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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公元1127年,距離王安石發起他那著名的變法運動,已經過去了五十八年; 
距離司馬光廢除這些變法,也過去了四十一年; 

距離另一位反對變法的蘇東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這三人,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同樣偉大的名聲,并且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因為這場變法,三人漸行漸遠,終于徹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們能夠多活一些年頭,看到公元1127年的慘劇,那么,王安石可能會責問司馬光和蘇東坡:為什么不支持自己變法圖強? 

而偉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和大詩人蘇東坡,很有可能會一起痛斥享有偉大文學家與政治家盛譽的王安石: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禍! 

據說,直到今天,在以中國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國外漢學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關注程度,屬于最高的一類;史學大家黃仁宇先生認為:對其褒貶評析,遂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一大題目,影響、左右著國際視聽。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時,王安石的名字,曾經一度突然以極高的頻率出現在大陸各類傳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寧變法為何物、與宋朝歷史研究絲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國人,也知道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當時,正值中國大陸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王安石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對立面而備受贊揚與推崇。今天,我們知道這不是事實。 

事實上,王安石曾經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繼承人,在一個特定時期里,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還坐在大宋帝國宰相的位置上時,對他的猛烈批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更有后世一些極端的批評者認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變法運動,導致了大宋帝國的衰頹,從而招致靖康之恥。因此,王安石對這場災禍需要負主要責任,甚至和童貫一樣,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歷來被史家認為是明代諸帝中很不錯的一位皇帝,這位宣德皇帝就堅持此種觀點。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類似的聲音不絕如縷。 

相當多的人們認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學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確令人很難想像王安石這三個字該如何面對所謂史筆如刀。今天,翻開官方修訂的正史《宋史》,我們會赫然發現: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象。 

進入二十世紀以后,隨著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賦予新鮮的含義。“偉大”二字,時常被冠之于這三個字前面。王安石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運動時到達高峰。 

二十世紀的這場對于王安石的頌揚運動,大約肇始于世紀初那位激情滿懷的政論家梁啟超;到世紀末的今天,則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相當理性與冷靜的時段。摧毀的世代開始成為過去,建設的時代已經來臨,褒貶雙方的情緒也就顯得不那么激動了。人們不再將古代幽靈與現實政治硬往一起拉,從而,沒有了必欲置辯論對手于死地的沖動。這樣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們不必過敏兮兮,使我們在注視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時,可以從眾多角度來打量他。從而,客觀了許多,也從容了許多。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似乎不需要懷疑,他在詩、文、詞上均“絕妙一時”,梁啟超認為,不僅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僅僅是有宋一代,“以文學論,則荊公于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濃綠萬枝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簡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負的寫照。酣暢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勝過萬語千言; 

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又已經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計其數的考據與賞析文字來。 

“荊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2)。用一位當代學者的話說,王安石“堅持藝術的真理,繼承了我國古代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以自己的詩文,為大宋帝國的文化事業,“抹上了一層燦爛的異彩”(3)。這一點,是那些在政治上徹底厭惡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別有意思。除了推測,即便是他最兇狠的敵人,也很難在私生活上找到攻擊他的破綻來。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點是生活上的極度不修邊幅。據說,他長時間地不換洗衣服,長時間地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這使他的外套上,到處都是湯汁油漬汗跡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著物可以想見且可疑(4)。從宋代風俗史所描繪的飲食習慣上,我們知道,開封的蟹黃饅首與鵪鶉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們喜愛的名小吃;當時人們比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豬肉、雞、鵝、魚、蝦、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調味料常用的已經包括蔥、蒜——可能是我們今天吃的土蒜、姜、醬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飲用量極大(5)。有一種說法認為,宋代所謂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們所說的花椒,故而當時所指稱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們今天吃的辣椒,原產于南美洲。這種說法認為,南美洲的物種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傳入我國,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傳說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沒有資料表明王安石屬于此天生麗質一類。于是,這種飲食習慣和上述衛生習慣相結合,產生的后果可以想見。好在當時的王安石已經具有了極高的官聲與文名,使這種出現在常人身上肯定會令人無法忍受的不修邊幅,反而給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書記載說:時人咸謂其賢,就是說,人們普遍認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導致了另有記載說:士大夫以不能結識王安石為最大的恨事。 

我們所能找到對此提出質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蘇東坡的父親蘇洵,這位快三十歲才發憤讀書的老先生,從見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對名聲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頗不以為然,后來,發展為嗤之以鼻,乃至深惡痛絕。為此,老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被認為是針對王安石的文章,題目就叫《辨奸論》。他認為,洗臉換衣服是人之常情;違背人之常情,穿著破衣爛衫,吃著豬狗之食,蓬頭垢面地侃侃而談詩書禮樂,博取不流俗的名聲,其中,一定隱藏著絕大的奸惡狡詐。屬于那種為害國家的大奸大惡之類(6)。 


顯然,如果僅從這一點上判斷,蘇洵的觀點頗值得商榷。事實上,古今中外此類人士并不是絕無僅有,他們喜歡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極;他們無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時間,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樣。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國正統的人士里面,的確有一種人,他們非常像北京人所說的那種“事兒媽”。其特點是,特別喜歡把一些純屬個人性質的愛好情趣一類,和國家、人類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使——對不起——屁大的一點事情變得無窮大。 

王安石的反應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來,他手中的權力極大時,也沒有看到他有過什么與蘇洵老先生特別過不去的舉動。 

另外一位提出懷疑的人,則是王安石無法不予理睬的了。這個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國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個發生在他當皇帝期間。這位皇帝真正忠實地執行了先祖重文輕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帝國的文化之樹根深葉茂,結下碩大的果實。蘇軾、蘇轍二人考中進士以后,這位皇帝看了兄弟倆的文章后,極為興奮,回到后宮還贊嘆不已,說是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北宋時期,詩壇、詞壇、文壇最輝煌燦爛的星座,基本都是在這個時期升上浩瀚星空的。這一切,肯定與仁宗皇帝的仁慈、寬厚密切相關。我們知道,他也曾經做過一件摧殘文化人的事情,就是發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起來很好玩,但是,對于當事者卻相當殘忍。這位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藝術靈性與才華的詞人,寫了太多好詞,偏偏一首落第后發牢騷的《鶴沖天》,被皇帝抓住了。這首詞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結果,等到倒霉的詞人真的考中進士后,皇帝恨其輕佻,大筆一揮,說是:“要這浮名做甚?且去淺斟低唱。”搞得我們這位大詞人一輩子沒能撈到一個像樣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館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稱是“奉旨填詞”。最后,連最善于考證的中國歷史學家們,費盡心機,居然都考證不出這位成就卓著的大藝術家的生卒年代(7)。從中可以看出,這位仁宗皇帝畢竟還是缺少一點文化贊助者的雅量與幽默感,從而為后人所詬病。 
仁宗皇帝對于王安石曾經相當欣賞,多次準備提拔他的官職,都被王安石謝絕了。這是導致王安石名聲極盛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謎團。但是,當王安石以一位官聲極佳的地方官,真的來到京城時,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宮苑里宴請一些臣子,當時,做了一個輕松的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自己到御池中去釣魚,然后,由皇家的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這肯定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提議,大家興致勃勃地拿上魚鉤和魚餌去釣魚。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張臺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盤子里的球狀魚餌全部吃光。最后,在眾人的一片驚訝聲中,表示自己已經吃飽了,雖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這使皇帝認定,此人是一個虛偽矯情的偽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個人可以不喜歡釣魚,也可能會在漫不經心中錯吃了幾粒魚餌;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盤子魚餌(8)。我們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時常會記載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時,作出過許多稀奇古怪的舉動。對此,只能由每個人作出自己的判斷。 

仁宗皇帝在將王安石召回京城時,一個極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況下,王安石事實上是被冷處理了。這從他精心撰寫的“萬言書”呈交皇帝后,便無聲無息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次莫名其妙的“魚餌”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與王安石的夫人談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無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歡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認為很奇怪,他覺得王安石特別喜歡吃鹿肉絲。原因是,當天中午吃飯時,他親眼看到王安石將一盤子鹿肉絲吃得干干凈凈。王夫人問道:“那盤鹿肉絲當時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說:“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說:“那么你們明天把鹿肉絲放得遠一點試試。”第二天吃飯時,大家將鹿肉絲放得遠了一點,將另外一盤菜擺在王安石眼前。結果,王安石將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凈凈。飯后問起來,他根本不知道剛才的桌子上還有一盤鹿肉絲(9)。 

在衣著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時,王安石的一個朋友用一件干凈的衣袍,換走了王安石的臟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應。誰知,王安石根本不反應,穿上就是。人家問他穿的誰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經換過了(10)。 


從這些事例判斷,將此人的此類舉止作為心理分析的對象,感覺上好像比作為道德批判或者價值批判的對象,來得更合適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頗能表現王安石的為人與私德: 

王安石的吳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約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說自話為丈夫置了一個 
小妾。可能是想給丈夫一個驚喜的意思,白天她對此事只字未提,晚上臨睡時,才讓這女子梳妝好了前來侍候。王安石大吃一驚,問來者所欲何為?就是說,他不知道一個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來是想干什么。女子將夫人的意思講給安石聽,安石相當嚴肅地仔細盤問起來。這女子告訴他:自己的丈夫將一船官麥沉船失卻,傾家蕩產后仍然不足以償還官債,所以自己被丈夫賣掉好還債。安石問:“共賣得多少錢?”女子回答:“九百緡。”就是九百貫錢的意思。按照購買力折算,大約是今天不到二十萬元人民幣的樣子。安石聽后,命該女子回她自己房間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將該女子丈夫找到,讓他把自己的妻子領回去。并且不必退錢(11)。 

王安石少好讀書,而且“一過目終身不忘”。寫文章時下筆如飛,初看似不經意,完成后,讀者無不嘆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書記載說: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據說,他經常能夠在眾多反對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辯滔滔,自圓其說而令人啞口無言。最后,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就是說,這是一個慷慨果敢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對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這個世俗的世界。這種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時期。有資料顯示,安石雖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親一生只是一個中下級官吏,需要供養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狀況相當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經成年之后,大約十八、九歲時,還時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為食(12)。這種青春成長期反差較大的情形,可能對于我們了解此人特立獨行的性情,會有所幫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慶歷二年,安石二十二歲。是年,他一舉中進士高第,為第四名。此后一生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間一度權勢熏天,幾乎可以主宰百官的榮辱予奪。但是,此人從未用此權力為自己及其親族謀過私利;他對金錢也從不計較,據說,其宰相俸祿幾乎已經變成公費,任憑親友甚至同事花費。而且,該人一生少見私敵,所結怨者,大多是為了變法的緣故。因此,就連后世相當厭惡他的批評者,都承認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誠、虔敬的潔身自好之士(13)。 

用現代的眼光判斷,這種帶有強烈指向性的素質、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別適合成為某種藝術流派、社會運動特別是政治運動的領袖。 

使安石享有極高聲望與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極佳官聲,也是一個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約莫過于他多次拒絕朝廷為他安排的肥美官職。 

按照帝國的規定,凡是進士高第者,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館職,包括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來到皇帝身邊,成為為皇帝撰寫詔令的翰林、知制誥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遷,甚至成為執政、宰相的。因此,被認為是仕途發達的最佳捷徑。一般非進士高第者,則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歲即具備了入館的資格,相當罕見,為人們所艷羨。安石卻上書辭謝。他寧愿到一個邊遠小縣去做一個縣令。于是,從二十二歲中第開始,直到四十六歲位居顯宦開始推行變法為止,他多次拒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對入朝為官并快速升遷的誘惑毫無所動,熟視無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體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從縣令一級級地干到太守。其間,在每一個地方,全部政績斐然,行政才干之優,堪稱能員。而且,在此期間,他建堤筑堰,改革學校,開辦農民貸款法,也就是后來的青苗法的雛形;結果全部大獲成功,使他深受百姓愛戴。成為具有崇高官聲與民望的地方官。 

這二十多年時間,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時間。他謝絕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導致他的聲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謝絕,最后就使得甚至從皇帝開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們,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為此人一生最大的謎團。 

如果說他是為了沽名釣譽,這時間未免太長了些;如果說是韜光養晦,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真正罕見。 

有一種看法認為:當時,朝堂上群星薈萃,德高望重者濟濟一堂,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曾公亮、文彥博、富弼、韓琦等等一大批人,會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時。此種看法,顯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華與獨特堅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夠使自己的燦爛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學子仰慕,哪里會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有當代學者認為,王安石屬于那種只能當一把手的人。他寧為雞頭,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極難與人合作。從歷史記載上看,他的同僚、屬下和上級對此均頗有煩言。于是,他不愿過早地與那些樹大根深的朝中大佬過招。對于一個政治人物,這種判斷,或許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說,此人相當自信,自信一旦時機來臨,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業。而且,事實上,他也在這二十年間,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個極為堅固的基礎。這則是不需要懷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終于在千呼萬喚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個官職:出任三司度支判官。這并不是一個顯赫的官職,但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因為這 
個職位的職責所在,是整個帝國的財政收支與漕運。我們已經知道,三司是帝國中央主管全國財政大權的最高機關,其最高首長三司使的地位僅稍稍低于宰相與樞密使,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個部:鹽鐵、戶部、度支。鹽鐵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榷酒等;度支則掌管財政收支和漕運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計相”之稱;下設三個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責權,則大體相當于主持該部日常工作的秘書長,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時,安石名滿天下,被視為奇才。人們普遍認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獨行之中,蘊藏了深不可測的才干與品行。用司馬光的話說:“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淡泊名利,志向高遠;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介甫不當大任則罷,但凡身肩大任,則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蒼生都會承受他的恩澤。”(14) 

此時,范仲淹已經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舉凡在世者,如文彥博、富弼、歐陽修、曾公亮等,對王安石均好評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為相的韓琦,此時大約正在為當年曾經錯怪了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與內疚。 

此事發生在至少十五年前。當時,韓琦官居揚州太守,王安石剛剛高中進士后,被授予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一職,大約相當于今天的揚州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科員之類。那時,王安石常常秉燭夜讀,通宵達旦是為常事。每逢這時,他便在破曉時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時打個盹醒來,已然晚了。于是來不及洗漱,便匆匆趕去辦公。韓琦一見之下,以為年輕人少年得意,時常徹夜縱情聲色。于是,便諄諄勸導道:“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小伙子,趁著年輕,多讀點書吧。不要自暴自棄。”顯然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辯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滿了離職時,告訴自己的朋友說韓琦不賞識自己。后來,王安石的詩文聲名鵲起,頗有成為一代文學巨擘的架勢了,韓琦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攜。誰知,王安石不買賬,并不借機拉近關系,始終與韓琦相當疏遠。后來,在王安石的日記中,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對自己的這位老上司,評價極低:“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15)。從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氣之高傲。很難想像這樣一個人,會是一個汲汲于沽名釣譽之徒。 

當此時,在各方面能夠與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司馬光。 

但是,此時,就連司馬光對王安石也是十分傾慕。或者毋寧說,二人是相互傾慕。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進士,為進士甲科,當時只有十九歲多一點。在進士揭榜的聞喜宴上,別人都戴花,唯獨他一人不戴;后來邊上的人悄悄告訴他:天子所賜,不可不戴。他才勉強戴了一枝。司馬光受人稱道之處,還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經受恩蔭為官的情況下,再憑實力考出的前途。我們知道,古時官制,父祖為官時,朝廷會根據其官職,恩選不同人數的子孫直接做某個級別的官,稱為恩蔭。這個情形,至今可能還有遺存。它和我們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進入父母單位工作還不太一樣,今日肯定應該列入腐朽糟粕之屬。這是人們對司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論起成名時間,王安石就更加無法和司馬光相比了。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傳了千百年,當時,實際上已經被載入各種史料之中,為時人廣為流傳。 

說起私德,司馬光的一個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馬光年輕時,居官通判,相當于某一個城市的副市長兼秘書長。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長夫人選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給他。司馬光對此人不理不睬。司馬夫人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于是,事先告訴那個侍姬,等自己離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爺房中侍候。屆時,司馬光看到出現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顏警告說:“夫人不在,你竟敢來此?速去!”隨即令此女子離去(16)。 

司馬光歷時二十五年撰寫的《資治通鑒》,全部完成時,手稿裝滿兩個房間。是中國歷史上唯有《史記》,才能夠與之比肩的最偉大的歷史著作。 

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曾經做過同事。當時,他們倆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門里的牡丹花盛開,包公置酒賞花。司馬光回憶說: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勸酒時,還是勉力喝了幾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沒有辦法。司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頭倔腦(17)。

關于與司馬光之間的關系,王安石的說法是:與君實——司馬光字君實,相處得既好,時日又久,只是對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常常各異。 

司馬光的看法則悲觀得多:安石待我歷來淡薄,我因為和他幾次同事的緣故,私心里總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樣,這樣兩位道德文章堪稱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畢竟決裂了。不但決裂,而且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形成了一場真正的悲劇。 

對于大宋帝國來說,這個悲劇的意義特別現實地擺在眼前:在這兩面大旗之下,整個帝國的士大夫階級公開決裂為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由開始的主義之爭、道義之爭,迅速蛻化為權力之爭。而伴隨著權力的爭奪,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政治道德不斷墮落。兩派政治力量全部喪失了理性與倫理的約束,飛快地向著黑暗的深淵墜落,然后,在骯臟的泥沼里,像野獸一樣互相撕咬。直到帝國官場完全失去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帝國的上空充斥著邪惡的氣息。最后,整個帝國便裹挾在這邪惡中,大踏步地走向無可挽回的崩潰。 

很難說,這一切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有一個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細節,常常被歷史學家們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這個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細節,發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歲的年輕皇帝身穿全副戎裝來看皇太后,那應該是相當英姿勃發的一種裝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歡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卻告誡年輕的皇帝:“你如果能夠永遠不貪軍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這兩代人的不同表現,宿命般地預示了帝國未來的命運。 

神宗皇帝身著戎裝,的確表明了他對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對于國富兵強的渴望。不過,眼下不但談不上這一切,就連慣例之下的開銷都已經難以為繼了。這使剛過二十歲的皇帝心緒格外惡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將要舉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來,按照慣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賞賜給文武百官銀兩綢緞,表示皇家對諸位一年辛苦的一點意思,也包括了對開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實上,這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類似今天年底發放雙薪,或者年終獎金性質的一筆支出。不到實在過不下去的地步,這筆錢的確不是可省則省的。然而如今,國庫已經到了真正空虛的地步,因此,皇帝下決心要免去這筆賞賜,把不好意思變成沒有意思。以此為皇家節省一筆開支。 

由此,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時間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后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 

這次爭論針鋒相對,將雙方的基本分歧大體表達清楚: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于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于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不然。善于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里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18) 

從后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促使皇帝作出此項決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則可能是下列兩點: 

其一,帝國財政狀況日益困窘,天步艱難,已經很難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論的確具有極強大的說服力量。 

至于年輕皇帝的爭強好勝,毫無疑問是一個基礎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負責帝國的變法事宜。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此時,距離宋太祖趙匡胤去世,已經過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龍椅上治理這個龐大的帝國。雖然從疆域上看,不如漢、唐那般遼闊,可是如此花團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難道是古人所曾經見識過的么?誠如我們所知道的,北宋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絕大部分已經登場:寇準、梅堯臣、范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晏幾道、曾鞏、司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歲的蘇東坡和他的弟弟蘇轍,也由四川眉山來到京城,并且一舉中第,東坡在三百八十八位進士中,幾乎名列榜首。據說,僅僅因為主考官歐陽修判斷失誤,以為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為了避嫌,把該文的名次往后錯了一位,就此才委屈東坡成為第二名。黃庭堅、秦觀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氣風發地嶄露頭角。李清照、陸游、辛棄疾們還要再過一些年月才能大放異彩。大宋帝國,星漢燦爛;他們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光風霽月,文采風流;可能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已然處身于中國文化的最高峰處,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 

然而,高處不勝寒,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憂心忡忡。他們最清楚,在這繁花似錦的后面,國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且已經積重難返。 

所謂積貧,并不是說國家貧窮。事實上,大宋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巔峰時代,肯定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舉凡農業、手工業、商業、國際貿易、城市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工藝改進等等,無一不是最輝煌的時期。不幸的是,帝國同 
時又以積貧積弱著稱,形成令人相當無奈的局面。 

積貧指的是帝國國家財政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與冗官。 

太祖皇帝在實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將政策的同時,創設了募兵制度。據說,這是開國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相當得意的一項設計。史書記載說,趙匡胤曾經與趙普等二三重臣商討“可以為百代之利者”,趙普們出了許多主意,皇帝都不滿意。最后,太祖趙匡胤認為只有養兵一法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19)。意思是說,遇到災荒年景,將饑民招募為兵,可以避免饑民作亂;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于是,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兵的募兵制度。實際上,是將軍隊作為收留饑民和地痞流氓、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機構,使之不被放到社會上去滋事。 

這套制度短期來看的確不錯,時間一長,則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應募為兵,便被輸入官府軍籍。這些入了軍籍的人們,行不得經商,居不得為農,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為民,妻子兒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營里便到處都是老弱病殘之兵。這種兵,一旦開戰,如何上得了戰場?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壯之兵。就這樣,太祖開寶年間,禁、廂軍部數為三十七萬人;太宗至道年間增至六十六萬;真宗天禧年間為九十一萬;仁宗慶歷年間為一百二十五萬;到此時,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經到達一百四十萬有零。我們耳熟能詳的梁山泊好漢——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所教練的八十萬禁軍,蓋源出于此。 

帝國禁軍屬于中央正規軍,其士兵每年的軍餉軍糧,通扯合計為每人五十緡錢。這里的緡,指的是一千錢,作為錢幣的計量單位時,和貫的意思差不多。以當時的購買力折算,五十緡大約不到今天的一萬元人民幣,供養全家一年的花銷,不算富裕。廂軍則為地方部隊,其士兵的軍餉軍糧還要再少一些,大約為三十到三十五緡,約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幣左右。這些僅僅是平日養兵所需,還不包括戰時的后勤保障、轉運、賞賜、組織動員、損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時,每年軍費開支約四千八百萬緡,時人估計占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軍隊人數眾多,并不一定與能打仗呈正相關的關系。相反,冗兵與以文制武的國家政策和軍事制度相結合時,戰斗力便根本無從談起。于是,大宋帝國軍隊極少打勝仗的灰敗紀錄也就自不待言。積弱之說蓋出于此。

而太祖時期設計的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合起來以后,則演變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據說,當時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也就是說,在帝國的所有官員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屬于冗官。為了安排這些已經有了官、職和每年繼續涌進來的新官員,帝國絞盡腦汁地發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們另一個很熟悉的形容詞,叫做“疊床架屋”。這些疊、架起來的冗官們與帝國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結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國燦爛的經濟文化之花時,也耗費了以千萬計的俸祿。資料顯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兩萬五千名帝國正式在編的官員,和——我們找不到準確數字,據估計在二、三十萬左右——的吏員,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祿,大約在一千二百萬緡錢(21)。 

其中,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的俸祿收入包括:正俸,相當于基本工資;添支,相當于資歷或年資工資;職錢,相當于職務工資;衣賜,相當于服裝補貼;茶酒廚料,相當于伙食補貼;飼芻,相當于交通補貼;薪炭,相當于取暖補貼;還有七十個人的隨從衣糧,相當于安全保衛兼威風擺譜津貼。其總數大約為一萬緡錢上下,差不多合一萬畝土地的出息,大約相當于今日二百萬元人民幣左右。我們知道,擁有宰相官位的人可遠遠不止三、五個人。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后,節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約比宰相還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擁有節度使待遇的人,比擁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許多。有一種說法認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約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輔的五倍以上。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宋朝由于缺乏數目字管理,其國家財政收支狀況相當混亂。部分史家傾向于相信,北宋時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萬到六千八百萬緡錢之間。上述官、兵兩項,已經開支六千萬緡;神宗皇帝時期的皇家開支大約為每年七百二十萬緡;單單是這樣幾筆開支,已經導致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了。但是,還有必須花的幾筆錢:祭祀天地祖先的費用是:景德年間六百萬,皇佑年間一千二百萬,幾年前的治平年間,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萬;最后還有兩項令帝國君臣最不好意思的開支:每年必須“賞賜”給遼國五十萬兩匹銀絹,必須“賞賜”給西夏二十七萬五千兩匹銀絹,兩項合計七十五萬五千兩匹銀絹。這筆錢數目不算大,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點(22)。不過,每當君臣為了錢不夠花而心情灰惡時,這兩筆錢所帶來的恥辱感就格外強烈,不但令帝國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顏面掃地,格外鬧心。 
帝國積貧之說,蓋源出于此。 

二十歲的皇太子趙頊登基前后,帝國財政狀況大抵如此。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則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史書記載說,這位皇太子天性好學,讀書或者研討學問時,常常廢寢忘食,皇帝不得不 
派內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師在講習經史時,他會率一同聽講的弟弟們行大禮拜之,中外為之感動,交口贊之曰:賢。他繼位之后,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就是說,他不圖享受,不貪女色,勵精圖治,希望大有作為。而且,這位皇帝的心地相當善良、寬厚。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對他評價頗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認為,宋神宗趙頊雖然生長在深宮之中,卻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確頗想有所作為。他曾經廣泛征求大臣們的意見,希望能夠找到富國強兵的道路。遺憾的是,他聽到的那些勸告,特別是那些元老重臣們的勸告,經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喪。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詢有關邊防的事宜,這位當年曾經支持過范仲淹實行“慶歷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說:“陛下如果能夠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賞邊功,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請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為老宰相與皇帝對話時,恰好距離慶歷新政過去了二十七年(24)。 

這和皇帝的期望實在相去太遠。年輕的皇帝怎么也無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國卻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對契丹與黨項人。特別是黨項人的西夏小國,既小又窮,似乎根本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國家,怎么居然也能夠讓大宋帝國顏面掃地,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應該說,很有可能這是皇帝迅速疏遠這些老臣,轉而去尋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根本就是這些元老重臣們,將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為,所有這些人全都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要他愛養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選賢任能,要他疏遠奸佞,要他持重安靜,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獨沒有人告訴他:眼前已經快要過不下去了,怎么辦?大宋帝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怎么扭轉?泱泱華夏該如何重振雄風?怎么樣干掉西夏蕞爾小國?怎么樣奪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樣讓我中原大國揚眉吐氣?沒有人能夠告訴他、甚至愿意和他討論所有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著同樣的問題,只有王安石雄辯滔滔、充滿激情地告訴他:陛下,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說漢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現堯舜,又有何難哉?不過在一振作間耳(25)。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剛剛二十歲出頭的神宗皇帝還有可能做出別樣的選擇嗎? 

何況王安石所說的那些,相當難以辯駁。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為例。王安石的觀點,在理論上顯然是正確的。不增加稅賦而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為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明,加快資金周轉速度,改進生產條件以增加生產等等皆屬此類。事實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類似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據說,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創,最開始時,是陜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當地農業生產。王安石作縣令時,曾經試用過,效果頗佳,深受百姓歡迎。于是便在他的轄區里廣泛推行應用。 

據當代歷史學家研究推測: 當時,帝國農村盛行高利貸,利滾利是較為常見的利率,事實上已經成為農民破產、土地兼并的一種形式,對帝國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當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獲之后連本帶利即行歸還。由于此貸款以田中青苗為信用保證,所以,稱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經是高利貸無疑。但是,據說只相當于當時高利貸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農桑,應該是功德無量的事情。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令人驚異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經懂得:可以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刺激經濟的成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便用同一稅率也能在加速周轉的流通狀態里收到增加財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與經濟有關的變法,如設置三司條例司、農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及免行錢、方田均稅法、保馬法等,其基本經濟思想大體來源于此。這種采用金融調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其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過。黃仁宇先生為此感嘆道: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反與他同時人物遠。用臺灣作家與學者柏楊的話說,則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顯然,王安石的經濟思想比司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 

原因是,天還沒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對此,我們將在未來的歲月里,越來越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與王安石比較起來,司馬光對于財政、金融與其它涉及到經濟學方面的知識,顯然在實踐上缺少經驗,在理論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如果說到數千年帝國政治與社會運行的機制與原理,說到對此豐富的知識與研究,說到在此基礎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與了解的話,王安石比起司馬光來,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計,稱得上是望塵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讀書萬卷,如何的過目不忘。事實上,后代甚至現代中國人關于歷朝歷代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這位史學宗師之賜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學術上的造詣,則更多地表現在詩詞文學那樣一些浪漫理想與文辭形象上面,這使他的變法帶有了濃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發,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們就能夠看到相關的一個事實:司馬光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正是建立在對于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之上的。這使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場著名爭論中,我們還記得,司馬光曾經指斥王安石所籌劃的變法,正是當年桑弘羊者流蒙騙漢武帝時采用過的伎倆。兩相比較之下,確實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具有 
許多相似之處。 

眾多歷史學家特別醉心于漢武帝開疆拓土的所謂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無意地忽略這位皇帝的窮奢極欲和兇殘暴虐。事實上,假如不是他傾全國之力和數代人的積蓄打敗匈奴,的確建立了開疆拓土功業的話,漢武帝劉徹其實應該被列入中國最壞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漢文帝則可以稱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漢文帝以圣徒般的德與行,開創了一個安靜祥和的世道,以至于兩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種如沐春風般的清靜溫馨。與他比較起來,他的兒子漢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點莽撞戾氣。好在他總算繼承了父親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治國理念。結果,經過文、景兩代皇帝的治理,全國倉庫里的糧食已經儲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庫里則堆滿錢幣,就連串錢的皮繩都已朽壞。這就是文景之治時的盛況。 

可惜,漢武帝全無乃祖風范。他以長達四十多年的對外戰爭和近五十年的對內惡政,將父祖幾代人積蓄下來的財富揮霍一空。然后,便開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劃著如何盤剝百姓,實行所謂從無為到有為的財經變法。 

桑弘羊這幫人的確斂財有術。他們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國家壟斷性質的經營活動,將鑄錢、冶鐵、制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由于立即出現產量大跌,市價騰貴,而不得不放棄。然后,桑弘羊們實行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指的是命各地將貢稅改為當地特產,以當地平均價格計價,官府則命其運輸到指定的其他地區,由官家高價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貢稅的利潤。這個做法為王安石變法所全盤照搬,就連名稱都沒變;平準法指的是由國家在各地設立平準官,壟斷天下貨物及價格,貴賣賤買,使商賈無法牟利,必須通過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變法中的市易法即脫胎于此。此外,還實行了算緡與告緡制度,算緡就是征收商人的財產稅,告緡則是打擊商人不申報或者不據實申報上稅的一種制度,規定凡上述兩種行為,均沒收全部財產,并充軍戍邊一年;凡告發上述兩種行為者,獎勵所沒收財產的一半。于是,史書記載說,一時間,“告緡遍天下”。 

上述財政政策出臺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國庫立即充盈;民間經濟活力迅速萎縮;帶有較大主觀色彩的告緡制度和財政稅收行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書記載說,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產。其情形,對于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人來說,只要想想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和后來壟斷經營的中國電信,就大體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約只有那些小商販出身、又急于討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這種殺雞取卵、飲鴆止渴的壞主意。須知,任何時代,國家想依靠行政權力來與民間爭奪商業利益,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也永遠都只能是短期行為,前提條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間活力,不怕阻止經濟與社會發展,不怕引起經濟文化的動蕩與破壞。從漢代畫像磚上看,漢武帝時代的農業用具與兩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農業用具基本一樣,似乎可以成為上述判斷的依據。 

從歷史記載上看,漢武帝時代的做法,對于國內社會經濟的破壞相當慘烈。當時,各級政府“得民間財物以億計,罚沒入官的奴隸婢女以千萬計,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房地產也差相仿佛。于是,中產階層以上者大抵破產。”在關于漢武帝中后期的歷史記載中,全國各地“盜賊縱橫”、“盜賊并起”、“盜賊群起”的字樣大量涌現,“人相食”的記載一再進入視野。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時——漢代的文人們,在稱頌漢武帝和桑弘羊們的變法時,使用的詞匯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翻譯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語言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光意思,連字面都幾乎一模一樣。 
在偉大的歷史著作《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是:秦始皇干過的壞事,漢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沒有亡國,主要是因為他臨死的前幾年全面懺悔、改過;然后,臨死時又把后事托付對了人的緣故。 

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酷似桑弘羊們的思路,事實上也同樣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的方式,開啟了與民間爭利之門。以司馬光的品格與學識,他不可能不反對這種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說:從始至終,沒有改變反對變法的態度的,只有一個司馬君實。信哉斯言,否則司馬光就不成其為司馬光了。 

后來,在司馬光與神宗皇帝之間,曾經一起談論過漢初蕭規曹隨的典故。這個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層極深的含義,常常被人忽視,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變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類的表層含義,反而被特別不適當地加以夸大和強調出來。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西漢初年七十年間以清凈無為的黃老之術治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是國力迅速恢復,達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蕭規曹隨則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曹參是劉邦的老鄉,也是西漢最重要的開國元勛之一。劉邦稱帝后,封他為齊相國。當時齊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國。治下在今天山東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參到齊國后,就如何治理國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結果,眾說紛紜眾口難調,搞得他一頭霧水。后來,他聽說膠西地區有一位蓋老先生,精研黃老之術,就以重金請教。據說,蓋老先生核心的話只有一句:治國之道,貴在清凈無為不擾民,則民自定。史稱,曹參大受啟發。此后,以黃老之術治理齊國九年,國泰民安。從此,曹參名聲大盛,當時的人們皆稱其為賢相。 

蕭何去世的消息傳到齊國后,曹參馬上讓人收拾行李,說:“我要當宰相了。”幾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進京出任宰相。 

曹參的宰相當得很絕:他處理政事時,全部按照蕭何的成規辦理;任免官吏時,只挑那些年齡大的、忠厚老實的、不善言談的人,辭藻華麗、長篇大套、追求名聲者一概罷免不用。他自己則每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氣熏天。 

時間長了,他的同僚部下們相當苦惱,搞不清楚宰相這是什么路數。于是,忍不住想探問個究竟。誰知,一見到宰相,宰相就會極其熱情地拉著喝酒;來者剛一說話,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這種情況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態。不如此,人們反倒不習慣了。于是,整個宰相府晏然無事,整個國家也安靜祥和。 

宰相府旁邊有個花園,是相府屬吏們平時休息的地方。到后來,這幫家伙們也學著宰相在這里整日聚會狂飲,喝的高興了就歌之舞之,相當快樂。終于,有古板一點的官吏實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請曹參去逛這個花園,意思是當場抓住這幫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見此情形大喜,歡呼著端起酒杯立即溶進了狂歡的人群。 

當時的皇帝,是漢景帝劉啟的大伯惠帝劉盈。劉盈被自己的母親呂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嚇壞了,已經沒有心思管理什么國家大事。現在看到宰相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為宰相是因為看不起自己才這樣的。于是就讓在自己身邊做侍從的曹參的兒子,悄悄回家問問他父親,究竟打的什么主意,還想不想治理這個國家了?結果,兒子的話剛剛出口,曹參便大怒,把兒子摁在地上一頓痛打,據史書記載:在屁股上足足抽了兩百鞭子。打完后,對他說:“滾回去當好你的侍從,天下大事不是你該過問的。”這下子,皇帝的臉上也掛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劉盈責備曹參說:“是我讓你兒子勸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慘?” 

曹參脫帽,道歉,然后問惠帝劉盈:“陛下覺得自己與高祖誰更英明?” 

劉盈回答說:“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參又問:“在您看來,我和蕭何誰更賢明?” 

劉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點。” 

曹參說:“對呀。高祖與蕭何已經定下了很好的治國方略和政策法令,您無為而治,我們守住職責不亂來,這不就可以了嗎?” 

劉盈聽后放心了,說:“善。”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的典故,也是西漢初年以黃老之術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政策的由來(26)。 

翻檢這一段史料,會給人一個特別突出的感受:在這里,最重要的東西并不僅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問題,曹參抓住了一個最深層的要害:在帝國政治結構之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與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能夠清凈無為;只要不給官吏們魚肉百姓的機會,讓他們守住職責不亂來,從而官安其位,民樂其業;那么,中國人就會像變魔術一樣,生產出無窮無盡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這套思想與方略為漢文帝與漢景帝所忠實繼承,終于導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們無法知道,在司馬光的內心深處是否有這種担心:官吏們借變法之機,如虎狼出籠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反對變法,到后來,他成為堅定的反對派領袖,這個因素肯定發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隨著王安石變法的漸次展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以青苗法為例。陜西地方官推行時,效果不錯;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實行時,也一樣大受歡迎。因此,王安石相當有信心地在全國推行。誰知,結果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很快在全國形成了大面積的災難性后果。其原因相當復雜。如果根據史料還原當時的情形,則大體情況是: 

青苗法肯定是適合農民們需要的,特別是在青黃不接時節,更能顯示其救濟與援助的功效。有錢的人家不需要這種援助,貧苦之家需要,但必須以田里的青苗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這樣一來,風調雨順時,大家自然都很歡喜;而一旦出現天災人禍,發放貸款的官府與使用貸款的農戶雙方,立即同時陷入恐慌之中。官府為了減輕自己的損失和由此產生的責任,唯有逼迫農民一途。農民便只好變賣家當,歸還貸款本息。嚴重者需要賣房賣地,甚至賣兒賣女。最后,導致部分農民流離失所,更使許多農民無力或者不敢貸款。 

這樣顯然不行,因為各個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貸款準備金,這些貸款本金附帶著必須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達。如果貸款發放不出去,地方官員便無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貸款利息即價值增值的任務,這將直接影響官員們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業績與升遷。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員們便花樣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據當地農戶的經濟狀況,將他們分成不同的等級,規定不同級別農戶的貸款額度,然后,強令當地富戶與其他不同等級的農戶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由富戶為各等級貧戶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員們,為了提高自己的政績,還欺上瞞下、自說自話地或公開或變相將貸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顯,這種情形蘊含著相當兇險的潛在后果。它意味著,一旦出現饑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會被一網打盡,舍同歸于盡一途,無處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澇保收。而各級政府官員只要足夠心黑手辣,則自然政績卓著。于是,一件本來具有功德性質,明明充滿政治善意的政策,卻在帝國政治體制和各級官吏的運作下,變得面目全非,成了徹頭徹尾的殘害百姓之舉。 

對于王安石來說,加倍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數年旱、澇、蝗災不斷。受災面積既大,災害烈度亦強。致使遍布全國的地方官員立即變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們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災農戶紛紛傾家蕩產,賣兒賣女賣妻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為官吏們鎖定的對象,迫使他們破財免災,或者破產、出逃。由此引發的后果成為十足的災難。 

均輸法與脫胎于平準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則形成了對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商業者的打擊。原本立足于平抑物價、抑制大商人重利盤剝的新政策,蛻變成國家壟斷市場、貨源、價格,甚至批發與零售也被政府官員所操縱,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過政府官員這幾道關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齊步履維艱,其后果當然不難想像。致使城市工商業開始凋零。從時人記載和蘇東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國城市商業與市場一時間相當萎縮而蕭條,社會開始出現動蕩不安的局面。

而與漢武帝時代發生的情況類似,也與主張變法者的預期一致的,則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趙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報告說:如今國庫尚有五千萬緡積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儀更加氣派一些。此是后話。 

在這種情勢下,帝國管理階層出現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士大夫階層迅速分裂為旗幟鮮明的兩大陣線。幾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變成變法的堅定反對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親密的朋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王安石執掌大權之前,給予過他相當無私的極大幫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韓維的官員,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與導師。他有一項工作,是給未來的皇帝講解經義;每當他發出高論,引起贊賞時,他都會告訴皇帝:這不是我的見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觀點。后來,皇帝曾經準備任命他担任一項更加顯赫的職位,他謝絕了,卻推薦王安石出任該職,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應該獲得用武之地。這是皇帝很早就對王安石產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來,為了推行變法,王安石對這位反對某些變法政策的韓維,給予了相當無情的打擊。我們知道,這并不能構成非議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卻至少可以表明當時的某種態勢。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況下,王安石相當冒失地啟用了一大批新新人類。這些人進入官場的時日不長,聰明、熱情、渴望建功立業、沒有沾染官場習氣,這是他們最重要的長處。但是,他們缺少閱歷,沒有經驗,很少受過生活與人品的考驗,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別容易由急功近利,一變而為投機取巧,再變則為不擇手段,從而墮入下流,變得為人所不齒。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如呂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大致走的都是這條路,最后,全部在當代與后世聲名狼藉,而且絕大部分被列進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傳中。其中,一句出自他們中鄧綰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場某種厚顏無恥的專用語:“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翻檢當時與后世的文獻資料,很難找到證據證明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蘇轍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在內,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利益,或者是過于保守、僵化等等。從資料中判斷,元老重臣中確實有那種保守到了昏聵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馬光、蘇東坡、蘇轍和黃庭堅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業巔峰之際,他們冒著與年富力強的皇帝對著干,從而可能喪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風險,而反對變法,怎么樣猜想也一定應該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對。否則,便很難解釋他們是如何在當代與后世獲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們保留下來的文獻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記載著他們憂慮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幾乎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痛苦掙扎的情形。比如,作為變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時,為了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與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不止三、兩起自殘事件,嚴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來說,只有這種來自民間的呻吟,最容易使這些具有社會和文化良知的文人們激動起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長留在歷史與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觀之,如果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某種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場才反對變法的話,我們就必須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蘇東坡們在寫下所有那一切輝煌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們落后而反動;在經濟上,他們貪 
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們虛偽而心理陰暗;在個人品德上,他們狡詐而偽善。否則,我們將無法自圓其說。 

然而,我們所受過的所有教育、一切歷史知識和生活常識,在在都在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們,很難如臨其境地體會當時人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只能根據那些文獻史料、經驗與常識去推測當時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們仔細思索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的話,通過這些我們曾經親身感受過的事情,再回過頭去觀照發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場變法,自然會生發出許多不同的觀感。這樣做很有可能比單純理論上的推導更可靠。 
在當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進行一場變革,其艱巨復雜的程度自不待言。從安徽小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改革的成功與進步,至少需要滿足下列必要與充分條件:國家決策層治理好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目標,改革目標與社會發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會發展程度與改革步驟的適應,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驟與準備,穩妥而正確的實施路徑,貫徹執行改革的人力資源等等。從中國改革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進展來看,上述判斷應該不算冒昧。 

以此返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變法,我們會發現,上述需要滿足的必要與充分條件中,只有第一條,即政治善意與目標勉強可以算是得到滿足了,其他所有條件,不是殘缺不全,就是根本無從談起,有些甚至相反。 

從變革的實施及其結果看,今天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進展,均伴隨著部分人群的歡欣鼓舞與相對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這使變革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并一次次渡過相當痛苦的陣痛。以此一步步推進的結果,累積成為整體的社會進步、相對富足、國力增強與越來越多的支持和認同。 

返觀一千年前的情勢,則相當令人沮喪:王安石變法的一些重要內容及其推進,時常伴隨著特定階層小部分人群的興高采烈與其他階層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強行推進的結果,積累成為國庫的迅速充盈;其代價則是國家管理階層的徹底分裂,演變的后果是政治空氣的極度惡化與墮落;民間的肅殺與蕭條,演變的結果是越來越強烈的反對甚至反抗。事實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反對人群,包括了不同階層的人們。 

由是觀之,我們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兩次變革,完全無法等量齊觀;任何將兩者進行類比的企圖,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或者從哲學意義上說,對于這兩個基本不同質的、變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無法進行比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論框架,對一千年前的變革進行進步或者反動的價值判斷時,如果不想使自己顯得可笑的話,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為誠如我們所知,時代已經完全不同。 

司馬光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堅定反對派之后,曾經以他特有的方式,連續三次致信王安石,勸告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王安石的反應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從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遂成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個人友情上則徹底決裂,從此終身不再往來,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決裂后,司馬光在神宗皇帝的寬容庇護下,躲到大宋帝國的西京洛陽去,專心致志地致力于《資治通鑒》的撰寫。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在此期間,他曾經組織或者參與過反對變法的實際活動;他的反對派領袖地位,此時更多地表現為精神領袖的作用。有史書記載說,此時,他極少談論現實政治。 

這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場:皇帝曾經準備任命他為樞密副使,相當于主管全國軍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馬光堅決予以謝絕。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皇帝:除非皇帝準備徹底放棄變法運動,否則,自己不會考慮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級職位。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準備進行變法,否則拒絕出任朝廷高級職位的做法如出一轍。兩位政治家,同殿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樣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卻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實令人感慨萬端。 

從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變法開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為止,王安石及其追隨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導的變法運動,被稱為“熙寧變法”;其間跌宕起伏,顛三倒四,前后歷時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歲,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實際就是垂簾聽政。司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陽返回開封,參加皇帝的治喪事宜,曾經被京城百姓數百人攔截在首都街頭,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回洛陽,留下來輔佐皇帝,救救百姓”(27)。史稱,司馬光相當恐懼,迅速離開開封,返回洛陽。 

當年五月,司馬光奉堅決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時間及其與王安石同樣不聽任何反對意見的精神,將十七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包括于民于國兩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內。史稱“元佑更化”。堅決反對變法,但贊成實行免役法的蘇東坡、范純仁等人,建議司馬光區別對待,保留那些經實踐證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糟蹋了老百姓。結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范純仁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 樣剛愎執拗的宰相(28)。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 

王安石不惜與眾多親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實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堅定而執著。如今,司馬光表現出了同樣決絕的堅定與執著。這種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極度不安。當這種令人敬重的品質與完全拒絕不同意見相結合時,在這兩位偉大人物身上,同樣使人產生了一種感覺:美好的品格被不適當地、過分地濫用了。于是,政治寬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協與長遠的目光全部不見了,堅定與執著變成了執拗與剛愎自用,帝國的政治空氣之中,被兩位政治領袖從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樣強烈的、帶有戾氣的不祥氣息。它是一把雙刃劍,鋒芒所向,絲毫不留余地,在傷害了對手的同時,勢必同時傷害自己所鐘情的事業。從此,我們只能無奈地看到,在兩位領袖開辟的道路上,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承人,越走越遠,越走越趨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寧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時年六十六歲;九月,司馬光病逝,時年六十八歲。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佑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帝國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變法影響、恢復祖宗舊制的工作,前后歷時九年。至此,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佑黨人”。帝國政治陷入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親政,這位可能有某種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歲皇帝,再一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全面恢復變法新政,嚴酷打擊元佑黨人,前后歷時六年有余。蘇東坡等元佑黨人在元豐黨人章敦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極為悲慘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業繼承人的姿態,出現在帝國政壇最高層的章敦宰相,不計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敵,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將司馬光的墳墓掘開,暴骨鞭尸;同時制訂了一整套摧殘元佑黨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計劃。只有當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開這種先例,免得冤冤相報時,他才勉強放棄了這個誘人的念頭。 

公元1100年,二十四歲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由討厭新政的向太后垂簾聽政。其間,再次起用元佑黨人,廢除變法新政。九個月后,向太后患病歸政,宋徽宗正式執掌大權。 

上帝仿佛存心要毀滅北宋帝國一般,數年間,波詭云譎,政潮疊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國的元氣正氣衰減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隨著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袖去世,兩派政治力量由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蛻變成私利、意氣與權力之爭,由確曾有過的君子之爭,墮落為真正的小人之爭。從此,在大宋帝國的政治舞臺上,再就很少見到那種信念堅定高遠、人格高尚純粹、學術博大精深的偉大人物了。 

不久,隨著蘇東坡與范純仁的黯然離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正式結束。從此,帝國正兒八經進入了一個政治倫理急劇淪喪,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善惡觀念完全喪失的時代。整個帝國官場完全趨向厚顏無恥與卑賤猥瑣,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他們興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廟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著國家的權力與財富,直到將北宋帝國導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2013-11-28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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