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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林語堂(二)
民國文人之林語堂(二)
林語堂     阅读简体中文版

 教學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英文課的時候,開學第一天,上課鐘打了好一會兒他還沒有來,學生引頸翹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終于來了,而且夾了一個皮包。皮包里的東西裝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撐破了。學生們滿以為林先生帶了一包有關講課的資料,興許他是為找資料而弄得遲到了。誰知道,他登上講臺后,不慌不忙地打開皮包,只見里面竟是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
  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但學生們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著他,不知他葫蘆里賣的到底是什么藥。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開宗明義,大講其吃花生之道。他說:“吃花生必吃帶殼的,一切味道與風趣,全在剝殼。剝殼愈有勁,花生米愈有味道。”說到這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后我上課不點名,愿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性子,不要逃學,則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學生們哄堂大笑。林語堂微笑著招呼學生:“請吃!請吃!”教室里響起了剝花生殼的聲音。林語堂宣布下課,夾起皮包飄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語堂講課時,總是座無虛席。
  
  林語堂痛恨上課點名,但他的學生卻從不缺課,不像其他課,老師點名后,居然還有人乘機溜課。他上課時,教室里總是擠得滿滿的,座無虛席,甚至連別班別校的學生,也往往會趕來旁聽。一則因為他的名氣響,他編了《開明英文讀本》和《開明英文文法》等,儼然是一位英語教學的權威專家。再則他的課講得確實有水平,德國萊比錫大學畢業的語言學博士算是貨真價實的。學生來不來,悉聽尊便;上課講什么,怎樣講,則悉聽林語堂之便了。他從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上課用的課本也不固定,大多是從報章雜志上選來的,謂之《新聞文選》,生動有趣,實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講解,而是挑幾個似同而異的單詞比較。比如他舉中文的“笑”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癡笑”、“苦笑”等以作比較。學生觸類旁通,受益無窮,大感興趣。他的腦子里似乎也沒有多少師道尊嚴,不像有的先生擺出一副儼然神圣的架勢,裝腔拿調,他則笑顏常開,笑語連篇。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從不正襟危坐,他說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講著。在講臺上踱來踱去,有時就靠在講臺前講。講著講著,一屁股就坐到了講臺上;有時也坐在椅子上講,講得興濃,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會像家居那樣,將兩只穿著皮鞋的腳中蹺到講臺上。學生們先是大愣,后來也就習慣了。
  
  林語堂還有一項絕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課程,從來不舉行考試,每當學期結束前,要評定學生成績,他便坐在講臺上,拿出學生名冊,一一唱名,被點到的學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學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數,他對著沒有十分把握的學生,就請對方到講臺前,略為談上幾句,然后定分。
  有人問他,怎么能憑外表來打分數呢?他說:“假如使我只在大學講臺演講,一班五十幾個學生,多半見面而不知名,小部分連面都不認得,到了學期終,叫我出十個考題給他們,而憑這十個考題,就定他們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憑著他有超強的記憶力,讓全班的學生,在幾節課下來,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課堂上,隨時點指學生回答問題,因此,還未到學期結束之時,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數,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訣。
  據當時上過林語堂課的學生們回憶說:“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數,其公正程度,遠超過一般以筆試命題計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學們心中,無不佩服。”
 

恩怨
  
   林語堂一生和兩個好友反目,這兩個人,一個是魯迅,另一個是美國作家賽珍珠。
  
  林語堂和魯迅因《語絲》而結識,并在在以筆戰斗的崢嶸歲月中結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慘案后,由于北京形勢太壞,林語堂寫的文章也沒有報紙敢發,軍人打扮的人還時不時地在家門口溜達一圈,美其名曰“保護”,其實就是監視。于是林語堂接受了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的邀請,到廈大任教。隨后,林語堂將魯迅也邀請到廈大。廈大靠理科起家,經費、校舍資源等各項政策都向理科傾斜。林語堂創辦的國學院興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經費,遭到理科部主任劉樹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掌管財政之便,幾次逼魯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讓魯迅搬到了廈大的地下室。更過分的是,魯迅的屋子里有兩個燈泡,劉樹杞說要節約電費,非得讓人摘下一個。魯迅氣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翹起來了。但是為了林語堂,魯迅留了下來。他說:“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擊。所以有些彷徨。”
  
   這樣有著十年情誼的兩個人,卻最后分道揚鑣。
  
   1927年林語堂辭去外交部的官職來到,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他開始倡導“幽默”。而魯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因為想法的不同,他們漸行漸遠。
  
  分化從一件小事開始。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鬧版稅官司,由郁達夫作“和事佬”為二人調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樓擺酒宴請魯迅,林語堂夫婦也被邀請。林語堂愛說話,人際關系卻極為糊涂。去之前廖翠鳳反復提醒:“堂,待會少開口。”
  
  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曾經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說也要辦一個書店,并以李小峰為誡,決不拖作者的工資,但魯迅權衡之后沒有答應。這話傳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當時就很不痛快。后來,魯迅要和他對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覺得是張友松在從中使壞,幾次在背后攻擊張友松。
  
  魯迅很忌諱這件事,聽林語堂一說,疑心話中有話,譏諷自己受了張友松的挑撥,當即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么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 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郁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和廖翠鳳趕緊離開。筵席不歡而散。因此事,林語堂和魯迅的友誼亮起了紅燈。
  
  不久,林語堂辦起《論語》,做了“幽默大師”,魯迅更不能理解,他認為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有一次《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為要去杭州“風雨茅廬”的郁達夫和王映霞餞行。林語堂和廖翠鳳也參加了。飯后,大家不約而同地抽起煙來,一時間,煙霧繚繞。林語堂好煙,看著眾人吞云吐霧的樣子,林語堂興致勃勃地問魯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幾只煙?”
  
   “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
  
   林語堂一臉興奮,正準備接著問。
  
   “你是不是在替《論語》找材料?”魯迅的口氣突然冷起來。
  
  原來林語堂在最近的一期《論語》上發表了《我的戒煙》一文。魯迅公開批評林語堂盡拿些吸煙、戒煙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時今日之中國是不適合這種西洋式幽默的。
  
   “我準備廣播一下!”林語堂沒有留意魯迅口氣的變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辦得好!”
  
  聽魯迅這么一說,林語堂氣得發昏,連辯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說話。鬧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靜悄悄的,氣氛緊張得可怕。這是林語堂和魯迅的第二次誤會。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林語堂担任了宣傳主任,魯迅也是民盟的積極分子,兩位語絲戰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楊杏佛被暗殺。好友的故去讓林語堂悲痛欲絕,但因為這件事他和魯迅又產生了誤會。
  
   6月20日,舉行楊杏佛的入殮儀式。林語堂正在被嚴密監控,出不得門。魯迅去后沒有見到語堂,很生氣,“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又有什么危險!” 事實上,據《申報》報道,林語堂參加的是7月2日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也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的。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然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的裂縫朝著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語堂和章克標意見不和,一氣之下離開《論語》,另起爐灶,辦起了《人間世》。誰也沒有料到,這竟是林語堂和魯迅友情的終點。
  
  據當時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憶,《人間世》創刊前,語堂請文壇好友來家里吃飯。客人來得差不多了,就差魯迅。大家都知道語堂和魯迅最近鬧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語堂擺擺手,很有把握地說,不必,他一定會來的。話音剛落,魯迅就拖著膠皮鞋,嘀嘀嗒嗒地走進來了。
  
  《人間世》走的是《論語》談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慣林語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來又發生了周作人的自壽詩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寫了《人間何世》,指著林語堂的鼻子罵了一通。自此,左翼聯盟系統地開罵了。盟主魯迅罵得最兇,攻擊林語堂文學上的趣味主義和自由主義,說幽默文學是“麻醉文學”。
  
   其間,又發生了幾件小事。
  
  在一次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兀自講粵語,說得興致盎然,其他人聽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語堂故意講一口流利的洋涇濱英語,表示是雞同鴨講,逗趣一番。沒料到魯迅厲聲到:“你是什么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林語堂啞口無言。
  
  魯迅曾寫信勸告語堂不要搞這些小品了,多翻點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語堂回信,“等老了再說”。時過一年多,魯迅給曹聚仁寫信,提到了這件事:“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并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林語堂聽說后,無奈地解釋道:“亦近挑撥呢。我的原意是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為我中年時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譯成英文。……現在我說四十譯中文,五十譯英文,這是我工作時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譯的嘲笑意思呢?”
  
  文學立場的涇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誤會,魯迅不再把林語堂當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觀樓補擺婚宴,魯迅來得晚,一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二話不說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蠻性》一文,只有三句話: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把林語堂和他們相提并論,魯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見。)
  
  魯迅與林語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時,一次魯迅不小心把煙頭扔在了林語堂的帳門下,把林語堂的蚊帳燒掉了一角,林語堂心里十分不悅,厲聲責怪了魯迅。魯迅覺得林語堂小題大做,因為一床蚊帳這么大火氣,未免太傷人了,便還回敬說一床蚊帳不過五塊錢,燒了又怎么樣,兩人就這樣爭吵了起來。
  
   兩年之后,林語堂遠赴美國,終此一生,兩人再沒有相見。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除夫人廖翠鳳外,與林語堂交往時間最長、關系最為密切的女性,莫過于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美國女作家賽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話,也有遺恨。
  
  賽珍珠是在中國布道的美國牧師的女兒。她生于中國,后回到美國學習,但是從美國弗吉尼亞州——梅康女子學院畢業后,仍回到中國,在南京大學担任英語老師。賽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想寫一本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書。她知道自己對中國的了解還不透徹,理解還不深刻,想找一個合適的中國人來寫。在與林語堂結識后,賽珍珠便選定林語堂成為這本書的撰稿人。
  
  當時美國德出版商約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爾什對賽珍珠十分心儀,為了追求賽珍珠,她從美國一直追到中國,當他聽到賽珍珠說起這個消息,也鼓勵林語堂寫這本書。
  
   1934年,林語堂用英文寫出了《吾國與吾民》。賽珍珠讀完書稿,拍案叫絕,驚呼這是“偉大著作”!此時賽珍珠與R•沃爾什已經結婚,《吾國與吾民》由賽珍珠丈夫R•沃爾什的約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國與吾民》一問世,就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當年9月至12月連印了七版。林語堂在美國讀者中有了聲望,賽珍珠夫婦認準了林語堂的學識和文筆合乎西方讀者的口味,可以成為約翰•黛公司的搖錢樹。因此,他們決定邀請林語堂到美國去專事寫作。W
  
   林語堂接受賽珍珠的邀請,賣掉了房屋和家具,帶著妻子廖翠鳳和三個孩子,帶了二十箱中國古籍,來到美國。
  
  林語堂到了美國,就住在賽珍珠夫婦的賓夕法尼亞州鄉間別墅。兩個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個大家庭,經常在一起聚餐。林語堂的夫人廖翠鳳與賽珍珠經常用漢語聊天,廖翠鳳給她講中國故事,為她朗誦《水滸傳》,賽珍珠一邊聽,一邊用筆譯成英文。兩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關系十分親密。
  
  林語堂的二女兒亞娜(林太乙)上學時,美國同學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你為什么不裹小腳?”“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條辮子?”“你吸鴉片嗎?”“你吃鴿子白窠(指燕窩)嗎?”“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嗎?”等等。亞娜回家說給父母聽,林語堂感到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偏見,他決定寫一本書,以東方文明的悠閑哲學來批評美國高度工業機械化所造成人的異化,為西方文化人生價值取向的弊端尋找療救的藥方。
  
  林語堂向賽珍珠談了撰寫新著的打算,賽珍珠夫婦建議他在《吾國與吾民》的基礎上,將其第九章《生活的藝術》擴展而成一本書。林語堂欣然采納,用了半年的時間,兩易其稿,寫成了《生活的藝術》。
  
   1937年,《生活的藝術》由賽珍珠夫婦的約翰•黛公司出版。這次引起的轟動比《吾國與吾民》更大,每月讀書會作為12月份的特別推薦書,比《吾國與吾民》更加暢銷,不斷重印,多達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的18個版本也同樣暢銷。《生活的藝術》成為歐美各階層男女老少的“枕邊書”。
  
   1938年,賽珍珠的反映中國生活的長篇小說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激勵起林語堂轉向長篇小說創作。林語堂經過整整一年的奮斗,于1939年8月8日終于寫出了70萬字的長篇小說《京華煙云》,1939年仍由賽珍珠夫婦的約翰•黛公司出版。《京華煙云》一出版就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僅抗戰期間《京華煙云》在美國就銷了25萬部。林語堂接著仍寫長篇小說,1941年的《風聲鶴唳》,1953年的《朱門》,都是由約翰•黛公司出版的。
  
  林語堂在美國住了30年,用英文寫了近30部書,由約翰•黛公司出版的還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傳記文學《蘇東坡傳》(1947年版)、《美國的智慧》(1950年版)、《寡婦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語堂和賽珍珠是不同國籍、不同性別的一對很好的文友,然而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畢竟不同,他們之間的矛盾終于爆發了。
  
  林語堂從小夢想當發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時,林語堂經常翻閱英文版的《機械手冊》,有時間就畫打字機的結構草圖,想發明一種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機。到了美國,仍不改初衷,四十多歲了,他還想上麻省工學院,深造理工。到抗戰勝利后,他開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機,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鐘能打50多個漢字、與英文打字機一樣大小的打字機,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中文打字機。他申請了專利,到處推廣,但造價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產。因此他投入的10萬美元的成本就無法收回,連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無法維持。不得已,林語堂硬著頭皮向賽珍珠告貸。他完全沒有想到,將他引入美國、與他有十幾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賽珍珠與往日判若兩人,斷然拒絕。
  
  林語堂非常惱火,立即向賽珍珠清算版稅,索取版權。按美國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稅,而賽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給的百分之五的版稅。賽珍珠拒絕林語堂清算版稅收回版權的要求,打電話給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說:“你的父親是不是瘋了!”
  
  沒有得到版稅,林語堂請律師打官司,要與賽珍珠對簿公堂。經朋友調解,約翰•黛公司才將其著作的版權歸還給林語堂。
  
   1954年10月,林語堂應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學校長,曾打電報向賽珍珠告知行期,賽珍珠不僅沒有前來送行,連電報也沒回。對于此,林語堂說了一句話;“我看穿了一個美國人!”
  
   1955年,林語堂寫了《遠景》一書,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從此,林語堂與賽珍珠的關系完全破裂。

 

婚戀
  
  林語堂的初戀是青梅竹馬,一個叫“橄欖”的女孩。“橄欖”本名賴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親是林語堂母親的教女,初次見面,賴柏英的母親按照傳統輩份的觀點,讓她叫語堂“五舅”。林語堂那時候又小又瘦,個頭和柏英差不多。小賴柏英不高興了,撅起嘴來,堅決不肯叫。林語堂本想板起臉,裝裝“五舅”的大人樣,可瞅見柏英委屈的模樣,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為賴柏英的臉偏瘦,活脫脫一個剛成熟散著甜香的橄欖,林語堂便叫她“橄欖”。
  
   兒時他們常在山間一起玩,林語堂曾用圣經上的一句話形容過賴柏英赤足的樣子:“她的腳在群山間,是多么美麗!”
  
   但是由于林語堂想出國留學,而賴柏英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家鄉,所以他們分手了。
  
  林語堂從未忘記他的初戀,而柏英赤著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語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結”,贊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專門寫了篇《論赤足之美》,他說:“要是問我赤足好,革履好,我無疑地說,在熱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賦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與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靈便,童年時快樂自由,大家忘記了吧!步伐輕快,跳動自如,怎樣好的輕軟皮鞋都辦不到,比不上。至于無聲無臭,更不必說。”

 在圣約翰大學上學時,林語堂和廈門的陳希佐、陳希慶兄弟交好。也由此認識了他心儀的第二位女子,陳氏兄弟的妹妹陳錦端。錦端的父親陳天恩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討袁戰爭失敗后,一度逃往菲律賓。回國后,陳天恩大興實業,創辦了造紙廠、電力廠、汽車公司等,是廈門數一數二的巨富。陳家篤信基督教,陳天恩還是基督教竹樹堂會長老。
  
  林語堂對陳錦端一見鐘情,而陳錦端也心儀林語堂,二人很快墜入愛河。放暑假時,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語堂一刻也離不開心上人,幾次三番跑到廈門,說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實就是為了看看錦端。在學校,陳錦端總是和他有說有笑,回家后,她卻躲進房間,怎么也不肯出來。林語堂還以為少女懷春,多半是羞于見人的,所以也沒有放在心上。
  
  林語堂經常造訪陳家,經驗豐富的陳天恩早就看出來,語堂不是來看陳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長女。他想起別人說過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語堂。陳天恩那時已經為錦端物色了一個名門大戶的子弟,就要談成了。他認為林語堂雖然聰明,但不虔誠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寶貝女兒可不能托付給這種人。陳天恩對陳錦端表明態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見林語堂。另一方面,陳天恩把語堂叫過來,說,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舊時林語堂后來的夫人廖翠鳳)賢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準成。
  
  林語堂馬上明白了陳天恩的意思。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垂頭喪氣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罵語堂:“你怎么這么笨,偏偏愛上陳天恩的女兒?你打算怎么養她?陳天恩是廈門的巨富,你難道想吃天鵝肉?”大姐的話把林語堂從夢幻中拉到了現實。就這樣,林語堂的第二次戀愛還沒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陳錦端一直占據林語堂心里的某個角落,歷久而彌新。據林語堂女兒林太乙回憶:父親對陳錦端的愛情始終沒有熄滅。我們在上海住的時候,有時錦端姨來我們家玩。她要來,好像是一件大事。我雖然只有四五歲,也有這個印象。父母親因為感情很好,而母親充滿自信,所以不厭其詳地、得意地告訴我們,父親是愛過錦端姨的,但是嫁給他的,不是當時看不起他的陳天恩的女兒,而是說了那句歷史性的話:“沒有錢不要緊”的廖翠鳳。母親說著就哈哈大笑。父親則不自在的微笑,臉色有點漲紅。我在上海長大時,這一幕演過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親心靈最深之處,沒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錦端永遠占一個位置。
  
   80歲的林語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幾句:“我從圣約翰回廈門,總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為我熱愛我好友的妹妹。”
  林語堂每次畫少女,總是長長的頭發,用一個寬大的發夾別著。林太乙問他,為什么總是這副打扮?林語堂回答,這是他第一次見錦端時她的打扮。
  
  林語堂說:“吾所謂鐘情者,是靈魂深處一種愛慕不可得已之情。由愛而慕,慕而達則為美好姻緣,慕而不達,則衷心藏焉,若遠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為真情。此所謂愛情。”到晚年,林語堂晚腿腳不便,常年坐在輪椅上。有一回,陳希慶的太太來看他。語堂又問起了陳錦端,陳夫人告訴他,錦端還住在廈門。語堂激動地站起來,推著輪椅要出門,“你告訴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鳳急了,“堂,你在說什么瞎話!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廈門!”數月后,林語堂就溘然長逝了。

 陳天恩 “棒打鴛鴦”后為了安撫年輕氣傲的林語堂,他安排了語堂和鄰居廖悅發家的會面。廖家也是大富之家,雖然比不上陳天恩,可在廈門也有自己的錢莊和房產。廖悅發是個十分傳統的舊式家長,脾氣很壞,重男輕女,對女兒的教育十分嚴厲。廖家的女兒從小就要干活,烹飪、洗衣裳、縫紉等都是家常的功課。廖悅發說,這是為了將來到丈夫家能好好過日子。他動輒向妻女大吼大叫,對兒子卻百依百順。廖翠鳳是烈性子,看不慣父兄欺負母親,偶爾也頂上幾句,可哥哥們都學會了爸爸的壞習慣,對這個妹妹從不看在眼里,打罵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還幫幫她。廖翠鳳一心想離開家,結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語堂不能拂了陳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語堂并沒有見到廖翠鳳,因為根據規矩,他們不能相見,只能躲在屏風后面觀察他。由于林語堂與廖翠鳳的二哥較好,所以林語堂的大名,廖翠鳳早就聽說過了。她覺得語堂是年輕俊朗,說起話來神采飛揚,一副“舍我其誰”的豪氣。二哥又對她說,語堂是個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給他,一定會幸福的。
  
  林語堂的大姐瑞珠曾經和翠鳳同過學,她對父母說,翠鳳雖然是在大家庭長大的,可一點嬌縱之氣都沒有,是個樸實端莊的好姑娘;長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圓潤的臉龐,人中很長,肯定會成為極其賢惠的妻子。林至誠夫婦聽了,也很高興。他們勸語堂,“娶妻求賢”,才能好好過日子。林語堂沒了陳錦端,覺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決定他沒有意見,林至誠就向廖家提親了。
  
  而廖悅發一向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養著,嫁給誰都沒什么關系。訂婚前,廖翠鳳的母親跑到她的房間。母親担心女兒,苦口婆心地說,語堂是個聰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師的兒子,家里窮,這可是“呷飯的人家嫁給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廈門俗語,意思是說吃飯的人家嫁給吃粥的人家,會受窮的。廖翠鳳有自己的想法:自家還算殷實,可父親對母親有哪點好了,這和受窮不是一樣難熬嗎?她斬釘截鐵地對母親說:“沒有錢不要緊!”
  
   于是林語堂和廖翠鳳就這樣訂婚了。
  
  林語堂和廖翠鳳結婚之前,他的父親林至誠很是高興,因為林語堂娶了個錢莊家的女兒,還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留洋。林父常捋著胡子,笑瞇瞇的,逢人就說:要大頂的花轎,新娘子是胖胖的喲!不知哪個好事之徒把這話傳到了廖翠鳳的耳朵里,氣得她立刻吃了好幾片瀉藥減肥。
  
  結婚當日,當著眾賓客的面,林語堂拿出婚書,對新婚的妻子說:“我把它燒了!婚書只有在離婚的時候才有用,我們一定用不到。”舉座嘩然。這紙婚書果然沒有用到。林語堂和廖翠鳳相親相愛,白頭偕老,造就了一段半個多世紀的金玉良緣。
  
  林語堂是讀書人,有著讀書人的多愁善感,有時情緒激動,見殘月感懷,見落花傷心。廖翠鳳對除林語堂以外的一切藝術家都抱著錢莊女兒的懷疑。邋遢的畫家、長發的詩人、街頭賣唱的流浪藝人,她一概覺得是精神病的同義語。兩人到雅典衛城參觀。莊嚴肅穆的古城墻,深藍幽靜的愛琴海,林語堂對人類的巧奪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頌歌,而廖翠鳳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顧地說:“我才不要住在這里!買一塊肥皂還要下山,多不方便!”語堂啞然失笑。
  
  林語堂對此有感而發:“才華過人的詩人和一個平實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時,往往是顯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個詩人丈夫,而是那個平實精明的妻子。”
  
  林語堂討厭一切形式上的束縛,如領帶、褲腰帶、鞋帶兒。廖翠鳳每次出門卻非得打扮齊整,胸針、手表、耳環,連衣服邊腳的皺褶也得熨貼,一個端莊而有教養的太太所需的東西,她都一絲不茍地完成。她還要求林語堂這樣做。她常常盯著林語堂看,林語堂不等她開口,就學她的口吻說:“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齒給香煙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發了……”廖翠鳳不僅不生氣,反而得意地說:“我有什么不對?面子是要顧的嘛。”林語堂從這樣的對話中發掘了無限的樂趣。
  
  廖翠鳳以中國傳統女性的溫良恭儉容納了語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語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這樣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還是像坂仔那個調皮的山鄉孩子,時時出怪主意,作弄老實的廖翠鳳。林語堂把煙斗藏起來,叫著,鳳,我的煙斗不見了!廖翠鳳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說,堂啊,慢慢找,別著急。翠鳳滿屋子地找,林語堂則燃起煙斗,欣賞妻子忙亂的神情。
  
  有女兒后,林語堂就隨著女兒管廖翠鳳叫“媽”。他從書房出來,總是像小孩子般地問:“媽在哪里?”有時膩煩廖翠鳳的管教,林語堂也會說:“我以為我早就小學畢業了。”廖翠鳳不說話,笑瞇瞇地看著林語堂,林語堂就乖乖地做廖翠鳳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語堂次女)兒時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對話:廖:語堂,你的頭發要剪了。林:不!還好哩。我從未見過有人像我這樣的整潔。廖:但是太長了。你去照鏡子看。林:現在你看?并不長。我是太整潔不像作家了。廖:語堂,你應自己明白頭發是太長了。林:但是我剛在兩星期前剪過發。我不去,除非自己覺到太長了。我已43歲。廖:43歲是43歲,但你的頭發是太長了。林:我要使我的頭發像先生的一樣長,但不像他一樣的用頭發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請你聽我的話。你明晚要去演講。我見你有這樣長的頭發站在講臺上,我要覺得慚愧的。林:假使讓聽眾見到林語堂的頭發這樣的整潔,我也要覺到慚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發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給他們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發店去嗎?林:不,我要預備演講。廖:不,請你吃過中飯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時候去吧。林:請你不要煩,我不是你的兒子。廖:但你也許是的。林:我不是。廖:現在,語堂,不要生氣。去吧。林:為了避免淘氣,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應當去。不要忘記叫他們洗洗頭。那是太臟了。還告訴他們剪去半寸長。林:對的,香!廖:謝謝你。
  
  還有一次,廖翠鳳說,她的一個朋友生了“兩個雙胞胎”。語堂是攻語言學的,立刻發現這句話有語病。他糾正翠鳳:“你不應該說‘兩個’雙胞胎。雙胞胎就意思兩個。”
   “當然,雙胞胎就是兩個,有什么錯?”
   “你可以說一對雙胞胎。”
   “一對不是兩個是什么?”
   林語堂無話可說。
  
  廖女士最忌諱別人說她胖,最喜歡人家贊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語堂每逢太太不開心的時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會笑起來了。
  
  廖翠鳳是家中的總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揮所有人的行動。不愛做家務的林語堂也必須負責飯后的洗碗碟工作。不過,林語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陣勢,打碎碗碟的聲浪不絕于耳。廖翠鳳算算賬,發現讓林語堂洗碗實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務。林語堂高興地去捏廖翠鳳的鼻子。廖翠鳳也笑起來,她向來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歡人家贊美。可看見林語堂那么高興,廖翠鳳又不禁懷疑,語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鳳喜歡談論家事,回憶過去,林語堂就坐在椅子上,點燃煙斗,不出任何聲音,靜靜地聽翠鳳的嘮叨。他笑稱:“怎樣做個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歡的時候,你跟著她喜歡,可是太太生氣的時候,你不要跟著她生氣。”
  
  廖翠鳳帶著語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說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貴人,凡事能逢兇化吉。翠鳳很高興,不無得意地對林語堂說:“你這些年來順順利利的,也許就是因為我帶來的福氣呢。”
  
   兩人的爭執都像相聲一樣有趣。“你為什么不能好好教書?不要管閑事了!”她厲聲說。
   “罵人是保持學者自身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罵人”。
   “你在‘邋遢講’!”她罵道。這句廈門話,意思是胡言亂語。
   (后來)
   “堂啊,你還在邋遢講,來睡覺吧。”
   “我邋遢講可以賺錢呀。”
   “你這本書可以賺多少錢?”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當時的文化名人大多拋棄了舊家庭的發妻,另找了時髦的知識女性。林語堂成名以后,廖翠鳳担心他也會喜新厭舊。語堂安慰她:“鳳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為妻,我要的是賢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討厭矯揉造作、故作嬌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見當時的紅明星林黛,林語堂很不喜歡。他說:“東方美麗的標準是板面、無胸、無臀、無趾的動物——一個無曲線的神偶,我要拿她來做木工的神尺。”
  
  林語堂和一般懂得體貼太太的丈夫一樣,對女人愛穿著打扮的方面,表現得毫不吝嗇;他知道太太講究穿鞋,每次經過鞋店,總是鼓勵太太進去選購,自己則帶著孩子打發時間。
  
  林語堂曾經說過:“只有苦中作樂的回憶,才是最甜蜜的回憶。”他們即使窮得沒有錢去看一場電影,也可以去圖書館借回一疊書,倆人守住一盞燈相對夜讀,其樂不改。所以大師亦說,窮并不等于“苦”,他從來沒有“苦”的感覺;世俗所謂的“貧窮夫妻百事哀”的邏輯,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雜志采訪他們,問多年婚姻的秘訣,夫妻倆搶著說,只有兩個字,“給”和“受”,只是給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滿的婚姻。廖翠鳳實在地總結了幾條:“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訴說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養成當面罵丈夫的壞習慣;不要自己以為聰明;不要平時說大話,臨到困難時又袖手旁觀。”林語堂則飽含深情地說:“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風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兩個個性不同的人去過同一種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臉孔上,是在心靈上。等到你失敗了,而她還鼓勵你,你遭誣陷了,而她還相信你,那時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養督責兒女,看到她的犧牲、溫柔、諒解、操持、忍耐,那時,你要稱她為安琪兒,是可以的。”
  
   1969年,林語堂和廖翠鳳結婚半個世紀。在語堂的授意下,親朋好友為他們舉辦了盛大的金婚紀念晚會。林語堂送給翠鳳一個手鐲,他說,是為了表彰她這么多年來堅定不移守護著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犧牲。廖翠鳳想起結婚伊始,林語堂撕婚書時的堅決,百感交集。手鐲上刻著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牽掛,一縷情依依,歲月如梭逝,銀絲鬢已稀,幽冥倘異路,仙府應凄凄,若欲開口笑,除非相見時。”

評價
  
   1935年6月,賽珍珠在上海為《吾國與吾民》作序,她寫道:“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我認為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于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個中國人寫的,一位現代的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諾請魯迅寫出中國當代最好的雜文家五名,魯當即寫下林語堂的姓名,而且寫在自己前面。
  
  林語堂的小說是用英文寫的(據說小說他只能用英文寫)。趙毅堂在《林語堂與諾貝爾獎》一文中指出:“應當說,林的中文好到無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無法翻譯成中文”。
  
  林語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生活的藝術》在美國重印40次,并被譯成英、法、意、荷等國文字,成為歐美各階層的“枕上書”。

2013-11-28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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