數人之多;并聞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關門閉戶,而行刺之后,暴徒復能揚長而去,無警憲追緝,此顯系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暗殺行為,已毫無分辯之余地。
  
  據聞一多長女聞名回憶,那一段時間昆明的白色恐怖簡直言語無法形容。有一個女特務,她直接來到聞家,穿著一個灰的長袍,菜綠色的臉,長指甲。她拿著一本圣經,利用圣經來威脅聞一多。她說主說的怎么怎么的,聞一多你還不改悔,你的“多”字是兩個“夕”字,你再不改悔你命在旦夕了。她還帶來一封恐嚇信,直接闖到聞一多的窗前,在那兒大叫大罵。
  
   7月11日,西南聯大最后一批復員的學生離開了昆明。國民黨特務當晚就殺害了李公樸。被暗殺以后當天晚上聞一多就要去,家里人叫他不要去,怕晚上出事情。結果第二天五點天還不亮他就去了,去的時候李公仆已經死了,他撫尸慟哭。
  
   7月15日,昆明學聯以治喪委員會的名義在云大至公堂召開“李公樸遇難經過”報告會,聞一多獲知李公樸夫人張曼筠要作報告的消息,亦要參加大會。聞一多夫人高貞與其他人一再勸阻,他斷然說:“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們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對得起死者!如果因為反動派的一槍就畏縮不前,以后還有誰愿意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群眾大會,我可以不發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過他只好作罷。
  
   7月15日,在李公樸殉難經過的報告會上,發言的李公樸夫人泣不成聲,混進場內的特務趁機起哄怪叫。這時,聞一多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扶起李夫人坐下,怒目注視著起哄的特務,說道:“特務們,站出來!你們還有幾天了!我們不怕!我們不怕犧牲!”
  
  在大會上,本來再三約定不發言的聞一多,站起后即席作了著名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講演。聞一多說:我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不準備跨回來了!我們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
  
   在聞一多講演的時候,那個女特務也來了,她扔下一封信,說是給聞一多父子的,并說是你們命在旦夕了。
  
   當聞一多在學生的簇擁下,從報告會上回到西倉坡的家時,家人緊緊懸著的心才落回原地。
  
  聞一多長女聞名回憶:他(聞一多)回來以后的第一句話說,你媽媽呢,你看我回來了,放心了吧。完了就把拐杖往門上一掛,就是表現得非常的鎮定。恐嚇信也給他看了,看了以后一揉就扔到紙簍里去了,他照樣干他的。
  
  下午一點,聞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參加記者招待會。家人是無法勸阻他的,由長子聞立鶴護送父親出門。往日還算熱鬧的西倉坡,此時變得寂靜無人。
  
  下午五點,聞立鶴到“民主周刊社”的門口去接父親。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離聞一多的家只有200多米,拐過一個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倆拿著一份報紙邊走邊看。離家只有十幾步的距離了,西南聯大宿舍院的大門近在咫尺,父子倆都暗暗的松了一口氣。
  
  聞名回憶當時的情形:那時候小孩嘛,我們就為了調節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陳達教授家里跟他的小孩玩撲克。我母親呢就拿著個毛衣在那大院子里走來走去,其實誰也心不在焉。就是正在這個時候,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一陣槍響,十幾聲了我們都聽到。一聽到槍響我們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親她踉踉蹌蹌就跑啊,她身體心臟本來就挺弱的,心臟病。我一邊跑一邊覺得腿就直往下跪。因為明知道是他們,那個時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親不放心,讓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門一看,他們父子兩個一橫一豎倒在血泊里。
  
   聞一多頭部中了三槍,胸部、左腕也被擊中。聞一多倒下的時候,年僅47歲……
悼念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并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么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后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朱自清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斗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后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婚戀
  
  聞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辦。他和夫人高真本是親戚。聞一多稱高真的母親為十姨媽,稱高真的舅舅為九舅,幼時還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貞,在家大排行第七,聞一多稱她七妹。聞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個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時立有戰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見和獎賞。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著一面秦朝銅鏡,據說就是當年皇帝賜予的寶物之一。這個家族內,每逢過年都要張燈結彩,掛上祖先的業績以激勵子孫。高真的祖父做過知州、同知等,據說還做過道臺。高真的父親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學于京師法政學堂,曾任廣東饒平縣知縣,綏遠懇務局坐辦,安徽蚌埠船舶事務局局長,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職。他為官清正廉明,辦案時別人送來的金首飾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萬民傘。在官場多年,自己卻一點積蓄沒有。因此,當他四十多歲就不幸患上肺結核,不得不告退時,家境也就隨之敗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見識較廣,思想也比較開明。他主張女孩子進學堂,不纏足;還親自出資送胞弟去日本留學。
  
  聞家和高家是門當戶對,但高真的母親最初是不愿意將愛女給過去的,她說堂姐嚴厲,怕女兒將來受不了。高承烈喜歡聞一多,在和聞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這個孩子的聰明才智,回家來總夸獎他,特別是夸他文章和字寫得好。他對外祖母說:“我就是喜愛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將來還是跟丈夫的時間長!”就這樣,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聞一多夫婦的五舅做媒人,兩家定下了這門姨表親。那時聞一多才八九歲,高真比他小四歲。
  
  按照封建習俗,定了親的男女孩子在結婚以前是不能見面的。然而聞一多呵高真卻有過一面之緣。這次見面給他們倆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對女兒聞銘談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幾個姐妹圍著桌子玩。忽然進來了一個男孩,舅媽一見,趕快過來拉著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舊社會,女孩子過門以前是不讓和未婚夫見面的。我那時只有六、七歲大,哪里懂得這些?”聞銘問母親,還記得父親那時穿的什么嗎?她說:“棉袍馬褂,戴一頂瓜皮帽。”過了一會兒,她笑道:“后來結婚時,你爸還和我開玩笑:‘你那時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聞一多清華畢業出國前夕,接到了父親要求他寒假返鄉去完婚的信,他極其苦惱。作為一個五四青年,一個激情滿懷、熱情浪漫的詩人,聞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戀愛,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評本學年〈周刊〉里的新詩》一文中曾寫道:“嚴格說來,只有男女間戀愛的情感,是最熱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對于父母給自己訂下的這門娃娃親,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沒有時間去多想。于是他拒絕了父親的要求。但聞父担心兒子出洋后會變心,執意要在行前給他完婚。為了說服兒子,他讓當時同在清華讀書的侄子聞亦傳——聞一多的八哥來開導弟弟。最后聞一多禁不住家人們的苦口婆心,答應了婚事。不過,他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禮,不叩頭;第三,不鬧新房。對此,聞家做出了妥協,說:三條全可以答應。你不祭祖,我們祭;跪拜禮可以不行,改為鞠躬;對新娘要鬧一下,但不過火。
  
  婚期訂下后,而父親卻為此痛苦不已,夜難成眠。寒假前,他懷著沉重陰郁的心情回到了家鄉。望天湖旁的聞家大院喜氣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親人們正熱切地等待著他歸來。聞一多卻愈發感到窒悶,滿腔的苦楚只能在詩中傾吐。婚前一周,他寫下了那首滿載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為滋養些嬉笑的花兒的,如今卻長滿了愁苦的荊棘——他的根已將你的心越捆越緊,越纏越密……”
  
  聞一多本是一個執著的藝術追尋者,“相信藝術能提高、加深、養醇、變美我們的生命的質料”。在現在他也要借藝術“魔力”的作用給自己的生活注入“快樂與同情”,化解愁苦與憂煩。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開始和十四弟(聞一多的堂弟)聞鈞天一起動手裝飾自己的新房。聞鈞天也是個繪畫迷。兩個年輕的“美術家”在新打的紅漆家具上精心繪制了金色的圖案。高真曾聽家里人說,兩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櫥、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圖案,全是他們親手畫的。聞一多在結婚的頭一天晚上,把小侄子們全都叫來,大家在“藝術宮”里,盤腿坐在床上聊天,說說笑笑,興致勃勃。當晚,就都橫七豎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個通宵。
  
   他準備婚禮的過程里他不肯理發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書房里給梁實秋寫信:“我此生只肯以詩為妻以畫為子”。結婚那一天,一早起來他又鉆進書房看書,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給他理了發,洗了澡,換了衣服,但一轉眼他又不見了。當外面鼓樂齊鳴,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轎已抬著新娘回來時,卻到處找不到新郎,原來他又鉆到書房看書了。大家七手八腳,連推帶拉,才把他擁到前廳舉行了婚禮。結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樣迅速地逃離了令自己沮喪和絕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華大學。
  
  蜜月期間,聞一多對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熱心于詩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兩萬余字的論文《律詩的研究》。他對婚姻的不滿也并未因結婚而消減。從老家回清華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寫信給弟弟家駟,痛說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現在又將有了一個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為之切齒發指!我不肯結婚,逼迫我結婚,不肯養子,逼迫我養子……宋詩人林和靖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我將以詩為妻,以畫為子……家庭是一把鐵鏈,捆著我的手,捆著我的腳,捆著我的喉嚨,還捆著我的腦筋;我不把他擺脫了,撞碎了,我將永遠沒有自由,永遠沒有生命!……我知道環境已迫得我發狂了;我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個顛顛倒倒的瘋詩人罷了!世界還有什么留戀的?活一天算一天罷了!……”
  
  聞一多對于這門親事極其不滿,但詩人的怨憤發泄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泄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系這樁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條件。蜜月過后,高孝貞按習俗回娘家,聞一多于回校途經武昌時,專門寫信給父母,要求讓她早日回來讀書。信中說:“我此次歸娶,純以恐為兩大人增憂。我自揣此舉,誠為一大犧牲。然為我大人犧牲,是我應當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兩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請也。……如兩大人必固執俗見,我敢冒不孝之名,謂兩大人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懇求下,聞的父母后來送高孝貞進入武昌女子職業學校。1922夏聞一多赴美后,繼續關心妻子的學習情況,寫家信時經常詢問和叮囑,而且從精神上鼓勵妻子要有志氣,努力成為一個有學問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舉美國著名女詩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為例,說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學問、大本事,我們美術學院的教員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國女人是這樣,中國女人何嘗不是這樣呢?”

 

 剛過一個月,1923年1月21日,聞一多在讀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寫信給好友梁實秋說:“不消說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連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講到女人了啊!實秋啊!我只好痛哭!……實秋!情的生活已經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補足。我說我以后在藝術中消磨我的生活。……現在的一多已經燭滅筆枯不堪設想了。”
  
  后來,高真來到北平,她對丈夫的照顧熱情主動,家務之余和丈夫一起讀讀唐詩,逗逗女兒,生活自有一番樂趣。夫妻恩愛親密,進入了婚后戀愛的佳境。1926年7月,因時局變化,人事糾紛等關系,聞一多離開藝專,攜家眷離開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漢、青島等地任教,和妻子時聚時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華,才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們長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個兒子(立鶴、立雕、立鵬)和兩個女兒(聞名、聞惠羽)。聞一多當時的薪水不菲,住房寬敞,環境幽美,他決心好好教書和研究學問。每周六晚上常帶上全家去禮堂看電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頤和園,或游北海、故宮和動物園,家庭中充滿了幸福溫馨的氣氛。
  
  盧溝橋事變時,高真回鄉探親,炮聲一響,把他們一家分隔兩地,高真很著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電報,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帶孩子們回武漢。聞一多在北平也焦急萬分,心亂如麻的時候,他拿起筆來,于7月15、16、17日接連給妻子寫信,傾吐在危難時刻對妻子的思念和摯愛:“這時他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屋里,靜極了,我在想你,我親愛的妻。我不曉得我是這樣無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樣。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罵一個學生為戀愛問題讀書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樣。這幾天憂國憂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邊。親愛的,我不怕死,只要我倆死在一起。”足見他對妻子的深情。
  
  后來,高真帶著孩子隨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一家從武漢到昆明,聞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趕緊寫了一封信,寄到貴陽朋友處請代轉給高孝貞,信中說:“……這些時一想到你們,就心驚肉跳,現在總算離開了危險地帶,我心里稍安一點。但一想到你們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來想去,真對不住你,向來沒有同你出過遠門,這回又給我逃脫了,如何叫你不恨我?過去的事無法挽救,從今以后,我一定要專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氣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隨聞一多歷經苦難。為了躲避日機空襲,聞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為主婦的高真,帶著一大群孩子,担驚受怕,辛苦操勞,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對家庭生活最經常最巨大的威脅還是物價不斷飛漲。聞一多要養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經常在半斷炊的威脅中度日。飯碗里半月不見一點葷腥,糧食不夠,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幫。豆腐被稱為白肉,偶爾吃上一點,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營住時,村:外有一條小河,高真常帶著孩子下河撈點小魚小蝦。后來她還開了點荒地,種上蔬菜。1940年冬天,書籍衣物典賣已盡,聞一多無奈,脫下自己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賣行寄賣,結果自己凍得發了高燒。高真又心疼又著急,流著眼淚讓大兒子連夜從郊外趕進城,把大衣贖了回來。
  
  越是艱難的歲月越見真情,聞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堅牢了。住在郊外的幾年,聞一多一般每周進城到學校上課兩天,頭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來。附近雖有馬車,但為節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來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務安排好,飯菜準備好,然后帶著孩子們到村邊等候。聞一多一出現,孩子們就飛快投入父親的懷抱,你搶書包,我抓手杖,好不高興。聞一多一邊回答孩子們的提問,一邊給妻子講路上所見和城中新聞。晚上,或教孩子們背唐詩,或講屈原的故事,其樂融融。
  
  聞一多沒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歡喝茶、抽煙。隨著物價暴漲,聞一多決心戒煙,高真知道后,堅決不答應。她對丈夫說:“你一天那么辛苦勞累,別的沒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煙這點嗜好。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難也要把你的煙茶錢省出來。”這席話像一股暖流,聞一多聽了,心里熱乎乎的。此后,茶雖沒有戒,但降低了檔次;煙則不僅降低檔次,而且改變了品種和形式。聞一多過去抽的是紙煙,為了節省開支,曾試抽用煙葉卷成的卷煙和旱煙,但都因煙性太烈,抽起來嗆嗓子,咳嗽。高真看著心疼,便在農村集市上購買了一些嫩煙葉,噴上酒和糖水,切成煙絲,再滴幾滴香油,耐心地在溫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種色美味香的煙絲。聞一多把它裝在煙斗里,試抽幾口非常滿意,贊不絕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紹:“這是內人親手為我炮制的,味道相當不錯啊!”
  
  抗戰期間,聞一多從一個著名的詩人、學者,逐步發展成為愛國民主運動奔走呼號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對此,妻子給了他最大的支持。
  
  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在朋友們的推動下,聞一多從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鐵筆,掛牌治印。1945年10月,蔣介石發動昆明事變,把原云南省主席龍云搞下臺,派來自己的爪牙李宗黃。12月1日,李和關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幾百個特務、打手進攻西南聯大等校,毆打、殺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當場殺死潘琰等四人,打傷數十人。正是這個劊子手李宗黃,附庸風雅,慕聞一多之名,托人送來一枚圖章,并附上豐厚的潤資,請聞一多為他治印,聞一多斷然拒絕。高真也說:“餓死也不要這幾個臭錢!”夫妻都表現出崇高的氣節。
  
  聞一多越來越受青年學生的擁護和愛戴,因而,聞家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請他去講演或寫文章,有的向他請教,有的來和他商量斗爭的部署。對所有這些客人,高真都熱情接待,特別是對青年同學,就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很多學生都住進聞家。
  
  由于聞一多的才學和聲望,他在當時昆明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許多會議和活動由他發起,許多重要文件由他執筆或審定。那時昆明沒有公共汽車,私人沒有電話,通知開會或為文件征集簽名,都要靠跑腿。有時聞一多跑不過來,高真就來分担,挨家挨戶跑遍了同志們的家。
  
   1946年3月,聞一多家附近布滿特務,還揚言要花40萬元買聞一多的頭……總之,氣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組織和朋友都勸聞一多早走;學生們請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護他;美國加州大學還曾以優厚的條件請他去講學,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離開苦難的人民,昆明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我做。在作出這些重大決定前,聞一多都和妻子認真商量過。高真深明大義。表示堅決支持。
  
  李公樸被暗殺后,從內線傳來可靠的消息:黑名單里的第二名就是聞一多!但聞一多以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堅持斗爭。高真担心到了極點,含著眼淚勸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當她聽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則諸事停頓,何以對死者”的回答時,又覺得丈夫講得很有道理,再也說不出一句勸阻的話來,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聞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門外被特務暗殺。高真奔出大門,撲向丈夫,身上沾滿了丈夫鮮血。她一時想死,但霎時間又醒過來:“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們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報!”
  
  高真繼承了丈夫的遺志。1947年她帶著孩子們幾經周折回到北平,在組織和朋友們的幫助下,住進什剎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這個比較隱蔽的環境,使自己的家成為中共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聞一多的侄子聞黎智當時担任中共平津地區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和妻子魏克就以這里為基地,開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護和配合。這里還成為蔣管區進步青年前往解放區的一個中轉站。掌握這個關系的是吳晗。吳晗常介紹青年住在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對他們都像家人一樣,熱茶熱飯,問寒問暖,直到護送人來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帶著孩子奔向解放區,被選為華北人民代表。新中國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歲。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聞一多墓中。

 

 有人曾說聞一多喜歡過方令孺。1930年8月,應青島大學校長、好友楊振聲的邀請,聞一多和梁實秋一起去青島大學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聞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到青島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獨居,這一點連好友梁實秋也不理解,不過梁好吃,夫人廚藝絕佳,當然舍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講師方令孺,教《昭明文選》,又好寫詩,常向聞一多請教。聞一多對她印象很好。當時他們在青島過得很瀟灑。首先由楊振聲提議,每周末聚飲,參加者有聞一多、梁實秋、趙太侔等七位男士。后聞一多提議方令孺加入,湊成酒中八仙之數。據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回憶,他們酒興甚濃,“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壇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適之先生路過青島,看到我們豁拳豪飲,嚇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請求免戰。”
  
   1931年1月,上海《詩刊》發表了聞一多的長詩《奇跡》,徐志摩看了非常興奮,說聞一多是“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他寫信給梁實秋說,此詩是他幫聞一多擠出來的。原來,自從1928年《死水》詩集出版之后,聞一多很久沒有寫詩,好像悄然從詩壇引退。徐志摩很著急,常去信催。現在《奇跡》出來了,他便以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實秋后來在《談聞一多》中說:“志摩誤會了,以為這首詩是他擠出來的……實際是一多在這個時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并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心里當然是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回腸蕩氣。”有人推測,這“一點漣漪”,大概是指聞一多與方令孺之間的關系。
  
  《奇跡》一詩,采用了象征主義的手法,因而詩中的“奇跡“究竟指什么:是真理還是理想?是美還是愛?曾引起過種種的揣測和聯想。這是一首有48行的長詩。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著,不管等到多少輪回以后——”終于,“奇跡”出現了!“我聽見閶閹的戶樞砉然一響,傳來一甩衣裙的絆縩,那便是奇跡——半啟的金扉中,一個戴著圓光的你!”
  
   聞一多和方令孺的來往,引起了一些流言,聞一多也覺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來青島,流言不辟自滅。

聞一多婚后曾經愛上過一個女子。相當多的研究者包括聞一多后人都認為聞一多喜歡女詩人方令孺,并且進行了諸般牽強的考證,但實際上聞詩人根本不可能愛上方詩人。他寫給好友饒孟侃的信中說,此地有個方令孺,是方瑋德的姑姑,能寫詩,手段雖嫌粗糙,但頗可調教,可以指給她一個門徑。世界上哪有用這種語氣談自己暗戀的美女的?何況《奇跡》裏面的那個她,用一句唐傳奇常用的話說:驚為天人。楊校長等在順興樓搞PARTY,八缺一,聞院長主動推薦方令孺,遂號酒中八仙,彼此相處,形同哥們,哪里又會是戀人的舉動。
  
  美國學者金介甫先生認為聞一多愛上的是教務長趙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就加入南國劇社,演戲是一流,是青大校花。沈從文作小說《八駿圖》,其中那個穿黃裙子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則可能暗指趙太侔。至於主角達士身上就有聞一多的影子,被黃衣女子的風情打動,向自己的未婚妻撒謊遲歸。徐志摩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俞珊,據說,在聞詩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時,徐詩人曾親自來青島警告過俞珊,請她約束自己。

 

評說
  毛澤東、朱德同志對李公樸、聞一多的稱贊:“先生盡瘁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為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實為全國人民之損失,亦為先生不朽之光榮”、“先生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
  
  聞一多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匯集成為《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梁實秋曾稱贊聞一多是“清華現在惟一的詩人”,說他“滿腦子都是詩”。
  
  聞一多學生李曉評價老師:他有句名言,說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話,也是他終身實際上做的這句話。
  
  原《民主周刊》主編唐登岷:“聞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樸遇害后,他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暗殺的下一個對象,依舊臨危不懼且迎著敵人直沖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講體現了對祖國、對人民懷有無限的愛,對人民的敵人有著強烈的恨,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并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么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后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1949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這樣說道:“我們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個人民主主義者的人們,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了起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梁實秋的話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于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變了一個人,于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士所謂的‘斗士’。”
  
  在蒲薛鳳眼中:“聞一多富于情感,容易沖動,天真爽快,直言無隱,有時不免任性使氣,喜歡反抗。伊在抗戰初期,即高談民主自由,反對獨斷專政;有時指摘現實,詆詈當局,其措詞之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學人之風度。” 
  
  臧克家在《聞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對研究、探討聞一多學術論著不多感到遺憾,說:“聞先生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詩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認為,現在應該在學術界、在文壇上,以各種方法宣傳、發揚他的業績,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廣大人民群眾學習他,認識他,因而受到教育。”他說:“聞先生人雖不在我眼前,卻永遠,永遠在我心上!”

 

 

 

 

 

2013-11-2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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